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1日——3月25日
1、罗宾斯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2、曼昆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五版）
3、曼昆 《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五版）
4、威廉姆斯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5、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6、奥尔森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僵化》
7、加尔布雷思 《加尔布雷思文集》
8、科斯阿尔钦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9、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10、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11、梁漱溟 《朝话》
12、歌德 《浮士德》
13、村上春树 《1Q84》（第一部）
14、袁剑 《奇迹的黄昏》
一、引论
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确立，即亚当•斯密到马尔萨斯再到李嘉图，而从李嘉图开始发展出两条支脉，一个是经过马克思到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条则是经过穆勒等，再经过18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到由马歇尔奠基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革命，之后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由此西方经济学形成了由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的学科体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制度经济学，而在1930年—1970年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处于断层时期，新古典经济学处于绝对主导地位。从1970年代开始，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袭来（虽然科斯在1937年代就发表了论文《企业的性质》，但学界反应冷淡），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和假设，发展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理论和国家理论。
以上简单的勾勒了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我们看到学科内部经历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和制度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为什么经济学研究会不断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这是时代的需要与呼唤吗？经济学学科的几次转变与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
二、经济学与政治
（一）政治与经济学的水乳交融
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对财富的定义、价值论、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而探讨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正是对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的论述，指向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的关系，从而和政治紧密相连。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有货币作媒介的交换和物物交换没有实质上的区别。
1、价值论
亚当•斯密的价值论开始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物的使用价值是物的效用，指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斯密所言的价值一般指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P25），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不同后来的李嘉图的是，斯密认为的价值的大小不是决定于投入生产的劳动量，而是商品能购买或交换到的劳动量，或可称为一般购买力。商品的价格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组成的。
李嘉图认为：“一件商品的价值，或能换得的他种商品的数量乃定于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非定于劳动报酬的多寡。”（P1）“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诸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以生产时必要劳动的增减为唯一原因；但若诸商品生产条件不同（固定资本部分比例不同），除了必要劳动量增减外，劳动价值的腾贵，亦可以引起诸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p14）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的唯一来源是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而非斯密的该商品能交换或购买的劳动量。
穆勒则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物品的内在效用，一个是获得难度。具体来说可分三种情况：（1）供给绝对受限制的商品，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2）使用一定的生产成本可无限增加的商品，其价值则取决于生产成本（劳动成本和资本利润）；（3）数量不受限制但生产成本却在递增的商品，其价值则取决于不利生产条件下的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斯密和李嘉图，穆勒开始用货币取代劳动来表示价值。
马克思的价值论则是直接继承自李嘉图，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认为投入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量，而必要劳动量可由劳动时间来衡量。
2、财富论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就存在着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对财富定义的争论。重商主义者认为唯有货币才是构成一国财富和收入的来源，所以他们主张贸易差额，运用政府和法律手段有意追求有利于本国的贸易顺差，让更多的货币流入国内，因而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之后的以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者，则把土地生产物看做是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因此只有从事土地生产物劳动的方为生产性劳动，即地主和农业家（耕作者或农民），其他一切阶级均为非生产性劳动者。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开拓者的斯密，他对财富的定义也是有矛盾的，一则是认为国内财富是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总量，一则是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P322）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在于：前者可生产价值，劳动可以贮存起来，不会随生随灭；后者不生产价值，劳动随生随灭。因此，斯密认为地主、土地耕作者、制造业主、制造业工人、批发商、零售商，即从事农业和工业、商业的工作均为生产性劳动。诸如歌唱家、演员以及政府官员等从事的服务为非生产性劳动。财富的分配则是以利润、地租和工资的形式分配到三个阶层中去的。因此，斯密认为每个资本拥有者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来使用资本，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却能产生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国家财富增长，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提高和变得更加富裕。关于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见下文第三部分。
马尔萨斯赞同斯密对财富的物质定义，即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总量构成的。但不同意斯密的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是供养劳动者的基金的增长，从而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水平都会共同提高的观点。因此，在我看来马尔萨斯首次提出国家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问题。马尔萨斯认为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供养劳动者的基金的增加，但一国财富的增长若没有扩大投入农业资本，提高土地年产品的份额，那就无助于提高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原因如下：（1）马尔萨斯认为人类幸福的构成要素中，有两个公认的要素——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而土地年产品构成了绝对主要的生活资料（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也是有名的“马尔萨斯危机”，“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增加”，（p6）“人口若不受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p7）（2）国民财富的增加若用于制造业资本，导致对工人劳动需求增加，从而提高劳动工资价格，但这只是名义价格的上涨，食品量未增长的前提下，就会促使食物价格上涨，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实质上并未有改善。（3）劳动工资上涨，吸引更多从事农业的人来从事工业制造业，但职业的转变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制造业比农业更加不稳定，有可能使其处境更糟。（4）虽然食物价格上涨会使一部分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上涨，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有利的影响。
接下来在区分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时，他认为应着眼于产品的实际效用，而这种效用根据对象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如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来说却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而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确实高度生产性的。因此在生活资料不变的前提下，资本流向工商业，只会导致富人收入的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境遇并未真正改善。同时，马尔萨斯认为，在生活资料量不变的前提下，税赋的变化，仅仅是蛋糕的分配方式和结果的变化，形成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格局，一部分人变好是以一部分人变差为代价的。所以增加对富人征税，提高穷苦劳动者的境遇，从而使后者变富，那么同时就会有相应的富人变穷，这样不仅没有使社会变得更好，反而会更糟，因为财富的累积和传承，可以保持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知识的积累，从而有可能出现技术创新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出现是在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爆发了经济危机和劳工阶层的大规模饥饿贫困等现象，加上以法国的葛德文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冲击，他挺身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而写作此书。
李嘉图也认为一国的财富是由年终物品总量构成。李嘉图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对地租、利润和工资法则的分析，从而揭示了地主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
李嘉图认为：“支配谷物价值的，是投在不纳租土地生产谷物所必要的劳动量，或说凭借不纳租资本部分生产谷物必要的劳动量，所以地租不能说是构成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P3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地租的产生和腾贵是因为土地生产力有限和土地的稀缺性，即社会财富的增进，促使人口的增加，从而对以谷物为代表的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增长，生产变得更加苦难或劣等耕地开始投入使用。“如果货币价值不变，地租与工资都将因财富增进和人口增加而生腾贵趋势，但地租腾贵与工资腾贵有一根本区别。”P50因为地租的腾贵，地主的货币地租不仅增加，而且谷物地租也增加，相当于享受了双重利益，即不仅占有的土地原生产物（谷物）增加了，而且这原生产物的价格上涨了，地主的状况处于上升的趋势。而劳工阶级货币工资虽然增加了，但是谷物工资却减少了，即支配的谷物量减少了，所以劳工阶级的状况是下降的。另外，“商品的全部价值，仅分成两个部分，一为资本利润，一为劳动工资。”劳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商品的价值不变，即商品的售价额不变，即资本利润和劳动工资的总和，所以劳动工资提高，利润下降。因此，因土地生产力有限法则的限制，生产变得困难或劣等土地投入使用，须费追加劳动，劳动价格有腾贵的趋势，而资本利润率则有下降趋势。但因农业改良、机械技艺的发明和谷物的输入，可以缩减部分劳动，必需品价格的腾贵和劳动价格的腾贵是有限度的，这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无利润可图，资本家就不会把土地投在土地上了。因此，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减，带来的人口增加，会促使生产变得困难或劣等土地投入使用，地租变得腾贵，地主阶级的状况变好，而劳工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状况相应的却会下降，地主阶级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和劳工阶级的利益处于对立的位置上，资本家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利益自始也处于内在对立的位置上。李嘉图认为劳动像其他商品一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工阶级所得只应当在维持自身及其族类生存和再生产为限，却不应当去追求幸福生活。因为纵使劳动的市场价格高于自然价格，劳动者的境遇得以改善，但市场法则受支配于自然价值法则，必然会回落到自然价格水平。
穆勒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在综合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财富是指拥有购买能力的物品总量，一种物质财富。生产性劳动指的是生产体现于物质实体中的效用的劳动，直接或间接以物质产品的增加作为劳动的目标均可，而非生产性劳动则是指并非以增加物质财富为最终结果的劳动。如进行职业培训的老师和帮助增加生产的政府官员等均为生产性劳动者，虽然是间接的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生成。财富的生产要素为劳动、资本和土地（还包括原料、动力等自然要素），那么财富的分配则是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穆勒赞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生产费用是在最不利条件下使用资本时产生的费用。但“土地的私有不同于其他物品的私有，土地所有权必须服从于国家的基本政策。所有制的原则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不是对于土地的权利，而是对于国家的基本政策可能对于他们的利益造成的与其土地相关的那部分损失，要求获得赔偿的权利。”P187—188工资法则则是：“工资主要是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或是由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关系决定的，”（P287）对于工资的决定，穆勒认为也有竞争和习俗两种机制，而在现在社会中，他认为必须将竞争视为调节工资的主要机制。当劳动供过于求，即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本增长的比例时，雇主利用充分竞争则对劳动者不利，反之，则相反。进一步而言，对于劳工阶级而言，重要的不是鸡肋或生产的绝对数量，甚至不是用于在劳工中间分配的资金的数量，而是这些资金和参与分配的人数之间的比例。而利润法则则是利润可分为三部分，即利息（资本节省的补偿）、保险费（风险补偿）和企业家的监管工资（资本运营需要劳动和技能）。穆勒认为利润产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出了比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还多的商品。“利润并不是产生于交换行为，而是产生于劳动的生产能力。”P356关于国家和政府的作用和影响，见下文第三部分。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剩余价值来源于财富的生产过程，而不是交换或流通过程。因此只有以劳动换取工资的劳工阶层才是生产性劳动者。剩余价值会在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分配，那么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性食利者阶级。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会由于少数资产阶级一方通过追逐剩余价值而导致资本过剩和无产阶级作为消费者一方的大规模贫困之间的矛盾走向崩溃。马克思通过阶级分析法，是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服务的，即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通过以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思想的梳理，借助于财富的定义，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等工具，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就在于经济学与政治水乳交融，或者说经济学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
（二）去政治化的新古典经济学
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单单从学科名称上我们就能窥测出变化的端倪。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要从边际革命谈起，经过马歇尔的奠基之作，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而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的定义和方法论的论述，成为经济学的主导。
18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法国的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门格尔同时独立发现了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被称为边际革命。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思想有以下几点比较重要：一、财货理论。他认为财货是为人认识能够满足人的欲望并能支配利用来满足欲望的有用物。所谓经济财货则是指对其支配量小于需求量的财货，非经济财货则就是对其支配量大于需求量的财货。二、价值理论。“价值是支配一定的财货对欲望满足的意义……非经济财货只具有效用，而经济财货兼具效用和价值。”p74在门格尔看来经济、所有权和财货价值产生的根源都是对于财货的支配量小于需求量。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门格尔的价值论是一种主观价值论，具体包含以下两层含义：（1）主观要素：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个人对欲望满足大小的意义判断，而且欲望满足是有阶梯的，即重要程度先后为生命到健康再到享乐。（2）客观要素：边际价值递减原理。另外，门格尔认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同位的关系，而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使用价值等同于效用，价值则专指交换价值。”P74使用价值是直接满足我们的欲望上所具有的意义，而交换价值则是在间接满足我们的欲望上所具有的意义。三、知识的进步论。门格尔反驳斯密的分工论，即社会化的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的水平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他认为分工知识人类文明和福利增进的一个要素，而人类福利增进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的进步，知识的进步在于能够把握自然规律，即对于物满足人类欲望的因果关系的理解能力和人类对这些物所能支配的权力。三、交换理论。门格尔认为商品是用以交换的各种经济财货。他在此反驳了斯密的交换源于人类的天性论，即交换本身带来的快乐。在门格尔看来诱导人们交换的原则，与指导人类进行经济活动的原则一样，即尽可能地完全满足个人的欲望。经济交换的基础受制于交换机会和交换力量，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为交换机会提供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门格尔在此提出了交换中发生的经济牺牲，即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笔下的交换成本，这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家忽视。门格尔反驳了李嘉图和穆勒的价值和价格理论，他认为价格只是进行经济活动和财货交换时的一个偶然现象，客观意义上的等价物是不存在。经济价格是完全竞争条件下形成的利益均衡价格。由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门格尔通过主观价值论，把价值和价格都变成了纯个人主观性的产物，无法用统一的标尺来衡量。国家财产只是个人财产的一个复合体，在门格尔那里就不再谈国家财富的生产与分配等与政治紧密相关的问题，而只论述个体间的交换行为，以实现欲望满足的最大化。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新古典经济学建立了框架体系，重要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价格论。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与财富的关系的学科，经济学的实质在于对活动的动机的力量以货币额来衡量，这种衡量仅指它的数量而言；动机的质量，不论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利己的还是利他的，在性质上是无法衡量的”。P16马歇尔认为货币衡量的不是动机本身，衡量的只是动机的动力，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机的完美尺度，但确是一种相当好的尺度。因此，马歇尔在这里就用价格代替了价值，表示购买和交换他物的能力或称一般购买力。新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为价格经济学，即主要研究的是价格机制问题，这也是马歇尔的功劳。另外他认为：“人类所能生产和消费的只是效用，而不是物质本身。因此，一切参加工作的人都是生产性的。”在这里马歇尔不再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一切劳动都是生产性劳动，这也失去了政治性的意义。二、知识与组织的进步。马歇尔认为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要素呈现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这限制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但人类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知识和劳动的改进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这就降低了自然要素边际报酬降低倾向对人类的威胁，缓解了人口和资源的紧张关系，而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难以逃脱“马尔萨斯危机。”三、竞争均衡模型。马歇尔通过边际替代原则和需求与供给曲线，讨论了短期竞争均衡和长期竞争均衡模型。他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状态下，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即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从而使得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四、国民收入的分配。国民收入的分配是按照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量或边际贡献值来分配的，地租、利润和工资都是正当的了，进一步去政治化。
