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10 26-11 26书单
1齐格蒙特·鲍曼，2018，《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齐格蒙特鲍曼，2018，《怀旧的乌托邦》，姚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柏拉图，2012，《理想国》，黄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4亚里士多德，2106，《政治学》，陈虹秀译，北京：台海出版社。
5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马基雅维利，1985，《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7洛克，1945，《政府论》，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在读
8王铭铭，1997，《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9露丝本尼迪克特，1988，《文化模式》，王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布迪厄，2009，《单身者舞会》，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观
柏拉图有关于理想国的论述开始于对正义的讨论。通过驳斥直接从经验中归纳出正义的方式，他否认正义是与友为善与敌为恶，否认正义是强者的利益，更加否认正义是民主与自由。正义的产生并非是为了维护某一阶层或者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正义是用以保证全体公民实现最大的幸福。由此出发，理想的国家自然就是能够使得正义得以践行的地方。而正义，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其他的事，这个正义的含义蕴含的是秩序与和谐。要保证这种秩序，就需每个成员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各行其事。柏拉图认为有三种品质，智慧、勇敢和节制，三者的合理分配有助于实现城邦和谐，有智慧的人作为统治者，运用才干与智慧治理国家；勇敢的人做护国者，对外保家卫国，对内安定秩序；而普通人做生产者，在维持持日常生产的同时保持对秩序或欲望的控制。由此，社会被划分为三个阶层，当各个阶层的人都通过教育习得各自的美德并将之践行，正义的国家就能够实现良好运转。当然，三个阶层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只要个人具有才能，下层也可以做国家的统治者，因为让才能不如自己的人在位本身就是不正义的。柏拉图对国家的设计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政治，国家的兴衰成败全部依赖于才能出众者。
当然这么理解柏拉图过于浅薄了，三种美德并不只是内在于个人的品质，同时也是外在的义务与规范。我们需要看到在其背后对社会分工和相互依存的认可，由于城邦是相互依存的产物，那么国家也就不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是一种在生活层面的交换关系，因此国家给个人提供的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服务。因此国家维持城邦秩序实际上就是：使个人能够无冲突地从事一份，既服从于国家需要，又发挥自身的才能的工作。也就是说，各行其事就是最大的善。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也是认可正义是构成城邦的基础原则，同样，他认为城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至善。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人构成的共同体，所谓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是揭示了人与社会相互依存这一事实，脱离了城邦，个人便无法实现自给自足。在前提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对理想城邦的构建却又诸多的不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政治权力不再是受到约束的外在的义务，国家就是关于权力的制度安排。城邦的政体是政府，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政体可以分为三类，一人执政的君主制，少数人执政的贵族制与民众执政的共和制。区分政体的标准不是执政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君主制实际上都是寡头政治，显然不利于每个人担任行政志职权，与公平正义是相违背的。因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多数人执政，通过公民大会的方式，权力被掌握在议事机构，而非个别成员。但多数人的政治也不能解决正义问题，执政还需要法律，公正的法律使得执政者能够依据法律作出裁决，法律是最高的执政标准。
在如何分配权力方面，不同与柏拉图的才能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按照个人对城邦作出的贡献进行分配。这种贡献在三个层面上，物质财富，身体财富和心灵财富。物质财富适度即刻，心灵上的美德则越多越好。由此便产生了一个矛盾，那就是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有机会作出更大贡献也就更有可能成为统治者，那么政体就必然会变成君主制。君主制的基础是财富，贵族制的基础是美德，而民主制的基础是自由。权力归于谁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拆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执政以法律为依据还是以个人才能为依据，也就是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另一个是政体是由多数人共有还是由少数人掌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他的两个平等原则中推出，平等有数量上的平等和价值上的平等。因此亚里士多德推崇同时具有财富美德和自由三者的一种中产者治国的政体。执政者和民众都首先遵从于法律，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则有有智慧的人进行裁决。通过对希腊政体的考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政体的三要素，包括公共议事机构、具体的行政机构和司法审判机构。从中可以看到西方三权分立制度的雏型。
总的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城邦视作是实现最高善的地方，且个人幸福与国家是紧密联系的，且正义都是国家运行的最高标准，二者都强调德性的重要，也都主张通过教育培养执政者的高尚品质。但由于对城邦功能的不同假设，对具体政体的假设也不同。柏拉图的国家提供的是服务，因此推崇以才能为主的哲学家王，而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则需要合理分配权力，故而遵循法律和分权的多数人执政是更加被认可的。
