感想：戈夫曼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理论，“拟剧”理论，就是将社会比喻成一个戏剧舞台，而身处其中的个体则被视为演员，将社会中的人际互动浓缩在这个舞台上。个体的角色和行为以表演的形式呈现，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巧妙的比喻。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学校或者一个组织都是一个微型社会，因而将一个剧团作为社会的一个微型模型，倒是有可取之处。同一台戏剧，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都不同。甚至，同一个人，在同一台戏剧里面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和与之互动的人。在孩子面前，他是父亲，在妻子面前，他是丈夫，而在领导面前，他是下属。戏剧轮番上演，而社会学家就是忠实的观众。正如“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台戏剧，他们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只会看到自己想看的，真正感兴趣的。同样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个体的影响，马克思，齐美尔和马尔库塞眼中看到的表演就是不同的。一、 马克思：喝血吃肉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用厚厚的三卷《资本论》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剥削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来到这个世上，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他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在舞台上搭建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模型，里面的构造严丝合缝，机器运转有条不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个体就像机器燃料一样，被剥削，被压榨。在这个舞台上，气氛是沉重压抑的，连灯光也变的阴暗。演员的脸上写满了疲惫，他们的角色是工人阶级。而另一部分人，则是大腹便便，趾高气昂，满面油光，他们则是资本家。他们坐在舒服的椅子上，看着这个巨大机器在运转。这是个庞大的粉碎机，左边运进去的是原料和人工，右边出来的便是金光闪闪的货币。而下一幕，便是工人阶级摇臂呐喊，要推翻这个巨大的吃人机器。现实中结局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在马克思的剧本里，他们胜利了，共产主义终将取而代之。二、齐美尔：货币是把双刃剑齐美尔总是能给人提供不同的视角，他眼中的舞台是黑白并存的，光明伴随着黑暗。货币一面沐浴着阳光，人人为之倾倒，而它的另一面则布满阴影，埋葬了多少肮脏龌龊。在他的舞台上，货币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有机会上场，所有声音都是开放包容的，演员可以畅所欲言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他毫不吝啬褒奖。对于人将沦为工具，主体被客体化，他也是痛心疾首。他满怀担忧，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最终归途。所以他的剧本可能是未完待续状态，大片留白，等着时间来回答。三、马尔库塞：机器人的诞生马尔库塞是有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的，尤其是在谈到人的异化那一部分。这让我忍不住想到了电影《摩登时代》，或许马尔库塞眼中的世界也是类似的。舞台上机器轰隆，车间里面挤满了工人，大家都面无表情，眼神呆滞，就像上了发条的机械一样，只会重复单调的动作。人与人之间彼此不说话，不互动，何其冷漠麻木。这大概就是马尔库塞想告诉我们的吧。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一系列问题，而马尔库塞关注的更多是对人自身的影响。技术在进步，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技术化，理性化。但凡事都讲究一个度，当个体过于理性化后，就开始趋同，为主体的独特性就不复存在，反而成了一种工具和手段。而这也是齐美尔曾经谈到的。人们不再会反抗，不再会批判，只会单向度的思考，这是极其可怕的。而如何治愈这些异化的个体，仍没有人能开出一副良药。
感想：
浅谈齐美尔笔下的辩证统一思想
齐美尔的研究较宽泛，似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引起他的兴趣，上至生命、宗教，下至货币、服饰。他的观点抽离现实，飘渺广阔，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关心市井生活，充满浓浓烟火气，十分的接地气。一方面，这可能和他生长的环境有关系。他出身富裕人家，家境显赫，所以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入木三分。另一方面，他对市井生活的关心则可能是兴趣使然吧。他的视角是超前的，所以能穿越时间长河，预见甚至于洞悉数百年后所发生的事情。这可能是源于他看待问题总是抽离时间和空间，客观中立，不戴有色眼镜，也不拘泥于特定的语境吧。他是社会学家，也是哲学家，因此翻阅他的书籍时，那些偏哲学的思考总能引起我的兴趣。虽然只是似懂非懂，但却为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新思路。他经常采用辩证统一的观点，因而能看到事物的两面性，这两面并不对立，而是和谐统一，共存于同一事物中。所以本文就主要来谈一下齐美尔笔下的那些带有浓重的辩证统一色彩的话题。一、时尚的独特性与广泛性齐美尔笔下的时尚可以被看作是一群人的狂欢。这一群人不能太多，多了就会沦为大众文化，是平庸而并非时尚。这一群人也不能太少，少了就难以形成燎原之势，把这股时尚的火燃到更多地方。这就是时尚具有的独特性与广泛性的完美结合。独特性较容易理解，时尚就是要与众不同，特立独行，在人群中独领风骚。但同时，它也需要广泛性传播，要有十足的吸引力，引领潮流，吸引更多人加入这场狂欢。