到了1900年以后，政治经济学就彻底转变为经济学，而且经济学日益走向职业化。到了1932年罗宾斯的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出版。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P21罗宾斯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研究的问题或对象不是有关人类物质财富的原因，而应是有关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科学，重点在于研究两者的关系，既不是研究单纯的目的，也不是研究单纯的手段。而较早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包括马歇尔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物质财富的原因的学科，他认为这是唯物主义式的定义，那就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没有经济的目的，而只有达到给定目的的经济的与不经济的行为。”P125因此，罗宾斯就把经济学转变为一门有关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单个的生产者行为和消费者行为选择的科学。
（三）重新回归政治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预设和前提进行反思，并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对其进行修正与扩展，从而构建一套更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模型，从中发展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国家理论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理论的前提为：明确界定的产权、完备的信息、无摩擦交易、新古典环境（没有外部性和规模经济、产品具有可分性、偏好函数和生产函数为凸集函数等），对人类行为的假设为理性和自利动机。因此，在完全竞争状态下，不存在能够影响和决定市场价格的一个或少数企业，而是在市场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的指引下，众多中小企业之间根据成本—收益法则自由的进入或退出市场而竞争，由此就可实现帕累托最优。因为不存在能够影响价格的企业，企业是通过对市场的依附来决定生产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而市场价格信号则是由消费者的有效需求决定的，这说明生产是需求决定的，内在逻辑就是完全竞争经济中的消费者主权，而企业只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函数。在自由竞争经济中，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最大化），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反对国家的干预政策，主张国家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维护产权和法律秩序。
加尔布雷思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消费者主权，至高无上的投票权、利润最大化及由此而导致的企业对市场的依附，三者是公认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件‘器皿’的三只脚，而把权力排斥在外。在回避权力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说切断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使其成为一门非政治的学科。”P117—123但当现代公司掌握了支配市场、社会、国家和信仰以后，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虽然在形式和程度生于国家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无甚区别，不能否认现代公司的政治特征。而公司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促使公共目标适应他们的能力和需要，与其说经济学成了政治的工具，不如说政治成为了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这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新古典经济学无异于是“无罪欺诈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交易费用等的分析，主要探讨制度、激励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交易费用与产权制度的讨论，就不得不分析集体行动与意识形态、制度的变迁以及国家理论。在我看来，新制度经济学是与政治关联的一种回归。
三、企业、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西方经济学中，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探讨企业、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斯密开创的自由放任经济理论被新古典经济学继承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自由放任经济理论主张的是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和小国家，反对一切特权、特惠和垄断，实现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众多中小企业依附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生产，能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我们结合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他基于（1）个人利益的增进即社会福利的增加，如“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贪婪的和自私的，虽然他们只图自己方便，虽然他们雇佣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欲望，但是他们还是痛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直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P232（2）单独个人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但每个人是自我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君主不应干预、监督和指导私人产业，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的制度，完全自由的制度树立起来后，允许私人企业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完全自由竞争。（3）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完美调控。市场调配资源的内在机制是供给—需求原理，即市场能在根据有效需求来引导自利的个体为社会福利的增加而服务。因此在斯密看来，在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上，取悦于他人的动机、道德规范、法律规则岁都有助于更好的维系社会秩序，但都不是必要的，只要市场经济的存在就够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即使这个社会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也可维持下去，如同商品市场中一样。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缺乏爱和感情，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中。但是不义行为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行善就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因此作出劝诫已够，没有必要强加于人。而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P107“正义准则可以比作语法规则，有关其他美德的准则可以比作批评家们衡量文学作品是否达到杰出和优秀水平而订立的准则。”P217 而对于君主和法律体系，斯密认为法律和君主代表的国家是不可靠的，因为存在着特殊阶级立法的可能性。在斯密看来人天生就具有对一般规则的尊重，即人天生是具有责任感的，这种天然的正义原则（内心公正的旁观者，在市场的引导性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君主代表的国家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国防）；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犯或压迫，即设严正的司法行政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公共设施，其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绝不能补偿所费。”P258—259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斯密的模型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确保维护私人产权和法律秩序以利于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出现了反垄断的热潮。
前文中已经探讨新制度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修正。如加尔布雷思破处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接近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形成的众多竞争性自营企业并立的经济结构，他认为现在经济的正确形象是一种双重或双模式体系，即少数巨型大公司和众多竞争性小企业兵力，双方在组织结构上不同，而对总产品的贡献却大致相同，这是一种由计划系统和市场竞争系统并立的经济结构。科斯发现了交易成本，之后就引领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潮流，威廉姆斯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再探讨企业、市场和国家的关系和作用时，开始将机会成本分析工具引入到对制度领域的分析。在采取具体的经济行为时，需要综合权衡市场的交易成本、企业的组织成本和国家的官僚成本之间的大小，然后选择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措施。对于交易成本和外部性的分析，就引出了对产权制度的研究、集体行动和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国家。那么，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国家重新开始浮现，走向前台。
四、制度与制度变迁理论
（一）经济增长的动力：技术决定论or制度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的典型代表是马克思。诺思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模型、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模型中，马克思是第一个将产权制度、经济组织、意识形态与国家纳入经济学的第一人，探讨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的逻辑体系中，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带来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率的增长，这就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化，旧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就会进一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随之变化，即产权制度、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和国家等上层建筑都会变化。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是技术的创新决定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增进，而新的生产力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制度的变迁。而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是不会主动改革和放权的，因此，马克思借助了阶级意识和阶级对立来主动推动落后的制度实现变革的。但是诺思通过对西方16到19世纪的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马克思错认为技术的创新先于经济结构和制度，相反，政治经结构和制度的变化为技术的创新铺平了道路，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例如，诺思认为在17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之所以衰落，荷兰和英国之所以崛起并成为经济大国，是因为当时西欧各种连年战争，各国政府均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为解决君主的财政危机，法国和西班牙均是采取了以产权和垄断特权换取财政收入的方法，而英国和荷兰相反均通过国家在国内建立了明确的私人产权制度，逐渐废除特权和特惠，因此使得技术发明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对于发明创新者形成了极大的经济激励，因此才使得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从而带来了产业革命，生产率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经济增长飞速。从这里可以看出，诺思主要是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不具有排他性的特征来分析的，他认为只有确立私人产权制度方能更好地将外部性内在化，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对于个人而言则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激励和制度激励，从而促使经济增长。诺思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决定论和阶级行动论，无法克服的是大集团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虽然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约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搭便车行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如此强调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试图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单纯靠意识形态是不足以就完全使所有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的。由此，我们通过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列宁的革命组织理论，列宁当时无意识地认识到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中央集权的革命委员会，反对当时的工联主义，试图以精英小集团的集体行动来领导和推动革命的进展。
（二）制度变迁的动力：进化论or建构论
在经济学的视野中对制度变迁的论述，基本上形成了两大相对立的观点：一是以进化论曼德维尔、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凡勃伦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式的制度进化论；另一个是以康芒斯、诺思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式的制度建构论。早期的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中论证了人性和社会制度的自发生成，这也成了“曼德维尔”困境，不是人之善，而是良好的制度使自利的个人可为大众的福祉服务，但他又认为个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且是自私的，所以良好的制度不是靠少数人的智慧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世代人的实践和经验而逐渐调适形成的。但问题在于天性唯我独尊和自私自利的个人，通过社会互动怎么能形成良好的制度呢？曼德维尔认为“一个最精巧的上层结构可能在脆弱而腐败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制度是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的结果，由时间、时间和经验的积淀而不断而不断形成，内在的原理可称为社会选择的试错和调适过程，好的规则留下，坏的则自然被抛弃。门格尔循着以曼德维尔、斯密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通过对货币理论的分析，他论证了无意图秩序的生成理论。“货币不是经济人协约的产物，不是国家立法行为的产物，也不是人民的发明创造，而是人类经济的自然产物。”P225他认为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是人类行为的无疑图副产品，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门格尔的一般系统发展理论认为那是受个人经济利益驱动通过模仿而产生的信息发现和传播的过程来自然推动的。曼德维尔和门格尔的制度变迁与社会变迁理论为后来的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所继承，提出了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理论。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者凡勃伦也提出了类似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凡勃伦那里制度实质上就是对个人或社会有约束的一般思想习惯。他认为：“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如同别种生物一样，是生存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则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适应的过程。”P138在凡勃伦那里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阶级→制度→社会结构→环境，然后环境（变化）→社会结构→制度→阶级→个人，因此这是一种双向的自然淘汰适应机制，促使社会制度的变迁。
阅读感悟：
自保研后考过日语一级开始读书以来，我的系统性读书生活已经有足足有两年了，认真的回想了下这两年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在这两年内，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读书，二是做团队。期间也因为兴趣爱好先后去报班学过舞蹈和弹钢琴，但都因和读书以及团队时间有一定的张力，先后都放弃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明白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唯有专心才能专业。
1、读书。这两年内主要完成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四大社会科学学科的阅读，总计为190本，具体为社会学75本，政治学50本，经济学30本，人类学35本。文史哲大类（不能放入社科的都归入），有40本。因此，总合计起来有230本。最后一次读书汇报检查会，对于我而言，就是一场经典阅读的毕业典礼。那么此后我就可以呼啸着走向田野了。
2、团队。接近两年的正规军团队生活，也是自己学着集体生活的过程。因为投入，所以才能真实而深刻的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0.3mm距离的集体生活，体验的不只是甜一种味道，还有酸还有苦还有辣，但甜是主味。一起读书一起战斗的如歌岁月中，因为你们，我笑过，哭过，感动过，生气过，愤怒过；因为你们，我才收获了这一路的氤氲与缤纷。谢谢大家的一路风雨同行。
2012年12月18日——2013年1月30日
1、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上）
2、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下）
3、门格尔 《国民经济学原理》
4、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
5、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下）
6、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7、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
8、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上）
9、康芒斯 《制度经济学》（下）
10、科斯 《企业、市场与法律》
11、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
12、 《诗经》
到目前为止，读了两个月的经济学，范围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和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门格尔、马歇尔为代表）、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为代表）、旧制度经济学（凡勃伦、康芒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刚开始读了科斯、巴泽尔）。本打算加快点速度到月底能把新制度经济学完全拿下的，由于从20号开始忙中心联欢会的事情，虽然23号就结束了，但两三天都未休息好，身体有点累了，加上心有杂念，所以再集中攻坚新制度经济学有一种有心无力的感觉，以这种状态也是对经典的一种糟蹋。经济学的大部头著作和难啃的著作基本上都被自己消灭了，新制度经济学余下的也不多了，大部分也都不厚，看起来也舒服。因此打算利用寒假在家的时间，好好沉淀下，将自己读过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贯通起来，希望从中找到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进入下学期的经验研究。下学期来了后再花一个月的时间阅读下新制度经济学，并对经济学进行系统总结，余下的时间想读了波斯纳（法经济学）、德沃金和罗尔斯（既是法理学又是政治学）的书。
感悟：