感想：理想国和政治学两本书的阅读过程并不容易，特别是理想国，对话式的文本和以往的论述著作很不一样，诸如有关实践与理性，艺术与教育，法律与人治等方面的讨论都是值得单独再进行梳理的，感觉没有很好把握到其中的精髓。有一个思维惯性是会把哲学的一些思辨逻辑与已知的社会学内容进行对照，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判断，需要在后续的阅读中调整。
听报告感想，大家都在进步。
2019.09.08--10.26书单：
居伊·德波，2017，《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让·保德里亚，2014，《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伊丽莎白·诺依曼，2013，《沉默的螺旋》，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齐格蒙·鲍曼，2011，《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赫伯特·马尔库塞，2008，《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赫伯特·马尔库塞，2012，《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赖特·米尔斯，2016，《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赖特·米尔斯，2004，《权力精英》，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赖特·米尔斯，2016，《白领》，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卡尔·曼海姆，2002，《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塞尔·莫斯，2016，《礼物》，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爱弥儿·涂尔干，2014，《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米歇尔·福柯，2019，《疯癫与文明》，刘北成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克利福德·戈尔茨，2014，《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2008，《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现代社会与个体自由
社会学脱胎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其讨论的核心议题在于现代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其中，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而个体也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称之为个体，对个体自由与现代社会秩序的讨论是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宏大命题的一个方面，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秩序如何从宏观层面定义保障和限制个人自由；于此同时，对个人能够获得的理想自由的论述，又为构建一个乌托邦式现代社会提供了反思方向。
涂尔干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中。
涂尔干对现代社会的假设基于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因此他通过探究原始的最为简单的社会，企图归纳出一种在所有社会诞生之初行之有效的整合方式，这种整合依靠社会控制。在涂尔干看来，社会控制对个人来说不是束缚，而是实现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自由是一系列规范的产物......只有社会规范才能限制人们滥用这些权利。”体现在现代社会中，则是一种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职业团体培育了个人的道德力量，由此防止个人陷入失范的焦虑和自我毁灭，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体自由。
韦伯
密不透风的理性铁笼。
韦伯对于现代社会的假设是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一种讨论。一方面，西方的理性化进程为构建一种超越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的现代法制型支配提供了基础，保证了现代社会的有效运行，而另一方面，这种以理性为基础构建社会规则的方式，将国家对个人的支配从政治领域经一步延伸，由此产生一种吞噬现代人独立自我意志的形式理性牢笼。韦伯所忧虑的，正是这中包含各个领域的结构性的控制对个人意义的挤压。
齐美尔
人们自由却无法安享自由。
齐美尔试图通过经济方式的转变中洞察个人自由的实际处境。他的关注重点集中在交换领域，特别是交换符号和价值符号的变化对个体自由的影响。一方面，货币本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属性，因此占有货币就意味着最大程度对其它财产的占有，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个体通过管理、控制和享用货币，获得自我的无限延伸和表达。与此同时，由于货币的产生本就是主客体不断分离的过程，货币经济将占有者所拥有的特定的非货币的特质剥离出来，个人从追求生命意义转而追求货币，货币本身也就从手段转化为目的，货币带来占有和选择的自由，但由货币所提供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不自由。
马克思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论述，也是从经济领域出发的，他着重讨论了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全方面的影响。资本主义的以积累和再生产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使得劳动者生产价值却不拥有价值，由此，个体没有自由时间从事消闲和高级活动，也就无法发展自我，而沦为生产工具。因此，要获得个体自由，就必须打破原有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即所谓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
