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书的战略战术问题
    这个学期以来，都一直在围绕着几个专题读书，都快被专题淹死了。专题中有经验有理论，其中大部分以理论为主，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专题：一个是黄老师的经济、法律与社会史专题，每周一本，经验与理论结合，学科跨度大，理论读物也不少，如《实践感》，《中国现代社会思想的兴起》，《法律社会学》（韦伯）等，每本写作读书笔记，以加强和帮助理解。另外是一门国外社会学说，其中有五个大的专题，一个专题以一本核心的著作带出其他的读物，精深阅读与广博涉猎结合。学期写三个读书笔记，一篇理论论文。另外还有两个课程，一个是高级统计学，这个补原来的课，掌握了有用。其他的课程还好能够过得去。
    最近一直在想读书的战略战术问题，最后总结了四句话：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这几个原则直接是毛主席的教导，原来用于指导革命和战争，我个人发现用于指导读书也是极其有用的。首先，战略上要藐视，对于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人类文明精华的代表的经典著作要有从战略上战胜和吸收他们的勇气，不能被书山压倒和吓到，这是第一。第二，具体读书的战术上要极其重视，可以这么说，读书没有一定之法，但是绝不是不讲方法。有些著作读多了就要知道其门径，这样再读类似的著作或者以后再来读的时候能够有个战术上的优势，如果一味的蛮干，也不是个好办法，还得逐步摸索，比如哪类理论是主要从逻辑上讨论问题，哪类是主要从概念上讨论问题，哪类又主要是从立场上讨论问题，这些都有个大致的判断，从而读起来更加得心应手。第三，进一步回到战略问题。要打持久战，而不是速胜论。战略上要做好持久的准备，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要准备一生读书，当然不同阶段读的东西可能不一样，比如我们现在要主要读经典理论，以后可能读应用性研究多点，但是有时间还得继续用经典理论充电。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我们更好的端正读书的态度，读书不仅仅是一个为以后研究打基础的一个中间步骤，而其本身就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其属于研究而不是只服务于研究，这样才能使读书不至于成为不得不走的过程，而是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工作。第四，战术上速决。这一点我们中心都做的不错，也就是战术上不是一种一次决定论，指望一次能把一本经典搞通，指望靠一次多投入几个月就搞一本搞通，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不如时间间隔后多次反复有效。每次阅读的前端积累不同，收获和感受也就有了差异。这就是说每一本书在每一次阅读过程中不能拖的太久，不然收益率太低。
    先谈这些。
   
   
   
   






本学期开学后，立刻投入到图书馆之中。遗憾的是，这个学期的课程比较特殊，都是强调深读的课程。所以读书只能跟着课程设计前进了，自己准备再精读两家的计划，又只能在精读中和后续时间宽松的时候去贯彻。这实在是遗憾。而读书书目，本学期就是围绕着几张主要的书单进行，一个学期估计都只能读完那几张书单了。我在后面将贴出几张目前读的书单。

    现在发现，对于学术或者说读书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读书与做学术都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兴趣，没有道道可讲的，就是喜欢；一种是将读书和做学术当做成就事业的渠道，理由是读书与学术可以成为自我成功的阶梯和道道，此种状态把读书和学术当做一种工具，激发着自己去搞。当然，这更多的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第三种，是将读书与学术当做经世济民之手段。读书与做学术是为“治国平天下”。可能还有第四种，将第一种与第二种或第三种之间进行了结合与交搭。我想，我们中心的定位应该在第三种，最佳的状态应该在第一种与第三种的结合。平心来讲，我最近一年在第一种状态上最有长进，渐渐有了点内心的喜欢和兴趣，有些书读了一夜兴奋的睡不着，有些书边读边笑，有些书边读边画，出去调研也有了好奇心，有了探究的冲动，而且有些冲动是发自最原始的兴：喜欢。正是在这个上面有了点长进，才使得我现在做好多选择时没有了以前的那么多所谓的算计，比如读博，如果做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和角度，就是一种喜欢，想把它去弄清楚。我现在读书都在图书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览室，带着专业书去，累了就读马克思主义阅览室的书，特别是毛选和相关的军事和党史著作，成为一种休息的好办法。而且，发现喜欢的东西理解的快，记住的多，投入的深，学的快。作为初学者的我们，可否注意培养我们自己的那一点原始冲动班的喜欢？不是手段的喜欢？这可能是初入知识殿堂的人必须要注意的。有时间要讲这些想法写一篇长文，与诸位读书的朋友共勉。



本月又是学期末一个月，既忙着读书，又忙着打理课程，读书基本都是精读（以写报告应付作业），基本情况如下。
本月读书：
精读：
福柯，《规训与惩罚》，
贝茨，《超越市场奇迹》，
Charles c.gagin，1992，What’s is a c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本书特别推荐大家阅读，非常好的方法论的书，思考的都是根本问题。
Migdal，2001，state in socie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gdal，2009，《强社会与弱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
浏览：
Hay, Colin,Michael Lister and David Marsh,2006, The state : theories and issues,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焦长权本月读书：
结合课业和自己的兴趣。这个月读书与上个月有着接续的地方。还是继续着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进行。书目：
蒂利，《社会运动》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弱者的武器》
《庶民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后殖民知识界的起义：庶民学派研究》，国内第一部介绍印度底层学派的专著，印度的“乡土派”，同时也走向了世界的知识殿堂。
《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秩序》
赵鼎兴，《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这个书推荐大家都好好细读下，涉及到方法论的很好的书。
《困局经济学》，
另外在看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读书笔记和体会最近发到论坛。





自寒假前发读书贴后，开学初没发贴，现在结合寒假一直到现在的读书谈些体会。先报书目：
寒假中仔细阅读了几本：
《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重读黄宗智《华北》，张仲礼《中国士绅》，《村治的逻辑》
开学以来所读：
人口与经济：
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
伯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
——，《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李中清、王丰 《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政治社会学类：
查尔斯•蒂利，《集体暴力的政治》
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
张静，《基层政权》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
另外其他许多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经济社会学、人口问题文献。
从去年寒假调查回家开始，慢慢发现自己读书有了些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读的速度慢起来了，就是自己难以囫囵吞枣似的快读了，即使是读理论性很强的书，发现自己也是这个情况，这是比以前的一个大变化。分析原因，主要是读书中的思考增多了，思绪宽广了许多，有时候看了一本书或者一篇章能使自己久久的回味和思考，去年在家的时候表现的特别明显，看吴飞的《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其中有一篇是对电影活着和书活着的解读，我看后是连续好几天都在回味，贺老师的书看了也是，虽然有很多内容和观点都是以前知道的，但是一起来系统的一浏览，脑子中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水中一样翻波澜，会联想很多，既有理论性的，也有经验性的。同时，在读一些比较的经典的书是时候，琢磨的也更深了，以前非常关注它的结论，甚至就是关注怎么能够快速的浏览完毕，但是现在会不自然的去关注她的结构，叙述论及，又如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内容，看看书的成功与缺陷，等等。有这些变化，我现在想来可能有三点原因：
一是以前还是有比较大量的积累，有比较长时间的囫囵吞枣，这使的现在再回味的时候有对话的对象和资源，也有触发灵感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讲，初进读书的时候大量的，快速的囫囵吞枣的阅读非常重要，这是一种背景知识，进去了作为一个基础性的存量，有和没有是有天壤之别的。有这种存量的人感觉不到，因为当做了一种貌似天生带来的东西，日用而不知，没有的人很可能将这种存量归结为不同人天生的悟性或者其他因素。其实都不确切，这就是大量的、宽广的囫囵吞枣的知识储存，一种背景性的储存。
二是接触了一点经验和自己生活阅历的增长。读书与自己的体验是相互挂钩的，这种体现既有自我生活过程中的，也有观察他人生活和社会百态的。因为我们所读的东西是对这两方面的反应和抽象。生活经验的增长作为一个触发的工具会激活知识存量。这是思考增多的一个原因。
三是与来京以后学习学术训练有关。此地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强调精细化，强调文史哲式的钻研，“文甚质则史，质甚文则野”。来了以后也受了这方面的一些影响和教育，慢慢也发现，精读一些东西也确实很有作用，特别是对于有一定的背景知识存量的同学来说。只不过要防止走向一种考据式的文献学道路，就是要防止“文”太甚“质”，那样就容易失去想象力和野性的思维，成了一种文献式的社会科学。
基于以上三点来思考自己读书的一些变化，也发现，现在的速度放慢也许是个必然的结果，当然会有它的不利影响，最主要的就是无法在短时期内对西方的经典尽最大努力的搜索，而只能围绕一些专题进行搜索，如我上面的一些汇报。但是结合现在的课程设计以及学习的具体情况，想想这样也好。一方面，去扭转现在自己较好的思考习惯而可以走速度而忽略中间的联想，可能对自己状态不利；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课程进行专题阅读并加之老师们的点拨和课堂讨论，收获也还不错。
总之，一句话，读书要有阶段的进行。没有捷径，坚持读和体会过程就是好的。数量不是绝对的，过程中的感觉最重要。











