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发展往哪里去?
最后,我们要问:以上的讨论具有什么样的实用含义?
用于当前的实际,以上的讨论意味地方政府正因为它们过去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对未来也十分关键。中国眼前的大问题是:怎样应对非正规经济在推动快速GDP发展的同时所附带的严重社会与环境问题?地方政府过去的非正规行为是导致非正规经济问题的重要原因;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
这不是一个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非此即彼问题;事实是,近三十年来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首先可见于与日俱增、每年数以万计的针对不公平和环境污染的民众抗争。对此,地方政府一般采取的首先是“捂盖子”的对策,要到抗议者通过组织、媒体曝光等形成了一定的声势之后,迫不得已才会作出妥协,把矛盾“摆平”。[16]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和以上的分析有一定的关联:在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做出大规模投资的现实下,它们和招引的企业利益只可能是一致的,“官商”也只可能是“勾结”的,何况对地方官员来说,在现行的国家的干部考核制度下,最关键的指标正是其招商引资的“政绩”。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公和环境危机,如此的对策,在抗争者与国家公安势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固然能够维持基本稳定的治安,但它不可能是长远之计。
过去的发展之不可持续也可见于经济体系之“失衡”。在成为“世界的工厂”大趋势下,中国相当比例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为外来资本和出口而生产的;根据2004年的统计,出口加工生产占据总贸易的53%(高柏2006:119)。在低工资和依赖非正规经济的现实下,这意味大部分盈利归属外来的投资者而不是中国的工人或中国的经济。[17]正如高柏指出,在这方面中国和日本此前的发展经验很不一样,后者从未如此程度依赖外资和国际贸易,其进出口对GDP的比例从未超过30%(高柏 2006)。上面已经指出,2005年日本的进出口∕GDP比例才20%,和美国相似,而中国的则是64%。
结论是明显的,也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所更加鲜明地凸显的:要推进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必须扩大国内的需求和消费。这已成为一个跨越左右分歧的共识。
这一切所指向的是另一种发展道路:即用社会发展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显然,低收入人群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比富裕人群收入提高更直接、快速影响消费,这是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所占比例较高。因此,无论从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目前的情况迫切呼唤着要提高占据中国人民大多数的下层和中下层社会群体的收入。
中国政府从世纪之交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取消农业税和提供九年免费义务教育(虽然并不包括农民工)),但显然还需要做很多。这里,重庆市新近的实验既展示还需要做什么,也展示可能做什么。重庆实验的核心概念是利用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帮助提高贫穷人民的生活水平(崔之元 2010)。已经开始实施的计划有:为农民工提供廉价公租房;给予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和社会保障;允许农民用宅基地和承包地(以及林地)权作为贷款抵押;系统扶持小规模企业,用来扩大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大规模的廉价公租房建筑已经开始,预期在三年之中每年造1000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总共可以解决250万农民工(亦即市内300多万农民工的大多数)的住房问题(《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计划中的月租是大约10元∕平方米。这样,为一个青年人或夫妇提供的31平方米的住房房租预计约300元∕月,较成熟的家庭则可以租用80平方米的住房,平均60平米(《黄奇帆: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 不是摆噱头》, 2010 年7月3日)。为了避免形成公租房的贫民窟,新建的公租房将分散于20个不同的商品房大组团,只占每一组团居民的较低比例。(《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户籍制度改革也已于2010年8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重庆市总人口3200万,其中1000万是城镇居民;计划是在十年中让1000万农民改作城镇居民。第一拨是已在市区工作的三百多万农民工,预计在2010和2011年完成他们的户籍改革,其后每年解决70~80万农民工入城落户的问题。