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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娜 2021-10-24 21:54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1906年,桑巴特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并从六个角度进行了解释,这些论点在后来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实践家和研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学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些观点得到了高度的评价,有些观点则受到了强烈的质疑。
一、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内涵
纵观美国历史,会发现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被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美国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国度,没有哪个国家像历史上的美国那样如此迅速地积累资本,也没有哪个地方的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像在美国那样充分的发展,美国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模型被最精确的验证着,资本的集中已经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危机马上就要到来的阶段。如果说,现代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的反应,那么资本主义最为先进的美国,它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工人阶级应该是最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然而回顾美国历史,不仅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他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学者讨论的话题。
桑巴特首先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进行了追问,如果美国认为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特别是美国式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毕竟美国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美国无产阶级,准确地说是那些掌握着有利条件的工资劳动者,特别是那些熟练工人,并不信奉社会主义”。可以看出,桑巴特所说的“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就美国工人不信奉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界定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对桑巴特的质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桑巴特的所论证的美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并不能等同于美国工人阶级没有形成阶级意识,肖恩·威伦茨认为,阶级意识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由多种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不能把阶级意识等同于社会主义式的阶级意识;第二,《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译者哈斯班兹认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应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一种美国例外论,它成立的基础应该是,桑巴特与之对比的欧洲国家信奉了马克思主义式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创,欧洲国家接受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即“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参与议会”。因此,在哈斯班兹看来,如果以桑巴特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为标准,那么欧洲国家实际上也没有社会主义,因此也就谈不上美国例外了。前两种对桑巴特立论的质疑,实际上也是认同“美国例外论”,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面有些许差异,并对桑巴特的论点进行补充。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并不认可“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从美国资本主义自我改革、美国左翼政党自身弊端、美国社会矛盾变化等角度来研究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衰。
二、桑巴特的论点及相关争论
桑巴特主要是在对美国与德国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提出了观念认同论、政治整合论、两党抑制论、“烤牛肉与苹果陷阱”论、阶层流动论和新边疆论六个解释。其中,观念认同论、政治整合论以及阶层流动论都与桑巴特“公民整合”的概念相关。
(一)观念认同论
与德国工人相比,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持更加善意的态度,更加认同自由、平等、公正的观念。桑巴特认为在欧洲,自由和平等只是空洞的概念和模糊的梦想,但在美国已成现实。从外表上看,没有任何阶级标记能将美国工人与中产阶级区分开,这培养了美国工人自尊的精神;在美国决定个人威望的是其成就,而非家室血统,这也促进了社会平等;就雇主和工人的关系来说,美国雇主在对待劳工时是礼貌和慷慨的。美国的资本主义成功地满足了工人的物质需求和价值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各种奖励手段和利润分享机制以及计件工资制将工人的“经济利益”整合到现有的经济制度中去,这使得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美国工人在某种程度上自认为是企业人,认为自己成功的开发利用了属于自己的个人机会,他们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然而,桑巴特的这个论点,无法解释美国历史上存在的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冲突,有太多的美国历史是不能用“共识”这个框架去解释的。
(二)政治整合论
为什么美国无产阶级至今没有组建自己的党,为什么乐于接受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情绪会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中占统治地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统治精英通过各种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整合到现有的政治进程中,使得美国工人对政治制度持有好的态度。全体成年男性公民拥有投票权的选举制和建立在启蒙原则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是形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桑巴特在这里的分析实际上涉及到这样一个公式“民主使人保守”,工人阶级的利益能够通过正式的民主程序中得到反应和部分的满足(或者他们相信这一点),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就失去了发展的土壤。桑巴特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高度赞扬。哈林顿肯定桑巴特对男性普选权的重要作用的强调,认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不是围绕经济问题而是围绕政治问题尤其是民权问题展开的,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和感情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的要求。与欧洲大陆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排斥和系统性的歧视不同,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拥有普选权,美国工人可以投票管理公共事务、参与法律制定。在选举间期间,美国公民还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发挥影响。另外,“美国的公共舆论还有一个事实,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即它一直系统地照顾工人的利益。工人对于自己在国家里具有一些价值的意识因而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加强。”这导致了山姆逊在三十年代最先概括的“价值替代”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这里所说的“美国主义”,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而是一种美式民主所鼓吹的平等、自由。山姆逊认为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通的,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而不是在相反的意识形态里,来表达他对平等的追求。