本月由于有几个作业要交，所以读书状态一般，精读的几本，每本都写的书评，以做作业。先报书目：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规训与惩罚》
《疯癫与文明》
陈志让，《军绅政权》
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枪炮、病菌与钢铁》 贾雷德•戴蒙德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版
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

读书笔记：
“整体历史”的“过程性”表述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读后
人类学要发现历史，这种历史能够解释现代世界的社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就要求我们以分析的眼光来理解所有的社会，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我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来抵制形式理性在人文科学中的势头，这种理性不再探求人类行为的动因，而只满足于以技术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技术方案，我们使用的方法越来越复杂，而获得的结果越来越流于平庸。我认为，为了防止流于琐碎，我们应该从过去中追寻现在的原因。惟其如此，我们方有可能理解那些驱使着所有社会和文化的动力。
                                                          ——埃里克.沃尔夫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是埃里克•沃尔夫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人类学史上最晚近的名著之一。本书出版于1982年，本书的写作除了与沃尔夫终身从事农民研究的价值取向有关，更与上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思想评估浪潮有着密切关系。在那次社会科学大反思中，大多数人是在反思道德、解构道德，而沃尔夫显然走得更远，在道德反思的基础上，他开始反思历史，解构历史。他的伟大理想是要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在意识形态遍布的世界上，闯出一条真实之路。
作者希望能够勾勒出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同时也关注这些过程对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小群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作者看来，这些过程及其后果都是历史的，但在这样说的同时，必须指出，历史只能被看做一种对物质关系之发展过程的分析性解释，也就是说，在包容性体系层次和小群体层次上同时进行的发展过程。因此，作者首先来审视1400年的世界，在那时，欧洲还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自己的支配地位。接下来，作者讨论了一些理论的建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和在它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究竟具有怎样的主要特征。然后，作者转而关注欧洲商业扩张的发展过程，以及几个欧洲民族在欧洲走向全球道路中扮演的的角色。伴随着欧洲扩张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作者思考的是欧洲对美洲白银的寻求，皮货贸易、奴隶贸易以及在亚洲寻求新的财富源泉。作者最后追溯了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是如何完成转变的，并考察了它对那些工业中心的世界资源供应地究竟造成了怎样的冲击，描绘了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在各大洲内外的迁移过程。在沃尔夫的解释中，无论那些宣称他们拥有自己的历史的人，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都是同一个历史轨道中的当事者（沃尔夫，2006：32）。本书结构虽然清晰，但是内容和思想都很庞杂。在分析过程中，从理论框架和关键概念上，作者秉承了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和劳动价值学术的基本观念，以生产方式的变化以及在各大洲之间的扩展为核心，考察了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群面对这一巨大变化所作出的反应。从表述方式方法上，作者试图从整体和联系的角度来表述一种过程性的长时段历史。
作者从一开始就清醒的意识到，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是无法从对于单一文化或民族、单一的文化区域甚至某一个时段的大陆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这样一种再思考必须超越我们用来描述西方历史的惯常手法，必须考虑西方人民和非西方人民是如何共同参与这个世界性进程的。（沃尔夫，2006：1）。这就是本文在叙述方法上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联系的整体的来表述历史，而不是去表述碎片化的和切割的历史。作者指出，我们再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只书写一种“胜者为王”的历史，或者只满足于书写支配族群的屈服史了。社会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沃尔夫，2006：2）从根本上说，本书试图跨越不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消除西方历史和非西方历史的分野。本书的中心论题是，人类世界是一个由诸多彼此相连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诸如“民族”、“社会”和“文化”等概念只指名部分，其危险在于有可能变名为实。唯有将这些命名理解为一丛丛的关系，并重新放入他们被抽象出来的场景中，我们方有希望避免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增加我们共同的理解。（沃尔夫，2006：7）。
沃尔夫接着批判性的考察了目前学界对于这个整体的历史世界的考察。他发现，“当我们转向学界试图寻求解释时，大部分学者却都对此视而不见。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都无一例外的把独立的民族当做基本分析框架。社会学继续把世界分割成彼此独立的社会，连人类学也是如此，虽然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质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立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他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 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沃尔夫，2006：7）
我们联系是无处不在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把动态的、相互关联的现象转化成静态的、没有关联的事物？作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也许部分在于还在于我们学习我们自身历史的方式。无论在课堂内外，都会有人教导我们说，存在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我们可以把这个西方想象成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文明之间既是独立的，也是对立的。（9页）
在我们中间，甚至有许多人越来越相信，这个西方还拥有一部线性演变的谱系。而这种谱系实实在在的是一种误导，在这种谱系中，历史由此改造成一个讲述道德如何改善的故事，一个讲述好人如何战胜坏蛋的故事。在通常情况下，这演变成一个优胜者如何通过胜利来证实自身的美德和善行额的故事。如果历史是在时间中追求道德目标的结果，那么，就此事实而言，那些追求这一目标的人确实是历史偏爱的主体。如果历史只是一个不断展露道德目标的故事，那么，这部系谱中的每一个环节，竞赛中的每一个选手，都只是一个最终典范的先驱，而不是在其自身特定的时间、地点中展开的社会与文化过程的复合体。（9页）
由于我们变名为实，我们才创造了虚假的现实模式。由于我们将国家、社会或文化想象成一些有着内在同质性以及外在独立性、封闭性的实体，我们才创造了一个世界的模式，它仿佛是一个全球性的台球厅，在其中，不同的实体彼此撞击着，就像许多坚硬、滚圆的球体一样。（11页）
也许不可避免的是，这些具体的分类充当了从知识上进行冷战迫害的工具。有一个西方的“现代”世界，有一个东方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已经沦为共产主义的牺牲品，是阻碍现代化的“疟疾”，最后，还有一个第三世界，它依然遭受着“传统”的束缚而不能自拔，正举步维艰地迈向现代化之路。如果西方能够找到办法破除那种症结，或许它就能够把那些牺牲品从东方产生并传播的传染病中拯救出来，并把第三世界送往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送往西方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康庄大道。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导致的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强制都市化”，它认为，只要用飞机大炮炸毁乡村，把越南人赶进城市，就可以强迫他们走向现代化，因而，名变为实了，凡是还贴着“未可知”之名的事物，都足以成为战争的靶子。（12页）。
把那些被命名的实体诸如易洛魁、希腊、波斯或美国等作为因稳定的内部构造和外部界限而彼此对立的固定实体来处理的习惯，妨碍了我们理解他们彼此的接触和遭遇。事实上，这种倾向使我们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接触和遭遇，用想象的积木垒成所谓“东方”和“西方”或“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类的金字塔，这只不过使得那一困难变得复杂了。因而，实际上在我们看待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的方式中，我们遇到了某些概念的欠缺，而不是暂时的偏离。我们似乎在过去的某个关键点上转错了理解方向，这种错误的选择极大地危害了我们目前的思考（12页）
由于我们把社会关系抽离了它们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语境，所以也很容易把民族-国家想象为一个各种 充满了道德共识的社会纽带组成的结构，而不是由一系列与其他系列关系密切关联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关系组成的。这最终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动力。既然这些社会关系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密闭圈子里展开的，那么，民族-国家也就成了历史的主要主体，每个民族-国家都是由其内在的社会关系推动的。由此，每个社会都是一个物件，按照内在的钟摆节奏来运行。（15页）
这种把社会关系抽离于它们根植并活跃于其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情境中的做法，是与把人类生活的经济和政治方面分配给不同学科的做法同步的。（15页）。经济学不再关注人口是如何组织社会性生产以供应他们的政权的，而代之以研究需求如何创造了市场。这种新经济学与现实世界几乎是无关的。它是一个从相互作用着的主观个体的选择中鼓捣出来的抽象模式。
这种命运也落到了政治学研究的身上。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割裂了政治领域与经济学，转而考虑权力与政府的关系。由于它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贬斥到“背景”的位置上，政治学研究自身也由此脱离了研究这种背景的组织方式是如何制约或者决定着政治的，并转向探求政治决策制定的问题。（16页）
在所有这些专家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个体集合的概念，个体与个体之间缔结契约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最佳状态，在市场中完成交易，同时也为政治决策的形成提供依据。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些学科都从事人类行为的研究，但都无一例外的把主题排除在外了。因此，每一个学科都极力建构一个模型，看起来这是一种解释“硬性的”、可观察的事实的可行手段，但实际上无非是一个充斥着意识形态味道的方案，其目的在于适应对主题的狭窄定义。这些方案提供了自圆其说的答案，这是因为，除了模型牵涉到的那些现象，现象本身则被排除到专业话语的法庭之外了。如果模型就像过滤网那样起着筛选作业，那么就可以说，这要么是因为他们本身不过是抽象的建构物，并不想兜住经验治水，要么就是因为捣蛋鬼们在上面戳了些洞洞。这样一来，由于专业化社会科学摈弃了整体视角，他们也变得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达娜厄姐妹那样，被判罚将水注入他们各自的的无底的容器中去。（16-17页）