马尔库塞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工具理性，在他看来，当代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新型的集权主义社会，通过封闭政治领域消除对立、通过技术改变劳动者的生活境遇、话语领域对否定的限制等方式，压抑了个人心中的否定性，由此个人生活在一个不自由却舒舒服服的世界里，不再有变革的力量。由于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马尔库塞将人类的自由寄托于爱欲的解放。
福柯
自由主体从本质而言是他律的，是由权力构成的。
不同于韦伯从在宏观层面上对理想类型的建构，福柯关于权力的研究以微观的权力运作作为切入口。权力本身不再作为行动者所拥有的强制能力，而成为一种运用。通过这种运用，权力实现了对个体的肉体、姿态和日常行为的规训。权力技术是与知识相伴而生的，进一步完善的权力技术使得疯人、病人、囚犯等人进一步被排除到社会理性之外，而在理性框架内的人则不断进行自我审判与自我规训。也就是说，权力不再压制人，而是给人以自由，而这种自由本身，就是权力构建的压制性的力量。
哈贝马斯
抵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与韦伯都关注现代社会中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丧失，如前面所提到，在韦伯看来造成意义丧失的是无处不在的形式理性，而哈贝马斯进一步区分理性为目的理性、形式理性和交往理性，正是运用于政治、经济等系统领域的目的合理性行动，入侵了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从广义上讲与公共领域具有一致性，在生活世界中，主体间通过互动和交往产生意义。由此为了重建生活世界，哈贝马斯提出了恢复公共领域及重建交往理性。
吉登斯
以生活政治来实现个体解放。
吉登斯的分析框架着眼于晚近现代化和全球化，相较于早期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吉登斯提出了结构的二重性概念，试图厘清社会结构与个人认知能力的互动关系。在这一互动中，一方面，个体通过学习社会规范和象征符号，形成认识与参与社会的经验，以保障自身安全独立；另一方面，个体所拥有的反思性和知识的再生产机制又要求对社会结构保持反思，由于在吉登斯看来，一切身份认同的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故而除了追求政治层面的解放之外，还需要追求一种生活的政治，其一是选择自由和生成性权力的政治决策；其二是基于全球化背景的自我实现和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其三是在后传统秩序下形成新的生活伦理。
布迪厄
惯习是一种可以自由创造思考、认知、表现、行为的无限能力。
布迪厄与吉登斯一样，都试图超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在吉登斯那里表现为结构的二重性，在布迪厄这里，则是通过惯习这一中介。惯习介于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个人实践之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又具有可变化的倾向。可以将惯习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实践理性，惯习所保证的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创造某种条件的自由，既不是作为一种原始条件的机械性的再生产，也不是无法预知的全新事物的创造。对主观主义来说，惯习强调了实践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对客观主义而言，则强调了有条件的实践的自由。
涂尔干从社会角度出发，认为秩序本身保证了个人自由；而韦伯和福柯从权力角度批判秩序，认为秩序本身是对个体自由的束缚；马克思、齐美尔、鲍德里亚分别从经济领域的生产、交换和消费的不同侧面来感知个体所处的位置；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继承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批判缺乏反思性和充满工具理性的社会；布迪厄和吉登斯则通过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方式，说明了通过实践实现个体自由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将个体在社会中的自由，理解为在一定的客观社会结构的制约下，个体利用条件充分发展自身的自由。人应当是自由的这一命题就包含了人实际是面临限制条件与不自由的这一否定判断，每一位学者对社会的诊断和开出的药方，因其所处时代和具体社会背景而有所不同，但其背后所蕴含的辩证思考却更值得把握。
2019年6月30日～9月8日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8，《交往行为理论卷一》，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8，《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8，《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2，《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9，《分裂的西方》，郁喆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詹姆斯•戈登芬•利森，2015，《牛津通识读本：哈贝马斯》，邵志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补充阅读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译文纪实系列
彼得•海斯勒中国三部曲
《江城》
《寻路中国》
《奇石》
《鱼翅与花椒》
本次会汇报对哈贝马斯做一个简要总结，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交往或者说是如何可能的。
哈贝马斯的思想脱胎于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在此之前，哲学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古希腊时期对世界起源的本体论阶段；另一个事探索以认知能力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为主的认识论阶段。进入到现代语言哲学阶段，语言开始变成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语言本身也就成为了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而以语言作为媒介的交往行为也就成为了哈贝马斯关注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在这里，理性指的是在合适的场景做出合适的选择。哈贝马斯先否认了康德的普遍理性，即认为理性存在于每一个人，不需要协商能够达成的共识，例如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生而有之的，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本身存在于每一个主体自身，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需要协商达成共识。