(二)两党抑制论
为什么美国社会主义者为什么没有成功的组建自己的党?桑巴特认为,在成功运作的两党制下新的政党往往沦为两党游戏的牺牲品(美国的社会党和人民党就是如此),很难真正发展起来,出现“第三党困境”。桑巴特提出了充分的论据证明,美国的两大党都只是以利益为基础以追求胜选获任官职为目标的政党,并不存在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因此,它们在吸收第三党的改革意向方面毫无困难,从而常常成功地夺取本属于第三党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多数代表制的影响,投票给少数派、给没有胜选希望的政党等于什么也得不到,这使得人们包括工人在内总是倾向于投票支持既有的两大党,而不会投票给新诞生的小党。此外,竞选需要巨额资金,两大党使尽浑身解数笼络人心,这也抑制了第三党的发展壮大。工人阶级虽然在不同时期曾经多次试图在两大党之外建立起自己的政党以便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往往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就很快衰弱。
两党抑制论受到的质疑并不多,主要是存在着共和党这个反例,两党抑制论并不能很好的去解释为什么会主义者没能用社会党或工人党来取代民主党或共和党(就像共和党曾经取代了辉格党那样)。桑巴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专门进行了补充:“即使在美国的政党历史里,我们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在特殊的环境下,有可能打破两大党的垄断,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有活力的党。没有比现在的共和党更好的例子了。取消奴隶制的热诚促使了该党的诞生,而且该党还知道怎样保持它很快赢得的控制地位。当然在共和党崛起的时候——它的起家要追溯到1854年——各种条件对第三党的兴起是更有利得多的。政党纪律不像现在这么严,而且在新政党首先取得一定地盘的西部,政党组织的发展是很微弱的。有效的政治机器完全是内战以后建立起来的,而且是由共和党自己建立起来的。”桑巴特用两党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政治制度来回应相关质疑,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政党兴起时,两党制已经逐渐稳固,变得更不利于第三党的兴起。至于未来的发展,谁知道呢。
(四)“烤牛肉与苹果陷阱”论
桑巴特认为在国家中权利的形式平等并不意味着一切,在一个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穷人心里,自由的声音是空洞的激进民主的政府体制的确可以吸引人们对国家的注意,但是,如果它不能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的话,还是不能阻止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批评特别是经济秩序的批评,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的这些特点并不是没有产生政府和社会体制的群众运动的唯一原因。因此,在论证了美国政党制度以及美国工人的政治地位对美国社会主义的抑制作用后,桑巴特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论证“烤牛肉与苹果陷阱”理论。
“烤牛肉与苹果陷阱”论是指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为美国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报酬而消亡了。桑巴特在书中旁征博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去证明,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比他的德国同事好很多,过着一种“资产阶级化”的生活,而桑巴特认为,物质生活水平可以作用于意识形态,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因此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在烤牛肉和苹果派上面,一切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都烟消云散了。”桑巴特的这个观点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能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呢,我认为应该是不能的。首先,从史实角度来说,与之相反的真实例子比比皆是,非常典型的就是1960年代的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交上好运的青年人为基础的;其次,桑巴特提供的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也值得质疑,桑巴特在进行美欧对比时只考虑了一次分配,而忽略了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而当时欧洲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的生活水平未必低于美国;最后,物质满足是否可以替代价值追求呢,“烤牛肉与苹果陷阱”是否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人类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从本质上来说是不能用物质欲望的满足来简单替换的。
(五)阶层流动论
桑巴特认为“较大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解释美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抑制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桑巴特认为美国较好的实现了机会均等。从纵向来说,美国各阶层之间没有严格的壁垒,美国工人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机会上升到资产阶级等级的“顶层或近于顶层”,并且有更大的机会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从而“过上一种像小店主或沙龙主办者那样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是桑巴特在这里对美国阶层流动性的描述主要基于自己的印象,并没有提供详实的统计数据。
(六)新边疆论
桑巴特认为美国存在着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它起到了消解美国工人好斗性的作用。桑巴特采用了非常粗糙的“边疆理论”。他认为,开放的西部边疆是一个防止激进主义发展的安全阀,因为大量的“没有资本或几乎没有资本”的东部工人到西部定居成为独立的农场主。桑巴特提出,广阔边疆的存在给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往自由”的机会,使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压迫过于强烈时有处可逃,并认为这是阻挡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强大的原因。非常明显的是,在边疆地区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的问题上面,桑巴特的论述出现了惊人的矛盾。在前面,他说美国工人“热爱资本主义”并且“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奉献给它。”美国工人政治地位高、经济生活水平高,那他们为什么需要“逃往自由”呢
三、思考
在桑巴特之后,有很多学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比较著名的论点还有五个:美国工人内部存在冲突、政府压制论、政治与道德相冲突、联邦制解释以及共和主义解释。除此之外,也有更多学者认为应该避免将桑巴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的结论标签化,让民众产生“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事实的错觉,他们的研究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逐渐转移到“美国的政府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来,比如罗斯福新政和奥巴马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桑德斯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是什么性质的?