这样,将把非正规经济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的正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人民日报》,2010年7月30日;亦见 Dreyfuss 2009 和 Larson 2010的国外报道;《专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8月21日)这个计划包含给予农民三年过渡期,其间可以保留他们的土地权益,直到他们把这些权益在政府设立的乡村土地交易所转让出售为止。这样,他们可以带着一定的现金进入城市落户(而政府则把土地纳入其为建设储备的用地)。(《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我们当然要问:必需的资金将从哪里来?重庆政府的实验可以视作中国改革后期发展经验逻辑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已经看到,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主要是借助于可以预期的市场增值(以及凭此贷款)。这样,用亏本的价格来招引外来企业,但在后期可以获得足够的税收和土地增值报酬。如今重庆政府将进一步凭借同样的逻辑来直接参入住房建造,但其目的是把可以预期的增值收益从开发商转移到政府的公租房公共服务投入。
更具体地说,公租房的工程预计将需要500亿元的投资,重庆政府将投入其中的200亿,主要是已经储备的土地的市场价值,另外的300亿元以公租房为抵押向银行、保险公司、国家社保基金等融资,贷款利息用公租房所得租金来支付(《黄奇帆:重庆公租房为百万人而建不是摆噱头》,2010年7月3日)。
一方面,重庆的实验令人兴奋地说明借助社会公正来推动经济发展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再次指出中国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在具备良好的领导之外,重庆政府也得助于比较偶然的意外之财:2000到2008年间,市政府廉价购入的国有资产每年增值19%,远远超过全国平均的3%。因此,重庆市政府的财政特别丰厚。虽然如此,它仍然要到2020年才可能把一半的农民纳入城镇户籍;到时农村人民将仍占全市人口的40%,仍然处于城镇福利覆盖面之外。由此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宣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是多么的不符实际。
至于农村,重庆的领导们点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农民现在无法为经营需要而向银行贷款,二是怎样把“小农户”和“大市场”连接起来让农民可以更多地从市场机遇获益。他们已经采取允许农民用其地权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重要方案;但是,在如何促进农民的“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到销售),让农民获益于市场化的高值农产品的问题上,他们似乎仍然和多年来全国其它地区同样,主要指望所谓“龙头企业”的带动。(《重庆日报》,2010年7月30日)
这点使人稍感诧异。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上既然采用了凭借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为什么没有在农村发展问题上采用同样的做法?市领导迄今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到依赖资本主义的龙头企业公司之外的其他可能。也许,重庆的领导们和其它地区同样,认为农业发展只可能由具备规模效益的资本主义型大农场来推动。
笔者在《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新作中详细说明,中国农业正面临着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首先,伴随收入的提高,中国人的食品消费结构正向食用越来越多的高值农产品转型,包括鱼肉、蛋奶、水果和高档蔬菜;第二是城镇化,包括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就业;第三是生育率的降低,如今终于体现于每年新增劳动力人数的递减。汇合起来的结果是一种既是更加资本密集也是更加劳动密集的高值新农业,但仍然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的农业--例如,一两亩地的塑胶拱棚蔬菜生产,或四五亩地的 “秸秆养殖”(结合玉米种植和二、三十头猪养殖,用生物剂使秸秆发酵为高质饲料)。
这种新农业的小农场和过去劳动力过剩的农场不同,是接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的生产单位,因此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它们依赖的不是“规模经济效益”,而是“不同生产的不同最佳规模”(differential optimums)(比如,粮食和蔬菜生产的不同,以及小规模农业生产,较大规模的加工和销售的不同)以及“范围经济效益”(结合两种以上的互补生产活动)。它们也特别适合于新时代的有机农业生产。
正是这样的新型小农场促使中国农业总产值在改革期间平均每年增长5%以上(在三十年中上升了约五倍),远远高于历史上一般的农业革命,诸如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一个世纪中上升了一倍),和20世纪60与70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每年增长约2%,36年才翻一番)。如此的农业发展为蓬勃的城乡贸易奠定了基础,而后者正是亚当·斯密所认作推动经济发展的分工和竞争的一个关键条件。(Smith 1976[1776]:401-6; 黄宗智2010a:第1、4、6章)
