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读书（至12月中旬）：

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刘易斯：《二元经济论》
        《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石川滋：《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
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
林毅夫：《繁荣的求索》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发展经济学偏向经验，既好读，又不好读。接触后最大的感慨是，真实世界的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因为没有全读，没办法像以前一样细致梳理，这里只能粗略谈一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印象。

    发展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相对独立性和综合性。这与发展经济学的出发点——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也是发展经济学得以形成的物质基础；以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变化的问题——有关。由此，发展经济学即是探讨在特定初始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经济社会结构变化的，核心是一个发展机制或模式问题。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一个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展示，如下：起点或者初始条件（自然条件与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国内政治系统中的位置）——发展过程（生产力变化、制度组织变化）——结果（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初始问题的解决）。其中对发展过程的关注大概有两个维度：一是生产力的变化机制，一是制度组织的变迁机制。在这之外，还有政策作为外部力量的引入，其中，发展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是一种重要的政策学形式。试图在理论本身与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之间建立起关联反馈机制，这是发展经济学的使命。

    生产力变化机制下面又有两个思路：结构分析和新古典主义思路。结构分析是比较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思路。它非常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核心问题是在国际国内二元经济格局下，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启动、民族独立如何快速实现：（1）关注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刚性（制度、市场、行为刚性，地区、产业分割等），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均衡不适用（因为在经济关系中夹杂了太多的社会力量，价格无法作为社会力量的显示器和资源配置的导航仪）。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研究需要经历“特殊机制—类型学—一般模式”的过程。（2）贫困问题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在资本、劳动、土地三要素中，发展中国家不缺资本和土地，但是资本严重匮乏，所以工业化缺乏启动资金。并且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已经无法实现，发展中国家必须寻找新的内向型积累方式和发展战略。不难发现，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都把资本积累作为核心问题。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1）结构刚性，市场失灵，工业化无法自动启动；以及（2）内向型资本积累涉及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和整体动员，结构分析视角下的发展经济学共同指向“国家计划”，尤其强调“政策”的正确性。

    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思路大概兴盛于70—80年代末，伴随着自由主义和反干预思潮。这是主流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运用，它从经济发展的共性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刚性并没有想象地那么显著，市场的调节和激励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将核心回归为资源配置问题，并视所有现实问题为对均衡模型的偏离，主张价格作为社会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的显示器。在这样的分析中，一切都简化为价格问题，经济政策围绕着“价格正确”展开。虽然结构分析和新古典主义都关注生产力变化机制，但是二者的分析情境显然不同，在实际政策方面也差异显著，尤其是在对外经济关系的主张上面。

    制度分析的思路是超越性的。虽然带有结构分析的意味，但是制度作为经济变量被纳入模型之中，也就是说结构在之前只有外生的影响，但在制度分析这里结构具有内生的意义。制度作为资源配置系统本身，这是经济学分析容量的增大。一方面，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被纳入进来，另一方面，这些问题被视为统一对象加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安排和选择的效率问题，以及为促进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条件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关注点。关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在上学期结束时已经总结过，这里不再展开。

    在这三种思路中，结构主义最具战略眼光和气魄，但不够严密；制度主义的系统分析法值得赞赏，与结构主义一样富有启发性，并且比结构主义更加操作化；新古典主义逻辑严密，但是陷入了技术主义的泥淖，气量也较为狭小，有庸俗化倾向。虽然都属于发展经济学，但这三种分析思路之间的逻辑关联并不清晰，究其原因，乃在于发展经济学虽有物质土壤，但是缺乏理论根基，也就是说在微观基础层面缺乏一致性认识。在正统的经济学里，各个理论范式之间虽有搏斗，但是在微观经济理论上是统一的，各理论范式实际成为这个基本认识在不同经济空间和主体层面的映射，微观与宏观本质上是同构的。而发展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将经济学的共识搬过来，而只能在经验和现实的洪流里寻找理论根基。发展经济学寻找理论根基的努力是有益的，在这种努力中，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智慧都将发挥作用。

    发展经济学是一种在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学说。作为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经常是“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没用”，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背离，理论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实践，给出的解释犹如隔靴搔痒，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我读发展经济学，渐渐感到本土化研究的迫切。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话语是发达国家掌握的，这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可否认都是认真的学者，带来很多有启发性的观点，但是总体感觉是他们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直观把握和局势定位，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的判断上洞见不足。我们知道，经济学基本是一个特定约束条件下的选择模型，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建立模型，而是确立约束条件和主要变量，也即先形成判断，再建构模型。而这判断和想法只能来源于对实际经验的把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学必须首先是经验研究；而发展经济学对经验的诉求就更强了，对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的需求也更强。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化呼唤。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实践的奇迹与丰富经验，等等，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宣告时代的契机，可以想象，发展经济学的春天会是在中国；而担负这重使命，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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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书单（至11月中旬）：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 ，《穆勒自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一、对古典经济学的挑战
    古典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价值生产和分配的学说。以价值为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当性，因此具有显现的现实批判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各种问题的涌现，古典经济学逐渐丧失批判性走向综合，到了穆勒那里已经行将就木。总的来讲，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它拉开了经济学作为学科身份出现（作为资产阶级纲领）的序幕，确立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对后来经济学的发展也留下了丰富的启迪性。同时，作为源头的古典经济学让我们更好的知道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学科的分化和整合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在源头问题上关于社会生活的论述，构成了学科的基本问题。我们对古典经济学的梳理能更好地的理解学科的界限和使命。这是我们读书人的任务。
    。。。
    古典经济学也有其不可否认的缺陷：过于粗糙、没有形成精细理论分析框架，缺乏对“看不不见的手”也即市场机制的发现；单向度的生产学说，对需求关注不足；对国家差异性能力的解释不足。19世纪中期古典经济学在现实和理论瓶颈的双重合力下遇到来自三方面的挑战：其一是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它们注重国家差异性和阶段性，用生产力取代价值作为理论基础，用国家经济学取代世界主义经济学，同时注重个体与集体问题的整合，由此，否定古典经济学。这个流派实际是在探讨落后国家如何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历史学派风光一时就默默消声于计量化经济学的浪潮中，不过它的很多思想为后来的制度学派所继承，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的观点对发展经济学也很有启发。

    另外一个挑战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作为经济学领域的异类，其革命性的存在不容忽视。马克思第一次将经济学建设成为一门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学说，担负为无产阶级谋求公平正义的使命。马克思早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生产的每个环节都给予二重性说明，这是它最成功之处，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经济现象。关于马克思的论述下面还要展开，这里不多说。

    最大的也是主流的挑战来自于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史上称为边际革命。边际革命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范式，对价值的讨论从生产、供给转到需求一方，使得“交换”真正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同时，对经济变量关系的认识突破了朴素的经验主义，经济科学的计量化得以可能。边际学派汇入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主流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下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阐释中再细说。


二、经济学基本问题

    经济学的基本原件乃是价值问题，而价值形成的原因在于资源的稀缺性与欲望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资源利用与利益调配构成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经济学努力追寻一种均衡机制，这是所有经济学理论都予以承认的。经济学以价值为核心的特征尤其现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与从古典经济学脉络中衍生出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只不过在古典经济学那里，均衡状态是确定的，是一个出发点，各生产要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配自然达成；但它对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只有模糊的认识。它的规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不断地积累资本，并按要素贡献大小进行价值分配。其中尤其强调劳动和资本的重要性贬低土地要素的重要性，由此将正当性从土地食利者颁给资本家和劳动者。这种粗糙源于古典经济学的使命，也即只是通过价值论证资本注意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论证市场制度的合理性，而不是揭示市场机制本身。因此，古典经济学称不上是一种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精致的、具体的，它深入微观经济运行内部探寻经济主体如何支配有限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形成局部均衡，各个要素市场的局部均衡又如达成总市场的一般均衡，对“看不见的手”这个黑箱进行了揭幕：

    首先是经济主体的行动策略。这是微观层面的理性选择模型。新古典主义一改古典经济学单向的供给（生产成本）说，将基于需求的“效用”引入，生产成本与效用构成供求双方，均衡状态即为交换的边界。具体来说，是把整个经济的行动微分化为一步步的行动单元，进行边际效益分析，追求每一步经济行动收益大于成本。在此基础上，各经济主体通过交换实现其在资源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由此产生局部均衡。最后在各要素市场局部均衡的基础上实现市场一般均衡。只不过一般均衡的条件是苛刻的：原子化的各个经济主体大量、充分竞争，价格变化灵活弹性，市场资源开放可及。这是一个完全竞争、无摩擦的模型。不可否认它之于微观行动的有效性，但是无法解决整体问题，也无法解释可能的现实的非均衡性。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个人主义和社会的原子化。每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中低位平等，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也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基于价值这种抽象性的功能性关系产生的，并且必须由一个去结构的（由形式功能团体而无实质性结构）、均质的、原子化社会来保证，同时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保证个体对资源的可及性。从抽象的利己主义人性论出发，市场经济培育的市民社会必定是原子化的；原子化的社会样态也反向决定了个人主义的事实。问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原子化社会的认识基础出发，自然得出抽象利己主义的人性准则。在这样的社会中，资源、利益调配自然成为主要问题。交由看不见的手调节。

    看不见的手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对经济要素的调配可能并不充分，凯恩斯关注这个问题，他注意到很多生产要素被闲置、社会再生产循环的难以维系的社会事实。凯恩斯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解释这个问题，看不见的手在再生产机制上表现出不完美，有新古典主义理性选择模式的约束条件与因素考虑进来，比如心理预期、社会异质性还有货币等非实体经济变量。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消费与投资不等同，经济行为因为缺乏动力不能完成再生产循环。不难发现，凯恩斯对原子化社会有所修正：社会不是均质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地位与作用不同，劳动者出现非自愿失业，消费者的取向导致社会再生产的萎缩，在这样的情形下，奢谈市场的完美没有意义。凯恩斯主张外部国家为经济系统提供动力机制。国家加市场才可以完成这个再生产循环，才可以将各个资源要素充分调动起来。凯恩斯非常强调货币作为一种动力、为经济系统提供循环血液的作用，以此完成市场的循环与扩大。凯恩斯的现实取向使得物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朝向现实性、社会学的面向发展。这种发展促使了新的价格理论的出现，价格不仅是一信号与反映，更是一种实体性的经济变量。资本的乘数效应告诉我们扩大再生产的复杂性，与简单的模型渐行渐远。

    凯恩斯开拓了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领域，关注再生产机制问题，他的学说对于解释货币现象尤其是经济危机是非常有力的，但是仍然在新古典主义的范式中打转。真正超出这一范式、具有革命性的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经济社会学，在宏观与整体性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但在纵向深度上超越了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深入到市场关系内部，探讨经济关系本质的问题。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剥削性，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是政治经济学家眼中的原子化、有形式团体无阶级无阶级结构的社会，平等与自由只是个虚伪的神话。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旦确立，资本逐渐成为社会笼罩，固化社会结构，并且资本主义越发展这种剥削性越强，于是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怪相。马克思的解释是深刻的。资本关系本身没有罪恶，经济本身也没有伦理性，只是这种经济关系附着在社会结构上，造成了社会的封闭以及对人性的压抑。马克思着手对人性的改造工程，必须以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变革为前提。

    经济学领域众说纷纭，上面三个理论流派尤其具有现实影响力：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与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我在这里粗略梳理了一下这三个理论流派，一是想通过不同甚至对立的表述来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有所把握，发现它们最深刻的分歧乃在于对个人与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区别，随着这个认识的深入与现实问题的诱发，经济学逐渐向社会学靠拢，从规律到机制。这一点在后面还要详细展开。另外一个意图是搞清楚经济学的界限问题，不同理论流派具有不同的适用性，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微观经济行为与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凯恩斯对宏观经济失调与货币现象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马克思的手伸向了经济现象的最深处，想对经济社会有总体性、纵深性理解，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里。只有搞清楚了界限，才不会迷信权威，对各种理论工具才能给以创造性的运用。


三、理性的嬗变：从经济学到社会学
    理性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一般都围绕着“理性”内涵的嬗变而发生，理性嬗变由内在动因（对“黑箱”的揭示或超越）与现实问题（经济危机等）共同诱发。

    理性的古典模式是一个粗糙的行动取向模型，是在“自利心”的驱逐下的利益的实现。同时也是一种确定性的生产体系，要素的投入一定会有产出，投入—产出、行为—结果是确定的，但具体的运作是一个黑箱。这种积极乐观的信念是与工业生产活动中的作业行为相适应的，也因此，在早期资本主义要求积累与健全工业体系的阶段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奠基作用。