时过境迁,虽然桑巴特和一些学者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或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问题的回答未必令人完全信服,但是他们提出的相关的论点和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生活水平和工人运动的关系、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


吉登斯:走向现代性
很多学者都对现代性做了相关的论述,对于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也有不同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影响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力量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并提出无产阶级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巨变主要是因为复杂的劳动分工的强力刺激,认为劳动分工使得导致道德个人主义产生现代性危机,需要通过职业道德来重建集体意识;韦伯认为现代性危机来源于“理性的牢笼”,要从“合理化”来寻求现代社会的出路;齐美尔在论述价值与距离时,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是和我们有一定距离但又可获得的事物,而货币就是我们克服距离的一个中介或者工具,而现代性的问题在于,货币本身是我们通向目标的手段,是人与其目标之间的媒介,现在却逐渐变成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货币这种从手段到工具再到主体的终极目标的这种地位转变,导致了现代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扩张,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功能越来越被排挤和压缩。吉登斯则认为现代性是多维度的,历史发展也并没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他以他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对现代性的内涵及诸多后果从制度上作出了分析。具体来说,他认为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于欧洲,并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
一、    现代性的动力机制
吉登斯分析了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机制:时空的伸延和分离、脱域机制、对知识的反思性。
时空分离是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具有极端重要性。首先,时空分离是脱域机制的初始条件;其次,时空分离为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特征及其合理化组织提供运行的机制;第三,与现代性相连的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依赖于“嵌入”时间与空间的各种模式。
所谓社会系统的“脱域”,吉登斯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实践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吉登斯主要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脱域机制,第一种是象征标志,第二种是专家系统。象征标志,吉登斯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它可以将信息传递开来,而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象征标志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象征政治合法性的符号,再比如货币符号等。吉登斯认为所有的脱域机制都依赖于信任,认为信任在本质上与现代性相连,而信任在这里被赋予的不是个人,而是一种抽象能力。这种信赖建立在原则的正确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的信赖之上。信任体现在具有风险的环境中,凭此人们可以不同程度的防范风险。
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吉登斯称之为“行动的反思性监测”。吉登斯认为,知识在被反思性的运用于社会行动时,会受到四类因素的渗透。一是权力的分化,一些个人或者团体比其他个人或者团体对某些知识的应用更为得心应手(或者知识与权力结盟,知识为权力服务);第二是价值的作用,价值与经验知识是在相互影响的网络中彼此连接的;第三是未逾期后果的影响,运用关于社会胜过知识的结果,会超出那些用此知识去实施改变的人们的种种预期目的;第四是双向阐释过程中社会知识的循环。
二、现代性的特征
(一)自反性现代性
贝克区分了“反思”与自反性,认为自反性不是指反思,而是指“自我对抗”。由此出发,贝克认为现代性的理论可以分为反思理论和自反性理论,认为现代性的反思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相信社会越是现代化,能动者越是能够获得对其生存的社会状况的反思能力并据此改变社会状况,在这里反思意味着知识,而且人们相信科学以及知识的进步和获得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加幸福、社会更加进步,这实际上是在简单现代性阶段社会学家的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那个时候的他们并没有想到,在盛现代性阶段真正带来危险的恰恰是知识与科技,是现代性自身。贝克认为自反性是一种自我对抗、自我消解,认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工业社会的基础便越是受到消解、消费改变和威胁,而这一过程是可以超越知识和意识,在没有反思的情况下发生,这就是反思和自反性的不同所在。与此同时,贝克认为反思与自反性理论都有一个主要的后果——个人越来越独立于结构,同时认为自反性理论是包括反思理论的。
吉登斯对自反性的定义和贝克类似,强调现代性的自我消解、自我毁灭,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终结时代”,同时又认为现代性在毁灭传统的同时又在重建传统,使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
“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种创造性的毁灭的对象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换句话说,自反性现代化指导致风险社会的后果的自我冲突,而这些后果是工业社会体系根据自身的制度化标准所不能处理和消化的。
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自我消解与自我毁灭从根本上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自身的掘墓人”不同。首先,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或者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而是资本主义的优势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果实。其次,削弱社会结构的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在贝克与吉登斯看来,自反性现代化应该指的是这样的情形:激进现代化在悄无声息中到来,社会经济秩序良好无损,没有发生革命却来到一个新社会。这显然和马克思的观点并不相同。