1、人是自我实现的，但前提是愿意去实现，并保持开放的心态，虚心学习。“江山易改，禀性难移。”这只是说改造一个人是比较困难的，但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否则我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改造社会改造中国岂不是如同做白日梦了。凯恩斯说与其改造人性，不如学会管理人性为良策，这也为自己提供思考的一个视角。
2、知难行易。“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当我们知道社会运行的法则和规律，我们就能以一颗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世事之无常，就能高屋建瓴的进行公正的决断是非，然后就能引领潮流和走向（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到社会国家之命运皆如此）。最终是思想在统治着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我内心里一直有个隐隐的希望，希望能建立一套适合当下社会并能指导当下社会的新人生观和处世观，当然自己尚未经世事，个人的思想和性格都还未定型，可谓正处于研读“常”的阶段，那个目标离自己还很遥远。
2012年11月14日——12月17日
1、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下卷）
2、巴克豪斯 《西方经济学史》
3、曼德维尔 《蜜蜂的语言：私人恶德，公众利益》
4、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5、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
6、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
7、李嘉图 《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
8、杨子强编 《商业汇票承兑与贴现操作实务》
这个月本打算阅读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但因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对前面两个多月阅读的政治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所以穆勒的就没有时间阅读。待读完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再把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个小结（主要包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马克思）。
这个月的经济学阅读，可以说是刚热身，就先不对内容进行详细的总结，就在此先抛个引子。在本月阅读的书籍中，感觉有两块比较重要，一是关于从道德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一是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财富，包括对财富的定义、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以下就简单的讲下第一部分，即从道德哲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变。
16世纪，人性自利动机的假设出现。萨拉曼卡学派的纳瓦罗认为货币用于交换而赚取利润是合理的，并非不道德的。而在这之前，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都认为货币用于交换只能是为了满足对物的需要，用于盈利则是不道德的。而17世纪英国本国对货币短缺发生原因的争论，政府管制论、贸易差额论和自由贸易论的不同解释，反应了政府和市场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争论。这背后其实争论的一个实质问题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即关于基督教道德在形成公民社会秩序的作用争论。
而到了18世纪，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曼德维尔悖论”，即私人的恶德是公众的利益（社会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利益仅指社会经济繁荣和社会经济利益，而在曼德维尔之前社会利益则是指社会的有序和安定。曼德维尔认为正是人性的自私自利和妄自尊大才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饿繁荣和国家的富强；相反，若是整个社会严格总受清教徒的道德，骗子变作老实人（存在商业交换的地方就存在欺骗，商人为了赚取利润，卖者想以更高价卖，买者想以更低价买，这中间必然存在欺骗），却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经济的乏力和整个社会的萧条。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虽然批判曼德维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认为他并没有区分值得称赞的行为和为了获取称赞的行为，正如同没有区分真正荣誉的行为和虚荣的行为，所以才将一切人的一切行为的思想动机全都是自私自利的。而斯密认为美德在于行为的合宜感，虽然人是自爱的，但同时人还有取悦他人的动机和内心还住着一个公正的裁判者，从而监督着过分的自爱心，去追求美德。但是内心公正的法官却会有时缺位，无法有效的约束人的自爱行为，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欺骗，所以需要共同的道德规则来约束自私自利的行为。但是，在社会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上，斯密却认为人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就如同物物交换市场上的人的行为一样，就足以形成和维系社会秩序，虽然这不是一个更加可欲的有道德的社会秩序。在《道德情操论》中，人的自利本性，就像“无形的手”一样，引导着社会秩序的运作，每个人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但“无形的手”却能引导其为社会的福祉服务。而在《国富论》中，那只“无形的手”则是市场。那么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探讨都是建立在人的自利本性和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而展开的。
感悟：
对政治学的总结，前后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两份文稿。一个是2万字的相对细致而粗糙的“现代国家政治理论”总结，如同农村调研回来后写的村治模式；另一个是1万字的主题鲜明而有逻辑的“何为政治及其现代性”文稿，这是在前一个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的提炼和概括，如同在村治模式基础上写就的一份专题报告。在写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拦路虎，因政治学的阅读时间比较短，还有一些书未来得及看，所以有很多点都不是很确信，将脑海中浮现的很多零碎想法整合成一个比较体系而有逻辑的读书报告，还是有很大的困难，刚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如何下手。但是就要逼着自己去思考，给自己一个期限，告诉自己一定要整合出来，经过几天高密度和高强度的集中思考一个问题（甚至晚上常常失眠，一想起来就容易兴奋），慢慢的在写的过程中就会有很多灵感出现，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不仅把很多零散的知识都串起来了，而且是对自己阅读过的理论的一个升华。如此两步的总结，明显感觉自己的理论感知和把握能力有了一个提升，很有收获。大家读书读到一定阶段，如读完一个学科，要敢于总结，要善于总结。
2012年10月9日——11月13日
1、迈克尔•罗斯金等 《政治科学》（第九版）
2、马基雅维利 《君主论》
3、约翰•洛克 《政府论》（下篇）
4、约翰•密尔 《论自由》
5、约翰•密尔 《代议制政府》
6、卢梭 《社会契约论》
7、汉密尔顿等 《联邦党人文集》
8、埃德蒙•伯克 《法国革命论》
9、卡尔•施密特 《政治的概念》
10、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1、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上卷）
12、王绍光 《祛魅与超越》
13、汪晖 《去政治化的政治》
14、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
何谓政治及其现代性
一、政治现代性的由来 西方学者（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卡尔•波兰尼等）把15世纪作为现代世界的开端，这就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时期，同时这也是民族—国家兴起的发端，随后经历了启蒙运动，现代世界观逐渐形成。要理解政治及其现代性，需要了解以下现代政治世界观的四个维度。
（一）政治架构的基础
宗教改革促使教权与政权的分离，就面临着新型的政治结构的基础以及为政治上的服从义务提供理论基础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政治上的不择手段的代名词，但是在我看来，正是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什么是现代政治的问题，他将政治从神学和道德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提出了政治的善不同于个人的善，政治的善就在于保护国家的统一、独立和富强，军事力量是国家统一和独立的保障，君主要妥善处理君主、贵族、军队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霍布斯，政治社会纯粹是处于个人的私利通过人与人之间订立社会契约而组成的，作为政治社会的君主作为主权者则高于个人，因此人对君主就有绝对服从的义务。洛克和卢梭同样假定人们是通过社会契约组建了政治社会，但不同于霍布斯的是他们认为人民的同意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当政府不能维护个人的权利时，人们保有最后的抵抗全和革命权。
（二）知识安全的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带来的自然科学革命，如哥白尼的“地心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对人文社会科学带来很大的震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挑战传统的权威，寻找能为知识提供安全基础的新方法。英国的培根开创了经验主义传统，即知识的可靠性应由经验和科学实验中进行归纳而来，后由休谟、洛克继承，成为英国传统。而法国的笛卡尔则开创了唯理主义传统，即知识的可靠性应由理性的论证中进行演绎来保证。笛卡尔认为：“理性就在于把知识建立在一些列简单而不证自明的真理基础上，利用逻辑推理，从这些真理引申出更加复杂的真理，从而建构一个确定而且没有内在矛盾的知识体系”。[[1] （英）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袁野等译，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2007版，第66页。][1]后由卢梭和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继承，成为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传统。
（三）人性的假设
西方现代政治学者对人性的假设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以英国的性恶论传统为代表，认为人性是危险的，拥有破坏性情感。如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善妒和贪婪的；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处于战争状态，源于破坏性情感之间的冲突，即对财富、荣耀和支配权力的欲望，但同时人也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安全、舒适地生活的渴望，由后一种情感对抗前一种破坏性情感。因此人们由于纯粹自利的动机，通过社会契约建立了政治社会。即使后来的洛克人在自然状态中受到理性法则的支配，处于和平状态，但是人也是有偏私和自利的动机，各人在执行自然权力的时候无法完全做到公正的裁判，因此为了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社会契约组建政治社会。后来的亚当•斯密也是在对自爱心和自利动机假设基础上，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另一类则是以法国的性善论传统，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具有怜悯心和同情心，而且是理性的，爱好自由和平等。人在自然状态中发生了单独的人无法面对的自然灾难，所以通过社会契约联合起来建立了政治社会，形成了公共意志，公共意志是最高的法律，是至高的善。由上可以看出，不同的人性假设，将对政治社会的组建原则带来不同的影响。
（四）社会组织的基础
在17世纪的英国就货币短缺的原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梅林斯为代表的政府管制外汇论、以爱德华•米塞尔登和托马斯•芒为代表的贸易差额论以及以达德利•诺思为代表的自由贸易论之间的分歧背后，就反应了寻求对维持社会秩序的不同解释，拉开了政府与市场在维持社会秩序作用争论的序幕。政府管制外汇论认为：低汇率就会导致本国物价上涨，对进口而言，意味着花更多的钱只能买到更少的外国货，对出口而言，则是别国则花更少的钱就能买到更多本国货，这样就会导致货币外流，本国货币短缺。因此主张政府设置外汇交易局，提高汇率，强调的是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贸易差额论则认为低汇率导致物价上涨，因供求关系影响进出口，不利于进口，反而有利于出口，所以所以就导致货币留在国内，解决货币短缺的。因此主张物品的流动在控制汇率和金银的流动，即物品的买卖才是基本的，是供求关系而非最高统治者在决定通货价值在内的各种价值。自由贸易论者则认为任何有利于个人的贸易，也有利于公众，政府管制贸易是有害的。而到了18世纪的亚当•斯密，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奠基性的总结，即提出了“无形的手”引导着形成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可。
通过以上对现代世界观四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发现西方现代政治理论将无法避开对人性的假设、理性的认识和社会组织秩序的分析，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上述维度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的。政治理论从总体上可以分为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两大块，换言之，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实现政治价值的手段。现代政治理论发端于15世纪，直至21世纪的今天，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了很多种不同的政治思潮，提出了多种政治现代性的方案。但笔者认为其中能够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有两大相对立的政治现代性方案：一个是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政治理论，一个是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在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政治理论内部也有分歧，大致可分为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而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内部也有很多分歧，如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至纳粹主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以马可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前后继承的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
二、现代性方案一：个人主义式的政治理论 （一）英美传统
1、政治价值：不平等式个人自由至上
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生命、自由和私人财产权，除了服从自然法的约束之外，不服从于任何人的意志。人们通过社会契约组建政治社会而形成的政府，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个人的自由、生命和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我们看到洛克的财产权是通过劳动创造价值获得的，唯一的限制是满足个人需要的限度，即不得多到个人消费不完从而造成腐烂浪费，但是因为货币的发明使用，个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可以兑换为货币，就不会造成腐烂，所以货币财产的积累是允许的。因此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目的就是维护不平等式的个人自由。
自洛克伊始，经亚当•斯密、到以杰弗逊、汉密尔顿为首的美国联邦党人再到孟德斯鸠、贡斯当、托克维尔、约翰•密尔到哈耶克的自由理论背后主张的都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的保障由法律上的形式平等来保障，实质上则带来的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他们认为只有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秩序才是可欲的，因为社会的进步是由社会精英主导的，只有保障个人自由才能为社会精英的创新提供空间。但是到了19世纪，英国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宪章运动，劳工阶层要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和要求实现普选权，作为统治者的资产阶级一方面恐惧多数暴政，另一方面又迫于民主的浪潮和压力，如此就展开了一场个人自由与民主的竞赛。在个人主义式的政治理论内部，就发展出了如王绍光所说的各种被修饰和阉割过的民主形式，作为对民主运动的妥协，如自由民主、代议制民主、宪政民主等形式。这场竞赛的实质是带来的一种有限民主，即把大多数权力的限制在不危及个人自由的范围
2、政治权力：权力的限制和分割
（1）宪政—法治国
洛克基于“理性法则”和“利益天然同一性”，认为人在自然社会中的自然状态的常态是和平状态，人在自然状态中是除了服从自然法的约束意外，不受任何他人意志的限制。根据自然法，每个人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权，而且每个人拥有独立的自然法权力，既是自然法权力的裁判者，亦是执行者。但同时人又不是完全理性的，而且是自私和偏袒自己的，这就会导致偶尔的战争状态，战争状态遵循的是强力法则而不是理性法则，危及了人类对和平、安全与秩序的需要和愿望。为了保护和平与安全，人类同意组建政治社会，将个人独立、自由和平等地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转交给政治社会及其政府，由此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自然社会中的自然权力在政治社会中的表现，具体可分为：立法权（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权（裁判权和执行法律的权力）和对外权（保卫共同体的和平与安全，防止外敌入侵）。政府和人民之间通过订立契约形成的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实际上说明政府本身没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和意志，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采取的手段就是对政府政治权力的限制。洛克认为立法权制定的法律要服从自然法规范的约束，即自然法高于制定法，而且是制定法的合法性来源和制定的正义依据，执行权的行使则要服从法律和按照法律的意志来治理，即实行法治。由此开创了一种宪政—法治—自由的政治传统。洛克的传统为之后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成文法的制定要符合自然法中的一般正义原则，因为人是具有自爱的偏向和自利的动机，制定法律的人有可能考虑自己所在阶层的利益，因而制定的成文法体系有可能违背天然正义原则。
洛克的宪政思想以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在美国政治制度上得到完美实践，美国在制宪会议时期，以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为首的联邦党人，主张限权宪法，即限制议会的立法权，议会制定的一般法律要服从宪法这个高级法（higher law）。而联邦最高法院对议会制定的法律拥有违宪审查权，建设了真正的宪政国家，因为即使制定了宪法，但没有相应的机构实行违宪审查，也不是真正的宪政国家。建设宪政的实质内涵：一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建设的是有限政府，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都不得实行专断的意志，都要受到制约，以此来保障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权；二是对多数统治权力的限制，对人民多数的意志或激情的不信任，恐惧的是多数暴政。
（2）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
前文我们提到政府管制外汇论、贸易差额论和自由贸易论者之间争论的分歧反应了寻求社会组织方式的新解释，拉开了政府与市场在维持社会秩序作用争论的序幕。而到了18世纪的亚当•斯密，对这一争论作出了奠基性的总结，即提出了“无形的手”引导着形成自生自发的自由竞争式的社会秩序，政府只要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可。具体来说，亚当•斯密在论述社会何以可能时或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中，认为有取悦于他人的动机、一般道德规则、法律、由自利动机形成的无形的市场，其中在自利动机基础上的无形的自由竞争的市场就足以形成一种社会秩序。国家作为一个“必要的恶”，目的就在于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
哈耶克继承亚当•斯密的传统，提出了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和文化进化论。哈耶克认为由于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尚有“理性不及”的因素，加上知识分工的特性，人们在一般性规则的约束下，通过自由和竞争，个人间就能形成自发的自由互动，从而形成一套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自由竞争的目的就在于激起个人的责任感，使个人拥有的分散的知识在应对具体情境时能产生整体上的最大效用。而宪政—法治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法律的特性具有一般性、确定性和平等性，法律的制定还要遵循一般性原则——个人自由的原则，这由宪政来保障，限制议会的立法权。因此，国家和政府的行动仅限于实施非强制性权力，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
（二）欧陆传统
1、政治价值：平等式个人自由至上
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具有怜悯心和同情心，而且是理性的，爱好自由和平等。对照下洛克的假设，洛克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中享有的是自由、生命和财产权，并没有平等。而卢梭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这种平等并非指权力与才财富的平均主义分配，而是指在权力的行使上只能依照法律的规定，在财富上则指贫富差距不能使得一个人可以奴役另一个人，从而产生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卢梭对个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在合理的平等式的前提下保障个人的自由。
2、政治权力：人民主权—法律国
卢梭认为基于人人同意的原则缔结了社会公约，就形成了一种公共意志，将每个人在自然社会中享有的自然权力全部转让给缔结的共同体，从而将个人的意志置于公意的指导下。不同于洛克的是，卢梭认为正是这一社会公约下的社会结合行为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政治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生命和意志，即主权国家的权威。社会公约赋予了国家以支配他的成员的绝对权力，个别意志要服从公共意志。主权是不可分割的，也是不可转让的，同时也是不可代表的。正如同一个自由行动由自由行动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或能力组成，一个政治体行动的意志形成了立法权力，而行动的力量则形成了行政权力。人民的意志而形成的公意就形成了法律，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思想，人民的同意是主权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政府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一个比例中项，执行的行政权力也要在人民意志的指导下，其行政行为虽然也高于个人的意志，但也只是部分人的意志，至多构成一道命令，而主权行为则反应的是人民共同体的意志，一经宣誓就成为法律。由此可以看出，公意就是最高的法律，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需要服从的一般性原则了。
