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2024.7-2024.8
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
布迪厄《男性统治》
波伏娃《第二性》一二卷
费代里奇《凯列班与女巫》
被塑造的女性
这个月读了一些有关女性主题的书,《男性统治》、《第二性》和《凯列班与女巫》,读他们的书名就很有意思,为什么男性是统治者,是第一性,而女性就是被统治者,第二性呢?
一、存在性别对立的现象
布迪尔认为,男性与女性,不仅仅代表性别对立,还包括了一连串同源的对立,例如高、上、干、硬等就代表男性,而低、下、湿、软等就代表女性。性别对立,首先表现在那些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社会安排以及两性的劳动分工上。比如空间上,存在着专属男人的集会地点或市场与专属女人的家庭之间的对立,或在家庭内部,照管炉火的男方与照看牲畜棚、水和植物的女方的对立;时间上,劳动日、农事年或生命的循环,中断的时刻是男人的,漫长的妊娠期是女人的。同样地,波伏娃也论述到,在历史长河中,女人常常被定义为从属于男性的他者,是相对的、有缺陷的、阴性的第二性,男性则傲立为世界的主宰,代表着主体性、绝对、完美与阳刚的“第一性”。
二、被塑造的女性
布迪厄讲“男性统治并不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历史构造的产物”。同样的,波伏娃也讲“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而成的。”历史构造和被塑造,从词的含义上来看都是后天形成的,被动的,想要女性成为那样的,非自愿的。布迪厄在书中论述的重要一点就是男人为什么能取得支配权,女人为什么没有提出异议?正是因为象征暴力,它是指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觉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统治者会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会不知不觉的参与对自身的统治,实现统治延续和无意识统治。象征暴力是如何产生的?布迪厄认为象征暴力是通过赞同建立起来的,被统治者不得不赞同统治者,因为被统治者在思考统治者和自己的关系时,只拥有与统治者相同的认识工具,而这些工具不过是统治关系被归并的形式,是他们想让你使用的他们发明的工具,而这只是为了和他们保持“一致”,以免成为另类。而且,男性统治下统治结构中诸多联系机制的都在发挥作用,如女性一生成长中都脱离不了的家庭、教会、学校、国家等的认知结构影响。这样的机制的作用就是真正确保了男性统治的超历史稳定性,于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们借助统治关系直接性地将男性中心世界观纳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中,从而将这种关系合法化。
同样地,波伏娃认为女人身上并没有所谓不变的本质,没有所谓的女性气质,更没有诸如永恒的女性这种男人心目中理想化的女人形象,所谓的永恒的女性,是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她的整体处境是塑造出来的。之所以她被塑造,是因为她处于被支配位置,当前的世界是由男性塑造和统治的,女性被封闭于她的肉体和家庭中,成为永远都长不大的孩子,女性只能服从男性制定的真理和法律,接受支配。此外,传统的女人不愿意承担自己是个自由意识,不愿意背负身为自由意识必然要面对的存在焦虑,而选择了与男人结为同谋。再加上,女人没有具体的办法可以砍断束缚在自己身上的枷锁,比如教育资源之不平等、经济上无法独立。在这样一种历史错误背景下,就产生了对女性的定位是“他者”,他者是在与主体的对立中显现出来的一个相对概念。在主体力图确立自身的本质地位时,他者即处于非本质状态,因构成客体而缺乏意义。在男性主体的确立过程中,女性成为了他者,并一生遭遇着他者的命运。他者形成的原因,从生理原因上看,体质较弱、缺乏稳定性和控制力、青春期、生理期和生育期的折磨迫使女性处于依附地位;从历史条件上看,无论是游牧时期负责维持家务和繁衍后代,还是农耕时期投身家务劳动,再到青铜器时期成为神圣的土地崇拜形象,都能体现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挤压;从社会构造上看,女人生来背负着一种来自男人的“期望”,期望她们从属于自己,具备肉体、内在的特点,使得男人成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首脑。
费代里奇研究的根源就在于究竟什么是迫害女性的根源,猎巫运动发生的背景就在于社会经济危机时期,为了恢复理想的人口比例,首先就是要打破女性对于身体和生育的控制,于是主题就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剥夺妇女对生育的控制权,二是把妇女排除在对劳动过程的规范化。哪些女性被指控为女巫,多是村里的助产士、医生、占卜师或魔法师,不听话的妻子、敢于独居的女人,而这些女性都是资本主义必须摧毁的女性主体世界,因为这些人能够对已有的权力结构提出挑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之间的友谊也被破坏,因为避免被伤害会进行相互揭发,而这一过程也需要大量的官方组织的管理,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迫害女巫和殖民地征用美洲农民的土地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重要,因此社会选择对女巫进行污名化,教导人们去害怕女巫的力量,让他们以为女性对社会秩序会造成危险。于是,这一结果就是,新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发展迫使妇女的劳动和妇女的功能从属于劳动的再生产,新的父权秩序的构建基础是把妇女排除在雇佣劳动之外,使得妇女从属于男人,无产阶级的身体机械化以及把妇女的身体变成生育新工人的机器。
三、超越自己、解放自己
女性该如何靠自己的力量跳脱,女性必须要有向上提升的自我超越,不应该只局限婚姻家庭等世俗的一些东西,不应该沉浸在小范围的自我满足中。波伏娃说,坚持身为主体就应该以“自由”做为存在之核心,本于真实自我,勇敢面对存在之焦虑,想要有所超越,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女人必须采取的立身态度是:自行构想其存在的目的,勇于承担起自由独立要冒的种种风险,不让自己成为他人意志追捕的猎物。与其羡慕不如成为,如果女性精神贫瘠的话,只会把皮囊当作唯一的底牌,陷入所谓的“女性气质”,就没办法获得别人的真正尊重和自我稳定的核心,应该明媚而热烈的为自己活着,看书看世界尝试不同,做一个自由而洒脱的主体。
书单:2024.6-2024.7
《实践与反思》
《实践感》
《实践理性》
《包容他者》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
《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选读八大家)
6月读书汇报一:语言作为权力抑或交往的媒介
语言可以作为两种媒介,一种是权力的媒介,而另一种则是交往的媒介。前者,诸如布迪厄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行使权力的手段,在言语过程中,每一次的言语表达都应该视为一种权力关系;后者,诸如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一种交往媒介,它用于沟通,行为者通过相互沟通现实行为的协调一致,追求各自的目标。
一、语言作为权力的媒介