(二)断裂的现代性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断裂,他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理解现代性的断裂性,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各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这种将现代社会从传统的社会秩序中分离出来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文明形态便签的速度更加申诉,这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它还渗透进了其他领域;其次,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社会巨变的浪潮席卷整个地球,全球联系在一起;最后,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某些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不能简单地从此前的历史时期找得到。
三、现代性的后果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具有双重性。包括“机会方面”与“危机方面”,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带来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这种“生产力”扩展具有大规模毁灭环境的潜力,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
(一)自然的终结以及生态危机
现代性带来自然的终结,自然沦为“人造的自然”、“社会化的自然”,再也没有纯粹的人类尚未踏足过或者未经人类改造的的地方,自然成为乡村的近义词,成为城市中的公园一角。人类在把自然变为社会化自然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终究给人类自己带来了危机性的后果——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自然资源匮乏各种极端气候等等问题,这些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终于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限制条件,人类也终于迎来自己胜利果实的“未预料后果”。而在环境问题治理上的一个矛盾的点是,先发展国家需要对目前的生态危机负很大责任,然而,生态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共同治理。先发展先污染的国家并不一定愿意在全球生态治理中担负更大的责任,后发展国家也并不一定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机会,以至于全球生态治理成为一个公认的政治正确的同时,也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二)破除传统——生活在后传统社会中
吉登斯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现代性对传统具有毁灭作用,一方面,现代制度不断对外扩张,通过全球化过程实现普遍化;另一方面,与前者结伴而来的还有诸多内部变化过程,这些过程也可称为现代性的激进化。这些内部变化过程是传统的撤离过程,是对传统的发掘并使之问题化。这个转变的次序如下。首先,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日常决策与全球性的后果之间的关联不断的加深,遥远的事件或力量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性的活动,全球化侵入地方。除此之外,个人的日常活动也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其次,知识与控制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对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及其许多传人来说,人们拥有关于社会和自然界的信息越多便越能控制它们。对许多人来说,这种控制权是人类幸福的关键。而这种情况在盛现代性阶段发生了变化,在自反性现代性的世界里,使我们遭遇危机的不是其他恰恰是我们积累的关于我们自身和物质环境的知识。
最后,现代性在重构日常生活中重构着传统,现代性的全球性实验与现代制度在日常生活的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与不确定的时空扩展交织在一起的不仅有地方社区而且有私人生活的细节和自我。这种日常实验不仅反映了传统的角色变化,而且射击到了与自我及身份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牵扯到日常生活各种各样的变化和调整。
那么,现代性既然如此彻底的毁灭传统,那么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传统的世界呢?不,因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在不断重建传统,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因此我们生活在一个“后传统社会”,那么,这种后传统社会和传统社会有着哪些不同,或者说,现代性究竟在哪些方面破除了传统?吉登斯给出的回答是我们可以从象征和仪式的特定形式来加以考察。首先,从传统的本质来说,吉登斯认为传统就是重复,它代表着一种与“理性探索”相对立的程式真理,与强迫心理有着相通之处,而现代性作为强迫性,提供一种重复的情感动力,这种重复是我们固守在已知世界中的一种方法,是避免自我暴露于异类价值观或生存方面的一种手段,为我们提供一种确定性与本体性安全感。在现代性中,过去不断延续,但它并不是以传统的方式被积极的重构,而是常常以近乎因果的方式主导着行动,加以社会性的概括,强迫性实际上是没有传统的传统主义。其次,从传统的象征来看,传统是身份属性的媒介,具有权威性。在传统社会中,权威属于传统的守护者,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权威属于专家。在具体情境中,守护者通过对传统提供解释来获得权威,而专家则是由于成功的占有了外行所不具备的具体技能和专业知识,从而在行动的具体领域中,在信息与技能层面相对于外行成为权威。此外,传统与专门知识虽然都是权威的来源,但有着诸多不同,专门知识是抽离性的,非本地、无中心,专门知识依靠的不是传统的程式真理,而是对知识的可矫正性的信念。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可以说,在专门知识统治之下的所有形式的本地知识都变成了来源于别处知识在本地的复合物。最后,信任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前,传统对时间和空间拥有优先审视权,信任依赖的是近似于凝固的“时间与空间上”固定的社会交往关系。而在现代社会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专家系统的发展,集体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人们的信任不在依靠面对面的交往,而是依靠抽象系统以及专家知识。吉登斯认为这种脱离了传统的信任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因为这种抽象系统中的信任是与集体生活方式的易变模式密不可分。且抽象系统本身在现代性条件下也具有抽离性。