而到了19世纪中叶，实证主义法学兴起并逐渐在欧陆占据主导地位，实证主义法学以反对自然法学为核心，如奥斯丁认为法理学的真正对象是制定法，制定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继承的是霍布斯的观点），具有权威性色彩。因议会的立法权作为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议会制定的都是法律，立法权不受限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行使要遵循法律。虽然之后欧陆也相继制定宪法，并行使违宪审查，但比较短暂。因此，英美传统不同于欧陆传统的是议会制定的法律要受到一般性原则的限制（如自然法），建设的是一种真正的宪政国家。而欧陆传统继承的是霍布斯和卢梭的传统，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人民的意志形成的公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在哈耶克看来这种法律的治理实则是一种法律国，而非英美传统真正的法治国。
但是这样一套自由主义的宪政—法治理论，被卡尔•施密特讥笑为并没有提出一套真正的国家理论和一套基本的政治原理。“因为自由主义创造了一套权力分割和平衡的学说，即一套监督和制约国家与政府的体制，只是试图把政治限制在伦理领域并使之服从经济。”[[2] （德）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141页。][2]正如道德的标准是善与恶，审美的标准是美与丑，经济的标准是利与害，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标准是划分敌友。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非常状态的特征就是不受限制的权威，意味着终止整个现有的秩序，国家仍然存在，而法律悄然隐退，因此国家高于法律规范的有效性。而法律秩序的生效前提是存在一种正常状态，一切法律皆是具体处境中的法。政治上敌友标准的划分，既不取决于某种预先确定的规范，也不取决于某种中立的第三者的评判，由实际的参与者理解和评判具体的情况并采取措施解决冲突。因此，国家是政治的统一体，因多元论而产生冲突和政治斗争。世界并非政治的统一体，而是政治的多样体，所以常常发生国与国的政治斗争，极端形式就是发生战争，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而自由主义的宪政——法治理论，是建立在正常的法律秩序前提下，关注的是一种抽象的去政治化的人权，形成了一套去政治化的政治秩序。
三、现代性方案二：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 马克思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揭穿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理论的虚伪，试图提出一套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政治理论。马克思的思想被俄国的革命者列宁和斯大林以及中国的革命者毛泽东继承并转化为革命实践，都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中，笔者主要分析以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政治理想的政治理论，下面所说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限定在他们之中。
（一）政治目的：共产主义社会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进步往往是由少数智识精英的创新推动的，所以一个可欲的政治秩序就要为少数精英的自由和创新提供空间，即使这要以牺牲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代价。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反对阶级统治，因为统治阶级往往是极少数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将政治上的敌友划分由民族的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由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转化为国内战争。列宁将阶级斗争的敌对性上升到绝对性的程度。而毛泽东早在就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所以政治的首要问题或政治标准就在于敌友的划分。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阶级剥削被消灭，国家的管理由对人的管理逐渐让位于对物的管理，国家将走向自动消亡，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无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国家和阶级呈现的是自我否定的态势。马克思认为通过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之后，要经历一段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阵痛。而列宁明确提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要分两步走：一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俄国革命发展出了苏维埃制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形式。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依旧需要国家的统治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但不可能一下子形成新的法律规范进行管理，所以尚需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社会。
（二）政治手段：组织的力量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发现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秘密在于组织的力量，而这一发现被列宁继列宁认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武器就是组织起来。列宁通过提出阶级意识外部灌输论和党的领导权，发展出了政治上的民主集中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党—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这就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的理论，要处理领袖、党、阶级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群众，因此党和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后，对党的权力实行的约束实质上就只有靠党自身的自觉，但党自身的自觉面临着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侵蚀，这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因此，列宁晚期再次利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武器，寄希望于将农民和工人高度组织起来与官僚主义势力对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抓手就是发展合作制，将工人组织起来的抓手就是工会。而这一切被斯大林后来发展成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计划体制，即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我国建国后也沿袭的是苏俄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计划体制。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发现了组织的解放力量，但是却忽略了组织中权力的秘密。
四、政治社会学的揭露：权力的秘密 （一）权力的层级
1、马克思：自我否定的阶级性权力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赋予了被统治者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正当性。革命是政治的最高形式，所以当阶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时候，被统治阶级有权进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国家和阶级都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权力体制，当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后就没有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的位置。
2、韦伯：国家性权力
韦伯认为国家就是唯一的垄断合法暴力资源的机构。韦伯则重新树立了权力的角逐发生于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正统性的国家权力观。政治支配根据的不是强力原则，而是一种自愿原则，涂上了一层权威性色彩，即需要被支配者的意志的认可，这才能使被支配者有服从的义务。权力斗争发生于支配结构中，支配结构决定于主宰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决定于支配所特有的组织机构，即命令权的特殊分配方式。具体来说，在家产制国家中，权力斗争的焦点在于君主与官僚阶层之间的斗争以及由君主与官僚构成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争夺。在封建制国家中权力斗争的焦点则在于领主与贵族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领主与地方领主之间的权力争夺。在法理型—官僚制的统治下，权力的角逐则为政治领袖与官僚制之间的争夺，面对官僚制作为一个阶层具有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的趋势，韦伯则寄希望于大众民主，能够选出具有卡里斯马型的政治领袖，来制衡官僚制的权力。
3、福柯：规训式权力
福柯认为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他试图“不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与此同时，不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构建了一套依托于组织的规训式权力模式，从而取代传统的“君主—法律”模式。（1）动态性（权力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2）嵌入性（权力关系内在于经济过程、认识关系、性关系等之中），（3）生产性（权力产生知识话语），（4）弥散性（权力来自下层，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内在于生产、家庭、纪律组织等各种力量关系中），（7）策略性（知识话语是力量关系中的策略因素），（6）辩证性（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抵制）。
4、布迪厄：场域性权力
布迪厄认为支配方式有两种：一种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支配是人对人的直接支配，极限的形式表现为人身占有，即奴役。实现这种支配有赖两种方式，公开的暴力和象征的暴力。象征的暴力一般是通过欠债和道德情感的依附实现的支配，其特征为隐秘的、被承认的和策略性的。另一种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和依赖关系非在人与人之间，而是客观地建立在制度化的头衔和职位在个人间的分配。布迪厄认为在一个场域内的位置本身就附加了某种资本（物质资本或象征资本）或权力形式，因此在一个场域内对权力的斗争就是展开对不同位置的争夺。
5、布劳：交换性权力
布劳通过对微观的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的观察，构建了一种个体间的交换性权力观。他社会交换的促发力量源于一种社会吸引，而社会交换的动机则在于对报酬的渴望，报酬可分为内在性报酬（交往行动本身带来的愉悦）和社会报酬（即一种外在利益，具体可分为工具性服务、社会赞同和服从的权力三种）。当你的基本需要依赖于另一个个体提供，又没有其他可替代性选择，而对方对你没有任何需要时，你能拿来交换的就只剩下你的服从了，这时就产生了权力。社会交换理论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完全竞争”状态，当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时，个体在组织和群体之间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但这种个人的自由流动受到组织和群体要求的依附性和忠诚的阻碍。由于可替代产品的异质性，竞争者有限的数量，不完备的知识、信息和沟通，竞争处于不完全的状态，竞争越是不完全，那么就是越有利于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控制，对无权者越不利。
自韦伯的国家性权力到福柯的规训式权力再到布迪厄的场域性权力最后到布劳的交换性权力，因权力角逐的场域不同，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条权力链：国家政治组织——普通社会组织——场域性位置——个体间的互动。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揭露了权力的秘密：权力无所不在。马克思忽视了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会掩盖，甚至超过阶级矛盾，即使在无产阶级内部也充满了权力的斗争，妨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以实现人类的解放。
（二）反思政治现代性方案
通过政治社会学对权力的考察，帮助我们来反思前文两套对立的政治现代性方案。在笔者看来，个人主义式的自由政治理论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政治理论，即政治目的和政治手段是相统一的，政治手段能够保障实现政治目的。通过对人性的假设、社会组织基础（自由竞争的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权力的限制和分割（宪政—法治）有力地保障了不平等的个人自由。而集体主义式的政治理论则是一种价值理性的政治理论，即政治手段不足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政治目的是可欲的，但尚未找到有效的政治手段。难点就在于连接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建立问题，既在坚持集体主义的组织秩序的前提下，又能避免权力争夺的陷阱，换言之，在利用组织的解放力量的同时，又能设计一套政治理论来限制组织中存在的权力支配关系。任何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理论指导现行并提供改革的合法性提供意识形态，因此，当下的迫切任务就是寻求构建政治学的本土化。
五、政治学的阅读秩序 若想系统性的阅读政治学：
1、政治科学、政治哲学思想史各一本；
2、一条主线：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今；
3、另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系列（马、恩、列、斯大林、葛兰西、毛、邓），这条线索主要是为了理解中国当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4、可适当的读点中国当下著名学者的政治学二手文献，理解关怀的政治问题，帮助自己寻找问题意识（如王绍光、甘阳、汪晖、邓正来等）
2012年9月1日——10月8日
1、列宁 《列宁选集》（第一卷）
2、列宁 《列宁选集》（第二卷）
3、列宁 《列宁选集》（第三卷）
4、列宁 《列宁选集》（第四卷）
5、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上卷）
6、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下卷）
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8、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9、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10、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1、田秉锷 《毛泽东诗词鉴赏》
12、叶永烈 《走进钱学森》
13、刘东平 《宋庆龄图传》
今年暑期从事土地的专题调研以及在写土地调查报告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不懂得政治，就没有方向，没有立场，没有判断力，因此就没有生命力，也不会走远。由此，我就特别迫切的想去理解我国的政治与时局，希望对于我国当下乱象丛生的时代拐点能形成个人的判断力。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自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对于理解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去年阅读了马恩的书籍，所以这个月主要攻读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选集。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常常强调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事实上也是这样。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列宁的思想确实是进一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上均有发展，其三大著作分别为《哲学笔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关于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新经济政策和临终前口述的五个文件，即《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从这五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列宁临终前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改造旧的国家机关，克服官僚主义；二是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提高文化水平，特别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下面有关哲学学说、政治经济学学说和国家学说，对列、斯、毛进行个简单的述评。
哲学学说 列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主要是在单纯的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立场，坚持的是“反映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之物”，只有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感受和认识了自在之物，就成了一种“为我之物”。认识论的两个前提是，其一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源泉，其二客观实在又是人的感觉的源泉，得出此结论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区分了表象和表象的对象。而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表象、绝对观念、意志等，是因为没有区分表象和表象的对象，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类认识了“自在之物”之后，创造的只是表象，而非表象的对象。
而在《哲学笔记》中，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能动反映论”，强调了人的意识的能动性或说主观能动性。“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马克思在1845年，恩格斯在1888年和1892年都在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而列宁则进一步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认识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而“辩证法的核心就是关于对立面统一的学说，即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最后，在列宁那里，逻辑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学说，即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和，即逻辑学是认识论。而辩证法也是认识论。所以在列宁哪里，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三位一体的性质，是同一个东西。
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只是其阅读哲学的札记，零散的思想并未来得及写成系统的这些著作。而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实践论》主要论述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对应与我国哲学传统则是知和行的关系。首先关于实践的观点，即什么是实践？毛泽东拓展了实践的内涵，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而人的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的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而最具创新的则是其关于认识的发展过程理论，分析认识的两个阶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在两次飞跃上，第一次飞跃是在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次飞跃则是理性认识形成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再循环的内容，都比较低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而《矛盾论》则论述的是辩证法：（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2）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实践和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生产关系、理论和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在毛泽东那里，逻辑学、认识论和辩证法也是同一的。
国家理论 列宁的国家理论主要集中体现在《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关于党纲的报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文中，斯大林的国家理论主要体现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等文中，毛泽东的国家理论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中。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和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P176）“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的国家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专政就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理论要面对的两个关键问题是：一、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基础上，认为巴黎公社将是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以代替被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官僚、军队和警察）。而列宁则在十月革命的基础上开创了苏维埃制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形式，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制度。斯大林在总结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毛泽东在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能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也就是在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使得人剥削人不可能了，也只有在这个范围，“资产阶级的法权”不存在了。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阶段上，人们推翻了地主和资本的压迫，但还可能面临着官吏的压迫的危险。