在布迪厄看来,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及其各自所属的各种集团之间的力量关系以一种变相的方式体现出来。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涉及到被授予特定社会权威的言说者与在不同程度上认可这一权威的听众之间的历史性权力关系网。语言分析中经常谈到的“编码一解码”过程实际上是以一种权威一信念关系为基础的。只有当贵族的权威有效地发挥作用,他一句委婉的话才会产生相应的效果。所以,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应视为一次权力行为。例“如果一个老派的英国贵族只要对仆人说句你不觉得天有点冷吗?仆人就会去关上窗户。”并且,语言过程中的技能并非单纯的“能说”,还意味着有权利说,有权利通过语言来运用自己的权力,这都蕴涵着语言技能的分配并不均匀。在语言的市场中,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的资本,因此其技能也互不相同。基于此布迪厄发展出符号权力。“符号权力”这一概念强调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而且,支配的效果几乎总是产生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人们构成社会行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因此,社会行动者恰恰并不把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一种暴力,从而予以认可,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性别支配比其他任何例子都更好地显示出,符号暴力是通过一种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完成的。
二、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
交往行为组成的世界也是由日常语言支撑的世界,哈贝马斯也称之为生活世界,亦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通过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交往活动,获得各种信息,从而对外界得以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恰恰是文化最好的载体,因此语言在生活世界中具有很大的作用:一是描述事态,二是表达意志和情感,三是作为交往中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交往行为”,他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类: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每个行为类型侧重于不同世界类型的反映目的行为对应客观世界、规范调节的行为涉及社会世界和客观世界、戏剧行为对应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行为者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媒介关键是语言,前三种行为模式没有摆脱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只揭示语言的一种功能即以言表意,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经验,只有交往行为是一种全面的行为,同时涉及到三个世界的关联 ,揭示了语言更重要的功能就是以言行事即沟通,沟通是社会交往网络的核心环节。在交往行为中,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把相互间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其核心主要在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交往行为突出的是语言的中介作用,语言作为沟通和达成共识的有效手段,促进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使行为者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达到真正的交往行动。由此可见,语言是交往的的重要媒介,对语言进行有效性表达则是实现交往行为顺利进行的前提。而言语行动要达到有效性,就要具备以下要求:其一是“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真实性)、二是言语行为是正确的(应当满足合法行为和规范语境)(正确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真诚性)”。其二,“一种表达的合理性可以通过批判和论证加以还原”。也就是说,主体所言之语的合理性可以经得起检验和论证(证明)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参与者的计划行为不是通过斤斤计较,而是通过相互沟通获得协调,这样就是一种交往行为,在交往行为中,参与者主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们同时也追求自己的目的,但遵守这样的前提,即他们在共同确定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行为计划加以协调,通过协调和沟通来使主体之间取得一致。
6月读书汇报二: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对与现代性的探讨
谈起现代性,我们往往想到当代社会学家对现代性的讨论,但这个月看一些有关社会学家思想述评相关的书目时,也发现对于现代性的讨论已经起始于古典社会学家,且这种思想是已经成形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当代社会学家才更充分和完整。
(一)马克思论现代性: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1.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在⻢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资本主义制度。“现代社会”的许多特征, 最终都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马克思在《资本论》解释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他首先从商品将起,认为商品具有两重性,既具有使⽤价值,也具有交换价值,两种价值之间存在天然⽭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制造货物是为了有⽤,产品价值最初是建⽴在使⽤价值之上。资本主义市场建⽴后,产品转化为商品,⽣产⾏为和消费⾏为彻底分离,⽣产的⽬的是为了销售,交换价值从使⽤价值中分离出来。上述分离造成了多⽅⾯的后果。 第⼀,对交换价值的强调,使得使⽤价值蜕变成⼀个次要问题。资本家更关注某类产品的利 润。 第⼆,使劳动⼒性质发⽣变化。劳动者通过将⾃⼰的劳动⼒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使⾃⼰与⽣产资料结合起来,劳动⼒本身成为商品。第三,资本主义的商品化,使社会⽣活和社会关系的⽅⽅⾯⾯发⽣了变化。商品关系渗透到资本主义全部的社会关系当中。这种联系只能最终表现为⼈们相互交换劳动成果的交换价值上。 第四,商品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的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产的⼈与⼈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商品和商品之间互相发⽣关系的形式,⼈与⼈的关系为物的外壳所掩盖。商品原本是⼈的劳动的产物,体现着⼈与⼈之间的社会关系,但现在它却表现为这种关系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并且作为⽀配商品⽣产者命运的不可思议的⼒量统治⼈。正是由于⽣产关系的物化,使得商品具有了神秘的性质,即拜物教性质。