如果它不能吸引更多人加入，便只是游走在大众文化边缘，哗众取宠罢了。时尚就是永远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它要懂得把握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既不能离大众太远，呈现割裂状态，也不能被大众所淹没，要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需要在获得大众认可的同时，永远保持领先的状态，做时代的弄潮儿身份，这样才是真正的时尚。时尚的发展过程就是循环往复的周期性过程，也可以说时尚就是一场轮回。当一种时尚被普遍接受时，便意味着它不再成为时尚，而是沦为大众文化。与此同时，新的时尚出现，引领新潮流。而兜兜转转几十年后，被遗弃的时尚或许又会被人们重新奉为潮流。时尚本身也充分体现了个性差异化与社会一致化的统一。时尚于个体而言是彰显独特性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个体差异。而在社会层面来看，时尚会引起个体的模仿，这是社会化的过程。当时尚流行时，整个社会趋向于接受该文化，继而会出现整体的一致性。这二者也并不矛盾 二、分离与联结——货币、桥与门世间有合自有分，有分亦有合。分分合合总是相对而生的。所以事物若有联结功能，自然也具备分离功能，譬如货币、桥与门。货币产生之初就是承担桥梁和纽带作用，而相应的，货币也可以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这听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货币的互动与割裂功能货币作为衡量价值的重要标准，凭借其统一性而缩短了目的序列，方便了交换，在人与生产物之间建立联系。但它在不自觉中也加剧了二者间的分离，并使其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个人和商品逐渐呈现割裂状态。因为当货币越来越成为唯一的沟通桥梁时，它也成了难以逾越的沟渠。有则通向天堂，无则投入地狱。 桥与门则是分离与联结的有力表现。齐美尔也曾说“对比自然界，只有人才有权利组合和分离事物。” 这两者也是人为改造自然的结果。桥是将自然界中本分离的东西联结起来，实现了统一。而门则是在原本空间内划定一个人为的界限，以此实现了空间上的分离，隔离内部和外部。但与此同时，这二者的功能都是可以转换的。桥在联结两端的同时，也并没有改变它们本身的分离属性。门虽然分离了事物，但是门内外的事物并没有被完全隔绝。因为门是可以打开的，是可以提供互动渠道的。 或许在人类发明这两个事物之初，并没有想到这个层面，但在齐美尔的论证下，似乎二者真的饱含人类智慧和对辩证统一的思考。三、生命与死亡人们普遍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对立面，但在齐美尔看来并非如此。二者总是相辅相成，互不可缺少，死亡甚至是生命的固有属性，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生命是不间断的洪流，总在超越自我。而每个个体的最终宿命便是死亡。从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去赴死。 “在生命的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将死之人。”死亡的恐惧让生命有了意义。如果没有死亡，时间便失去了意义，活着的每一天只是在度日而已。如果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算起，我的每一天都在失去。如果从死亡的那一刻开始计算时间才完全属于我，那我之前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失去。生命如同沙漏，流下的沙子是我们已经走过的人生，已经耗费的时间，但同时也是我们为死亡积累的经历。。如果定义出生时我们已拥有全部时间和生命，那我以后的每一天都在失去，直到生命尽头。但如果定义在死亡时我们才真正掌握了自己的时间和生命，那我们之前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在为未来积累。这种辩证的思想让我眼前一亮。常说，人老后，曾经学会的技能也一点点还回去，先是丧失运动能力，继而是语言能力，最后就连呼吸也不会了。这是奔向死亡的必经之路。但如果出生那一天为终点，我们不过是回到了起点而已。一切依旧如往昔。 读齐美尔的著作时，常感叹于他的天马行空而又新奇的论点，虽然经常半知半解，甚至一头雾水，但他着实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去欣赏万事万物，努力拥有一双发现美与的眼睛。这种有趣的灵魂着实让人羡慕。
4月3日至5月18日书单：《货币哲学》三卷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生命直观》 《桥与门》 《宗教社会学》 《时尚的哲学》（在读）书评：货币本无色- 读《货币哲学》有感
“货币”，这一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似乎经济学家乃至社会学家都绕不开它。 有人说货币是万恶之源，有人则声称货币是进步的推力。但或许，二者都对，又都不对。货币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只是要看其被何人使用，用作何用吧。 货币本无色，入万人眼，则有了万色。 不同于马克思商品性质的货币，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把焦点聚焦在货币对社会、对人的影响上。从经济学领域提升到哲学层面上,甚至有些形而上学的意味，用辩证而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货币存在的意义。 这种抽离历史背景而对货币进行的分析也自然而然对我们当今世界有借鉴意义。当时看似是预言或者预测的事情，如今已经部分变为现实，所以我们在《货币哲学》中代入现代社会，并不会唐突或者跳戏，反而更有利于加深理解。 首先，西美尔在书中向我们说明了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联结,同时这种互动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分离但又相辅相成的。缺少其中任何一项,则社会都不能被称之为社会。 而在这种互动中出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叫做“价值”。