    理性的新古典模式就是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它将经济行动变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包括预期、偏好、所有权、知识等）的“极值”问题，行动策略是每一步经济行动边际效率最优。相对古典经济学的天真烂漫，新古典模式在科学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它的经济现象不再是确定性的，而是服从随机概率分布的某种规律，投入与产出、行为与结果之间对应的是可能性。这种模型的出现在现实层面乃是因为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更加充分，所有经济行为都变为交换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学变为研究交换关系的学科。

    古典也好，新古典也好，都有一个基本假设：原子化的个体。个体的标准化、同质化、平等化，是经济学量化的前提；同时，更重要的是，只有这样，经济主体行动与社会资源配置、微观与宏观之间才能同构，经济学的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才能保证一致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经济学的价值取向并非是个体主义的，它始终追求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它的基本观点是个体在理性的引导下自然达成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不过理性的古典样式没有解决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一致性问题，首先它是粗糙的，一切交给“看不见的手”，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没有弄清楚；同时，古典经济学家在“价值”问题上的二重性表述，使得价值/利益分配是以一种非正义的方式展开。新古典主义对看不见的手进行了明细——通过边际效益分析使每个微分行动利益最大达到局部均衡，再通过充分的竞争达到社会一般均衡。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够灵敏有弹性、市场竞争充分又完全、各要素市场开放可及，这样的要求反过来也决定了社会的原子化的状态。

    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是精美的，它之后遭遇的质疑来源两方面：一是模型的静态与封闭。经济变量只是作为经济条件的反应，不存在反馈与反作用机制。二是无法经济危机与现实性经济问题（如外部性、动力不足、经济主体之间地位不等）的出现，尤其是市场反均衡现象的出现，质疑了这一完美模型。进而对这一模型的构成要件从假设到条件提出质疑。

    质疑的后果是对理性模型的修正，无论是凯恩斯、制度学派，还是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总的方向是回归真实世界中的行动本身，考虑经济主体的差异性与相互性。一方面，这是对原子化假设的修正，社会的结构、制度、文化心理以及各种约束条件被内部化为经济变量本身；一方面，经济学本身的完美性开始动摇，从完全理性向有限理性的发展，揭示了一些经济行为偏离最优抉择模型的原因，在过程意义上增强了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探索确定因果律的经济学开始奔向探讨现实性的机制问题，社会学的意味开始显现。这样，经济学的开放性与容量增加了，代价是它丧失了简洁性。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会用现实的不适应性去推翻理性人假设，这并没有触碰到实质问题。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乃是社会的是不是原子化个体的集合体。一旦从这个哲学基础出发，经济学的所有推论也就自然而然了。

    经济学世界里的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交换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有规律而无规范，或者说规范是由规律生产出来。国家只是最普遍性的联结，是市民社会交换的一方，发生权力与权利的交换。人们让渡部分权力给国家，国家利用这些权力制定规范来保证社会的安全与人们的权利。这样的国家一方面只是市场的安全部门，是自治社会不得已的麻烦；另一方面，作为市场的补充机制出现，以规范调整规律的不完善或者非正义，保证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尤其是近代政治哲学，都是在一种自然社会性、从抽象人性直接到规则的架构上探讨一种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成，而社会学是在这个框架下通过引入历史性与现实性去探讨规律与规范的复杂运行机制。

    社会学嫌经济学简单。这种责备已经很久了，没有什么奇怪。只是在责怪前要先弄清楚人家到底是什么、担当了什么使命，这样姿态才不会显得肤浅粗鲁。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担纲理论。它最初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合理性，后来成为这个自由主义体系问题的指导者。主流的经济学是建立在简单模型的基础上的，这部分导致了它经常遭受现实适应性的挑战与其他学科的攻讦。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学更要内部抱团了，咬定自己的人性假设不松口，积极开动脑筋回应四方危机，提醒人们不要局限于现实，要多想未来，一贯天真烂漫的姿态。经济学是面向未来的，它奉行的是“走了再看”，所有现实问题都应都放在一个发展的和未来更完美的图式中却解决。而社会学则是保守的，面向现在的，它奉行的是“看了再走”，擅长从过去到现在的逻辑解释，容易活在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时代转换时刻都是经济学走在前锋，然后社会稳定了社会学才开始有所作为。他们在诞生上就有先后次序，回应的也是社会的不同状态，然后各自配备了各种品格。经济学与政治学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纲领性学说，而社会学则是一门操作性的、揭示问题的学科，是保守的、不浪漫的。

    学社会学出身的人一般很瞧不上经济学。但当我对经济学的所作所为有所理解时，却慢慢欣赏起经济学的天真烂漫以及它用简单模型囊括复杂现实的伟大企图。或许因为年纪，或许是因为渐渐明白所有分歧其实都有一个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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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读书：
亚当•斯密：《国富论》（上、下）
                    《道德情操论》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
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一、 古典经济学流变：从斯密到马克思
       
      社会理论的发展一般具有外部和内部两条线索。古典经济学的流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及其理论内部逻辑体系的批判传承中实现的。在这里挑出其中的几个关键性人物，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

        斯密：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当时社会经济的重心已经从商业逐渐转移到工场手工业，一批经济学家以新兴工业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对重商主义进行狠狠的批判。古典经济学肇始于此。古典经济学与重商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对财富本质和财富实现方式的规定。重商主义将货币视为财富，以国家为经济单位，认为财富产生于对外贸易，一国所得为另一国之所失，所以提倡贸易保护主义。古典经济些继承了重农主义对重商主义的评判，认为财富产生于生产流域，并把它抽象化为商品价值，而财富的实现方式在于通过分工和资本积累实现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由此，古典经济学确立了自己的研究视域：财富（价值）的性质、生产和分配；以及立场诉求：成为工业资产阶级取代商业资产积极的理论武器。这些理论武器包括：劳动价值论、价值构成与收入分配论、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论。劳动价值论是这些理论武器的基础，它把价值归为抽象化的劳动，在这个基础上批判重商主义，就有了一种切中要害的革命性。但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根基又是不牢的，以斯密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在劳动价值论和价值构成论中左右摇摆，使得他们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呈现出一种二重性和混乱，也就限定了它的科学高度——无法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生产与分配的脱离、再生产理论的欠完备（没有认识到可变资本）是其理论特点；和理论深度——在分配论上只是碰到了社会结构的外围，甚至遮蔽了社会的阶级性。
     
      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马克思评价）李嘉图面临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社会资本的大规模扩大，资本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但土地所有者却不断提高地租，大大阻碍了资本的积累。为了应对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诉求，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已经成熟的古典经济学家需要在两方面进行立论批判：一是批判已不合时宜的斯密经济学，完成内部的修正，二是在分配问题上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收入。在内部批判问题上，李嘉图看到了斯密的矛盾，力图克服，并建立前后一贯的严整体系。李嘉图所做的是清除斯密价值学说中的混乱观念，坚定地贯彻劳动价值学说，对劳动进行抽象化，劳动不仅是价值源泉还是价值尺度，并提出在资本条件下资本构成和资本周转对价值的影响。这些闪亮点都被后来的马克思批判继承了。李嘉图是通过分配理论来批判土地所有者的不合理，分配理论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李嘉图的分配理论克服了斯密的二重性，他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分析工资、利润、地租的关系，认为三种收入都来源于劳动创造的价值，由此承认了劳动者的正当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立。阶级对立包括劳资冲突和资本所有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李嘉图将主要目光放在后面一种阶级对立上，对土地所有者及其理论（如马尔萨斯一派）进行猛烈批判。

      从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的理论发展不仅深深嵌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之中，以一种富有张力的、尖锐的姿态积极回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诉求，为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还在内部逻辑关联的自我批判、超越中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再生产。一直到李嘉图，古典经济学都是具有革命性和扩张的生命力的。但是，这种理论发展所展现的批判性（尤其是内部批判）并不是自觉的，李嘉图对斯密理论的批判虽然很多，但是更多的受到外部土地所有者理论的刺激，也就是说他们的历史传承受到横向的思想对话的干扰，这种干扰阻碍了古典经济学对其根本问题的认识。综观整个古典经济学，都发扬了一种建立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积累指向，但它对价值本质与价值实现、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的区别缺乏清醒的认识，也即没有认识到后来由马克思指出的劳动、价值的二重性和资本的本质问题，斯密那里“抽象力不足”，而李嘉图那里又“强制抽象”。这些二元难题为日后古典经济学的分化和解体埋下了种子。

        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综合者”。李嘉图之后，资本主义大工业进一步发展，经济危机频繁出现，阶级斗争也日益明朗化，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外部复杂纠结的经济社会状况促使古典经济学走上折中主义和大混杂，一方面需要与同时期的社会主义对话，并在古典经济学内部生发出对经济危机的理论解释，另一方面还要固守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这双重诉求使得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复杂的经济现象时既抱残守缺，又同情理解其他解释体系。由此，古典经济学步入“守成”阶段，开始丧失批判性，批判性的担纲者慢慢转向无产阶级学说。穆勒是古典经济学的综合者，在他这里，基本抛弃了劳动价值论，也将李嘉图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生产、分配的统一理论割裂开来，生产服从自然规律而分配是社会安排。在先前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货币和信用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认为它们只是一种信用危机和投机行为，没有看到后来马克思讲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生性。总体来讲，到了穆勒这里，古典经济学已经行将就木。因为一旦关注生产、承认劳动生产价值，就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古典经济学逐渐摈弃劳动价值论。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不断演化，劳动价值论终于在马克思手里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的终结者。而经济学也离开生产领域转而研究流通和消费行为，从宏观转向微观，完成了经济学的范式转换。

二、 斯密问题、自然法哲学与社会学元概念
        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使命，除了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解决新兴经济形式下道德秩序的形成问题，也会处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我们也不难发现早期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具有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混合的特点。其中一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斯密问题”，也即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通过同情解释道德的社会性生成，与在《国富论》中利己主义社会的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只是表面的，他们的一致性在于：利己主义可以达到利他主义的结果。斯密认为，人最深刻的本性在于自爱，但这种自爱动机并不妨碍人的同情本性，人因为自爱而爱他，因为尊重自己而尊重他人，除了功利主义的统合，更有对个体主义的普遍认同。

        对斯密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近代政治哲学那场轰轰烈烈的关于自然法的争论：宗教改革瓦解了国家的权威，并确立了个体自由的神圣性，在国家与个人二元对立的情形下，如何确立秩序？霍布斯用“丛林”状态强化了这个表达，也即自由与秩序的问题。不难发现，古典经济学其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给予了一种尝试：人们在自利动机下通过契约和“看不见的手”建立一种秩序，这种契约的基础是财产分割和占有的自然性、正当性，而“看不见的手”促发分工产生社会依赖感，并且在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第三方评价”；由此形成的道德秩序是依托于功利主义的，但又是有所超出的，因为其中蕴含有普遍主义的个体主义崇拜。（这一点被涂尔干发挥，卢梭的“公民宗教”）由此可以论证的是，自爱、自利并不是社会性的对立面，自然社会性是存在并且是应当的，由自由、自律个体形成的市民社会是自治的，在这个基础上的国家只是作为普遍的社会性联合，作用仅限于保护个体的自由和安全，与市民社会和其中的个体是二元对立的。但是问题在于，相比中世纪社会，市民社会秩序显然缺乏规范基础，而这种缺乏规范的社会是极不稳定的。我们追溯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发现它的一个毁灭性打击正是在对经济危机问题解释上。频发的经济危机及阶级斗争导致的社会失范，正是对这一自然秩序的现实拷问。

        社会学正是在对自然法哲学和功利主义经济学的批判中产生的。社会学的现实诉求在于秩序的达成，它对稳定秩序的关心和自然状态的无序使它诉诸规范结构和社会机制。社会学一方面效法自然法哲学和功利主义经济学自爱与社会性的对立关系创立了自己的元概念：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性（这里不讲二元对立而讲二元性，因为二元性是有层级性的）；另一方面将这种自然社会性“社会学化”，主要是通过横向比较分析和纵向历史分析，从而将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变为个体行动者与超个体、作为意外后果的社会机制的二元关系。在古典社会学里，存在对现代社会个体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普遍承认，在这个基础上探讨道德、秩序的社会性形成。涂尔干的道德担纲者是职业团体，马克思诉诸国家政治改造（道德实际是意识形态问题），韦伯比较矛盾，一方面寄希望于个体道德完人，一方面又承认国家渗透意志的合法性。之后，帕森斯及当代社会学是另一个节点，通过对个体性和社会性概念的不断创造推进社会理论的前进，无须赘述。社会学之前是有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对社会学的深切追溯告诉我们，在阅读社会理论时需要时时注意两个面向：国家和财富。虽然社会学已经离它们越来越远了。

