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书目：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美】约瑟夫•熊彼特 著，吴良建 译
《有闲阶级论》【美】索尔斯坦•凡伯伦 著，程猛编译
《制度经济学》贺卫、伍山林主编
《制度经济学》上下卷【美】约翰•康芒斯 著，赵睿译
《现代制度经济学》盛洪主编
《罗纳德•哈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胡庆龙编著
二、读书报告
制度经济学是本月的关注主题，由于时间有限，暂只能看一些概论介绍式的书籍和古典制度主义的代表作，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制度主义或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早期的制度主义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凡伯伦是比较公认的制度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其代表作《有闲阶级论》在当时甚嚣一时，标志着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制度主义的诞生。凡伯伦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凡伯伦传统，即论述技术进步对制度的抑制作用。另一个制度经济学大家康芒斯则开创了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传统：康芒斯传统，即探讨集体行动方式等这样的制度问题。此外的代表人物还是米契尔等。按时间算的话，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是古典制度主义或旧制度主义（学派）时期。以上面提到的三大家为代表人物。制度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这一时期，这一时期是制度主义从“旧”传统到“新”理论之间的过渡阶段，代表人物是贝利、米音斯、伯恩汉和艾尔斯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制度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以加尔布雷斯、包尔丁和缪尔达尔为代表人物。
那么新旧制度主义有何联系和区别呢？一般而言，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从产生时起它就是个众说纷纭、缺乏共同理论体系的大杂烩，但有一个模糊的框架可以参考为判别某一学说、理论是否属于制度主义：方法上，是否优先强调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将数量分析置于次要地位；理论上，是否强调非市场力量作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将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弊端看作是制度因素所引起的；政策主张上，是否强调从制度或结构上着手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并要求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些可以作为制度主义学派的基本特征来理解。但新旧制度主义还是存在若干差别的，虽然都在研究制度，但旧制度主义偏向于研究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而新制度主义理论则更切合当时或现实经济问题，较为系统，其分析始终围绕现存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性”及其造成的后果。
再来看看制度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代表人物是罗纳德•哈里•科斯，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是标准的经济学了，它采用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和产权为核心概念，将现实制度的起源、作用、变迁及与绩效的关系为讨论对象。它所讨论的问题是制度的经济绩效，但采用的方法仍是标准经济学的（即实证的），采用的行为假设也是“新经济人”假设，也以论证资本主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任务，这与制度主义历史的、演进的、整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本能心理的自然人”的行为假设，和以揭露资本主义矛盾并提出解决方案为己任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确吸收了制度主义的一些养分，但把它充实到了标准经济学的身体里。
实际上，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古典阶段与现代阶段是差异极大的，在关于人的行为的前提假设上，在研究方法上，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两者都存在着巨大差异。如果说古典制度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哲学为基础之上，以有本能心理的自然人为分析主体，以人类本能心理习惯的计划出发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变的话，新制度经济学则是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是以功利主义效用哲学为基础，以具有理性的经济人为分析主体，从每个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出发分析行为选择与制度间的关系的。在方法上，古典制度学派强调整体、演进的研究方法，即采用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则采用个人主义研究方法，古典制度学派偏向规范性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则偏向实证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于制度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更为亲近。新制度经济学建立于个体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具有明显的私有制偏好。它把财产权利看作是一种超历史的自然权利，将私有制看作是人类利己本性的外在表现，认为法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意识决定存在），否认产权制度、私有制的历史性，将自发秩序当做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可以看出，其自由主义色彩十分浓厚。还沾染了制度主义的唯心主义色彩。
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中国的时间也不算短了，也曾引起过一阵热潮，之所以对新制度经济学如此感兴趣，我想，大概是源于其制度绩效视角对我们解决目前迫切问题的启示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经济理论来为市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当前我国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从描述现实与指导经济实践的角度上，构建一套中国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这无疑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课题和任务。制度经济学具有新奇的视角和一定的解释力，也许会对我们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变迁提供有益的启示。但制度经济学毕竟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对发展中国家的论述较少，在对之做有用的借鉴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方法和理论上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论色彩。
一、 书目：
《经济学》【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 唐日松译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 陈万煦译
《人口原理》【英】托马斯•马尔萨斯著 陈小白译
《赋税原理》【英】大卫•李嘉图著 王文新、韩冬梅译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英】凯恩斯著 金碚、张世贤译
二、 读书报告：
这是我阅读经济学的第一个月，看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古董级的经典著作，面对这样一个体系庞大、发展成熟的学科，一个月的时间只能远远地看到一个模模糊糊的大概，根本无法理清各种经济范畴之间纷繁复杂的逻辑关系。我所能得到的，只是一幅风景画中最明显最可理解的那一小部分。接下来将就几个经济学范畴或主题进行浅显总结或探讨。
（一）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
哈里•兰德雷斯和大卫•柯南德尔合著的《经济思想史》中对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仔细梳理，他们将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或部分，分别是前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思想及其批判、新古典思想及其批判和现代经济学及其批判。
前古典经济学包括了古代中国、古代伊斯兰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以及欧洲至中世纪的经济思想，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显著特征在于对经济科学的讨论不多，而对经济问题的“道德—哲学”思考很重视，着重对经济活动的道德性质进行评价。虽然对经济的道德哲学讨论是重点，但后期针对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关注引发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学派的出现和兴起，这为古典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亚当•斯密被尊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开端式人物，其鸿篇巨著《国富论》被认为是象征着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其许多思想被李嘉图和穆勒所继承和发扬，成为古典经济思想的典型主张和支柱。在这段古典时期，斯密、萨伊、李嘉图和穆勒算是经济学中的“主流”，而马尔萨斯、马克思则是作为其批判者的“非主流”或反对派而存在。“主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就业下的供求平衡（即供给问题），提出了抽象法、演绎法和数理经济分析等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分析产生了莫大影响。“非主流”则提出了被忽视的需求问题、资本主义危机与内在矛盾等问题。
新古典经济思想是以一场边际革命为标志的，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发现了“万能”的边际分析，以此作为分析供给、需求等问题的视角，他们提出的价格的双重决定论及所有变量的相互依赖的观点推翻了古典劳动价值理论、生产成本理论及收入分配理论，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瓦尔拉斯、庇古等，作为这一流派的非主流批评家的主要有约翰•康芒斯和凡伯伦等，两者都属于制度经济学派。
现代经济学的正统从新古典思想中发展而来，但又具有显著的区别和差异。现代经济学的特征是“模型化的时代”，是非常经验性和定量的，特别是数学的广泛运用，使得现在的研究好像如果不用数学建模似乎就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研究了。凯恩斯批评之为“伪数学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有前提假设的几个变量的关系模型，而在运用时又将其前提假设忘掉了，因此其解释必然无法与现实相符。现代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克鲁格曼等。
（二）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与经济学艺术
在经济思想中，按关切的不同可以将经济思想大致区分为三类：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艺术。实证经济学关心支配经济活动的力量，但仅限于研究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试图将经济力量与政治和社会力量区分开，不做政治的或道德的评价，追求“纯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则与实证经济学相反，着重对经济行为和现象做“道德——哲学”上的解释和评价，其关注点在于经济行为、经济学应该是什么样的。经济学艺术则意欲将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规范经济学联系起来，致力于政治社会力量与经济力量相互关系的研究。
大致来看，古代的经济学思想大多具有规范经济学的意味，如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需求和欲望进行的道德阐释和评价，经济哲学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规范经济学色彩。
与此相对照的是，现代经济学则声称实证经济学才是更应该追求的方向，做价值判断或为政策出谋划策不应是被关注的重点，自亚当•斯密以来，主张实行放任自由资本主义反对政治社会力量干预的经济学家大多属于实证经济学流派，如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以及现在流行的数理经济学流派等，都自称只研究经济的客观现状和运行规律，不做政治的道德的价值判断。但在客观事实上，他们的研究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框架下进行的，将这一经济体系的规范性问题进行所谓的“搁置”实际上就是对现行经济体系的默认。而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或多或少都具有为现状辩护的色彩。
既不同意完全将经济学限制在科学分析上，又不满于对经济学只做规范性评价的经济学家则意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即将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结合起来，以寻找经济力量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方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这就是经济学艺术。通常这类思想家都有一定的社会关怀，关心社会正义和人民福利，但同时又不满足于空想式的思考，力图以科学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寻找问题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些研究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色彩，意欲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这类经济思想家以马克思、李斯特和凯恩斯等为代表。
（三）财富与价值
财富是什么？不同的学派看法是不同的，欧洲前古典思想时期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财富就是金银等贵金属，一国拥有的金银越多一国越富有，因此，一国若想变富有就必须扩大金银的拥有量，为此可以开采金银矿，也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的出超地位获得金银流入。这一观点遭到了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思想家的猛烈批判，他们认为金银只是一种交换手段，他们的所有价值在于其购买力，而真正的财富是一国的物质总产出，用货币来表示就是生产总价格，但物品的货币价格或市场价格总是会变化，因此用市场价格来衡量时会与实际价值有偏离。重农主义则将土地产物视作各国收入或财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因为它认为，只有土地才能产生“净产品”（即产出多于花费），而其他产业不能生产净产品，因此，认为只有诉诸于土地中的劳动才是生产性劳动，城市手工业等对财富的生产不重要，是非生产性劳动。对这一看法斯密也做了批判和反驳。
关于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来源，也是有诸多争议的，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格有三个组成部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土地地租，三者共同分享商品价格实现后所带来的收益。然而真正能给商品带来价值的是那些生产要素呢？李嘉图认为，只有劳动才能产生价值，且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个别劳动，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决定。在分配过程中，劳动、资本和土地却都要参与分配。马克思就是继承了李嘉图这一点，发展出了自己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剥削理论。现代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值或价格主要取决于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又包括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商品的实际价值或价格是各种生产成本（社会一般情况）与利润之和。然而，商品的市场价格时常波动，一个工厂产品的实际价值若小于市场价格，工厂就能获利。
（四）经济增长
在现代经济学中，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年总产出增长的过程，或一国之最大生产潜力上移的过程。现在通用的衡量指标是GDP，即一国的年产出总值，如果一国GDP是不断增长的，那么就可以说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在增长的。拨开重重迷雾，如果说生产的的本质是不断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人类可用资源的过程，那么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加快将自然资源转化为人造物品的过程，即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量的扩大。那么，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呢？主要有四个影响因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充足的高质量的劳动供给、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足的资本或不断发展的先进技术都可以推动一国经济的增长，比如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充足劳动力供给、资本输入和技术进步。
关于经济增长古典和现代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以斯密和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古典动态模型认为人口的增长将快于经济的增长，经济的每一分增长都被相应的人口增加所消耗掉，为防止人口过度膨胀，就必须保持劳动者的低工资（即工资只能维持在购买维持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水平上的工资“铁律”），这一论断是在没有意识到科技的强大力量情况下做出的，因此在今天已被渐渐抛弃。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引入了资本和技术变革的因素，认为在资本和科技的助力下，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发展，总产出、人均产出、生产率和劳动工资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资本收益递减，可能会经历一个逐渐趋缓的过程。这时，就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周期问题了，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所致。
（五）资本主义经济周期
自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断断续续爆发过许多次，给社会和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许多人在思考，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断爆发危机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内在不可弥合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间冲突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个体的有序是以总体的无序为伴随的，个体的出于利己意图的行动并不总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吻合。贪婪的资本家总是在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倾向于不断扩大资本投入和产出，与此同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无大的长进，甚至陷于越来越贫困的状态，资本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和工人的贫困使的商品产出大大超过了社会的有效购买力，从而造成一方面是工厂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却是工人异常的贫困状态。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也是其致命的缺陷。如果任由资本主义自由放任下去，那么社会的分化将越来越厉害，社会不公也将越来越严重，对人类不啻是一个极大的隐患。为此，就必须放弃资本主义，实行由国家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即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激进方案后来被落后国家拿来用作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思想武器，意欲对抗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先后涌现了一大批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但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国家为数不多，面对资本主义时也出于不利地位。
另一个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的大家是凯恩斯，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擅长从宏观和整体水平上对经济体系进行分析，他认为要解释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就必须依靠整体性的经济变量，如总需求、总供给等。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即大量商品滞销、短期内生产下降、失业率急速上升现象的出现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总体有效需求的不足。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若要保持稳定，其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必须是平衡的，即必须保持在一般经济水平上的均衡，如果在生产扩大和产出大量增长时，社会有效需求却严重不足，就会造成产品滞销，大量商品的交换价值无法实现，从而引发资本收益下降甚至亏损，并由此导致工人失业、生产下降、信用崩溃以及对未来的糟糕预期（即商业信心受损）。因此，医治经济危机的关键是提振有效需求，方法是以政府出资的方式来购买多余的产品，通过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来弥补私人需求的不足，增加社会总体有效需求，一次逐步逐步提升投资信心，恢复生产。这一对策的关键是将公众的储蓄有效地转变为新的投资输入到经济体中，使之转变为有效的购买力，从而，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宏观平衡。
比较一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是相同的。就危机的本质来说，他们都认为是宏观经济循环的受阻或被破坏，表现出来就是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但在解决方式上，两人是极大不同的，马克思主张彻底终结资本主义，代之以更高级更合理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而凯恩斯仍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维护资本主义的存在，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的不正常一面，通过采取措施是可以修复的。但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时不时地爆发出来，资本主义的致命缺陷能否得到真正的修复呢？共产主义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吗？这都是未完待续的时代主题。
（六）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
大卫•李斯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所生活于其中的19世纪德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严重落后的德国，目睹德国的落后和英法工商业的急速发展及相对德国的生产优势，李斯特深感德国工业的危险，为此他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大声疾呼实，主张抛弃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发挥国家和政府的力量，采取措施培植和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以保证国家安全。
李斯特站在国家安全和产业发展的角度，猛烈抨击当时流行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他称之为“流行学派”），他认为，当国家工业处于萌芽和弱势地位时，是无法与工业发达国家进行竞争的，这个时候若开放市场实行贸易自由，本国工业必然面临灭亡的危险。一国没有强大的可以与外国进行竞争的工业是非常不利的，尤其是当发生战争时，没有强大的工业，一国首先就在经济上输掉了。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地位，必须实行保护主义政策（随不同时期可以有所变化，总之以有利于己为准），保护国内工业和市场，待本国工业成长起来后再开放自由贸易与外国商品一较高下，在这个过程中，拓展殖民地非常重要，从殖民地进口原材料并向殖民地倾销本国产品有助于发展本国产业（这里可以看到李斯特的殖民主义倾向）。
