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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余英时、史景迁谈1898-1989世纪交替中的中国知识分子(2)
  •  2013-08-11 16:28:17   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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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缠足倡导 清未基督教对社会的重大影响

    余:除去史教授对利玛窦和洪秀全“上帝的中国儿子”所做的研究外,在戊戌变法前后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批评也很重要。基督教影响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实例,有上海的西方传教士如傅兰雅对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他们与基督教接触而了解世界知识。王国维曾作过分析。清末基督教对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影响,要属在反缠足的宣导上。从谭嗣同到胡适都接受了这一批评。

    胡适一再说过,若非外国传教士指出缠足的残酷,一般中国人对缠足还是熟识无睹。俞正燮曾写过关于缠足的史实,我最近在陈亮文集中发现有“女人束腰缚足”的说法。可见南宋已成风气。今天西方学者批评中国文化不重“人权”仍多引“缠足”为例。更有人以此攻击宋明理学家。理学家没有对此抗议过,诚如胡适所指出的。但我又在元朝笔记中发现,二程的后代妇女在元代都不缠足的记载。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

    史:其实,在基督教反对缠足外,中国社会内部也有批评之声,如小说《镜花缘》中的描述。

    余:但是,西方传教士批评缠足似乎很早,我们今日难以论断《镜花缘》这本小说的作者,是否受到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信仰基督教的宗教史家陈垣。似乎认为明清基督教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要比一般的认识为深远。

    史:我记得清朝的满洲人曾于1645年禁止中国人缠足一年。

    余:从知识分子的思想易受海外传入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点可以引申到地区性是另一个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键因素。

    史:此一地域性的差别在清末民初尤为明显。毛泽东年轻时极为崇拜曾国藩,其理念实难与他后来的共产主义思想相配,只是毛泽东和曾国藩同为湖南人。

    余:以福建地区而言,我想到洪业(煨莲)先生,他是福州人,一位深受儒家重要价值影响的中国学者,但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洪业是一位民族意识很深的知识分子,他赞成孙中山革命,反对清朝的专制,他又崇拜西方文化,参与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和司徒雷登一起创办燕京大学。还有林语堂,他出身牧师家庭,最后也皈依了基督教,但他在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影响不小。

    史:浙江也有一批独立性很高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秋瑾、徐锡麟。

    余:浙江知识分子在清末民初的活跃状况,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记载最详。广东也有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不少活跃的知识分子。但我们似乎无法在北方知识分子中找到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群。也许因为北京是首都,知识分子来自各地。清末提倡北方颜李学派也始于南方学者,如戴望。

    而位于内陆的湖南,则有一群保守势力强大的知识分子如叶德辉、王先谦,公开反对梁启超。虽然,在戊戌变法前,光绪是因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成功才支持改革。

    另一历史支流 对中国文化正面书写

    史:谈及基督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我们不可忽视一股历史支流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做负面的书写。

    一位在西方十分有名的史学家明恩溥Arthur Smith,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强有力地宣扬基督福音,却十分看不起中国,该书批评中国人的特性与鲁迅《阿Q正传》中对中国人的描述是极为相似。1905年日俄战争后,不少西方学者如明恩溥等的著作,都有日文翻译,不久再转译为中文;鲁迅等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批判是否受到他们的影响?此例显示当时文化环境的复杂性。

    余:我想请教你,在161718世纪间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有多少是称许中国的?

    史:虽然耶稣会教士的著作中提及中国的暴力、多妻制等缺失,但17世纪中叶前,他们大多对中国充满了夸赞。即使是反对耶稣会的道明会及方济会,也对中国多所称许。在现代史学家眼中,有诸多明显缺失的明朝,在当时天主教神父的描述中却是一个强大的政府。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宗教亦特别感兴趣,他们尝试把佛、道教和儒家分开论述,认为佛教与道教是偶像崇拜,儒家能和柏拉图哲学及基督教、犹太教的传统一神论思想相联结。

    整体来说,西方人喜爱、崇拜中国文化却不了解它,尤其是中国的音乐。

    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虽利用耶稣会教士的书籍称许中国,其目的却在批评法国教会。此时,西方世界反中国的气氛已占上风。一本著名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续集》就是明显的例子。

    《鲁宾逊漂流记续集》是《鲁宾逊漂流记》在市场上畅销后,应书商要求再写续集。这回鲁宾逊一漂就漂到中国,书中对中国字、中国学术、中国建筑、食品、文化及中国人的仪态,都有严厉的批评。为何该书作者选择以批判的态度撰写他的小说?