同时，他也批判吸收了韦伯的理性观念，（包括工具理性：权衡利弊、价值理性：非公立的目标、形式理性：外在的规范例如法律条文、实质理性：内在的追求，例如正义和能力等等），实现了从目的行为向交往行为的范式转化，进而发展出交往行为的四种分类。
（一）目的性行为
目的性行为简而言之是明确行为需要达成的目标，并使用合理化工具、手段而最终实现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基于知识和经验层面。是一种从主体自身出发向外的行为。
（二）规范调节行为
规范调节行为可以理解为外在的社会规范（如道德法律等）对社会全体成员的约束与调节，外在的道德和法律规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前提是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和遵守。
（三）戏剧行为
戏剧行为是主体通过自我展示和表现，获得外界认可和欣赏的行为。
（四）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的实现需要两个以上的主体，且需要保证主体具有语言行为能力。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及其相关的表达如肢体和文化背景等等本身只是交往的媒介，而交往行为需要达成的，是不同主体之间能过相互理解，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状态。
在界定了交往行为的类型之后，基于交往行为本身的理性基础，哈贝马斯进一步讨论了交往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哈贝马斯对合理性的定义是，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获得和使用知识，而不是对知识的占有。一个表达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看这个表达是否可以论证和可以检验，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命题的真实性和有效性；(2)表达要求的规范性和正确性；(3)主体具有真诚性。
哈贝马斯进一步讨论了社会合理化的问题，社会合理化所涉及的是作为共同知识背景，并对于实际行为不构成任何问题的生活世界。根据认知、规范和审美有效性要求而各自获得专业化的知识生产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交往层面，取代了传统知识主宰互动的功能，由此实现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这一过程既包括不同系统的知识生产过程，也包括社会化过程。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能，但由于这种系统整合与理解整合之间存在冲突，因而会对生活世界产生非整合的影响。
交往本身的运用范围广泛，可以是私人层面的人际交往，可以是组织层面的协商自治，更可以是哈贝马斯所提倡的通过对话协商实现的民主政治。
感受：时间紧张需要合理规划，争取在本月结束社会学阅读。
交流的重要性，自己的交流是从实践角度出发的，但和小伙伴们交流理清了哈贝马斯在理论层面的思考，为理解提供了新的角度。
2019年5月18日～6月30日书单：
安东尼·吉登斯，2009，《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00，《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15，《全球时代的欧洲》，潘华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01，《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09，《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尤尔根·哈贝马斯，2018，《交往行为理论卷一》，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果说读福柯能够感受到无处不在的权力和反思，读布迪厄感受到的是踏实的社会调查与丰富的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那么读吉登斯最大的感受是视野，时空延伸的视野，全球化的视野，以及整体的结构视野。
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结构二重性。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是指社会体系既是社会行动的中介，又是行动结果的结构化特征。在这个概念下，结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个人的行为，但社会行动者也能对结构的再生产产生影响。要理解结构的二重性，需要重点关注两个内容，一个是时空延伸，另一个是个人有限的理解能力。
在时空延伸的视角下，吉登斯认为要通过结构化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的时间和空间是相互联系的，只有特定的事件才能对时空进行标识，而现代化产生了所谓的“脱域”，即时空从具体场景中脱离出来，在空间上，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更为复杂的交换得以实现，而时间上则体现为对精确的“世界时间”的控制。由于钟表的发明，时间得以被精确地控制，于是时间产生了双重性，时间即是自然物，也是商品。个人的有限理解能力涉及到的是反思性的监控。这种制度化反身性是指定期把知识应用于社会生活之情境中，并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建构性要素。结构化分析有三个层次，最具体的是结构化的核心元素，抽象的中层是结构丛，最抽象的层次是结构化原则。
在结构化的视角下，吉登斯将马克思、马尔库塞、福柯等大家的思想做了一个整合，将现代性的制度层面整合为四个层面，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和监督。现代性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起来，并蔓延至全球的过程，全球化是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化的体系下面，又存在四个维度，包括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军事秩序，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劳动分工。在思考如何应对现代性问题时，吉登斯对犬儒主义和悲观主义提出了批判，并提出了乌托邦现实主义。将个人与政治串联起来，提出了四个维度的政治。地方、全球、生活和解放的政治。