价值并不是事物原本固有的，它存在于这种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分离中。当二者之间存在距离时,价值便产生了。价值的由来也导致了其天生具有的主观性,因人而异，全取决于主体对客体的判断。但普遍可见的是,价值会受相对距离的影响，太远或者太近时都会贬低价值，基本是呈现正态分布的样子。距离太近，客体唾手可得，自然不懂得珍惜，价值微小；而距离太远时，客体可得到性太小，拥有简直就是痴心妄想，没有激励效果，自然也不存在什么价值。只有相对距离控制的恰到好处，此时价值才最大。 这个观点实在是有趣，甚至是颠覆了我一直以来的认知。马克思曾说价值就是存在于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在齐美尔这里，“价值”这一概念则是因人而异，千人千面了，或者说是价值观的一个侧面维度了。 继而，齐美尔引入“货币”与价值的关系。在当今经济生活中，货币逐渐充当其主体和客体间互动的媒介，即在人与生产物之间建立联系，它也是大家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衡量尺度。虽然在此之前，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仍停留在物物交换的环节，过程极其艰辛繁琐，可能需要经过多次交换，多次过度才能顺利完成交换，因此有多个中间目标的出现，目的序列很长。此外，交换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后，货币应运而生。它的出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大大缩短了目的序列，使交换更加简单顺畅，并且也削弱了时间和空间对交换的限制，加深了交换的深度和广度。随着劳动目的从消费到生产的转变，货币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其中，货币也逐渐的由互动的工具转变为目的，几乎成了一切交换的终点，成了欲望之源。 追溯历史，我们能发现，货币诞生之初是为了调和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距离，建立互动。而历史的发展却告诉我们，货币在不自觉中反而加剧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分离，并使其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个人和商品逐渐呈现割裂状态。劳动产品不再是凝结着个人智慧与汗水的产物，当它出现的那一刻，便是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唯有货币则才能重新建立二者间的联系。没钱就买不起商品，有钱就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阻挡人与物亲近的是货币，而拉近人与物之间距离的，也是货币，是敌人也是朋友吧。 货币本身不带有主观色彩，它是相对客观的、没有温度的。当它作为价值衡量标准出现时，人与人互动中那些温情和感性的东西被日益被淡化遗忘，理性和利益被放大。而物与物之间也没有了质上面的差别，只存在量上面的不同。 最初，货币只是担当桥梁和媒介的角色，相当于传话筒般的存在。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这个传话筒最终霸占了发言权，成了绝对的主导话语权的狠角色。这是在事情发展之初，所有人未曾预料到的。但或许，这就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无法抵抗，也无能为力，饱含悲伤主义的色彩。 齐美尔在论及货币影响的文字中充斥着辩证思想，总能看到其正反两面。 在货币对人的影响方面，积极的一面是增加了人际间的互动，扩大了人的交际圈，促进了人的多样化发展。从最初的自给自足到分工合作，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人之间建立了联结，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人变得更加封闭，与他人的交往也变得更加的具有目的性和功利性，都是以金钱作为前提的。情分淡了，金钱的味道倒是更加浓重了些。人自身的价值也开始物化。手持天平，以金钱来衡量生活中的一切东西。不得不说，它让人获得更多自由，有广阔天地可以施展拳脚，但同时它又束缚人的举止，将人困于一隅。 货币对社会的影响更是如此。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是偶然还是必然，货币已经从工具一跃而称为目的。原本是桥梁，却幻化为人们追求的目标，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层出不穷。 齐美尔仿佛站在上帝视角,一只眼睛身处黑暗,一只眼睛直面光明.看到的是不同的侧面,但是它们却是同一个东西.只是一体两面而已.不同的视角会领略不同的风景。 货币是现代社会的保护罩,亦是欲望的囚笼。它是刺向敌人的利刃,亦是反诛此身的宝剑。 在我看来,货币本身并不带有善或恶的色彩,全看它落在何人手中，不同的去向便是标识着不同的命运. 齐美尔在本书中的论述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色彩，虽然时代在发展，现代文明解放了个人，但货币带来的这种主客体间的分离和淡漠的社会氛围，却让人扼腕叹息。若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则我们无力扭转。而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留不下。那便不奢求改变这个世界，只求自己心境如往昔，不忘初心，和这个世界和解。
书单：《马恩选集》一二三四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货币哲学》在读
报告： 家与国-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感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是这个社会中最小的原子化单位，而国家却不仅仅是无数家庭的集合，也是经济和政治的集合体，它们并非只有大小上的不同，更是有着本质的差异。我之前从未深究过两者间的联系。