当然，实行保护政策是有代价的，首先就是对方也关闭本国市场的报复，其次是国民需要承担工业发展的代价，如以更高的价格和较低的质量购买本国工业产品。但李斯特认为，这是必须忍受暂时的痛苦。因为一时的交换价值上的便利远没有一国的生产力重要，为了购买到外国价格更低的衬衫而丧失本国的整个纺织工业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因为如果爆发战争等非常事件，一旦外国拒绝出口，那么我们连衬衫都没得穿了。
李斯特将自己的学说成为“国家经济学”，以与流行学派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区别，他认为，流行学派的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学说是建立在一个和平有序的世界共同体前提假设上面的，在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体中，分工合作是有利的有益的。但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竞争、冲突和不合的世界，不同国家间的关系不总是和平的、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若要保证一国的经济安全，就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的工业，必须摆脱对外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李斯特是站在现实世界的角度上为国家利益辩护的人，他关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此他的学说的确称得上是“国家经济学”。
李斯特的学说在当时德国引发了巨大争议，虽然他极力削弱锋芒，避免过度刺激德国容克土地主，但仍然遭到了容克们的强烈反对，并因此还遭受政治迫害。讽刺的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刚独立不久的美国采用了李斯特的保护主义思维，用来保护成长中的本国工业，结果收效甚大，渐渐追赶上了英法先驱者，并在一战后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大国。李斯特也被称为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父。时至今日，美国仍在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国内产业免遭外国供应商的有力竞争。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包括美国主流经济学都在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但他们的学术倡导与经济政治实践总是存在诸多乃至巨大地出入。如果盲信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主张，不注意本国产业的培植和发展，那么弱势国家将永远处于被控制和操纵和附庸地位，几无独立和尊严可言。
我相信，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和保护主义学说仍没有过时，在这个依旧不太平的世界，我们必须坚定而又小心、谨慎、机敏地维护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一、 书目：
戴维•米勒《社会正义原则》
伦纳德•霍布豪斯《社会正义要素》
布莱恩•巴利《正义诸理论》
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约翰•洛克《政府论》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
哈里•兰德雷思、大卫•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
二、读书报告：
什么是正义？为什么是正义的？如何确定正义的要求？这对正义所提出的三个基本问题，被从古谈论至今，但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定论，历史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唯一的、确定的正义观念，在现实中，不同的正义学说与正义观念一起并存着，不同的正义理念和原则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以及不同的情境中。就这样，不同的正义观念和原则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们的脑海中杂居着。
那么，首先，正义指什么呢？中世纪欧洲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正义为“一种习惯，人们由此通过一个恒定的和永久的意志给与每个人应当给予他的东西”。现代政治哲学家麦金太尔的看法则是：“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包括他自己）—他所应得的东西以及不以与他们的应得不相容的方式对待他们的一种安排”。总结两人的共同点就是，正义意味着以适合于每个个体自己的方式去对待每个人。
上述的正义含义更多地是指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每个人都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合理的呢？如果要使之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就必须立足于更具体的原则之上。然而，恰恰在这方面，构成了关于正义的最大争论，那就是，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什么使之能够成为是正义的原则呢？依照所依赖的基础的不同，英国人巴利认为关于正义的思考至少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休谟为代表的“互利的”正义观念，另一种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作为公正的”正义观念。
休谟认为正义是一种“人为的美德”，而非某种先验的自然存在的东西，他认为，正义起源于人的自私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对人类需求的稀少供应。因为资源的稀少，所以将就产生了资源的分配问题，如何对资源（或利益）和负担进行分配就产生了正义的问题。于是，正义的主题就是物质资源、权力和机会的分配问题。达成合理的分配就是正义的，达成合理分配的方式就是社会契约，社会契约是依据人们的利益和实力达成的，最终所达成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内容。一个人遵守他所同意的契约，按契约行事，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正义的（或正当的）。这种契约是公民们出于利己之心签订的，因为他们都觉得这个契约对自己是有利的。由于出发点是自私和自利，因此，一切关于契约所形成的正义的正当性都是建立在对自己有利这个基础上的，而一旦一个契约被达成，就表明它是由于所有人的。就这样，正义就是有利于所有人，而只有有利于所有人的，才能是正义的。这种正义观念缺陷多多，为众多政治学家所反对。
与此种功利性浓厚的正义观念不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作为人类美德之一的正义不能通过对个体私利的有利和对制裁的恐惧来证明自身的正当性。正义是按照建立在自身正义性基础上的公正制度的要求行事的意向。一个原则或规则之所以是正义的，不应是因为它对自己、对大家来说是有利可图的，它之所以是正义的，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正义的。那么，这种超脱于功利性算计的正义观念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如果说休谟的正义是建立在互利考量基础上的话，罗尔斯的正义观念的基础则更偏向于“公正”，虽然罗尔斯意欲调节互利和公正的关系，但都没有成功，偏向了两方中的公正一方。
那么，罗尔斯的正义观念是如何超脱于功利性之外，使自身具有自足性的呢？这就要细究罗尔斯的正义观念之基础、环境和推理过程了。事实上，罗尔斯的正义理念是诞生在一个想象的社会中的。他自己称之为“代表设置”。在这个设置中，存在着他所设想的公民、社会和正义环境，在这里，公民是一群平等的、理性的、世代相继的、从事合作的人们，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也具有具有理性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公民们能够达成理性协议，并遵守和实施。在达成协议或规则时，公民们是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这排除了公民私利等干扰因素，使公民只凭理性的公平的方式来达成协议，因而，也就排出了个体私利和实力对的协议的干扰。达成的协议自然是最公正的。在所有达成的原则中，最重要的两条原则是：第一，对最广泛的绝对的平等的基本自由（与一种相似的为所有的人所拥有的一系列自由相适应），每个人都必须拥有一份平等的权利；第二，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开放，二它们应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即自由原则优先于平等原则），在第二个原则中，公平的机会平等优先于差别原则。
这两个基本原则是处于无知之幕后的理性公民所达成的最重要两条原则，这两条原则因其本身而是正义的，不会随着实力不同和个体私利而转移。
罗尔斯最终还是将自由放在了正义原则的首位，因此，罗尔斯仍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因为差别原则，他又属于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倡导自由的同时，也不忘调整自由所带来的巨大差距。
罗尔斯还被称为政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意图将政治中的基本观念从各种统和性道德学说中超越出来，从而为政治社会奠基一个共时性的稳定的政治基础。这么一来，无论各种统和性的道德学说之间打得再厉害，他们所共存的政治社会还是存在的，不受影响的，换句话说，政治共同体不会因为各种统和性道德学说间的分歧而发生分裂、解体。这个抱负是非常诱人的，因为在历史和现实中总会发生因所信奉的统和性学说不同而使共同体和社会发生分裂的现象。古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分裂，今有中国大陆与台湾、北韩与南韩之间的分裂。解决这一难题的答案在哪儿呢？罗尔斯认为答案就在“重叠共识”之中。
罗尔斯在提出正义原则时就极力阐清，不能将作为公平的正义视为一种统合性的道德学说，而应看作一种应用于政治和社会制度结构（他称之为“社会的基本机构”）的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不介入各种统合性道德学说的争执，它只期望各种统合性学说都能同意它，从而作为一个交叉共识性的观念为政治社会奠定稳定的根基。罗尔斯将他的正义观念只限定于描述政治社会中的政治关系（而非家庭关系、个人关系等），也为他的正义原则保持超脱和中立提供了便利。实际上，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它除了自由优先于共同善的价值判断外，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判断了。更少作道德判断。
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
所谓社会正义，按米勒的解释说，就是讨论生活中好的东西与坏的东西应如何在人类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社会正义之有实施可能须有三个前提性的环境性条件，一是社会正义的分配领域是一个具有确定成员的有边界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成了一个分配的领域，从而能够评价它的整体正义性，通常这一分配领域是民族国家。第二，社会正义所提出的原则的必须用到一批可认定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不同个体的生活机会的影响是能够描述出来的。例如，罗尔斯认为社会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三存在着能够或多或少以我们赞成的理论所要求的方式去改变制度结构的某些机构。只要这三个环境性条件存在，就能够提出社会正义问题，就能够对一个整体是否正义进行评价、判断。
当断定我们仍处于社会正义的环境之中后，我们就要提出社会正义的问题了，比如，人们能够达成社会价值的共识吗？社会正义的原则是什么？各个原则间是相容的吗？社会正义与个人自由识相冲突的吗？这都是一个个难题。
如果要在一个社会中进行利益与负担的分配，就必须搞清楚哪些是利益哪些是负担，即对各种事物进行价值评价，在共识基础上确定哪些是“有利的”，哪些又是“不利的”，由于因人而异的差异，想达到广泛共识并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至少我们可以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就事物价值达成共识，比如，收入和财富、工作和教育机会、医疗保健等资源是被广泛认可为有重要价值的。那么，对这些资源的分配就将成为社会正义的关注点。
确定了要分配的东西后，那么要按什么原则或规则进行分配呢？米勒认为，不同的人类关系模式，衍生出了不同的正义要求，在如家庭、宗族、宗教、集体农庄等具有亲密关系的团结性社群中，资源的分配以需要为首要原则，采用的是按需分配。而在工具性联合体中，典型的如现代经济组织，是按应得原则分配的，每个人的所得与其贡献相匹配。最后，在一个公民身份联合体中（一个政治社会，在其中所有公民的法律地位相同，并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平等是首要的分配原则。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中，所需要或要求的正义原则是不同的，因此，相应于不同的人类关系模式，正义原则也具有多元性。那么这些不同的正义原则之间能否相互兼容和调和呢？米勒认为，鉴于正义原则的多元性，在涉及具体的利益分配案例时，在其中进行分配的社会情境，以及情境如何被作出判断的那些人把握的，将会决定哪一种显著的原则是应遵循的相关原则。
最后，总结起来就是，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应有分配原则。米勒认为，在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符合需要、应得和平等原则——它们一起确定了把利益和损失分配给个别成员的总体模式的意义上，这个社会是正义的。在不同的分配情境中，通常通过在一种和另一种原则的平衡来确定公共的分配在于什么地方。公平的分配方案经常是各种原则间相互妥协的结果。
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
正义的理想为所有人所追求，但达到正义的路途如此遥远，关于路途的分歧也是如此繁多。一种观点认为，按照一种公平的为大家所认可的程序进行的分配就是正义的，而不管结果如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真正的正义是最后分配结果的公平。前一种可称为程序正义，后一种可称为结果或实质正义。
在许多人看来，实质正义，最终结果的正义才是最终的追求目标，因为正义的最主要意义就是让每个人得到他应有的对待。这个理想是崇高的，但是放到实际中却如此难以实现，以至于一部分人认为，与其追求这种近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不如换个目标，去追求一种尽可能公平的程序，若程序公平了，那么结果将也是最大程度地公平的。但在实际上，公平的程序不一定会产生公平的结果，这也为实质正义的坚持者所诟病，诟病归诟病，实质正义也必须通过程序来完成分配，如果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那该怎么办呢？许多人就主张更改甚至歪曲程序以更直接地促进社会正义，但这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操作不好将造成更大的不公平。因此，许多人（如戴维•米勒）就主张将程序正义作为一种监督和高于它所达到的结果正义的价值，主张在对理想的正义结果的追求过程中应尊重程序正义价值，虽然仍要坚持实质或结果正义在评价中的优先性。如何调和程序以使之达到最大的结果正义是一项长期历史议题。
一、书目：
哈耶克：《自由宪章》
迈克尔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
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平等》
应克复、金太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
《旧制度与大革命》
二、读书报告：什么自由，什么平等？
自由
“不自由，毋宁死”——民国时期的一个思想家这样说道。人人渴望自由，希望自己自由，但大概极少有人知道自己所要的自由到底指什么。
在最常用的意义上，自由是指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的能力，一个人越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他就越是自由的。这里的自由实际上是指一种人们希望自己无所不能、事事如意的期望，这种期望可能是可以达到的，也可能是达不到的，比如一个人想成为百万富翁，这个是有可能的，但他若想长出翅膀去飞，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拥有这种自由，就必须拥有巨大的力量来排除障碍，这种力量所需要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普通人不可能具有，所以，人们只能依据自己的能力，达到一部分目标，对其他的目标则可望而不可及。这种心想事成的自由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他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中，充当着一种美好的愿望。
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是人的意志自由，虽然人们出于现实中的各种条件限制而不能达到超出能力之外的目标，但人们的思想却是可以天马行空地肆无忌惮地自由驰骋的，在观念的世界里，一切皆有可能，人们可以构想出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可以做在现实中被禁止的事情。人的意志究竟是不是自由的呢？哲学家们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唯心主义思想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的意识优先于物质，而且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创造，一座大厦在现实中被建设起来之前已经被人类在头脑中建设起来了，但唯物主义则认为，人的意识是被客观物质决定的，人头脑中的印象是对现实存在的反映，虽然人们可以构想出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龙、外星人），但其构成成分必然是而且只能是人已经见到过的，人类不可能知道从来没有认识到过的事物。唯物主义虽然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但并不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意识仍有重新组合和创造的能力，借用这种能力，人类具有改造现实世界的能力。
抛开哲学争论，人的意志自由在具体指涉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思想家主张，一个人能思考并不就意味着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只有当他的思考秉持的是理性的原则时，才能说他是自由的。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并不表现在他的头脑在运转或他的肢体能行动上，说一个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他是理性的，因为只有理性才能给人真正的自由，理性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思考方法能够让人更清楚地认识世界，从而更能更好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理性行事的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更好地认识了世界，更能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与自由是达到自己目标的能力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所以，只有理性的人的意志才是自由的，与此相反，被感情、冲动、无意识所支配的人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不是自己的主人，成为了自发刺激的奴隶。
思想自由基本上包含在意志自由之中，两者有时是通用的，意志自由指涉范围更宽泛一些，不但包括思想自由，也包括想象的自由、情感自由等。狭义上的意志自由可以指思想自由，即作为一种受保护的人的基本权利意义上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种自由只要指人们看待事物、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的自由。政治意义更浓一些。
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和话语框架下自由的意义都是不同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而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又是另一个东西了。接下来就需要探讨一下政治学意义上的自由，这在当下是一个紧急的事情。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引入，西式政治话语体系在中国知识界正迅速地广泛传播，诱人的自由字眼为不满现实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口号和批判武器，很多人在倡议政治自由，但大概只有少有人探讨过西式自由的含义、内容与流派分歧，更没探讨过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只有好处吗？太天真了。
现在的公共舆论场上，最流行和最经常主张的“自由”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如果按哈耶克的表述，那么这种自由指的是使人们免于被他人武断意志强制，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个人意义上的自由，强调对个体独立领域和空间的尊重和保护。这种自由也是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讲的，着重突出人为的强制，而非其他客观自然条件的强制。因为政治是人类的特殊事务，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和处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自然也应限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内。诸如人没有飞翔、点石成金等之类的自由是不在讨论之列的。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为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和以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等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可。这种只强调祛除他人强制和人为障碍，尤其是国家对个人领域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干涉的自由，被称为“消极自由”，因为它是被动的，只求不受干涉，它对于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不予关注的。与此对应的是以格林、霍布豪斯、杜威、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观，他们认为个人自由的维护不仅在消极地摆脱限制，更在于自由地去做某种事的能力，为此国家须负起增进个人能力的责任，有必要干涉经济活动、构筑福利社会，开展赋能行动以使个人具有更好地行使自由的能力。
对比而言，消极自由是不受外部强制和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是增进个人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目标的自由，哈耶克认为，前一种自由值得提倡，而后一种自由必须警惕。因为积极自由观要求大幅度增加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这会给个人自由带来不可避免的威胁和干涉，从而危及了作为最基础、最低限度自由的消极自由。
哈耶克反对积极自由观，认为这是通向集权专制的道路。但他也反对放任自由主义，认为这会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
哈耶克倡导的自由始终是与法治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法治是自由的根本保障，没有法治，个人自由很难生存。他主张的个人自由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而是法治框架下的自由，个人自由是遵从法律下的自由，除法律明文规定禁止的事外个人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但一旦触犯法律，个人就要担负责任，接受处罚。对个人如此，对政府也是如此，政府的权力必须被明文规定下来，政府的所有行动也必须依已有法律进行，任何超出法律之外的行动都必须由独立的法院进行合法性审查，越权的事政府是不能做的。但哈耶克也考虑到了一些紧急情况，即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对政府放权，可以让个人自由为政府行动让步，这就是“明显危险临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自由可以向政府妥协和让步，政府也可以拥有超出日常权限的权力，以应对要到来的危机。但哈耶克也补充说，再危机的情况也不能废除法律，即使在危急情况下政府也必须按法律行事，只是这时法律规定的权限会更大罢了。同时，在要求个人让步时，也必须依法给予充分补偿，不能强制无偿征用。
实际上，哈耶克的法治化自由观是颇为可取的，它否定了个人自由在任何状态下的不可干涉性，也赋予了政府有限但合法的权力。如今依法治国已是我们的共识，政府行为也有行政法律为依据。但现实中情况仍不乐观，许多政府行为是越法的，因为现在的政府仍是大政府，对应管和可以不管的领域界分仍不清晰。面对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政治传统以及计划时代流传下来的行政模式，如何调和固有传统、已有模式与西式有限分权制衡模式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么，我们从自由主义的自由思想中能获得什么启示呢？我想，最重要的启示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个体自由或权利的重视和保护，我们是奉行集体主义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个人利益是为政府行为让步的，要求个体奉献没有错，但也应给予应有的补偿，不能让个体为公共利益而陷入困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但应给与充分补偿。另一方面是对政府行政的启示，政府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的，一旦政府将所有事物揽到自己身上，那么任何的指责和责任都会由政府来负，这对于由有限人员组成的政府来说是一大不利，过去政府总有膨胀的冲动，而且一旦出事，便站在了矛头的最尖端。有所为有所不为，须为处必须作为，可以不为处则不用为，如何划定这两者的领域和界限将是一个建设性的课题。
