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读书：
（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
（美）大卫•库尔伯，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商务印书馆，2004
（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田启波，吉登斯现代社会变迁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美）安德烈亚斯•胡伊森，大众分野之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陈鲁直，民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齐美尔，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学林出版社，2000
齐美尔，时尚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齐美尔，货币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毕达哥拉斯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将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了人以外的因素上，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主体性的散落并没有引起人的高度重视。然而，纵观社会学研究史，自孔德以降，人的现代性就始终是现代性研究的核心问题。人的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反思和螺旋超越的过程，反省是这一连续过程的中心环节。
现代性首先是人的现代性，现代社会发展的横向维度不管是组织、制度、科学、技术、文化、经济还是社会等，都内在的包含行动者——人的参与。
梳理一下现代性的理论进路可以发现：人的现代性才是所有现代性维度的核心要素，一切都是以人的现代性为中心展开，并向其他现代性维度辐射和延伸的。从古典社会学研究伊始，就不乏对现代性的深刻认识和探索。早在19世纪初，古典社会学家在关于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研究中就已经意识到了人的发展的重要性。孔德是从人的智力发展的三阶段划分来诠释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指出了人类生活的物化和异化。韦伯在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的分析中首先将问题聚焦到了资本家自身的品性的变化：节俭、勤劳、诚实、理性化等。之后，韦伯在后续研究中对理性化的分析也同样是围绕“行动者”来进行的。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识到了理性化的过分膨胀导致行动者自由行动和选择空间的萎缩，人的创造物——社会结构和系统在运行的过程中竟然具有了某种“自主性”，并将行动者逐渐的抛离了系统运行之外，导致行动者的抽离化。现代性的最终结果是，人成了“铁笼”中的囚徒。
除此之外，在法国，古典社会学大师涂尔干对社会分工和自杀进行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研究同样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对组织、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探究的。
古典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的开拓性研究为后来的当代社会学家和现代社会学家关于现代性的进一步探索做了铺垫。包括：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等在内的现代性理论家都一致的表现出对人的现代性的充分关注。甚至是一些后现代社会学家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在对现代性的解构和重构中也都在相当的程度上涉及到对人的现代性的分析。
总之，现代性首先是人的现代性，人作为现代社会一切活动和制度、组织的创造者不可否认的一直处于中心的位置。对现代性的一切回顾和展望都不可能抛开人而单独进行。
在马克思积极投身社会公平的研究，在韦伯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铁笼而忧心忡忡时，齐美尔却在一边把玩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获得了审美主义、印象主义社会学家的称号。似乎齐美尔太小资产阶级情调，缺乏对现代性社会问题的感知和同理。
对齐美尔的这类指责是有欠公允的。齐美尔不是一位类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家，齐美尔甚至认为马克思才是一个“蹩脚的哲学家”。齐美尔是叔本华的信徒，痴迷的是人的个体性情，秉持的是形而上的人生哲学。他对现代性从来不缺乏认识，反而，他一开始就敏锐的认识到人的发展才是现代性变迁的中心，一切都是围绕着人的现代性来展开的。从这一点来说，齐美尔无疑比其他现代性社会学家更值得称赞。
齐美尔始终具有一种悲观浪漫主义的情怀，这是尼采曾经迷拜过，后又抛弃了的。他关注人的个体性情差异，对人性优雅品质的沦丧，对高贵的堕落满怀关切，又极度痛心。他对金钱对现代社会的侵蚀心怀忧虑，同时也对平等的“一律夷平”充满感伤。与马克思不同，齐美尔不强调人性的线性平等，他甚至觉得现代性问题的关键是，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平凡一律的方式去感受一切。如何恢复对事物有差异的魅力的细腻感受，使主体灵魂仍然保持高雅、独特、内在始终是齐美尔生命哲学所追求赞赏的“纯粹的灵魂”。本质上，齐美尔的现代性理论显得像是一种贵族主义的现代生活感觉，以享受的方式拥有自己。
在其他古典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家积极投身对社会不平等口诛笔伐时，齐美尔却用一个玫瑰的社会学假设轻松打发掉了这个在马克思那里头等重要的大问题。在没有有关玫瑰的平等性问题出现之前，玫瑰不过是一种欣赏物而已，然而，终有一天少数人拥有玫瑰的盲目偶然性使人感觉到了不平等，并要求拥有玫瑰的人让渡出相应的玫瑰以保公平性。一个要求革命的政党在此情况下将会形成，而且最终革命也将成功。可是人类从此就能够过上平等生活了么？齐美尔并不认同，由于阳光充足、种植技术先进、嫁接手气好等，总有一些人的玫瑰会种的更好，开的更艳。因此，差异总会存在。似乎自然状态并不认同自然权利，总是出人意料地干扰现代人设想的平等理想。齐美尔在这里拒斥人与人之间社会性的分工与平等论述，因为，关于这个问题的无休止争论从没有消停过，也不可能在某个时候结束。他因此才转而将现代性的关注点聚焦到人性上。
对人性的关怀使他将视线落在了被金钱分割的支离破碎的道德上。金钱扭曲了人的道德感。货币经济的兴起使每个人都成为了供货商和销售商。商人之间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导致每个人对其他人身“越发冷漠的多了”。齐美尔在这里洞察到了现代性更为根本的痼疾——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货币是生活机器成了一部永动机，现代生活常处于躁动不安和狂热不休之中，在个人灵魂的最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
生命感的丧失使齐美尔首先感觉到了现代性中的一种“幽雅的厌倦”，一种感伤主义的“情感文化”：世界是涕泪之谷，幸福是飘渺的梦。对手段的过度看重和运用消解了最终目标的价值性，生活不再有任何美感可言。手段只不过是通往终极价值的桥梁，但人终究无法永远栖居在手段的“桥”上。
对人性的缅怀还包括对性别的关注。在那个男女有别，女性附属的年代里，齐美尔不仅不低估女性的地位，反而为她们正名。对男人和女人的一视同仁，使他处于形而上学的孤独中。他同情妓女的遭遇，将这一悲剧怪哉男性性成熟开端早与社会能够满足一个男人合法性需求的时间差上。他强调女性相对男性的特殊性别感。认为男性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而女性的性别感则是身体本身，由此提出性别差异对女人而言是自为的。他一度认为女性的品质高于男性，女性文化运动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一种对“贵族统治”的新诉求，并主张文化领导权就应该交给女性品质。对于齐美尔来说，女性运动比工人运动的意义要深刻得多，仅从这一点看，齐美尔与关注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就已经足以平分秋色了。