接着,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认为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主义⽣产⼒发展及组织形式变化。由于特定时间资本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资本家所能雇佣⼈数的有限性。因此,资本家总是想⽅设法提⾼对⼯⼈的剥削程度即提⾼剩余价值率来增加剩余价值量。 对剩余价值进行剥削主要主要有两种⽅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既定情况下,通过将劳动⽇绝对 延⻓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劳动⽇⻓度既定的情况下,通过缩短⽣产⼯⼈的劳动⼒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延⻓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的剩余价值,主要通过技术提升和设备改善,经过了简单协作到⼯⼚⼿⼯业到机器⼤⼯业。 机器⼤⼯业的诞⽣,使整个社会的⽣产⼒提⾼到⼀个崭新⽔平。资本主义⽣产关系虽然创造了机器⼤⼯业这种新型的⽣产技术⽅式,但它也为后者的存在与发展施加了重⼤的限制。机器⼤⼯业的运⾏和发展设置了⼀种制度上的障碍,从⽽使得机器⼤⼯业及其组织形式 在进⼀步提⾼⽣产⼒以及促进⼈类普遍⾃由发展⽅⾯所蕴涵的巨⼤潜⼒,不能得到充分地利⽤和开发。⻢克思指出,作为商品⽣产的⼀种特殊历史形式,资本主义⽣产过程或者说剩余价值的⽣产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既互相分离⼜相互联结的过程, 即剩余价值的直接⽣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这就使得整体经济秩序被周期性破坏是资本主义必然⾯临的问题,那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周期性被破坏的三种因素,这三种因素既可以分别也可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产过程发⽣作⽤:社会⽣产各部⻔之间的⽐例性要求与整个社会⽣产的⽆政府状态之间的⽭盾。由于资本主义的私⼈经济特点,资本家各⾃决策,从⽽使⽐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导致局部甚⾄⼤量⽣产过程的停顿和危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与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之间的⽭盾。为争夺市场和利润,资本家⼀⽅⾯扩⼤⽣产规模,⼀⽅⾯不断改进⽣产技术,导致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在⼀定时期内,平均利润率下降到⼀定程度,进⼀步的投资将⽆法带来更⾼利润,资本家便会缩减投资,导致收⼊、销售和就业的缩减,引发经济危机;⽣产的⽆限扩⼤趋势与社会有⽀付能⼒的消费需求相对⽽⾔不断趋于缩⼩之间的⽭盾。⼀⽅⾯,货越来越多;⼀⽅⾯,⼯资增⻓很⼩,购买⼒不⾜。导致物品⼤量挤压,陷⼊⽣产过剩危机。⻢克思进⼀步指出,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不仅导致了上述资本主义⽣产过程的内在⽭盾,为⽣产的进⼀步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且也导致了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产关系阻碍了机器⼤⼯业条件下劳动过程的合理化趋势。⼈改造⾃然的过程 中充满了愉悦,劳动让⼈感到快乐,劳动过程和⽣命过程融为⼀体,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发⽣了异化。机器⼤⼯业的资本主义形式,还导致了社会⽇益向两极分化以及⼯⼈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 ⼀⽅⾯,随着机器⼤⼯业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甩进了⼯⼈阶级的⾏列,⼯⼈阶级队伍进⼀步扩⼤,另⼀⽅⾯,机器⾰新和技术不断发展,导致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减少。两种对⽴的结果导致资本主义出现了相对⼈⼝过剩,导致⼤量失业⼈⼝的出现。这些群体存在对在岗⼯⼈产⽣极⼤竞争压⼒,只能忍受资本家更苛刻的条件,被迫从事更繁重劳动,进⽽出现普遍的贫困化。 ⻢克思将这种趋势称之为⼯⼈阶级的贫困化趋势,概括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资本的不断积累,⼀⽅⾯,是贫穷的不断积累,必将导致⼯⼈阶级的强烈反抗,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对“现代性”的超越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勾画,认为消灭了⽣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所有制,⽣产资料及其劳动产品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由社会根据全体成员⽣产和⽣活的需要共同加以⽀配。消费资料按照每个社会成员的实际需要进⾏分配。商品经济以及与此相连的货币制度和市场体制也都将消失。⼈们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 度量、计算和分配劳动成果,对社会⽣成过程进⾏有计划安排、管理和调控。消灭了固定的劳动或职业分⼯。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对⽴。但是必须需要通过⽆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激烈⽃争、通过⽆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暴⼒⾰命来完成。
二、涂尔干: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社会转型与失范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认为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法律和道德失范状态,在涂尔干看来,19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失范”状态虽然跟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有一定的关联、但却并非源自于(正常的)劳动分工本身,而是源自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详细地分析了劳动分工产生的原因和引发的社会后果。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的发展或工业社会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容量”(即人口的数及关系)和“社会密度”(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交往的频率和强度)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生存竞争不断加剧的结果。他指出,劳动分工的发展有着许多的社会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改变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纽带,为了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社会团结类型,即“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所谓的机械团结指的是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所有群体成员的共同感情和共同信仰)而把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有机团结则指的是通讨职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将个体联结起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结合类型。