而在该书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追溯时代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角度冷静分析家庭形态的变化，进而剖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逻辑严谨清晰，让人眼前一亮又不得不信服。
该书是恩格斯在马克思著作基础上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的评述和分析，肯定了摩尔根通过亲属制度追溯家庭形态，也确定了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
人类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和劳动力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换言之就是繁衍后代，传宗接代，因此社会生产也受限于生产力和家庭的发展。最初的家庭形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力逐渐提高，血缘对家庭的影响力便被削弱了。血缘和生产力二者是相互对立的，对家庭的影响也是此消彼长的，但这个时代的潮流就是血缘关系终将被弱化以至完全失去话语权。
根据血缘对家庭影响的强弱发展，摩尔根将历史上的家庭划分为4种形态：血缘家庭，即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直系亲属不通婚；而发展到普那路亚家庭时，排除了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对偶制家庭中血缘近亲不通婚，存在共妻、共夫现象；对偶婚家庭即一夫一妻制家庭，实则只是对妇女的限制。 恩格斯也指出“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在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
摩尔根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们是时代发展相应的产物，对应着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前进。而亲属制度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被我们奉为真理，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了家庭形态。
家庭形式的发展被烙刻着明显的时代痕迹，亦或者说是表明生产力有利发展的直接证据。
在最初的蒙昧时代，人们主要获取天然产物，生产工具都是自然的馈赠，生产力极度落后。这时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血缘关系上占尽优势，并且在采集食物时扮演重要角色，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母系社会中的母权地位（虽然存在争议），因而诞生了前种家庭形式。而到了野蛮时代，人们学会了农耕和畜牧，开始尝试自己制作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权逐渐强大起来，家庭形式逐渐变化。后来文明时代出现的家庭产物就是专偶制，即一夫一妻制。 此时的人们已学会制造生产工具，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也更加明朗。
对血缘关系的逐渐漠视就是生产力占据上风的有力表现。而在二者的智斗博弈中，私有制开始出现，并导致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当阶级矛盾最终发展到无法调和时，国家便应运而生了。这并不是巧合，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恩格斯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这似乎打破了我们原本对国家的美好构建，或者说是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的本质。历史唯物史观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因此需要指出的是，阶级、私有制以至于国家都不是生而就有的，它们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这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事物的出现和消亡。
既然国家的出现建立在阶级基础上，那它的宿命必然是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这也是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时的场景。
在阅读本书时，我常在思考家庭何以存在，不仅仅是在过去，还有现在。家庭不仅仅意味着生理需求的满足、繁衍后代的责任，还应该有其他的含义。它不仅仅意味着两个个体的结合，也是一种责任的担当。这或许也就是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吧。虽说家庭形态受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但我总觉得那太过于理性化。诚然，经济学上把人当做“理性人”，但我总觉得社会中的人还有着其感性的一面。最初的2个人能够报团取暖，组成社会中的家庭形态，想来不仅仅是利益上的考量吧。 而最终国家的出现，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了吧，无法预测，亦无法阻挡。
11月28日——1月10日书单 ：《资本论》卷一.二.三
读后感： 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感受到的是与涂尔干、韦伯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逻辑条理清晰，论证严谨，犹如精准运行的机器，内部构造紧密而零件精巧细致，各个部分严丝合缝，最终组成宏伟的资本主义框架。描写细腻生动且富有画面感，穿插的故事也让阅读平添不一样的趣味。
一.商品之旅
读《资本论》第一卷，眼前就像展开了一个长镜头般，我们跟随着这个镜头，见证了商品是怎样转换为货币，最终形成资本的。前一个环节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惊险的跳跃”，稍有不慎，这个完整的链条就会断裂。而这个过程同样也是资本生产和积累的艰辛旅程。