现代性内在的包含人的现代性，人的现代性始终是现代化所要追求的核心目标。不同于其他社会学家，齐美尔在整个学术生涯里始终坚守着这个最初的原始阵地。关注人性的失落，关注道德的沦丧，关注高雅的堕落。对于这些变化他痛心疾首，但对其他社会学家关注的社会现实和公平问题他却“冷眼旁观”。
齐美尔在19世纪说过，人们将看到“革命——总是围绕着不平等的参与——如何频繁的一再上演。但是，玫瑰继续生活在自我欢娱的美丽中，以令人欢欣的漠然对抗所有的社会变迁”。两个世纪真的转瞬就过去了，玫瑰倒也依然自在，只不过已经不再如齐美尔那时那样灿烂！
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时提出了反思性的重要性，并指出，反思的主体是人类本身。吉登斯作为当代现代性理论的大家，对现代性的解释可谓独到。其实践和结构化的理论对传统现代性分析的主客体二元分割困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勾联和重构。但贯穿其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思想的主线始终是他常提到的“反思性”思想。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是以结构化理论为主线的，而其结构化理论又是以实践为中介来进行阐述的，但实践始终伴随着行动者——也即人的行动。实践是人的实践，反思是人的反思，现代化浪潮的推动需要行动者的充分卷入。
吉登斯指出：现代社会使我们从通过不确定的实践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而成为“无根的现代性”。然而现代性要脚踏实地的向前推进，仍需要我们重新的“再嵌入”。如何再嵌入？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经由知识的运用和反馈，通过主体——人的反思性运用来加以把握。
可以说，反思性是现代性最根本的特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根本性界定。在现代社会，反思“被引入系统的再生产的每一基础之内，致使思想和行动总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相互反映的过程中。
反思性贯穿人类社会现代性发展的全过程。自启蒙运动伊始，反思性就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特性。启蒙知性的发现和理性的觉醒如果没有当时人的反思就不可能冲破封建的枷锁，更不可能打破宗教思想控制的帷幕。在这之前，人们长久的被宗教思想和封建教条所压制，对生活和他人，对主体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反思。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主体性的反思与强调将知性和理性推到了人类知识的前沿，并进而启蒙着人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性的发展越发离不开反思的作用。尤其在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如何妥善处理现代性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现代性的继往开来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式的运动，要处理好传统的现代性适应以及现代性对传统的超越就需要人的反思。涂尔干说：“随着环境的日益复杂和变幻，已有的传统和信仰开始动摇，变成一种极其模糊而软弱无力的东西，而反省的能力却发展起来，但这种反省能力对于社会和个人是自己适应日益变化和复杂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反思在现代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代社会的高速变迁和发展在制造了无数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流失等正在威胁人类的生存，而现代性在当下正面临着被后现代性质疑和质问的压力。然而，面对诸多问题，现代性却无法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和疲软的境遇中。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首推人的自我反思。现代性是由人来推进的，问题的产生责任在人，而问题危害的直接受害者也是人，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也要求人做出及时、必要的反思。不仅反思历史、反思当下，同时也反思并展望未来。在反思中把握现代性的方向，才能保持人类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延续性。
大体上人们都会赞同齐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草草写下的那个忧郁的预言：与所有早些时期的人们不同的是，我们已经在没有任何可供分享的理想的状态下生活了一段时间了，也许甚至是没有任何理想地生活了一段日子了。
在这样的心境下，要把某人选择的价值当做具有绝对约束力的价值，就需要很大的勇气。鲍曼说：毫无疑问，有人将担负起那个在荒野中呼号的角色，把自己推向这个崇高的然而并不明显的角色，而其他许多人则把实用主义的谦逊看做更为明智的选择。无疑，齐美尔正是这个甘当在荒野中呼号的角色，只不过他少有听众和继承者。作为现代人性的守望者，他孤独，忧郁，高贵，也因此很少被理解。
现代性的异化，人性的沦丧在齐美尔的笔下已经让人忧心。然而到现在我们也还是在困扰这个问题，人性的改变最终将走向哪里？我们的归宿又将如何？也许我们和齐美尔一样迫切的想知道：这究竟是一种不可逆的改变，还是一种暂时的迷茫和不知所措？
读书感想：这个月时间充足，案上个月的计划看了现代性的书，主要选取了人的现代性这一视角，其中以齐美尔的生命哲学为主。结合者现代休闲和情感社会学进行了一些辅助阅读。人的现代性应该被给与足够的重视，如何才能重新拾起散落的主体性才是我们的根本追求。
（美）欧文•戈夫曼著，《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
（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身份认同的困境》王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 季斌等译，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童星著，现代性的图景：多维视野与多重透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污名》一书讲述了“丢脸者”的各种特征，拥有这种特征的人具有一种受损身份。而身份受损者总倾向于修复其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作者重点分析了蒙受污名者的自我感受以及他们与常人之间的微妙互动的心理过程以及外在表现，讨论了蒙受污名者在互动中为进行自我印象管理而使用的各种信息控制的技巧。除此之外，外部群体对污名群体的态度与反应是污名者群体印象管理的困难之一，因为人的认知图式具有一种自动化推论的效应，往往会将污名的效应扩大，也容易将怀疑和不信任泛化。当然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既可能来自污名身份群体，也可能来自外部常人群体。
《集体行动的逻辑》本是一本经济学的著作，讨论的是市场行为中的各种反常行为和越轨行为。但书中处处彰显的事社会学的理论和视角。作者讨论了大集团和小集团等不同规模的群体以及不同特征的群体产生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和逻辑，以及提出了著名的“搭便车”理论。并得出结论：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具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机制的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作者在该书中提出和论述的市场中的集体行动逻辑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同时也更加具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因此也广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学习、引用。