二、怎样由现在的人来实现社会主义？在推翻了主要的地主和资本的压迫之后，无产阶级专政还需要国家这部暴力机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而国家的存在就需要对国家进行管理，而国家的管理是需要人去执行的。思想停留在“资产阶级法权”下的现在的人，来怎么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呢。列、斯、毛针对此问题都认为要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靠什么来检验的，以及靠什么来加强的？一是靠觉悟，二是靠和群众的联系，三是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正确以及群众根据自身经验相信其正确。斯大林认为政党、阶级与群众的正常关系是相互信任。 毛泽东也认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自由散漫冷漠自私自利的本性。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自身也处在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渗透中，有被腐化的危险。而要克服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党内就是要发扬党内民主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约束是非常脆弱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的关键环节就落到了执政党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上面来了，而赋予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合法性的恰恰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而一旦先锋队的觉悟程度降低了，就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危机，执政党脱离人民群众对于政党而言是极端危险的。列宁认为对抗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本性的措施是让人民大众都参与到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上来，但这将又遇到下面这样的一个制约因素。
问题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说突破了马克思最初对社会主义实现步骤的限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物质基础上，而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产物。而列宁在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时代大形势下，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领导的十月革命则是突破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开创了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也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局面。而斯大林面对党内部的托洛茨基派，坚决的捍卫社会主义能在世界上一个国家内得到全面实现，而要想彻底实现则要等到世界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毛泽东领导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点都是在落后国家建成的社会主义，所谓落后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弱，中国比前苏联更弱。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先变革生产关系，以求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和发展。
换句话而言，这个制约因素就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将面临的一个制约因素就是文化水平问题，尤其是占大多数的农民的文化水平问题。列宁认为：“由于文化水平这么低，苏维埃虽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施行国家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施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施行管理机关。官僚已被打倒。剥削者已被废除。但文化水平还没有提高，于是官僚们占据了原有的位置。要排挤他们，只有用比以前大得多的规模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组织起来，同时真正实行吸收工人参加管理的种种办法。”因此在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将面临两大困境，即如何改造旧的国家机关，提高工农的组织程度，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特别是农民的文化水平，进而让劳动群众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以对抗官僚主义。这三个问题也是列宁临终前口述的五个文件传达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不仅仅只靠“自觉”，还必须探索一种良好的体制性保障，否则权力就会失去约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失去约束，官僚主义泛滥之后，就必然会脱离群众，这就直接导致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所以权力问题和合法性问题紧密相连，这也是前苏联和我国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当下探索政治体制转型的要务。
政治经济学 1、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
2、不同社会性质下的社会劳动组织形态，合作制、人性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
3、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生产所有制、财富分配等）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挖，里面的细节需要再好好品味，先把几个思路简单的列出来。
感悟： 1、读书状态上基本上做到了紧张而平和。紧张指读书节奏，要抓紧时间，不能抓而不紧。
2、在现阶段的阅读过程中，今后要更加注意细细品味细节，将自己的逻辑链条加长加粗。
3、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伟大的精力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
4、要纯粹而深刻，不要简单而肤浅。要培养一颗会分析复杂事物的头脑。
2012年7月—8月（暑假）
1、杜润生 《杜润生文集》（上）
2、贺雪峰 《乡村社会关键词》
3、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
4、保尔•拉法格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
5、弗兰西斯•培根 《培根论人生》
6、胡哲峰 孙彦编著 《毛泽东谈毛泽东》
7、张翼星等著 《读懂列宁》
（暑假调研回来后看了几本轻松的书。）
2012年6月5日——6月27日
1、（德）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
2、（法）福柯 《古典时代的疯狂史》
3、（法）福柯 《知识考古学》
4、（法）福柯 《规训与惩罚》
5、（法）福柯 《性经验史》
6、（中）叶细细 《民国女子—此情可待成追忆》
7、（中）冯雪 《大女人—民国前卫的女人们》
这个月时间比较短，加上为《物权法》考试备考两天和回家休养五天，总共看书的时间也就半个月。这半个月读了一本哈贝马斯和四本福柯的书，尤其是《古典时代的疯狂史》有800多页，所以读书状态还是很不错的，除了个别书因为翻译的很烂，读起来很吃力和烦躁外，整体上读哈贝马斯和福柯的思想还是比较享受的，哈贝马斯的思想富有建设性，而福柯的思想很新奇。一个遗憾就是如果这个学期再多半个月就好了，我就可以把福柯剩下的几本演讲集一并看下，对福柯的理解就会更加立体和饱满。下面就针对我读过的这四本书，对福柯的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小结。
这个月选读的四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鸟瞰福柯的思想整体。福柯生于1926年，逝于1984年。《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算是福柯的成名作，发表于1961年，《知识考古学》发表于1969年，《规训与惩罚》发表于1975年，《性经验史》则经历了1976年—1984年的漫长过程，直到去世也未完成写作计划，属于未完成稿。从这几本书，我们可以看出福柯的思想不断发展和扩张的一个过程。福柯的思想贯穿着三条轴线，即：（1）与真理的关系，（2）与权力的关系，（3）与主体自我的关系，探讨的是知识—权力—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条轴线在其早期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就已经显露端倪，而《知识考古学》则集中探讨的是真理轴，《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的第一卷“认知的意志”，集中探讨的是权力轴，《性经验史》余下两卷集中探讨的是主体轴。当然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三条轴线在每一本书中都会有显现，只是在不同的书中会略有侧重。
与真理的关系：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福柯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中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了对疯狂的“社会感性”的历史体验结构的变迁及促成条件。“中世纪疯子被当做是神圣的人物，因其是悲惨幽暗力量的一部分，悲惨以其整体被人评判。”直至文艺复兴为止，对疯狂的社会感性体验是宗教性的，认为其属于一种悲惨性的神圣力量和一种悲剧性意识。此时疯狂和理性之间是相对的关系，依据参照标准的不同，疯狂和理性可以相互指涉、相互转化。“以本质和上帝的真理作为衡量尺度，人的世界只是疯狂。”
而进入17、18世纪之后，经过前期宗教改革的推动，新教国家慈善事业开始世俗化，国家和城市接替宗教开始负担贫困者、疯子、浪荡子、罪犯等，这同时也在准备“一种悲惨感性的新形式”。那么这个时期通过一个“历史划分的手势”，就把曾经作为整体来看待的悲惨力量一分为二，一边是善的区域，一边是恶的区域。古典时代的理性则是以合乎规范的程度作为衡量的尺度，所有不合乎规范的则都属于非理性，所以贫困者、疯子、卖淫者和罪犯等都被划为统一的非理性体验结构中。因此疯狂也被置于这样一种善恶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此时期的社会感性体验属于社会的和道德的。在福柯认为在整个古典时代，疯狂是通过两种非理性形式为人所体验，一是通过法律对权利主体的界定，将疯狂划归无责任能力人，由禁治产的命令和疾病的定义来区分，从而使他落入他人的权力之下——由其财产代理人所代表的普遍他者；二是通过社会对社会人的界定，将疯狂划归到“故乡中的异乡人”，由丑闻意识和监禁措施来划定。尽管如此，“非理性体验的特性在于，疯狂在此乃是它本身的主体”。此时期的疯狂是和梦、过失、错误和真相的迷失有关，对疯狂的治愈是靠生理、病理疗法，目的是真理的开悟。真理就是合乎理性，而理性就是自由，仿佛真理、理性和自由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也就是通过那样一个“历史划分的手势”，历史此时就排除了非理性的自由和理性的不自由两种形式，只保留了理性的自由和非理性的不自由。
而进入19世纪之后，统一的非理性体验结构瓦解，贫困者、浪荡者和卖淫者等从中解放出来，但疯狂者却和罪犯成为相邻的共犯。因此，精神错乱者成为他人眼中的客体，加上其罪行意识的觉醒，社会有责任使其恢复到理性状态，从而摆脱异化状态。这就带来了对疯狂者的治疗和矫正，“疯狂把人禁闭在客观性中”，即“19世纪，疯狂的本质便是人的异化。”此时，疯狂是与犯罪、规范、矫正和惩戒相连的，对其治愈则是靠心理疗法和道德疗法，目的是进行道德的规训。那么，疯狂的真相是什么？福柯的定义为“疯狂便是作品的缺席”。不是疯狂在历史中不被视为话语的主体，无法言说，而是其话语无法凝聚成话语流，无法主导话语权。而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则阐释了对话语和知识进行的考古学分析方法，一种历史批判分析方法，强调历史的断裂性、不连续性、界限性和序列性，重视的是话语事实和话语实践分析。
与权力的关系：权力的本质是什么？ 福柯对权力的探讨集中在《规训与惩罚》和《性经验史》的第一卷，关于这部分的分析就不那么细致地总结了，在此粗线条的勾勒下。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探讨的是对肉体进行支配的权力运作关系网络。不同的权力会产生不同的知识。在酷刑时代，作为公共景观的公开处决不仅是一种司法仪式，一种政治仪式，还是一种展示至上君权的仪式，目的在于折磨肉体和消灭君主的敌人，起到警戒作用的是恐怖，产生的一套有关酷刑和处决保障的技术和知识。在18世纪末进入刑事司法改革的时代，这源于非法活动的传统结构发生了剧变，其目的在于重新建构一套惩罚权力的分配机制。此时的惩罚权力实乃一种规训权力，起到警戒作用的是话语、教训、符号等，目的在于驯顺肉体和控制灵魂和思想。新型的惩罚权力则产生了为之服务的一整套知识、技术和科学话语，而这一套灵魂技术学（教育专家、心理医生、精神病专家的技术学）成为支配和规训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工具。同时福柯认为这种权力—知识使得有关人的科学成为可能，那么可认识的人（行为、意识、个性和灵魂等）这一历史主体也就成了权力—知识的客体。
而在《性经验史》第一卷提出继续考察以对性经验进行支配的权力运作关系网络，将性知识的考古学分析（全面考虑性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与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以及认知的意志（主体对自我的认识、定位和接纳）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一套新型的权力理论。虽然在接下来的两卷中，福柯的研究趣向发生了变动，未完成遗志，但是我们可以结合《规训与惩罚》进行理解。福柯想提出一种新的权力观，即，“不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与此同时，不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那么福柯的权力观可以概括为“力量关系—战略”模式，从而取代传统的“君主—法律”模式。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福柯认为首先应该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而权力就内在于其运作领域之中，构成他们的组织。这些力量关系既有相互竞争、产生利益冲突、斗争的形式，也会有互助和共谋的关系。那么“力量关系—战略”型的权力的特征是：（1）动态性（权力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2）嵌入性（权力关系内在于经济过程、认识关系、性关系等之中），（3）生产性（权力产生知识话语），（4）弥散性（权力来自下层，非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内在于生产、家庭、纪律组织等各种力量关系中），（7）策略性（知识话语是力量关系中的策略因素），（6）辩证性（哪里有权利，哪里就有抵制）（7）意向性（非主观性，非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而形成的权力网络）。
与主体自我的关系：我们是谁？ 福柯在《性经验史》第二卷和第三卷就开始转向探讨以性经验为媒介探寻历史主体与主体自我的关系问题，在权力—知识结构的支配下，主体并不是完全被动地屈服，而是有一个对自我关注、自我认识和自我管理的自我技术。福柯围绕着性行为的四大经验轴线（与身体的关系，与妻子的关系，与男童的关系，与真理的关系）阐述了受自我关注支配的一种生存艺术的发展，演变历程沿着古希腊时期——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基督教传统时期——近现代工业文明。《性经验史》对主体的探讨只是一个部分，而《主体解释学》对此进行了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若能结合起来看，效果会更好。以后若有机会读了后，再回头总结。
真理、权力与主体三者之间处于一种关系网络之中，任何两者之间的关系都不是单向度的。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权力能产生真理（知识、话语）和塑造主体，从而真理（知识、话语）和主体成为权力的载体和工具，同时真理和主体也能成为颠覆权力的力量。而主体面对真理与权力这种结构性力量，既有盲目性的一面，也有能动性的一面，能动性就体现在主体对自我关系的支配和认识。作为后结构主义的福柯，也免不了要探寻结构主义流派那永恒的发问，即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关系问题。
感悟： 1、研一上有9门课，研一下有10门专业课，而且基本上每一门课都是点名 + 平时作业 + 结业论文/考试，课程和自己读的书也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课可以逃，论文那得写，刚开始真是疲于应付。比较欣慰的就是，这个学期的规划超额完成，基本上完成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人在夹缝中生长，有时生命力会绽放的更加绚烂。善待拦路虎和逆境，既然无法躲掉，那就不逃避，不抱怨，拿消极抱怨的时间用来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2、 每次听读书会战友说自己这一年读书生活特别平静，很是羡慕。反观自己这一年读书心路历程，用“静水流深”四个字概括可能比较合适，表面上明镜如水，内心中暗潮涌动。人生要学会不断地破除成见和思维定势，要有长远而大气的眼光，看待人和事。在这个过程中要学会自我关注、自我认识、自我管理和自我改造。
3 、学会集体生活和团队生活。想打造和实现一个高品质的团队，实属不易，人才的多元化，会给团队带来活力和生命力，同时磨合的成本也比较高。既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而平衡又是很难把握的。回头想想，自己在上个学期确实有点左，而这个学期忽而左忽而右。相信在前进的过程中，经过慢慢的磨合，我们会形成一个更加有默契的团队。
2012年4月26日——6月4日
1、（美）萨义德 《东方学》
2、（德）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3、（德）齐美尔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4、（美）布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5、（美）戈夫曼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6、（美）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7、（英）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8、（英）维特根斯坦 《文化和价值》
9、（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10、（德）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11、（德）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12、（中） 《瞧，这些女人》（一）
2012年3月13日——4月25日
1.（法）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
2.（法）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与反思》
3.（法）埃米尔•涂尔干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4.（英）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5.（英）罗伯特•莱顿 《他者的眼光》
6.（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7.（美）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
8.（美）玛格丽特•米德 《萨摩亚人的成年》
9.（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
10.（美）马歇尔•萨林斯 《文化与实践理性》
1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12.（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
13.（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14.（中）费孝通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
快马加鞭的吞了两个多月，总算是把人类学大概扫了一遍，就是还未来得及好好反刍，那么读书会后我会利用好几天的时间来消化、吸收、加工和创造，可能会开一期双周论坛来讲演和讨论。今天我就社会学和人类学糅合起来，选取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流派——结构主义流派来串联下，这个流派中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是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列维—斯特劳斯、布迪厄和吉登斯。需要提醒的是像结构主义流派这样的分类和概念是后人为其贴的标签，布迪厄和吉登斯两位都试图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个人和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等，而且结构主义在人类学中特指列维—斯特劳斯特纳开创的结构主义。
涂尔干和其外甥莫斯在1903年合著的《原始分类》中，就开始探索原始社会分类问题的思维起源问题，一反传统认为，人类社会的分类并不是源于对自然的分类，恰恰相反，自然的分类是源于人类社会自身的分类，从而延伸到自然的分类。那么涂尔干在晚期的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这一问题推向纵深的思考，认为图腾制就人类最原始的宗教形式，社会凝聚力来源于一种“集体情感”，具体就表现为社会道德力量，而这种“集体情感”就呈现为“集体表象”的形态，那么图腾就是“集体表象”的象征符号，各种仪式的功能就在于维系和加强“集体表象”的象征性印象，从而维系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情感体系。社会作为一个自在的实体，不同于各个部分之合，是高于个人和大于个人的，因此社会结构的特征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涂尔干的学说在后世得到很多发展，如结构语言学，神话、仪式的宗教功能理论和符号象征理论等。
拉德克利夫—布朗可以说是直接延续了涂尔干的结构传统，在《安达曼岛人》一书中，将涂尔干欲说还羞的社会意识根源于“集体情感”思想发挥到淋漓尽致。布朗认为：“社会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要靠其凝聚力来维持，而凝聚力则直接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集体情感体系”。这种集体情感体系就表现为社会道德力量，具体到安达曼到人的社会里，这种道德力量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对个人行为指导或规约，即道德习俗、技术习俗、和仪式习俗。因此也正是这种社会道德力量迫使人们遵守习俗，达成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道德力量“既以良知的形式从内部对个人产生影响，又以观念的形式从外部对个人产生影响。”反过来看，仪式习俗的功能就在于维持集体情感体系，并世代相传，而仪式的目的就是为了赋予一个人一种社会人格，即赋予个人价值的东西，而社会人格首先取决于社会地位，即集体情感在个人身上是否形成。