总的来说,在吉登斯看来,过去并不是被保存了下来,而是在现代的基础上被不断地重建。这种重建过程部分是个体性的,但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是社会的、集体的。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性中的传统是“创造的传统”,“古代的材料被用于现代的目的——特别是为新兴的权力体系创造合法性”,虽然吉登斯不是特别赞成这种说法,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思考。
(三)风险与不确定性
现代性所带来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在贝克与吉登斯看来无处不在,问题在于现代性是如何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的或者说这种不确定性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如何应对这种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的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寻找本体性安全感。生活在这个风险社会中,人们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吉登斯称这种“不确定性”为“制造出不确定性”,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正式由人类知识的增长创造出来的自反性。

首先是风险社会,这个概念是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发展的自我先回问题变成了从潜在的威胁出发对已获得的标准进行重新制定的任务。风险社会的风险来自于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的不可计算性,这种风险是控制和秩序的工具理性逻辑受其自身动力盲目牵引的形式,它总是意味着一种可能性,并且具有无限可再生性以及多元性。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无处不在。在风险社会,决策是具有风险的,在过去,决策可以由对传统的信赖来加以做出,而现在,人们的视野随着风险的增长而变得逐渐模糊,科学的普遍合法性以及专家权威受到质疑,专家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人们需要在专家之间进行选择,这就意味着风险不仅预示着决策,而且还最终在根本意义上解放决策。在这种具有风险的世界里“知识”也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在传统社会中对于权威的信仰以及在简单现代性阶段对知识自信消失了,在这里,知识是多元的,人们在不同的专家间进行选择,知识又是矛盾的,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知识”本身具有一种不确定性,而对知识的信任也不是基于一种了解和信心,恰恰是因为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是一种不得不信,这种信任本身也存在着广泛的风险,因为“无知”所以不会去注意到这种风险。专家系统本身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对专家系统的盲目信任也是一种巨大的冒险。
风险该如何规避呢,风险是不是平均分配的呢。风险对穷人和富人是公平的,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风险,而且有些风险像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等等它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是,风险也是不公平的,穷人和富人在应对风险的能力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风险在无视阶级差异的同时也具有阶级差异性。


第三组  吴娜(10.15—11.21)
【书单】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
《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
《实践理论大纲》
《国家精英》
《精英的兴衰》
《现代人与宗教》

<监控、暴力与民族主义.
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吉登斯根据资源掌握的多少以及权力的掌握程度划分出传统国家、绝对主义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三种国家形态,并认为国家的历史演进受到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主义以及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占有这四种“制度丛结”的共同影响。国家形态塑造了制度丛结的同时也成为其结果,这个过程中存在三个内在矛盾:民主与监控的矛盾;主权与暴力的矛盾;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矛盾。
一、    民主与监控的矛盾
要理解吉登斯民族国家理论中民主与监控的矛盾,首先要了解吉登斯是在什么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
(一)民主与监控的概念
1.民主的概念
“民主”是一个经常被使用又难以对它进行定义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吉登斯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将“民主”等同于“多元政治”。多元政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包含了“政府对政治上平等的公民的偏好所做的持续性的反应”,选举系统对于保证诸如此类的“政府反应”是根本性的,但并不是唯一的,维持多元政治的主要机制还在于创造它的程序手段以及申诉场所。对吉登斯来说,包括在申诉场所中的,不仅有议会、听证胡和法庭,还有影响政治决策的辩论得以展开的任何场所,尤其是印刷业以及电子媒体。吉登斯认为多元政治依赖于一系列权利的存在,吉登斯称这些权利为“公民身份权利”,主要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权利。公民权利是得到法律保障的个人权利,譬如相互之间自由建立关系的权利,自由居住的权利,以及在被指控“越轨”时享有言论和辩护自由的权利;政治权利,即个人作为投票者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或者更直接地介入政治实践;经济方面公民权利是关于国家的每一个人享有最低生活标准、经济福利与保障的权利。
总而言之,吉登斯所认识的“民主”经过“多元政治”这一中介而与一系列的公民身份权利相联结
2.监控的概念