《身份认同的困境》中作者着重讨论了“身份”或者说某种“角色”的建构。从政治身份的建构入手，转入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建构。通常我们认为身份和角色的建构及其定位很大程度上源于外部群体的标签和认可。然而作者阐述了一个思想：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的建构都离不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记忆。集体记忆赋予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集体身份一种文化记忆，这种记忆保证了身份建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得在某一文化记忆背景中出生和成长的人自始就获得一种文化身份，并赋予其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这保证了其在被外部群体质疑和反对时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来为其身份提供保障。
文化是经久形成的集体意向所持续赋予其意义和功能而形成的，然而一度被集体意向性赋予功能的东西，现在则被设想成为背景的一部分（约翰•塞尔，《社会实在的建构》）。
但记忆毕竟是一种历史性的东西，有中断的可能。作者并没有讨论记忆中短有可能给个人和集体身份的建构是否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会带来多大的影响。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经历了纳粹时期，二战后一大批的年轻人急于与上一代纳粹文化进行割裂，以此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接纳。因此造成了文化记忆和身份角色的历史断裂，造成了文化上的混乱，给身份的建构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而日本二战后相对中国而言拒不承认战争罪行，其右翼激进势力传承了战争文化，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其文化记忆和历史身份并没有断裂。然而两个国家在二战后短时间内都同样取得了经济和文化上的奇迹！可以说，德国青年是耻于人，而日本是耻于己。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值得进一步思考！
《社会记忆》一书是关于社会记忆问题的研究文集，目的在于试图解释社会记忆的要素和形成过程。主要以文化记忆的论述为主。将文化记忆分为两种形式，潜在形式和现实形式。分别对应习性和规范。并指出，文化记忆具有成型性、组织性和约束性。文化通过专门会议人员的专业化实现，具有规范性的要求，赋予文化知识和符号以一定的机构，并且具有自我转型的能力。其中，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文化是如何通过社会记忆延续的，又是通过何种形式发挥社会作用的，历史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是作者讨论的重点。
《现代性的多位图景》主要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等概念进行了辨析。作者将现代性定义为现代社会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将现代化看作是获取现代性和构建现代型的社会过程。这本书可以看做是一本文献综述式的研究。主要从，多个视角和维度对现代性的理论进路进行了梳理。从古典社会学加的二分法（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滕尼斯、马克思、舍勒、梅因、齐美尔等），到韦伯的理性化，精油帕森斯的系统现代化到各个学科的现代化研究（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其后，作者又介绍了当今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推出的不同的测量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指标体系。同时作者也对反思现代性（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几线理论）和后现代性以及对现代性的颠覆（反理性主义、对普遍主义的质疑、对整体性的批判和对主客体二元论的反思）和重建（哈贝马斯、吉登斯）等现代当代现代化思想进行了评介。
读书感想：这个月看了一些杂书。计划性不强。月底开始计划读现代性的书。从童星的开始。接着下个月准备继续现代性，包括查尔斯泰勒、大卫库尔伯、吉登斯等的现代性研究，计划将现代性社会学有一个大致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其后准备梳理下现代性思想和理论进路等。总之，这个月看书还行，天气不好，老是下雨，所以还是很适合看书的。
12月读书报告：
[美]赖特•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译，三联书店1997
[美]刘易斯•A•科塞著，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法]雷蒙•阿隆著，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法]克罗齐埃著，被封锁的社会，商务印书馆，1999
[法]马太•杜甘著，比较社会学，李洁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思想名家》，《社会学主要思潮》这三本书都有一个主要的思想主线，那就是主张社会学研究应该具有想象力，也就是说应该坚持情境性分析。对理论的评介和比较尤其要坚持情境性的视角。
典型的例子就是比较结构功能主义的异同。首先要了解两种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其次要从两个理论创立者的特殊性着手分析其不同的出身环境、成长环境、学术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等的异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产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六十年代之间战后美国一派繁荣的社会大背景下，至于这种繁荣背后是否隐藏着危机，暂且不讨论。但是如果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至于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的话，它是可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我们可以把结构功能主义在这一背景下称为“真理”。一种理论，如果能够解释某一社会现象，能够为解决某一社会问题提供某种视角和方法的话，我们姑且可以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其视为是具有某种情景性合理性的。同样，社会冲突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时期。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来说，社会冲突论完全可以解释当时的社会现实，那么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冲突论也可以称作“真理”。至于批判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冲突论在其形成之后的历史时期，或者在现代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我认为评判理论必须放在特殊情境下来进行，脱离了特定的情景，任何理论在解释力上都是有问题的。科塞早就说过：仅仅了解理论观点和理论结构是不够的，要想抓住这些理论的内在含义，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熟悉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如果不理解某一种理论和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就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社会思想名家:P7)。（韦伯的价值中立是否是逃避问题：韦伯对当时的一个事实感到震惊，社会科学是由出于爱国主义而认为必须用讲课和著述来捍卫德意志帝国事业的那些人把持的。他们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增加祖国的荣耀。