在机械团结中,“所有成员的共同观念和共同倾向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了成员自身的观念和倾向”,个体的独特意识或者说个性即使存在也极其微弱。“以这种方式相互擬聚的社会分子要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这就是我们把这种团结称作机械团结的原因”。而在有机团结中,情况则相反。在有机团结中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即使仍然存在也已经非常空泛和模糊,个体的独立人格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成员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强烈的共同意识、共同情感,而是因为他们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他们由于这种功能上的相互区别和相互依赖而必须结合在一起,谁也无法离开谁。这是一种和动物有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联结非常相似的一种社会结合形式,所以涂尔干把它叫做“有机团结”。涂尔干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团结在不同的时代可能都存在,但在不同的时代它们的比重或地位却是不同的。在古代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结合形式是机械团结,而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则是有机团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械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衰微、有机团结的优势和地位不断递增的过程。而造成这种趋势的基本原因就是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逐步削弱和瓦解着机械团结赖以存在和维持的前提条件。因为机械团结是建立在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基础上,集体意识对个体意识的强势是建立在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基础之上,而个体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又是建立在劳动分工程度极度低下的基础之上的。随着劳动分工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之间在劳动与生活方式、在生活经历与经验等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人们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越来越高,个体的独特意识也越来越强,集体意识之强势的维持也就越来越困难,建立在集体意识及其控制力基础上的机械团结也就势必逐渐衰微下去。但另一方面,劳动分工的发展在将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逐渐摧毁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纽带,使得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能够得以继续存在,而不至于因为传统社会联结纽带的衰微而衰微。这种新型的社会联结纽带就是劳动分工的发展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职能上相互依赖。劳动分工一方面削弱了人们之间的传统联系,但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并且在一个比以往实际更高的程度上将人们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一种比以往更高的程度上感受到社会团结的存在。正常的社会分工会带来新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但是反常的社会分工会造成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和社会危机。主要有三种形式,失范的、强制的和不恰当的。
而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道德教育》和《教育思想的演进》中,涂尔干以职业法团、职业伦理建设与重塑道德教育来为解决社会危机提供途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的重点就是来解决大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分工有机团结下的失范状态,他将解决这一危机的重任交付于职业法团这一中介机构,并以此构想了他的未来政治观。最后,涂尔干通过《教育思想的演进》和《道德教育》,分别研究了法国儿童教育和中学教育,介入教育社会学。他分析了道德的三要素即纪律性、集体性和自主性,借此指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的外在表现,是使人社会化的过程。他考察欧洲经过十几个世纪的教育演进过程,强调如何在学校培养孩子的道德观。
三、韦伯:理性与现代性
韦伯正是从西方社会特有的理性化为视角和发展脉络,考察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揭示了西方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关于韦伯与现代性的渊源,可以从韦伯努力探索过的三组问题得一呈现。其一涉及西方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性,而甚他文明在过去则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当整个世界全都笼罩在现代性的成就下(即韦伯所谓西方文明获致世界史之显著意义)时,又有何种后果出现?其二则关连到现代性的本质与特征、此处韦伯强调的是科学与理性在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其三则是对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情境的讨论,而韦伯的立场在于试图澄清现代性的限制所在。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详细世界的几大宗教的教义的理性化过程,关注基督教新教是怎样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祛除巫术和迷信而引发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以及这种伦理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最终导致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伦理;关于第二个问题额,韦伯则详细理性化是如何渗透到政治领域又带了怎样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如帕森斯所言,“现代”即是“理性”实现之明证。