吉登斯区分了两种形式的监控:一是指组织或机构通过收集和储存其成员的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而形成的监控,二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对其所属成员的活动实施的各种直接监督。两种形式的监控密切相连,因为对组织成员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储存本身就有助于直接监控能力的提高,而直接监控也有助于掌握所要监控对象的各种相关信息。这两者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从吉登斯对它们的分析来看,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监控形式,前者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民族国家的监控能力、形式和特征,而后者则与资本主义的劳动合同联系在一起,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监控能力和形式。
此外,吉登斯认为公民身份权利的发展不应该被看做是一个自然的进化过程,很少存在不经冲突就由国家权威进行的让步,应把这三个公民身份权利理解为冲突和斗争的三个舞台。这三个舞台中,每一个都与不同类型的监控相联结。公民权利体现治安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体现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体现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吉登斯把治安方面监控的轴心归结为法庭。法庭不仅仅是公民身份权利能够申诉维护的场所,它同时还与套完整的警察、 监狱等监控机构联系在一起,通过它们的运作,“越轨”行为得到控制。行政方面的监控表现为依靠议会民主等制度发展起来的国家行政权力。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是与工作场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斗争的主要机构是工会。
(二)民主与监控的矛盾
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提出,在民族-国家与多元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生的关系,所有的民族国家天生的倾向于成为民主国家。对民主的回应需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依赖于国家行政能力,国家行政能力又与国家对其内部的监控能力密切相关。公民权利是多元政治的基础的话,高度监控就是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吉登斯认为监控的密集化,是现代社会及整个世界体系中组织发展的基础,也是迈向民主参与的趋势和压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国家的行政能力与监控水平是紧密相连的。而“高度监控”是民族国家行政能力提高的原因的同时也是其结果。
民主与监控的矛盾就在于,“监控”是民族国家为了提高行政能力更好地回公民的权利要求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技术手段,是为了公民身份权利的实现,然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高度监控”往往同时扮演着侵害公民权利、阻碍民主政治实现的角色。对公民的各种信息的收集和更新,有助于公民权利实现的同时,也将公民的隐私权、自由权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现代组织中,无论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大部分日常生活场所(如工厂和办公室),还是在更具整体性的情境(如监狱和收容所),人们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能受到或多或少的持续性监控。
吉登斯又用“控制辩证法”的概念来强调,面对统治阶级的“监控”与控制,处于从属地位者并不是完全被动的,统治形式总会留有一定的“机会”,发挥人类的能动,在这里,每一类的公民身份又都是斗争的杠杆,能够用来对抗控制。
二、    主权与暴力的矛盾
(一)    主权的概念
吉登斯是在民族国家对内与对外关系这两个层面上来理解主权概念的。首先是在民族国家内部,主权意味着国家在国内事务中所享有的最高权威,国家有独断性地处理国内事务的一切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在其领土疆界之内享有最高立法权、最高司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财政权以及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与控制其次,是主权在民族国家对外关系方面的涵义,这主要表现在民族国家所享有的独立权和平等权上。吉登斯认为“现代国家的主权发展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家间关系的反思性监控。无论是国家主权的巩固,还是民族国家的普遍性,都是通过扩展了的监控操作才得以成立的,监控操作保证了“国际关系” 能够展开。“国际关系”不是前民族国家之间建立的关系(没有它们这些国家也能维护其主权),它们只是民族建立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国家是处在民族国家体系之中的,它的主权必须被其他国家承认,否则它就丧失了主权,也不能称之为主权国家。
综上所述,民族国家要维护自身的主权就必须处理好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的关系,实现对内的最高权威以及对外的独立于平等。
(二)    内部绥靖——暴力的隔离与集中
民族国家是统治的一系列制度模式,它对业已划定边界的领土实施行政垄断,它的统治依靠法律以及对内部暴力工具的直接控制而得以维护。就民族国家对内主权而言,民族国家通过对暴力工具的垄断,实现了“内部绥靖”。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与法制相联系的各种暴力形式在民族国家内部使用频率递减;从劳动契约这个阶级体系的轴心消除暴力并获致使用暴力手段的能力劳动军事从直接介入国家内部事物中撤离,各种示众性惩罚的消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将其制裁能力从公开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的使用行政能力。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族国家得以实现“内部绥靖”,实现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也带来了暴力从国家内部事务的消减,暴力成为维护主权安全的工具,但这不意味着暴力完全退出了我们的世界,我们遭遇的是比前人更恐怖的暴力威胁——军事暴力。
(三)    军事暴力
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存在于由他民族国家所组成的联合体中,而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组织,民族之间相互承认主权和领土安全是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而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主权的实现又依赖于军事暴力,军事暴力成为民族国家对外维护主权安全的一种基本手段。但是,就军事暴力给民族国家和全球安全带来的恐怖影响来说,军事暴力不但不能真正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反而让我们生活在一种全球性军事暴力威胁中。吉登斯认为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军事社会中”,晚近时期军事暴力与工业主义的结合,带来了“军事工业化”,这种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使得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拥有的军事势力都要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传统帝国。这种用军事暴力维护主权的结果就是每个民族国家都是黑暗森林里“携枪的猎人”,但是枪响之后,没有赢家。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的各种地区性战争来看,在战争面前,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堪一击,即使是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也是如此。尤其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拥有的强大的破坏力,使每个民族国家趋之若鹜的同时,也将整个人类置于毁灭的边缘。