所以从其《学术与政治》一书中可以看出韦伯是为了彻底把社会科学从为当权者服务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才强调了价值中立这一概念的。他是为了强调研究者有权利、有义务独立解决问题，而不必考虑所得出的结论对国家事务是否有利。米尔斯也曾批判社会学研究的抽象经验主义倾向，目的就是为了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为行政服务这一种价值倾向。）当然还应该主义将实用主义的使用在方法和目的上做严格的区分。始终坚持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在坚持方法的使用中避免其突出其目的性。否则就会陷入理论之间的无休止的循环批判和纠缠当中。当然，仅仅是方法取向的实用主义也是有问题的。就像米尔斯说的，如果社会学家认为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意味着像自然科学家运用科学方法一样能够创造出价值，那就抹杀了社会学的独特性（西方社会学经典命题：P166）。方法终究是一种手段，至于这种手段本身是否完美，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果这种方法对与目的来说是合适的，能够为达成目的作出应有的贡献，那么对目的来说，们当然没有哪一种方法比它更具有亲和性了。
说道情景性和实用性，想到某位社会学家说过的一句话：我在做研究是引用了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如果因此将我划入功能学派，那么我就是功能学派的，但我同时也在其他研究中引用了冲突论的观点做佐证，如果因此将我归入冲突学派，那么，我就同时也属于冲突学派。
理论之间不应该有无休止的批判和攻讦。我甚至觉得就不应该有相互的批评存在。应有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借鉴。科学是流动的正当性，没有哪一种理论是完美的，真理都是可以证伪的。如果说不批评有可能导致某种理论认识不到其缺陷而被滥用或狂妄到想要建立统一社会学理论。这里我想用叶启正在《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一书中得一句话来总结并与大家共勉：任何有关人与社会的知识宣称自己是客观、完美不带价值判断，若非是对人与社会现象之本质认知根本阙如而引起的无意自欺欺人，那就是有意掩饰自己的意图，前者是由于人类的无知、浅薄而造成的，可以原谅，因为它可以通过反省和自觉有所改造。但是后者则是恣意的傲慢和有意的欺骗。就伦理而言这是一种有意的恶行，必须得有伦理上的诚意和认知上的觉悟才可以改变（叶启正，2006：P103）！
《被封锁的社会》一书基于作者对法国官僚体制的分析，认为法国官僚体制市一中高度集中的体制，一方面表现在权力绝对集中在最高层，另一方面表现在决策人与执行人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有权决策的人不了解情况，而了解情况的人又无决定权。
人创造了制度与规范来制约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人又受制度的过度舒服而力求制度外解放。表面上貌似是相互矛盾的，其实不然，这其中涉及了权力和不平等的概念。拿具体社会来说，创造制度的“人”与被制度束缚的“人”往往并不是同一类人或者说不是同一群人。被制度约束的人往往并没有参与或直接参与制度的创设，或者说制度的创设往往是在这群被束缚者不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在场的人与不在场的人并非同一类、同一群人和同一阶层的人。而创设制度的人又往往在多数情况下不受制度的约束或者受到的只是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约束。这种不平等导致了被束缚的人对制度的不满而产生“制度逃离”情绪，这种“逃离”可以说是一种形式的阶层抗拒，即无权阶层对当权阶层的不满而产生的抗拒情绪。当然这种抗拒是温柔的，非暴力的。然而不能因此忽视这种抗拒情绪，它产生了社会阶层见的心理和社会距离与隔阂。而且这种距离又是很容易扩大的，因为当当权阶层意识到这种距离统治带来的危机时就总是试图用一种力量来把民众拉拢过来，而这种力量无疑只能是制度、法律等规范体系，这就又增加了人们的抗拒心理，距离只能越来越远，隔阂只能是越来越深。因此，统治的危机是当权阶层与物权阶层的这种距离造成的。制度设立时当权者总是有意制造这种距离，造成无权阶层的不在场局面，这种距离和“不在场”可以是当权阶层在设置制度体系时自由有效的贯彻自己的意志，使制度的设立更加符合当权者的利益，要解决这种危机就要在制度设立时缩小这种距离，或者是吸纳无权阶层的部分代表直接参与制度的设立。是制度同时体现当权者和无权阶层的了利益，这样，无权阶层的“在场”就缩小了制度创设时的阶层距离，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也便于减少分歧甚至达成共识。这是传统或者说前现代社会统治产生危机的模式。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现的最充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虽然不存在阶层对抗性的冲突，但是当权者在创设制度时也是以便于社会统治和社会稳定为主要立足点的，而且当权者无论如何吸纳无权者阶层参与制度创设，但是这种社会层级间的隔阂依然是存在的。阶层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隔阂倜然存在，这就决定了制度的创立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以及对无权阶层的某种程度不合理的、过度的束缚。
《比较社会学》是由9篇文章组合而成的一步学术文集。主要都是一些当今比较社会学集中探讨的热门话题，包括：合法性，信任，阶层，宗教信仰，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等话题。通过介绍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成果，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比较和结合来进行学术的交流和讨论。然而东西方这些话题的比较研究存在的难题是不同国情之间的差异，导致结论的有效性受到限制，如何解决这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是比较要解决的最终目的。
读书感想：放假前最后一个月，考试和课程论文的事情影响了读书的进度。尤其是过年放假回家困难不免心有忧虑。最后一个月的读书汇报会有可能无法参加，上次也没有能够参加。至于原因我想就不找借口了，在这里先向老师和同学们道歉。贺老师上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也很惭愧。同学也在帖子上跟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我是没有严格遵守读书会的规定，肯定让同学们失望了。用涂尔干的犯罪理论来说，对群体规范的破坏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唤起其他人对规范的遵从（开个玩笑，不是找借口哈）。引出对禁令的重视。可以说破坏规范也唤起了团结意识。我想我的错误应该提醒了大家要遵守纪律，而我自己也会遵守并纠错。不管怎么样，读书的兴趣不会变，读书的劲头也不会丢，我会跟大家一起有始有终，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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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读书：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英）彼得﹒温奇著，张庆熊等译，《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李宏伟著，《现代技术的陷阱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科学出版社，2008
卢曼著，《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加）约翰﹒奥尼尔著，《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2
(日）山崎正和著，《社交的人》，周保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戈夫曼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齐美尔著《桥与门》，涯宏、宇生译，三联书店，1991.