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时代小家庭农场之兴起导致对合作公司(所有制是合作的,但经营模式是公司型的)的需求,目的是用来连接农户和市场。我们现在有一份相当可靠的比较全国纵向一体化两大途径的材料:一是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近年来享受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扶持和补贴;一是合作组织,一直受到现有体制的排挤,既缺乏政府的大力扶持也不能向银行贷款。虽然如此,近年来合作组织仍然自发扩增到占据所有带动纵向一体化单位销售额的8%(2005年数据,相对于龙头企业的58% 和国家专业批发市场的34%)。它们之所以能够发展到如此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会员所有的,因此能够为农户生产者争得较高的市场收益,高于为资本家所有的龙头企业而生产。所以说,这些材料证明的其实是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政府给予合作组织像龙头企业和外资企业那样的扶持,后果会是怎样。(黄宗智2010a,2010b)
重庆政府已经把资助“微型企业”列上日程。计划是为自筹10万元资本的私营企业提供5万元的政府补贴,另外再协助安排10万元的贷款,让它具备30万元的启动资本,并为之提供税收优惠。目的是扩增下层和中下层收入人群的就业和机遇。如果地方政府能为农业合作公司提供如此的扶持,应该会对它们起极大的推动作用,允许它们首次与龙头企业以同等的条件一较长短。(黄宗智 2010b) 如此的农业发展途径可能更符合重庆政府在城镇发展方面的总体战略,即以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此外,以社区参与为基础的合作组织也许也可以成为为农村提供社会保障网络的一个有效途径,说不定还能起到协助重新整合今天正在快速原子化的农村社会的作用。
如果简单依赖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甚或进一步把土地完全私有化,将意味类似于印度的结果:其农业近年来经历了和中国相似的向高值农产品生产转化,但其农业从业人员中已有足足45%沦为无地农业雇工,乃是“贫穷中的至贫者”,而且,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其总人口中仍有足足42%的生活水平陷于“贫困线”(每日1.25美元)之下。(黄宗智2010a:尤见第1章)
可以见得,中国政府今天所面临的战略性抉择,不是林毅夫等强调的资本密集重工业还是劳动密集轻工业的问题,也不是科尔奈强调的简单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也不是左、右一般所争执的社会公正还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怎样在支持大型公司的现实和支持低收入人群的改革之间探寻适当的调整。从中国巨大的人口这个给定事实来看,政府在这方面干预是必须的,不然很可能再次陷入18世纪以来的那种社会危机--亦即推动20世纪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
总而言之,我们首先需要精确掌握近三十年历史的教训。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简单来自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而是来自两者的不同特征的结合。改革前15年的发展不仅得助于市场化,也得助于计划经济下培养的能干地方干部之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建立乡村企业,以及计划经济下建设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其后是同样可观的15年的发展,再次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外来投资和国内民营企业浪潮的推动之外,更得助于一个独特的中央集权下地方分权而为招商引资而竞争的体制。在那样的竞争之下,地方政府广泛采用非正规的变通运作,在现有法规之外利用明确和隐性的补贴以及廉价的非正规经济来招引外来投资。如此的历史实际显然和哈耶克-科斯-科尔奈那种制度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不相符。
我们看到,非正规经济实践的结果既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是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环境污染。今天往前瞻望,我们应该抛弃主流经济学过去的错误认识,抛弃把市场和计划、经济和政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构建成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错误。经验实际的历史视野使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行为+非正规经济的结合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本来源。
面对如此的现实,重庆实验所做的是把发展的重点从简单的GDP增长改向社会发展。如果改革30年的经验可以被称作一种“有计划的非正规化”,重庆的实验也许可以称作一种“有计划的正规化”,所指当然不是回归到过度官僚化的体制,而是建树新型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利用国有资产的市场增值来为这些新型服务和福利提供必需的资金。其背后的战略性估计是,提高下中社会阶层的收入将会导致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附录:
我们没有精确的按产值区分不同登记类型单位的统计材料,但一个(勉强)可用的统计指标(国家统计局1998年之后开始采用)是规模以上(即年营业务收入在5百万元以上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根据“工业总产值”的指标,这些非政府企业(即公司+外资+港澳台投资+私营企业)所占比例2008年已经达到88%,其中外来投资(即外资+港澳台投资)占到29%。国有和集体则只占11%。见表4。