现代化理论，。。首先把世界划分成现代社会，过渡社会，和传统社会时，它妨碍了我们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其次，每个社会都被定义为一个由各种社会关系组成的自主的、封闭的结构，因而无法分析社会间的或集团间的交换，包括内部的社会冲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社会依附。因而，这个理论极大的阻碍了我们严肃地研究那些确切地困扰着现实世界的问题。（19页）

然而，如果我们证实过程本身，承认过程超越了分立的个案，始终贯穿着他们的内外并且改造着我们，那么又会怎样呢？（25页）
但是，自主、自制、自证的社会与文化概念已经使人类学深陷其自身定义的藩篱之中。在科学的殿堂中，观察和思考的范围已经越来越狭隘，而在这座殿堂之外，现实世界的居民们却正越来越置身于洲际的、全球范围的变动中。确实，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独立于更大的包容关系，也未受更大范围的力量的影响？正如社会学家一直致力于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追寻社会秩序和整合的幻象一样，人类学家也一直在资本主义、工业世界的底层和边缘地带寻求前资本主义、前工业社会的远古形象。人类学的潜在假设是，这些人民是没有历史的人民，这种假设无疑抹杀了500年以来的遭遇、屠杀、复兴及适应。如果说社会学始终沉迷在“共同体”与“社会”的神话，那么，人类学也一直深陷于它自身的“远古原始人”的神话。他们都生活在虚构之中，否认了始终存在的关系和纠葛这一事实。（26页）

我们对民族史看的越多，就越发明白，“他们的”历史与“我们的”历史，都是作为同一历史的一部分而出现的。因此，如果没有白人史，也就没有黑人史，他们都是共同历史的一部分，只不过由于经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传统研究所压制或忽略了。（27页）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联系是存在的，那么该怎样去想象他们？我们是否真正把握产生他们并组织他们的一般过程？我们能否在想象这样一个一般动力过程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它在牵涉这个或那个人群时时如何具体表现时候中的？（27页）这样一种方法是可能的，但前提是我们能够正视我们能否超越专业化学科的理论可能性。多学科交叉确实有望开拓一片新的视野，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开拓新视野的主要困难在于专业化本身这个事实。

在这种全球人类学的努力中，我不在局限于描绘那些独立的部落、文化区域和文明，而力图廓清人类相互作用的网络，这些网络跨越了至今仍然分离的两个半球——欧洲、亚洲与非洲的“旧世界”，美洲的“新世界”。这些网络既是在空间中，也是在时间中逐步形成并扩散的。
要想确切地把这些网络描述清楚——追寻他们的生成及扩散过程——就意味着必须追踪人群的历史进程，而这是被站在西方立场上的历史忽略或歪曲了的。正如人类学家笔下“原始的当代人”形象一样，他们也被视作没有自己历史的人民。（34页）。
为了分析和描述上的方便，同时也为了集中关注在欧洲人同世界上大多数人互动中的那些主要过程，我们将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概念。
  社会劳动的概念使我们有可能把人类在其中组织生产的主要过程加以概念化。每一种这样的主要方式都构成了一种生产方式——一组特殊的、历史的发生的社会关系，人们藉此以工具、技巧、组织及知识为手段实施劳动以从自然界获取能量。（91页）概念的有用性不在于分类，而在于它能否说明卷入由有组织的大多数人类进行的社会劳动之中的关键关系。基于这种目的，我们只界定了三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贡赋制生产方式，亲族制生产方式。我们要探讨的是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特定历史关系，因此本书最主要的观点是，人类学家研究的绝大多数社会是欧洲扩展的产物，而不是过去的进化阶段的原本结果。生产方式的用处之一恰恰在于它能够促使我们去探求这种系统间的关系和系统内的关系。我们将用这个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同其他生产方式的互动过程中为达到其支配地位而运用的不断变化着的方式。（92页）
我们所说的这三种生产方式并不能作为对各种社会进行分类的方案。对“生产方式”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抽象。社会的概念是从人们实际的或强加的互动行为开始的。社会的概念使从人们实际的或强加的互动行为开始的。而生产方式的概念则致力于揭示政治经济关系，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人们互动的基础，主导并制约着人们的互动。这些关键关系可能只体现了一个社会中全部互动的一部分，也可能包括了一个社会的全部互动，还有可能超越了特殊的、历史的营造起来的社会互动系统。在比较的情况下使用生产方式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关注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各种重大变化，也能使我们探讨他们的后果。无论如何，使用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探讨不同组成的互动系统，即受不同生产方式主宰的社会，在彼此相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93页）
我在此描述的三种生产方式既不能作为对各种人类社会的人类也不是文化进化中的诸阶段。他们是作为概念提出来的，供我们构想塑造各种要素的特定重要关系，人类生活就是在这些要素下展开的。这三种生产方式都是工具，用以思考在向外扩张的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居民间的真正联系，从而能够理解这些联系的后果。（120页）。