通过吉登斯对现代化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如果过往的历史发展观是社会必将往更好的轨迹发展，那么对晚进现代化的分析则打破这种认知，现代性发展的恶性后果不断提醒我们，历史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变化和流动才是后现代的常态。要实现后现代社会的稳定发展，就需要从对应的四个维度来构建后现代的社会秩序，包括超越匮乏体系，技术的人道化，非军事化和多层次的民主参与。但好的制度设计未必带来良好的预期结果，不良的政策和执行不当会造成恶果，包括可能的风险有极权的增长，经济增长机制的奔溃，生态破坏和灾难，核冲突和大规模的战争。通过结构化的分析，吉登斯试图超越韦伯的理性化牢笼和马克思的异化，去克服现代性的后果。
回到一开始的视野，过往我们知道全球化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但对具体的内容却并不清晰，而通过吉登斯的梳理，我开始把具体的问题放置到各个不同的维度进行思考。这次报告本来想将吉登斯对资本主义反思，对现代性的分析和相应的政策纲领做一个梳理，但最终还是没能梳理出一个清晰的框架，后期还需要继续努力。
这个月整体的读书速度上有所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身体原因，做了调整和休息，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学进入收尾，会有意识地将所读的内容与以往大家进行对比思考，哈贝马斯本身也有难度。这个月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能对一些兴趣点和单本书做梳理，脑子里也有个大致框架，但离融会贯通还差一口气。但同时也能清晰认识到自己在状态的时候，希望暑期能过抓紧时间保持状态。
2019年4月2日——5月17日
书单：
安东尼·吉登斯，2010，《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1998，《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王铭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安东尼·吉登斯，2016，《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16，《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01，《亲密关系的变革》，陈国勇、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2016，《超越左与右》，李惠斌、杨雪冬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读
补充阅读
乌尔里希·贝克，2011，《个体化》，李荣山、张惠强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齐格蒙特·鲍曼，2013《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吉登斯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的梳理对话，并从中构建出自己的理论，第二阶段是对现代化及其相关内容的论述，第三阶段则是吉登斯的政治思想。本次汇报就吉登斯有关现代性与个人关系的内容进行汇报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无疑是对现代性的后果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本书中，他尤其关注从个人层面出发去应对社会问题，其中最值得思考的是道德场域，内在指涉系统及其内部的道德问题。
吉登斯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现代性的极盛时代。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下，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不断发生作用，这其中包括主要的三个因素，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制度化反身性。时空分离使得社会关系联结的条件发生变化；脱域机制由象征标识和专家体系构成，使得互动摆脱了场所的特殊性；而制度化反身性则定期把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的情景中，并成为社会生活组成和转型的构建性要素。在这三种机制的作用下，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由此会产生全球化与地方化，资本与抗争，政治与监督，危机和环保等一系列的冲突。而全球背景使得自我与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了联接，因此探究自我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就变得十分有必要。
在个人发展方面，吉登斯重点回应了信任、安全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在个体自我的发展的轨迹中，吉登斯引用大量心理学的观点(包括弗洛伊德，温尼科特等)，大致探讨了信任在儿童早期的形成机制，信任在社会互动过程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存在性问题事实上是在回应个体的安全需求，这个问题关系到人类生活的基本参数。主要的存在性问题有四类，有关存在和本质存在的问题；有关有限性和人类生活的问题；他者经验的问题；自我身份认同的延续性问题。个人有关自我发展的规划包含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亲密关系和个人与身体等多个维度，这其实是在回应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包含了个体的权力，性别差异等等。
然而，现代性发展使得个体暴露在更为明显的风险只下，个体通过命运或者信念或者知识的方式为自己构建一套象征体系，通过这套象征体系来构建保护壳，从而形成认识与参与社会的一套经验，用于保护自身的安全。
为了保证个体的安全，将一些经验与日常生活隔离开能够有效地减少个人焦虑，一定程度上保护个体。这些被隔离的经验包括:癫狂，犯罪，疾病与死亡，性，和自然。由此，个人退守到私人领域，抛弃过去与未来，只专注过好当下。但吉登斯指出，这种退守当下的方式只是让个人不接触风险，并不意味着个人不面临着风险的危险。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视作个体的保护壳，给个体提供安全感。而另一方面，这种狭隘是对和自身不同观点的严重拒斥。
由此，个体生活在这个世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这些困境包括，统一与破碎(指自我反身性过程吸纳了诸多背景事件和传递性经验，而其具体进程亦需要经由此形成)，无力与获取(现代性赋予我们更多基于和选择，难以选择和抓不住基于形成无力感)，权威与不确定性(没有诸如宗教的统一权威，个人经验的不确定)，个人化经验与商品化经验(自我与虚假自我，也就是做自己还是迎合商业时代的统一标准)。
当然，个体对此并非是无能为力的，在吉登斯看来，任何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都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政治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政治以民族国家为决策单位，而广义的政治则是一切决策。现代化的基调似乎是压抑的，无论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牢笼还是马克思看到的异化，这些问题催生了对解放的需求。