另外，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中国的思想家必须拿出自己的理论和看法，而且要在实际效果上压倒西方，这样才能赢得意识形态比赛上的胜利，才能坚定人们对政治制度的信心。
一方面我们要贯彻依法治国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发挥东方思想的独特性，针锋相对地提出更符合我们习惯和利益的自由思想。目前，宪法规定中的几项基本自由，我国有一些做的不好，比如迁徙自由、言论自由等，还有一些则过于放纵了，如信仰自由，突出问题就是非法宗教的传播以及宗教本土化问题，信仰自由不能是信仰非法教会的自由。迁徙自由目前正在有序地实现，而言论自由也在渐渐开放，在思想和言论的问题上，封闭只会导致官方意识形态的僵化落伍，更会激起人们的反对，在不涉及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应给与人们自由探讨的空间，尤其是允许自由的学术讨论，充分的学术讨论是意识形态破茧重生的必要推动力，在讨论中，在实践的检验中，适合于时代的思想会不断涌现并补充到既有思想中去，从而达到意识形态重生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顽固保守不是明智的选择，要让人们真心信服，就必须拿出真实效果和成就出来，不能学印度打肿脸充胖子，在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时还自封自己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如果它这种民主带不来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利，那么实在不知道它的民主模式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为了民主两个字吗？民主是一种工具，它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国家强盛和人民的福利。言论自由能否贯彻，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批评的态度，我认为，如果要改善自身的缺点和意识形态的不利地位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悉心听取批评，改善执政状况，在保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进行外围价值的适当调整，以适应时代发展。舆论如洪水，是堵不住的，只能疏通，让公民因言获罪必将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自由方面，我们可为的地方还有很多，在个人自由还不够充分时，我们可以挖掘和强调集体自由的优点，这是我们的长处。但个人自由也需要发展，真正地让人们感受到自由的利益，从而消除官方的“压制自由”和“专制”的污点。
我相信，中国会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注重集体价值的国家，人们会享有法律框架下的自由，同时承担法律赋予的义务。
平等
平等是另一个人类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关于平等的讨论主要有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追求平等，二是追求什么样的平等。关于前一个问题的争论较少，目前平等已经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而被世界公认，人人平等的价值从哲学上来说是与人作为一个自主主体的地位相关的，康德认为，每个人在自主的能力上是同等的，拥有相同的尊严，都要承担同等的道德责任，因此，必须同等地尊重每一个自主的人，即在道德上，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西方世界的人人平等观念首先来自于基督教，上帝的子民在上帝的面前是一律平等的，这就为后来的人人平等理念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中国历来似乎是等级观念比较强烈的，只有战国时期的墨家思想中蕴含着较浓厚的平等思想，但后来儒家等级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后，等级伦理思想成为支配思想，直到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想逐渐传入后，人人平等的思想才与德先生与赛先生一起传入中国，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后，才逐渐动摇、推翻了等级制思想和观念，树立起新型的崇尚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思想。新中国的宪法则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争论最多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应在什么地方平等？事情一旦走到了具体化的方向去往往就更加复杂，分歧也更多。通常争论的焦点在于渠道平等和结果平等两点上，前者指所有的人在追求同样的目标时应有同样的机会和平等的渠道，又可称为出发点平等或机会平等，强调公平的起步点和竞争方式，代表思想是罗尔斯的初级商品理论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理论。“资源平等”理论认为，一个人要为他的趣味、偏好或抱负负责，但不为他的体力和智力负责，因为前者是个人可以进行选择的，是自由的，后者是个人所无法选择的，每个人被分配到的体力与智力的具有偶然性，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但也有反对观点认为，个人的趣味选择也不是自由的，趣味的选择会因环境而变化，因此不能说它是完全由个人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也不能要求个人为他的趣味负责。为解决人们的趣味和资源不平等问题，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新的渠道平等：“未发挥的天资或素质平等”，他认为个人幸福依赖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功能发挥，其由各种存在、条件、属性和行为构成，比如充分的给养、健康的身体、自尊、社团生活等，功能发挥的能力决定了人们选择某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类型的生活的能力和自由——这些能力方面的平等才是应当追求的。简单地说，这种平等就是一种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并拥有相应的条件和能力的平等，即选择趣味并达到目标所需资源的平等。这种平等观同样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具体化的难题，怎么样人们才算是有选择的能力？所需的资源或素质有哪些？能达到吗？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我们必须要看到，可以完全自圆其说的抽象理论在现实中不一定行得通。
现实中为实现这种渠道平等的努力主要表现在教育平等和竞争方式平等方面。这也是少有的可以确定的有力于渠道或机会平等的政治措施。
结果平等的平等观更为激进一些，它以人们最终所获福利多少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达到了实质上的平等，又被称为福利平等理论，它认为，法律上规定的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平等，这种平等给与了一种虚幻的权力利，比如法律规定人人有拥有跑车的自由，但是在实质上，只有少数富人才可能拥有，广大底层人民被给与的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因此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当然，这种实质平等观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如何衡量结果平等？能够制订出一份公认的排列清单吗？付出不同努力程度的人应该拥有同样的报酬和福利吗？如何协调天赋差异带来的成就差异？
结果平等中有福利平等之说，即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任何其他人都能享受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权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权力。这里面有时暗含着一种绝对平等的要求，即无任何区分的任何结果的平等。绝大多数思想家对绝对平等是不支持的，因为绝对平等也是一种不平等，或不公平，尤其对于那些社会贡献较多的人来说。因此，这种不加任何区分的绝对平等观点遭受到了广泛批评。
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罗尔斯提出的平等观点就和以上观点差别很大了，罗尔斯首先是自由主义阵营的思想家，所以自由原则是其第一的、首要的正义原则，但他也顾忌到自由带来的不可避免买的巨大地不平等，，于是就在自由竞争和机会平等下进行自由活动的基础上，决定设立正义原则的第二个原则：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可以被容忍，条件是给予最无优势的人以最大利益，并向社会平等地开放公务和领导职位。收益多的人群应给与收益最少的人群以补偿，这在激进自由主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损害了自由的原则，要补偿就必然使不愿援助同胞的富人受损失，必然损害富人不接济穷人的自由，而在罗尔斯看来，第二条正义原则是合理的，他论证说，每个人所取得的成就与真正的个体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且不论人的体力、智力等受先天不可控因素制约，每个人作出的努力与所取得的成就和收益之间也不必然有因果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机遇与运气在个人的成功中总占有相当的地位，一个人的成就和收益很难说就是完全凭借他自己而获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不具有对其所得的“应得”的合法性，“应得”权属于充满偶然性的冥冥中的自然。就这样，罗尔斯解构了个人对其财富所拥有的合法性，使得个人财富成为一种偶然性的产物，自然也不应完全由个人来支配。只是其中一大问题是，为什么个人对其财富没有“应得”权，社会就拥有“应得”权呢？解决的办法就是社会契约，即如果人们组合成为一个社会，成为社会中的一员，就自然分担了对他人的义务，如相互帮助、互通有无等，既然财富的分配是偶然的，那么拿出一部分收入来进行再分配以弥补这种偶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这就引入了共同体和集体责任的概念，对此反集体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是强烈不满的。
铺开展示了真么多种平等观，那么我们应秉持哪一种呢？很难选择，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导致了我们常会因为选择了某一种平等却在无意间导致了另一种不平等。我只能说，绝对平等是不值得提倡的，也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结合现实可能性，我们需要坚持的是嵌入责任观念的渠道平等观，即每一个人都有做出选择趣味、偏好的能力，并有公平渠道可供利用的平等。但一个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也要为他自己的努力与否负责。大学的门应对所有考生平等开放，公正的高等入学考试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渠道，努力还是不努力则要个人自己去负责任了。现实中我们能够努力的方向，也主要以类似的机会平等为主，就现实可行性而言，不算是最优的机会平等理想已经是极难达到的目标了，遑论更高的平等理想。
最后一点是自由与平等这两个重要价值间的关系问题，有许多人是将这两者看作是相互排斥和敌对的观念和理想的，因为自由原则必然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若要实现平等就不得不损害自由原则。不可否认，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之间是存在大量冲突之处的，但阿玛蒂亚森认为，自由和平等不是必然抵触的，这么认为是犯了“范畴性错误”，两者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即不必然只能二选一，自由属于平等之可能的运用领域，平等也是自由之可能分配模式之一。我的理解是，森这里的自由和平等观念肯定不是激进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和极端平等主义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他的自由和平等概念必然是是相互折中与调和的，两者都会修改意义以达到能够相互融合和互补的程度。我认为，这其实是可行的，也是符合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的，人类不能只有自由或平等，人类社会若要进步就必须实现自由和平等的调和，用更加坚实的两条腿迈向更加文明的社会。一、 书目：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
《什么是政治哲学》
约翰•密尔《论自由》
雷蒙•阿隆《论自由》
杜威、罗尔斯等《自由主义》
约翰•格雷《自由主义》
齐格蒙特•鲍曼《自由》
二、 读书报告：
这是转战政治学的第一个阅读阶段，这段时间主要阅读了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史和关于最重要的政治价值之一——“自由”方面的书。出于对政治的先天兴趣，我感觉此次阅读对我启发很大，许多之前朦胧的思考在阅读中得到了回应或解答，当然，引出的问题也不少，政治哲学毕竟也是哲学，而所有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得到完全而确定的解答或解决的。看政治哲学，更重要的是引起我们的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关于人类的理想生活或人类的幸福是什么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相应的为达到人类理想生活所需要的政治组织方式的问题自然也无法达成一致。但是我想说，虽无确定解答，但我们仍可以根据已有的人类思考和自己的文明实践来探寻我们自己的幸福之路和政治组织方式。
政治哲学，即关于政治为何及该如何的哲学。政治哲学的讨论范围甚广，从人性是善是恶到应采用何种具体政治制度都有涉及，但宽泛的讨论中存在一条灵魂式的主线索，即对人类理想或幸福生活应为何样，为此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或政治制度问题的探索。这衍生出了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人应过什么样的生活或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公正或正义？人类能达到怎样的公正秩序，又依靠什么达到？人类的政治社会是如何产生的或如何解释国家的出现？哪种政体最好？
这些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着所有的政治讨论，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实际上还需要对其他一些的甚至更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考察，比如，人的本性是怎样的？作为短暂存在物的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等。对这些更基本的哲学问题若做出不同的回答，那么对前面那些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回答也不会相同。
在政治哲学史上，就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潮——古典主义和现实主义。从古希腊到欧洲的中世纪时期，哲学家们的政治思想还是古典主义的，古典主义的特征是理想主义，重视德性，认为人的最理想最好的生活是有德性的生活，因此很看重统治者的个体素质，主张贵族制是最好的政体，而国家的责任就是提升人民的美德水平，最终达到一个人人都拥有圣人一样美德的国度。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近现代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则与此针锋相对，首先由马基雅维利提出，进而经过霍布斯、洛克、休谟、亚当•斯密等逐渐清晰和完善，他们认为古典主义的政治思想过于空想，与人们实际所想和所做差距甚大，霍布斯评论古典学说是“为空想的国家制定了空想的法律”。从马基雅维利开始，他们主张降低政治生活的标准，认为不应以人类的完善，而应以人类可以达到的，多数人在多数时间里所实际追求的目标作为政治生活的目标。这就意味着，人们应当追求的并不是极难达到的有德性的生活，而是通过顺应并指导人的本性和欲求来构建一个可能的公正秩序，这种生活和秩序不是以美德为最终目标，而是以自由（追逐利益）、平等等实际要求为目的，与此相应地，政府或国家的使命就是保障人们自由追逐利益的权利，除必要干涉外应遵循最小化政府原则，在政体上最终指向了民主制度。
在政治哲学中，除了这些最基本的命题充满争论外，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价值的意义及它们之间关系也充满了争议，如“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政治价值，不同哲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观点。“自由”和自由主义方面的书是我这段时间重点阅读的对象之一。
“自由”这个词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激进右翼的宗教式神圣信条了，也为许多人所接受和信仰，但我想，大概没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和研究过“自由”究竟是什么，它和其他政治价值间又是什么关系。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存在着两大支系，一条支系以洛克、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贡斯当、托克维尔和威廉•洪堡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和哈耶克、弗里德曼、诺齐克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都秉持“消极自由” 观，认为自由就是外部障碍不存在的状态，维护个人自由的关键是尽可能减少外界障碍，主张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另一支系则以格林、霍布豪斯、杜威、凯恩斯、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社会自由主义，他们持“积极自由” 观，认为个人自由的维护不能仅限于消极地摆脱限制，而更在于获得自由去做某种事的能力，国家为此应担负起增进个人能力的指责，尤要干预经济活动，构建福利社会，以使个人具有更好地行使自由的能力。
对这两种自由观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积极自由观”中“自由”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允许不允许自由的领域，而扩展到了能不能达到自由的领域。一个人拥有自由和有能力行使自由式两回事，任何人都有购买汽车的自由，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购买汽车的能力，积极自由观就是要发动公共力量来使每个人都具有买汽车的能力。但这种求助于国家和政府的要求让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很不满，因为这会扩展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从而干涉个人的自由权利。
对自由的解释也并不限于这两种，比如，有的学者提出，自由主要表现为选择的自由，即一个人选择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的自由。有的学者，如鲍曼则认为，自由作为一种状态是内含于一种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社会关系（至少有两个人）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状况，如果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强制，那么总有人是相对自由的，有的人则是不自由的，这集中体现在统治关系中，统治者是自由的，被统治者是不自由的。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自由，政治哲学家们比较共同的认识是，绝对自由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的，人若要成为社会的一员就必然要放弃一部分自由，不然就无法进行最低程度的整合。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应追求什么样的自由呢？密尔认为意志的完全自由是值得追求的也是必要的，持历史主义观点的马克思则对认为人的自由就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遵从和利用，不存在完全自由的人（也就不存在完全自由的意志）。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取的自由的观点应遵循几个原则：
1、 每个人的自由不应侵害他人的同等自由
2、 每个人行使的自由不应损害公共利益
3、 政府或公共权力应保护人们的自由，但应制约不负责任的自由，政府可以发挥作用个人行使自由的能力，但必须伴以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以防止权力滥用和非法扩张
此外，自由与平等间，自由与社会稳定、社会团结或社会整合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更看重自由的价值还是更看重平等的价值构成了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最深刻的分野。个人自由与社会整合也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个人自由的过分扩张和对公共权力的过度限制直接导致若社会整合状态和衰弱的政府，这对社会的维持和公共利益的维护会产生不利影响。
到底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相冲突吗？能相容吗？这都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
一、阅读书目：
吉登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 文军、赵勇译
《为社会学辩护》 周红云、陶传进、徐阳译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慧斌、杨雪冬译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田佑中、刘江涛译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 郭忠华译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
二、读书总结;
当将社会学理论大家读了个遍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每一个社会学家的理论时，会发现有不一样的认识。如果说早期的阅读是为理清每一个社会学家的理论细节的话，那么，当回过头来再审视时，得到的将是更宏观的比较视野，以及去粗取精、去枝存干的更根本的认识。这种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这将是我接下来的最重要的工作。
吉登斯是我系统阅读的社会学最后一个大家，通读完社会学最重要的大家后，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头脑里有很多股思想之流在涌动，它们四处冲撞，在等待着最终的合流。一种渴望促使我决定，在总结完吉登斯后，就立即着手梳理社会学理论，将每一股潮流都引入它所应在的位置。
现在，先总结下我读的吉登斯吧。
吉登斯是当代社会学新四大家之一，也是我的系统阅读计划中最后的一个社会学大家。吉登斯的学术工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经典传统及其继承者的主要阐述着；结构化理论的创建者和后现代和全球化的评论者。
早期的吉登斯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梳理社会学经典理论上，最重要的是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思想。相关著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韦伯思想中的政治主张与社会学》及《涂尔干论政治与国家》等。吉登斯在梳理古典大家及其继承者的思想时，也在批判他们的弱点，其中一个最大的缺陷是，他们都假设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在他们的著作中，个体与社会、行动（者）与结构等都是作为一对对立概念来使用的，总是存在某一方决定着另一方的倾向。吉登斯对他们的最大批判就是这一点。在此基础上，他对社会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思想、功能主义思想、结构主义思想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步论或进化论思想等都进行了激烈批评。
他批评孔德和涂尔干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将个体“逐出”了社会，并将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看作是不受社会中行动者影响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纯客体”一样的东西。但吉登斯明确指出，这种将自然科学的视角和方法简单引入社会科学的作法是不适合的，与自然科学的“单向解释”特征相比，社会科学具有明显不同的“双重解释”的特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被自然科学家所阐释，但社会科学是对人们常理世界已经解说了的现象的再解说，社会科学的解说会渗入人们的头脑中，并改变人们的认知和行为方式，进而会改变社会科学的阐释对象。由于人具有反思性，因果法则也不可能具有像自然科学中那样的解释力。
他还批判实证主义思想的价值无涉倾向，他引用马尔库塞的批评，认为只着眼于技术性的、量化的研究会不自觉地产生维护现存事物的效果。吉登斯本人是个激进派，他不同意学术应该永远呆在象牙塔的观点。他自己所创建的结构化理论就被他定义为是“一种批判理论”。并认为，批判性是社会学最重要的属性之一。
吉登斯对功能主义也有强烈的批评，功能主义将社会生产诉诸自存系统的“需要”来完成自我解释。从而将活生生的行动者抛弃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之外。吉登斯说，实际上，所有的再生产都具有其或然性和历史性，并最终落实到具有能动作用的行动者的实践中。功能主义的目的论也是吉登斯所不能同意的，因为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始终是有所限制的，存在着行动的未被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