当我们厘清了在特定人群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因果链时，我们会看到，他们也超越了任何一个群体，包含着其他群体——所有其他群体——的社会轨道。最终，这些因果之链囊括了所有大陆，并将旧大陆与新大陆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有着不同来源和社会结构的人民都被这些力量纳入趋同活动中，他们不得不参加一个 共同世界的建构中。他们是欧洲海商和不同民族的战士，但也包括本土的美洲人、非洲人和亚洲人。在此过程中，所有这些人民的社会与文化都经历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那些站出来充任真正历史的承载者的人民，也深刻的影响了人类学家研究的群体，他们将这些人群称为“原始人”，是从永恒的过去的原初延续。由欧洲扩张发动的全球化过程同样也构成了他们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什么“当代的祖先”，也不存在没有历史的人民，不存在只拥有“冷性”历史的人民。（451页）
我们不能再将社会看作孤立的、自足的系统。我们也不能再将文化想象成一体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部分都要维持一个有机的、自主的和永久的总体作出贡献。只有实践和观念的文化从，一定的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行动的过程中，这些文化从永远都处在不断地组合、解体和重组之中，在不同的声音中传达着群体和阶级的不同道路。这些道路不能从相互作用的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找到解释。他们是从社会劳动的配置中生成的，而人们动员社会劳动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世界。动员劳动的方式为历史确定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无论那些宣称与历史有特权关系的人民，还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共同的命运。（457页）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必要的张力》
波普 《知识的进化》
      《猜想与反驳》
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
弗洛伊德 《图腾与禁忌》
布洛赫，《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
沃尔夫，《二十世纪农民战争》
殷海光 《中国共产党之观察》
布迪厄《关于电视》
德.瓦尔《人类的猿性》
康有为 《康子内外篇》
严复 《天演论》
布诺威 《制造同意》
本月经典方面主要是围绕方法论和知识论展开，从实证主义的方法知识论到后实证主义的方法知识论。其他主围绕宗教人类学等课程展开。
科学革命与必要的张力
        ——《科学革命的结构》读后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22-1996）被称为科学界的“四大恶人”之一，而其所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被公认为是现代思想文库中的经典名著，被奉为新时代科学哲学的“圣经”。它的出版成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转折点，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他无疑已经导致了科学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而《必要的张力》一书是作者沿着自己的科学观思索的又一重要文集。下面，笔者谈谈阅读两本书的体会。
“范式”（paradigm）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的关键词和核心概念，作者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4页 ），他认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受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95页）。针对一些人对于范式概念的批评，他在多年以后新版的后记中进一步解释“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个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他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57页）。一个成功的范式都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为以后的几代实践者们暗暗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它之所以有这方面的作用，就在于它一般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它们的成就空前的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的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建立在这种科学“范式”基础之上的进一步的科学实践和研究就被称为“常规科学”。作者认为，“常规科学”基本上是在一个范式指引之下的“扫尾工作”，包括阐明范式理论的经验工作，解决范式理论中某些残剩的含糊性，以及允许解决先前只是注意到了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大多数科学家倾其一身全部从事的正是“常规科学”的研究工作。他进一步形象的说“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实验室内，这种活动似乎是把自然界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中，常规科学的目的既不是去发现新类型的现象，事实上，那些没有被装进盒子内的现象，常常是完全视而不见的；也不是发明新理论，相反，常规科学研究乃在于澄清范式所已经提供的那些现象和理论”（22页）。
如此看来，“常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是哲学因信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的更细致更深入，没有范式的指导这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常规科学又具有内在的机制，每当造成这些限制的范式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时，他能保证使束缚研究的那些限制变得松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旧的科学范式发生了危机，新的“范式”即将来临，同时，“科学革命”也随之发生。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科学界中“范式”的转换。作者认为“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范式所取代”（85页）。如此看来，科学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改变。作者特别指出不同的范式之间的不能并立，在相互竞争的范式之间做选择，就像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做选择一样，就等于在不相容的生活方式之间做选择。作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不同的范式之间有一种交流上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他认为从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常规科学传统，不仅在逻辑上与以前的传统不相容，而且二者往往实际上也是不可通约的；范式的改变使科学家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格式塔转换(革命前科学家世界的鸭子在革命后变成了兔子)，科学家在革命后知觉和视觉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新世界在各处与他们先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不可通约。他认为科学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旧范式不可通约。其结果是，一个理论对另一个理论的优越性，就成为辩论中难以证明的东西了。在不同科学共同体和范式下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像生活在不同的语言世界中一样。但是，这也不意味着不可通约的理论支持者之间根本无法沟通。经验到这种交流的阻塞的人肯定有所凭借。他们还是拥有共同的日常生活和大部分科学世界的语言。当交流阻塞时，其参与者所能做到的，就是把彼此看做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然后把自己当做翻译（181页）。他们以团体内或团体间谈话的差异为研究主题，首先试图去发现那些在各个共同体内毫无问题，但在团体间的讨论中却成麻烦的焦点的字词或语句。找出科学交流中的这种困难领域以后，他们下一步就能借助于共有的日常词汇致力于进一步阐明他们的麻烦。即各方都会试图去发现，当对方接受了一个会使他产生不同的语言反应的刺激时，他到底会看见什么或说什么。若他们能不把反常行为看成仅是错误和神经失常的结果，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彼此行为的预言者。每一方都学会了把对方的理论及其结果译成自己的语言，同时也能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使用哪个理论的世界。既然是从事这种翻译工作，能使不同被阻塞的交流的参与者设身处地的经验到彼此的观点的优点和缺点，那么，它就是劝说和使人转变信念的有力工具。然而即使劝说不一定成功，而假如成功了，也不一定伴之以或随之而有信念的改变。这毕竟打破了绝对不可沟通的神话。其实，在不同的科学范式的这一沟通或转变的过程中，也即科学革命的过程和常规科学的演绎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这么一种“必要的张力”，只有这种一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在可能使科学范式的转化有所可能。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对待这种“必要的张力”的态度。如上说述，我们应该在明了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的前提下试图去打破范式之间绝对不可沟通的神话，去认真的做必要的不同范式之间的“翻译工作”。这种科学研究中的传统和创新中的“必要的张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科学理论的一个矫正器和监督者，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对于理论进行矫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这里面既包含着证实的不完全，也包含着证伪的武断，如何较为客观的对社会科学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正呢？笔者认为这种“必要的张力”是一个不错的途径，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不同的范式信仰者对于彼此都互相成了一个理论矫正器的“他者”，也就是在对彼此的理论进行学术性的批判和对自我范式的反思中得到了互相提升。同时，这种“必要的张力”也成了一个学术界的“监督者”，对于那些假借学术之名在学术界投机倒把的人士有较强的监督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目前的国内学术界可以说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还比较落后，本土化的阶段和工作还没有完成。在这一建立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同学派或范式之间的张力就极其重要。本土的范式在建立的过程中肯定会遭遇到现有的社会科学西来范式的阻挡和一定程度上的排斥，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合理性和正面效用。
参考书目:
(1)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必要的张力》，范贷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自9月5日到京，到今天刚好一月，是该把这个月前后（包括调查回来有点小时间）的读书情况总结一下。本月由于刚到一个新地方，很多杂物事情要处理，所以读书虽然有一些，但是系统性还不够，难度也还不大够。读的书目是以下一些：
  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
  莫斯《原始分类》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二章，
    《宗教社会学》 之“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
涂尔干“人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
        “宗教生活基本形式”第一章。
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上）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关于费尔巴哈提纲”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系列）
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82年版
千家驹“中国的歧路”；
李紫翔“中国农村运动的理论与实际”
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工人运动史》（第一册）
郑也夫《信任论》《后物欲时代的来临》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孔飞力，《叫魂》
另外：
  谢立中主编的《西方社会学经典选读》中的部分篇章。
本月的读书，确实有些杂乱，内部主要的线索与我这学期的课程有些关联。来这里以后，感觉到这里的课程还是值得去上，而课程的主要安排和内容就是围绕着一个专题阅读书和经典文献。本学期，我除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两门必修课以外，另外选择了三门课程 ，分别是吴飞的“宗教人类学”，朱晓阳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原著导读”以及潘毅等的“中国农民工研究：工农历史的回顾与新探”，另外选择了张静的“论文写作”课程（一个学分，已经结束）。选择两门人类学的课程，主要是考虑自己对于人类学的一点兴趣，同时最主要是觉得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于要从事定性研究的启发，这让我狠心学一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个课，我想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摩尔根，毛泽东等马列主义者是怎么去有意或无意的运用和发展人类学的，同时又可以将以前读的一些东西从一个角度回顾和清理下。而农民工研究的课程主要内容是三点“1．农民工研究的理论视野，主要探讨阶级形成理论；2．工农历史研究的主题领域：早期工人运功、农民调查、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改革三十年；3，社会性质讨论”。所以围绕其读点东西。至于理论与方法论课程，还是对以前的东西进行更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我感觉自己现在的读书，特别是理论上的阅读，很多的都还在本体论的范畴，就是“是什么”的问题，比如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是什么个样子，资本主义是什么，现代性是什么等等，而对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层次上的考虑还不够，这也应该是个阶段，在以后的读书中，我还要将强对认识论和方法论层次的考虑，马克思从哲学层次上是怎么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韦伯呢？（认识论）在具体层次上他们又是怎么操作的？（方法论）等等。
同时，在这个月的读书中，我觉得有几本很不错的书，可以推荐大家去读读，一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是在《资本论》的基础上对于资本如何积累的一部专著，很不错，既有继承，又多修正和创新，同时对于现在都很有启发，当然这个要先读了资本论后再读。再就是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经典选读》，这个书以前我没有看过，对于刚开始读理论甚至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同学都值得选读，原因有二：一是里面选择的很多篇章对于理解那个人物的思想很有帮助，都是有代表性的，二是编选的内部逻辑性比较好，可以适应我们梳理自己阅读的需要。这个书是很不错的教材，同时也是一个经典篇章的汇集，推荐大家可以在读经典的时候夹杂着读，书是上下两大卷，华科图书馆也有。最后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中的几个比较经典的篇章，如“身体的技术”等，这些对于我们理解后来的福柯的思想是颇有启发，而他对巫术的一般理论的研究则正好与我们阅读的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研究形成的对比和关照，同时这其中很多也是知识社会学，知识哲学的重要来头。