商品作为劳动产品，怀揣着交换的使命上路了。在它身上，包裹着厚厚的两层外衣——使用价值和价值，正是因为这两个属性，商品才能称之成商品。使用价值是商品与生俱来的，只要物品对于人类生活具有有用性，就自然获得这层外衣，因此在这点上商品和其他物品别无二致。而价值则比较特殊，它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正因为它凝聚着劳动的汗水，所以价值量是根据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即和劳动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它也是商品区别于其他物品的重要标志。此外，交换价值也是商品的重要属性，正因为商品可以交换，才有了流动的意义。
商品即将开启了第一段交换之旅：W—G ，即从商品转换为货币。
因为商品不能自行进行交换，这里需要引入商品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商品的交换就是在符合商品所有者双方共同意志情况下，让渡自己商品，从而占有别人的商品。商品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只是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从一只手转移到了另一只手。在最初的物物交换时代，商品交换就是这种最简单的形式。而之后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急需一种简单方面且易于操作的交换方式，于是货币应运而生。
其实货币和商品可算得上是同根同源，本质上并无区别，货币也是商品，只不过是特殊的商品。它在此时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即作为一般等价物，作为商品交换的桥梁，和所有的商品进行价值挂钩，并通过它间接完成商品间的交换。正如马克思在书中所言，“金与银非天然为货币，但货币天然为金与银。”货币只是人们赋予特殊商品的新身份而已。
此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惊险跳跃”。这一环节至关重要，“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因为商品对生产者而言并不具有使用价值，它就是为交换而生的，换句话说，即为买而卖，如果并不能成功的完成交换，商品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而商品所有者的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
当商品结束“惊险的跳跃”，摇身一变，以货币的形式继续旅程，它的下一站是 G— W，至此，它的旅程告一段落。W—G—W,商品在货币的帮助下，顺利的完成了交换的使命，换回了商品所有者需要的其他商品，这也是一个完整的商品交换过程。
然后，让我们转移下镜头，将视线聚焦在货币身上，重新以它为起点来观察其运动轨迹。虽然环节似乎与上述无异,G— W—G,形成一次闭环运动，看似只是在简单的流动，但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却实现了自身的增值，完成了货币的资本化。
货币增值的部分不会凭空出现，它肯定是事出有因。但根据交换原则，商品都是进行等价交换的，因此多出来的价值不会是来自故意抬高售价，那是来自哪里呢？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剩余劳动产生的剩余价值。
这里免不了要提及“劳动力”。劳动者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又需生活资料，因而只能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也是种特殊商品。他们为换取生活资料而付出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而多余部分则称为“剩余劳动”，正是这部分“剩余劳动”产生了剩余价值m，此即货币增值部分的来源。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参与到商品的生产中，但由于生产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价值未改变，因此成为“不变资本”c,劳动力因具有价值增值作用而称为“可变资本”v,资本产生过程即从C=c+v到C=c+v+m，增加的m即为剩余价值。
因此G— W—G这一过程是资本的产生过程，是为卖为买，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的积累。所以剩余价值m是资本家追求的目标。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追求绝对剩余价值，会延迟工作日，曾出现过荒唐至极的“最后一小时”等极端剥削理论，也会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努力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变相增加了剩余劳动的时间，以谋求更高的剩余价值。
“资本出现世上，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看完《资本论》第一卷，对这句话的理解便更深入了些。因为资本是榨取的劳动者的血汗，剥削劳动者的生产果实。资本的不断积累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增加而出现的。
商品经历了多番波折，最终结束旅程，或交换为其他商品，或幻化为货币继续流通。同一段旅程，对于不同的人而言，看到的却是不同的风景，无产阶级为生存而参与交换，他们见证了商品的W—G—W旅程，而资本家则是为谋利而生，他们参与了G— W—G 一程。更多的商品仍在生产、流通、交换，而更多的货币仍在变身为资本，亦如这世上许许多多的故事一样，循环往复....． 二.资本的流动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带我们领略了商品的流动轨迹，见证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几番角色转换。而在第二卷中，他则把目光聚焦到资本身上，由小及大，从探究具体的3条资本链条的循环往复运动出发，了解即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而后纵览全局，探究社会资本的运转即资本主义这台巨大的机器内部劳动分工与运作机制，继而找出推动这台机器汹涌前行的源源动力。