理性有两种最重要的形式: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在对待两种理性的态度上,⻙伯认为只有形式理性才是伴随着⻄⽅⼯业社会的到来⽽彰显出来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实质理性为主,资本主义时代以形式理性为主,所以理性的发展经历了⼀个历史过程,具有⽣成性。所谓的理性化,指的是理性或合理性在⻄⽅⽂明的发展过程中⼀步步彰显的过程,成为社会⽣活主导的是形式理性⽽不是实质理性。而有关第三个问题,韦伯论述的是现代交明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个⼈⾯前的⽣活世界,是⼀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 主义笼罩⼀切的世界。身受“职业⼈”与“秩序⼈”双重压⼒的个⼈表⾯上看来都拥有了传统社会⽆法想像的⾃由选择机会,实际上却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这部⼤机器中的⼩零件,在严密组织的官僚科层体制⾥循 规蹈矩地运转,这就是理性中的⾮理性成分。⻙伯提出了⼀个著名的论点,即现代⻄⽅世界的⼀个最基本和最明显的现实就是“形式的合理性和实质的⾮理性”。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导致了⾮理性的⽣活⽅式”。这是⻙伯对现代⻄⽅ 社会各个领域中充斥的⼤量异化现象的概括。 造成这⼀现实的原因是由于把合理性这⼀⼿段当作终极⽬的来追逐的做法。
6月读书汇报三-布迪厄思想总结
一、实践理论:布迪厄社会学的结构与逻辑
布迪厄的整个工作目的是力图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包括看起来无法解决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间的对立,符号性分析与物质性分析的分离,以及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期脱节。而且,在这一探索过程中,布迪厄通过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消解上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手段,逐步抛弃了另外两个近年来占据理论讨论中心舞台的二元对立,一个是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另一个则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对立。
(一)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对立
布迪厄将有关社会的科学理解为一个二维的关系体系,就必然存在一种双重解读,第一种解读用社会物理学的方式透视社会:它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的结构,可以从外部加以把握,从物质上观察、测量和勾画这种结构的关联接合。这一立场是客观主义的,结构主义的,开始于涂尔干。另一种与结构主义的客观主义正相反,它认为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日常生活里有组织的、富于技巧的实践”持续不断地建构他们的社会世界,而社会现实就是这些“持续不断的权宜行为所成就的”。在这种社会现象学的透镜里,个人机警自觉,社会就像是从这些个人的决策、行动和认知中涌现出来的产物;而世界对于这些个人来讲,饱含意义。
布迪厄认为两种解读有各自的长处,但也存在各自的问题,那么为了超越这些二元对立,布迪厄讲那些构成表面截然对立的范式所依凭的“世界假设”,转变成了一种旨在重新把握社会世界双重现实本质的分析方式中的一系列环节。由此产生的社会实践理论综合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途径。这种思路是:首先,将世俗表象搁置一旁,先建构各种客观结构(各种位置的空间),亦即社会有效资源的分配情况;正是这种社会有效资源的状况规定了加诸互动和表象之上的外在约束。其次,我们再引入行动者的直接体验,以揭示从内部构建其行动的各种知觉和评价(即各种性情倾向)的范畴。
(二)超越二元对立,构建实践理论
实践理论与前面两种理论知识形式的差别就在于,实践理论不仅关注由客观主义形式知识构建的客观关系系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客观结构和主观性情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实践理论是与各种唯智主义的理论针锋相对,尤其是和始终困扰社会理论界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相对的。
1.实践与社会行动
布迪厄的⾏动理论有着极为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常实践的关注,他因之称这种理论为实践理论,这种实践理论与不同的哲学传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于⼈类学和社会学的具体研究,从⽽也更能够描述经验世界的本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这种实践理论作为社会学认识论的基础。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强调了如下⼏个⽅⾯:实践是现实⽣活的活动流,是现实的与活⽣⽣的,是前认知的,因此不能够⽤简单⽽独断的理论逻辑去规范它或者描述它;实践是具有紧迫性,这种紧迫性源于实践的现实要求,是指⾏动者往往需要在⾮常有限的时间限制内迅速作出决定,必须⾯对即将到来的未来,这种紧迫性预先就排除了许多在理论上可能的⾏动路线和⽅式。⾏动者往往⾯对着其他各种各样的限制;实践的模糊性则是指实践往往是前认知的、模糊不清的,⼈们对实践的种种理论认识可能是清晰的、连贯的,但这不是实践本身;
2.实践的逻辑:从规则到策略
实践逻辑是隐藏在实践活动中深层次的生成原则,而不是规范行动的规则。因此,布迪厄从对规则的过度关注转向对策略的重视,从建立模型的机械力学转向勾勒策略的辩证法。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为遵循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事先考虑的目标。布迪厄的策略概念指的是实践的行动方式。使用策略概念,就是以它为工具,与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决裂,要在结构主义的静态模式中引入时间要素。在《实践理论大纲》和《实践的逻辑》两本书中,以人类学经典问题—礼物的分析,指出时间在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传统人类学认为,礼物交换是社会交换的基本模式,布迪厄认为,这种交换模式忽视了礼物交换的时间结构,不同于以物易物的交换,两个行为在时间上是不同的。
3.实践中惯习和场域的关系
策略作为实践的基本原则,不是行动者凭空创造的,而是他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形成的。用布迪厄的概念来说,策略就是惯习。各种教条主义的二元困境之所以妨碍我们理解实践活动,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客观结构与身体化的结构,也就是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惯习是一种持久存在的行为倾向系统,存在于实践者的身体和行为之中。采用惯习概念同时克服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两种危险,是一种生成性结构,它塑造、组织实践,生产着历史;但惯习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是一种后天所获得的各种生成性图式的系统,因为这一点,布迪厄称惯习是一种体现在人身上的历史。惯习是一种外在性的内在化,个体行动者只有通过惯习作用,才能产生各种合乎理性的常识性行为。通过场域和惯习概念,布迪厄阐明了一种他一再强调的结构的双重存在方式。社会世界中的各种结构首先存在于一种所谓的“初级的客观性”中,也就是各种物质资源的分配,以及左右各种社会稀缺物品和价值观念的手段;同时,这些结构还存在于体现在各种分类体系和心智图式上的所谓“次级的客观性”中,发挥一种符号样板的作用,体现在社会行动者的各种实践活动中,诸如行为、思想、情感、判断。