终于能上了，呵呵，高兴。读书报告9月6日已经写好，今天才能上论坛把报告发上。

很好！！

应该是截止10月6日？

令人振奋！

恩，谢谢贺老师提醒，截止10月6号，呵呵。

确实和我们不在同一个高度，继续沿着焦兄的足迹继续前行。

不不不，客观的讲，这里要像中心那样读书困难更大，所以大家要珍惜中心氛围，主动积极的把读书会当做每一个人的事情，要搞好，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就非常好了。我确实是赶着大家的步伐在前进。

师兄的行动，让我倍受鼓舞 

读书状态还是保持的很不错！

刚去北京要适应新坏境，还读的这么好，很厉害，学习！

带好队伍扛好枪

优良传统保持的很好啊，赞

向师兄致敬！

更新至11月。

相当不错。继续坚持，大家都看着呢。。。。

还是那么猛，厉害

呵呵，谢谢大家鼓励，研究生几年坚决好好阅读，打好基础。

状态很好啊，也给我们很大压力，一起努力

读完很受启发，方法论似乎还未拉上日程，也是要读一些的

向师兄学习！向你看齐！

太厉害了，再次向师兄致敬，向师兄学习！！

探寻人类社会命运的新进路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以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以导致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这些问题是关于终极因果关系的探讨，也是本书的主题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是著名演化生物学和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教授的一部科普性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逻辑清晰的研究性著作，该书已经问世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于1998年获得了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该书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记录了现代世界及其诸多不平等所形成的原因，在解释人类文明社会以前的史前史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和惊人发现。下面笔者对该书做一评介。
我们知道，对于世界上的不同地区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发展进程是很不相同的。这些差异构成了世界史的最基本的事实，但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有争议的（1页） 。作者开篇即如是说。关于现代世界的差异问题可以再次系统的阐述如下：为什么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不是某种别的方式呢？例如，为什么不是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杀害、征服或消灭欧洲人和亚洲人呢？（4页）有一种解释列举了使欧洲人能够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直接因素——尤其是欧洲的枪炮、传染病、钢铁工具和工业制成品。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是造成欧洲人征服的直接原因，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只提供了确定直接原因的一种近似的（初级阶段的）解释。作者最想追问的终极原因是：为什么最后带来枪炮、凶恶的病菌和钢铁的竟是欧洲人，而不是非洲人或印第安人？（13-14页）
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呢？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历史的最广泛的模式，也是这本书的主题。作者试图找出一个历史发展和演化的最广泛的模式，作者认为，汤因比虽然对人类社会的不同的区域比较研究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也没有认真讨论他所认为的最广泛的历史模式的问题。在汤因比的尝试后，全世界对历史因果关系的综合研究已经受到大多数历史学家的冷遇，被认为提出了一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14页）所以，我们目前缺乏这种终极解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知识缺口，因为最广泛的历史模式仍然是这样原因不明。（15页）作者强调，在解释世界的不同区域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方面，在对历史的广泛模式有了某种令人信服的、详尽的、得到一致同意的解释以前，大多数人将继续认为，种族主义的生物学解释终究是正确的。对他来说，这似乎就是写这本书的最强有力的论点。
所以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一种科学解释和知识积累上的，也是有很强的实践性的，这正如作者所说的：虽然这本书归根到底是要讨论历史和史前史的问题，但其主题不光是具有学术性，而且在实践上和政治上也是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这些冲突产生了回响，而这些回响在经过许多世纪以后仍然没有消失，并且在今天世界上的某些最混乱的地区仍活跃地在继续。（5页）
作者坚信，的确存在着适用于历史的广泛模式，而寻找对这些模式的解释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24页）。而为了去认识这一历史的广泛模式，所以作者虽然研究和表述的是历史，但所用的方法则是科学的——尤其是诸如演化生物学和地质学之类的历史科学的方法。同时，为了避免引起误解，作者一开始就声明: 我对人类社会的各种地理差异进行调查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赞美一种类型的社会和贬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而完全是为了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7页）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本书的内容，那就是：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该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从伊甸园到卡哈马卡”，由3章组成。第一章提供了一次关于人类进化和历史的旋风式的旅行，从大约700万年前我们刚从类人猿分化出来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为止。我们将追踪人类的祖先从我们在非洲的发祥地散布到其他大陆，以便弄清楚在那些常常用“文明的兴起”一语来加以概括的事件开始前世界是什么情形。结果表明，某些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后取得了对其他大陆上的人类发展的领先优势。第二章简要的考察了岛屿环境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对历史的影响，从而使我们探究过去的13000年中大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做好准备。作者通过考察发现，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波利里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第三章通过同时代的目击者的描述，再讲一讲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诸如的遭遇，从而向我们介绍来自不同大陆的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作者本章中叙述皮萨罗成功的在印第安社会中横扫的时候指出，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在有人开始制造枪炮和钢铁以前很久，这些因素中的其他因素便以导致某些非欧洲民族的扩张。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种优势总是在欧洲一边，而不是在新大陆一边，为什么不是印加人发明枪炮和钢刀？这些问题是关于终极因果关系的探讨，也是本书的主题。（60-61页）
作者在接下来的两大部分中就主要围绕追求终极原因和终极因果关系而展开。
第二部分题为“粮食生产的出现和传播”，从第四章到第十章。这一部分专门讨论作者认为的粮食这一最重要的一组终极原因。第四章概述了粮食生产是如何最终产生了使皮萨罗取得胜利的直接因素，但是粮食生产的出现情况在全世界是不同的。作者指出，我们将会看到，从间接的意义说，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因此，在不同大陆的族群是否或何时变成农民和牧人方面的地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以后截然不同的命运（68页）。作者用下图表示了行程最广泛的历史模式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互相作用。而这些因素中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因素就是粮食的生产。

