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华北》 吴毅《双村》、《小镇》 黄海《灰地》 《民国经济史》选读部分 《墨子》选读部分 《韦伯思想的肖像》 《韦伯传》

《华北》：主要是围绕着中国小农经济的劳动力过密化来写的。
过密化的表象就是1清初在河北为满清贵族建立的大庄园的集体经济瓦解，庄园转而以出租的形势变为小农经济运营，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这么做是符合经济生产效率和符合庄园主的经济利益的。2农业经济商品化，因为进一步的过密化使得原有土地不能够在付清了地租和税收之后还有足够的剩余养活小农，因此小农选择了具有一定风险经济作物以增加收入。3家庭手工业，家庭经济会利用非主要劳动力和农闲时的住劳动力进行经济效率极其低微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以弥补收入。
农村阶级分化严重，因为农业商品化使得小农经济变为了一种风险经济，在风险中就一定有人获利从小农变为经营型地主再变为收租地主，也有的小农在风险中进一步失去土地沦落为农业工人。中国农业土地兼并的一般状况、有风险的市场经济、人均土地的减少。晚清民国时期因为现代化和战乱致使税收不断增加，从总的财政收入上看农业税增加的特别明显但分担到亩均税收也是很低的不超过10%，这比九十年代的农业税轻多了。即使是这么轻的农业税对于在过密化和经济分化的小农来说也是灾难性的，更多的小农破产了完全沦为农业工人。
村庄内部失地农民的增多、外来农业雇工的增加、逃荒次数的增加总总的结果是村庄关联度下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再加上在农民贫困化的情况下的国家税收增加，使得农业税收越来越难以通过传统的村庄保护型经纪用温情脉脉的威望和道德人品来多农民收税。国家不断的加大保长的税收和拉壮丁的义务，但又没有对等地提高保长的权利，结果保长越来越难当，两头不讨好，面对农民时已经失去往日的恩情和威望，面对国家时是完不成任务和自己的倒贴钱。结果是原有村庄精英逃离，新的强人精英上台，因为这时候只能通过强人的暴力收税和拉壮丁，而且只有他们可以不顾及道德面子。
因为村庄的整体贫困和失地农民增多，致使村庄的传统礼俗性活动的参与人员和活动规模经费都大为减少。当村庄面对一个混乱暴力的世界时传统的礼俗道德就很有可能会衰落，在《双村》展现出来的就是宗族权威的变异，具体的表现就是宗族长从殷实、见过世面、教书先生的肖立堂变为了充满侠气的“混混”刘洪发。这说明宗族组织的内在关联和团结，自我维护的功能还在，但是这一组织的内在精神道德伦理已经变异了。因为村民需要的是一个在乱世中的保护村民的能人。
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革命的国情就是：经济方面，人均耕地减少、农村阶级分化、失地农民增多；社会方面，村庄关联度下降、宗族组织瓦解或变异、村庄缺乏团结自保互助的社会基础；村庄政权，不能够与村民共享一套价值观念，政权运作没有价值规范和规则，表现出来的是政权和社会的双弱，村庄社会没有保护型经纪抵御国家的征税和拉壮丁，政权不能够抵挡农民武装化（变为土匪、革命化），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享一套该规则和价值规范，只要双方都不能阻止对方的事情对方都可做。
20世纪上半叶农民暴乱的长期经济基础是劳动力过密化，只要过密化得不到解决农民暴乱在长期看来就是一个必然趋势。而农民暴乱的引爆点却在于政治，西方入侵、政权动荡、军事战乱增加，致使国家向村庄提取过多资源。透过村庄可以看出中国内部的大变动大调整主要是基于中国内在的矛盾运动，而西方因素只是起到了间接地促进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在某些历史变迁的关口却是上层建筑起主要作用。
49年后的农村两次巨大的经济变迁都是由政治所决定的。首先是工作队进入双村取代旧有村政，利用之前农村社会的分化和矛盾（中国太大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通过《华北》和《双村》可以看出原有政权人员和部分地主与普通农民是有矛盾对立的）发动阶级斗争打碎旧秩序和旧权威。让边缘人物上位组织村政，我党是不能按旧秩序的标准和道德重新选取村庄精英的，因为他们的地位意识是不“革命”的，利用这些人是很难打破旧秩序的，他们顶多能够打破旧人。而刘兴才、伊金才这些边缘的底层人物最不留恋旧秩序，在旧秩序中最没有地位，对于过去的总总人和事实怨恨的。但他们身上应该还保留旧秩序的意识和道德伦理，但这些道德伦理所代表的秩序是与他们卑微的地位先关联的，而新的革命道德伦理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的，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而接受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越穷越革命、党的工作要依靠贫下中农。只有依靠这些人党的意志才会得到更忠诚的实施，只有这些人来统治村庄新的价值伦理和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