（美）约翰﹒R﹒塞尔著，《社会实在的建构》，李步楼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书中，作者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研究成果用于社会现象的研究，同时又论述了有关真理符合论和外部实在论的问题。作者认为物质实在为所有的社会实在提供了不容置辩的基础，而事实上，社会实在是由风俗习惯而不是其他因素所维系的。
（英）彼得﹒温奇著，张庆熊等译，《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尽管道德行为出现在如此不同的时代和如此不同的民族中，从其本性观察，他仍然保持同一。这样的说法虽然不错，但是同样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名称。而把一个不同于原有时代和人群所习惯了的名称强加给他们，这也是不公正的。------莱辛：《反格策》。要理解对方，最好的方式就是深入对方的生活形式中去，观察对方的行为，学习对方的语言，按照对方的思想方式设身处地的理解对方。通过对哲学研究的内容和特点，以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特点，讨论了哲学语境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并提出社会学如何正确处理哲学语境的影响。
李宏伟著，《现代技术的陷阱人文价值冲突及其整合》，科学出版社，2008
当今世界，人类通过技术及其进步以越来越快得速度改造者世界和自身。然而，现代技术不是听凭人使用的简单工具，而是解释存在、构造现实的人类技术生存方式。现代技术在给我们带来巨大吴志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人类心理的危机和挑战。
对现代技术的应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警觉。
卢曼著，《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加）约翰﹒奥尼尔著，《身体五态：重塑关系形貌》，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在身体五态中，作者政治态身体、社会态身体、消费态身体、医疗态身体与世界态身体五个概念。政治态身体主要是强调自然态身体与政治态身体的关系，提出只有一个国王的思想。医疗态身体主要叙述了过多的医疗对人的不必要的纠缠，以及医疗对现代社会人的身体的过度的不必要改造。消费态身体讨论从基本需要到符号载体的需要，提出现代社会男女都被消费者化了。社会态身体是对身体的社会性解释，使用社会的视角解释身体自身，突出人的身体在社会中的异化。世界态身体提出学问人的概念，自然以及人文科学与身体的契合，论述沟通态身体是如何通过语言与生命构建宇宙世界的。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论集体记忆》，毕然译，上海世纪出版社，2002
(日）山崎正和著，《社交的人》，周保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社交的人》主要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回顾了人类的社交历史，并婆媳了人的社会行为现象，论述了社交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首先作者讲述了人如何由社交性动物转变成社会性动物的过程，对西美尔、赫伊津哈和科林伍德的社交理论、游戏理论和艺术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接着阐述了人类存在的理论，也就是社交理论，围绕着一些特有的社交现象如夸富宴、剧场国家和自我理论等展开论述，提出了有关个人主义的成立，对无记名投票等制度的批判，以及关于爱国心起源的城市论等。最后醉着通过论述全球化时代社交的可能性建议人们应该有组织社会向社交社会转移，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人们自身的身体化和文明的再文化化。
戈夫曼著，《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齐美尔著《桥与门》，涯宏、宇生译，三联书店，1991.
曾偶然看到一句话，"齐美尔是当时学术主流之外的最伟大的打酱油者，他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领域里跑来跑去，翻翻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突然地拎出什么奇异东西，让人们大吃一惊。 "这句话说得好，也很中肯。我喜欢齐美尔，他的学术穿梭能力是要有相当深厚的哲学素养才能建构起来的。他是社会学领域里，一个忧郁的哲学大师。作为一位“哲学跳骚”，他跳得高，看到过别人没有看到的，跳的远，也见识过别人没有见识的。从没有哪一位社会学家，无论是古典，当代还是现代的大家能够像他一样可以随心所欲的写作，自由自在的思考，而这种随心所欲之作，却都是人们意识之外的惊奇！小品文写到他这个份上，算是前无古人，至于后来者如何，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无人能够超越。初读齐美尔的书，一般的人都会经历一个“苦--乐--苦--乐”的过程。第一个苦，在于他的作品哲学思辨的色彩过于浓厚，而这也正是他伟大创造力之所在。你会因陷入哲学逻辑的迷宫而苦恼，接下来适应之后，你会慢慢体会他的思想，并深入他灵魂的身处来触碰最不一般的令人惊奇的知识和观点。你会从他的行文中解读出或许你从来都不曾有过得体会，这时你会因为你自己竟然可以从作者的观点中再次发现更加新奇和深奥的观点而欢呼雀跃，你会飘飘然以为，原来你自己的脑袋也是那么灵光！可是，当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尤其是在后面一部分的时候，你会逐渐地发现，前面那些你从作者的思想中启发出来的惊奇发现只不过是为作者后半段的论述所作的铺垫，因为你所想到的，作者都会一一为你揭示出来。这时，你会很沮丧，不只是为了自己先前幼稚的自以为是，也是为自己没有先见之明的无知而懊悔。然而读罢整本书，反过来再仔细回想所读的齐美尔的整本书，你又会会心的一笑：虽然仍是有点幼稚，但你还是在想，原来自己与大师也是可以有思想共鸣的啊！这也是一种乐趣
读书感想：这个月读书比较杂，学期末事情也渐渐多了起来，感觉做不到完全不受影响，琐事多得时候影响了读书的效果，这方面的定力还有所欠缺，需要好好改善自己。
10月读书：
吴鹏森著：《社会学与现代化发展难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麻国庆著：《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叶启正著：《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安德鲁芬伯格著：《可选择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韦伯著：《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2007
理查德比尔纳其著：《超越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高宣扬著：《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安东尼吉登斯著：《现代性的后果》，刘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
这个月的读书依然是以为题为中心，集中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心问题，也就是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或者说社会学研究中的想象力问题。另外一个可以统一总结为现代化问题。
其中，《社会学与现代化发展难题》，《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学术与政治》这三本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关于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问题，即如何分别处理好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同时又如何处理好学术价值与学科价值的关系。《社会学与现代化发展难题》主要立足于讲当今社会的社会学如何在帮助处理纷繁复杂和困难的社会问题的同时确立自己的立足点和地位。尤其是在处理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秩序和结构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学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社会学理论的本土化建构》主要论述了自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学本土化的一系列问题，并结合台湾的社会学发展历程与大陆的进行比较来深入分析一个现象：那就是对于一种来自外来陌生优势文化的学术，人们总是多少怀有一种膜拜景仰的心情来对待。而甚至是把它当成神圣的东西来接受着。这也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始终摆脱不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阴影，不能独立发展处适合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的困境之一。
韦伯的《学术与政治》总体来说讲的也是社会学研究，或者大一点来说学术研究的情境性问题。学术本应该是一方净土，任何与政治相关联的学术研究总摆脱不了这样那样的影响和束缚而容易失去自己的立场。米尔斯早就批评过当今社会学研究，或者说学术研究的抽象经验主义与政治和行政相关联的这种现象，并且批判学术单纯为了正直而服务的倾向。
总之，社会科学是有想象力的。情境性对社会科学来说就是救命的稻草，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的阴影下解放出来已经是一番挣扎，如果没有情境性的意识，那么，哲学又将是社会科学难以逾越的一面高墙，永远被寓于哲学的怀抱中而难以挣脱。我们说，社会学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所表现出的逻辑思辩当然是根本上具有哲学的色彩。哲学也应该对社会学研究有所“关怀”，但我们要反思的是哲学的这种“关怀”是不是过头了？哲学对于社会学来说是不是过于宠溺了？是不是哲学还始终将社会学视为自己的“分娩产物”？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对哲学又是否过于依赖了？科学是流动的正当性，没有哪一种理论和观点是常新的。结构功能主义对20世纪中期的美国来说就是真理，没有什么问题。冲突论和符号论等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对功能主义的批判显然如果不是缺乏立场意识，那么就是立场意识过于凸显了。从各自的情景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作是“真理”，真理与真理之间的扯皮没有任何的意义。