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属于一个社会体系理论，表现为一套适应机制，即一方面是对外部的适应（adaptation），具体来说就是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适应，另一方面是对内部的整合（intergration），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无冲突的关系，内部整合的结果或产物就是社会结构。进一步而言，社会结构就是个人和群体间关系网络下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结构的延续是靠社会过程来维持的，社会生活过程是由社会行动和互动构成的，因此，社会行动和互动是社会结构的表现。社会结构下的任何关系都有遵守某些规则或行为模式的需要，而被社会公认的规范体系或行为模式就成了社会制度，总体上的社会行动或互动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关系，因此社会制度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单位。社会结构的特征就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
列维—斯特劳斯，被称为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之父，其哲学结构主义的兴起肇始于《野性的思维》，完成于四卷本的《神话学》，延续的是涂尔干的传统，并作出了修正。列维—斯特劳斯批判拉德克利夫—布朗没有把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区分开来，社会结构并不等于存在于该社会的社会关系之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和经验现实并没有联系，而是跟在经验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模型发生联系。而社会关系只是用来建立能够显现社会结构本身的模型的原材料。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拉德克利夫—布朗，未能脱离英国学派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而其构建的结构主义则本质上是决定论和实在论的。
列维—斯特劳斯受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影响比较大。索绪尔认为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是任意的，其意义并不来源于符号的内在价值，而是源于其在符号系统中的区分性位置。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时又是相对理据的和相对可变的，这是由语言的社会性、时间性和内在的深层结构性的合力作用所致。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一书中认为，人类学关注的是人性的普遍问题和不变量问题，即寻找人类共同的无意识的深层心智结构。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他开始探索野蛮人的思维特征，认为野蛮人的思维和西方科学家的科学思维是分别从对立的两端研究物理世界的，一断是高度具体的，从感性的角度靠形象来工作，另一端是高度抽象的，从形式的角度靠概念来工作。而处于中间状态的修补匠则是靠记号来工作，一种受限的概念。
而在《神话学》四卷中完成了这一主题的深化思考，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神话思维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思维，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希腊边缘西方开始从神话思维步入到哲学思维，最后从哲学思维步入到现在的科学思维。总之，列维—斯特劳斯将人类的社会行动和互动放入到认知结构中去，而认知结构是由人类的共同的深层次的无意识的不变的心智结构决定。而人类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对人类的客观化思维及其机制的认识做出贡献，只有从看似任意的秩序中，揭示出必然性层面，才能获得自由，因为必然性是自由这种幻觉的深层基础。
布迪厄前期追随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随后开始抛弃静态的结构主义理论，开始构建一种动态的实践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不同于之前的结构主义地方在于，认为之前的结构主义理论是见结构而不见人，开始加入个人的能动性因素。布迪厄运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试图超越社会物理学与社会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即客观主义/结构主义与主观主义/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布迪厄先假定了各种客观的社会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的存在，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给社会行动和表象加上外在约束；其次生活在一个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会对这一社会结构有着直接的体验，通过身体化的过程形成潜在性情倾向，这也是人的主观性处所，如思维、感知、评价、行为图式，从而生成惯习。具体而言，“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空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而场域同时也是一个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这里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在场域内对种种资本（物质资本+象征资本）、权力和权威的垄断，从而改变在场域中的位置，那么改变了场域中位置空间，即改变了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也就相当于改变了一个场域的结构，这就使得所有场域都具备了动感和调适能力。
布迪厄认为产生惯习的场域结构借助惯习来支配实践活动，而惯习的生成图式是通过潜在性情倾向系统实现的，即将外在必然性法则予以持续的内在化，因此惯习在惯习得以产生的固有条件范围内，得以使各种思想、感知和行为的自由成为可能。从这里可以看出，布迪厄笔下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就在于在惯习赖以生成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内，具有无穷的生成能力，其产品就是思想、感知、表述和行为自由，即有条件的自由。因此，“惯习是既无意识又无意志的生成性的自发性，它不同于机械的必然，也不同于反省的自由不同于机械论的历史盲目性，也不同于唯理论的‘无惰性’的理性计算主体。”华康德认为：“布迪厄的社会哲学是一元论的，意在寻求捕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于社会世界之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获得的前反思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
就正如同亚历山大认为布迪厄只是把结构与行动者描述为一种一连串的平行关系，而非一种交互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布迪厄在构建实践理论时，是假定一个场域的社会结构是事先给定的，并没有追本溯源的探求社会结构最终是来自哪里，即先有社会还是先有个人，社会决定个人还是个人决定社会。因此，我们在理解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时，不应忘记布迪厄理论发展背后的动力始终是想要把握新的经验对象，而不在于构建一套精美的理论概念图式。惯习是含混与模糊的同义词，因此实践感知图式也是一种模糊逻辑。“实践感（实践感知图式）就是对一个场的要求的预先适应，类似于游戏场中的游戏意识，只是社会场是漫长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的产物，是一些自在而非自为的游戏，故在社会场的情况下，人们不是通过有意识行为参与游戏的，而是生于游戏，随游戏而生，而且信念、幻想和心神投入是彻底的无条件的，因为它的这种存在是无意识的。”实践感源于一种实践信念，实践信念来自于原始习得的反复灌输，而原始习得是把身体当做备忘录，当做一个“使精神只动不思”的自动木偶，同时又将其当做寄存最可贵价值的所在。
吉登斯认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歧的根源在于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自然主义，即是一种客体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属于此范畴，强调的是结构的地位，而结构就是一种制约，社会整体相对其个体组成部分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体现的是本质上的客体霸主；而人本主义，即使一种主体主义，解释学属于此范畴，强调的是个人的行动以及意义的问题，因此体现的是本质上的主体霸主。那么吉登斯试图缝合和超越长期存在于西方思想理论中主体与客体、行动与结构、唯物论与唯意志论等二元根本对立的局面，为此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大纲。
吉登斯认为结构化理论不同于以往众多的结构理论，重点就在于社会生产和系统再生产，而连接这一点的是“结构二重性”概念，结构二重性实现了把社会互动的生产与穿越时空的系统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吉登斯除了结构的探讨之外，还加入了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力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即能够为行动者在社会互动的具体情境下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而规则有两种性质，即规范性要素（合法性）和表意性符码（意义），资源也有两种类型，即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资源产生权力，这两者体现的支配的要素。同时吉登斯笔下的行动者是具有认知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行动者，这种反思性监控主要体现在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两个层面上，因此具有能动能力的行动者能够在共同在场的情境下使用规则和资源实现一种社会互动和社会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又能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实现了一种社会再生产。在一个更加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当规则和资源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制度，那么根据合法性、意义和支配之间不同的权重顺序会形成不同的社会制度分类。而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性即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指跨越一定时空范围的行动者或集合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社会系统的再生产机制是以社会再生产机制为前提的。另外，吉登斯认为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有一种形而上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这种本体性安全来源于无意识动机的维护，无意识动机依赖于区域化的例行化的社会互动，而这种区域化的和例行化的互动就形成了社会系统的制度模式。因此社会制度或结构性特征是行动者创造出来的实践，而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又依赖于制度模式提供的惯例和区域。总而言之，吉登斯认为是个人是具有认知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行动者，是个人创造了社会，而社会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完全听命于个人，社会系统兼具使动性与制约性。因此个人与社会之间是一种双向嵌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将个人与社会统一了起来，打破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
研一下学期:
2012年2月1日——3月12日
1、（法）列维—斯特劳斯 《忧郁的热带》
2、（法）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
3、（法）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第一卷）
4、（法）列维—斯特劳斯 《结构人类学》（第二卷）
5、（法）列维—斯特劳斯 《神话学：生食和熟食》
6、（法）列维—斯特劳斯 《神话学：从蜂蜜到烟灰》
7、（日）中村俊龟智 《文化人类学史叙说》
8、（中）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9、（美）路易斯•摩尔根 《古代社会》
10、（英）拉德克里夫—布朗 《安达曼岛人》
11、（英）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12、（美）弗朗茨•博厄斯 《人类学与现代生活》
13、（法）马塞尔•莫斯 《礼物》
14、（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15、（瑞士）索绪尔 《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
16、（意）恩里科•福比尼 《西方音乐美学史》
17、（英）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二》
18、（英）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八》
19、（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九》
本学期正式的读书生活始于2月1日，若至6月底的话，刚好有5个月的读书时间。寒假在家期间的规划是前面三个月继续攻读社会学并收尾，后面两个月攻读人类学，那么随着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阅读完毕，研一也就结束了。但开学后发现这个学期的课程很多，选修+必修共10门专业课，其中自己选修的8门专业课集中在前面8周，刚好是前面两个月，而且这个学期大部分专业课都会点名、分小组讨论并在课堂讲演，翘课不像上学期那么得意。思忖了下，若在这种情况下看福柯、哈贝马斯，那真是对自己的折磨，也是对经典的糟蹋，所以就临时调整下读书策略，前面两个月读人类学，后面基本无课的三个月读社会学。当然这并不是轻视人类学，只是大部分人类学著作不像社会学理论那么抽象晦涩，对读书时间和环境要求不高。待人类学阅读完毕，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归纳，现在就先简单的整理下。
人类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基本上与社会学同步。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学思想的演进，结合王铭铭先生对人类学思想史的研究和个人阅读体悟，我们大致可以将人类学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古典时期：19世纪后期至一战爆发之前，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代表。进化论的代表为英国的泰勒和美国的摩尔根，此时的进化论以人类心智能力的一致性为根基，强调的是单线进化论和全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进程。而传播论则有德奥传播论派主张文化多中心论和极端的英国传播论派主张文化单中心论，如全人类的文化均是发源于埃及，由埃及向外不断传播。
（二）现代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反对古典时期的进化论、传播论和历史残余论的观点，并构建了许多新的流派。而此时期内部又可以大致分为先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战和二战之间：有法国的社会学年鉴派，以涂尔干和莫斯为代表；英国的功能主义学派，以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代表；美国的历史学派和历史具体主义，以弗朗茨•博厄斯、玛格丽特•米德、露丝•本尼迪克特，其中博厄斯为美国历史学派的鼻祖，坚持文化独立论、文化相对论，强调种族与文化平等，而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对文化与人格的专题研究影响很大。第二个阶段为二战结束到60年代，则以英国的社会人类学、美国的新进化论和法国的结构主义理论为代表，其中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将现代人类学推向顶峰。
（三）后现代时期：60年代后至今，先后出现的学派林立，但并不像以往新出现的理论会取代旧理论，而是出于众学派共存的局面。对60年代以结构主义理论和象征理论为代表，其中将象征人类学推向顶峰的是美国的格尔兹，发展成为解释人类学。70年代则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何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80年代则走向实践论的时代，以布迪厄的实践理论为代表，且研究着眼点从“异域他乡”开始“回归本土”。王铭铭认为后现代人类学的主要特征为“对权威、秩序和文化霸权的反叛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关怀和思考”。从这里可以看出福柯的批判理论，对人类学思潮走向的影响。以上对人类学理论的梳理只是个“骨架”，待再读一个月的人类学后，可能会修正甚或重建这个骨架，往里面填充“血肉”，提出个人的反思。
阅读感悟：
这个月读人类学令自己欣喜的是，发现人类学到60年代后，有和社会学交融的趋势。沃勒斯坦、布迪厄是人类学中两个重要的支脉，也同时为社会学新四大家的成员，福柯作社会学一个重要的山头，而要想理解后现代人类学，福柯又是绕不过去的。本学期后部分从人类学向社会学的过渡自然就比较顺利了，且阅读人类学后，发现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和宏观，对于理解之前阅读的社会学理论不无裨益。一个月后发现先读人类学的决定是多么明智，窃喜下，嘿嘿。
这个月还挤时间看了莎士比亚的悲喜剧，将希腊神罗马神话故事拍成动漫的《奥林匹斯星传》，以及一本《西方音乐美学史》，算是主餐之外的甜点。但意外的是发现这些甜点有时给人的乐趣很大，很多知识点都能相互呼应，那种共鸣的感觉很美妙。另外，大师级别的人物真的都是通才，不仅在一个学科领域有影响力，而且在很多学科中都是引领者。之所以会这样，可能又是源于一个时代面临的问题都是相同的，而不同的学科理论都是回应时代的问题的结果，正如一次和同学讨论时他所说“学科理论只是对时代问题的一个perspective”。
2011年12月14日——2012年1月8日
1、雷蒙•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
2、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
3、尼古拉斯•卢曼 《社会的法律》
4、尼古拉斯•卢曼 《权力》
5、尼古拉斯•卢曼 《信任》
6、J.C.亚历山大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7、亚瑟•伯格 《涂尔干死了》
8、古斯塔夫•博蒙 《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
前面几个月零散地部分地阅读了功能主义学派（涂尔干、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默顿）的书籍，这个月的集中阅读算是对功能主义学派进行收尾。学界一般是将涂尔干追封为为功能主义学派草创阶段的创始人，而我认为追加恩格斯为创始人之一更为合适，具体的理由放在正文中再来详述。那么功能主义学派就经历了以下发展路程：（1)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粗糙草创阶段，以恩格斯和涂尔干为创始人；(2)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深化阶段，以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3）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巅峰霸权阶段，以美国的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衰落崩溃阶段，在对帕森斯宏大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众多微观社会理论；（5）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的新理论运动，即新功能主义的崛起，以卢曼、亚历山大为代表。
在进行评析前，先来看看功能主义的一般特征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卢曼在《信任》一书中认为：“功能主义的特征在于它独特的预先假设和研究视角。功能分析并非是在确定的数据和可靠的知识之间建立联系，并以此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它最终与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有关。因此方法既不是演绎的，也不是归纳的，而是在相当特殊的意义上是启发式的。问题是以维持行动系统持续存在的角度提出来的。”对此，我还是比较赞同卢曼对功能主义特征的理解。简而言之，功能主义的预先假设就是社会行动系统是持续存在的，而需要维持社会行动系统的存在，就需要一系列的功能来满足社会系统的持存。任何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的产生都是应满足一定的社会或文化的需要，而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一旦产生后就又具备了一定的功能，满足一定的需要并进一步刺激新的需要的产生。
在阅读马恩的时候，经常会闪现功能主义的影子，最初就一闪而过没有在意，但次数比较多的时候，就开始留心了。功能主义分析的方法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体现的比较明显，而学界（包括恩格斯本人）一致意见认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结晶，对此我也不否认。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恩格斯是兼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功能分析的方法，只是恩格斯的功能分析方法比较含蓄。理由如下：恩格斯认为从类人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关键而必要的功能作用，而劳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因为类人猿能够直立行走及手和脚之间分工的结果，类人猿的直立行走及手和脚的分工是适应自然环境的需要和满足类人猿的生物性需要。反过来，劳动的产生和发展，会进一步促进人体器官的进化，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语言的产生，语言产生的需要是因为劳动的发展促使人类相互协作的场合增多。另外，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因为社会大分工的结果，第一次大分工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三次大分工则是独立商人阶层的出现。有了分工就有了交换的需要，先是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进行交换，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交换的需要也向纵深发展，就产生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的产生。从这里可以看出恩格斯采取的是功能分析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经验的功能分析方法，恩格斯虽然没有实际去调查研究，但他利用了很多人类学的二手资料，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马林诺夫斯基对恩格斯的功能分析方法进一步往前推进了。
涂尔干的功能分析方法开创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对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原因与功能的分析，认为社会分化产生于社会人口数量以及物质密度和精神密度的增加的综合作用引起，而这些还不足以解释社会为什么就会分化而不是以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暴力方式。涂尔干引用达尔文的生物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残酷事实，说明人类为避免生物竞争的残酷事实，就需要采取和平的分化方式。而社会分化和分工产生后，就又会促进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变。而在《社会学方法分准则》中涂尔干强调原因与功能分析的区别，但也有很多学者指责其经常将两者混淆，理解这点需要注意的是原因与功能是经常可以相互转换的，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是有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但这个社会现象一旦产生后就具有了一定发的功能，而这个功能就又可能是其他现象的原因，原因和功能是相互交织的，关键是区分谁是谁的原因，谁是谁的功能。从宏观上来说，涂尔干认为社会是先于个人，社会是外在于个人的，要维持社会的持续存在，特别是在社会分化后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就需要最低限度的集体意识，而这种集体意识是来源于社会的神圣性功能，为保障这种集体意识就需要道德权威的支撑，而个人是要服从于社会和集体的功能。