从政治层面上看，解放包含三个意义。其一是将社会生活从固话和传统习俗中解放出来，其二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关注权力和资源的差异性分配。其三是遵循由正义、平等和参与规范所提倡的形式规范。
从个人角度出发，吉登斯倡导一种生活的政治。也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源自选择自由和生成性权力(即作为转换能力的权力)的政治决策。其二是形成一种在全球背景下能促进自我实现且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的生活方式。其三是在后传统秩序以及存在性问题的背景下形成有关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
吉登斯对存在性问题的归纳对我们思考日常生活任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女性节食为例，这其中既包含着性别间的权力不对等，也包含了个体对身体的权力与商业化完美身材的冲突。读吉登斯的感受就是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问题，并在其框架下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自考。
人若要保持思路清晰锐利，就得多读书，就像宝剑需要磨刀石一样！
1月11日—4月2日书单
皮埃尔•布尔迪厄，2000，《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男性统治》，刘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04，《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埃尔•布尔迪厄，2002，《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世界的苦难—布迪厄的社会调查》上下册，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7，《自我分析纲要》，刘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尔迪厄，2011，《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吉登斯，2018，《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马克思·韦伯，2018，《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李猛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周刊 本次汇报对布迪厄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作为有着丰富实地调查经验和扎实理论功底的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其著作中强调，他“构建理论工具并不是为写评论或者写注释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在新的研究中使用”。由此，从布迪厄的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两种工具，一种是概念工具，另一种是方法。带着这种思考，我对布迪厄的阅读大致有两个阶段，前面是通过其经验理解其理论，后面是通过其理论来重新审视实践。
在概念方面，布迪厄的分析范式可以被归纳为“资本”、“场域”、“惯习”三个主要概念构成的体系，贯穿这些概念始终的，是反思的原则。资本在上次汇报中提到，是对资本概念的延伸，是象征意义上的资本，包含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场域是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特殊结构，这个结构根据对不同类型的权力的分配，界定不同位置的客观关系。布迪厄没有给惯习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但大致可以总结出，惯习是可以被感知的，稳定的社会性情系统，一方面，惯习为稳定的行为作出一种无意识的规范，而另一方面，惯习也会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发生一定程度的置换。而布迪厄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提出这些概念，而在于他将这一套分析结构反复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
例如在对男性统治的分析中，他提出男性统治所谓的自然秩序，实际是社会分工所构建的产物，最初男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获得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通过象征暴力得到再生产，这种再生产借助不同的场域，家庭、学校等进一步强化差异，其中典型的观念是男性从事的事情是更高尚的。在特定的男性统治场域，女性要获得成功，要么迎合特定的女性气质，要么就需要更加接近男性气质，另一个例子是有关同性恋的斗争，也更多是由男性来发声，这事实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合谋。
前面提到，反思贯穿布迪厄研究的始终，他对学校和媒体的批判，并非对精英和记者本身的批判，实际上是对存在的社会结构的批判，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构成社会宇宙的各种不同的社会世界之中那些隐藏最深的结构，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和转化的机制。而布迪厄正是用这种实践，在经验和理论之间构建桥梁。
我关注的布迪厄的方法不是理论层面的方法，而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丰富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例如布迪厄使用 认为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看的来对审美这一抽象概念进行量化对比，家庭里摆放什么装饰来界定家庭所处的阶级和文化资本，用大学教授身后的卟告来分析社会给个人的评价，用同一空间内不同的声音展示出移民问题的复杂性，这些关联，巧妙而具体。可以说，将散乱存在于空间里的碎片收集起来，产生关联并纳入一个合理的分析体系，这离不开广泛而深刻的阅读，也离不开对实践自身的不断反思。
感想：这个月开始找到一点社会学的感觉。通过交流、课程学习和不断的阅读，各种问题相互交织，能够促进我不断思考，例如我们本月进行了一次双周论坛，论坛上提及到有关理性和未来社会等话题，之后又在吉登斯的书中得到回应；而布迪厄在法国农村的调查又和课程内容有所呼应。思考更深入，读书也能有更多的共鸣。
另一个是自己在做总结方面还是又所欠缺，不能做到学术化的规范表达，还需要不断练习，整体状态较好，下月继续保持！