        古典经济学不难读，很多观点很熟悉，但是问题是无论是简单还是困难，核心的问题是有没有把握到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经济学比社会学更加抽象，如何将具体现象抽象化为经济学的概念、表述、证明，实现思维方式的转换，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挑战。新的学期，新的起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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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读书：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与经济回顾》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下）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爱伦•斯密德：《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
诺斯等：《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
马可•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重读）


    这个月主要读的是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制度经济学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熊彼特），另一条是从德国历史主义演化而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包括20世纪20、30年代的以凡伯伦、康芒斯为代表早期制度经济学，又叫旧制度经济学，和60、70年代的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这里不打算像以往一样做流派和学术史梳理，只是简要谈谈制度经济学的几个框架问题以及反思。

1、    概况与基本理论问题
    制度经济学是在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反思中形成的。它的核心问题是制度与财富的关系。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无摩擦交易、信息完备、产权明晰的经济模型，去结构化、去制度化，不承认制度与财富的关联以及制度对绩效的作用，被科斯批评为“黑板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对古典和新古典的突破即是对这些假设的重新解释，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理性选择模型的修正，通过引入交易成本（by科斯）和有限理性（by威廉姆森）修正了前提假设，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狭窄的理性选择模型更具现实性。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学的视域也扩大了，过去被视为“非理性”和超出经济学视野的行为和现象被纳入理性分析的框架。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商品”变为“交易”（by康芒斯，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又有诸多发展），开始注重经济关系的社会嵌入性和现实性。这两点可以引申出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关键词：权力和理性。权力在旧制度经济学里要比在新制度经济学里显现，旧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有着某种亲缘关系，他们都秉持着一种人道主义热情，关注经济问题中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起点是平等的交易关系，对权力关系有所忽视，这也是它招致批评的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明着平等的交易实际上存在着阶级地位和所有权的不对等。但是后来的威廉姆森做得比较好，他通过“资产专用性”成功地将权力关系引入了经济模型。“理性选择”是另外一个核心概念。旧制度经济学在社会学的领域里打转，将制度变迁视为集体无意识的作用，基本上背离了基于个体能动性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而新制度经济学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它在引入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概念并且强调改变约束而非行动者的适应性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的承继与创新。这样之后的理性选择模型具有现实的契合性，也更具有一般性，这种一般性是基于它的唯一假设：在面临不同的选择时，个体行动与个体偏好相一致。在这个一般假设之下，有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那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制度（如等级、合同、法律）显然对这种冲突具有缓和作用，可是并不能完美地解决。原因在于制度仅仅被视为效率机制，而它的规范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因此，理性选择模型在面对非正式制度时遭遇解释上的无力。
    制度经济学基本的理论视域有两个：制度影响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影响理论又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探讨制度安排的种种变动如何影响经济产出和财富，在这个层面上，制度、组织和各种合约安排都被视为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和影响因子；其二是探讨制度框架如何影响经济组织和合约安排，后者进而对经济发生作用。这里，制度被碎化为外在制度框架和内在经济组织，它的基本观点是前者限定了后者的形式进而效率。制度变迁理论将眼光放在较为长期的经济社会制度变迁上，试图提出制度变革的动力学机制。新、旧制度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很大，具体来讲，旧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的演变视为集体无意识的演化，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制度变革视为基于效率的理性选择的动态均衡过程，制度被微分化为各种要素，考察它们是如何在复杂的交互作用中一步步改变的。这方面的代表是诺斯，他的经济史开启了制度研究的广阔前景。这些理论命题也分别居于制度分析的不同层次，主要依据有两个：短期/长期视野；制度作为外生/内生变量。

2、    新、旧之分：方法论的张力
    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可以看成是对旧制度经济学的背离，这种背离最重要的体现在方法论和立场上。旧制度经济学的社会学意味很浓厚，它总是从总体上把握制度变量，例如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或者政治、法律制度安排的演变对经济体系的影响，方法上经常采取简单的二分法，例如凡伯伦那里，将经济视为一个文化过程，文化分为制度和技术，而制度是本能和习惯的固化，由此探讨这些集体无意识如何对经济进行限制。这些做法不无启发，但是过于粗糙，也仅仅停留在描述的层面上。康芒斯的理论套稍微精细一些，他关于所有权和法律的经济学直接启发了新制度经济学，使它们开始关注微观机制分析，制度经济学走向面向经验的实证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之“新”并不是将沉寂多年的制度经济学复苏或是重申“制度”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而是真正地将制度分析操作化了。科斯提出经济学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他从实际经济过程的复杂性入手，在量化、模型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领域里开辟了一条以讲故事、注重细节的案例分析路径。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就是由这样一个个经典案例架构的，诚然，它们不如旧制度经济学那样宏大、全面，又不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精致、简洁，但优势正在于此：它的中观性和对现实的贴近性。社会科学领域里，这种学科品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发展到后来，科斯开辟的路径发生了分歧。新制度经济学里的契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汇入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即采取大样本数据的计量模型，这种模型由于追求一个确定的最优制度安排，实际上仍然陷入新古典理性选择模型追逐稳定因果关系、标准化的泥淖中。另外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则坚持并发展了科斯的分支。交易成本理论以威廉姆森为代表，他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有限理性、行为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确立一个经济组织分析模型，他在科斯的基础上朝中层理论迈了一大步，同时，因为“资产专用性”概念的提出而与社会学的组织权力分析有了沟通的可能。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诺斯摆脱了契约模型，提出了制度演变因为考虑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而表现的路径依赖。总的来说，因为威廉姆森和诺斯的努力，新制度经济学内部仍然延续了科斯开创的经验实证范式，这个范式的基本观点是：由于实际经济社会的复杂性，行动不能被原子化、标准化，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也必须采用能展示复杂性和细节的经验方法。这这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在后来的发展中，有一种自己向其他社会科学靠拢的自觉，并且正是在这种自觉中，新制度经济学具备了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例如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网络学派沟通的可能。

3、反思
    不难看出，制度经济学具有宏大的理论和经验抱负，它试图成为在各个层面上分析全部问题的工具，又由于它对现实性的遵从，表现为对其他学科（法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自觉接受，这就使它具有勃勃的生命力。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制度分析视角对我们的中国研究不无启发，在保持学术主体性的情况下，它的确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中国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一直抱有热情，但是却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缺乏清醒的认识。由于这种缺乏，在新制度经济学内部进行自觉的方法论反思之时，中国学界仍在把其中的理性选择模型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用于切割中国经验。这实际是对自身经验价值的浪费。海德格尔说，“揭示同时就是一种遮蔽”。在面临一种理论工具时，把握它的剩余性范畴，明白它的适用性，对它的发展、探索保持清醒的认识，进行自己的反思，才不会被理论本身固化，才不会犯肤浅的错误，才能有更进步的突破。说到理论的剩余性范畴，制度分析一直有几个有待争论的问题：1）演化论（集体）与契约、博弈论（个体）能否通约？宏观与微观的结合问题。2）制度作为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诺斯将两方面结合，做了一种有益的尝试。3）交易成本的计量问题。4）对非正式制度的解释力。对这些问题，制度经济学内部仍在不停探索之中。在将制度分析引入中国经验时，这些都应作为我们的认识前提！

    读书会上研二师兄师姐总结自己两年的读书生活，平淡而充实，他们每个人也都流露出一种洗尽铅华之后对人生的把握感，我听了很感动也很羡慕。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还处于奋力追逐的阶段，但是大家敢读敢想、很有魄力，相信爆发之日可待。清点了一下自己一年来的书单，基本完成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阅读，对自己这一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之所以说是“基本肯定”，因为在读书的这条路上，自己一直在摸索。接下来读经济学，希望自己有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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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书单（更新至5月29日）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二卷）
勒华拉杜里：《蒙塔尤》
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
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
波兰尼：《大转型》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
《经济学说史》
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在读）


先贴上书单。内容稍后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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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读书（至4月27日）
书目：
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
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
马塞尔•莫斯：《礼物》（重读）
埃文思•普理查德：《努尔人》
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
              《野性的思维》
              《结构人类学——巫术•宗教•艺术•神话》
              《结构人类学（第二卷）》
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
雅各布•坦纳：《历史人类学导论》
罗伯特•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桂华：《圣凡一体：礼与生命价值》

    这个月开始了人类学的阅读。本科期间看过一些人类学著作，所以这次系统阅读，一是查漏补缺，二是按照流派读下来，这个月基本上读完了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历史人类学开了个头。总的来讲，人类学的经验性比较强，所以读起来很有意思，甚至有些猎奇的意味。然后具体读的时候，我是读一本总结一本，主要关注如何在特定的理论视角下将经验材料组织起来，如何构成完整的叙事，写下来了不少零碎的故事和笔记，至于理论流派之间的承接，关注不是那么多，所以这次报告觉得还是有必要进行提炼，将人类学的理论轮廓和脉络梳理一下。
    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人类学的学科特色主要三点：1.它的基本旨趣是“文化”，也即文化的立场和视野。人类学的起点即是文化与自然、人与物的区别，从“文化”的角度探讨诸如人的本性、起源、存在问题，这一点在古典进化论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后来的功能主义关注文化模式、人文类型，结构主义关注人的思维模式，解释主义迈向“意义”问题，都是一脉相承的。2. 关键词是“他者”。人类学寻求“他者”，以他人之境反观自身。“他者”有两种：时间上的他者和空间上的他者，时间上的他者是指原始社会或初民社会，空间上的他者是指在具有复杂文化的其他文明类型，比如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这里暗含了文化比较的内涵。总的来讲，人类学的“他者”不可避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即给各种社会和文明类型进行时空排列，这在早期尤为明显。人类学的目光也主要放在时间上的“他者”上，通过研究原始社会或者发现社会的基本规则，或者对西方本土社会发展、现代性的困境进行反思。问题在于，科学比较的前提在于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是“他者”的适当性和充分性。西方社会的复杂性要求它必须在超出原始社会的领域内寻找他者，以此，更高层次的人类学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独立、深厚、复杂文化意涵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他者”。而费老无疑是一个开创性人物，他克服了人类学领域“文野之别”的痼疾，使人类学由简单社会、无文字社会迈向复杂社会、文字社会，推动了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西方人类学领域里，都市人类学的兴起也可算是一个回应。3. 主流的学科视野是整体主义。在方法论上，主张对经验进行关联性、整体性把握，反对切割和还原主义，展现细节和复杂性。
    按发展脉络来讲，人类学又是嵌入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之中的。人类学思维范式和各理论流派都可整合进社会科学的两大基本范式：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大致来讲，60年代以前，从古典进化论到功能主义、结构主义都可以归入到实证主义范畴，之后，象征人类学、现象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都可以纳入解释主义的范畴，所以，人类学也经历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向：从实证主义到解释主义，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单独到人类学里，这个趋势还包括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从田野工作到文化解释。
    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学以人性的一致性以及知识的普遍性为假设前提，这是比较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功能主义那里，它的实际前提是理性人和功利主义，所以文化是满足人们需要的工具装置和同步的功能性关联。较早的马林诺夫斯基坚持的就是这种普遍主义的文化论，稍后的布朗进行了修正，注意到“社会”的决定作用，普理查德对“普遍理性”对原始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注意到他们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总体上，功能主义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制度化、系列化的世界，功能一体、超越个人之上是它的特征。它的缺陷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存在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以及功能、制度的多样性，由此产生了对差异化象征再思考的理论冲动，这股冲动以两种方式外化：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
    结构主义仍然属于实证主义范式，主张将人类学建成运用经验归纳法的社会自然科学，它将论证矛头指向经验、功能主义的肤浅，同时开启语言学革命，从而为解释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拉开序幕。具体说来，结构主义的突破有三个方面：1.摒弃功能主义的生物有机体模式，主张思维结构模式。结构主义也假设人性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不是功能性的、生物性的，而是心理、思维层面的。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结构化为表层的经验现象和深层的思维结构，在纷繁复杂的文化表象下隐藏的是人类的心理共性和思维结构，这种深层的思维机构决定了社会的规则和呈现，这里的隐喻是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和可理解性。2.实证主义的淡化。这里有个社会现实背景，就是二战后反殖民主义的兴起使得实际的经验场所——人类学田野工作难以展开，所以结构主义从经验的复杂性退出，转向对理论的旨趣，试图建立普遍适用的人类学模式。3.同时，方法论上，结构主义对“关系”、“结构”的突出，克服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对立。强调思维模式而不考虑思维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对传统主体哲学的反叛，也有利于克服人类学领域中主位解释的弊病。
    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都属于实证主义范式，它们共同的弊病在于一种决定论（无论是功能决定论、社会决定论，还是思维模式决定论），无历史、无主体，模式化，注重宏观和普遍的大叙事，背后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启蒙理性主义，而忽略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历史性。解释主义沿袭结构主义对“符号 ”、象征的关注，认为它们因为人的认知、动机、权力等因素呈现差异并会发生变化，人类学必须纵深发展，深入到有主体意识的人的丰富的主观世界。在60年代，人类学就从田野迈向文化解释，从对他者的描述转向对他者的解释。人类学的实证主义时代结束，规范化时代也结束，走向多范式的、开放的、兼容的生存状态。在70、80年代，人类学的跨学科交融性体现得很是明显，历史学、文学、甚至艺术都开始渗入人类学范畴。以历史人类学为例，它的特点是：一、目光从树干转向树叶，从社会结构、模式转向微观领域，转向日常生活世界。二、注重意义诠释，努力克服主客体对立。三、方法上，反叛整体论功能主义的民族志，开始出现实验民族志、事件-过程、案例-情境和文本分析，从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转向灵动开放的叙事风格，宛如小家碧玉。
    读西方人类学时，有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西方学术思想在我们的中国研究中所占据的位置。这个问题思考未果。只是最近隐约觉得，思想的有用性不能于现实的可用性和直接的迁移性。对一个思想有用性的评价，或许应该放到我们自己在思考时它是否能扮演一个“能动性”的角色，是否能激发和调动我们自己思想世界的整体运作。正如，抽象的结构主义看似与中国经验研究无关，实际确富有启发性，比如列维在《野性的思维》中主张发现经验的理论特质，这一点对于农村研究实际是有启发性的。想到这点，切割和分裂来看这些西方思想，也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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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到3月25日）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吉登斯： 《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
                  《社会的构成》
                  《民族-国家与暴力》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鲍曼：  《后现代性及其缺憾》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
齐美尔： 《时尚的哲学》