而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分析方法除了学术的追求外，同时也迎合了英国社会形势和殖民统治的需要。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经验—功能主义的传统，主张的是一种经验的文化论，马在《文化论》中认为“文化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而“功能始终是产生于对于文化迫力的反应。”在其文化论的大纲中，文化迫力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需要：一是生物的需要（基本需要），应此需要产生了营养、生殖和保护体系；二是手段的需要（衍生的需要），应此需要产生了经济、法律和教育体系；三是精神的需要（完整的需要），应此需要产生了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和游戏游艺体系等。人类的基本需要、衍生的需要以及完整的需要，推动了文化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已经形成的文化布局或制度框架又形成相应的文化迫力，型塑着个体的需求及相应的行动，从而保证了文化的绵延。
而拉德克里夫—布朗则站在涂尔干的肩膀上继承了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而且不同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是他将“功能”的概念，在与“需要”相对时，将“需要”限定在“生存的必要条件”范围内。功能是与需求（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合拍。布朗认为社会有三大法则：一是社会存在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是社会制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具备一定程度的功能连贯性；二是任何人类的社会生活都需要建立一种由各种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社会结构；三是社会结构除了稳定性、确定性和一致性的需要之外，还有一种延续性的需要。布朗是从社会结构的持存和变迁演进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的，与此相应提出社会形态学、社会生理学和社会发展学的研究类别。他在对中国的乡村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完整的乡村社区研究”的建议，也颇受启发，主要包括三种相互分别而有相关的研究，即共时性研究（静态研究/社会静力学）、历时性研究（动态研究/社会动力学）和外部关系研究。
帕森斯提出的宏大的社会行动理论开辟了分析功能主义的霸权地位，1937年出版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是经典时期结束和战后社会学的空白连接点和桥梁。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秩序的问题，即社会秩序如何产生以及如何才能持续存在。在反对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而从唯心主义传统中提出了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的最小分析单位是单位行动，一个行动主要包括行动者、行动的目的、行动的处境（行动的手段+行动的条件）、行动关系。通过终极目的、中介部分和终极手段/条件构建目的—手段链条网络，帕森斯认为在功利主义行动体系中，规范性成分与经验条件有关，但是仅仅处在随意性目的的地位，在实证主义行动理论中，规范性成分的作用消失了（极端情形下，如激进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和激进反智主义实证主义），而在唯心主义行动理论中，条件成分的作用消失了（极端情形下）。而帕森斯提出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则是规范性成分和条件性成分是相互作用，为说明两者是如何起作用，他提出了文化、人格和社会三系统学说。
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延续经验功能主义的传统，反对帕森斯过于抽象的宏大的社会理论，提出中层理论，试图弥合抽象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将功能主义推向巅峰霸权地位。同时默顿在对功能的认识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功能不仅有功能与负功能之分，还要区别显功能与潜功能之分，提出了净功能总额（功能与负功能之间抵消后的余额）的概念。之前的功能主义学派关注的焦点是功能与显功能，却忽视了负功能与潜功能的重要性，而默顿认为潜功能往往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最后默顿认为应将理论研究其“有用”的一面和经验研究“真”的一面有机结合，试图沟通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方能沟通抽象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对话，避免资源浪费，这就要其提出的“中层理论”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亚历山大在《新功能主义及其后》一书中认为，为挑战战后占统治地位的功能主义的霸权地位，兴起了两场革命，其一是彻底且争议丛生的微观理论学派，它强调社会秩序的偶然性和个人协商的核心意义。另一场革命则是富有生机的宏观理论学派，它强调强制性结构在决定集体和个人行动时发挥的作用。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功能主义分析理论就处于衰落崩溃阶段。而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学界又迎来了新的理论运动，新功能主义运动，特征是旨在重新打造普遍化的理论，沟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沟通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新的综合普遍化理论，主要以卢曼、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科林斯、亚历山大等为代表。
卢曼开创的是系统功能主义传统，通过引入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卢曼认为系统是环境应对日益增加的复杂性的复杂性简化的机制，信任、权力、真理、法律、经济等都是社会复杂性简化的机制，相互不可取代，都是功能等价物。而这些系统的产生又会进而保障和促进社会复杂性的进一步增加。法律系统的分化是源于社会复杂性的增加，而法律系统分化独立后就成为了一个自我生成、自我一体和自我描述的独立系统，法律系统的功能就是使规范性期望稳定化。法律系统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其他如政治、经济等各个系统也是如此，在理解法律系统的演进和变迁时，结构性联系概念是法律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机制，也是化解自相矛盾的一个关键处。吉登斯在创造其结构化理论中，批判了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或系统有需要是荒谬的，有需要的只能是行动者。同时吉登斯通过“结构二重性”的概念，试图将行动者与结构沟通起来，从而打破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唯物和唯心的对立。
而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最近的功能主义代表，则将新功能主义运动综合理论向纵深的方向推进，他批评自八十年以来的早期理论都倾向于将行动者等同于能动性和能动者。亚历山大认为布迪厄和吉登斯都是简单的将行动者与结构放在平行串联的关系，而不是交互的关系，即社会结构控制行动者，反过来行动者又建构结构的观念，这就变成了“把结构与行动的球同时放在空中”的魔术。他在继承帕森斯的文化、人格和社会三系统学说的基础上，认为“行动是个人能动的实施，一方面，行动只能在跟高度结构化的内在环境的关系中发生，行动受文化系统规范，并由人格来激发；另一方面，人格和文化规范并不能穷尽个人主体性的内容，就是在这个地方保留了非常有意义的能动性的空间。文化和人格系统本身就是社会结构，是内在地跟能动性相联系并以一种‘自愿’的方式融入行动当中的力量。只有社会系统这个第三个环境，结构才是外在于行动者之外的。”这样亚历山大就具体而清晰的说明了行动者和结构之间是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的。
读书感悟：
现在比较欣喜的是不再惧怕写读书总结了，快到月末的时候总是渴望赶紧收尾，留下充足的时间对一个月的读书灵感进行整理。因为现在看书的节奏比较快，时间也比较紧张，基本上每看完一本书就简单的做下读书笔记，不舍得花大块时间对零散的灵感进行加工整理，所以月末的总结就显得很重要了。这次虽然给自己留了足足一天的时间进行总结，但是发现时间还是不那么充足，写着写着就越来越多了，不知不觉就又写了五千字。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角，本来想一起总结下的，发现也没有时间了，暂时搁置。
现在深切体会到做读书笔记很重要，也很有效果，哪怕只是抄录对自己触动比较大的原文段落或句子。现在自己是采取“摘录原文 + 个人灵感”的方式来做笔记，感觉效果还不错。摘录原文是要花费很多时间，但回报也是可观的，有些书看完后合上书本发现不知所云，但重新打开看下自己划过的痕迹，结合阅读的一些思绪，将对自己触动比较大，或对那本书的理解比较重要的段落或句子抄录下来，相当于是重新温习一遍，对书的主旨理解的又加深了一层。另外，这些抄录下来笔记就相当于是一笔丰厚的资料库， 不管是月末总结还是探讨某个话题联想到的时候，重翻笔记有种乱中取胜和豁然开朗的感觉。
2011年11月11日——12月13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5、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6、 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
7、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8、 梁启超 《梁启超讲读书》（浏览）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认为马克思一生发现两大规律，即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对此我很赞同。另外，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真正的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斗争是他生命的要素。”读完《资本论》和《马恩选集》后，个人觉得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建设一个真正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基本点”就是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通过剩余价值揭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作为斗争的两个思想武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秘密的揭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里，而马恩在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反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政治冷淡主义等论战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中心目标的追求以及两大思想武器的运用。
黑格尔认为自由在于对必然性的认识，马克思对此表示认同并予以深化。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认识规律、利用规律从而控制规律。具体来说，人类的发展经历了部落社会、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的社会形态，但不管哪一种形态下的人民都是不自由的。因为在部落社会和古代社会，自然支配人类，自然对人类而言是神秘不可知的，人类是隶属于自然的；而在奴隶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则更多的表现为人对人的支配，人隶属于人；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为物（资本）对人的支配，人隶属于资本。虽然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开始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同时自然也开始对人类进行了报复，依然还有很大自然现象无法用科学去解释。另外，随着第一次分工（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第二次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第三次分工（商人阶级与商人的独立），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分工越来越细。马克思认为每一次分工，人的发展就会受到一次限制，越来越限制在一个狭小的专业内，人也就成了一个不完全的人，片面的人，更是一个不自由的人。
马克思认为要想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首先要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主要体现在其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揭示了一个简单但不平凡的真理，人要生存下去，首先要吃、喝、穿、住、行，要为了生存而疲于奔波，历史上绝大部分人甚至一生都要为最低的生存而忙碌。因此，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即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政治设施、宗教、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有这个基础来说明。
最后，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斗争，另外一条主线就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斗争，那么整个人类历史变迁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后，就要变革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我们认识了人类的发展规律之后，就要利用这个规律，当今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极速发展，导致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不足，从而不断酿成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驾驭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在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这就要求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剥削、阶级差别，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而建设一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实现了真正的自由，消除了分工，所有的人都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实现全面发展，人人都是通才，行动时消除了经济的后顾之忧，能够真正的按照个人的兴趣发展，各尽所能。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内心的终极关怀是对自由的向往，思考的是怎样坚实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读《论美国的民主》时，惊喜的发现托克维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出乎意料。从托克维尔的历史观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端倪，托克维尔认为：“在任何时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有一部分来因于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来因于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交织在一起，只是各自占据的比重不同。”在该书中“一般的事实”或“一般的原因”，托克维尔常常指的是社会情况。如“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发展，有很多因素发挥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以及拿破仑发明的新战术，即迅速的直接攻占一个国家的首都，固然拿破仑功不可没，但起最终作用的还是当时的人口数量大增，交通便利，使得大规模战争得以可能。另外，理解托克维尔社会学方法和历史观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会民情，他认为“法治比自然环境更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在比较欧洲与美国社会不同面貌时，托克维尔也强调到美国独有的社会民情和社会情况中区寻找。而社会民情在托克维尔的笔下，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生活习惯、思想、情感和习俗的总称。而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则就把托克维尔的历史观往前推了一部，马克思或许会认为社会民情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要从经济基础中区寻找，中间还有很多逻辑没有弄清楚，还有待于再认真琢磨。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都有一点让我困惑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个人觉得有矛盾的地方。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人类历史的发展，强调的是生产和交换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决定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不到人的主体性的踪影。但在《马恩选集》的很多文献中，又可以看出马克思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作用，要发挥无产阶级的彻底性，完全调动作为人的能动作用，号召人们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刚开始觉得这两点貌似是对立的，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规律只能发现，不能去创造，而且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人的自由意志在规律面前太渺小了，怎么去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呢？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分析了自然界中存在的自然规律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用物理学做了一个例证，物体移动的方向是由不同的力相互作用形成的，不是沿着某一个力的方向移动，而是沿着几个力的合力的方向移动，而且自然界的力是杂乱无章的。而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是人是有思想意志的，而人的思想意志是纷繁复杂的，可能都会对社会产生一个作用力，但恩格斯认为人的有一些思想意志可能根本就不现实的或根本无法实现，另外人的思想意志是纷繁复杂的，也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这点类似于自然界，这样不同的思想意志相互作用就会产生一个合力。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的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要强调单个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会对这个社会的发展有做大推动作用，强调的是不同的单个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互作用会产生一个合力，而这个合力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那么从这一点就能理解马克思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了，也能理解为啥马克思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不是哪一个个人英雄创造的。这么一想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上面对马克思的困惑貌似暂时解决了，至于对不对，还可再思考。
托克维尔的思想让自己比较困惑的是，托克维尔的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历史观，可以嗅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味道，他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的解释，强调结合一般事实和个别影响两个原因，最根本的还是一般事实，特别是社会情况和社会民情，这不同于贵族时代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解释方法，这点和马克思的群众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托克维尔在另外的地方又强调民主时代特别需要唯心主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以此来制衡民主平等社会带来的弊端，如贪图眼前的和物质生活享乐、目光短浅、平凡等。个人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张力，有些裂痕无法缝补，如果采用的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去分析社会，但同时又要在宣扬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这不是很诡异的吗？我自己的反思是，或许托克维尔的社会学方法根本不是唯物主义的方法，如果不是的话，那是不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呢？因为没有看任何二手文献，所以自己的解读可能是错误的，希望下个月看下阿隆的梳理，能解答自己的这些疑惑。
吉登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观点：（1）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人类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则是变革的源泉；（2）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马克思的社会进化图景，即从部落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吉登斯反对给人类的历史披上一副进化论的“外观”，认为如果我们硬要将人类历史塞进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历史。他认为进化论思想容易招致四种危险，即单线压缩、对应压缩、规范错觉和时间歪曲，而马克思的进化图景就犯了单线压缩的错误。另外吉登斯认为这正的阶级社会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把人类划分为三个阶段：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阶级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是真正的阶级社会，除了部落社会之外的其余社会形态都只能算是阶级分化社会。在比较了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差异之后，吉登斯得出了他的社会变迁的真正的动力机制，即阶级分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对权威性资源的支配，而到了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对配置型资源的支配就成为对权威性资源支配的基础，具体就表现为经济财产的基础作用，到这个时候生产力的发展才成为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机制。