吉登斯对马克思的批评也是不少的，他写有针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三部曲，包括《当代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和《民族——国家与暴力》。吉登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所主张的人类社会历史可以用生产力的扩展来理解的解释模式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背后具有历史进化论的前提预设，但这种进化论是极其危险的，它按某种标准将人类社会排出高低或先进与落后的做法极易带有种族中心主义色彩（因为通常情况下，欧洲总是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片面性。人类文明是否有高低之分是值得深深怀疑的。
吉登斯对于以韦伯为代表的人文解释学派和以加芬克尔为代表的常人方法学等学派过于注重行动者的主观方面，采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也是有些不满的。它们强调行动者的更为根本的作用，却对社会结构的作用重视不足，在“结构—行动”的二元图示下它们代表“强行动弱结构”的一极，正好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等思想流派“强结构弱行动”特征相反，它们是另一极。吉登斯认为必须突破这种 “结构—行动” 的虚假二元对立。人类生活实践是连续的，不能人为地虚设出某些不可逾越的鸿沟来分裂现实。说到这儿，有一点必须要提到的是，许多认识或理论之所以陷入不可摆脱的矛盾或困境中无法自拔，有时只是因为其概念的解释和界定有问题，一旦概念的藩篱被冲破，困境也可能就被解决了。我觉得，布迪厄和吉登斯都在使用这种突破概念藩篱的方法来突破二元对立，只是，布迪厄另起炉灶，重新建构起了他自己的一套概念，而吉登斯则是在已有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的解释或再创造。
这种重新的解释和再创造的成果就是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个人认为，“结构化理论”对于理解结构与行动间的有机关系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建立在对已有各种理论流派的批判和继承基础上的，他批判了这些理论中的“缺陷”一面，同时也吸收了其中富有启发性的一面。以往理论要么把个体行动者放在最根本的位置上，要么把某种社会总体的存在放在最高位置上，相应的研究主题也就变成了个体经验或社会制度。但这种过于偏重某一方而轻视另一方的作法是不符实际的。吉登斯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应该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而不应该是被人为地割裂出来的某一部分实践。
在结构与行动的关系上，吉登斯追求的不是论证哪一个“更重要”，而是要找到两者间的有机关联，创造出一个动态的结构化过程，而这种动态的结构化过程，将能更好地解释不断地持续着的人类社会生活实践。
“结构化理论”的主要概念既有“结构”、“行动”等为人所熟见的概念，也有它自己为表达需要而自创的“结构性原则”、“结构丛”、“结构性之约”等相对陌生的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此“结构”非彼结构，此“行动”也非彼行动。吉登斯对这些概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和阐释，在以往的“结构”概念意涵中，结构是某种存在于行动者外部的，对行动者的行动具有制约作用的东西，但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不是独立于行动者外部的什么客体，而是存在于行动者主体之中的“记忆痕迹”，它内在于人的活动，并且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对行动者的行动不仅具有制约作用，而且还具有激发或使动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吉登斯的“结构”概念指的并不是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所常用的某种框架式的“模式化”关系式意涵，而是指生成这一框架的“转换规则”，或在促使社会系统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反复使用的规则和资源。在这里，以往的“结构”概念相当于吉登斯的“社会系统”概念。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理论中的结构概念指的是一栋房子的主体架构的话，那么吉登斯的“结构“概念则指的是建造这一架构所依循和使用的规则和资源，这里的规则是具有转换性的，一座房子的架构可以因其被用作工厂或住宅而进行不同的设计。
结构化理论中的“行动“概念同样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这里的“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种流，这种行动具有持续意识过程，甚至受到行动者的“反思性的监控”。它与固定化、时空化的“行为”概念是不一样的。说到行动就不得不提一下结构化理论中的“行动者”，吉登斯既给予“行动者”足够的能动性和反思性，但也看到了行动者的认知局限性，因此，吉登斯笔下的个体行动者是在结构性制约下但具有能动性和反思性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不得不在许多无法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
通过这些关键概念的重新界定和阐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模糊的结构与行动间的有机关系已经被建构起来了，其核心是行动者与规则和资源间的关系。如果行动者不仅只是遵从规则，而且还可以“转换”规则，那么，行动与结构间就建立起了互联互通的辩证关系。
体现这种辩证关系的就是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的二重性”：结构既是行动者行动的中介，同时又是其行动的产物。这样，就在行动者与结构之间建立了有机循环的联系，结构使动且制约行动者，行动者通过其行动再生产了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再生产出来的结构不必然就还是原来的结构，因为行动中常常具有未知的条件，行动的结果也时有意外后果产生，这些未被预料的条件和后果会变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条件（规则），从而再造了结构。
当然，结构化理论还是很复杂的，上述只能简单描述下其基本逻辑，在更加具体的阐述上，将遇到更多的全新概念，和复杂得多的每一逻辑环节的具体阐释，比如，结构与系统的联系与区别，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与使动作用，行动者的行动对结构的重塑作用等等，内容十分庞杂，想了解清楚每一环节的详细非得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可，现在也只能做粗轮廓的大致的了解。
在结构与系统的关系上需要注意的是，结构化理论中的结构不是系统。系统带有结构性的特点，并不断地被“结构化”，系统与结构一样，它们都不是封闭的、固定化的，它们是开放于变化之中的。在这方面，相对于以往的相对封闭和固化的“结构”与“系统”概念来说是一个较大的突破。
结构与互动间的关系也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部分之一，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到了行动与结构到底是如何连接起来的问题。吉登斯的解决办法是，再次将二者置于一种辩证的关系下，简言之就是：互动是在结构下进行的，而结构也在互动中得到体现并再生产。吉登斯认为这和“语言”和“言语”间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约制和使动着行动者的行动，与此同时，结构依赖于行动，并通过行动者的绵延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这意味着结构与行动这是相互联通，相互内在与对方之中。既然行动者受结构的约制和使动，似乎行动者还是一直被结构支配着，那么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哪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之前的制度分析视角中摆脱出来，进入个体行动策略视角，寻找个体的能动性所在。在行动者的行动中，包含着多种要素，既有外在因素，要有内在因素，外在要素主要是结构的影响作用，内在要素主要是行动者的动机激发和认知特点等。行动者的动机分为无意识、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三个层面，其中无意识层面是确保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而存在的（吉登斯认为获得本体性安全是人的本性，人类渴望稳定、可预见和可掌握），这一部分是由制度所提供的惯例和场域来提供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属于有意识层面，它们都以“共同知识”为背景，但前者难以言说，后者可以言说，对于这两个部分，个体行动者是可以进行反思性监控的，这两个部分是行动者可以发挥能动性的部分，行动者的能动性主要源于其行动具有反思性和理性化的特质。通过这两个特质，行动者可以改变促发行动的规则因素，从而改变内在于行动者头脑中的结构。从外在客观因素上讲，行动也会因未知的行动条件（人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而产生一些未预料的后果，这些后果将形成新的行动条件（规则），从而促使原来的结构发生变化。
如果说这解释了个体行动者意义上（即微观意义上）的结构“变迁”是如何发生的话，那么制度层面上（即宏观意义上）的社会总体系统又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提到“结构性原则”这个概念，它主要指某一社会总体（制度）中的组织原则。不同的社会总体中具有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吉登斯凭此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部落社会、阶级分化社会和阶级社会，他强调，这种划分没有丝毫的进化论或进步论意味，因为他很厌恶历史进化论。
从本质上说，社会总体系统的变迁主要取决于在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结构性原则”的变迁，如在部落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的运作中枢，是将传统与亲属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在阶级分化社会中，则是将城市地区与它的乡村内地联系起来。为什么它们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似乎不大好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次社会总体系统的变迁，其背后其实是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的变迁。那么，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然就产生了，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为什会发生变迁呢？又是如何变迁的呢？我没有在已知的材料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按照已有的逻辑来看，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结构性原则”的变迁，必然是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具有反思性的行动者会顺势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依据的规则，当这种现象大规模扩展开来时，宏观意义上的“结构性原则”就会被改变。因为人类生存环境的多变，指导人类行动的结构是不可能永远不变的，社会总体系统因此也不可能一成不变。
环境的变化与人的反思性和能动性相结合，塑造了人类绵延持续却不时变化的社会生活实践。
吉登斯构建出结构化理论后，积极将其运用到各种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中去。关注现实政治的他著有多本政论性著作，针对左派和右派间的无止尽争论，他提出了著名一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一度成为英国工党的御用智囊。吉登斯一直在与无所不在的二元对立作斗争：左派与右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与现代，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等等。
除这些之外，吉登斯也很关心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当前社会学面临着诸多危机，既有边界模糊不清、各理论流派间相互争执不下等问题，也面临着其他社会科学同样所面临的大问题：面对世界的重大变化，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难以适应人类新的社会实践的我需要，无法应对全球化等趋势带来的社会现实的根本变化。
对此，吉登斯认为，应当清晰地认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及时地转换研究范式，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他认为，社会学就是研究现代社会的科学，“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为适应新的世界变化，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正统共识”不可避免地会衰落。社会学必须沿着新崛起的研究方向或趋势走下去，这样才能破除社会学走到了尽头的神话，是社会学获得新生。 一、 书目：
《实践感》 布迪厄著 蒋梓骅译
《实践与反思》布迪厄、华康德著 李猛、李康译
《遏制野火》 布迪厄著 河清译
《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布迪厄、帕斯隆著
《科学的社会用途——写给科学场的临床社会学》布迪厄著 刘成富、张艳译
《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福柯著 钱翰译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知识考古学》福柯著 谢强、马月译
《欧洲史》德尼兹•加亚尔著
二、 读书报告
布迪厄
在我看来，布迪厄是最具革命性的西方思想理论家之一。他提出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众多学术观点都极具创新价值。
他在方法论上反对二元对立，反对将事物一分为二的分裂和对立，如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结构与建构等。他认为结构主义思潮的益处之一就在于反对实体论的思维方式，而代之以“关系系统”的思维方式。在社会本体论上，他既反对社会物理学式的观点，即将社会看做一个完全客观的、不受任何能动作用影响的自为自动性系统，也反对将社会还原为个体行动之和，只见主观个体而不见客观结构的社会现象学的观点。他将自己的观点概括为“建构主义的结构论”或“结构主义的建构论”，即无论是结构还是建构都不是绝对封闭的，结构与建构之间存在着联通之处，而联通的媒介则是他称之为“惯习”的一种既反映客观结构又具有潜在形塑结构能力的强大力量。
此外他也强调科学的反思性，也即批判性，主张发展科学的科学，即对科学的发展、过程、机制等进行反思的科学。这大概可以被称为科学社会学。因此，对关系思维和反思性或批判性思维的强调成为布迪厄最显著的方法论特点。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布迪厄发现学术界有着很不好的两个倾向，一个是学术研究中的唯理论主义倾向，如法国许多知识分子，他们沉迷于抽象理论的演绎，鄙视具体的经验研究，因此总是流于现实之外；另外一个则是唯经验主义的研究倾向，以美国为代表，注重具体的经验研究，但对理论的总结、探讨并不热心，因此容易陷入狭隘的技术主义中去。布迪厄对这两种不良倾向很是反对，他认为，纯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不是必然矛盾的，而是可以并举且互补的，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研究既有经验统计分析，也包含理论探讨，这对于他把握理论与现实间的关系很有帮助。
因为拥有不同的方法论、认识论（以及不同的成长环境与经历），他所理解的社会、学术与权力都具有与他人所不同的含义。在结构与建构的问题上，他的关系思维表现的非常明显。在以往的结构论（客观决定论）与建构论（主观决定论）的解释模式之外，他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即实践理论模式。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与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
布迪厄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概念来形容这种客观社会结构与主观心智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惯习”的概念。但布迪厄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他只说，惯习是一种性情倾向系统，是外在社会结构的内在化，具有历史性，同时“惯习”也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具有重塑结构的能力，具有生成性。可以看出，“惯习”实际上发挥着连接已有结构与重塑结构力量之间的作用，在行动者主体身上，“惯习”表现为一种历史性的外在社会结构的内在化，具有受当时客观关系限制的特征，但与此同时，“惯习”并不是一个封闭的规则系统，行动者在它的指引下，会在现实中每个具体的情境中“便宜行事”，以随机应变的具有很强策略性的行动来适应现实需要，而不是完全按照某套统一、固定的规则行事。他称之为，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他以法国贝亚恩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为例做了说明，具体研究可见《单身者舞会》一书。
“惯习”是一定客观社会结构的反映，这些客观结构实际上是一个个具有相当独立性的“场域”。布迪厄从不把社会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合的整体，而是认为，社会是由一个个分化的各自具有一套独特逻辑的场域构成的，如学术场域、经济场域、文学场域等。每个场域都是一套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系统，这个系统由历史生成，具有自己的逻辑，如经济场域遵循利润逻辑，而学术场域则根据拒绝这种逻辑的法则构成。在场域内流动的是各种资本，这种资本既是场域中行动的条件，也是被追逐的目标。拥有资本的多少形成了场域内的权力分化。
不同场域中的资本形态是不一样的，主要的资本形态主要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这些资本在不同的场域中发挥作用，但也可以在场域间进行流通和兑换，就像两个国家的货币进行兑换一样，典型的例子就是“商而忧则仕”或“学而优则仕”。因此，每个场域内都无时不刻地发生着对资本的激烈争夺。
布迪厄自己认真分析了法国的政治场域和学术场域，代表作有《国家精英》和《继承人》等。在此学术研究中，布迪厄充分展现了他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导向，以阶级的视角揭露了法国政治统治阶层的自我在生产机制和学术及高等教育体制中的不平等现象。尤其在他进入法兰西学院地位稳固后，其批判的火力越来越猛，矛头直指当时的教育和政治再生产体制。出身于法国偏远农村地区的他对于特权和不平等是极为痛恨的，因此，他也被一些人称为是法国继卢梭之后另一位让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站在社会弱势立场上说话的他因此也是法国左翼思想家阵营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本世纪末，他发表了许多著述来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全球化说教，极力为弱势的发达国家工人劳动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鸣不平。毫无疑问，布迪厄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热心的社会活动家。
福柯
福柯是法国后现代思想巨擘之一，他的思想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是那么独具特色、与众不同。他发展出了一套他不承认为“理论”的理论，这些理论的意旨是对传统的“正统”科学（理论与认识）的疏离甚至是颠覆。无论是知识考古学还是权力谱系学，福柯都剑走偏锋，意图向人们揭示一种与现存话语不同，甚至是完全相悖的另一种话语模式。他对“理性”，对“自由”，以及对“真理”和“权力”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一直在尝试着进行一种突破，突破现实的藩篱，打破“正统”和“中心”的统治地位，希望在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角落里发现同样重要（或者是更重要）的价值。因此他的研究题目也是那么“奇怪”和“边缘”，如性、疯癫、疾病、死亡等。
这种意图打破现状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他乖张的行为方式没有掩盖他思想卓越的一面，在方法论和认识论等方面，福柯的确向世人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对于僵化、保守的思想界无疑是一种刺激，或一种新鲜血液的注入。但同时，也应该注意，福柯的剑走偏锋的思想风格总有时不免走向另一个偏激，正如哈贝马斯警告的那样，“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走上非理性主义的道路，很明显，福柯落入了这种危险之中”。
对于喜欢追新逐异的人来说，福柯的确是个新奇的因而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思想家，也许许多人会被他的独特、奇异甚或叛逆所吸引，并深深地沉溺其中，但需要提醒的是，一个健全的人必须是一个具有“免疫力”的人，即一个不能只看到事情正或反其中一面的人，在阅读时，在思考时，绝不能忘记，要两面都看到，要有自己相对于作者的独立的立场。这样才能避免从“偏”一路走到“极”。 书目：
《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 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哈贝马斯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翟学伟
《茶馆：成都人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1950）》王笛
读书报告：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因此其理论关怀与主题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存有众多的承继之处。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大代表性论点就是对现代社会理性化悖论的揭露和批判。哈贝马斯继承了其前辈对现代社会盛行的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批判，但另一方面，又不想堕入他们最后集中于个体主观意识状态的老路，而是希望以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剖析当代社会的理性化问题，并在一种乐观精神的指引下尝试去找一条解决理性化悖论的方法。
马克思•韦伯对现代社会所下的著名的“理性的牢笼”的论断使得现代化过程和理性化过程呈现出一种悲观色彩——世界在理性化着，但等待人们的是理性织成的新的牢笼。哈贝马斯通过自己的分析称，韦伯下出了悲观的论断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理性概念过于狭隘，并且混淆了基于个体的自主理性与整个社会的理性化过程之间的区别。因为除了韦伯提出的理性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理性，那就是建立在有效沟通基础上的“沟通理性”，沟通理性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将外部世界仅作为工具和作用对象的个体化理性，而是建立在不同主体间，通过有效地沟通、充分平等地讨论而可以达到的共识性的理性。这种理性可以破除个体式理性带来的悖论，它是建立于平等而互惠的协商基础上的，因而不会产生反人性的后果。
但“沟通理性”的培养是需要条件的，由于人们间的沟通大多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因此确保人们间的沟通顺畅很重要，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以三个有效宣称为基础的“理想沟通情境”，认为在这之上可以达成相互理解和有效的协调，从而满足沟通者各自的愿望。
新式理性概念的提出必然是站在旧式理性概念的尸体上的。哈贝马斯并没忘记对旧式理性概念进行一番鞭挞，他认为，现代人将“理性”等同于了“科技理性”，但科技理性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实证论是弊端重重的，实证主义具有“科学主义”（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必须可以按一定程序进行“客观验证”）和“科学的政治观”（认为科学知识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特征，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有本质区别的，价值及道德问题也是无法客观验证的。
然而，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并没有阻止它向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抢夺权威和话语权。当人们的思想意识已被灌输了这种意识形态时，它就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控制权力。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会生活在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原因。哈贝马斯对这种不健全的理性的扩张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反抗，人们对它的质疑直接影响到了以此为基础和原则而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合法性，从而使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一个全面危机的困境。那么，该如何克服这种危机呢？哈贝马斯认为必须重建公共领域，恢复已被侵蚀的公共理性讨论，以新的“沟通理性”来取代存有巨大局限的技术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未来不会向韦伯所预料的那样悲观，而将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存共荣！
本年度读书感想小结：
时间过得真是飞快，眨眼间一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青春真的很是短暂，若不把握好有限的青春时光，未来必定是要懊悔的。过去这一年过得很充实，至少不会再因为虚度时间而悔恨。回顾以往，旧景似乎依然历历在目。
在读书上，我自觉是收获了很多的，阅读了这么多的社会学经典大师的著作，自感无论在知识、思维还是在人生观世界观上都有着重大的转变。这一年的社会学基本训练对我来说助益莫大，它让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看待世界的各种视角和方法。读书对于我而言，渐渐成了生活中的习惯，成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未来我是不可能再和它分开了。