资本是从货币变形而来，其本质就是一种货币，而货币亦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资本的产生缘起于货币在流通中的闭环运动，G— W—G，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实现了自身的增值，完成了货币的资本化。剩余价值m 也由此产生，资本得以现身。
资本家之所以成其为资本家，靠的就是资本的运作，他们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雇佣大量劳动力，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最终占有大量剩余价值。而他们参与生产流通的目的就是获取剩余价值。
马克思首先根据资本的职能将其分为3类，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对应资本运作中的3个阶段，即购买、生产和销售，然后分别探究其循环过程。这３种资本分别在自己的链条上运作，从原点出发，最终再回到起点。它们并非是全然对立的，实际上只是同一资本在一定阶段呈现出的一种固定的表现形式，而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实现特定的职能。
货币资本Ｇ即呈现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此时它要履行的就是货币的职能，即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去购买商品即Ａ劳动力和Ｐｍ生产资料。而Ｇ－Ａ这一过程则标志着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即雇佣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生产。商品资本则是通过生产过程实现价值增值的资本形态—W＇。总体而言，在生产领域，资本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存在，而在流通领域，资本则变换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态，它们只是资本在不同阶段披上的不同颜色的外衣罢了，本质还是一致的。
这三种资本形态分别是总循环的一个环节，相互密不可分，同时首尾相继，在自己的小循环中各司其职。这三个资本循环过程可用3个公式来概括。（虚线表示流通的中断）
1.G— W…P…W＇—G＇
２P…W＇—G＇－W…P
３W＇—G＇－W…P…W＇
这三个资本循环过程均实现了剩余价值的增值即W＇和G＇，这也是资本家汲汲渴求的目标。同时，货币资本是循环中的中介，连接了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形式转换，让资本循环得以进行下去。
这３个资本链条不断循环往复，在资本的生产和流通轨道上按部就班的前进着，最终实现了整体资本的周转。而若想顺利实现资本运转，也必须三者默契配合，这对资本提出了严苛的要求。若固定在某一资本形态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引起资金链条的断裂，进而导致整个资本的崩盘瓦解。
在资本家看来，货币价值总是预付的，因而资本周转时间就是资本的预付时间。若预付资本不能顺利的流回并投入生产中，生产循环就会停滞，难以维系，进而整个链条就会断裂。因此要妥善权衡各方关系，以确保剩余价值的取得，而最低限度就是不能亏损，收支平衡。诸如要平衡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重，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重等，保证资本的顺利流回。
最后，马克思总观社会总资本的运作即再生产和流通过程。社会生产可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２个部类，而每个部类的资本均可分为２个部分，即可变资本Ｃ和不变资本Ｖ，这也是社会产品的价值形态。在社会的总流通过程中，这两种部类的２类资本会不断的参与交换变更，以满足资本家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需求，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生产资料的部分资本会被置换成货币，进而实现价值增值，从而推动扩大再生产。
资本的从无到有历经了艰难的过程，而若要资本的持续稳定乃至逐步增长更是难事。不论是单个资本的循环，还是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都要面临诸多考验。这也是以剩余价值的取得为奋斗目标的资本家要面临的课题，自始至终，从古到今。
10月7日——11月20日书单
《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接上次阅读）
《支配社会学.》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法律社会学》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资本论-卷一》在读钱与权——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 有感
读这本书时，我常在思考，编者为什么会把这两部分内容放到一起？看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但仔细思考一下，正如我们现在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而韦伯本书的这两部分则同属于其政治经济学的部分，即通过引入“处分权”和“支配权”的概念，将经济行为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在社会背景下观察经济形态。本书中提到的三种支配类型是3种政治制度的表现，也可当做是共同体的三种形态，其支配的形式也可看作是社会行动的表现，以此来印证前一部分的内容。