二、场域、资本与权力
(一)场域
⽤布迪厄⾃⼰的话说:“⼀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个⽹络,或⼀个构型。”位置含有社会资源或权⼒资本,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位置⽽获得社会资源或权⼒资本,并且,他们也只有获得某种社会资源或权⼒资本才能占有某种社会位置,因为位置含有资源和权⼒成为场域内⽭盾冲突的焦点,在复杂的社会⽃争中,位置处于持续的变易之中。现代社会中社会世界是由⼤量具有相对⾃主性的社会⼩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世界事实上就是⼀个⼀个的场域,有着⾃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并且不可化约为其他场域运作的逻辑,这样,艺术场域、宗教场域、科学场域、经济场域等都有着各⾃的规则。社会结构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在真空中或者漫⽆边际的抽象的社会中发⽣作⽤的,⽽是通过场域,社会的物质结构与精神结构同⾏动者得以相互联系起来,并构成了⼀个动态的过程。
(二)资本
布迪厄认为有四种主要的资本,这四类资本分别是:经济资本、⽂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是由不同⽣产要素(诸如⼟地、⼯⼚、劳动、货币等)、经济财产、各种收⼊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不同社会的经济资本具有不同的特性;
布迪厄最看重⽂化资本问题。他关于⽂化资本的理论不仅超越了常识性观点,⽽且也超越了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区分了⽂化资本的三种状态:具体化状态、客观化状态和体制化状态。具体化状态的⽂化资本指与个⼈身体直接联系的⽂化资本,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储存于个⼈身体中的⽂化知识、⽂化技能和⽂化修养;客观化状态的⽂化资本是以⽂化商品形式存在的,是⽂化观念和⽂化能⼒的物化。具有两种基本特征:物质性和象征性。在物质⽅⾯,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在象征性⽅⾯,预先假定了⽂化资本;体制化状态的⽂化资本经过某种制度确认的⽂化资本,常⻅或典型的形式是通过学业证书、单位证书或职称证明等确定的学术资格或⽂化程度。⼀个⼈的⽂化素养和⽂化技能井不⼀定能及时得到社会认可,社会难以鉴别蕴含于个⼈体内的⽂化资本⽔平和程度,在⽂化资本具体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凭制度和学术职称制度,通过颁发各种层次的证书从制度上对⽂化资本进⾏确认。证书所展现的⽂化资本获得了标准化和可⽐性,能够得到社会层⾯的认可,呈现了普遍性价值,也使⽂化资本同经济资本的转换有了直接性和现实性。
社会资本是指当⼀个⼈拥有某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络时,这种社会关系便成为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既取决于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络的规模,也取决于⽹络中各个成员所拥有的资本(经济的、⽂化的与符号的)的容量。社会资本并不是天然产⽣的,⽽是通过持续性的建构、经营,有意识地笼络、交往与反复协调才能形成的;同时,这种资本的再⽣产还决定于那些促进正当交换活动、排斥不合法交换活动的各种制度。
符号资本即是现实⽣活中⼈们通过各种感知范畴,认可各种资本的占有和存在逻辑,我们就说这些资本有着符号资本的形式。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符号资本⽬的是要充分把握上⾯三种资本所具有的象征性质以及资本占有和运⾏的合法化形式。
(三)语言与符号权力
在布迪厄看来,资本和权⼒是孪⽣兄弟。资本意味着能量,不同的⾏动者,不同的场域中,永不停息地发⽣着资本交换,也永不停息地进⾏着⼒量竞争并构成了各种各样的⽀配关系。符号资本所关注的合法化诸问题中⾄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平等资源分配和资本流动的合法性问题。在布迪厄看来,⽀配和权⼒只有在摆脱它⾚裸裸的形式之下才能够被⼈们所承认,也才能够顺利地实施。
在布迪厄看来,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分析模式的⼀个重要问题,在于这种思路将语⾔仅仅看作沟通的⼿段,⽽忽视了语⾔是权⼒关系的⼀种⼯具或媒介。要从以下三个⽅⾯对纯粹的语⾔学进⾏社会学的批判:⽤合法语⾔的概念来代替纯粹语⾔的概念;⽤符号权⼒关系的概念代替构成关系或符号互动的概念,这样,⾔语的价值和权⼒的问题也就取代了⾔语的意义问题;⽤符号资本的概念取代了纯属语⾔的技能概念,⽽符号资本⼜总是和⾔说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关。
符号权⼒这⼀概念强调社会⾏动者是有认知能⼒的⾏动者,甚⾄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也可以通过型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尽”⾃⼰的⼀份⼒,⽽且,⽀配的效果⼏乎总是产⽣于各种决定因素和将⼈们构成社会⾏动者的那些感知范畴之间的“吻合”关系。符号权⼒的概念表明了布迪厄的⼀个基本观念:社会的⽀配秩序依靠的是⼀种“看不⻅的、沉默的暴⼒”。对权⼒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不⾔⾃明、不受置疑的部分。这⼀思想突出地体现在他对社会世界权⼒结构的勾画上。
(四)学术场域与符号权⼒
学术世界作为⽂化⽣产场域,是⼀个具有⾃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知识分⼦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场域的结构的“折射”发挥作⽤的。布迪厄指出,在分析学术世界时,必须同时考虑两种不同的等级制原则。学术世界中的权威主要依据对⽂化资本的占有,但这种资本在整个社会世界(也就是在布迪厄后来分析的权⼒场域)中却处于从属地位。这样,在学术场域中,⽂化资本的等级制原则就经常和经济资本或政治权⼒的等级制原则发⽣冲突。
(五)权⼒场域
权⼒场域是受到不同形式的权⼒,即不同资本形式之间的关系状态—结构性决定的⼀个⼒量场域,也是拥有不同权⼒的个⼈之间权⼒⽃争的⼀个场域,还是各种⾏动者、制度彼此相对,运⽤策略来维持或改变这些权⼒关系的游戏空间。权⼒场域中的核⼼问题就是各种不同权⼒之间的争⽃,其焦点是各种不同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因此也就是究竟何为⽀配的主导性原则的问题。至于学术场域的组成,布迪厄认为,就法国的情况⽽⾔,⾃从19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就出现了市⺠阶级与画家、作家和知识分⼦之间的对⽴。前者是占⽀配地位的⽀配者,⽽后者则是占被⽀配地位的⽀配者。他们拥有不同的资本,前者主要是借助经济资本,⽂化资本⽐较⽋缺;⽽后者主要是借助⽂化种类的资本,经济资本⽐较匮乏。在权⼒场域的两极之间,就是英美社会所谓的“专⻔职业⼈”,⾼级公务员等,他们同时积累⽂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国家的构建也导致了权⼒场域的构建,反过来,也可以将权⼒场域视为拥有不同资本形式的所有者争夺国家权⼒的游戏空间,关键看谁能拥有对中央集权资本的权⼒,因为它能赋予不同资本种类及其再⽣产(尤其是通过学校系统完成的再⽣产)权⼒。