    吉登斯虽然著述颇丰，但重复性强，也比较规整。他的著述按时期按内容都可以化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古典理论的梳理，二是建构自己的“结构化”理论并运用于现代性经验。吉登斯对古典理论的梳理并无奇特之处，但他将马克思作为涂尔干和韦伯的参照系，尝试勾勒这些理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认为古典理论的主题都是现代性），这是很可贵的。对古典的梳理也构成了吉登斯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石，他日后建立的“结构化”理论正是在对古典理论的批判继承之上形成的。相对来说，古典三大家中，吉登斯对话最多、最看重的是马克思，甚至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梳理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要从他对古典三大家尤其是对马克思的认识说起。
1.    来源：古典理论的重新诠释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帕森斯帝国崩塌之后，后现代主义犹如一枚炸弹，引起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歧争论。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下，帕森斯试图重构社会理论，他的理论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经典理论的重新诠释，二是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地理学的启发。吉登斯对古典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主要有三方面：
    延续古典理论的本体论关怀。时下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具有一种反本体论倾向，它的理论关怀是认识论的，吉登斯则贯彻古典理论的本体论关怀，将社会理论的研究视域限定在人的存在与行为、社会再生产与社会转型这些本体性问题上。相比后现代主义，吉登斯的立场是现代主义的——“拓展的现代主义”。
    试图超越社会理论长期存在的范式对立——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的二元对立。经典社会理论开创了两大基本范式结构主义和个体主义，之后帕森斯通过强调结构的规范作用和内化机制而进行了一次调和，吉登斯认为帕森斯过于抽象并从接受了这项使命，富有创建性地提出了“结构化”理论。
    批判、反思进化论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批判理论。吉登斯认为无论是涂尔干的功能主义还是马克思的革命论，都是一种内生的以“调试”为动力的变迁/进化模式，进化论的文献在于单线压缩、对应压缩、规范错觉和时间歪曲。这里涉及了历史观和社会动力机制。相比进化论，吉登斯在人类学等学科的经验支撑下，更加赞成韦伯的历史主义和多元主义，主张社会生活的非连续性、社会维度以及社会动力机制的多元性。

2.    结构化理论要点
    结构化理论基点：1）结构二重性。否定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认为结构既是行动/实践的中介也是其结果，结构内在于行动，结构表现为规则和资源，对行动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2）实践意识。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既是保持行动者人格连续性也是社会制度再生产的机制。3）时空关系。时空关系是影响行动的基本客体性因素，也是一种社会动力机制。
    “行动—结构”模型。在结构二重性、实践意识、时空关系这些关键概念的统摄下，吉登斯修正了韦伯和帕森斯的行动模型，并创造了一种“行动—结构”模型，主张将策略行为分析和制度分析两相结合。基本的线索有下面几条：
“结构—规则，资源—行动”
“行动—动机、理性化、反思性监控—结构”
“本体性安全—惯例—实践/互动—实践意识—反思性监管—共识—秩序”
“结构性原则—结构性特征—模态—行动/互动”

3.    现代性经验运用
    吉登斯将“结构化”理论用于分析高度现代性下的社会与自我，包括宏观、微观两层面：一是对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形式与后果的研究，一是对个体心理结构变化的研究。
    前者的代表是《民族—国家与暴力》，这是一本历史社会学意味的著作，作者以全球化和现代性制度化为线索，以时空转换和权力为概念框架，建构了社会转型的一般模式。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形态包括四个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制度、民族-国家，这四个维度相互交织，构筑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其中，国家形态的改变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特征将自身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吉登斯从历史发展出发把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传统国家是没有边界概念的，它的内部阶级分化，国家行政力量有限，这在传统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绝对主义国家是一种过渡形态。这时候，主权观念出现，“国家”取代“君主”成为新的神圣符号。民族国家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社会中物质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都获得极大的增长，这即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与此同时，欧洲诸国的战争，使国家之间的边界日益明晰，公民观念和主权观念普及，对更大范围更抽象的国家的认同取代了对小型单位如家庭公社的认同。通过这些具体的历史经验，吉登斯试图证明社会转型的一般动力机制：时空分离、抽离化和反思性监控。
    微观研究方面的代表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项研究的基本线索是：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时空重组、抽离化机制——日常生活的革命：远距离交往方式——引发危机：风险、怀疑——应对策略：生活规划，追求纯粹关系。吉登斯还揭示了现代性下自我认同的吊诡之处：自我认同虽然体现为对结构的超越，实际又只是现代性反思机制的延展而已，意思是所谓的“主体性”的“客体性”，在这点上，吉登斯搭上了福柯的脉搏——对启蒙神话的质疑。还有一本《亲密关系的变革》，描写了避孕术使亲密关系向纯粹型、情感型改变，这本书写得也很精彩。
    吉登斯对社会转型的后果也有诸多描述，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风险社会的描述。跟贝克一样，吉登斯也勾勒了一幅风险变迁图景：从自然风险、地方性风险到结构（制度性）性风险、全球性的风险系统；所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民族-国家会在风险的逻辑下崩塌，反而会成为抵抗风险的有力的担纲者。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原则保持一种批判式的乐观性，他在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构想了一套“乌托邦现实主义”。也许，当“解放”本身成为梦靥之时，所谓的“生活政治”能成为我们暂时的逃离之所。


    这个月结束了社会学。在社会学里泡了这么久，对它有很多感受性的想法，这次报告就想撒开网来漫谈社会学，这也是对怎么读社会学的一家之言。

1.    元问题及延伸
    元问题是一门学科最好的切入口，对元问题的把握有助于我们迅速进入这个学科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社会学的元问题，我们都知道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个说法不严密，要加上一个限定——“现存”（吉登斯的主张），就是说，社会与个人已经存在，社会学关注的是现存秩序，而不考虑前社会和起源问题（这是哲学的事情，哲学追求一个绝对开端，进行无穷的因果推演），这个元问题就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中分裂出来。
    社会学选择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基本问题，原因在于它是一个很好的“符码”（吉登斯语），能够反映社会的“问题性”。社会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及它们所导致的社会危机的背景下诞生的，它是一门组织和服务社会的科学，作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补充学科出现，为的是解释社会变迁出现的秩序问题以及满足现代民族—国家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需求。早期的社会学关注“自由与秩序”，它的使命就是“整合”，后来社会发达了和谐了，帕森斯就把它变为“行动与结构”，到了控制过度的后现代又变成微分化的“主体与关系”、“策略与情境”，这些都是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个元问题的延伸和操作化。
    阅读社会学时，除了要理清大师们分析社会所运用的基本的概念框架，还要透过这些个“符码”看到它背后的社会。人们常说社会学是一门剩余学科，是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补充，这话也有理。社会学是对社会现实的紧密关切，最大的社会现实当属“国家”和“市场”了，而社会学其实正是在迂回地反映这个问题。把社会学往大了读，就是“国家和社会”了，这两个其实是最重要的秩序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虽然是政治学的元问题，但是非常契合社会学的学术品格，所以可以作为阅读社会学的一条线索，尤其是它可以作为考察和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个有力面向。撇开早期的政治哲学（关注国家、社会起源的问题）不说，单谈社会学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涂尔干的“法团主义”，韦伯的“合法性”，吉登斯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福柯的“治理术”，关注点从合法性问题逐渐过渡到国家与社会的权利界限这样的现实问题，这其实是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学的“实践”转向一脉相承的。

2.    两大范式及争论
    知识社会学有一个经典命题，就是思维与实践或社会的关系。马克思和曼海姆都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式就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社会学的两大范式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也可以经受这种这分析。社会学诞生的时候叫作社会“物理”学，直到后来才变为社会“人”学。作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学是实证主义的。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认为可以用量来考察质。这是一种物化社会的反映，在这样的社会，人和物没有区别，人可以量化为数字和货币，而社会就是一个对自然和人的控制系统，一切为了生产和有序。反映到具体思维方式上，那就是强调对象化，关注外显表征忽略内在的心理倾向，关注手段忽略意义。正是这样，实证主义反而蕴含了一种非理性的危险，对数字和手段的崇拜由于远离目的和人，所以可能导致大屠杀那样的暴行。
    解释主义是由韦伯开创的，这跟德国的历史人文主义传统有关。由于战后反思浪潮的兴起开始与实证主义真正地分庭抗礼。解释主义强调人与物的区别，它把人作为一口意义的深井，并从纵深性和整体性两方面来进行理解，注重人的意识过程，现象的发生、变化过程，代表学科是心理学、现象学、人类学和文学，它们深深参与了当代社会科学的建构。不能说解释主义的社会结构背景与实证主义大相径庭，其实是全球化、高度现代性下社会控制更加彻底、意义世界沦落崩溃，由此才激发了知识分子进行有意识地反思和重建——重建社会科学和重新发现人。不难发现，新四大家都有解释主义的影子。吉登斯试图在实证主义和解释主义之间寻找一种调和，强调行动的结构要素和实践立场，哈贝马斯受现象学的影响主张一种交互主义，也有激进者如福柯独创新路，踏上考古的批判、解构之路去了。不难发现，社会学的参照域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转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甚至艺术领域，从科学至上转向注重直觉、感性和常识，它的客观性追求也转向实践性内涵。
    这里发散一下。为什么实证主义、定量在美国很有市场？美国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社会，你从这样一个结构化的蛋糕上切下一小块，这个小块跟它所属结构的大块的质地并没有区别。而在当下中国，社会复杂性和区域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玩数字填充的游戏就只能是断章取义或者是别有用心。这里说到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的困境，或许，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3.    思想场域，积累与创新
    社会理论作为一项发明和创造，由两个因素构成：积累和创造。我们在读书时需要经常进行理论脉络的梳理，时时回顾元问题，注意起承转合，它的延续、断裂或跳跃。在社会学理论大家里面，古典大家们的原创性是很高的，他们确立了学科的基本规范和问题域，随后的学者无不在继承或者批判他们、同时在与自己所处学术场域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由此完成一次理论生产。
我们可能称吉登斯是一个马克思式的韦伯主义者，哈贝马斯是一个韦伯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柯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对经典大师进行了详尽、系统的梳理，挖掘经典理论未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社会学有两大分析路径——结构主义与个体主义。结构主义由涂尔干开创，认为事物的本质是关系/结构，强调结构在时空中的延展以及对行动者的制约性，分析策略是“结构参数—群体行为/社会现象”。个体主义由韦伯开创，认为真实存在的只是一个个个体，主张一种还原主义，基本分析策略是“心理（动机）—结果（结构/固化）”。不难看出，两大分析范式存在一定的互补性，结构主义的缺陷是对结构的历时性、个体的能动性的忽视，而个体主义则忽略了结构的规范性，容易滑入相对主义的泥淖，如此，双方克服固有缺陷就都需要从对方那里吸取灵感。结构主义一面，晚期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个人主义”，帕森斯吸收了弗洛伊德的“内化”，由此将结构意志“自然化”、“个人化”，马克思则提出一种基于“人之实现”的实践观，由此使得结构（历史）成为一种规律性和自觉性并存的生成性的存在。个体主义一面，韦伯在进行研究时将分析单位落于作为行动者复合体的“团体”，吉登斯提出了“实践意识”，主张结构的二重性（制约性和使动性）。从古典到现代，两大分析范式逐渐由对立走向弥合，帕森斯进行了第一次调和，吉登斯进行了第二次调和，但真正实现范式革命的是哈贝马斯和福柯：哈贝马斯的交互主义和福柯的解构主义。哈贝马斯受现象学的影响将眼光瞄向处于个体与结构之间的日常世界，它既是一种主体性的建构，又是一种制约性的结构。福柯的解构之旅，是对这两大范式的大反抗，通过寻找历史的断裂，终于滑入虚无主义。
    新四大家与时代同仁的交锋也是非常多的，彼此相互影响，吉登斯就受福柯的影响非常大，这里就有个问题需要思考——为什么这些他们处于相同的社会现实会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解读？最典型的是吉登斯的保守和乐观与福柯的激进和悲观。想想，这可能跟二者所在的思想场域有关，英国学者强调连续性和一般性，而法国学者则强调差异性和断裂性，也就更具有批判精神。当然，越到后面，会发现社会理论创新性越小，比较吸引人的反而是他们的经验。比起整体性要求，社会学的经验性在当下保持得还是比较好的。