11月21日—1月11日书单：皮埃尔·布迪厄，2017，《实践理论大纲》，高振华、李思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2015，《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下册，刘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埃尔·布迪厄，2009，《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2005，《言语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皮埃尔·布迪厄，2005，《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刘成富，张艳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2009，《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2015，《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报告内容：
本月因为英语考试复习一周，没有完成布迪厄的阅读，这次就我最有感想的区分这本书，从教育与文化资本出发，做一个简要的总结。
区分所指的是阶级的区分，包含着不同与优越性。首先是阶层划分的标准，韦伯认为除了经济利益之外，声誉、权力、生活品味和宗教等因素同样参与了阶层的划分，而马克思根据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布迪厄进一步将资本划分为三种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理解以金钱为符号的资本，最有力，可以在代际间传递，可以转化为其它资本；社会资本可以理解为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关系，而文化资本较为复杂，也是布迪厄的开创性概念，文化资本又可以细分为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布迪厄认为，阶级之间的差别体现在一种审美趣味的排斥上。
身体形态表现为个人的学识教养，审美趣味，风度技能等等，通过社会化的方式内化到个人身上，但无法通过继承和交换的方式获得。客观形态的文化表现为物质性的文化工具，例如书籍，也包括商品性的文化，例如具有收藏价值的画作古董等等。从制度角度理解，则是需要通过制度的程序将资本标示出来。文凭就是其中含金量最高的一种，因此文凭类似于一种贵族的爵位，它不是像技能证书一样确定某种特定能力，而是某种与拥有文化资本相适应的认可，通过这种认可，教育系统和文化资本联系在一起。
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是一系列相对自主但结构同源的、由各种形式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组成的生产场域，流动场域和消费场域。个人在社会空间中，通过占有的资本总量，资本结构确定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每个行动者所掌握的资本总量和资本结构会影响个人生活的可能性与机遇，而资本本身可以用作再生产。
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早期家庭教育，另一个是学校教育。早期家庭教育取决于家庭原有的资本总量；学校教育则通过，强化社会规范、合理化上层所拥有的资本等方式，来保证上层文化的魅力意识形态，使下层认同上层，来保证阶级的再生产。因此，社会结构是相对固定，要实现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化，个人就需要调整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行为使之合法化，也就是通过认同新阶级，拒斥旧阶级来确认自己的身份。
在布迪厄看来，教育本身是一种筛选机制，是保证代际复制的重要手段，它虽然提供了向上流通的可能，但一些特定的技能却需要通过家庭教育获得，其中包括与身体形态相关的风度，仪态等等。而这些技能的缺失会使流入者感到格格不入。
布迪厄对这种社会阶级无意识的代际传递，塑造相对固定的社会结构持批判的态度，但认识到区分的存在，本身就是跳出社会桎梏的有效手段。从个人层面来讲，个人的主体性能够帮助个人去获得特定的文化资本，进而型塑个体生命，从社会层面来讲，场域的分析视角能够将微观衣食住行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相勾连，这也是我读布迪厄的最大感受，生动丰富，见微知著。
读经典的一年最大的感受是自己思维方面的转变，中国文化长于诗性但短于逻辑，以往对人文社科的理解也存在偏差，以往读书更多是一种相关性阅读，而通过大半年年的经典训练，能够将逐渐将两种思维融合，以布迪厄提到的照相为例，不同的经典作家提供了不同看待日常生活的滤镜，使原有的生活的观察角度变得丰富多彩，而不同作家间的切换，如同不同的焦距，提升了我们从不同层次去感知社会的能力。
总结的话用一句我下半年听到最多话，就是牟敏娜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去读书的路上。新一年和大家一起努力。
10月7日—11月21日书单：米歇尔·福柯，2002，《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米歇尔·福柯，2011，《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05，《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16，《说真话的勇气：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03，《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米歇尔·福柯，2017，《福柯说权力与话语》，陈怡含编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报告内容:
福柯整体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两个主题：
一个是对权力的分析和批判，另一个是伦理主体的建构。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套难以概括的技术手段，规训方式，身体训练等等。权力本身是流动的，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福柯对权力的分析指向对现代性的批判，福柯批判现代性，在他看来，作为启蒙运动根基的真理和知识，不过是权力的代名词。由此，不同的时代通过构建不同的话语来构建适合自己的权力，通过话语，权力不再需要借助高高在上的君主，不再从总体性上做出规定，而是潜入到微观的层面中，转变为一种对个人的规训。
对微观权力的分析引发了福柯后期哲学问题关注的主要问题，即伦理主体的建构。当权力无处不在的时候，人的主体性在权力的压迫下趋于消解，故而个人如何反抗并获得自由就成为福柯主要思考。福柯否认被塑造成为各种主体的人，在他看来，存在于劳动和生产中的人是被构建的人，其实是被客体化的人，脱离开这一情景人就不存在，福柯想做的，是让人回归到人本身，于是在《性经验史》中，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回溯，提出了“关怀自我”的生存美学。