在生活上，虽然每日都在读书，但并不觉着多么枯燥无味。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背后是读书会的大团队，他们是我的港湾，也是我懈怠时的加油站。结交了这么一批志同道合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也是一大奇迹。在接下去的一年里，我将和其他同志们一道，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再苦战一年，争取实现质的突破。期待，未来。 一
、 书目：
《历史与阶级意识》【匈】卢卡奇著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德】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爱欲与文明》【德】赫伯特•马尔库塞著
《保卫马克思》【法】路易•阿尔都塞著
《人心：人的善恶天性》【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健全的社会》【美】埃里希•弗洛姆著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徐崇温著
二、 读书报告：
本月主要读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其中一半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和观点，但都是朝着一个大体相同的宗旨去的，那就是根据现实情况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挖掘或修正，来适应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变化的实际。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资产阶级采取的众多改良举措缓和了阶级矛盾，从而使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陷入低潮。面对变化了的形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寻找社会和人的解放的新出路，卢卡奇以自己的分析精确地提炼出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卢卡奇总结为“物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的主题是批判异化。
受这一主题影响，后来的许多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都从这一点着手，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甚至包括拥有发达工业的前苏联）进行揭露和批判。弗洛姆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强烈不满的人，他将马克思关于工人和劳动被异化的思想进一步伸展为整个人类的异化的思想，他修改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方向，将需要改变的重点从所有权和财产权的逆转或颠倒（这是马克思的目标）转移到劳动解放和人的真正发展上面来，因为他发现，在社会主义苏联，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不公平和劳动的“老样子”，因此，关键是改变人在劳动中的真正地位和境遇，那就是避免被“机械化”，而应当成为生产和劳动的真正的主人。社会发展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不应该是全面集权和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而应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弗洛姆已经从政治经济领域里的批判上升到人本主义的哲学批判上去了，他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令人神往的，但因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暂时我无法找到实现的具体路径。
马尔库塞也秉承了“异化”这一思想，只是他通过弗洛伊德的学说对此又做了一下修改。马尔库塞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最大罪过是对人的本质——“爱欲”的不合理压抑，这种过分的压抑使人变形并“异化”。爱欲是人追求全面持久快乐的倾向，是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但不同于性欲，更不是纵欲。本来，爱欲作为人的本质是应当获得充分发展的，但适应现实世界生存的需要使一部分需要和追求被压抑了，此即“基本压抑”，另外还有为维持某种统治形式而对爱欲造成的压抑，这属于“额外压抑”，即不是必然需要有的压抑，只是制度为为维持自己的存在而对人所做的不合理的非必要的压抑。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物质的充裕和越来越少的工作时间使人可以从生存的“基本压抑”中解放出来，但是，与此相反的是，“额外压抑”却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合理的，因此是需要改变的。
他在《单向度的人》中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工业社会对人的压抑和囚禁状况。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抑制最明显的表现是使人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即使人成为了只会肯定、顺应的人，而扼杀了批判、否定和超越的人。发达工业社会也成为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这个社会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并使身处其中的人与工业社会融为一体，造就了工业社会中人与制度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之下，人们被工业社会制造的“虚假需求”所迷惑，促使人们“从心底”认同这个社会。于是，人们不再有意愿和能力去想象另一种生活，渐渐成为工业社会管理下的顺民。为反对这一危险倾向，马尔库塞号召还没被完全“招抚”的青年学生和持不同政见者起来反抗这个极权主义的社会。
与上述的“异化”思想旨趣不同，卢卡奇和阿尔都塞都在试图厘清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的真正区别之处在哪儿，或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地方在哪儿。无论怎样，两人似乎至少在一个地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其独一无二的，也是其与其他思想最重要的区别。卢卡奇将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列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在这上面是没有修正的余地的，任何修正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也就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阿尔都塞也很看重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旧有思想，尤其是黑格尔思想中的地位。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在“含义”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颠倒的说法，马克思的原话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这里的“颠倒”是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的根本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术语（如否定、否定之否定、“扬弃”、矛盾等）及其关系在马克思那里具有了不同的涵义和新的关系与结构。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于其唯心史观和思辨幻觉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则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而且面向着现实的、革命的实践。阿尔都塞最后总结道，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根本特殊性是，它将事物看做是一个不平衡的由矛盾推动发展着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矛盾（支配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具有不同的地位，也就对事物的发展变化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不同矛盾间的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中“多元决定”是马克思矛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既不能把事物的发展归结为一个因素的作用，而应看做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阿尔都塞举例说，恩格斯就认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决定历史进程，但历史进程要在上层建筑的许多形式（如地区传统、国际环境等）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有力地驳斥了“经济因素唯一决定论”的错误思想。总之，阿尔都塞认为，矛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建立在矛盾多元决定基础上的矛盾转移、压缩及主导地位的变化规定着矛盾的阶段性（非对抗性阶段、对抗阶段和爆炸阶段），这些阶段构成了复杂过程的存在，即“事物的发展”。由于突出事物发展中矛盾的“结构性”特点，阿尔都塞的思想也被称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三、 感想
本月看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自觉收获颇多，启发甚大。虽腰有一段时间甚是不适，但耐不住书中思想的精彩还是忍着看了下来。现在的我们，身处大学“深闺”之中，对周围的社会都了解不深，更何况外国，但既然已经如此，不如多看看书，多学学不同的视角和思维，以为将来理解社会、理解国家、理解世界做些基本理论准备。
看书之余，思考是绝对必要的，不思考，看过的书犹如一口吃下的包子，不知其里，不知其味，几近等于没吃。自感在这方面还很欠缺，以后还应多多思考。 一、 书目：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德】霍克海默、阿多诺著
《理性的毁灭》【匈】卢卡奇著 王玖兴、程志民、谢地坤等译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古斯塔夫•勒庞著 严雪莉译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工业社会的社会心理问题》【德】阿诺德•盖伦著 何兆武、何冰译
《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美】欧文•戈夫曼著 宋立宏译
《人文史观》潘光旦著
《心与物游》王铭铭著
二、 读书报告
《人文史观》和《心与物游》分别是我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和现代人类学家王铭铭的杂文集，前者潘光旦先生阐述了自己在历史观方面所主张的人文史观和在优生学方面的一些观点。后者王铭铭先生则阐述了自己对“天人关系”、人类学的“全球化”等议题的思考和看法。《污名》是戈夫曼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作之一，这次他分析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常人”与“蒙受污名者”这两个处于不同身份地位的角色群体的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与社会行为状况。他分析了因各种原因而冠上“污名”身份的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并分析了“蒙受污名者”与“常人”在互动过程中的种种行为方式。他最后说，“污名”实际上是社会的产物，是群体趋于一致倾向的结果。而且，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些“污名”，只是没被发现或不严重罢了。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常人”与“蒙受污名者”是同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很多人在某方面是“常人”，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则是“蒙受污名者”。
剩下的几本书很有趣，因为他们在关于理性的观点上似乎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上。《启蒙辩证法》批判了启蒙时代所宣扬的“人定胜天”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中的乐观主义。本来，启蒙的目的是为了唤醒人类内心里的自立自主意识，培养人类自由自主地运用其“知性”的能力。但从目前来看，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工业化使人物化了，人类自由自主的能力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强大的“文化工业”面前日益萎缩、退缩了。主客二分法、人与自然的二分法以及人与自己所创造的物之间的分离，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人类越来越脱离于自然，工具理性或技术合理性也越来越脱离实质合理性，这使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越来越钻入片面、狭隘的死胡同，顺着这样的道路延伸下去，人类的未来将是黑暗的。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大体也遵循了相同的逻辑。盖伦认为，人是社会文化体制的产物，人的生存状态更多地有赖于并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手段。当前的现代文明的特征是“传统体制解体，并趋向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知识化”，稳定、可把握的传统生存方式解体了，代之而来的是以技术为龙头的飞速变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稳定成为一种奢望。然而，在这社会环境变化的同时，人性对稳定性的渴望却没有改变，于是，人们感觉到越来越多的紧张感、压力感、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和无把握感。工业体系的“实用——实证”特征也使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即实质理性）越来越处于边缘的位置。人们在追逐现世目标（大部分是物质目标）外找不到更深的精神意义与寄托，由此而导致的生命的局限感和无意义感成为工业社会里的的社会心理问题的根本来源。
以上的两本书基本上可看做是对当代工业社会中理性泛滥（或至少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过度应用）而进行的质疑和批判。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似乎与此恰恰相反，他极力倡导理性，并批判非理性。他细心地追寻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源头，认为法西斯主义哲学无疑是思想史上的非理性主义的巅峰代表，而这一极端哲学的产生既有其社会时代背景，也是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理性传统的德国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卢卡奇认为，谢林哲学是非理性主义的开端，叔本华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而尼采则是帝国主义时期的非理性主义的创始人。德国帝国主义时期的生命哲学，其代表人物为狄尔泰、施宾格勒、舍勒、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也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哲学形成添了许多砖瓦。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和德国的社会学思想也都屈从于非理性主义的思路之下。在这些非理性主义者前辈的众多铺垫之下，法西斯主义哲学家（如鲍姆莱尔、克里克、罗森堡和H.S.张伯伦等）融合各家流派之非理性主义之“大成”，最终发展出了一套极端非理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哲学。这一套理论被希特勒党人利用为统治德国和征服全世界的合法化外衣。
卢卡奇自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许多观点也的确承袭了马克思，在《理性的毁灭中》中他所说的理性与惯常意义上的理性有所差异。他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才能算作真正是理性的，本体论上的虚无主义、消极悲观主义，和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主观主义、极端相对主义、贵族主义认识论及不可知论都是非理性的。同时，他认为，没有“清白无辜”的世界观，无论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对自己所倡导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些思想都与后来纳粹主义的产生具有莫大的关系，他们为此也要负上自己的一份责任。
卢卡奇认为思想具有阶级性，这大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由于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思想家和其思想都是有其阶级基础的，比如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阶级立场使他们不可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因为它会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他们势必提倡“虚假”的乐观主义或使人们消极、被动和悲观的哲学，以此来消泯无产阶级的不满和抵抗情绪。
霍克海默、阿多诺批判了启蒙思想中对“理性”过分乐观的观点，盖伦揭示了以“理性”所组织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灵的深远影响，他们对由“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前景的看法是暗淡的，稍显有些悲观主义。但卢卡奇则深信理性的力量，主张坚定不移地依赖理性，警惕由于抛弃理性而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如法西斯主义）。两方似乎是针锋相对的。但细细咀嚼其观点，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最大的差别可能不是赞成或反对“理性”，而是他们各自所针对的“理性”并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理性”。 霍克海默、阿多诺和盖伦所批判的“理性”大致属于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即一种为达到某个目的而作的有效的算计；而卢卡奇的“理性”概念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这种理性既包含可以有效指导行动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等），也包含着关于人的本体论的观点（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及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命运、前途等），即也包含了韦伯的“实质理性”。因此，卢卡奇所倡导的理性，并非是“工具理性”，而是已经包含了“工具理性”及“实质理性”的更高的、更完善意义上的理性。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观点并不是决然对立的，他们的相同点在于都不满现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理性横行而造成的诸多问题。但他们的解决方法确是有分歧的。卢卡奇主张以真正的理性，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性来替代当代资本主义的工具式理性（实际上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的“理性”是非理性的），这是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不容的。
还有一个巨大的对比需要指出，那就是勒庞与卢卡奇在关于“群众”的观点上的巨大差异，在勒庞看来，“群众”作为一群“乌合之众”是低能的、非理性的、易冲动的、易受操纵的，但在卢卡奇笔下，群众则成了反对战后帝国主义非理性的一支重要的理性力量。想来大概是双方的阶级立场和相应的哲学观点间的差异造成的吧。勒庞毫无疑问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因此他持精英主义的观点，贬低普通大众的作用。而卢卡奇持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所以他相信群众的力量，并因此而主张发动群众来维护理性，来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对抗和战斗。
三、感想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偶然性，已制定好的计划也常常会被突发事件而影响。
本月原是打算读法兰克福学派的，但在上次读书会开完没几天，我因家里的事情而回家了一个星期，回来后状态也不是很好，所以这个月真正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书只有两本，剩下的是在状态不好时，为了调整状态而读的几本较容易的书。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很深的哲学色彩，不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看是很难读进去的，上个月因各种私事、杂事而扰乱心绪，本月必将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攻下这块阵地。 一、 本月书目：
《社会学二十讲：二战以来社会学理论发展》杰弗里.亚历山大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 乔纳森.特纳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彼得.M.布劳
《社会冲突的功能》 刘易斯.A.科塞
《现代社会冲突》 达伦多夫
《大和移民上访的故事》 应星
二、 读书报告：
之前一直没读过外国人写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史，开学之初时，还没确定阅读的书目。于是就先挑了达伦多夫和科塞的两本教材性的书看。一方面回顾和梳理一下自己已经读过的理论家或流派，一方面希望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来作为自己这个月的阅读对象。
亚历山大的二十讲是对二战以来社会理论发展的一次梳理，它包括了对功能主义、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文化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总结和评价。由于这本书是由他的一篇篇授课讲稿组成的，因此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构，只是根据各个不同的流派一一对之进行梳理和评判。他的评判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有很多地方充满启发，并值得人们去思考。
特纳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相比《二十讲》要详细且系统很多。特纳努力挖掘每一个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始祖，他列出了更多的理论流派，在亚历山大提到的流派之外，还涉及到了进化论、结构理论等流派。每个流派，从古典到现在都能找到其代表性的人物，因此呈现出了清晰的以时间为主线的发展脉络。它就像一个社会学理论流派的索引，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和理论都能在里面找得到。
功能论我已经读过了，我决定这个月就读一读冲突论、交换论和符号互动论的书。于是，我选了分别选了达伦多夫、科塞和布劳的各一本书看。我对冲突论最感兴趣，交换次之，符号互动论也很有趣，但感觉关注的点过于细微，我并不想在太细节的东西中打转转。达伦多夫和科塞的冲突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达伦多夫的冲突论被称为“辩证冲突论”，因为他在批评马克思的时候，同时也吸收了其中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现代社会冲突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由于资本主义在面对平等时的失败以及共产主义面对提高供给时的失败，这两种社会形态选择都不是最优选择。若要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则必须在世界范围基础上建立“世界公民社会”。这种社会保留了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也保证了人们间的权利“平等”（因为不再有排他的东西存在）。简单的说，达伦多夫的理想社会就是建立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改进版本。
科塞的冲突论的重点与此不同，他关心的是冲突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是冲突的来源。科塞针对帕森斯将冲突看作是功能失调并是破坏性的观点作出反驳，认为冲突也具有积极的功能。在微观的的团体层面上，冲突可以加强群体内团结，是群体形成和持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大的宏观社会变迁层面上，冲突作为一种“信号器”可以成为社会预防危机、调整机制以适应新环境的调节器。同时，冲突可以释放不满和怨恨的能量，可以避免情绪的积聚从而导致更大的危机。因此，科塞说，每个社会都需要更正对冲突的偏见，冲突是无所不在的，也是无法掩盖和回避的，可以通过“安全阀制度”释放社会中积聚的不满情绪，但绝不能一昧地加以回避、掩盖或粗暴压制，因为这会导致更大的危机。
布劳的交换理论又被称为结构交换论，因为他致力于解决一个基本问题：社会生活是如何被组织成日益复杂的人与人交往的结构的？为此，他希望通过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来弄清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结构。他也试图“从遍布于个体之间的日常交往和他们的人际关系的较为简单的过程推导出支配社区和社会的复杂结构的社会过程”。在书中，他尝试着做到这一点。在个人间的交往结构上，布劳从社会吸引过程讲起，社会吸引引发人们之间的交往意向，这种交往意向常暗含着对报酬的期望，因此，人们之间的交往过程大多具有交换属性（甚至是爱情）。由于个体间拥有资源的差异，那些拥有他人期望的资源而自己又不需要对方的资源得人就具有了对对方的权力——非相互性的交换导致了权力的分化。这时，如果拥有权力者提出合理的要求并放低身段将会赢得权威和合法性，从而实现群体的整合，反之将会使依附者感到受剥削并进行反抗。这是在个体间或团体内的微观结构水平上论述的。而在社会大的宏观结构水平上，这一过程也是相似的，但行动主体换成了群体、阶级等亚结构体。在两个结构水平上，都存在着整合、分化、组织和冲突等现象，各式各样的交换中的平衡与不平衡是其动因。在形成平衡和进一步打破平衡的不断变化中，社会结构呈现着辩证性的变迁。
