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
2009-09-29 23:40 |
四、宗教改革
1.天主教:“善功获救” 中世纪之天主教以教会、修道院之组织与制度,全方位渗透、控制西欧。教会占社会大部分之财富,揽民众自生至死之一切大事,且攫圣经之解释权以控制民众之信仰与思想,以教皇之权威淹没圣经之权威。 旧约圣经即有“惟义人因信得生”一句。1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引述旧约经文,亦称“义人因信而得生”。2然罗马教会却通过神化教皇以抬高教会权力,教皇便成上帝之代言人, 进而掌控民众死后灵魂得救与否之大权。上帝与教徒间之交通被其阻断。 自14世纪始,西欧商品经济发展,商品交换原则投射到信仰领域——罗马教会以出售赎罪券之方式推行赦罪制度。“善功获救”之重要形式于是发展,信仰便关涉了世俗生活,购买赎罪券成了善功获救之主要形式。赎罪券使“灵魂得救”这种上帝之“神恩”变成了可以交换之商品,教会从中敛财,进而开启人性泛滥之大门,促成教会腐败之势。 此种天主教“善功获救”之“外向性格”所导致之后果即成宗教改革之基点,更正教各派于是乎起。
2.路德宗(信义宗):“因信称义” 马丁•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理论,以摧毁神职人员是“神人中介”和“善功获救”之理论支柱。 据“因信称义”之理论,若有内在对上帝之认信,人便可在主内称“义人”,便可得拯救。外在之守法尊礼等等形式化之事功于人之“称义”无益。概而言之,“因信称义”即是信仰决定救赎之理,上帝之道惟信才可领受。 又因耶稣担负世人之罪而受难,世人之罪便被其宝血所洗净,人神由对抗而转入和解,以此人可直接领受上帝之恩典,因信便可与上帝交通,因信便可得救,教会及神职人员为中介之合法性于是乎消解。 于是,因信称义、万人祭司论(信徒皆祭司)、回归圣经为唯一之权威,成为路德宗高举之三大旗帜。 准此,路德宗信仰走入“向内用功”之途,进而引导信徒由追求外在行为之善功转入内在灵修,趋向神秘主义。 路德宗之另一重要之点在提出“天职”观。此观之所以提出,在于路德对16世纪前独有之拉丁文版本《圣经》的日耳曼语翻译。路德特选“Beruf”以译经文中有关职业之文字。据韦伯考证,德语“Beruf”本具宗教意涵,可解为“上帝安排之任务”,然经文原有之意义并无此宗教意涵,盖此意涵全为译者所赋也。 故此,“Beruf”便有二义。一则指上帝安排之任务,即天职;一则指世俗之职业。此二者复合而可得一等式,即“天职=世俗职业”。由此等式,世俗与神圣便相贯通,俗事得以圣化,益人便是荣神之法。 要之路德宗之“因信称义”,使信仰走上“向内用功”之途,然“天职”观却予俗职以圣义,其入世之倾向使信仰不徒为纯灵修矣。
3.加尔文宗(归正宗):内信外证 加尔文亦赞成路德之“因信称义”,而另立一“预定”论。 奥古斯丁之“原罪”论认为,原罪为人类祖先所犯,故救赎非徒经吾辈之努力所能实现,而须靠上帝之旨意与恩典。加尔文之“预定”论即是承此而展布之也。祖先之“原罪”既犯,后人便已彻底丧失寻求拯救之任何意志力量,单凭己力无以得救。而主耶稣以其宝血仅使上帝拣选之很少一部分人得拯救。上帝拣选之意旨命定而无可更改,救恩是上帝完全自由且无从解释的恩宠与赐予。 此种非理性之“预定”论,使人失却上帝之庇护,且亦失却凭己力或外力得救之可能的方式。得救赎既为现世生活最看重之事,而又非为现世生活可积极达成之事;若以人类之有限妄加揣测无限至高之上帝,或以俗世所谓之“公正”标准衡量上帝之最高裁定,此既非可能,又是对上帝权位的“僭越”与亵渎。其间之种种张力,加深“选民”之不可知性,俾加尔文教徒甚感无常和焦虑。 化解此种焦虑亦有道,即自我确证之法。加尔文将世俗事业之成功认定为上帝拣选之确证,信徒于是乎努力谋求事业之成功,以此为灵魂将得救赎之可靠证明,亦可以此荣神。要之加尔文教徒即是于俗世能动地创造选民资格之证据,盖以此而缓解内心之焦躁不安耳。 若道路德之“天职”观使世俗职业本身神圣化,则可说加尔文之“预定”论使世俗职业之业绩神圣化,荣神之时亦是益人之刻。此外,更有众教徒“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疏”之世俗化的禁欲精神。此即亲和资本主义发展之更正教伦理的神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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