读书感受：
    对于大师们，一个总体的感觉是好的理论和好的经验。理论是对经验的分析工具，读大师们的经验性著作会和他们拉近距离，好像站在近旁看他们如何做研究，如何将理论运用到经验上。最近对理论的兴趣有些减弱，有时候看书会不自觉关注经验和经验是如何组织的。这两个月来读得最上劲儿的书是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吉登斯的《民族-国家与暴力》，这两本书都是理论和经验高度契合的著作，读的时候非常畅快，很钦慕作者高强的理论概括力和经验糅合力。觉得这两本结构转型的书对于中国研究会很有帮助，尤其是吉登斯的“民族—国家”理论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社会的转型（比如中国如何由一个天下共同体变为一个国家，如何由朝贡体系变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化体系这样的问题）会很有启迪。我以前一直觉得理论和经验相距甚远，也怀疑理论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最近看书让我认识到理论是可以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的，一个好的理论对经验是有穿透力的。谈理论的经验运用，对我还为时过早。只是有种模糊的意识，觉得好的研究就该如此。当然，也仅作想象而已，毕竟，将西方理论迁移到中国社会还是要保持本土化的自觉的。
    这个月进入状态比较快，但是到最近几天读理论有点疲惫，感觉收益不如从前。接下来打算读人类学，人类学经验性强一些，可能对我是一种调剂和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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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读书（更新至1月30日）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对话伦理学与真理的问题》
陈勋武《哈贝马斯评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江怡编《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
汪明安编《巴塔耶文选》
康德《实用人类学》

      这个月主线是读哈贝马斯，零散的也读了一些后现代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哈贝马斯还没读完，所以过几天再总结他的思想。结合之前读的福柯、吉登斯、鲍曼、马尔库塞，我在这里先简单谈谈对当代社会学的一些看法：
     
      哈贝马斯、福柯那里，都可以见到一种思辨性和社会性的交融。当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是社会学的综合性、多学科的交流，社会学从其他学科中需求资源，社会学在综合性中增殖、繁荣。但在这之前，要先弄清楚一个问题，社会学对它的哲学母体为何从摆脱到回归？当然，这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困境是有关系的。帕森斯之后，社会学领域呈现多元主义、碎片化的格局，甚至产生了对客观性本身的质疑——后现代主义的解构策略如同炸弹，毁灭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权威性。我们知道，在社会学诞生之初，古典大家们试图将社会学从哲学母体重分离出来，并努力论证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当性——它存在的合理性以及权威性。目前，这两个基础都受到了动摇。合理性方面，社会学作为社会问题的知识反映却无法解决当下人们精神苦闷以及实际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学无法完成它所标榜的时代使命，因此，人们自然回到人文哲学那里，寻找一种具有美学和实践意义的答案。权威性方面，社会学的客观性问题受到了挑战，这又包括两个方面：1）社会现实蒙上“语言”、“符号”的面纱，也就是说现实不是直接可以认识的。哲学领域率先开启了“语言学”转向的革命，社会学随后跟上，开始回应这个问题，开始研究文本、交往问题。2）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一极飘到相对主义一极，放弃了对确定性、因果律的追求。典型的是后现代主义，它们在人文社科领域掀起一场颠覆性的狂欢，动摇了知识的权威性和真理性，认为真理只是一种权力。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人文主义的解释传统，还是马克思的批判传统，似乎都变无法构成解放的力量。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演绎下，甚至马克思的“解放”本身也变为一种桎梏。科学作为一种霸权和意识形态，无法拯救失落的灵魂。这似乎印证了韦伯的悲观预言，在以全面理性化换取物质丰饶的社会，我们要么接受这种无法提供“永恒感”的时代现实，要么牺牲理智、回到信仰的怀抱里。
     
      社会学作为社会的知识反映，当下的主题主要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这里可以引发一个疑问，如果思维方式是由社会决定的，那么，在普遍物化的社会现实下，社会学还能有怎样的担当？对此，基本上有三种立场。1）颠覆式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知识提供的只是一种个体式的理解，因此它的使命是怀疑而不是担当，是指向个人而非社会。这些后现代者对现代社会大都保有悲观无望的态度，典型的如巴塔耶和福柯，前者从人的内在性——即人性与兽性的内在分裂出发，揭示了文明的悖论，后者主要是从外在压迫方面展示了人类生存的绝望，他们跟精神分析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都坚持人本主义立场，并且二人都将拯救的希望寄托在一种自我放逐式的生存美学之上。2）扩展式的现代主义。如哈贝马斯和吉登斯。他们也回答现代性的困境，比如哈贝马斯延续马克思、韦伯的传统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化危机，但他不是作为颠覆、否定者的面貌出现的。他认为现代性在产生危机的同时也蕴含了解决的力量，也就是说，现代性尚有未挖掘、未发现的内涵。哈贝马斯重新审视启蒙，从启蒙的源头康德、黑格尔那里看见了新的内容——交往理性。如果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比作一座大厦，那么大厦的地基就是这种建立于语言哲学基础上的交往理性，基本骨架是一种发展的社会观（马克思意义上的），而它的风向标则是重新确定启蒙和理性的过程。3）还有一脉，那就是传统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心心念念的是回到过去，用温情脉脉的历史暖流滋润现时代的干枯裸露。这种文化复古在当代也以另一种形式反映出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理论家开始注意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每到节点时，人们总是要回到“黄金时代”去寻找原动力。这启示我们，在传统、现代、后现代交战的当下中国，切莫忘记先人们的智慧，如此，在这个新战国时代保存一丝清明还是有可能的。
 
      总体来说，这三种立场也都标示了社会学在哲学式回归时的另外一种转向——对感性的关注。在认识到理性对社会和人的分化、物化之后，社会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感性的一体化力量，而试图将社会学建立为一种从实践立场出发、融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学科。方法上，“客观性”的标准变为一种情境化的主体间性。理论本身上，哈贝马斯“交往理性”、布迪尔的“实践感”、福柯的“生存美学”，这些都是充满了实践性和主观感受性的理论命题。相比古典三大家对理论与实践的区分或者有意关联，新大家们也更加强调理论对现实自觉的生发意义。也无怪乎，社会学迈向了一种面向实践的、感性的、多元主义的局面。

    不过，社会学的当代遭遇对于社会科学客观性问题也很有启示。随着实证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的瓦解以及多元主义、后现代的来临，社会学需要在关于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上进行深入反思。早期那种将社会科学比附自然科学（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解释主义）的做法，实际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何为客观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真的有那么的优越吗？在库恩和波普尔那里，客观性可能仅仅指涉对特定情境下的研究对象的本真的一种策略。而社会学，用默顿的话说，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一种系统性的雄心和抱负。所以需要反思的是，社会学是否应该承担有限性的使命？社会学的方法其实并不需要统一？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目前社会学四分五裂的局面不愧是是一个契机：一个重新定义、重新认识自身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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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读书（至12月18日）

书目：
韦伯  《儒家与道教》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
波普尔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保守主义》
莫里哀•盖格尔《艺术的意味》（讲现象学美学的）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读完古典三大家，这段时间的阅读就比较零散，主要是想把以前零散的想法串一串，大概有两条线：一条是功能主义流派，一条是知识社会学。不过有些疲惫，因为感觉读这些人不是很有新奇性，知识的累进也不多，索性就学这些人归纳总结去了。

一、谈点知识社会学
    古典大家都有涉及到“知识”的问题，不过他们关注的都是“知识”中的“社会”，比如马克思那里，知识是社会的产物，反过来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因素，如此循环论证；涂尔干探讨知识的社会起源，认为知识范畴是社会形态的投射，但是他没有具体研究知识是如何生产和进步的。只有到了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人物曼海姆那里，“知识”本身开始显现，知识与一种世界观相结合。曼海姆把知识中的社会与社会中的知识结合起来研究，努力辨认社会和知识的亲缘关系，将原来作为党派的思想武器的意识形态变为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论，研究这种社会倾向性的认识论意义。曼海姆是韦伯的同代人，价值混乱、思想冲突、方法论之争是他们的时代背景和学术场域，所以知识作为一个具有本理论意涵的命题被曼海姆开掘。不过包括曼海姆在内，早期的知识社会学思辨较多，哲学意味很浓，讨论知识的起源和知识于社会之间的互动问题，稍后这些命题被抛弃了。
    由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淹没了知识社会学，默顿关心的是科学作为一项制度是如何在社会中培养出的，包括科学制度、科学共同体、科学行为模式、奖励制度等命题。默顿是做科学史研究出身的，他之前的科学史是研究科学的内部发展，到他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史。所以在默顿这里，“知识”本身是缺位的。
    直到库恩，又重提“知识”，库恩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并扔进了两枚炸弹：一是知识建构论，一是对科学进步的质疑。认为科学知识的发展是由个体或团体选择的，并且也不是积累式连续的。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可能是因为旧范式的领导人死掉了，可能是因为重新定义科学、重建一套概念体系，这些都是社会学问题而非科学问题。库恩的炸弹引起了相对主义的滥觞，后现代的大师大家们秉持这一科学馆，典型的如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同构，直接消解了启蒙的意义。