    这在作者在后文论述两个半球的碰撞（十八章）中进一步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作者认为，导致非洲和欧洲碰撞的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很清楚的，正如他们与印第安人遭遇时的情况一样，进入美洲的欧洲人拥有三重优势：枪炮和其他技术，普及的文化以及为维持和征服的花费巨大的计划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组织。我们也已经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450-451页）。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88页）。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对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差异（401页）。因此，第三章概述了欧洲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因素，第四章则概述了这些因素从粮食生产这个终极原因发展而来。
我们在第五章中看到，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民族靠自己来发展粮食生产，另一些族群在史前期从这些独立的粮食生产中心学会了粮食生产，还有一些族群在史前期既不发展粮食生产也不从别处学会粮食生产，而是直到仍然过着狩猎采集圣火。第六章研究了只是在某些地区促使是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向粮食生产转变的诸多因素。接着，第七、八、九章说明在史前时代农作物和牲畜是如何从原来的野生植物和动物驯化而来的，而做这种驯化工作的早期农民和牧人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可以用做驯化的当地一批批动植物的地理上的差异，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只有几个地区成为粮食生产中心，为什么粮食生产在某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出现的早。从原来的这几个中心，粮食生产向某些地区的传播比向另一些地区的传播要迅速的的多。造成粮食生产传播速度差异的一个重大因素原来竟是大陆的轴线方向：欧亚大陆主要是东西向的，而美洲和非洲大陆则主要是南北向的。
第三部分（从粮食生产到枪炮、病菌与钢铁，第十一章到第十四章）继续论述由粮食生产这一终极原因而引发出的一些直接原因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粮食生产本身并不是直接的原因，而是一个终极的原因，在这部分中作者考察了这个终极原因是如何导致病菌、文化修养、技术和集中统一的征服这些直接原因的。
这从密集人口所特有的病菌的演化开始，对从终极原因到近似原因的联系进行了考察（第十一章）。作者发现，欧亚大陆的病菌杀死的印第安人和其他非欧亚大陆民族，比欧亚大陆的枪炮或钢铁武器所杀死的要多得多。相反，在新大陆，很少或根本没有任何危险的病菌在等待着未来的欧洲征服者。另一条因果链是从粮食生产到文字，文字可能是过去几千年中最重要的一项发明（第十二章）。在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经过少数几次进化，而发明文字的地区又是各自区域中粮食生产出现的最早的地方。所有其他有文字的社会也都经历了同样的进化，或是由于文字的传播，或者是由于文化的传播，而这种文化又是来自最初的少数几个中心之一。因此，作者指出，对于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文字这一现象对研究另一组重要的因果关系尤其有用，即地理对思想和发明传播的方便程度所具有的影响。适用于文字的情况也适用于技术（第十三章）。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技术创新是不是完全依赖于少数发明家——天才，依赖于许多具有特质的文化因素，以致不能去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事实上，我们看到，奇怪的是，大量的这类文化因素促使了解技术的世界模式变得更加容易了，而不是变的更困难了。粮食生产使农民能够生产出多余的粮食，从而使农业社会得以养活专职的从事手工艺的专门人才，因为这些人的工作不是种植他们自己吃的粮食，二是发展技术。作者发现，各大陆之间在面积、人口、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和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对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所有这些影响都被夸大了，因为技术可以催化自身。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变成了自1492年起的巨大领先优势——其原因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明。（286页）除了养活抄写员和发明家以外，粮食生产还使农民能够养活政治家（第十四章）。随着稠密的、定居的、从事粮食生产的人口的出现，酋长、国王和官员也出现了。这种行政体系不但对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领地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维持常备军、派遣探险舰队和组织征服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部分（《在五章中环游世界》，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把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所讲的内容应用于每个大陆和一些重要的岛屿。第十五章研究了澳大利亚的历史，以及原来和澳大利亚相连，属于同一个大陆的新几内亚这个大岛的历史。澳大利亚是近代技术最简单的人类社会的所在地，也是其自身没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唯一大陆。澳大利亚的情况是对关于人类社会的洲际差异理论的一次决定性的检验。第十六章和十七章把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发展结合成整个地区的一幅图画，这个地区包括东亚大陆和太平洋诸岛。作者发现，中国粮食生产的出现，引起了史前期的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几次大迁移，或两者的同时迁移。其中有一次迁移发生在中国本土，造成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中国这个政治和文化现象。另一次迁移在几乎整个热带东南亚地区导致了最后来自中国南部的中国农民取代了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本地人。对研究世界史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各民族之间发生的所有这些冲突具有双重的重要性：这些冲突形成了现代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生存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经济权力正日益集中，这些冲突还为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一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特别清晰的模式。
第十八章又回到第三章里提出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和美洲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总结一下新大陆和欧亚大陆西部地区过去13000年的历史，可以弄清楚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只不过是两条漫长的通常互不相干的历史轨迹的顶点。这两条轨迹的差异表现在这两个大陆在可驯化的种植物、病菌、定居年代、大陆轴线走向以及生态障碍方面的差异。作者进一步指出：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两个大陆之间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二者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他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454页）。这就回应了作者在开篇中所指出来的：对这种种族主义的解释的反对意见，不仅仅好似因为这种解释令人生厌，而且也因为他们是错误的。（9页）
最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历史（第十九章）与新大陆的历史不但存在着悬殊的差异，而且也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造成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冲突的那些因素，同样造成了欧洲人与印第安人的冲突。结果，欧洲人的征服并没有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建立大片的或长期的殖民地，只有非洲的南端是例外。具有更之久意义的是非洲内部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即班图人的扩张，这都是由许多同样的原因引发的。
后记题为“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列出了剩下来的几个问题，包括欧亚大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问题，与环境无关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个人的作用。也许，这些未解决的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确立人类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地位，就像演化生物学、地质学和气候学这类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一样。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的确会碰到一些真正的困难，但这些已经得到承认的历史科学也碰到一些同样的挑战。因此，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方法在人类史这个领域中也可能证明是有用的。作者总结到：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他看来，有4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
第二组差异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些速度在大陆和大陆之间差异极大；
第三组差异与影响大陆内部传播的这些因素有关，那就是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的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
第四组差异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455-458页）。
所有人类社会都拥有发明才能的人和创造性，事情恰恰是有些环境比另一些环境提供了更多的起始物种和利用发明更有利的条件。（459页）
    由这四组差异组成的各大陆的环境地理以及相应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异也就是作者在开篇中所要追求的一个历史解释的最广泛模式。但是作者同时指出，他不抱任何幻想，不认为本书已经成功说明了各大洲过去13000年的历史。显然，要在一本书里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真正的了解所有这些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何况我们并不了解。至多，本书确定了几组环境因素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进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种看法和态度是十分公允的。
参考文献：【美】贾雷德.戴蒙德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述评
一、背景与前奏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相继进行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三次论战,虽然具体内容不甚相同,但都是围绕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所以,这三次论战都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它的胜利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就这场论战发生的原因、论战的概况和主要内容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并提出一些自己的反思和看法。
这次论战是1935年初至1936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的。其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根源。韩凌轩认为，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是促使这次论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在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经济的破产,是这次论战发生的诱因；在思想方面,国际上托洛茨基派思想的影响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是这次论战发生的思想渊源（韩凌轩，1982：55）。除了以上三点以外，笔者以为，在此之前思想界所发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思想基础及其人员和条件准备。而关于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以说是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我们可以发现，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农村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挽救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还是改革农村社会关系，中国社会的出路是解决愚穷弱私的问题还是反帝反封建的论争。而这些问题在前期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已经凸显了出来。“动力派”与“新思潮派”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不同判定，也相应地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任曙就引用一系列的数字来证明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而严灵峰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一文中也认为，“中国旧式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经同他们的农民一起破产了。现在的地主是民族资本家、商人、高利贷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同城市资本家剥削工人一样。”（温乐群，黄冬娅，2004：189）。学稼在他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国农村》中也声称，中国统治阶级利用封建形式去剥削被统治阶级，是“设保剥削”的胜利，要研究剥削的性质，应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着想，不能由剥削关系方面去检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先有生产关系，而后有剥削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存在，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再简单些，先有生产后有分配。所以他认为张闻天从剥削方式来说明中国经济性质是很错误的。孙倬章也认为，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但却还存在封建势力。张闻天则在《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中对这些观点给与了有力的回应。（温乐群，黄冬娅，2004：190-196）。当然，这场论战的发生，也与3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密切相关。比如，1930年陕西大旱，饿死人就达300万人以上。中国农村经济的日益恶化，引起了整个社会的不安和国内外人士的关注。
  对于如何摆脱中国农村经济破产的困境，当时主要有三种有代表性的主张：一是以金陵大学卜凯教授为代表的大农场经济论，二是农村复兴委员会提倡的“银行资本遐想”和“农村合作运动”，三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主张。除此之外，还有主张发展手工业来挽救农村经济，发展副业来摆脱农村破产等诸多主张。但总的来说，上述这些主张都未直接涉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问题，所以他们也没有直接成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参与者。当时，关于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主要在中共的理论工作者和托派 份子之间进行的（温乐群，黄冬娅，2004：197-198）。