《大和移民上访的故事》是在上政治社会学课时偶然想到的。我一直都对国家的政治结构很感兴趣，但一直没有安排进读书计划去。总是看一些外国人写的外国理论，心底偶尔会有空空的感觉，因为找不到它和我们目前的生活有什么联接（可能是我才疏学浅没发现），所以偶尔也想看看这类虽经验但贴近现实的东西。据说这本书是第一本小说式叙述田野调查的杰作。我感觉书中故事讲得很好，前后衔接得不错。理论分析部分用今天的标准看的确有点不如人意，但这种叙述的也有其自己的特点，通俗的描述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行动主体及事件的直观印象，从而，至少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政治文化和政治运作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我表示收获很大。
三、 感想
1、 决不能再挨个挨个地读了，有些话题真的很不感兴趣，读起来也感觉没味道，更没法收获什么。
2、 读书会有多种收益，但不同的收益会从不同的书中来，有些书可以交人了解认知世界的方式，即思维方法，比如哲学。而有些书是知识型的，让你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和状况，比如一些理论中具体的分类与阐述。
3、 现在的读书应与未来可能会从事的兴趣点研究结合起来，借用获得的思维训练尝试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主题。 一、阅读书目：
《新功能主义及其后》 【美】J•C•亚历山大著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欧文•戈夫曼著
《趣味社会学》 【芬】尤卡•格罗瑙著
《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 杨懋春著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阎云翔著
《超越利益集团》 刘仰著
二、读书报告：
上个月读了帕森斯和默顿的著作，由于时间紧张就没有再读功能主义在当代的代表——亚历山大的书，这个月继续了他的书，也算接续了上月，好能够对功能主义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模糊的前后衔接。
亚历山大是新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功能主义及其后》是亚历山大理论批评的一个总结，他在本书中阐述了他对帕森斯理论的基本态度。帕森斯作为美国战后以来最重要的理论家，其宏大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几次沉浮，在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早期达到鼎盛时期后，在六七十年代被新生代社会学家所批评、怀疑和抛弃。亚历山大针对这种完全否定帕森斯的倾向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认为，虽然帕森斯的理论有种种缺陷和不足，但帕森斯的分析模型为新的理论综合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基础。因此，亚历山大认为，完全否定帕森斯是偏颇和极端的，必须为帕森斯“正名”。但为帕森斯正名并不意味着把帕森斯重新捧上众神殿，亚历山大捍卫帕森斯的目的是维护帕森斯的体系的完整性，但不是维护帕森斯的观点本身，实际上他自己也说，恢复帕森斯的地位是为了使帕森斯的理论具有和其他的理论拥有平等的地位从而可以将其与其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流派建设性地连接起来。
亚历山大的的功能主义远非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亚历山大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为“正统功能主义”，而他自己的功能主义是对正统功能主义进行重新建构而形成的“新功能主义”。他将自己的功能主义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的关系描述为“连续性与内在的批评性”的双重属性。他坚持帕森斯的体系思想，但对帕森斯理论的核心进行了变化，以更好地适应现实社会政治世界。亚历山大一直认为，按照“理想类型”，一种理论发生的变化的形式，有发生在理论边缘领域的“阐发”、“衍化”和“修正”以及发生在理论核心领域的“重新建构”。前三种是对理论外延的修补或完善。而“重新建构”则意味着在坚持宏观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理论的核心进行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理论创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功能主义逐渐复兴的时期，亚历山大也认为，当前产生的战后第三次理论运动的鲜明特点是新功能主义的出现并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新功能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运动，当然不能不能固守于已有的宏观与微观、实证与反实证、行动与秩序之争。它必须超越于其上，以寻求社会科学的再次整合。对此，亚历山大认为，后实证主义是超越极端实证主义和极端反实证主义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理论模式。具体阐述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一书中可见到。本书作为一个简介性质的综合，这些讨论可以被认为是新的综合社会理论的绪论。
《趣味社会学》是一本很有趣味的著作，格罗瑙将其定性为了一种美学反思，或说是关于美学社会学的。趣味或品位，这实际上是一个美学问题，康德、齐美尔、布迪厄、凡伯伦等都做过研究，本书中，作者的目标是探寻趣味在整个社会中，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康德曾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趣味的二律背反：趣味或判断力既是全然私人性的又是普遍性的，既是个人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消除这两种内在属性间紧张的一个有效形式就是时尚。时尚既赋予自己以与别人不同的东西，又和一部分人是相同的，追求同一时尚的人构成了“风格化的”共同体。他们与其他人相区别，但在抽象上归属于同一个群体。
此外，由于历史上，高雅品位总是与上层阶级联系在一起，因此，布迪厄认为，品位或时尚背后具有强烈的阶级属性。然而进入现代社会，民主和大众消费来临，新兴中产阶级崛起成为时尚与潮流的推动者，阶级时尚转变成了大众时尚，原先的奢侈品和庸俗艺术品的普及与流行是一大表征。为推动消费，资本创造出了远远超出自然需要的人为需要，它们不断创造出新的奢侈品，并极力说服人们去消费多于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或他们远没有能力能够获得的东西——这成为现代社会大多数苦难的原因。
《台头》和《私人生活的变革》都是对中国的村庄所作的的人类学式实地考察和描述。前一本书从群体的视角着手描述了1945年山东省台头村的初级群体（家庭）、初级群体间、次级群体（宗族、村组织）与次级群体间的关系和状况。由于作者意欲“描绘出一幅整合的总体画面”，因此并未按通行划分的那样分别论述村庄的政治、经济、宗教和习俗等方面，因为那样会给人产生一种“断裂感”。后一本书的目标相比前一本书要窄要明确，它的意图是揭示之前一直被忽视的中国家庭的私人生活。作者不满已有的解释中国家庭的几种理论模式——经济家庭模式、政治家庭模式和文化家庭模式，认为这些模式无一例外地忽略了中国家庭中存在但隐蔽的私人与情感方面的内容，中国的家庭是有血有肉的，而不仅仅是个经济合作体或其他什么。出于这一关怀，作者考察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一个小村落的家庭生活，研究了这一地区农民从1949年至1999年近半个世纪间的私人与情感生活，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农民情感变迁史图。
刘仰的《超越利益集团》是一本对宋史进行“正名”的书。刘仰不同意以往史学界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衰败的王朝，相反，宋朝是中国文化或文明发展的最高峰，宋朝以后的中国是逐渐走上末路的。刘仰为宋史“正名”，其实也是为中国文明正名，在当前西方话语的统治下，以往中国的历史被贬低和抹黑，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落后、封建。但刘仰试图证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是超越利益集团的政治，皇帝或政府的角色超乎社会各个利益集团之上，以局外人的身份对它们进行调节，“科举制度”和“士人政治”使具有天下为公责任感的士大夫源源不断地从平民阶层跃为政治精英，一系列制度措施也保证了他们的利益超然性，他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和全局利益。而西方的贵族分封制使西方发展出了一套利益集团间相互博弈、协调和妥协的制度（如议会制度），没有超越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对他们进行调节，因此只能靠他们自己进行协调。这两种政治模式难以从道德上判断谁好谁坏，但可以肯定的是，刘仰认为，超越利益集团的特性是中国政府必不可缺的一方面。
三、本学期读书总结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四个半月的读书生活如流水般从我们的手指间逝去，回首过往，俯瞰近朝，直让人唏嘘惊叹。不觉间，从眼前划过的书已有了三十余本。
我的生活是充实的，虽然从没有认认真真地在一个温暖而阳光普照的午后在华科校园里徜徉一遍过，但是生活同样是精彩的。除却每日伏在桌前，从经典大师的书中获得闪电式的启发和新知识的愉悦外，读书会的那人那事也是生活图画中多姿多彩的一抹。我越来越熟悉他们，也越来越离不开他们。人们都说挚友难寻，而我如此幸运，可以遇见他们，可以并肩作战。
回想起本科时的考研岁月，在众多参考书中苦苦挣扎的我是多么的希望可以扔掉它们，冲进图书馆，去看我喜欢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伦理学书籍啊！如今，这个不大不小的梦想已经实现，沉浸在人类智慧结晶中的喜悦时时能够溢出内心，洒向天空。
初始之时，自己也经历了一阵的迷茫和无措。度过了几个月后，现在的我渐渐明晰了自己的读书规划。无论怎样，为了梦想，我一定要把书坚持读下去，在有限的时间内吸收尽可能多的智慧，以为自己的理想和未来打好智力基础。坚持者必胜！ 本月书目：
《社会行动的结构》 塔尔科特•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塔尔科特•帕森斯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罗伯特•K•默顿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 罗伯特•K•默顿
《科学社会学散忆》 罗伯特•K•默顿
读书报告：
本月选取了功能学派的两大家——帕森斯和默顿的著作进行了阅读，功能学派曾在美国盛极一时，虽然有许多弊病为后来人们所抨击，但对我们还是会有许多重要启发的。
帕森斯是功能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美国宏大理论的开创者。他试图以功能主义的视角去探究能适用于一切人类行动的一般理论，《社会行动的结构》即是他早期做的一项尝试。他以“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入手，对已有的解决方案进行了分析。霍布斯、帕累托和涂尔干代表的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式的回答方案，韦伯代表的则是唯心论式的回答方案。帕森斯对每个人的著作都进行了详析，最后认为，功利主义式的解决方案陷入了“两难困境”，它的行动理论中的规范性成分（主观观念性因素）消失了，行动成了完全由行动者外界（规律等）所决定的因素。而在唯心论的行动理论中，行动者的主观因素被夸大了，行动中的条件成分作用消失了。帕森斯认为，这两种解释模式都存在片面之嫌，真正可以解释一般行动的必然是同时包括着规范成分和条件成分的，这种新的行动理论就是“唯意志行动理论”，其最小单位是“单位行动”，包含了行动者、目的、环境（手段、条件）和规范四因素。它是对前述两种行动理论的综合和升华。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反映的是帕森斯的组织社会学研究及其社会系统论思想。帕森斯在第二部分研究了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间的相互关系，工业社会的四个基本特征实际上反映了任何一个系统（或组织）若要正常发挥作用所必须的四种功能需求：即组织适应功能、目标达到功能、模式维持功能及整合功能，简称AGIL功能系统。每种功能都对应了一个发挥这种作用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都包含了发挥这四种功能的更小的子系统，如此，从宏观的大系统到微观的小系统，层层包含，且每层都包括四个子系统。例如社会系统包括经济系统（A）、政治系统（G）、制度系统（I）和文化系统（L。作为社会子系统的经济系统又包含了财产系统（A）、职业系统（G）、合同系统（I）和经济合理性（L）四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还具有自己的四个子子系统。
默顿继承并改进了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在《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第一编中对功能主义的三个基本假设进行了质疑，他认为，功能的先决前提假设（功能不可缺少，否则事物就不会存在）、功能的普遍性假设（任何文化形式和社会形式都有功能）以及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假设（某一种文化或社会形式对发挥某一种功能是必需的）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就像同一种文化形式或社会形式具有多种功能一样，同一种功能也可以由多种文化形式或社会形式满足”。而且，帕森斯的功能意义取向明显指向了显在的正功能，但实际上，还有许多的潜功能并未被认识到，潜功能中也有许多是负功能或反功能的。因此，帕森斯的功能指向是片面的正向的，许多种反功能并未被提及。
除功能主义理论外，默顿还是科学社会学之父，他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即是此一领域的开山标志之作，他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认为科学不但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反过来也受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影响——这之前并未被许多人所认识到，他以十七世纪英格兰为例，通过接近定量式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分析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社会、经济需要和清教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结构对科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并非是生长在“真空”环境中的。默顿晚期对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在《科学社会学散忆》中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收录了默顿从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些研究，其中的许多内容与《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都涉及到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社会问题等领域。我认为《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的最后一部分“应用于公众政策的社会研究”与《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中论述知识分子与科层结构及社会政策的部分对我启发很大，如何将社会学研究与实际政策结合起来是一个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
读书感想：
本月读了个人阅读史上最后的两本书，《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结构》都有八百多页，这样看下来真的很锻炼人的耐心，如今再看其他书，原来曾感觉厚的也不厚了，都是浮云啊!另外，看了帕森斯的宏观理论感觉很受益，理论思考比经验感觉难把握得多，但这也常常是金矿的所在，看完最抽象的再回头看其他的，会感觉容易很多。但读高度抽象理论也是件挺累的事，鉴于接下来的时间里会有很多事情（如作业、考试），我想，暂时不去看理论性太强的书了，休息一下，挑几本薄一点的、不那么抽象的看一看。
10月书目：
帕累托 《普通社会学纲要》
曼海姆 《保守主义》
《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
齐美尔 《叔本华与尼采》
《西美尔文集—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
《西美尔文集—哲学的主要问题》
《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读书报告：
《普通社会学纲要》是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的简选本，书中主要论述了帕累托的三大理论：行为理论、精英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行为理论中帕累托将关注点放在了人的非逻辑行为上，认为人们的行动常常不合逻辑，但人们又喜欢给自己的行为找出各种理由加以掩饰，其原因是人类行为是由情感原动力驱动的，但文明对人类心灵的塑造使人们心中积淀了一些赖以行事的心理结构，如思维要符合逻辑，情感体验要符合道德、戒律等。种种非逻辑行为本书不具有什么危害，但它们可能会被披上逻辑外衣在意识形态或政治权力的操纵下对人类社会实施“合理性的”非理性摧残。帕累托试图寻找支配人类行为的心理积淀物，并将此称为“剩余物”，它不等同于本能，但包括能导致推理的本能，是尚未被认识的情感与行为间的中介物，“派生物”是人类用来掩饰或赋予一些本没有理性的主张或行为以理性的外表的辩解性知识体系。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也是与剩余物相关的，以拥有大量第一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为代表的狐狸型统治者与拥有大量第二种剩余物（集合体的持久性）的狮子型统治者轮番控制着政治舞台。在社会系统论中，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一个异质共生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体，为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统治者较多地保有第一种剩余物，被统治者保有第二种剩余物。帕累托这种将社会行动诉诸个人情感的方法受到了诸多质疑，涂尔干就认为个体的这些特征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充分解释社会。此外，帕的研究还存在“疑惑解惑”的嫌疑，他的许多概念没法清晰定义，因此给理解带来了许多困难。
卡尔•曼海姆的学术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早年主要研究知识社会学，迁移到英国后由学术研究转到应用性研究，试图利用社会学的整体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中的重大问题——主要是社会计划和重建。《保守主义》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的一部分，他曾在《意识形态》一书中列举了许多意识形态，而保守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种，他追寻了保守主义的起源，讨论了保守主义的概念和本质，刻画了其基本思想设计，并在最后特意论述了德国的早期保守主义。《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是曼海姆针对当时所面临的社会危机的解析和反思。他认为彻底的民主化和群众的崛起，致使了非理性感情和运动的扩散。现代社会中功能理性得到了长足发展（即组织或机构理性形式的发展），但实质理性却下降了（即个人理性行事的能力），因为人们希望摆脱现代社会非人格的、理性化的生活节奏，这极易引发实体非理性行为，从而造成社会动乱。为摆脱自由主义带来的堕落和专制集权带来的奴役，曼海姆主张通过民主计划来解决社会危机，进行社会重建。民主计划包括经济计划（即对公民物质生活的计划）和公民精神生活计划，前者是对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修正，后者是对道德价值衰退的回应。曼海姆相信，通过这种将民主与计划、科学领导与自我调节相协调和综合的方法，可以在未来消除放任自由带来的混乱和集中专制带来的压迫。
齐美尔认为社会学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般社会学、纯粹或形式社会学和哲学社会学。《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是齐美尔研究纯粹或形式社会学的代表作之一，按D.N.莱文的划分，这本书中聚集了齐美尔研究的多种“形式”，有社会过程中的形式，如分工、冲突、竞争和联合等；有社会类型式的形式（即划分社会成员的角色模式和阶层地位的形式），如中间人、仲裁人、陌生人、穷人和贵族等；再有就是发展模式层面的形式（即在社会进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某些形式），如社会分工、社会组织转变、社会变迁等。其他三本著作都是齐美尔的哲学研究的一部分，有些可归为哲学社会学研究。值得关注的是齐美尔对历史实在论的认识论批判，他仿效康德的认识论批判方法，提出了“历史认识是如何可能的”发问，力图在批判历史实在论后找到历史认识的可能性先验条件。最终，齐美尔认为，历史只有作为经验、认识和实在的一种“形式”才是可能的，历史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由某种形式构成的，这就返回到了他的一个关键观点上——认识的对象是形式，而非一个个纷繁复杂的具体内容。
读书感想：
这个月终于把剩下的经典社会学家们的主要著作读完了，下一步就可以开始读现代社会学家的了，好兴奋。虽然理解的不是很透彻，但一直下来，感觉还是有不少收获的，比如，看完齐美尔讨论哲学的书后再看其他书时竟是那么舒服…。虽然才是第二个月，但感觉状态越来越好了，相比第一个月时的云里雾里，现在对要看什么书、怎么看书都有些头绪了，因为有些书读了发现自己不感兴趣，所以也没做太多思考。再选书时一定要先大体了解下书的内容，这样就可以读到自己最想读的书了。一切渐入正轨，节奏渐渐把握，在未来的时间里，相信会在知识的海洋里游的更顺畅！快乐读书，快乐生活！
一、9月书目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法】迪尔凯姆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法】迪尔凯姆
《道德教育》 【法】迪尔凯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卡尔•曼海姆
《儒教与道教》 【德】马克思•韦伯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德】齐美尔
二、读书报告
出于刚开学琐事多的考虑，我第一个月的计划主要是“扫尾”和培养读书状态，因此就把几个古典大家剩下的几本重要著作读了一遍，希望能对他们有更深入地了解。但其中有许多东西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此没有动力进行深入思考，只好进行浅显理解了。
本月读了迪尔凯姆的三部著作，每一本都有其独自的侧重点，《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旨在通过对原始社会简单宗教的研究来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生活中的基本形式，宗教是神话、教义、仪式和仪典所组成的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体系，宗教现象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从此出发，迪尔凯姆对澳洲和美洲土著人的宗教崇拜进行了历史和对比研究。他发现，虽然地域、族群不同，但在信仰、观念方面，各个原始宗教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圣俗之分观念，灵魂、精灵和神话人格观念等。同样地，在仪式仪典上，它们也都有禁欲苦行式的消极崇拜模式，供奉仪式、模仿仪式、纪念仪式、禳解仪式等等。这些都是宗教中的普遍形式。由此，迪尔凯姆认为，这些基本形式具有普遍意义，也可以推论至现代宗教。末尾，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宗教无论看起来如何奇异、非理性，既然它能生存至今，其中必然包含着某种真理——它是社会集体力的表现。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和《道德教育》可以看做是迪尔凯姆论述道德社会学和伦理学的宏观与微观制作或理论与实践之作。在前一书中，迪阐述了国家与个人间的关系、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公民道德要求（主要提到了生命权和财产权）等。他认为在日益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下，国家很难再有效地监视和规定经济生活的运作，只能宏观掌控，具体事务还需要蓬勃发展的法人团体代行，因此，专门的职业伦理不可或缺。这种经济伦理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没有这种实质的规制，形式只会越来越走向不可控和极端。迪尔凯姆认为，在旧的传统和道德（宗教权威下的秩序）渐渐解体的同时也必须建立新的伦理和道德，这种新的伦理和道德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为了培育新道德和“新人”， 学校必须进行道德教育，要塑造的第一要素就是“纪律精神”，此外还有集体情感、个体自主精神等。为此，国家、学校和教师都必须有其明确和适当的角色与行为定位。这也是《道德教育》中的主要内容。
虽然重点各异，三本书还是有很多共同旨趣的。无论是论述宗教神力还是论述道德、理性及教育，迪尔凯姆都把社会列为至上，例如，宗教崇拜实质上是对社会集体力量的崇拜、理性产生于群体等等。他倾向于社会唯实论观点。在进行理论创建的同时也关心实践问题。他很担忧混乱的社会秩序，但对未来又充满希望…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作。书中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知识社会学思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既对立又相互转化的两种思想体系。意识形态是现存的、趋向保守的、不完满的，为上层阶级或既得利益者所秉承；与之相比，乌托邦产生于现实中需求未被满足者，面向未来，且设想也更加完美，一般由社会的底层及其知识分子所秉持。二者不是绝然对立的，因为每一种现存秩序都来源于过去的乌托邦，而现在的乌托邦也有可能成为将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具有五种：官僚制保守主义、传统保守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思想由知识分子们阐发，然后传输给对他们最有利的阶级（知识分子构成复杂，来自各个阶级）。但思想启蒙以来，社会观念逐渐相对化，永恒真理与价值的信仰被消解掉了，因此无法断言哪种意识形态是绝对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曼海姆认为，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要看这些观念是否与历史发展相适应，是否能在现实世界中在行动上付诸实现。绝对化的消解使每一种观念的信用都打了折扣，我们再也看不清世界的本质，由此现代社会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如何消除这种不安全感？曼海姆说，大概只能寄希望于知识分子能发展出一套普遍的意识形态上了。