二、功能主义的理论流变
1．早期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流派，始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代表人物还包括之后的斯宾塞、涂尔干，以及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功能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三个：1）从生物学那里来的“社会有机体”。将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当做主语来用，社会是有需求的，需求决定社会的功能设置。2）社会整体性。功能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整体观，关注整体之下的分化与整合，它的分析视角社会决定论和结构分析，也是这样来的。3）关于功能的假设。之后的默顿在批评早期功能学派时指出功能学派的三个假设：功能统一性、功能普遍性和功能不可缺少性。这些假设在马林诺斯夫斯基的《文化论》中有过表达，默顿批评这些假设让功能主义蒙受保守主义之冤。
2．结构功能主义
    早期的功能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最为人诟病，之后结构功能主义兴起，力图在行动和秩序之间做一番调和，功能主义的战场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和默顿。
    帕森斯吸收了韦伯的“行动”概念和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的思想，结合早期功能主义，试图对社会学理论要素来一个大的综合。他的创新在于在个人与社会或者行动者与秩序之间引进“规范行动”和“内在化”，以此弥补唯意志论和社会决定论之间的鸿沟。在著名的行动理论中，他将分析重点从韦伯那里的个体的“行动”变为糅合复杂社会因素的“行动系统”；方法上，将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起来，前一个命题表述为社会的功能需求如何达到满足的，后一个关注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边界关系和如何达到平衡。帕森斯建立了社会学理论上的高层建筑，这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让他获得了一统天下的霸权，不过在60年代后期随着存在主义思潮和社会运动的水涨船高，帕森斯变为一个社科界的稻草人，遭遇了严重的批判。最重要的批判来自三个层面，包括：1）过于抽象，陷入唯理论，离现实太远；2）过于宏观，实际没有真正关注到行动者，行动者还是一个黑箱；3）忽略冲突和变迁的保守主义。
    帕森斯的学生默顿在早期功能主义和帕森斯宏大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式地发展了功能主义，他批评社会学家对“体系精神”的执着，主张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包含经验材料的中观理论，认为这种有限性的理论之后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普遍的理论体系。针对早期功能主义三假设——功能普遍性、统一性、不可缺少性，以及它们无法解释的问题——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社会多样性，默顿建立了自己的概念体系——潜功能、功能接受者、功能替代。默顿的成功在于使结构功能主义从作为一团模糊的取向变为可以用来指导经验研究的概念体系，但是他无法克服功能主义理论自身的问题，即同样的需求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构？“功能替代”的概念过于宽泛，实际什么也没有解决，潜功能与显功能的区分也是模糊的，并不明显。
3. 新功能主义
    在60-80年代，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现象学等一齐向结构功能主义开火，功能主义一度沦为二流范式，之后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崛起，他们试图对这些分离的理论进行重新综合，并深入挖掘功能主义未完的要素。因为只看了亚历山大一本书，所以只能略讲讲他的观点。立场上，在功能主义内部批判继承帕森斯，同时对反帕森斯主义持开放态度，吸收了微观视角，尤其欣赏符号互动论和文化社会学。方法上，和默顿一样反对唯理论，主张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调和，建立一种“科学连续体”，从形而上学的假设到较具体的理论假设模型，再到更为经验性的假设和方法原则，研究理论与经验的双向运动。理论上，主要是对帕森斯的修正，在行动理论中加入行动者因素，就是人的创造性，环境对行动有制约作用，行动也反过来影响和改变环境，这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同时关注社会冲突和变迁，相比早期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新功能主义具有批判的姿态，融入了多元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在对社会学理论的综合上，新功能主义并没有取得结构功能主义那般的成就，它更多的是一种倾向性的东西：方法上的包容性、理论上的多维性。就理论简洁和立场鲜明的标砖来讲，这是一次不成功的综合。
三、
    梳理学科、学派的演变历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总能在思想的起承转合之处窥见社会的狰狞面目甚至伤口。在知识社会学那条线，研究的对象从“透过知识看社会”到“知识与社会的结合”，到“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再到“对知识和社会的质疑”，最后到“相对主义的滥觞”；在功能主义理论演变那条线，我们看到理论本身从对“社会”的强调向对“人”的强调的转变，同时得以看见社会学从艰难的出生到恢弘的综合最后再到杂糅多元的局面，并从中看见知识发展的两条线：知识内部的逻辑与时代精神的枝藤缠绕。社会学是一门拥有强烈社会关怀的学科，这种品格就决定了它发展路径的艰难，以及客观性不时遭受质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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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读书（更新至11月14日）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社会科学方法论》
弗里茨·林格：《韦伯学术思想述传》
葛兰西：《狱中札记》（接着上个月）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
萨 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耿动壮：《破碎的痕迹——重读西方艺术史》
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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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读书（至10月8号）：

马克思：《资本论》三卷
              《马恩文集》第一卷
              《马恩选集》第二卷、第三卷选读
葛兰西：《狱中札记》（在读）

    这个月阅读马克思，看到他讲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又岔开去看了一下葛兰西，目前还不打算读马克思主义，链条太长，这个学期先把社会学的读完再说。刚开始是读《资本论》，时间拉得有点长，读的时候老是联想到暑假调查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觉得很有意思，呵呵，这也算是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力了。不过里面关于古典经济学的东西，一知半解，读起来有点吃力。后来看文集和选集，发现马克思关于“人”有一套构想，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就按这个脉络读了一段时间。这个月的读书状态前几天有点躁，后面还是比较好的，经常读着读着就呆了，想的、写的也很多。这个月是我们集体读书的第一个月，大家一起读书，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很开心，很充实，马上是第二个月了，吼吼~

马克思与“人的实现”：    
    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面临的是这样的现实：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带来社会生产的欣欣向荣和财富的飞速增长，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工人的普遍贫困，并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逐渐形成阶级对立之势。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违背了马克思心中关于平等、自由和人之实现的理想关怀。
    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运动”引出了“人的实现”。黑格尔认为精神是高于物质的存在，精神的本质在于自由，而自由的实现在于精神的“二元化”运动，即精神自己乖离自己，通过这种外化、对象化来发现自己，然后回归自己，实现更高的自由。自由是对外化或者异化的克服。马克思继承了这种辩证的观点，把它用到人的自我实现之上，但是内涵不是精神运动而是“劳动”。马克思从人、自然、社会三者的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自由的“类存在”，这个本质的实现是通过社会化的、对象化的劳动，通过劳动实现作为“类”的自己和自由的自己，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马克思区分了“异化”和“对象化”，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就是对象化，是精神内部运动的必然环节，马克思认为“对象化”活动是人本质力量的实现，而异化则是“非人化”，是对人的背离。“异化劳动”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关怀的批判点。这里要补充一下马克思对“人”的理解， 马克思认为人应当是全面的人，全面的占有自己本质的人。这里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人的构想含有“应然”的一面，因为“全面的人”在现存所有社会都没有真正存在过，马克思指出全面的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这就不奇怪为什么共产主义会有理想气质了。这样，马克思批判的异化的人的形象就出来了：人从“类”将为“阶级”，从“整体”降为“部件”，从“人”降为“物”；人与劳动异化，与劳动产品异化，与类异化，与人自身异化——这就是现代社会里的人。马克思试图探寻异化的根源，他找到了现实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首先关注经济事实。资产阶级社会是异化劳动的场域。他通过展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逻辑，揭示了经济社会中的剥削、压迫的异化关系，集中体现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试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之于生产本身，私有制构成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扩张的限制，无政府状态又使它陷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中，每次都只能以一种放血式的生产萎缩来恢复生机；对于人而言，劳动被异化，服从于分工、资本的逻辑，对象化的劳动成为自身的异己力量。工人本身成为商品和机器，成为资本家的附庸，并且日益无产化和贫困。资本家虽然处于剥削关系的有利一方，却也没有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他们受永无止境的贪欲的支配，并且以对他人的暴力或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作为自己积累或奢侈的条件。总之，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人变为阶级的存在，丧失了作为类存在的本质；人人奉行利己主义，把别人看为工具，自己也降为工具。可悲的是，异化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基点，人只有处于异化状态才能劳动，也就是说人必须依赖异化劳动才能生存。马克思的论证是从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入手的，从价值规律推演到剩余价值规律，连带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和阶段性，并从资本主义内部衍生出超越它自身的因素：社会化生产和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在于，它的生产力的无限扩张超出了生产关系的承受限度，它的财富的快速积累与社会的普遍贫穷是同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着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后者一开始即是作为紧张、对立的形式出现，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终于以内爆的方式将其瓦解。所以，《资本论》实际是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它的历史、现实运行以及未来，但是问题在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出发得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以及人之解放的结论似乎不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这一事实，并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的界限何在，信用主义助长了资本的扩张和投机，也只是资本主义本身运行的困难，作为武器的阶级斗争何时发生呢，我们也不能确定。

[    还是回到人的异化本身。马克思认为人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劳动，还应作为一种类存在参与政治生活，即作为“公民”与“共同体”发生关联。现代国家虽然从宗教束缚中完成了政治解放，但又马上落入“市民社会”的精神统治之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自由”，归结为一点，只是私有财产的权利，这种人权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的私人利益和脱离共同体的个体。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都物质生活所裹挟，个人与国家这个共同体发生关联也只是在需要国家保护这个场合。由于税收、国债的存在，现代国家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由此，人的异化不仅表现为经济剥削，还有政治压迫和文化统治。统治阶级不仅作为资本家进行统治，还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即意识形态统治。现代国家采用普遍的信条，比如民主、自由，为统治阶级编造合法性的幻想，它的御用文人也极力掩饰剥削关系，马克思批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这一典型；但真正厉害是利己主义精神的无孔不入，资本作为现代拜物教，用物的关系取代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彼此成为工具，成为实现自由的妨碍，全社会陷入资本的狂热之中。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社会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消灭经商谋利及其精神的社会组织这个前提，即消灭私有制，消灭国家。

    因此，人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又统一了。对于人而言，必须消灭异化，回归类存在，当然，这种类存在必须在真正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作为社会，它要摆脱资本狂热和阶级对立，就必须消灭私有制。这二者是统一的。马克思为人的实现所构想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无阶级、超政治、超权利体系的自由人的联合，最重要的内涵是经济上的——在集体财富高度涌现的基础上实行共产制，分工被废除，每个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自己控制自己的发展和运动，按需分配，个人与社会高度融合。这个社会有古代氏族的影子，但是更高级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在一定前提下实现——尖锐的阶级对立和人作为普遍的存在，当然，这二者又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化背景下展开，由此，他把共产主义的实现又拉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之中。实现的方式是无产阶级的渐进、联合革命；革命是必须的，因为没有其他的方法，并且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推翻旧社会，建立一个纯洁的新社会。但他没有说明革命的必然性，阶级压迫与革命之间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马克思没有超出的古典理论的一般命题：共同体、自由和价值。但是他较其他人更具人道主义的实践气概，读他的著作常常能感受到他喷发的热情、他的肃穆、讽刺和机警，以及对待敌人的决绝。马克思无愧是理想青年的精神导师。
    这段时间读书时感受了一个问题——经典阅读中的心态。首先自然是敬畏经典，不能以一种读小说的心态去阅读经典，经典文本与读者本质上是一个严肃的师生关系，所以阅读时必须保持谦虚、认真向学的态度。其次，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风格、语言风格，因此也要有不同的阅读风格，作为读者的我们必须努力调试自己的心态和姿态去适应作者，和作者的心灵共振，以读马克思为例，我个人感觉严肃和激情是必须的，当然，具体的方法因人而异，靠各自摸索。接着，进入作者后，还要跳出作者，将作者的思想咀嚼、加工，为我所用，或者初生牛犊，批判几句，作为训练的工具，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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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重看）
              《万历十五年》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暑假调查回来，看了一些小册子。准备读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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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读书（至6月1日）：

福柯：
《古典时代疯狂史》
《必须保卫社会》
《安全、领土与人口》
《生命政治的诞生》
《主体解释学》
德勒兹、伽塔利《反俄狄浦斯》
布迪厄《区隔》
莫伟民《莫伟民讲福柯》
汪民安编《福柯的面孔》
黄瑞祺编《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

    3月、4月因为琐事耽搁，每个月只读了半个月，不是很整体化，但基本上读完了福柯主要的代表作。5月接着读了福柯的法兰西演讲系列，又对比着看了德勒兹和布迪厄各一本书。完整算的话，福柯的阅读专场持续有两个月，之后写了几天毕业论文，现在结束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对福柯思想的理解，我是从身体角度切入的。福柯为学术为人生的整个生涯充满了与身体的纠缠，他的著述充满了对身体的关注，他的生活更是一场身体之舞，所以身体是理解福柯思想的一条路径。福柯身体观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建构论，即身体是由社会力量建构的，这种力量主要表现为“知识—身体”和“权力—身体”，我们通过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可以发现一幅流动的身体图景。现代知识/权力之网建构了一种伪主体的身体，福柯试图找到身体自由的可能，转而投向了古希腊的身体观。在那里他发现了一种“自我—身体”机制，到这个时候，福柯思想的主要命题“知识”、“权力”、“自我/自由”全部登场，这些命题之间的关联是显著的，他们统一在现代性的主题下。知识和权力在现代社会发生了天然的结盟，前者为后者提供合法性和知识工具，后者为前者的世俗化扩张保驾护航。那么古希腊的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的勾连何在？基于社会历史的客体性与先在的主体性这个矛盾如何解决？不解决这些问题，福柯思想的发生学就是断裂的。其实这里蕴含了一个复杂的关联机制：福柯笔下的现代权力（无论是规训权力、生命权力还是牧师权力）其实是可以分解的，它分为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前者操作身体，使身体驯服，后者运转灵魂，产生身体的权力无意识。这就意味着，现代权力对个体的建构除了外在、他人与自我的关系，还必须纳入自我与自我的关系。正是在这个点上，古代的自我技术参与进了现代的“权力—身体”链条。由此形成了福柯的自由策略：通过自我技术修炼自我，增强对外在的抵抗力，这样就可以对权力技术产生免疫力，将它架空、悬置，并在权力入侵自我界限时勇敢地突破、甚至主动僭越，现代权力的散射性正是提供了这种僭越支点。虽然自我技术在现代社会的可行性值得怀疑，福柯的理论至少身体观在发生学上却并不存在断裂。福柯还亲身尝试了各种极端的身体实验，希望在这种不断的自我改变中实现他的身体信仰和生命风格。这是怎样的勇气！