    这与市场需求有极大的关系,自1715年起,英国的出版商判定反中国的基调会是畅销书,同时,法国也出现反中国的历史小说。而造成西方社会对中国产生负面印象的因素有英法当时积极推动和中国的商务关系,但是仍打不开中国的门户,外交官及商人均备感挫折。

    余:乾隆时期英国派来的使节马卡特尼(Haiiiday MaCartney)在返国后,有何影响?

    史:以西方近代的胜利眼光,撰写对极其轻蔑中国的文章和书籍,认为中国一定要自我改善,否则会在历史中消失。这就是几十年后黑格尔的观点。

    余:另外,在史教授新作《可汗的大陆》一书中,指出德国思想家赫尔德(Herder)对中国也有很负面的批评,这让我感到相当讶异,我以为他是一个以平等眼光看待多元文化的学者,他批评中国的观点来源何在?

    史:商务报告。另一本影响西方人看中国的奇怪书籍是,英国第一位高阶海军军官Anson撰写的。他指挥的船舰在中国广东靠岸,他依国际法要求中国提供给他需要的补给,却为中国人悍然拒绝。他回到英国后著书对中国极尽嘲讽之能事,广为当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阅读。

    而另一个西方人对中国负面形象的相关说法是,赫德尔书中提到的沉睡的中国。

    余:沉睡的中国意谓着中国退出历史的潮流之外。这一观点在中国也曾流行过,甚至受儒学影响很深的人,也说中国自宋以后只有故事,没有历史了。80年代大陆上青年知识分子常说中国的“被开除球籍”,也是同一思路。

    先崇拜后批评 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观反复

    余:现在我想将问题拉回至近代来讨论,何以西方知识分子近来又开始崇拜中国,尤其从1970年代大陆初“开放”的时期。但90年代后又出现了负面的批评,被大陆上说成“妖魔化中国”。你又如何形容这种改变?

    史:这是一个逐渐清醒、幻想破灭的过程。美国人需要花长时间去消化分析他拿到的资料。

    余:可否让我们把讨论的焦点缩小集中在费正清?他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观点常有改变,1940年前他十分同情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后又有转变。我觉得很难对他的主张做一综合性的论述。你的看法如何?

    史:费正清是我老师的老师。他的观点足以改变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他支持中国学者、促成中美学者的交换计划,并对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二次大战间的动乱时代中,每个人都有朋友住在重庆、延安、上海、北平,甚至香港、美国,任何人都难以对中国事务有正确的报道,全视哪位朋友谁对他影响大。在那段时间,西方人对重庆政权多持有负面的印象,李约瑟是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位学者。而延安则有意识地营造好印象。这让研究近代史的历史家对新资料的开放及出现都抱持怀疑态度,以免被人操纵。

    余:回到基督教在中国影响的问题,我想就最近亨廷顿的“民主的第三波”和“文明冲突”的观点,请教你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整体影响的问题。

    史:是的。基督教带入中国的大型聚会观念,对中国的政治及社会会发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中,基督教新教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在宗教上的力量,与其教友人数完全不成比例。传教士李提摩太就大大地影响中国的自强运动。他们强调的教育,正是中国最需要的。

    基督教对国民政府有绝对的影响,而共产党的成员中不少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他们自社会服务中习得公共体系的概念。

    余:据杭亨廷说,基督教与韩国的民主化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基督教在台湾地区是否有如此的影响力?实际上,就我所见,台湾民主化与基督教的关系似乎不如亨氏所说的那样密切。这让我们历史学者觉得很难理解亨廷顿“第三波”和“文明冲突”中提及基督教、伊斯兰教及儒教间的冲突,你是否觉得世界各不同文化间的确存在着所谓的“冲突”?我们如何自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间产生冲突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文化。

    史:我不觉得各文化间有明显的冲突,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很多复杂的交错点。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并未完全理解,却十分重视;他受中国经典的影响,认为儒学和基督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对道德问题都有相同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如人口、生态等具有共通性的问题,进行平行的追求。

    余:亨廷顿似乎认为儒教与西方文明是互不相容的,儒家文化不能与民主并存。但19世纪末以来,最早拥抱西方“民主”概念的,都恰恰是出身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如今文学派的康有为,古文学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人。这个问题好像尚待深究。

    (本文为余英时、史景迁接受《联合报》邀请的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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