任何有关人与社会知识的宣称自己是客观的和价值无涉的，若非是对人和社会现象的本质的认识根本就浅薄而引起的无意的自欺欺人，那就是有意掩饰自己的意图。前者是由于人的无知、浅薄引起的，尚可以原谅，因为它可以透过反省和自觉而有所改造。但是后者则是恣意的傲慢和有意的欺骗。就伦理而言这是一种有意的恶行。必须的有伦理上的诚意和认知的觉悟才可以改变。
其余的五本书的一个共同主题当然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了，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要数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他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读现代性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的说他同时也更加注重微观的个人，从人际关系的微观角度的分析 ，从而放大到整个现代化的问题。比如他从人际间的信任问题入手来论述人际关系由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变化，从而得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与人之间是有限性的相互负责，即便是亲密的人之间也是如此，更甚或是说人与人之间是有意识的冷漠和无意识的疏远相结合的一种复杂而微妙的状况。
《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构》，《可选择的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超越文化转向》这几本书要么从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视角来比较分析现代性的问题（《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构》），，或者说现代性的过程，要么从现代性的结构与行动的再度重新解读，从全新的视角解读现代性（《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与现代性》，）。然而这些总也无法绕过一个问题，那就是现代性的是否可选择性的问题，还有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独特作用。现代性究竟是一个自主性的社会自然进化的过程，还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世界的认为期望导致了包括技术、人伦等传统要素向现代化阶段的变迁？在这一个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维系社会纽带不至于断裂，从而确保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事实，甚至是人本身不至于在这个转型的迷宫里迷失自己，失去本性。
9月读书：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版。
金克木：《文化的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版。
一，《新教》：
作为韦伯设下的理论禁区，不少社会学爱好者都曾思考过关于合理性困境的问题。但是有那么多的社会学者闯入了韦伯的理论禁区总也走不出来。受韦伯的悲观色彩影响，人们总想弄清楚合理性的牢笼是什么，怎么样才能破除这个牢笼。可是合理性的牢笼终究不是一两天形成的，要去破除谈何容易？合理性作为一种禁锢现代社会人们身体乃至思想的牢笼，我们都想知道它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是由什么所导致的？但这终究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合理性牢笼产生的批评，现有的批评者主要分两种势力：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大众；二是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本质上就反对资本主义的一方。但双方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的立足点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大众对资本主义的批评立足于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好，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则立足于对资本主义整体，或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本源----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的批判。比如，马克思最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是从资本主义精神开始的，认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起步发展处处显示出了对人的剥削和压迫。
有了以上的论述，不管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的视角还是从东方社会主义大众的视角来说，总有人说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精确一点说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导致了合理性牢笼的产生，而中国就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评说资本主义。但是我们究竟能不能仅通过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的发展经历的对比或者说正因为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论述中发现了现代社会合理性牢笼的困境就简单的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就是合理性牢笼的罪魁祸首？
我想仅从这两方面的分析就得出如此的结论是过于简单和武断的，也是不理智的。当然，从我们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造成合理性牢笼现实的根本原因。也许资本主义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合理性的牢笼，这是既成的事实，我们有理由如此进行评说，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掺杂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色彩在里面的。我认为进行关于合理性牢笼的讨论首先应该撇开意识形态的观念，从另外一种视角去解读。
对造成“合理性牢笼”产生的罪首的认定以及要究其责任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于合理性的陷阱的产生，我想首先有必要从资本主义起源说起。很多人谈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认为是得益于资本主义战胜了封建势力，为自己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的建立与其说是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得到的，还不如强调资本主义在与封建势力的博弈中是如何获得当时的社会大众的认可、支持和接受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做一个比较。与中国社会革命的方式不同，在西方资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例，资产阶级是以一种相对比较温柔平和的方式来发展和改变社会的。早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到封建势力是自己发展的绊脚石，但他们没有以激烈的斗争和流血方式来争取自身地位的合法性甚至是取代封建势力，而是进行协商和沟通，最终虽然夺取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地位，但保留了封建的君主。因为，对他们来说，封建势力只是自身发展道路上的一颗绊脚石，而不是一座大山，需要去炸开和削平，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只要移开封建主义这个绊脚石继续前行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了。而在中国，逻辑就完全不同了。辛亥革命是彻底的反封建运动，我们的观念中封建势力是资本主义发育和发展的绊脚石，要发展资本主义，必须除去封建势力。怎么去除去？暴力革命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我们认为封建势力不仅是绊脚石，更是一座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大山，必须铲平。中西方在这方面的区别，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就像是高速公路上的前后同行的两辆车，封建势力在前，资本主义在后。资本主义后来居上想要赶到封建势力前面去，怎么做？在西方，他们的道路是双行道，资本主义只要超速前行，绕过去就可以了。而在中国，则是单行道，要实现超车，唯一的途径是撞车，资本主义把封建势力撞翻碾碎了，扫除了障碍，就过去了，我们要破坏的不仅是封建意识，更包括封建社会遗留的社会形态，一切都要破坏掉。但这种方式的阻力之大我们是可以想象的。既得利益者不会轻易的将自己手中的资源让渡出去，而且经久形成的利益网络盘根错节，不可能轻易地彻底消灭，所以我们的革命遇到了顽强的抵抗，不停的出现复辟现象。我在想，如果我们也保留了封建君主，仅从复辟这个角度讲，革命后的民主政府还会不会受到封建势力顽强的反扑，张勋还会不会有正当的理由搞复辟，也许会，但我想，至少在他反扑革命力量的理由中，复辟当皇帝这样一条就要抹去了，如果还搞，那就不那么名正言顺了，更别说还有那么多投机分子在当中帮声附和了。