强制土改和阶级斗争就是建立新秩序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我党即使有经济条件也是绝不会实施台湾的和平土改的，而台湾也只能够实施和平土改，如果是和平土改就意味着是承认旧秩序的合理性，从而阶级斗争也就失去了道义基础。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强制土改的阻力就会很大，也没有了进行强制土改的道义基础。也正因为中国在土改和农村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打破了旧的意识形态、秩序和权威，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秩序和权威，很好的将党的组织和意识注入农村，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才能够相比较于苏联这么迅速、代价这么小。如果在看看中国有几千年的私有小农经济传统，农民的生产、交往和意识都是私有小农的，而俄国的农业传统却是克兰制的原始农业公社加封建庄园的集体农业,但中国的农业集体化却推进得比苏联成功。这也就是为什么78年后中国分田分得这么快，而俄国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集体农庄无法完全分清。对于中国的这段历史就不能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理解了，而是政治挂帅，其他因素起辅助作用。这个时期的中国是社会共享一套由国家注入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规则，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是国家无比强大，国家的组织、规则、价值都可以协调的运转，并且社会也是按照这套价值和规则运转的。
78年后开始分田到户，农村社会的经济运行又回到了中国历史常态下的小农经济，但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权力网络在经历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后已经消失殆尽。因此分田后的小农经济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彻底的小农，村庄内部没有了共享的宗族组织、宗族伦理，地方的熟人社会圈子所共享的价值规则逐渐消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太由于失去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和集体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互动交往方式，也就逐渐的失去其自身的组织、规则、价值。村庄所共享的这一套价值规范的式微才使得《灰地》的几个混混得以逐渐成长壮大。混混得成长史就是村庄价值、规范不断瓦解的历史。
分田之后虽然传统的伦理秩序视乎有所恢复，但这些恢复更多的只是人们在一个失去了组织依托、社会网络依托之后的，基于自己的生存利益而建立的人脉，本身是缺乏价值和原则。在民国时期，双村的族长由道德先生转变为强人，至少也有为了整个宗族的统一的价值价值基础，而现在一些传统习俗、仪式的恢复更多的是从个人出发的建立关系网络。从表面上看这种个人的功利主义、自利精神视乎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逐渐进入中国，但原因却是农村社会缺乏一套共享的价值基础，是村庄价值的衰落导致了表面上的自由主义的进入。社会是要求人们进行合作的，因此任何“主义”的核心都是为了价值原则而不利已，因此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自己对自己负责任、信用契约、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而通过《双村》、《小镇》中的土地流转、土地承包，农民对于自己的选择是不愿意承担后果的。通过在小镇中看到的征地、收农业税、土地纠纷来看，说今天的农民是刁民一点也不为过，因为这个时代社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就是一个强者为王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军事统领会按照封建王朝的礼仪制度进行战争活动的。同时在春秋战国人们不遵守礼仪制度和封建等级，经常性的犯上作乱也是一个社会常态。因此这是一个培育刁民的时代，农民在和政府博弈争取利益的时候看是讲了各种规则和价值规范，但这些价值规范对他们也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村庄社会中没有共享的组织、价值规范，因此村庄社会面对有组织优势的国家时显得特别的弱小，但国家的组织也没有了之前的意识形态的道义正义，强大的政府组织面对的是只要一有机会就不守规则的农民。因此，政府似乎又特别的弱势，在与众多的刁民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的政府的组织优势也被消耗掉了。

最好是在原帖上修改，这样可以把你所读的都整理到一块儿，便于以后的总结和计划~这个月读书状态很好，总结也很认真，鼓励鼓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