关于这场论战的真正前奏是在《新中华》杂志上开始的。1933年7月下旬，《新中华》杂志第一卷第14期上，发表了四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刘梦飞的《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评》。文章首先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了任、严两人的研究“挂着唯物辩证法的招牌，而实质上具有形而上学或机械论的倾向”；同时又从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土地问题与租佃关系两个方面的分析，驳斥了任、严二人认为资本主义已在农村中取得支配地位的观点。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特质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一时尚不能发展，而固有的旧的生产方法又在崩溃的过程中，其所表现的具体形态，即是由封建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半封建经济”。接着，严灵峰与任曙在《新中华》18期上又分别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的商讨》和《论中国农村现阶段的性质》两文，对刘的文章进行了回应。而刘在第23期上，刘梦飞又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商榷》的文章，对任、严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再次回应。同时就在这一期上登载了作为后来论战的主将的钱俊瑞（用陶夫直笔名）的文章《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一文，这篇文章对中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征和农村经济成份作了一些具体的分析。作者没有拘泥于驳斥严、任等人提出的一些枝节观点，他建议“我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进于更具体的更深刻的阶段”，要在运用正确方法的前提下，“广泛地掀起一种实际研究的运动”（温乐群，黄冬娅，2004：198-200）。
二、大论战
  《新中华》杂志上的唇枪舌剑的讨论，揭开了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序幕。它是30年代初“新思潮派”和“动力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直接延伸。而紧接着更具体，更深入的讨论转移到了两个比较固定的人群及其派别和战场之间进行。
1934年9月，王宜昌在《中国经济》上发表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一文，接着，他又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从农民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从土地来看中国农村经济》和《从农业来看中国农村经济》三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王宜昌系统阐述了它对中国农村的看法。他的这些论点，从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到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都奠定了“中国经济派”的基本立场。1935年1月，王宜昌又在天津《益世报》的《农村周刊》48期上发表了《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批评了《中国农村》创刊号中《怎样分类观察农户经济》一文中从农村的生产关系来划分农村各阶级的观点。王宜昌在文章发表后还写信给《中国农村》编辑部，要求他们“表示意见”，“中国农村派”立即起而应战。1935年3月，《中国农村》第一卷第6期发表了钱俊瑞的《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一文，针锋相对的批驳了王宜昌的观点，薛暮桥也写了《答复王宜昌先生》一文。双方论战正式大规模展开（左用章，1990：16-19）。站在“中国经济派”方面参加论战的有王宜昌、王景波、张志澄、韩德章等,他们以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为中心,称为“中国经济派”，在“中国农村派”方面的有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余霖、周彬、陶直夫、赵梅僧等,他们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行的《中国农村》杂志为阵地,称为“中国农村派”。站在“中国农村派”方面的还有日本人玉木英夫。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对象问题；第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第三、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问题。争论的中心问题是关于中国农村会性质问题。
一、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对象问题。
1、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
这是论战首先争论的问题。“中国农村派”主张当时农村研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生产关系，而“中国经济派”则主张应以生产力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王宜昌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中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力,极力反对“中国农村派”对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农村经济方面不能“只注意到生产关系的一面” ,“在人和人的关系的注意之外,更要充分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研究的“第一方向转换”。实际上，他是要以生产力的研究来否定生产关系的研究。韩德章与王宜昌相呼应,接着在《农村周刊》上发表了《研究农村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一文,更直接了当的认为 “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应当从人和人的关系的注意转到人和自然的关系。”
“中国经济派”的论述,立即遭到“中国农村派”的驳斥。钱俊瑞指出中国经济派的“方向转换”混淆了农业经济学和农业科学这样两个不同的范畴。“农业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是农业生产的自然因素的配合与组成,而农业经济所要研究的却是在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之上的农业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派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变为人对自然的技术关系,“将农村生产关系这一种历史的范畴,把它从具体的社会环境脱离出来,变成空洞而永久的范畴。”（钱俊瑞，1935：85），“有意无意地把社会问题转化而为技术问题”。掩盖了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的阶级实质。
与“中国经济派”相反,“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钱俊瑞指出“我们开宗明义第一句应当是说,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者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或是在农业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别的。”（钱俊瑞，1935）其目的在于对“中国的农村生产关系,在其发生、成长和没落上面去探讨,从而规定一种新的能使生产力更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态。”钱俊瑞在《评陈翰笙先生著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强调农村经济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在当时来说,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但生产力的研究,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这一点“中国农村派”没有给以足够注意。
2、怎样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关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论分歧,根源在于“中国经济派”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基本原理进行了不同的解读。
“中国经济派”离开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对生产力进行孤立的考察,把生产力看作是“人对自然的技术”,从而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解为“人和人的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间的矛盾”。这样,就从根本上抹煞了生产力的社会性。“把生产力摈绝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之外,而把社会的发展归结到社会和自然的外在的矛盾。”（薛暮桥，1935：50）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上,他们只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王宜昌在引证这句话之后他说“此法则我则改说成生产力要‘冲破’生产关系,生产力使生产关系进步。”（王宜昌，1935）薛暮桥认为按照王宜昌的这种理论,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似乎只是生产力自然发展的结果,而不必经过变革生产关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
薛暮桥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说技术固然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技术必须由劳动者来掌握,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自然因素或是技术因素,必须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发挥着‘征服自然’的巨大力量。”（薛暮桥，1935：50）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一般地说是生产力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但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一经产生,便对生产力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到生产力的发展达到某一阶段,即超过了这种‘生产关系容许着的限度’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遂由生产诸力的发展形态转化成为生产诸力发展的桎梏’。”（薛暮桥，1935：52）。
二、关于中国农村杜会性质问题
1、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还是半封建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的最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农村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中国农村派”认为中国农村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关系的一定的发展，但封建的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中国农村是半封建的社会；而“中国经济派”则认为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已经瓦解了，它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了，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虽然“中国经济派”总体都主张中国农村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但内部还是有些差别，分作了两派，分别以王宜昌和王景波为代表。王宜昌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他根本否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勾结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就是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谈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今日中国农村经济,已是商品经济,而且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土地所有形态已被资本制生产屈服了。”（王宜昌，1935：105）王景波则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上的侵略和支配代替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假如我们的研究不以中国农村生产方式为主体,而以帝国主义统治为主体,我们就应该承认,‘中国身受国际资本的支配,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在中国已经占了优势。”（王景波，1935：159）。所以他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既不是在于打倒封建剥削，也不在于打倒资本剥削，一切都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他虽然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和民族资本的束缚，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出路完全与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势力无关，因为一切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革命的一切目的都只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温乐群，黄冬娅，2004：219）。
对于王宜昌的论述,“中国农村派”指出,其根本错误除了抹煞帝国主义摧残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反动作用之外,主要地还在于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谁都知道,商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单纯商品经济,直到劳动力也变成商品的时候,商品经济才完成其更发展更成熟的形态,即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这样说来,看见商品经济就以为看见资本主义经济,就象看见动物就以为看见人一样的糊涂。”（周彬，1935：65）在一般情况下,简单商品生产会顺利地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却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中国的商品经济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加速了它的发展,但是就整体而言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如果说王宜昌的错误是把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那么,王景波的错误就在于把中国受世界金融支配和中国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起来。“中国农村派”指出“中国是不是已受世界金融的支配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生产方式是不是己经资本主义化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周彬，1935：68）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把中国拖入资本主义体系,使它成为提供高额利润的最好场所,可是半殖民地的中国本身并不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