《儒教与道教》是马克思•韦伯研究中国宗教经济伦理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实际上这是韦伯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的一部分：宗教的经济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资本主义之只在西方发展起来了，而其他地方却没有？为此，韦伯对西方和非西方的宗教进行了对比研究。他认为，古代中国实际上有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但最终都没能发展壮大，这与中国的儒教与道教的伦理有很大关系。儒家伦理是面向现实的，只要求人们遵守已定秩序、履行现世义务而没有任何“解脱”的追求，儒教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但只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其关于从事商业求利活动极其鄙视、崇尚完美“君子”与仕禄的观念也深深限制着商业经济的发展。道教与佛教虽有神鬼、灵魂转世观念，但神秘主义和巫术气息较重，理性化极其不足，也缺乏促进经济的伦理。这是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宗教因素。在宗教因素以外，韦伯也提到了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宗族团结、“缺乏形式上受保障的法律和理性的行政及司法等因素。总之，中国的宗教缺乏西方宗教拥有的能够客观上推动商业经济发展的经济伦理。
《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是齐美尔的部分小品文的选编，包括货币、时尚、竞争、女性等几个主题。齐美尔认为“货币”并不是单纯的商品或交换手段，它作为今天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深远影响。它将一切事物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使事物丧失了其价值的独特性，它所具有的交换职能使人们产生金钱万能的幻觉，从而沦为金钱的奴隶。在宏观上，复杂货币经济中的劳动分工造成了文化的客体化，不仅产品而且思想越来越外在于人，构成越来越庞大的客观文化，相比之下，个人所能创造、掌握和吸收的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且极易被变化所抛弃。现代生活中的人越来越被金钱、物质所包围，也越来越感受到其中蕴藏的不安全感：货币无所不在的控制，丧失独特性的危险，心灵空虚的危险，世界越来越不为自己所掌握的无力感…作为回应和反抗，时尚运动、女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开始兴盛。
俏皮一点说，齐美尔是当时学术主流之外的最伟大的打酱油者，他总是在别人不注意的领域里跑来跑去，翻翻这个，看看那个，然后突然地拎出什么奇异东西，让人们大吃一惊。
三、读书感受
开学第一个月，杂事颇多，不过一个月下来，总算完成了既定计划，也勉强完成了读书会要求的6本书的数量。回想过去的一个月，读书状态并不算很好，尤其刚开始时，总是有各种事情轮番打断读书状态，几乎没有几天可以从早到晚地在图书馆里度过。中旬以后就好多了，事情不再那么多，读书渐渐有了固定的习惯和状态。
刚开学时，自己还有些担心完不成那么多的量，但这一个月下来，在事多务繁的情况下发现自己竟然也达到了6本，而且，这也才仅仅刚开始… …我很有信心接下去会读的更好，因为这个月主要是扫古典几大家的尾，有许多部分并不感兴趣。而接下来，我将按我自己的兴趣进行阅读，读感兴趣的，可能我要担心的就不是状态不好了，而是时间不够多…
即将打开期待已久的未知之门，心情颇为激动，动力也更加充足！哈哈。
一、 本月书目：
《农民的终结》 【法】H•孟德拉斯著 李培林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学术与政治》 【德】马克思•韦伯著 冯克利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规训与惩罚》 【法】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 吴毅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二、 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是我买的第一本韦伯的著作，因为这两个论题是我最关心也最想了解的内容之一，我希望能从中得到些许启示，为自己在将来的道路选择上有所助益。这本书实际上是韦伯的两篇演讲稿合订：“以学术为业”和 “以政治为业”。在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阐述了做学术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学术机构的官僚化和资本主义企业化，还有从事学术的门槛、机遇与运气等。如果要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彻底的专业化”和“热情”是必需的。在学术与政治关系上，韦伯认为教师不应是领袖，讲台也不是煽动家应该呆的地方，学术应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要价值中立地进行客观分析，不能被政治意图与势力所支配。在以政治为业上，韦伯倡导真正的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不是靠政治而吃饭，而是为政治而活，他们不是从事具体行政管理事务、只服从命令的技术官吏，而是进行辩论、采取立场并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具备三种前提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及恰如其分的判断，而且忌缺乏客观性、虚荣和无责任心。只有将“信念伦理” 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人才能构成一个能担当“政治使命”得人。从两篇演讲看，无论是从事学术还是从事政治，韦伯都十分欣赏那些有热情、有责任、不惧困难、有为事业而献身的使命感的人，真正的伟大事业从不属于投机取巧者和意志薄弱者。
《农民的终结》记述了截至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二战后法国政府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动法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经营的集中化，他们为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及技术顾问，期望农民能采用新的品种以提高产量。但新品种的引进并不一帆风顺，因为小农经济下的农村社会生活高度关联，变一处而动全身，引进新作物不仅会改变耕作制、长期的生活模式，而且会带来许多难以预知的风险，譬如贷款、“道德问题”及对外界的技术与经济依赖等。农民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又无可奈何，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条件下，传统小农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变还是不变？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农民以其步伐的快慢分化成为不同的群体：大胆采用新事物的进步者、部分变更的传统者及拒绝变更的墨守成规者。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普及，后两者的状况渐渐恶化并逐步消亡。那些积极适应市场经济、采用现代化方法进行经营的耕作者生存下来，最终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向以市场为目的的大众化生产方式转变，遵循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小农消失了，具有灵活应变头脑的、采用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的现代农业劳动者出现了，并渐成趋势。这大概就是作者所说的“农民的终结”的意蕴吧！具有浪漫田园气息的小农渐渐远去，有些遗憾，可能也属无奈。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分析西方惩罚与规训历史的一部力作，他在本书中致力于探讨“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书一开篇就展示了法国骇人的酷刑，指出改革前的刑罚制度的特点：报复性或惩罚性、明显性、残酷性。这种刑罚方式存在诸多弊病，随着人们对惩罚方式人道化的呼吁及犯罪形式的变化（由人身犯罪变为经济犯罪），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欧洲进行了刑罚改革，残忍酷刑被废除，转而使用新的惩罚战略和方法——一种连续性、持续性机制，监狱及一套严格的规训机制就此诞生。新的刑罚方式不再着眼于制造精细的肉体伤害，而着眼于对越轨的矫正和防止，为此，一整套规训机制被建立起来，它的特点对权力进行隐蔽运用并扩展到规训对象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其“灵魂”。不幸的是，这种隐蔽而又有效的监视和管理手段渐渐被扩展到社会生活中的众多领域——军队，工厂、医院、学校… …。被规训的对象由特定对象（罪犯）变为一般社会大众，于是，我们的社会成为时时被监视的社会，我们成为事时时被监视的对象。由各种知识发展而产生的权力贯穿我们的生活，我们被各种纪律和塑造技术塑造成“既温顺又能干的肉体”。生活在这种社会中是喜还是忧？实难预料。
本来贺老师是要求我们读理论、读经典的，但除去那三本书外，手头实在无其他经典书可读，吴毅老师《小镇喧嚣》这本书买来已久，自己很感兴趣，马上又要开学了，如果不读，放在家里又不知道何时能读，于是就读了，以了心结。由于书中语言通俗易懂，因此也没花多少时间。但这不意味着没有收获。作者以“叙事”的方式，将自己在一个乡镇近一年半的调查经历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出来，通过多个“故事”生动、直观地展现了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互动过程。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本书中有明显体现，作者以局外人和观察者的身份随同政府工作人员参与到他们的众多工作中去，以亲身体观察和体验了解基层政治的运作全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生长出许多与此领域“主流”话语相异的视角和观点，如农民长期以来被视作与政府难以抗衡的弱者，但在一些具体案例中却是占尽先机，倒逼得政府没有办法。尽管如此，总体上的强国家弱社会局面还是未作根本变更的，农民依靠“叼”、“蛮”等其他非正规手段去争局部或少量优势正源于他们在体制中的弱势地位。本书的贡献在于以人类学的方式展示了乡村政治运行的过程和逻辑，这些直接获得的经验材料十分宝贵，有助于进行更好的理论分析。对每一个对乡域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是一本较好的了解乡村实际政治实践的经验汇集。
三、 读书感想
这是开学前的最后一个月了，颇有些兴奋，再过几日便可见到思念已久的亲爱的同学们了，这不，吃饭也香了，读书也有劲了！这个假期状态都没这么好过。假期几个月的游击战马上就要结束了，大规模的正规军即将组建，期待和读书会的同学们一起，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读书，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让我们放开手脚，策马奔腾，为理想为未来而不懈奋斗！加油！
一、7月书目：
《知识分子论》 【美】爱德华.W. 萨义德著 单德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爱的艺术》 【美】艾里希•弗洛姆著 李健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通往奴役之路》 【英】F.A.哈耶克著 王明毅，冯兴元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货币哲学》 【德】格奥尔格•齐美尔著 朱桂琴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二、读书报告：
《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集中阐述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看法的一本专著，萨义德是美国籍巴勒斯坦人，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因此具有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双重视角，这让他得以认识这两个世界间的重重误读与偏见。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吸收了众多西方学者的观点，并加以批判和改进，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和看法。萨义德在此书中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和轮廓，如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格、操守等。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是民众的喉舌，应是公理正义、弱势者和受害者的代表，而绝不能成为政府的代表、盈利组织的代言人，独立性、批判性与坚持真理是知识分子的生命，一旦失去，知识分子的生命将消失，或退化为顺从、世俗、功利的犬儒主义者。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超然性，凭真理及良心说话。我个人很赞同萨义德的观点。建议同学们可以读一读，尤其是未来有想成为知识分子抱负的同学们，肯定会有许多启发的！
《爱的艺术》为著名的德裔美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及哲学家弗洛姆所著，他的研究植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这本书自发表以来畅销不衰，反映了现代人在“爱”的问题上的困惑和迷茫。弗洛姆认为人们在爱上存有许多的误见，比如很多人认为爱仅是偶然产生的令人心神荡漾的感受，只有幸运儿才能坠入爱的情网，而弗洛姆指出爱更多地是一种艺术，人们需要学会去爱，现实中人们过多关注爱的对象，却忽略了自己爱的能力。对于爱情、博爱、母爱、父爱、自爱、神爱等的性质和本质，弗洛姆在“爱的理论”一章中作了详细的阐释，指出了它们的不同与相通。其中有许多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爱情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爱是一种给的能力而非索要的能力等。爱实际上是如此重要，没有它，我们会感觉到生命的虚空，感觉生存的无意义。弗洛姆在论述完自己的理论后又提出了“爱的实践”的问题。如何医治现代社会中人们感情的苍白和孤立呢？弗洛姆认为这就需要人们把爱视作一门需要学习的艺术，为了掌握这门艺术，我们必须学会集中、耐心，必须保持客观性及理性以让自己保持清醒，你必须克服自恋，产生对爱的信仰……总之，爱是一种积极的、升华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人们必须克服消费社会带来的物欲崇拜，重新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的第一位目标，才能具备爱的能力，解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情感危机。
《通往奴役之路》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F.A.哈耶克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他在书中论述了许多“惊骇”人的观点，他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民主和法治等同起来，而把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计划主义和集权主义等同起来，并认为当时走计划性福利国家道路的英国等国渐渐消磨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传统，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他对社会主义并无好感，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在理念上不仅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如最高理念是追求人的最大自由但计划经济手段不可避免产生集权和专制），其实施结果也并非其宣称那么好，反而产生权力崇拜和官僚国家。社会主义允诺的公平与平等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与权力上，因为计划经济下，政府会控制大量资源，各个阶层和团体（或利益集团）会争相使政府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定，从而产生不公；政府掌握的大量资源将利于政府无限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达到自己的目标，那时受损最大的无疑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从哈耶克的分析中不免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弊端的分析许多是切中要害的，虽然他书中有不少混淆和模糊之处，但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提醒，计划经济有其优越性，但这不能遮掩其众多严重缺陷。“兼听则明，偏听则信”，对社会主义积极方面的分析要听，对社会主义弊病方面的分析也要听，没有什么理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什么社会制度是完美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比较与权衡，坚持积极的，改进消极的，努力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地更好！
《货币哲学》为具有“哲学松鼠”之称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作，他的这本书中充满了哲学式的语言，拥有社会学、哲学和美学等多种视角，其分析独到入微。齐美尔将书分成了两大卷，第一卷重点阐述货币本身的内容，如货币的价值（两种价值：材质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货币的功能及货币的符号性特征等，他认为货币本质上将就是一种交换手段，是一种符号了的价值，在货币发展过程中，其本身的物质性价值日益下降，其功能性价值（及其交换价值）日益上升，因此今天的货币不必是本身较贵重的金属（如黄金、白银），而纸票和廉价金属由于由于中央政府的流通和信誉保证从而得到应用。第二卷是“生活方式”卷，齐美尔在此卷集中分析了货币带来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首先，货币僭越了价值，所有事物的价值都由货币来衡量，货币消泯了各个事物的本质价值，将其转化为了可计算的数量，由此将事物间的差异和不同意义夷平，世界真正成了平的。货币的渗透一切性质也使人们产生了“金钱万能”幻觉，追求金钱成了生活的目的，原本只是作为交换手段和中介的金钱变成了人们热烈拥抱的“神”，但这并不是通向幸福的必经之路。同时，现代的货币交易使人们生活具有“计算”的特征，生活日趋计算性和理性化，理智成为生活各个方面的标准，而人的情感生命逐渐枯萎… …对照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作为现实的升华的都市电视剧，发现与齐美尔的分析很契合，很契合…
三、本月读书感想：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功夫七月就完了，马上就到8月份了。回想起本月作为，实在有些羞愧，原本制定的要读书、学英语、学烹饪的计划现在只读书完成的较好。在家久了懒惰之意就禁不住地往外冒，回想起考研那会儿早六晚十还吃不好喝不好的生活，感觉现在就像犯罪。无论干什么，也不能这么成天在家呆着呀！学学英语，做做公益，抽空到处走走，怎么都行，老闷在家里除了读书就没别的事儿了，实在有些闷呐。
读书状态比在学校时差了些，回家后吃好喝好睡好，脑子反而不如在学校吃不好喝不好睡不好时工作的卖力了。我想，可能是在家里比较安逸和信息、交通比较闭塞的原因，下一步我必须做一下改变，回家歇的差不多了，也该出门活动活动了，不然脑子真要迟钝了。
6月份书目：
《知识分子的鸦片》 【法】雷蒙•阿隆著 吕一民、顾杭译
《卡尔•曼海姆精粹》 【德】卡尔•曼海姆著 徐彬译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美】罗伯特•K•默顿著 唐少杰等译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波兰】弗•兹纳涅茨基著 郏斌祥译
读书报告：
我一直对知识分子研究特别感兴趣。在图书管搜了好几遍后，发现论述关于知识分子的书还不少，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领域进行系统的看和比较，我找到的这几本书，虽不能概括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但也让能我对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入门性的了解。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雷蒙•阿隆于1955年写的，那时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已相继形成并相互对峙。他对西方政治派别和势力中的左、右势力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指责极左派秉持着幻想和教条性的意识形态鼓动着社会动荡。他对各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状况进行了分析，虽情况各有不同，但总体上都面对着被异化的危险，在苏联是被教条与正统控制的危险，在美国、欧洲是被商业化、专业化的危险。阿隆尤其批评了法国的文化极左势力（以萨特为代表），认为他们鼓动社会动荡，以幻想而非客观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并刻意掩盖其弊端。他将共产主义喻为一种世俗宗教，苏联的集权主义和恐怖统治更是斯大林式的教权主义，在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兑现“无阶级社会”的诺言，反而形成了稳固的官僚专制主义统治。由于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批评，阿隆因此获得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反对共产主义的名声，为许多社会主义者所不容。但从他的分析中，也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批评确实是切中要害的。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是默顿的一个大部头著作，里面包含甚广，我选读了里面关于科层制和知识分子的部分。默顿在韦伯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科层制的正功能显著的同时，其负功能也难以让人忽视。比如他提到了维布伦的“训练有素的无能”，杜威的“职业性精神变态”以及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科层制为追求效率必须抛弃感情、制定严格规范，但其最终服务对象—公众，则要求他们提供特殊化的充满人情味的服务，这是现实中公共服务机构与大众的紧张关系的结构性根源之一。默顿还对知识分子在科层组织中的作用、地位进行了分析。总的来讲，科层组织的要求是与知识分子的愿望相悖的，进入科层组织的知识分子要么变成了技术专家，不再关心价值与文化问题，但其地位并不是非常乐观；要么与科层组织产生冲突，乃至黯然（或愤然）离开。知识分子与科层制并非天生契合。
《卡尔•曼海姆精粹》是曼海姆的论文集成，里面收录的大多是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知识分子、精神社会学的研究。他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进行研究，但又指出知识分子构不成阶级，因为知识分子间有共同性但远形成不了团结性。曼海姆以四个标准描绘了知识阶层的演化类型，从最初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区分直到现代的证书制度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阶层具有不同的角色和境遇。最初的诗人依附于达官贵人，近代的知识阶层则以沙龙、咖啡馆等为中介进行着思想启蒙和交流。各个不同时期的知识阶层也具有不同的组织特点。作为古代的知识阶层，其结构是等级的封闭的，中世纪的经院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内聚性、同质性和整合统一性，而现代的知识阶层是松散的，处于极化和质疑的状态之中。他们装备了多种视角，具有潜在的易变性，因此常常是他所倾向的那个阶级的“不太可靠的盟友”。但令人担忧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状况并不乐观，相对自由的知识阶层日趋衰落，高度的制度化、教育的科层化使产生相对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基础不牢固，随着科层化与商业化而来的是无所不在的束缚。
《知识人的社会角色》是兹纳涅茨基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作，默顿和科塞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科塞认为，兹纳涅茨基在这本书里给自己设立了两个研究任务：一是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专门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二是研究支配知识人之行为的规范模式。书中，兹纳涅茨基在论述了自己的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论后，以“科学家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开始探究“知识人”的起源与其角色。简单社会中当简单经验无法解决面对的情景或问题时，会产生经验丰富的职业顾问。技术性顾问分化为技术领导和技术专家，宗教性顾问成为社会中的“圣哲”，为本团体或阶层、教派提供知识证明。宗教间以及各宗教教派间的争论和分歧促使了知识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由此在宗教学者外产生了世俗学者及世俗知识学派。在各个知识领域中，知识人按其作用和贡献又可分为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的散播者，如此源源向下不断分化。
兹纳涅茨基对知识人社会角色演化的分析对知识分子研究的启发是巨大的。他告诉我们知识人的演化或转化路径，且指出了知识人在所处结构中的特别位置和规范会影响其认知与行为。比如不同角色对新出现的新事物的观点是不同的，圣哲是不会接受的，而学者在学派未完全体制化之前是积极的。
读书感想：
这个月读的有些痛苦，虽然我对知识分子研究感兴趣，但对知识社会学还很生疏，有些书，比如曼海姆的理解起来还有些困难，有些读完了却一头雾水，根本形成不了清晰的逻辑框架。这可能是自己对一些生疏分支学科了解太少的缘故，又或者是作者文风的影响，总之，感觉曼海姆比较难读!