    至于德勒兹，这里结合他与福柯的比较，略谈几点。德勒兹的思想跟福柯有很多交会，《反俄狄浦斯》这本书的序言就是福柯写的。他们两人都是尼采的信徒，从尼采那里接过火炬，参与狄奥尼索斯和阿波罗之间的交战。尼采批判基督教的“牧羊”罪恶，德勒兹和福柯认为精神分析就是基督教神话的现代版本，它压抑又煽动人的欲望，使我们都成了精神病。当然治愈精神病的方法既不能指向精神分析这个病源本身，也不能依靠马克思的解放，因为资本投资本质上也是欲望投资。福柯从古希腊生存美学那里寻求希望，这是一种个体式的解决，德拉兹则提出“精神分裂分析”，指望一种集体主义的救赎。这种集体不是去压制、规范个体，而是用自身的力量去反抗权力，从而保护个体、消解个体。德勒兹和福柯一样，基于两个立场，一是批判人文科学对“人”的消解，即“人之死”，一是这种批判本身不能带来马克思的整体的社会变革和自我解放，解放的可能只能存于微观层面。两人的背景都是对60—70年代学生运动的反思，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下人的生存趋于何种解放的思考。
布迪厄的著作还没展开阅读，接下来的时间准备读他的，这里先不谈。

    还是回到福柯，从感受上来讲，福柯真是个天才，他的语言文字很晦涩，你很难体系化的吸收，但是总会有出人意料的零星的感触，这些零零散散能不能汇成一片完整的天空呢？因此要有一种感觉式阅读，既要抓住他总体的风格，又要体味一些零碎的点，以从中获得启发性。我在论文的结语中附上了我阅读福柯时的感受，现在摘下来：
   
  福柯带给我一场阅读噩梦。在梦里，一个步步紧逼，一个无处可逃。于是某人抓狂了，想把他从坟墓里揪出来，抓着他的胳膊使劲摇，“Why? Why? Why?”

    每个读者都会有一个作者印象。读福柯时，脑子里浮现的是这样的形象：闪闪发亮的脑门，瘦削有力的身形，浅色的高领毛线衫，外面一件黑色的皮夹克。这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战士：他有着顽强的毅力和咄咄逼人的威慑力，他迫使你追随他的目光去看、去感受、去思考、去经历狂风暴雨。在他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自我矮化，接受他的领导和训话，心生佩服，但不久就会产生窒息感，那是一种丧失自我的难受。这也是一个温柔细腻的诗人：他的文字优美、多情，总是在不经意处给你细细的启发，在他晚期作品中甚至能读出一种浪漫主义的愁绪，于是不禁满怀赞叹。这种温柔缓和了他的刚强，诱惑着我继续读下去。
 
  作为一场噩梦，福柯在读者那里就有两种结局。一种是，由于人对痛苦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顽强的记忆力，所以福柯被深刻地铭记，成为读者思想的一部分，并时不时地跳出来干扰、参与读者的生活。另外一种可能是，人对不好的记忆选择性遗忘，所以福柯被悬置，搁置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然后在某个偶然性的场合突然跑出来吓人。无论是哪种结局，作为一种阅读体验的后遗症，福柯的影响都是深远的。那么福柯自己呢？究竟福柯对读者有怎样的期待呢？
 
    福柯的男朋友德菲尔说，福柯的创作经常玩弄一种“游戏”，他努力隐藏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和想对话的学者，所以对福柯的解读必定经历层层迷雾。这样看来，福柯并不是在说他的字面意思，也并不期待读者能准确把握自己的想法（即使能够准确把握也是没有意义的）。福柯的文本是变动不居的，他也坦言自己的著作带有传记的性质，那么福柯应该是这样希望的：读者脱离他的文本本身，真正领会到他的方法或者某种精神。福柯认为“一位哲学家的个人诗意态度之钥，不应求之于他的观念，而应求之于他的哲学生活，他的精神气质”（转引自黄瑞祺），并为我们展现了他的极端之爱和不断超越的生命风格， 他似乎希望我们将目光更多地放在那些越界的身体实践上，他暗示我们：做比说更重要。可以想象，假如福柯还活着，他大概会说，我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却对于自己的生活形式和展开方式感到快乐。谨以为敬！

    因此，福柯思想的真意或许在于，忘记福柯，与此同时，实践福柯。



3月到4月书单（至4月25日）：

福柯：《疯癫与文明》
《临床医学的诞生》（两遍）
《词与物》
《知识考古学》
《规训与惩罚》（重读）
《不正常的人》
《性史》
《马奈的绘画》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
汪民安《福柯的界限》
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
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
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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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读书（到2012年1月7日）

弗洛伊德：
《性爱与文明》
《文明与缺憾》
《论文明》（重看）
《性欲三论》
《精神分析引论》
《图腾与禁忌》
《弗洛伊德自传》
（因为出版不同，一些书内容有重叠，互相补充着看完了。）
弗洛姆：《被遗忘的语言》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尼采：《查尔斯图拉如是说》
      《快乐的科学》
      《论道德的谱系》
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1/3，正在看）

本来打算接着上个月读政治学的，可是想到福柯是个大任务，就选了据说对福柯影响很大的弗洛伊德和尼采。大一、大二时看过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弗洛姆《逃避自由》、阿德勒《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霍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加上这次的，精神分析系列的著作基本上看了个大概。这个月是我三个月来读书时间最多的一个月，一来是没有杂事，也不用毕业开题，二来是我跟着考研同学一起，总不好太懒。读的书都不厚，也不难，但是状态还可以，想的也多，尤其是读尼采时，特别兴奋，感觉找到了偶像。没有做系统总结，就先简单说说吧。

弗洛伊德：
心理学：
弗洛伊德进行了一场人性的革命。他确立了一个系统的心理结构理论，突出人的无意识，后期又提出“死亡本能”，引导了一股非理性潮流。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揭示还产生了一个重要意义，即所谓“文明”与“野蛮”、“正常”与“变态”之间不再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和不可逾越的鸿沟，之后他将这种观点引入了对原始宗教和文明的研究。
弗洛伊德开创了精神分析学派，影响自是不用说的，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出现了“泛弗洛伊德”。但精神分析的矛盾在于，作为药方，它与对精神病人的诊断是不一致的，即由文明压抑导致的神经症并不能通过精神分析疗法得到治愈。拯救唯一的出路在于彻底的解放，但精神分析的实质则是患者与他所处的环境妥协、和解。弗洛伊德本人并不具有革命精神，甚至是保守的，所以对于备受攻击的“性解放”一说，实在不是他本人的主张。弗以后的弗洛姆、阿德勒等修正了他的本能理论，大谈自我实现和发展人格，其实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心理学的问题自然变成了政治学的问题。

心理学与政治学：
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因为对个体的压抑而进步，这就意味着个人与社会本质上的对立，从而给人的得救下了死刑。马尔库塞修正了这个观点。他认为爱欲本身并不具有反社会性，它有其内在的约束力；同时将文明引入历史的变迁中，结合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指出虽然维持文明必须的压抑不能消除，但是可以减少额外压抑——通过推翻现实统治来解放爱欲，这预示了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存在。

心理学与人类学：
弗洛伊德从神经症患者的“错乱”中看到原始人精神生活的特点，进而发现了宗教的本质——宗教根植于人类的本能（俄狄浦斯情结）之中。他采用了一种类比的方法，试图在原始宗教与神经症患者之间确立一种无比亲近而又暧昧晦涩的关系。其实这是弗洛伊德一贯的主张，即认为个体的心理结构与文明（社会）的结构具有一致性，从个体身上可以窥见整个人类的心灵和文明的结构。所以在这里，原始宗教类似于儿童的最初愿望，而后者可以通过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如此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真是令人佩服！
这样看来，弗洛伊德已经超越心理学本身，他的心理学也是政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

尼采：
生命哲学：
尼采的生命哲学被齐美尔讲的很好，很有启发。
尼采受叔本华影响，也否认了绝对存在。但不像叔本华那样悲伤于生命的单调和无意义进而只注重“瞬间”，尼采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发展，生命根据内在的意欲和力量（权力意志）不断超越，上升，奔向完美，有些像弗洛伊德的本能升华和柏格森的“生命冲动”。自然赋予了人以生命，就是要让它自由绽放，克服艰难和紧张，那怕是破坏，也是符合自然律的。
尼采的生命哲学还蕴含了拯救人类的意义。我们知道，现代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上帝之死，所以尼采创立了查尔斯图拉式的“超人”来拯救人类。尼采认为，人类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人类集体的平均，而是最杰出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人类就是依靠充满权力意志的、不断完美的优秀个体生存的。这也无怪乎后来演变成了希特勒的“种族优劣论”。
但是尼采和叔本华一样，并未解决最高存在的问题。那振奋的酒神就像是弗洛伊德笔下的做梦者，也是一种替代满足？

道德学说：
尼采对人性的揭示与弗洛伊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追溯从贵族道德到奴隶道德的演变，认为道德观念是强力意志和生理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善恶、好坏的价值判断不是依据善恶、好坏的事实，而是人因不同社会地位和生理条件对自身行为所做的肯定性判断。基督教产生于弱者的怨恨，所谓“良心”其实是人的残酷本能的向内，而看似高尚的“禁欲主义”也只是信仰虚无的表现。尼采将基督教的人人平等和利他主义视为人类历史上道德的下降，他主张建立的是贵族式的道德，或者说是杰出的高尚，即最强力者所能达到的人性的顶点。

读尼采，内心澎湃，所以要感慨几句。很多人说尼采是疯子，但当读着疯子的话，我放空了，并深深地为一个疯子能够如此优美和富有勇气、真理而折服。尼采说，我是太阳。那么太阳底下的读者注定不能平静，没错，他的光芒刺痛着渺小的我。哎，这个一个怎样燃烧的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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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读书（至12月12日）

丹尼尔•J•布尔斯廷《美国人——建国的历程》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下卷）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勒庞《革命心理学》
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

一 内容
孟德斯鸠
雷蒙•阿隆评价孟德斯鸠是最后一位古典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社会学家。古典哲学方面，孟德斯鸠继承了社会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观点，但同时也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理论，他考察了政治制度与社会形式的关系，将制度分类与国家大小、政治原则等社会基础结合起来，这是古典理论没有的。孟德斯鸠另一个关注点在于如何让政治权力平衡以保证政治自由。他的理想是权力相互制衡、人民享有安全感的贵族政体，这也是为我们所熟知的“三权分立”。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类型和权力制衡的理论对托克维尔的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学家，孟德斯鸠研究了地理、气候、人口、宗教对法律、风俗、礼仪等社会生活的影响，认为各国、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他称之为“总的精神”，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国民性”。“总的精神”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蕴含了“社会决定论”的意味。

涂尔干、孟德斯鸠、卢梭
涂尔干从孟德斯鸠的政体类型中找到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原型，并将静态变成动态，发展了“变迁”的社会学；孟德斯鸠关于“类型”和“法”的观念也深深影响着涂尔干，涂尔干著作的很多命题（例如社会类型、宗教、分类等）都来自孟德斯鸠。方法上，涂尔干吸收了孟德斯鸠的比较法和归纳法。
关于卢梭，感觉他关于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以及 “公意”的观念对涂尔干影响特别大。

托克维尔：民主、革命、自由与宗教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平等）是基本的现代性征，民主的获得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在没有封建历史的国土上享有天然的平等；一种是法国式的，通过革命手段建立平等。对于革命，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即使旨在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它打破了旧秩序的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使得旧秩序中比如传统、风俗、宗教等社会结构无法对新秩序的确立发挥积极作用。不仅如此，通过革命取得民主的社会特别容易陷入专制和奴役。因为革命不仅破坏了外在的社会秩序，还改变了人们的心灵结构。革命后的人们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依靠宗教、道德的指导，而革命正好破坏了这一精神支柱（宗教因为关涉政治权力而被革命者嫉恨），因此自由沦为虚设，人们逃避或让出自由——或者囿于狭小的自我主义，或者将意志赋予统摄个体的集体，人民的名义也就可以大行其道了。与法国不同，美国的宗教发展得很好，所以它的民主与自由精神可以完美的结合，托克维尔对此很是羡慕。由此，革命是民主的手段，但是不能保证民主的果实——自由，民主与自由也互相抵牾。

托克维尔与勒庞：民主、革命
托克维尔：制度分析。继承孟德斯鸠，从制度、结构中挖掘历史事件的原因。他认为革命前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平等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分裂（尤其是贵族的没落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已经为大革命埋下了种子，所以大革命并不是“民主运动”的开端，它的发生具有必然性。