看到吉登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自己目前还无法对吉登斯的理论进行批判，但自己有几点反思，吉登斯不同于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的划分以及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观点，而他构建了权威型资源和配置型资源的概念，从而将人类社会分为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那么到底什么才算是一个阶级？马克思和吉登斯对此在我印象中都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韦伯就不讲阶级，讲的是社会团体以及阶层。那么阶级、阶层、群体、社会团体这些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感想：
这个月的一个整体感受就是千头万绪，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奇妙的想法，阅读过的书籍貌似都能有一个呼应，但又觉得一片混沌，剪不清，理还乱。我试图努力的睁大眼睛去看清各个主题前后相继的联系，但总觉得眼前隔了一层纱，朦朦胧胧的，有点兴奋也有点无力感。希望高手指点对于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我接下来应该往哪个方向用力才能提纲挈领的认清各个问题呢？
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一文中说道：“中国学问界，是千年未开的矿学，矿苗异常丰富。但非我们亲自绞脑筋汗水，却开不出来。反过来看，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当然中国学问界，不专指书籍，自然界和社会实况都是极重要的。”读到此甚感欣喜，产生共鸣，共勉。
现在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贺老师经常说的读书可以锻炼和提高思维能力的内涵。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对中西哲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概括，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如果算是哲学的话，可以称作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的方法通常是一种负的方法，所谓负的方法，如儒、道家都讲“道”，但他们不说“道”是什么，而是讲“道”不是什么。那么西方哲学的方法强调的是一种逻辑思维分析方法，这是一种正的方法，如他就会直接告诉你“至善”是什么。冯友兰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不在于去把握西方哲学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而是要从中学习到西方哲学的真正精髓，即逻辑思维分析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要做具体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将冯友兰对西方哲学的认识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科学大类亦是如此，我们不是要做具体的社会学思想史的研究，而是要做真正的中国的社会科学。
2011年10月8日——11月10日
1、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
2、马克思 《资本论》（第二卷）
3、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
4、默顿 《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5、贝卡里亚 《论犯罪与刑罚》
这个月的大部头是《资本论》，读书总结就针对这三卷进行简单的总结。默顿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也很重要，但放在后来集中阅读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时候再进行系统总结。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是刑法课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暂时不在这里进行串联。
《资本论》三卷，整体上气势磅礴，逻辑上层层递进，阅读时亦是如履薄冰。下面先就这三卷的内在逻辑进行简单的梳理。马克思在第一卷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的价值增值，即是通过在劳动过程中 ，对剩余劳动的榨取，从而取得一个无给劳动（剩余价值）。总的来说，第一卷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再生产，考察的是劳动时间。而《资本论》第二卷，则主要分析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加进了流通时间，从个别资本的循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到社会总资本的流通。那么《资本论》第三卷，就开始分析资本一般的运动过程所生的诸种现实的具体形态，加进了市场竞争的因素。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生产过程，不过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合一，在前两卷中马克思是在理想的假定条件下，单纯地考察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形态，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的设置。而在第三卷中，马克思逐步加入市场竞争等现实条件后，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从而转化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不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竞争的影响下会转变为市场价值，而市场价值在一般利润率的影响下会形成生产价格，而生产价格又会在现实的供求关系影响下形成现实表现出来的看得见的市场价格。而这比较符合日常生活的现象形态，也比较符合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但资本的本质问题就被隐藏了，仿佛在与成本价格比较，利润的取得源于抬高市场价格。
第三卷中另一个重点就是分配问题。总的来说，马克思论述的是年价值生产物的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年价值生产物指的是劳动在一年内新创造出来的成产物的价值，比年生产物的价值要小。年价值生产物 = v + m = 可变资本 + 剩余价值，那么可变资本的代置将以劳动工资的形式发给劳动者，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必要生活资料，而剩余价值则又在产业资本家和贷放资本家那里，分为企业利益和利息，那么余下的剩余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为土地所有者享有。以上只是粗线条的将资本论的内在关联勾勒出来，里面的每一点都含有强大的逻辑分析，也暗含了很多前提条件，包括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所指，如剩余价值概念在不同位置的内涵和所指，是不同的。
将古典三大家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放在一起比较是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他们都敏锐地感知到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冲击，使得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社会时代。涂尔干是以社会分工为切入点，韦伯是以理性化为切入点，而马克思则是以资本化为切入点来解读新型的社会性质。在读《资本论》的时候，脑海中常常会浮现韦伯的相关思想，马克思和韦伯都有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马克思关于资本化、韦伯关于理性化的判断，都认为其有一种自主支配的趋势，从而不断演变为资本的牢笼和理性的牢笼，皆不受人的掌控，最为主体的人却隶属于资本进而理性。但马克思和韦伯不同的是，对于资本的异化，马克思更强调从经济形态着手，而韦伯对理性的异化，则是主要从政治形态，即官僚制支配的自主发展。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也说道与政治形态相比较，他更关心经济形态。
通过比较三大家的阅读，个人觉得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问题最具有现实指导和借鉴意义。首先，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问题最邻近，马克思所处时代为工业革命的初期，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劳工运动，反映了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经济形态上的对立比较严重，马克思更多的着手从经济形态出发。从而韦伯则处于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时期，资本的原始积累已经完成，经过劳工运动国家也开始注重社会福利，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开始缓和。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实则也是一个不断资本主义化的过程，虽然国家的意识形态在政治形态上标榜的仍是社会主义大旗，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的本质在于价值增值的目的追求，不同于以往社会资本的在于追求所得或享乐，这使得资本演化成一种自主支配，不受人掌控，就连资本家亦是资本的人格化，这种资本主义运动不断冲击着我国的政治形态和生活世界。
其次，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就是迫使劳动手段与劳动者分离的一个过程，从而将劳动者转变为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工资劳动者，这包括农业劳动者和手工业劳动者，这就是得劳动者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劳动不得不隶属于资本的支配。我国目前的城市资本主义运动基本上已经完成，积累了大量资本，现在开始转向农村，炒得比较热的大规模资本下乡运动，进行推动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从而实行大规模的集约经营，从而将小自耕农转变为雇佣劳动者，拥有大量资本的资本家就成为马克思笔下的租地农业家，而我国政府倡导的这种大规模资本下乡的经济形态，是与其政治形态的价值追求相背离的。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国政治形态上的官僚制和法律秩序，因为“传统主义”（韦伯意义上的）色彩尚比较浓厚，政治理性主义和法律理性主义的发展相对比较“滞后”（与韦伯笔下的西方相对而言），理性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博弈在我国现代社会还在依然暗潮涌动，所以理性的异化乃至成为束缚人的牢笼，在我国目前表现的还不是很严重，而经济上的理性主义却在飞速发展。在这个层面上韦伯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与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是殊途同归的，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正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的源头。同时我们也要注意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运动或者说经济上的理性化，并不是在真空中孤立的运动，而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会对政治世界、日常生活世界以及文化世界等等不断的侵蚀。所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运动的分析，对于我国社会现实更具有警醒和指导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很多社会大问题值得去深思，这个月的阅读引导自己去思考几个大问题，资本主义运动的席卷浪潮在中国的农村是否可以避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侵袭，我们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态度？若是不可避免，随着资本主义化的逐步完成，我国是否也会面临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困境？中华文明核心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怎样将西方文明的精髓消化地吸收为我所用，以和优秀传统的精髓有机结合，从而实现一个真正的适合中国的有主主体性的现代化过程？要做到这些，恐怕只有“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方能成一家之言”。任重道远。
读书感悟：
本来以为这个月是读《资本论》的黄金时期，结果没有想到研究生的很多课程都不是考试，而是采取写课堂作业和结业论文的形式来考察，直接导致有约6门课在8—10周（本月）结课，写了有10份作业和论文，而且大都是要手写的，一份3000多字的论文，光抄就要抄个两三个小时，真是疲于应付。不过也发现一个好处，事情多，课程多，看书的时间自然就会少，但是正是这种考验，不断的促使自己去思考怎么能将时间的利用最优化，借用经济话语来说，就是最优化配制时间资源。
这个月读书时间比较紧张，但整体读书状态要比第一个月好很多，内心比较宁静，剥去了很多杂念，走神的次数也少了很多，正所谓“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这可能和读的是《资本论》有关，特别是读到部分章节，找回当年做有挑战性的高考数学题的那种专注，一种很久违的专注，甚是思念，但一读到计算性不多而文字较多的章节，就又容易走神，不知道为啥会这样。10号开读书会，有点让自己措手不及，正是这种措手不及，却创造了自己的一个稀奇，前天晚上失眠，在床上辗转反侧，发现已经凌晨两点了，却还非常的精神，毫无困意，又一想《资本论》在开读书会时估计很难看完，但又很想看完，挣扎了下决定还是冒着寒气爬下床拿出我的《资本论》啃了一个半小时，三点半有了困意后就继续爬上床睡。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悲壮，同时也有点窃喜，我居然爬下床去看《资本论》。
2011年9月1日——10月7日（研一开始）
1、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2、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
3、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4、吉登斯 《民族—国家与暴力》
5、吉登斯 《超越左与右》
6、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7、吉登斯 克里斯多弗•皮尔森 《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
8、马林诺夫斯基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9、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
10、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11、拉德克利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
12、钱穆 《人生十论》
13、曾参 子思 《大学 中庸》
PS：内容删除后，新设置在136楼。
2011年6月25——8月31日（暑假）
1. 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
2. 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结构》
3. 周国平 《守望的距离》
2011年6月1日——6月24日
1.(英）马丁·阿尔布罗 《官僚制》 知识出版社
2.(英）戴维·毕瑟姆 《官僚制》（第二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3.(英) 约翰·格雷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 江苏人民出版社
4.(法) 邦雅曼·贡斯当 《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商务印书馆
5.(中）王绍光 《民主四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2011年5月1日——5月31日
1、（德）韦伯 《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2、（德）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英）吉登斯 《杜尔凯姆》 昆仑出版社（1999）
4、（英）吉登斯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德）施路赫特 《理性化与官僚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德）本迪克斯 《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7、（中）顾忠华 《韦伯学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中）李猛 《韦伯：法律与价值》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9、（中）郑戈 《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 法律出版社（2006）
10、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共十章，选读五章）
12、韦伯 《社会学基本概念》 《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社会学》重读
13、《道德经》（晨读）
2011年4月1日——4月30日
1、《学术与政治》 韦伯 广西师大出版社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广西师大出版社
3、《儒教与道教》 韦伯 广西师大出版社
4、《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 韦伯 广西师大出版社
5、《古犹太教》 韦伯 广西师大出版社
6、《韦伯：法律与价值》 （未完） 李猛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7、《论语》
2011年3月1日——3月31日
1、《经济与社会》（第一卷） 韦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上册） 韦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3、《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下册） 韦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4、《无需法律的秩序》 埃里克森 中国政大学出版社法
5、《送法下乡》 苏力 中国政大学出版社法
6、《认识佛教》 净空法师
7、《佛学十四讲》 李炳南居士
12月24日——2011年2月22日
1、《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原始分类》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3、《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4、《孟德斯鸠与卢梭》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5、《道德教育》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6、《教育思想的演进》 涂尔干 上海人民出版社
7、《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8、《生育制度》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9、《皇权与绅权》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内地的农村》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1、《乡土重建》 费孝通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月6日——12月23日
1、《哲学谈话录》 【古罗马】 爱比克泰德 吴欲波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沉思录》 【古罗马】 马可•奥勒留 何怀宏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3、《与社会学同游》 【美】 彼得•伯格 何道宽 北京大学出版社
4、《社会分工论》 【法】 涂尔干 渠东译 三联书店
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法】 涂尔干 狄玉明译 商务印书馆
6、《自杀论》 【法】 涂尔干 冯韵文译 商务印书馆
10月保研——12月5日
1、《论自由》 【英】 密尔 许宝骙译 商务印书馆
2、《政府片论 【英】 边沁 沈叔平译 商务印书馆/
3、《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 【英】 边沁 时殷红译 商务印书馆
4、《法理学的范围》 【英】 奥斯丁 中国法制出版社
5、《法律的概念》 【英】 哈特 张文显等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9年11月——2010年4月
1、《理想国》 【希腊】 柏拉图 商务印书馆
2、《法律篇》 【希腊】 柏拉图 中央编译出版社
3、《尼各马可伦理学》 【希腊】 亚里士多德 廖申白译 商务印书馆
4、《政治学》 【希腊】 亚里士多德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5、《国家篇 法律篇》 【古罗马】 西塞罗 沈叔平等译 商务印书馆
6、《上帝之城》（上下册） 【古罗马】 奥古斯丁 王晓朝译 人民出版社
7、《爱奎那政治著作选》 【意】 托马斯•阿奎那 吴恩裕译 商务印书馆
8、《思想录》 【法】 帕斯卡尔 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
9、《君主论》 【意】 马基雅维利 李修建译 九州出版社
10、《利维坦》 【英】 霍布斯 付邦译 商务印书馆
11、《政府论》（上下篇 》 【英】 洛克 叶启芳等译 商务印书馆
12、《论法的精神》 【法】 孟德斯鸠 许明龙译 商务印书馆
13、《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 卢梭 商务印书馆
14、《社会契约论》 【法】 卢梭 徐强译 九州出版社
15、《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美】 列奥•施特劳斯 申彤译 译林出版社
16、《法律、自由和道德》 【英】 哈特
17、《竹取物语》 【日】 唐月梅译 上海三联出版社
18、《广岛札记》 【日】 大江健三郎 翁家慧译 中国广播出版社
19、《窗边的小豆豆》 【日】 黑柳彻子
20、《欲情课》 【日】 渡边淳一 陆求实译 作家出版社
21 《失乐园》 【日】 渡边淳一
22、《钝感力》 【日】 渡边淳一
23、《武士道》 【日】 新渡户稻造 陈高华译 群言出版社
24、《身边的日本文化》 【日】 多田道太郎 汪丽影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6、《日本的民俗宗教》 【日】 宫家准 赵仲明 南京大学出版社
21、《苏菲的选择》 【美】 威廉斯泰龙 上海人民出版社
27、《百万英镑》 【美】 马克吐温
28、《动物农庄》 【英】 奥威尔 黄磊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29、《一九八四》 【英】 奥威尔 黄磊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30、《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31、《乡村诊所》 谢宏军 上海三联出版社
32、《杜拉拉升职记》（第一二部） 李可
33、《爱与孤独》 周国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34、《妞妞》 周国平 长江文艺出版社
35、《宝贝，宝贝》 周国平 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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