三、教育:⽂化再⽣产与社会再⽣产
布迪厄采用文化资本这个概念的,借此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出身的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差异:因不同的阶级或阶级集团在文化资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所以这些不同阶级出身的学生在学术市场上获得的利润(即学业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60年代,这个概念和欧美各国盛行的常识观念大相径庭,因为许多人认为,教育是现代西方社会改变阶级分裂状况的有效体制,每个“勤奋攻读”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教育这个阶梯实现社会流动,以往的阶级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终结。而布迪厄指出,这些普通人或学者忽视了家庭出身并不仅仅通过单纯的经济收入来影响求学的孩子,文化资本的传承也是阶级再生产非常重要的一环。正是通过文化资本,“外在的财富转化成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转化成为惯习”,而且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顽固,这一点特别体现在文化资本的积累上。一个人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他就会更容易更快地积累新的文化资本。因化,那些早年从家庭中继承了丰厚的文化资本的人也更易于增长自己的文化资本。
在布迪厄看来,现代社会中最能体现符号暴力运作过程的就是各种教育行动。它包括三种方式:一是所谓“传播式教育”,即当一个人和某个社会群体或组织中受过教育的成员打交道时,无形之中就会学到许多东西;二是所谓“家庭教育”;三是“制度化”教育,是由明确承担教育任务的制度,如学校这样人们早已习惯的教育机构——直接或间接完成的。至于这三种教育方式及其涉及的各种教育“机构”各自相应的符号力量,则是由它们在权力关系以及符号关系的结构中的不同权重所决定的。这些教育行动实际上是在强加一种文化任意性。这个概念在《再生产》一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布迪厄之所以如此使用,至少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文化)任意性表明通过教育行动灌输的意义不是社会秩序的自然形象,尽管这种灌输恰恰就是让人们误以为事实如此;其次,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超越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文化的任意性也往往超越于受教育者的个人选择。不过,这样说并非无视教育过程中的能动力量;恰恰相反,布迪厄分析教育过程中的符号权力,就是要强调教育如何通过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和话语协商,在被灌输者的主动参与中完成了文化再生产。
教育行动强加的是文化任意性,这种强加又是由教育权威这种任意性权力通过教育工作来完成的。教育权威是教育行动中进行的各种文化再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同时也是行使符号暴力的权力;而教育工作则是一个灌输的过程,正是借助它,受教育者的惯习才得以形成,这种惯习就是一种文化任意性原则被内化的产物。而在上述过程中,制度化的教育体制始终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各种制度条件,无论是对于完成灌输过程,实现文化任意性的再生产功能(即布迪厄所谓“文化再生产”),还是对于社会集团或阶级之间关系的再生产(即布迪厄所谓的“社金再生产”),这些条件的存在和持续(即布迪厄所谓“系统的自我再生产”)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意味着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而教育这部“巨大的认知机器”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布迪厄看来,教育社会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对教育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分析,揭示了社会权力关系的动态过程,从而建立了一门分析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科学”,并用其考察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机制:借助文化再生产完成的社会再生产。
四、文化、审美与阶级
在《区分》一书中,布迪厄揭示出各种所谓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费其实是各阶级或阶级内部各阶层相互斗争的场域,反映的是社会的区分与差异,而这种种文化消费又再生产了这种区分与差异。《区分》告诉我们,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的、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巨作用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
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书单:2024.4-2024.5
《继承人》
《再生产》
《国家精英》
《区分》上下册
《精英的兴衰》
5月读书汇报-精英阶级的产生与统治以及如何区分阶级
这个月读了布迪厄和帕累托的书籍,分别是《继承人》、《再生产》、《区分》上下册、《国家精英》和《精英的兴衰》在阅读之后,发现各大家都对阶级都做了一些探讨,本次阅读汇报就结合这个月所读的书目以及之前所阅读的马克思和齐美尔相关观点进行汇报。
一、精英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布迪厄认为精英的构建需要通过社会、教育体制以及精英群体共同推进,所以在 《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布迪厄关注核心一点就是国家精英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教育体制的垄断对国家精英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说通过激励体系、约束体系和控制体系使预备班区别于普通的大学生,在预备班中学生的生产力极高,教师公开成套的学术规范和检查,强化竞争,以及严格的考勤制度,去创造一种潜移默化的环境,由此造成一种教育体制的垄断,它决定了教育知识的传授以及社会阶层流动和权力分配。在这一体制中,学业称号的重要性愈发突出。最高级别的学业称号是进入权势集团的必要条件,这里的权势集团不仅包括财富还包括风度,而风度就是使自己的教育更高雅,它代表着对知识和学术能力的认可。通过学业称号的获得,个体能够进入国家精英阶级,获取社会地位和权力。
其次就是不同资本的相互交换。布迪厄论述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简单的说,经济资本就是财富和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指知识教育文化背景,社会资本是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布迪厄认为的国家精英既包括通过传统上流阶级的教育和文化背景进入国家精英阶层的穿袍贵族,也包括通过经济手段积累财富和权力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而且他强调这两个阶层直接的相互交流和合作,穿袍贵族依赖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来获取经济资本,而工商业资本阶级也依赖穿袍贵族去获取学术上的认可。通过这种不同资本的交换,精英阶级可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力,并获取合法性。