简单地说,主权与暴力的矛盾就是民族国家为了维护主权而求助于军事暴力反而被军事暴力所威胁使自身以及整个人类处于更危险的境地。在持续不断地将科学运用于提高军事技术的全球性场景中,由于拥有发动工业化战争的手段,因而民族国家参与并推动着整个世界体系的普遍军事化过程。未来能否容纳这一过程,抑或能否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加惨绝人寰,未定之局。
三、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民族-国家、民族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术语,其用法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这三个术语是同义词,在这里,我们把它们区分开来再深入分析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一)    民族与民族主义
1.    民族
吉登斯认为,“民族”指居于拥有明确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性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民族与民族国家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只有当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实施统一的行政控制时,固定的边界依赖于国家体系的反思性监控,民族才得以存在,另一方面,多元民族的发展又是中央集权以及国家统治得以在内部进行行政扩张的基础。
2.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这个词主要指一种心理学的现象,即个人在心理上从属于那些强调政治秩序中人们的共同符号和信仰。依恋故土、创造与灌输富有特色的理念和价值观,追溯特定历史中的“民族”经历,这些是民族主义反复出现的一些特征。民族主义心理学家将这些观念同个体的需要联系起来,认为个体置身于他们能够认同的集体的需要。吉登斯指出,虽然民族主义的心理学维度确实很重要,但是他更为看重的是民族主义的政治特性、意识形态特性、心理动力以及它特定的象征内涵。
(二)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矛盾
民族主义从其出现起,就与民族国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两者之间关系复杂。一方面,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相互依存,民族主义的出现不仅催生了民族国家的产生,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经常被用来动员整个民族共同体以支持国家政策,而同时民族国家又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民族主义中潜藏了破坏民族-国家团结与完整的强大动力。
两种情况的存在可以解释民族主义与民主-国家之间的这种矛盾。首先,虽然民族主义确实趋于明确地与国家的行政一体化相联结,但是,民族主义的情感边界与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并不一定完全吻合。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容易形成复杂多样的民族问题,加上民族主义分子从中挑唆,民族国家内部就会出现民族分裂、民族冲突等问题,进而提出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等要求,严重威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其次,民族主义独特的象征内涵造就了它的两面性,使它既可能有助于民族-国家多元民主的实现,又可能损害公民权利甚至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主义。作为象征体系的民族主义内容与主权、公民权之间存在着系列的联系与张力,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导引的路径。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环境当中,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于是,公民身份权利就可能发育孱弱或者大受限制,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如果公民身份权利更实质性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它们就会在“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民族国家若与启蒙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民主体制尚可保存并得到发展。如果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则民族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将受到巨大的阻碍,甚至演变成极富侵略性的极权国家。
四、    相关思考
在民族国家形态演进的过程中,存在着民主与监控、主权与暴力以及民族国家与暴力三对矛盾,在解释了监控、暴力、民族主义如何与民族国家互动后,我对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思考。首先,监控、暴力以及民族主义这三个因素的一个共同点是它们在与民族国家互相塑造的过程中都对民族国家产生了“双重影响”,这种矛盾的影响当然来自于它们自身的一些特性以及与民族-国家独特的互动过程,但是,是不是可以说,这种双重影响是源于这三者的“工具性”。其次,监控、暴力与民族主义三者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就像在“监控”与“暴力”之间存在的某种暧昧的关系,民族国家的监控密集化与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之间互相促进。更进一步地说,当暴力工具的使用与高度监控结合在一起、暴力以一种像鲍曼所说的理性化的方式被使用,会不会产生一种“平静的恐怖”,监控为暴力大开方便之门。暴力与民族主义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关系,尤其暴力与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之间。最后,监控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来源,如果是,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该如何去规范这种权力?