与我们不同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采取了温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对此，韦伯在《新教》中写道：“获胜的资本主义，既已盘根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也不再需要这样的支柱（新教：P187）。”我想他这里所表述的“机械文明”不仅仅指资本主义立足脚跟后所建立的机器文明，还包括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既有的社会形态、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实等。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逻辑里，摧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就足够了，社会形态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正是在封建势力遗留下的完整的社会形态和组织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建构自身合理性的道路。
在西方资产阶级建构自身和理性的过程中，有一点对理解合理性牢笼的产生至关重要。那就是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确立除了自身封建势力的博弈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力量的帮助？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即合法性只是战胜了封建主义是不够的，它同时还需要社会大众的支持才行的同。那么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在社会大众中建构起来的？在这里要引入“有效性”的概念，长久的合法统治建立在统治阶层能够为治下的人们持续的提供所要求的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预期。如果不能，那么有效性的降低就会拖累合法性的衰落。我们可以看到，直到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的民意支持率仍然居高不下，没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大众会大规模的公开表示反对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应对这一点，资产阶级最明智的手段就是以满足利益来诱导社会大众的支持。不仅是资产阶级在发展和推动资本主义，就连社会大众也参与其中，也在亲身经历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贡献着力量。在《新教》中，韦伯引用巴克斯特的话说：“对于外在事物的顾虑，应该只是像件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然而，命运却使得这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新教：P187)。”我想，资产阶级正是在有意无意中，在人们的无意识下将资本主义发展的帽子悄然的扣到了社会大众的头上，并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来缔造资本主义的发展的。
我们说合理性在现代社会是束缚人的一种牢笼，在这一看法背后，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我们忽视了。那就是既然合理性在现代社会成了一种束缚人的牢笼，那么人们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初有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一天？合理性的牢笼是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病态化产物？如果人们当初意识到了这一点会不会就没有所谓的合理性牢笼出现了？我想人们当初应该是没有意识到的，不然怎么会如此不小心卷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漩涡里去了？正是因为当初人们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不合理结果，所以合理性牢笼在现代又被人们称作“合理性的陷阱”，似乎资本主义治下的社会大众都被欺骗了，所以不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还是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众，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合理性牢笼的批判的矛头就都指向了资本主义本身。
但是，既然我们称之为合理性的陷阱，那么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两层含义：表面上的含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应该对它进行批判。但我们往往却忽视了隐含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之所以称合理性牢笼为“陷阱”，是因为社会大众当初曾经对合理性表达过信任的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理性的认识“合理性牢笼”的产生进而找到责任人或许还要追究其责任是很重要的。
韦伯在书中写道：“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也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新教，韦伯：P1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想不只是人们现在不知道，将来不知道，在这之前，对由资本主义精神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这一整个过程来说，人们也是没有预料到会发展到产生“合理性牢笼”的今天这一步的。
所有上面的论述都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合理性牢笼的产生，除了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有责任外，社会大众也自己为自己铸就了麻烦。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合理性由斗篷变成了牢笼。我想斗篷或许是资本主义强加给人们的，但是牢笼很大程度上来讲是所有社会大众都参与制造了的。因为，如果说别人造就的斗篷盖到了我们的头上，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去摘掉这个斗篷，社会大众可以起来反抗，形式可以是激烈的，也完全有可能是激烈的。但如果说社会大众亲身参与制造了这种社会困境，人们亲手造就了合理性的陷阱，那么，斗篷也就进而变成了束缚社会大众手脚的牢笼。因为是社会大众亲身参与造就的，所以，人们即使可以批判合理性牢笼的出现及其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麻烦，但在追究合理性牢笼制造者的社会责任甚至是抗拒他们的时候，其中的两难性就出现了。不管是争取外在力量的联盟，还是寻求群体内部的价值认同，人们对责任的追究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困难。所有的埋怨和反抗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正因如此，我们才可以解释的通：在有效性降低，合法性衰落的大背景下，社会大众为什么还继续对统治采取合作的态度（马太·杜甘：P14）。因为，与对某一体制丧失信心相比较，人们更易于对领导者丧失信心。我们所考察的全部指标都显示公众对于重要制度的执行情况越来越挑剔，但基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并未出现明显的衰落（Lipset and Schneider，1983:378-379）。或者说并未衰落到需要变革整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地步。
所以对于这种两难性的折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所表现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对制造牢笼者的责任的追究、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不再集中于对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对资本主义精神本身的反抗，转而将矛头对准的则是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对社会大众来说，不管是谁在当政，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能不能修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因偏离轨道所造成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能不能满足人们改革社会体制的要求。这一点从西方社会的民主选举中可以明确的看到，很多国家的总统或者首相在竞选时，说的最多的话，或者说许诺最多的条件就是变革社会体制，比如：改革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制度、社会经济政策，等等。