最后就是精英阶级自身的群体精神。精英阶级存在的基础就是通过明显的专制进行相互认同,通过一种群体虚伪来掩盖自身的存在基础和权力基础,如穿袍贵族与企业和工商业联系在一起,由此精英阶层会凝聚在学术称号的象征资本之中,并间接的借助现有的象征资本,使自己接受并继承资本,产生一种精英的骄傲和自豪,产生与群体利害一致的意识,支撑彼此极为协调的无意识的反应性默契。由此精英阶级就此诞生。
二、精英统治是否稳定
布迪厄认为,习性使得社会阶级维持稳定的状态,而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改变。阶级本质上是指使具有类似生活条件和倾向的人形成某种阶级的习性。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
但帕累托认为,社会是⼀个由相互依赖的因素构成的系统,个⼈在⼼理上和⽣理上的异质性,决定了社会的异质性,在任何⼀个社会,都有被统治的⼴⼤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部分⼈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由此展开了对⻢克思的批判,⻢克思认为,阶级划分是基础;⽽帕累托认为,群众与精英的划分是基础。他所指的精英指的是那些在⼈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成绩的⼈,包括统治精英和⾮统治精英;社会的特点,是由精英,特别是统治精英所决定的,⽽统治精英的性质⼜是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决定的。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剩余物不同,统治精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狐狸型,第⼀种剩余物“组合的本能”激励的⼈,善于思考,敢于尝试和改⾰,标新⽴异的同时⼜缺乏原则性和稳定性;狮⼦型,第⼆种剩余物“群体的持久性”推动的⼈,稳健、坚定,必要时不惧怕甚⾄热爱武⼒。精英的分布不是恒定不变的。精英也有来⾃下层的代表,其中最有天赋的⼈会通过各种渠道,暴⼒的或⾮暴⼒的⼿段“升上来”,补充或替换上层统治阶层,⽽上层统治阶层的成员也因退化会“降下去”,沦为普通百姓。帕累托认为政治变化的形式就是⼀种类型的精英取代另⼀种类型精英的循环他认为,理想的统治这两种类型的剩余物主导的统治精英,也决定了建⽴统治和维持秩序不同的⽅法和社会功能,前者主要对变迁、进步负责,后者是社会稳定的有⼒因素,因此理想的统治阶级应是⼆者结合。原有的精英对⾮精英阶层中的优秀分⼦,可以以某种⽅式吸收他们进⼊精英阶层,这种和平⽅式通过社会流动,既可以更新精英的成分,⼜能避免⾰命,维持社会的均衡。
三、如何区分阶级
马克思对阶级的划分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阶级分析理论体系,其中既包括阶级基础、阶级结构、阶级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也包括阶级后果和阶级未来等内容,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性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了人们的基本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社会由此区分为两大阶级,即占有生产资料并雇用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和不占有生产资料而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先,阶级关系的实质是“剥削”,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偿占有了⽣产剩余价值,其次,以“剥削”为核⼼,资产阶级与⽆产阶级之间形成了利益对抗关系,阶级⽃争成为推动社会变迁的根本动⼒。⽆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争最终会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建⽴以⽆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后,⻢克思指出,阶级作为⼀个历史现象,最终会随着社会⽣产⼒的⾼度发展⽽⾛向消亡,⽣产⼒的⾼度发展是阶级消亡的基础,阶级的消亡意味着社会不平等的消灭。
布迪厄不是从单一的经济因素去界定阶级,他引入建构一个三维的社会空间,用资本的概念代替经济,依据各种资本的结构和数量在时间过程的变化去界定阶级,纵向是资本的总量,横向是资本的类型(比如文化资本少,经济资本多)由此把法国社会划分为三个阶级,统治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统治阶级在资本总量上占优势地位,居于劣势地位的是工人阶级,他们拥有很少的资本,中产阶级资本占有量居于两者之间。但是由占有的资本类型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比如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由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相对差异而形成的更加细致的划分,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工人、农业工人等。
阶级之间的边界是如何维持的?布迪厄引入审美趣味的概念,他认为趣味是对人的阶级分类,它作为对社会导向的一种意识发挥作用,将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确定位置的占据者引向符合其属性的社会位置,比如说听音乐、欣赏绘画或者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以及社会等级之间的对应关系。布迪厄区分出三个与学校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大致相符的趣味空间: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合法趣味,也就是对合法作品的喜爱,合法趣味随着学校教育水平而提高,在最富有学校教育资本的统治阶级层次中达到最高。中产阶级趣味,这种趣味集中了主要艺术的次要作品,这种趣味在中产阶级身上比在民众阶级或统治阶级的知识层次身上更常见。民众趣味,这种趣味在民众阶级中出现的比率最高。并且它的变化与学校教育资本成反比。这就可以看出审美趣味根源于阶级教养和教育相关的社会地位,显示出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同位置,这样,审美趣味就拥有了一种新的功能:作为社会区隔的标志而存在。人们可以通过每个个体不同的审美趣味辨认他所处的阶层,并进行自我归类和寻求那些拥有相似趣味者的认同,以此完成社会区隔。
我在读布迪厄审美趣味这一观点时还联想到了齐美尔对时尚的研究,我觉得和布迪厄的观点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他认为在现代开放社会中,精英阶级总是企图⽤⼀种明显的标识如服饰或⽣活⽅式来使⾃⼰更醒⽬,⽽下层阶级的成员也想借⽤这些标识来提⾼⾃⼰的地位。当下层成员使⽤了之前的标识符号时,上层被迫放弃旧的区隔标识,转⽽寻找新的区隔标识,引发新⼀轮竞争潮流。齐美尔认为,时尚的基本动机包括 既相互⽭盾⼜相互⼀致的两个过程,即既要与别⼈相似(同化),⼜要区别于别⼈(分化)。上层引领,下层模仿和赶超,时尚是不同声望群体互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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