这种对个人生命的思考与尼采的思想一脉相承。尼采为生命辩护，认为生命就是权力的意志，尼采的权力没有客体对象，不针对一个外物施加暴力，而是始终处在一种关系中。福柯继承了尼采的权力思想，使用权力谱系学的研究方式。
福柯的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一个是考古学，一个是谱系学。谱系学与考古学要求打散连续性的起源论，不是线性的追根溯源，不是去考察宏大叙事和人为构建的历史意义，而是从一些散见在历史事件中去发现偶然和偏差。同时福柯也将历史至于散见空间内进行思考，从考古学向谱系学的转变，事实上是对空间运行的重组。
读完《词与物》整本书之后有一个感觉，就是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其实有一点功利，想要从书里获得某种特定的东西，想要全盘读懂，就有点吃力，但读到后面感觉读书本身就像画地图，每读一点就在地图上点亮一个点，开始因为都是未知的，会困难，但阅读越多地图就越清晰。
回到功利性这个反思，我觉得有一个心态，当我们阅读书想要获得一些特定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就容易产生一种没有所得的失落感，比如说我本来想关注福柯的权力与空间，话语和认识型等等内容，但是在阅读中，真正给我震动是生物学里引入生命这个概念将动物学与植物学进行的整合，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医生和病人关系的微妙变化，而福柯对马克思的回应的热情也感染我，而涂尔干和莫斯提出的分类作为一个方法，在我理解福柯的过程中给我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读了福柯的大部分著作之后又一种心中万千，能言一二的感觉，感觉自己对福柯整体有一个大致的把握。
就像做运动如果是为了减肥，我们就会过度关注自己的体重而忽视运动本身带给我们的改变，读书本身如果带着某种特定的目的，也会造成盲目和视角窄化，跳出词与物的细节来看我对语法学和生物史的并没有完全理解，但不影响我理解这个时期的整体的知识构型。所以我觉得读书本身就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可以再纯粹再简单一点。也感谢之前和学长学姐的交流，重新调整了自己的读书计划。之后会继续坚持。
9月2日—10月7日书单：贝诺特·埃利亚斯，2013，《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变化的研究》，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2003，《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许烺光，2017，《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沈彩艺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鲁思·本尼迪克特，1990，《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恩格斯，2003，《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2012《古代社会》，杨东蒓、马雍、马巨，北京：商务印书馆；
汇报内容：
《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和《菊与刀》两本书相结合起来阅读能够从民族性出发，来理作为价值，意义和精神气质的文化，《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和《古代社会》两本书则是人类学亲属制度这个主题的综合梳理；这部分通过每周的交流分享消化了，
本月简要梳理规训与惩罚。
全书旨在梳理法律体系的谱系，并论述惩罚权力如何从这种综合体中获得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自身效应。
全书的四个基本原则：
首先，不仅仅关注惩罚机制的镇压和惩罚的影响，也关注惩罚机制产生的积极效应；其次，不仅将惩罚方式视作立法和后果和社会结构的表征，而是将其视作一种治理策略，是在其它权力方式的更普遍领域内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再次，将刑法学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将权力技术变成 惩罚体系人道化和人的认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最后探讨灵魂进入刑事司法体系中 以及科学知识进入法律实践是不是权力关系干预肉体的方式发生改变的结果。
惩罚权力的历史：三个阶段
中世纪末和旧制度时期作为王权武器的酷刑
古典时期人道主义改革者的梦想
体现了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监狱和规范化监督
惩罚运作的方式：三种权力技术学。
第一种，以君主及其威力作为权力的主体，惩罚是君权的一种仪式，对犯人施加肉体上的惩罚，是君主及其权力的物质表现。形式上，它不连贯不规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恐怖效果。受到惩罚的人是被消灭的敌人，受刑的是受折磨的肉体。
第二种权力以社会共同体为权力的主体，认为惩罚不应该使用标志，而应该使用符号，——一些被编码的表象，这些表象能够迅速传播，并能最普遍地被目睹刑罚的人接受。确立了较为严谨完善的法律规则，使得罪与罚相互对应。受到惩罚的人为处于恢复资格的权力主体，受刑的是具有被操纵表象的灵魂。
第三种权力以管理机构为权力的主体，惩罚被视作对人实行的强制技术，它通过习惯、行为中留下的痕迹，施展训练肉体的方法。被惩罚的人为直接受到强制的个人，受惩罚的对象是被训练的肉体。
为什么是第三种惩罚方式最终被采纳呢？这就要从规训最早使用场合说起
规训最早运用于军队系统，通过四种技术：制定图标；规定活动；实施操练；为达到力量组合而安排战术。
作用：规训权力不同与君权，并非要削弱个体力量或将其整齐化一，而是通过训练，将原有的对象进行分类、解析和区分，将对象变为充分而独立的单位。
规训权力的成功归因于使用简单的手段：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共同组合实现。
随着惩罚发展的不断完善，监狱这一体制产生了，全景敞视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监狱状态被利用起来，在这个形态里，犯人即受到外部监视和训练，又在这一体系之下不断反思，从而完成自我规训。
监狱体制并非完美，监狱的产生没有造成犯罪率的下降，同时造就了累犯和过失犯。所谓过失犯与今天的主观意图上没有犯罪意图，而是由于自身缺陷和环境所造就的犯罪。这种过失犯也作为一种统治的手段，使得违法行为被区分出来，也是一种区分和利用，也说明了规训权力本身的力量。
一震撼：学长学姐对各大家思想的整合和概括能力让我看到系统阅读的力量。
二反思与不足：九月读书整体状态还行，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节奏，不过读书体系化差了一点，在后续的读书过程中进行调整。 [ 此贴被mmnm在2019-11-27 09:41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