勒庞：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中杀戮盛行？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大众革命，群体心理学支配着它的发生、发展、落幕与平息。理性的个体参加到群体中就变成一群乌合之众——对领袖盲目服从，革命激情很容易就被挑起——他们或参与或亲自制造了种种恐怖。

勒庞与托克维尔都是保守主义者，都不赞成革命，认为革命是破坏性多，而创造性少。不过勒庞更甚，他笔下的革命简直是令人憎恶的凶残的闹剧，他人认为革命释放了被文明规范的本能，所以毁灭是惊人的！还有一个相同点，两人都重视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气质。勒庞认为法国大革命以激烈的方式发生是与法兰西民族刚性的文化密切相关的，革命在奔向现代的道途中与传统割裂，却在革命之后发现了对旧制度的怀念，托克维尔也心心念叨着民情的保持。

二 读书感想
上次开完读书会后回家了一个星期，调整了一下心态，回来后接着上个月的看。最近看书比以前快了点，可能是琐事少了，状态好了一些，比较坐得住，也可能是天气原因，外面太冷，只能在自习室里呆着。呵呵，不过自己感觉起来是比上个月好多了。
最近有毕业开题的事，老师鼓励写一个人的思想。好难啊，压力好大，也没想好。在这之前还有好多书要看，所以接下来看书会比较紧张。自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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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26日—11月9日读书：

《经典理论与现代性》 王小章
《政治社会学导论》安东尼.奥罗姆
《寡头统治的铁律》 米歇尔斯
《论美国的民主》（上、下） 托克维尔
《美国游记》《政治与友谊（书信集）》托克维尔
《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 王跃生

读书日程：9月为了保研推免的事情重新看了以前的一些书，主要是学科史类的，比较凌乱。9月30号到10月8号十一调查中。10月14号保研结束后看了几天的杂书（不知道为什么心静不下来，索性读了一些小说和杂文，检讨！），之后又为调查的事情忙了一段时间，期间看了王跃生的一本书。真正看书是从10月26号开始的。截止现在，大概半个月。虽然时间很短，但状态比之前要好一些，效率也比较高。最初的打算是系统性的阅读，所以选了两本教材性的著作，主要是看自己想从哪一家开始摸索，后来锁定托克维尔，就开始看他的传记。中间去了亲戚家，在他那里无意中发现米歇尔斯《寡头统治的铁律》，花了几天看完，之后开始看《论美国的民主》，到8号看完。由于托克维尔直接传承孟德斯鸠，接下来打算结合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来看，还有他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也要看，所以还要再过几天才能对托克维尔的思想做系统的总结。下面简单谈谈两本书：

《寡头统治的铁律》：
米歇尔斯在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的发展实践中发现，即使强烈信仰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寡头统治的命。随后又扩大到所有形式的政党组织，即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意愿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权力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日益脱离大众意志的控制，形成一个封闭的、几乎不受任何制约权力集束器；与此同时，普通大众得过且过，对领袖盲目崇拜，缺乏行动能力。“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虽然有些“宿命”的意味，却蕴含了对政党变异根源的思考。
米歇尔斯从政党本身的性质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来探讨领导者与普通大众产生分野的原因：无论在结构上、智识上还是心理上，领袖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结构上，政党领导者的职业化以及组织规模的扩大导致领导者角色的转变——从“公仆”到“主人”，以及领导者权威的增加；其二是智识方面的根源。随着政治事务的日益专业化和职业领袖的出现，领导者与普通大众在智识方面的鸿沟开始拉大，前者的优势地位体现在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和在实践中积累的领导技能，而专业化权威的形成则使得普通成员表现为参与的无能；其三是领导者心理上的根源。领导者在获取权力后心理状态发生了根本转变：权力的行使和对权力的意识，增长了领导者的自负，并使之想法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采取各种手段维持自己的地位，不能宽容异己者，从而葬送了党内民主。他们耍弄权术，所作所为日益脱离大众意志的控制，与运动的根本原则相背离。
由于现代性的不可逆和组织的自存在，寡头统治似乎成了现代政治的必然，那么所谓“通过革命争取民主”的说辞即是值得推敲的。米歇尔斯的论断使得我们对革命党的天然好感有所松动：革命政党在组织建制上与其宣称所要推翻的威权国家似乎并无二致。由于各种迫力，政党在成立之后逐渐脱离它自己所代表的阶级，维持自身存在比政党活动更为重要的目标 ，“铁律”发生作用也就指日可待。

《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托克维尔在上卷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并揭示出美国的民主政体何以保证自由。他的原因是我们熟知的，美国的独特性、法律因素以及民情（习惯、风俗、宗教等），并且这种重要性依次递增。托克维尔虽然是在论述美国社会，但是他实际已经做了预断：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但是这一趋势蕴含着对自由的威胁。他接受民主制，但是并不称颂它，对民主也始终有所保留。这是因为相比平等他更看重的是自由，当然自由的意义在于通向伟大，托克维尔终其一生保持着对伟大的向往。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具有真知灼见，他认为平等不能保证自由，甚至走向自由的反面；这个论述与卢梭的观点很有可比性，卢梭认为平等正是自由的前件。由此，托克维尔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在这一趋势（平等/民主）的既定事实下，寻求保持自由的途径。无疑，美国的成功为我们提供了经验。

下卷：雷蒙阿隆说这下卷有知识社会学的意味，所言非虚。托克维尔在这里所谈的都是精神层面的情况，探讨民主对智力、感情、习俗以及政治社会的影响。他发挥了天才的想象力，运用文学家的敏感笔触，为我们确立了民主社会的理想类型，以此来预测未来社会的趋势。不过，我发现他对民主的叙述时而是美国的形象，时而是抽象的一般特点，所以这种普遍性是值得推敲的。大概托克维尔本身都不相信所谓的历史规律，所以也不屑于做预测。

结合他的传记，我感觉托克维尔是一个充满焦虑的人：民主与自由，民主与革命，学术与政治……这些两难问题攫住了他全部的注意力。托克维尔的言辞中也无不流露着对他所处时代的焦虑：伴随物质丰富的社会情状是宗教精神的式微、民主社会的平庸化、利益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德的缺失……他的身上弥散着坚守道德和原则的贵族气息，他为这些不幸感到由衷的失望。当然，个人与时代的搏力始终是微弱的，但思想的力量却可以走得很远，这也是我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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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本科读书书单（以时间为序）
大一：
《逃避自由》 弗洛姆
《神经症与人的成长》 荷妮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中国人的情爱心理》孔维明
《心理学是什么》 崔丽娟等
《乡土中国》 费孝通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中国人的德性》切斯特•何尔康比
《中国人的性格》 李亦园, 杨国枢主编
《礼物的流动》阎云翔
《金翼》林耀华
《菊与刀》本尼迪克特
《历史的脸谱》余秋雨
《西方哲学史 》（上、下）梯利
《规训与惩罚》 福柯
《福柯的界线》汪民安
《沉思录》奥勒留
《古罗马人的欢愉》让-诺埃尔・罗伯特
《幸福与经济学》 布伦诺・S.弗雷, 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学术与政治》 韦伯
《街角社会》怀特
《人生论》 培根
《一个自由人的崇拜》罗素

大二：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
《人心与人生》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梁漱溟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冯友兰传》冯友兰
《冯友兰随笔：理想人生》 冯友兰
《中国人的精神》辜鸿铭
《西方哲学史》邓晓芒，赵林
《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
《哲学的初体验》马丁•霍利斯
《大问题》所罗门
《哲学之树》庞思奋
《现代社会心理学》周晓虹
《霍布斯》 马歇尔・米斯纳
《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重看）
《社会分工论》 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涂尔干
《自杀论》 涂尔干
《支配社会学》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涂尔干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韦伯
《学术与政治》韦伯
《支配社会学》（部分） 韦伯
《风险社会》贝克
《权利的成本》霍姆斯，桑斯坦
《社会契约论》卢梭
《国家与社会》邓正来
《政治学》罗斯金
《政治学十五讲》燕继荣
《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吉登斯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福山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阿德勒
《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鲍曼
《娱乐至死》波茨曼
《童年的消逝》波茨曼
《休闲与生活满意度》 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等
《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蒙田随笔》 蒙田
《乡土中国》（再看） 费孝通
《五百年来谁著史》韩毓海
《货币战争》宋鸿兵

大三：
《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
《心灵、自由与社会》米德
《社会科学方法论》韦伯
《韦伯传》姬金锋
《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卢梭
《社会契约论》卢梭（重读）
《西方社会思想史》于海
《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周晓虹
《原始分类》 涂尔干，莫斯
《礼物》莫斯
《经典理论与现代性》 王小章
《论文明》弗洛伊德
《亲密关系的变革》吉登斯
《比较现代化》西里尔•布莱克
《邓晓芒讲黑格尔》邓晓芒
《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亚历山大
《论历史》罗素
《组织社会学十讲》周雪光
《结构洞》博特
《集体行动的逻辑》奥尔森
《组织理论与设计》理查德.达夫特
《共同体》鲍曼
《乌合之众》勒庞
《自然权利与历史》列奥•施特劳斯
《中国思想史论》李泽厚
《毛泽东传》特里尔
《文化论》马林洛夫斯基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费孝通
《生育制度》费孝通
《皇权与绅权》费孝通
《社会学的探索》费孝通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王铭铭
《内地的农村》费孝通
《乡土重建》费孝通
《乡镇经济比较模式》费孝通
《论小城镇建设》费孝通
费孝通人物随笔、文化随笔系列
《土地的黄昏》张柠
《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 黄宗智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高瑞泉
《重读大师》祝勇
《社会研究方法》艾尔•巴比

平和的心态不是说来就来的，慢慢调整，你能行的！总体说来，我的读书状态还是蛮好的，继续努力！

呵呵 不在于想多，而在于想什么。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调整心态的过程

读书是要沉下心，其他什么都不想，能写就写，想到什么写什么，就行了。

我又发晚了~

读书情况很不错，赞一个。

读书既是个体化的，也是群体性的。在群体性和个体性之间游刃有余，会事半功倍。
在读书会里再表现积极些就好了
开放心态，也许世界就会大很多。
继续加油

    很不错！要是能稍微再有体系一些就更好了.

同意龚为刚师兄的建议。系统些，收获会更大些。

当我们有自己的规划，有足够的积累之后，就形成自己的主体性了，也就不会被论文牵着跑了。。。继续加油！

晓园很聪明，也很勤奋的，读书关键就是要静下心坚持下来，肯定会大有收获啊的

好好读书，天天向上！

看来我们要在《读书汇》上多花心思了。我们都知道每个人读书的潜力在哪里，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期望和要求，你已经读得很好了，但是你明明可以读得更好的，加油吧！

好

读书还是很不错的，要继续加油。
读书的精神和意志很重要。贺老师说，百分之百的状态减去百分之十，就只剩百分之三十了。
经典对人的触动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所涉猎，要是看懂一家，你可能就会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了。
坚定坚韧坚强，深挖一口井，时间属于你们，一起努力，把你们这届读书会办得更好

书目选择得还不错，不要急躁，仔细去体会~
囫囵吞枣是不会有大收益的！

顶起来

人的二重性是涂尔干的一个重要论点，莫斯与涂尔干相比，他的人类学更加经验化，把我们带到地上来了。读他们两人的书，很有意思
读书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利用好剩下的时间，在读书和心态上都做好~~

礼物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很多著名的人类学研究都涉及到了，好像有一本书叫做《礼物之谜》，有兴趣可以看看，是对这方面的研究的一个概览和述评性质的。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实际上也是对“礼物”的分析，都很有启发性。

发觉你的进步很大啊，需要继续努力。

思考的很好！
民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有一种人格的感召力，犹如在我们混沌的生命中开出一片清光，油然而生一种上达天德的觉照，值得我辈学习！学习！

读得数量还是丰富的，还需要系统化一些。读书体悟的也不错，自觉性也很好。加油！

费孝通的思想比较容易读懂，也比较有现实可参照性。费老的精神也很值得大家学习，从费老的书切入，也不错。
等过个时间，我们双周论坛搞个关于费孝通思想的讲座，希望能把他的思想梳理下，到时候，有兴趣可以来听听
读书情况还是很不错的，继续保持

嗯，很不错！

大三同学要抱团进步，各位要有所担当啊！

很不错，加油！

2012级研究生报到。。。。。。

加油！

晓园该更新了

网站怎么老是打不开呢？

加油，由浅入深，慢慢会沉浸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