第三组  吴娜(9.12—10.15)
【书单】
《流动的现代性》
《民族国家与暴力》
《社会的构成》
《自我分析纲要》
《男性统治》

《民族国家与暴力》读书报告
监控、暴力与理性化
以往的社会学家在分析现代性时往往从单一维度,将资本主义或者工业主义视为现代性的主要驱动力,而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时,区分了现代性的四种制度维度,即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以及军事主义,而这四种制度性维度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紧密相联的。在分析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吉登斯强调了监控以及暴力工具发挥的重要作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后,国家实现了“内部绥靖”,国家的内部统治不再依靠暴力工具的使用而主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监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已经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被暴力所笼罩的世界。和传统国家不同,民族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公民的高度监控和对暴力工具的集中化控制,暴力工具的使用与高度监控结合在一起,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被使用,问题在于理性化的使用程序并不一定导向合理的结果,如何防止极权主义、如何预防“平静的暴力”?
一、    监控:传统国家vs民族-国家
监控是为了行政目标而对信息进行的核对和整理,它与作为直接监管的监控密切相关,可以控制着人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在阶级分化的传统国家,这两种类型的监控联合起来的机会非常有限,使得监控在传统国家与在民族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
传统国家的本质特性在于它的裂变性,是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再加上传统社会交通技术不发达、信息储备能力以及沟通能力较弱,使得国家机器主要依靠于军事暴力来实现其内部的稳定,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国家力量对人们的监控覆盖面小且水平较低。
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 “边陲”指某国家的边远地区(不必然与另一国家毗邻),中心区的政治权威会波及或者只是脆弱地控制着这些地区。而另一方面,“国界”却是使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得以区分开来和联合起来的众所周知的地理上的分界线,是使国家的主权得以分开的分界线。尽管在国界地区生活的群体,可能会显示出“混合的”社会和政治特征,但仍可辨识出,这些群体是隶属于这一国家还是另一国家的行政管辖。总的来说,国界是只在民族国家中才出现的,一是由于测量的精确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传统国家没有足够的行政力量来对边陲地区实行高度监控,而只能维持名义上的统治,并不能实现领土权、主权与行政控制的统一。
传统国家是阶级分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在城市居住,大部分人仍然居住在农村中,过着与城市阶层完全不同的生活,农业生产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性。传统国家的行政组织,主要只限于管理统治阶级内部的以及主要城市中心内部的冲突,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中,支配人们活动的是习俗与传统,而不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法律。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控制起到重要作用的主要领域是内官、世袭机构的上层以及军事首领阶层,因此,在这种社会中,其社会整合并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性”,而是依靠统治者和国家机构的上层精英对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和行政官员行使意识形态霸权。
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通讯与信息储存技术的飞速提高,运输的机械化、电子媒体的发明导致的通讯与运输的分离、公文档案活动的扩展以及行政所用的信息收集所用的收集与核查的大量涌现,所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带来了时空融合、脱域的制度化,导致了传统社会裂变特征的消失,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民族-国家的行政能力提高,可以实现对其公民的高度监控,其统治能力远超于阶级分化的传统国家。
民族国家已经实现了对其内部居民的高度监控,这种监控无处不在,直接侵入个人日常活动的最私密的部分。吉登斯将监控与公民身份联系起来,认为公民权力权利体现治安方面的监控,政治权利体现国家行政力量的反思性监管方面的监控,经济权利体现生产管理方面的监控。这种集中化监控对国家的统治形式也带来极大的影响,国家实现了内部绥靖,国家内部统治依靠的是各种法律规范而不是暴力,各种暴力形式在民族国家内部使用频率递减,军事从直接介入国家内部事物中撤离,各种示众性惩罚的消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将其制裁能力从公开使用暴力转变为渗透性的使用行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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