本文标题中的“钱”可引申为经济，“权”可引申为政治权利和制度，旨在剖析韦伯本书中二者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可以由一个小的公式引出这个话题：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团体。
简言之，在社会大背景下，个体做出各种社会行动，这些行动会建立起个体间的联结，让他们结成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进而在这些关系中，个体又出于共同的目标和需求进一步发展结合，最终凝聚成共同体，即团体。团体中的人大多具有相同的特质，也有相同的目标。
而社会制度既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也为他们提供获得权利取得的机会。人们给出“想要什么”的需求，而社会制度回应“能给什么”的机会，需求与供给互相协调，其中也混杂着“钱”和“权”的对立和博弈。
大多数团体存在的目的都与经济相关联，共同的经济需求让他们聚在了一起，即取得对劳动力和效用的处分和支配权。这些需求可大体分为满足需求和营利需求，即追求经济机会的最终目的存在差异，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还是赚取利润。
而这些共同体的经济行动可基本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封闭型即指在一定范围内独占社会和经济机会，封闭其他人的机会可获得性，抵制他人竞争。但这种开放和封闭都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成立行会，抵制外部竞争，对圈外人来说是封闭的，但对团体内部成员而言就是完全开放的，可以通过自由竞争来获取机会和资源。
毫无疑问，对“权”的拥有和支配会影响对“钱”的支配。
在“权”方面，韦伯引入“支配”概念。“支配”是指“一群人会服从某种特定命令的可能性”。本书中主要探讨的是支配的基础，而韦伯给出的答案是“正当性”，即找到名正言顺的理由，使民众能够心悦诚服的服从，接受所谓的领导，听从发号施令。正当性是在政治价值指引下的行动依据。正当性使人们认为命令是可接受的，有志愿服从的意义存在。
根据“正当性”来源的不同，韦伯提出了三种典型支配类型：法制型，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法制型即典型的法治，其正当性源于客观、非人格化的法律，法律至高无上，神圣且不可侵犯。传统型的正当性则来源于固有权利或传统规则的神圣性，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且敬仰。因此它的类型丰富多变，长老制，封建制和家父长制等都归属其中。
最特殊的是卡里斯玛型，也被称之为魅力支配型。它是典型的人治，权利来源于领袖的人格魅力。这个团体的成员都相信领导者有超凡的能力，因而追随他并保持绝对的臣服。换言之，他们会认为领导者具有相对固定的画像，天赋异禀，拥有相同的气质为领导的依托和凭证，所以其领导和支配地位也是生来注定的，不容置疑的。有时这种团体认同可进一步发展为世袭制，即认为领导的气质为某种家族所特有的，因而需要由该家族固定的掌握支配和领导权。此外，这种支配类型常发生在战乱或者时代动荡变革之际，可用一句中国古语来诠释——“时势造英雄”。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会出现所谓的“英雄人物”，他们力挽狂澜，开疆破土，出于主动或者被动的被推上神坛，也被推上权利的宝座。他们也被追随者封为领袖，身上被赋予光环，被神化，以此使其支配权的来源显得正当化和合理化，获得民众认可。正如中国各种开朝帝王出生时，总是天有异象，以此来显示他们的与众不同，天将降大任与此人。而每逢朝代更迭之际，也总会有各种人为的异象来引发舆论，如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做的舆论准备，正是为其权利的获得寻找正当性基础，也是为了获得民众对这种变革的心理认同。
谈完“权”，让我们转而关注下“钱”的发展。
在本书中，韦伯追溯历史长河，从历史维度纵观经济发展，研究观察它的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催生出不同的经济形态，产生不同的经济机会，劳动力和功效的分配也大有不同。而其中政治制度的存在形式对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团体类型还比较匮乏，主要可分为家族，氏族和巫术团体，即以血缘、地缘为联结建立起共同体的形态。这些共同体的支配类型即以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为主，法制型还未萌芽。正是在这种支配类型下，共同体的经济行为多为封闭型，经济机会是被团体成员独占的，追求经济机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需求。家族中的族长、长老，巫术团体中的上层人士左手握着权利，右手握着财富。这时候的资源大部分被上层有权有势之人所掌握，经济机会较集中
而到了资本主义时期，法制型支配类型逐步发展壮大，也自然影响了经济形态。对法律的重视促进了市场规范的形成，也变相的增加了市场的自由度，也有更多自由的劳动力投入到市场中，经济生活更加的商业化。虽然此时仍存在行会等经济共同体垄断经济机会，但这些团体保持对外的开放和沟通，经济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实行营利需求，而非单纯的满足口腹之欲等基本需求，因而这给了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也因为社会大环境的规范性和开放性，这个时期的大资本家和大企业家更容易获得经济机会和资源，他们也有机会实现钱与权的挂钩。例如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不乏企业家赞助总统候选人，以期在选举成功后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庇佑。如此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交易，在资本主义国家比比皆是。
基于韦伯的论述，我们可以来反观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
