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著作的时代性
近一个半月来一直在研读涂尔干的著作，在其各著作间穿行，我似乎感觉到了其思想的一以贯之，尽管也不乏种种张力充斥其间。所以，我就想弄清楚涂尔干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此文就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WHAT——涂尔干干了什么？
涂尔干涉猎的领域比较广泛，从大的方面看，就包括一般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政治哲学、方法论等；从具体方面来看，其关注的社会现象囊括了社会分工、自杀、宗教、教育、职业伦理、公民道德、社会主义、实用主义等。这些反映在其主要著作中（据说涂尔干的著作有二十余种，大陆可见的中译本大概有十二种，但已基本可以反映其思想概貌，它们依次是，《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2007版；《自杀论》，商务印书馆2008版；此外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的“涂尔干文选”（1—6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99版；《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2006年版；《孟德斯鸠与卢梭》, 2003年版；《道德教育》, 2001年版；《教育思想的演进》,2003年版；《乱伦禁忌及其起源》，2003版；“袖珍经典”三种——《原始分类》, 2000年版；《实用主义与社会学》, 2000年版；《社会学与哲学》,2003年版）。但体系广博似乎并没有影响到他思想的精深，也许他的语言没有韦伯的晦涩，他的分析没有马克思的深刻，但读他的著作无不感慨其逻辑推演的严密、批驳分析的透彻，如果读他的哲学著作的话，我想也一定会被他强大的哲学思辨所震撼。面对这样一位大师，妄想用一篇文章全面概括其博大精深的思想，简直是不知高低深浅。自知浅薄，笔者只想结合自己的读书感悟谈几点体悟，不免挂一漏万，所幸不是从事专门研究。
总体而言，我觉得，涂尔干主要在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具体的研究，一个就是方法论的工作。但贯穿于两者的是始终如一的时代关怀，或许可以借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加以概括。当然，“两个基本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应该说方法论是在具体研究中形成并指导了其开展，而具体研究又是其方法论的具体实践和示范。
我们知道，发表于1895年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晚于《社会分工论》两年，可以看出在写作《分工论》时，涂尔干已经在探索其社会学研究方法了，在某种程度上说，《准则》中准则正是对《分工论》方法的总结和扩展。自此之后，在他的著作中就始终不渝的坚持这一方法论的指导，这些方法论的实践为实证社会学的真正确立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标杆和范本，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只有在这时才算真正的确立起来。
只有拥有殷切的时代关怀才能写出大气的作品，也只有当作品把握住了时代脉搏才可以永存不朽。社会学古典三大家都属于此列人物。他们恰巧都处于西欧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也都试图抱着时代关怀去把握时代脉搏并对此间遭遇的危机作出自己的回答，这也就是成就他们伟大的根本所在。从涂尔干的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能看出这一点，在具体研究的著作中，他对自认为最主要的时代危机进行分析并力图作出尽可能有效的解决方法（最明显的就是他在多处强调的“职业团体”）。此外，他的方法论的工作也是直指时代危机的，因为在他看来，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产生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探讨，只有通过“实证科学”的方法对社会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才能得以完成，这也就是其毕生致力于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是我说的在他所有的研究背后都有一种殷切的时代关怀和担当。
所以要回答涂尔干在干什么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他一以贯之的时代关怀，所谓“两个基本点”就是在围绕“中心”而展开的方法论工作和具体研究。
二、WHY——涂尔干为什么这样干？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欧工业化达到高潮的时期，但伴随社会的转型也产生了各种社会危机。在经济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越来越多，“从1845年到1869年，破产现象就增加了70%”，这频发的工商业危机和破产已经证明“在有机体的某些方面，某些社会功能相互之间是无法调和的”。在社会方面，进入19世纪以后劳资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涂尔干忧心忡忡地看到，“工业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是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水平”，工人和雇主之间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在精神方面，人们普遍对社会现实感到悲观失望，叔本华哲学、无政府状态、神秘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集体悲伤情调”变态发展的产物。自杀率的急剧上升就是这种悲观情绪的一种重要表现。
面对这般时局，作为有着敏锐观察力并充满着强烈责任心和道德关怀的涂尔干不会无动于衷、熟视无睹。在他看来，这些危机对于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具有极大的威胁：工商业危机和破产足以使社会团结发生断裂，劳资冲突则正在将融为一体的社会成员分裂成两大阵营，自杀风的兴起明显意味着危机和骚乱。除此而外，道德危机、教育危机、民族意识危机等等都使涂尔干忧心忡忡。所以，涂尔干将自己研究的重中之重定格在了，如何恰当地理解和有效地解决19世纪人类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各种危机。涂尔干从研究中得出工业社会及其问题解决之道是这样的一幅图景：工业社会是劳动分工不断发展的结果；他将社会团结的削弱或社会失范当成是工业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将重建工业社会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当做自己的最基本的理论关怀；他将集体意识看做是工业社会中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真实基础，将集体意识的衰退看成是导致转型期各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因此重建集体意识才是重建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他反对通过阶级斗争改变制度方式解决危机的学说，也不主张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学说，而是主张在传统的废墟上重建自由和秩序相结合的社会。这就是他的各种具体的研究向我们呈现的主要主张。
然而，正如上文所说，理解工业社会并提出危机的解决之道需要一种实证科学的方法，或者说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社会学。而在当时，人们对社会现象还缺乏真正科学的认知态度和研究方法，仍然不习惯科学地看待社会现象。社会学从总体上看还处于主观意识阶段，热衷于从各种观念甚至常识中推理出各种结论，即使是像孔德和斯宾塞倡导用实证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先锋也没能彻底摆脱传统方法的束缚，正如涂尔干所说“他们显然是有影响的大师，但他们的所谓社会学研究却都没有脱离社会自然性的一般记述，没有脱离社会与生物界的一般关系的范畴，没有脱离对宇宙进化的一般进程的解释”。概言之，当时的主要问题一个就是在研究对象上主要是一般问题，这就只能停留在哲学思辨阶段，另一个就是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靠逻辑推理和主观臆断。而社会学要想独立于哲学和心理学就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这既是《准则》的主要意图。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现象，而研究方法则是将社会现象当作物来看待和研究。
综上所述，涂尔干面对转型期带来的各种危机，出于强烈责任心和道德关怀的驱使用其敏锐的眼光抓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为其诊断疗伤，写出了大量的不朽之作；出于客观需要他也必须在方法论上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
时势造英雄。当下的中国也正处于转型期，处于这一伟大时代的我们理应向前人学习，关注时代动向，把握时代脉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