与“中国经济派”相反,“中国农村派”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农村已否占到优势的问题在这里应当看作在中国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方式是否已占到优势的何题。”（周彬。1935：71）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农村里面虽然相当存在,可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变成中国农村中一切矛盾的支配形态,而榨取剩生产物的基础,主要地还在土地所有。”（陶直夫，1935：24）绝大部分土地仍然控制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或者没有土地,而不得不受着地主、富农的封建或半封建的剥削。这当然不是说农村生产关系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后,没有发生变化,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自然经济的破产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封建势力走向自身的否定。”（陶直夫，1935：11）相反,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势力紧密结合起来,残酷地统治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社会还是具有半封建的性质,在那里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方式因此也是剥削方式乃由帝国主义维持着,半封建的势力与国内资本乃在外资的支配之下,结合地存在着。”（陶直夫，1935：22）
与农村社会性质相联系的是关于小农经营的社会性质的分歧。中国经济派从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出发,认为“中国零细经营的发展,根本就代表资本主义小经营的发展”,即使零细经营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可是它们是在‘大规模生产之边余处’苟延残喘,并且以‘外在工人’的资格,替资本制生产服务。”（转引自陶直夫，1935：15-16）对于“中国经济派”的这种观点,“中国农村派”指出,中国的小农经营与美国北部和德国巴登地方的小农经营不同,无论在细小分散的经营面积、家族式的佃农式的农业劳动方面,还是在极度低落的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方面,“都表现出特殊的落后,在这里排斥着一切社会劳动合理的运用,排斥着使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在这里只是饥饿农民的火坑,而绝不是农业企业家的乐园。”（陶夫直，1935：15）至于所谓“外在的工人”说,更是站不住脚，如果认为小农是在“做国内‘商品生产之外的工人’,那么我们以为他们的错误,是在把国内资本制大生产的发展估计过高。因为在实际上,中国国内的大经营绝对没有发展到‘独占鳌首’,而让出些‘边余处,来,容小经营去挣扎。”如果所谓“大规模生产”系指国外企业而言,那么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忽视中国国民经济相当完整的存在”,“抹杀了中国国内内部的矛盾”（陶夫直，1935：16-17）,搞张冠李戴。中国的小农经营就性质而言,绝不是资本主义企业,而是简单商品生产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
2、怎样认识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
在农村阶级关系上,“中国经济派”把列宁对于俄国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机械地搬到中国来,认为中国也象俄国一样,“应当先划分‘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再在农民中间划分‘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同时,他们还把列宁用耕马划分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方法机械地搬到中国来。王宜昌说“在俄国,生产力的耕畜是马匹,列宁便用以‘区别富农、中农和无产农’。在中国,耕畜的牛,耕具的机械与器具与化学肥料,我企图利用以划分农业生产形式及规模,从而划分农民阶级”（王宜昌，1935：108）。对于“中国经济派”的观点,“中国农村派”在回应时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封建或半封建的势力虽然已经起了质的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并没有使那种势力变为资产阶级”（陶夫直，1935：11）中国农村就整体而言,并没有企业家与雇佣劳动者的对立。至于列宁用耕马划分农村阶级的方法,在中国则完全不适用。因为中国和俄国情况不同。第一,1861年废除农奴制度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农村日益分化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第二,在俄国农民的村社里,只有地主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而广大贫苦农民却不能自由离开村社,不能自由出卖份地。他们因为没有耕马,不得不把自己微薄的份地出租给有耕马的富农。这样,耕马在划分俄国农村阶级问题上便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所以列宁说“最正确的办法,就是按马的多少来分富农、中农和贫农。”（《列宁选集》第一卷403页）中国的情形却不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广大贫苦农民则只有很少土地。所以,在中国划分农村阶级的主要标准应是土地占有,而不是什么“耕畜的牛,耕具的机械与器具与化学肥料”。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形态决定了中国农村阶级的划分只能是“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中国经济派”说这种划分法是“一团糟的分类法”,而“中国农村派”则说“在中国除‘一团糟’的分类法,再没有更合理的分类法。”（赵槑僧，1935：94）因为只有这种划分法才能反映农村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也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正确地估定各个农村阶层的地位、性质以及他们对于农业彻底改造运动所保持的态度,及其所能尽的任务。”（转引自王宜昌，1935：108）
四、关于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问题
“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的争论,归根到底归结为中国农业改造的道路的分歧,即要不要废除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经济派”既然否认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就必然否认中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问题,从而取消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他们说什么“资本分配问题才是重要的,土地分配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以后便过去了。”（王宜昌，1935：103）只要“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并把土地加以彻底的改造,然后民族的生产力就可蓬勃地发展起来。”（王景波，1935：174）。
对于“中国经济派”的主张,“中国农村派”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核心”（钱俊瑞，1935：75）,因为中国全部的耕地,大约有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手里,而占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这是农村中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活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改造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主要地是在铲除封建的秩序同时因为这种封建残余是被帝国主义所维持,所以反对封建主义跟反对帝国主义变成劳苦大众争取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任务。”（陶直夫，1935：3）。
五、简短的评述及启示
1、如何认识中国农村：理论还是田野？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我们可以惊人的发现一个事实：当时站在“中国农村派”和“中国经济派”两派中的成员的身份以及他们认识中国农村的出发点和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农村派”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出身农村、未受过高等学府的教育，但是，当时他们在陈翰笙的领导下利用中央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名义筹集了经费，在全国东北、江苏、河北、河南、山东、安徽和广东二十四个县进行了长期的农村调查（温乐群，黄冬娅，2004：200）。他们在调查中边调查，边学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诸如土地所有制问题，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等做了详细的调查。他们是从具体的调查的资料中得来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以及改造农村的道路的认识。而其实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在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进行着精细的研究和考察，他就是毛泽东，而他所用的方法也是农村调查。这里我们不妨稍稍简单的看一看毛泽东农村调查的概况。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期间特别注重农村社会调查，这是人人皆知的，这从其留下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1982：11）中就可见一斑。毛泽东真正开始有意识的进行农村调查大致是从1927年3月开始的 ，当时毛泽东以国民党党部中央委员的身份到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进行了32天的调查，主要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考察的后的作品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而后，他又先后做过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毛泽东，1982：14），这些调查报告的部分在1937年以《农村调查》为名集结成书，解放后又于1982年增加部分篇目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重新出版 。而日本学者所编辑的毛泽东文献资料中又收录了毛泽东的《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湖南的农民》等短篇农村调查作品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主要运用开调查会和讨论会的调查方法来获取和收集相关资料，而在分析中更注重于运用阶级阶层理论来分析相关问题。在大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还进行了调查后的一些理论分析和总结工作，关于这方面早期有《反对本本主义》，《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献留世，而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理论文献中也时刻引用和闪耀着其前期农村调查的资料和报告的影子。毛泽东和“中国农村派”的理论工作者们都对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运用同样的方法作出了相同的结论和判断。归结起来，他们是从田野和具体的社会调查中来认识中国农村的，但是他们也并不是没有理论的指导的“朴素的经验主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而我们反观“中国经济派”的主要成员可以发现，他们中大都是大学教授或者学者，他们虽然也有人做过农村社会调查，在论证中也运用了很多别人做的调查的资料，但是，很明显，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从很抽象的经济学等理论来分析中国农村，从而得出了中国农村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如果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来看这一具体的结论，无论如何讲，当时中国农村基本可以断定不是资本主义的农村。从这一反思中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同时，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新时期大家对于农村问题以及中国农村将向何处去的争论时，也许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应该去弄清楚当下的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而这只有经过到田野中艰苦的社会调查才可能，如果仅仅在书斋中从理论中来勾勒中国当下农村的图景，那我们将犯当时“中国经济派”同样的错误，我们对于改造农村所提的对策也只能是无的放矢。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琢磨和反思。
2、仅仅是一种话语还是一种真实的所指？
目前，后现代的结构话语和气息充斥着中国学界，而“告别革命”和“一夜打回解放前”的说法成了很多人的“共识”，总之，是“革命无理”，谁要是说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还是做了些事情的，就会说为“学术跟不上潮流，或者信息落后”，或者扣上一顶“左派”的帽子。所以，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似乎成了一种仅仅的话语之争或革命宣传之争。回过头来看，当时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农村派”也确实是间接的受着我们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在争论中也有一些在现在看来值得商榷的观点。但是，根据后来的社会道路的发展和革命实践，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是：当时“中国农村派”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到底有没有具体的社会事实的所指？抑或真是如“主流”们所认为的仅仅是一种话语宣传之需？如果我们把事情都安放回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而不是用我们当下的历史背景来审视和揣测当时人们对社会事实的判断，抑或相反，总之是一种错位的“历史嫁接”的方法来反观这一争论，也许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些对我们有用的认识。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问题，把问题放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而不是后来者所假设的应然或想象之中，对于历史的主体和事件少一些苛责而多一些“同情性的理解”，这是我们当下看待中国二十世纪社会变迁所应坚持的科学态度。总之，对人类未来确定性的期待使我们有了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的诉求。而前辈的反思给农村的改革和变迁提供了理由，却没有从理论上化解矛盾，它将难题留给了后人；革命先驱不自觉地告别一段历史，后人则应有清理遗产的自觉，基于此，曾经激荡的乡村才可能不再疑惑，真正走上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韩凌轩，198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文史哲》第1期.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82，《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日本），1983，《毛泽东集》，東京：蒼蒼社
左用章，1990，“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5，《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第二版
温乐群，黄冬娅，2004，《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阿荣，2004，《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来龙去脉》，《前沿》第3期
钱俊瑞，2002，《钱俊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薛暮桥，冯和法编，1983，《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
——，1983，《中国农村》论文选（下），人民出版社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1934，1935，1936，《中国农村》战时特刊
新中华杂志社，1934，1935，1936，《新中华》，中华书局出版

已更新至12月20日，读书笔记和报告附上。

精读也不错，我慢慢地过渡到精读若干经典了

上次北大一叙，只惜时间太短，看你的状态还是很不错！

师兄厉害！写好书评，激励把一本书读深入读透彻～

很多书没看过 学习ING

跟贴的人真多，终于轮到我了，读书随笔，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