古代中国在政治制度方面多是属于封建制，属于传统型支配类型，人治胜于法治。因此当时的政治权力是集中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的，尤其以封建贵族和官僚阶级为主。所以居庙堂之高，官僚和封建贵族因为位高权重或出身优越，自然最容易获得经济机会和资源。而处江湖之远，族长和乡绅则最靠近权力中心，因而更容易有接近经济资源的机会。这时的经济则以小农经济为主，百姓以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共同体，小则两口之家，多则一乡之民。这种经济多是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并不牵涉到市场。就算偶尔需要通过集市进行商品交换，也是出于满足日常需求的目的，并不是出于营利的需要。
“权”的分配自然影响了“钱”获得的可能性。
拥有权利的阶级更有机会获得财富，也由于较为封闭的经济形态，他们获得财富后并不会将其再投入到资本生产当中，转而选择去购买土地，添置房产，进行财富的单纯累积。权利是他们获得财富的有力工具。而大部分的百姓没机会接触到权利，也自然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财富，因此只能徘徊在寻求生计，满足温饱这一基础需求上。这种现象是封建社会影响的产物，也反作用于封建社会。即使中国后来曾产生过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当时掌握权力的仍然是统治阶级那一小部分人，大环境并未发生足够的改变，没有为其提供足够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这个萌芽最终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这也是开始就注定的命运。封建制度一天没有被破除，权利和财富就永远是挂钩的，而且总是掌握在少数固定的群体手中。
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市场上的劳动力和效用的获得是相对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这些资源。而且人们已不仅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的获得，营利需求也被刺激且被满足，经济行动日趋开放化，对外的交流更加密切。
本文以“钱与权”为题，并非指钱权交易，而是想通过这两个词为引子，来探索经济与政治间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联系。理解可能有时偏颇，用词不够严谨，还请批评指正。
9月1日至10月7日书单：
《儒教与道教》 《印度的宗教》 《古犹太教》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在读） 报告： 《儒教与道教》——宗教中的经济基因
在韦伯的宗教作品集中，《儒教与道教》可能是与我们生活最贴近的，因为这两大教派自“百家争鸣”之时便开始崭露头角，儒教之后成为中国正统教派，道教也发展至今。韦伯则是以西方人视角看中国的这两大宗教，认为其缺乏特殊宗教伦理即禁欲因素，因而难以鼓舞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本书也是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旨在厘清宗教因素与经济间的联系，并试图回答为什么资本主义只在一些国家盛行的原因。虽然其中有些误解之处，却仍给我们提供了新思路。
虽则题目是《儒教与道教》，但文中关于这两大宗教的笔墨并不算多，韦伯的重点也在于寻找甚至放大其中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因素。
韦伯认为，中国之所以缺少发展资本主义基因，在于其社会基础和精神层面都未能提供丰沃的土壤。
社会基础主要包含5方面，即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 氏族组织和法律。这些是经济发展的土壤和助力条件，而显然中国的环境未能形成其发展的温床。
精神方面则以士人阶层为代表。士大夫多是受过教的知识分子，以文字为自己的长矛在朝堂上大展拳脚，有时也运用巫术，多为君侯所用，为其效力。
儒教和道教托生于中国这个大环境，自然带有环境留下的烙印，也反过来影响环境，最终在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影响下，资本主义未能大放异彩。
中国首先是熟人社会和血缘社会，难以形成超越血缘、氏族和人情关系的信仰共同体，因此中国人总是生活在自己各种各样的圈子里，和熟人打交道。所以他们热衷购买土地，增置财产，而不是把钱用于资本再生产。他们一面汲汲追求财富，一面又缺少经营观念，因而未滋生资本主义。
作为古代正统思想的儒教强调克己复礼，教人积极入世，积极地去适应世界。同时他们推崇的理性主义实质上也具有和平主义倾向，追求的是一种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严格的等级和框架，有利于规范官僚队伍，维护封建统治，因而能够被历代君主所推崇。
而儒教催生不出资本主义的原因，除了森严等级秩序扼制变革，保守少变以外，在韦伯看来，还在于其对财富和教育的观念。儒教虽然功利 追求财富，但是反对营利，其教育也追求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并非“术业有专攻”，因为不利于专业分工的发展，而这些都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如果说儒教教人入世，则道教则恰恰相反，教人出世。这可以说是一种消极主义，追求无为逍遥，隐修闭世。但这隐修并非韦伯所说是为了长寿和获得神秘力量，或许是受当时政局影响，明哲保身的生存手段。此外，道教崇尚的冥思太过神秘，又不含禁欲思想，因而缺乏“职业伦理”的积极特性。但本书夸大道教中的巫术成分，实在有失偏颇。
将本书与韦伯其他宗教作品进行对比，确实可看出中国传统宗教中可滋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因不强，但并非全然没有。本书所述并非全然正确，部分内容有失偏颇，但它指引我们去探寻宗教与经济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也留给我们更多思考：文化或者宗教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有多大？是否足以影响甚至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 [ 此贴被张雯雯1在2019-09-30 17:4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