5月份所读书目：
《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 【英】彼得•桑德斯著 张浩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 【英】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著 秋水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反资本主义宣言》 【英】阿列克斯•卡里尼科斯著 罗汉、孙宁、黄悦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 【英】F•A•哈耶克编 秋风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新帝国主义》 【英】大卫•哈维著 初立忠、沈晓雷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读书报告：
资本主义模式的利弊、社会主义的命运是一直我很关心的话题。西方资本主义能否给我们提供一个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中国的社会主义又会向何方发展，会有怎样的命运？这一直是悬在我脑中的两大问题。为此，我在图书馆搜到了一些论述资本主义的书，期望能从中获得一些启示。
《新帝国主义》描述了美国自1870年以来的帝国崛起历程，在1870—1945年期间，随着美国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渐渐显出领土与贸易扩张趋势。二战后至1970年，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最终取得西方阵营的领导权或霸权，1970—2000年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霸权逐渐渗透世界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作者从批判角度分析了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动机（可追溯到资本主义过度积累逻辑的深层次原因）、手段以及影响，并借用了许多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逻辑。作者借用汉娜•阿伦特观点认为，美国意欲成为世界霸主、追求全球性权力是其资本无限积累和扩张的要求。为开辟可盈利市场，输出盈余资本，美国以各种手段打开别国市场大门（谈判、宣传、威胁、颠覆、制裁等），将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纳入受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及非对称性贸易体系，从中挤榨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为防止可能的强大竞争对手的出现，美国意欲通过地缘政治（甚至直接军事占领）孤立潜在竞争对手（主要是中俄），意欲通过控制全球石油主产区（如中东）来控制世界经济。在手段运用上，作者指出，美国渐渐抛弃了认同和协作的方式，越来越倾向运用强制和单边行动的方式，这既激起了各种反抗的社会运动，也在西方盟国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美国正一步步地走向孤立。最后，作者在追寻美国霸权原因时并没有仅仅把它归于是美国追寻一己之私的结果，而是指出了其中的深层动力：资本主义的扩张需要。
《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是哈耶克主编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学者为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论文集。他们认为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受社会主义眼光的影响，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公正”的批判，指责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却忽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进步。他们批判那些批判资本主义和工厂制度的学者，认为他们心存偏见，要么美化、浪漫化前资本主义社会，要么是出于利己目的而为，要么进行抽象、远离实际而非实证的研究。书中列举了大量他们自认为可信的数据，来证明资本主义发展、工业革命创造了社会财富，早期工业工人的境况并没有那么糟，如果糟的话也是政府政策致之，工人的状况非但不是越变越糟，而且还是逐渐改善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否认工厂制度对工人身体与精神的摧残。总之，这是一部赤裸裸的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意图对资本主义进行浓妆艳抹，以把她打扮成一个人人都爱的贵妇人。
《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也是一部拥护资本主义的著作，它写于上世纪90年代，正处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自由资本主义重占优势的时期。作者追寻了资本主义的起源，指出所有资本主义体系共有的三个基本要素：私有权、利润和市场。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增长机器”，为全社会带来了福利，反驳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和异化理论，认为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创造性增多。作者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益的体系，否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所致，转而将之归咎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原因或拒斥资本主义的原因。当代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非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受宏观政策影响颇大。作者为资本主义作辩护的倾向表现的非常明显。最后，作者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区分了资本主义中的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认为英美模式虽占优势，但支撑它的传统价值正在消失（如个人主动性、社会责任、天职观、节俭观等），在文化基础上面临危机。
《资本主义文明的消亡》是两个费边社会主义者所作，著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动者的贫困、社会阶层收入不平等、个人自由的悬殊等方面，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罪恶。但反对用革命的方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用渐进的方式实行社会改革，实现土地与产业资本的国有或市有，并将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私、官僚主义、封闭的作风转变成致力于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开放透明的新作风。
《反资本主义宣言》是作者对当前资本主义带来的众多问题及已形成的反对力量所做的考察和思考。他指出，苏联解体后自由资本主义重获生机，但并未带来实质性的经济状况改善，自我管理、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侵蚀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将任何它触碰到的东西都商品化，随身还带来了众多的“疾病”：贫困、控制、剥削乃至压迫。这激起了人们对市场统治的反抗，随之而来的是纷繁的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反资本主义运动。但明显许多人及其运动没有搞清楚他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以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作者提出，我们的敌人并不是西方政府、国际金融机构采纳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这种逻辑带着世界以高速冲向灾难和毁灭却无法是自己停止。各种解决方案都无济于事，除了社会主义式的方法——推行“民主计划经济”。这种民主可以排除集权政治，这种经济又可以可以避免自杀式的资本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批判运动追求公正、效率、民主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不断的斗争是必要的（必要的话可以采用暴力革命）。
读书感想：
读感兴趣的书是一种享受，虽然坐的腰疼膀子酸，但一旦从书中获得自己一直想知道的东西，其他的也顾不上了。获得新的知识和认识实在是一件能让人产生快乐的事情。我感兴趣，所以我读的进去，我读的进去，所以我有收获，我有收获所以我快乐。总之一句话：累并快乐着！
书真是越读越想读得更多呀，读了才发现自己太有限，又发现有更多疑问产生，因此，又想多读些了。自己读的实在有限，必须继续读、加紧读呀！
一、4月份的读书目录：
《资本论》 （德）卡尔•马克思著 曾令先、卞彬、金永译
《哥达纲领批判》 （德）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言 （德）卡尔•马克思著 译者同上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 译者同上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德）恩格斯著 译者同上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俄）列宁著 译者同上
二、读书报告：
很早就想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了，但之前一直在准备考试没读成。虽然两年的研究生考试准备下来，自己感觉很累。很想休息一下。但毕竟这样的间歇不多，因此又去图书馆泡了一阵子，去试读了一下。
读完这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最大的触动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对穷人，乃至整个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他们的一些观点、思想可能仍需斟酌。但他们的这种超乎个人、小团体乃至单个民族、国家利益的宏大抱负和关切是不容置疑的，是难以否认的。他们高秉共产主义旗帜，无论是做研究还是从事政治活动都充满激情与毅力。他们揭露资产阶级的伪善，抨击资产阶级的无耻剥削和压迫，他们秉持真正的平等与自由精神，对内反对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对外反对列强国家对弱小国家的侵略和压迫，他们同情一切为正义而战的力量，号召全世界的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对残暴的统治着。就如每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是有梦想、有激情、有宏远关怀的一代伟人。而在当下，我们是多么欠缺这些可以创造非凡人生的珍贵特质。我们中有多少人沉沦于日常生活与庸俗的物欲呀！但在这个充满冲突与危机的时代，我们是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有理想、有激情、有人格、有关怀之人了。
已读的这几本书仅是马恩列著丛中的极小一部分，由于不是对他们进行专门研究因此既无能力、时间也无必要把他们浩如烟海的著作全读完。总的来讲，我从马克思的著作里看到的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极精细研究，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没有那样精细，因此相对也更容易理解一些。下面做一些简单介绍。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就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大会上发表的哥达纲领所作的质疑和批判。它是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也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马克思以其渊博的知识、严密的逻辑和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对纲领中的错误之处、机会主义式的妥协之处作了严厉批判，如纲领说“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知识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指出，“劳动的解放”是含糊的，解放工人阶级可以理解，解放劳动如何理解？一些中间阶层如农民、手工业者也是“反动的一帮”？通过这些批判，马克思纠正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或认知，从而告诉人们以真相。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集中搜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年论述的关于中国的文集。其中一些文章，对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和传统文化作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帝国对中国田园诗式生产、生活的破坏和入侵中国时犯下的滔天罪孽，同情中国对西方的反抗，但也表示，这是一种新式的生产方式针对旧式生产方式的战争，因此是不可避免的。著中也有对鸦片史和英国政治制度的一些研究和分析，对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颇有帮助。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与《资本论》大体是前言与内容的关系，在序言、导言里，马克思在批判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理论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原理，如生产、生产与分配及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等。在分析方法上，马克思将唯物辩证法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的，可谓是一大创举。《资本论》是一部三卷本的大著作，我自忖时间精力有限，读后又发现许多知识和以前所学政治经济学知识吻合，因此不再逐章而读，改为捡感兴趣的和生疏的内容读，这节省了我不少时间。如今，对其中的不常见的概念也大体能够记住和理解了，如绝对地租、级差地租等。《资本论》的逻辑论述甚是严谨，需要开动脑筋大马力运转，但有时没有外人指导，要理解一些较复杂的关系和原理还是挺难的。下面做自己所得作简要介绍。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主要研究了商品的二重性、货币的形式与功能、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等。第二章和第三章重点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剥削与被剥削阶级关系的资本本质。第二卷共三章，主要研究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资本周转和再生产的总过程。第三卷则讨论了剩余价值如何在资产阶级内部分配的问题。
第一卷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商品、劳动、资本进行的哲学式的属性分析和溯源。认为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获得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其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又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等形式。这一卷给我们的一大启示就是：资本不能自己增殖，而只能通过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增殖，劳动才能创造财富！
第二卷主要阐述资本的流通和周转。马克思认为，资本在运动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形态：作为购买手段时是货币资本，作为生产手段时是生产资本，形成最后的商品时是商品资本，商品资本卖出又换回货币资本。资本周转与流通的时间越短，可获得的剩余价值就会越多（即利润越多）。资本利用获得的剩余价值进行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
第三卷主要是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中一部分要转让给商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为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产业资本家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自己产品的单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各部门间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趋势。虽随平均利润率降低了，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并没有减轻，其利润绝对量也没有下降。
《资本论》实在是宏大和复杂，想在短时期内理清全书逻辑，掌握知识要点实属不易。因此这第一次读，理解的水平实在有限，仅当做热热身吧。以后转入经济学时应结合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再看一遍。有些部分只有先读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才能读懂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的杰出著作之一，他在书中借鉴人类学家已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受摩尔根启发很大），对人类的家庭婚姻、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与演变作了分析。他借鉴摩尔根对人类社会的划分法，探究每一时代所产生的相应的婚制、公共组织和所有制。恩格斯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不是历来就有的，它们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个体婚制的家庭（即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产生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度后的时期，私有制大概在这同一时期出现，诱因是社会大分工（农业与牧业间、农业与手工业间）带来生产力发展和物质的增加，个人财富的增长产生了私有制的要求，男性为把财富传袭给亲生子女而对妇女进行专制、控制从而产生了对妇女的压迫，形成了男权制和专偶婚制，也就进入了所谓的文明社会。国家则从原始氏族中一步步发展而来，氏族整合为胞族和部落，部落间又形成“永久联盟”，在这过程中，公共机关中的职位渐渐固定，公共权力渐渐脱离大众掌控。为调和内部矛盾（因财产不均而产生的阶级划分）、压制奴隶反抗并进行对外战争和掠夺，国家作为一种常设的暴力机器被架构起来，为统治阶级进行服务，而无产者、奴隶和敌对的外国人则成为压制的对象。恩格斯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消除产生男权制的经济基础（即男性掌握家庭生存资料），通过向妇女开放劳动市场来达到男女间的经济平等、人格平等，未来婚姻恋爱也将完全不会受身份地位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而只与纯正的感情有关（真是太美好了）。未来生产资料的共有将消除产生阶级分化的基础：个人财富，从而消灭国家。总之，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于俄国革命前潜心研究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而得出的成果之一。列宁博览百四十余书，从中总结出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势：自由竞争削弱，资本主义垄断趋势上升。各种工业部门以及金融部门——银行都出现了少数的垄断资本控制行业绝大多数份额的现象。由于资本集中于少数寡头，这些寡头便达成协议形成行业绝对垄断，并依靠自己的实力控制国家机器、政客为自己服务，国家与政府变成了大资本家的扩张机器和工具，四处开辟“经济领土”和战场，成为十足的帝国主义。列宁对银行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帝国化分析对今天仍有意义。如今，银行已像列宁说的一样，越来越发挥其职能以外的作用，金融资本统治经济、大肆影响人们生活的趋势似乎越来越强，西方资本主义也越来越隐蔽地通过金融等方式吸榨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通过发动侵略战争等方式直接控制别国财富。这构成了今日的令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化了装的帝国主义。[ 此贴被徐加玉在2013-06-27 13: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