这里要说明,“工业总产值”指标中的“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所统计的“产值”含义不同。后者减去生产过程中的“中间投入”。两个“产值”指标在2008年的差别是5:1的比例。GDP“产值”统计的含义其实更接近“增值”。
[*] 本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0期,第133~158页。纸张版上有三个细微的数字笔误,兹在此电子版上改正。感谢崔之元帮助我理解重庆的实验和为我提供相关材料,以及白凯和彭玉生对文章的建议。
[1] 其名称1975年首创自Coase的学生Oliver Williamson 。
[2] 他影响很大的1964年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其实没有如此清楚地突出这点。对舒尔茨理论对错的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08b。
[3] 这里引用的是2005年的英文版,乃是他1999年中文版教科书(吴敬琏1999)的增订版。
[4] 吴敬琏的理论认同虽然非常明确,但应该指出,他的许多分析具有一定的实用感,这点可以见于他的一些具体观察和建议,例如关于小家庭农场的分析(第3章)、金融制度的讨论(第6章)以及社会保障改革的意见(第9章)。
[5] 至于科斯理论的其它部分,国内倡导者很多。最近比较强有力的著作是周其仁的文章(2010)。他强调,产权私有化引发“人力资本”的发展,也降低了 “交易成本”。计划经济则等于是一个过分庞大的公司,其组织∕制度成本非常之高。
[6] 但未经登记的人员1990年已经达到2300万之数,亦即城镇就业人员的13.6%。这是后来农民工爆发性增长的序幕。
[7] 但在2000年之后再次上升,2008年已达到1.54亿之数。此时的乡镇企业大部分是私有的(国家统计局没有提供按照所有制区分的数据)。同时,乡村私营企业也快速扩增,2008年达到2780万人员。
[8] 这方面,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之间有明显的矛盾--见黄宗智2010a:第4章。
[9] 我们缺乏精确的数据。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2002)的牵头人)2005年给出一个比较高的估计:1.5亿亩,涉及9000万农民。(陆学艺2005)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土地问题课题组(2007)得出的则是4000~5000万失地农民(天则经济研究所2007:7),被征土地总数可能介于4000~8000万亩之间。我们知道耕地总面积从1996年的1.951亿亩下降到2006年的1.829亿(同上:10),但这个数字包含来自其他原因的耕地流失。
[10] 1994年,奔驰公司计划投入250~300万美元建立一个预计要雇用1500人员的工厂。Alabama州(Vance市)以价值330万美元的补贴赢得这场竞争, 包括税收优惠、建厂用地和配套基础设施、甚至一个德语的学校(消息是The Economist 1994年1月报道的)。另一个有名的例子发生在1989年,丰田公司计划投入800万美元建厂,预计雇佣3000人员。获胜利的是提供价值126万美元的一揽子补贴的Kentucky 州。(Bigaliser and Mezzetti 1997; Black and Hoyt 1989)
[11] 此文的图10(第83页)展示中国在52个国家的样本中所处地位。大部分的国家处于2%~10%之间,而中国则高达16%(这是作者们按照样本所用指标的重新计算)。
[12] 当然,其中少数人员享有福利或部分福利,但我们要把他们和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临时工和半正规合同工、以及集体部门的职工和小型的外来投资单位等(其中有许多人员不享受正规法律和完全的福利保障)放在一起来考虑。
[13] Pierre Landry 把这个现象称作“分权的威权主义”(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Landry 2008; 亦见黄宗智2010b)。
[14] 比如,国家统计局给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和“全国平均职工工资”数,以及平均工作时间数,但这些都只包括经过正式登记的单位上报的人员,不包括未经登记的就业人员(2008年达到1亿之数)(见表1)。上面提到的2006年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才是比较可靠的材料。(黄宗智2009b:63;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6)
[15] 当然,乡镇企业中有的规模颇大也比较正规化,但我们要把这些和正规部门中的不少非正规工人一起来考虑,正如脚注12指出那样。
[16]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张玉林2007和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0。
[17] 一个较多被引用的新闻报道估计,跨国公司所得利润的70%是被拿出中国的(高辉清2005;亦见高柏2005)。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
[1] [2] [3] 
房宁等:民主的中国经验
郑杭生:如何研究“中国经验”:二维视野还是单极思维?
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周晓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的变迁——有关中国经验的另一种解读
汪晖 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
“改革”或“转型”都不能完全描述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