西方国家不停的在更换领导人选，换届选举的理由是当初在职的领导者没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预期，没能对体制进行完善，社会仍然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虽然事实上不管是哪一届领导者在任的时候都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人们当初在投票选举某位领导人的时候，内心理想的寄望是相信或者希望他能解决好问题，社会体制因不完善和上一任领导没有处理好社会麻烦而需要新的领导人上台进行变革。而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届则是一种标榜民主形式的换人。从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是因为社会治理不力而被诟病换下的。原因究竟在于我们的体制比资本主义优越？还是我们的历届领导人都是圣人，不管在道德素质还是个人能力上都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要高出些许？对此我们不予评论。但是可以看到的是，韦伯笔下所论述的由资本主义精神的确立到资本主义最终发展到制造了“合理性牢笼”的今天，这一结论看来是有待商榷的。人们对于资本主义造成“合理性牢笼”的产生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理由，显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至于人们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将批判的矛头由资本主义精神转向了现有不合理体制的。是出于对 自身力量弱小而无法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的考虑、是本质上对资本主义的拥护以及对国家的热爱、还是对自身参与制造了合理性牢笼所散发出的无奈和反思？对此，我更倾向于相信是最后一种理由。
总之，合理性的牢笼是在资产阶级潜移默化的改变了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后，资本主义病态化发展的衍生物。这种资本主义病态化发展的产物是社会大众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站稳脚跟后，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已经再生产了属于自己的一套解释理论和叙事方式，尤其是这种理论体系和叙事方式是寓于社会大众的参与资本主义的建设活动中的。因此，支持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本身固然逃脱不了为社会大众制造合理性陷阱的责任，但是同时，抛开意识形态的批判来说，社会大众亲身参与资本主义建设有意无意制造的合理性牢笼，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有苦难言。因为通常来说，在怀有信心的状态下，一个人对失望的反应是责备他人，而在怀有信任的情况下，他们会承担部分的责任，并且懊悔怎么会轻信某人或某事（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P28）。
当然以上关于合理性牢笼产生的原理的论述是不全面、不充分的，可以说就是片面的，我所要针对的是韦伯在《新教》中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资本主义体制的建立以及所造成的合理性牢笼这一过程。而且，在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尝试上的论述也不尽是全面、科学的。中国的早期资产阶级曾经尝试过通过和平的方式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但没有成功，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思考，至于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则不是我所要论述的重点。
(资本主义被谁左右了？又被谁挟持和绑架了？
资本主义，或者说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沿着预想的轨道发展。)
二，《文化的解说》：
文化是一个抽象性的概念，如何从具体的社会事实中抽离出抽象的文化内涵，是金克木老先生文化解说的目的。古稀之年的老人，在20世纪行将逝去最后几年，在老人渐感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下，老人急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找到答案，因此才有了“行动不能起于提问，只能起于答案”这么一句有道理，同时也非常值得商榷的话。我想这不能说老人说的话欠严谨，他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势的担心与焦虑所致。
文化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隐藏于事实现象之后的高度抽象化的概念。如何从具体的社会事实和现象中抽离出文化内涵是一个有难度、同时也极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经常苦于难从具体的社会事实现象中抽离出高度抽象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当一种事实高度具体时，要理解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就更加难了。其实再具体的社会现象，要理解其文化内涵也是有简单方法的。
关于文化是如何蕴育于事实现象中的，这里姑且不去理会。重要的是如何从其反向的过程去透视文化内涵。首先需要将社会事实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结构的角度讲，社会事实无外乎两种类型：一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二是多个要素简单堆砌而成的整体，或者简单堆砌、或者有序组合，总之，即便是统一体，也是机械形成的。对于不同结构的社会具体事实，要抽取其抽象的文化内涵，有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类型，有机体。这种类型的社会事实其内涵往往寓于有机体内部，纵贯于有机体结构之中，溶于结构中间。统一的有机体往往不能分割开来去部分的分析其所包含的文化要素，否则只能获得片面的认识，很难获得整体的文化概观。文化是一幅大的构思画，是不能仅从某一个点就能窥探其全部魅力的。对于这类社会事实，唯一可行的抽取其文化内涵的方法就是从其结构框架上去获得。这种类型的社会事实都有一个不可分割的主体架构，就像人的整体骨架一样，这只是事实的外部表象，剖开这个表象，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精神内涵的东西了，而这个精神内涵对于这种具有主体架构的社会事实来说是最具文化意义的东西，无疑就是其文化内涵了。所以，要抽取这类社会事实的文化内涵，只要认清其表现出来的主体结构框架，把这个框架从逻辑上抽调，那么剩下的文化内涵也就自然显现了。举例说明，就像是人的行为一样，这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现象，然而从通俗的意义上讲，一个人的行为首先即是一个动作，这是行为作为一个有机体的主体架构，抽调了动作这个架构，对于人的行为来说还剩下什么呢？自然就是意图和目的了，当然还有的就是指导思想，这也是可以包含在意图和目的中的。在抽调了行为的主体架构---动作之后，那么对于行为这一有机事实现象来说，唯一具有文化韵味的东西就只有目的和意图了。因此，只要把握了其意图和目的，就能够把握这个行为的文化内涵。
第二种类型，多个独立的要素或简单堆砌、或有序组合而成的统一体。这社会事实与有机体不同，它是可以分割为不同的部分的。对于这类社会事实来说，要理解其文化内涵说起来简单，只要将各个部分分割开来，就可以了，但实际却并非如此，整体分割开来的各个要素也都是一个个的社会事实和现象，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内涵。要理解多个要素组合的整体社会现象的文化内涵，首先要对各个部分要素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有所了解，但让这并不是理解整体文化内涵的最终目的。既然各个部分选择组合为一体，自然有其整体性的意义，简单分析分隔开的单独个体是没有意义的。要从各个部分来把握其之所以组合起来的原因，并从中寻找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自然不能简单罗列所分析的个体现象。对于分割开来的个体，首先要是人清楚各个部分是什么，为什么会组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内涵。这分割开来的多个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逻辑就是这个机械统一体的文化内涵。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既包括各个部分要素的文化要点，也包括各个部分之间所具有的在组合整体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还有就是各个部分之所以能够相互组合的逻辑和原因，其中，各个部分之间相互的关系是理解整体社会事实现象文化内涵的重点所在。以中国传统乡土熟人社会为例。熟人社会是一个社会事实现象，首先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熟人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人组成的。其相互关系交错复杂，似乎也某种程度上具有有机性的特点，但作为一个社群，总是可以将其分割为一个个独立的人的。那么分隔开后这个熟人社群还剩下什么：一是单独的个人；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分析单独的个人是没有多大的深刻意义的。要从整体上去理解熟人社群的文化内涵，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去挖掘社群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人们之间关系建构的原因、逻辑和过程。对于分析熟人社群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从分隔开的一各个独立个体中所能发现的最具文化韵味的东西，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其文化内涵，至于关系建构的逻辑、原因和过程等，则是理解这一文化内涵的要点。
作为一名新来者，本人是慕名而来，准备不充分，还需向同学们多多学习。
[ 此贴被谷玉良在2012-04-25 18:1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