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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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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燕的读书报告(2017.11-2018.6)

11.01-12.09
教育思想的演进、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
道德教育、
孟德斯鸠与卢梭、
乱伦禁忌的起源、
旧制度与大革命、
君主论

                        涂尔干的思想体系

    正如涂尔干在分析一个社会事实时会追溯到产生这个事实的历史背景一样,涂尔干的思想体系也是立足于他所在的时代背景。有三个主要事实是他思想建构的基础,一是经济生活的大发展,二是上帝权威象征的衰落,三是法国大革命。自文艺复兴起,世界进入一个大发现的时代,对自我的发现,对资本的发现,对宇宙的发现,对其他世界的发现,这些大发现开始迅速摧毁人们以往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这个突破是怎样实现的,从哪里开始呢,历史的规律性呈现嘛,巴扎尔认为的历史的和平期与最终的世界和平)首先,在经济生活方面,大工业大机器时代的到来,使人们对生活、对金钱、对劳动产生新的见解,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的主导,也产生与经济相关的种种问题。其次,宗教在以往生活中扮演着约束社会、规范人们行为的角色,而在大发现后的时代,上帝的形象被打倒,宗教再难以扮演维护道德秩序的角色,道德的宗教符号被揭开。而大革命这一事件则以一种极其醒目的方式,使得这些在社会变化中所蕴藏的危机得以全部凸显。

对涂尔干来说,他所生活的时代,是新制度刚刚击退旧制度的时代,是新社会刚出现的时代,所有的变化都刚刚发生,新制度还没有在新社会建立稳固的地位,因此会有社会的不稳定与动荡,导致社会失范,而涂尔干的目的就是通过道德整合建立新社会的秩序。

涂尔干在研究宗教事实时,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制度,认为图腾制度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以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科学大发现、宗教改革之前,社会秩序的达成就是以宗教的方式得以实现,而宗教实际上就是道德的外在符号。
宗教通过一系列的信仰与仪轨体系去约束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动,如在图腾信仰中因为出于对血的敬畏,所以有了对同氏族女性的隔绝,进而产生了外婚制的婚姻体系,也就有了对乱伦的禁忌,宗教的信仰与仪轨体系便达成了社会的某种组织化状态。涂尔干认为道德,由预先决定行为表现的行动规范体系所组成的,所以道德事实和宗教事实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或者说宗教事实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的道德规范。但在以往社会中,人们无法直接感知这种道德的实在性,所以宗教便赋予道德以外在形式。而科学理性主义的到来,则击碎了道德的外在面纱,使道德理性化。但是我们在将所有宗教因素从道德纪律中剔除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因素也去除了。这也是社会遭遇危机的根源。
涂尔干思想核心中对道德规范的重视也就有了他对社会失范状态所提出的解决措施。一是基于经济生活中,劳动分工的发展使得职业团体成为人们主要的共同生活方式,只要人们生活在团体中,就会意识到个人之上集体意识的存在,那么在职业团体中便能形成职业伦理的道德规范方式,从而对个人产生作用。涂尔干这一想法是基于对中世纪法团的分析,然而当前经济生活的无组织状态,使得职业团体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并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但涂尔干认为职业团体在面对社会失范会发生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不论是在社会的经济方面,并且在社会的政治方面,若要实现国家良好的治理,也需要职业团体这一次级群体,以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平衡机制。现代社会正常社会关系的达成应当是建立在合意契约的达成,而这期间必不可缺少道德的约制,那实现这一约制的方式便是通过职业团体。道德的实现必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道德实在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属性的体现,必须以某种具体的社会来达成。整体的社会距离个人太遥远,便需要这样的中间群体去实现。社会约束个人行为的方式,那现在是这种实现方式出现了问题。(涂尔干对民主的解释在哪里出现来着,契约权的分析)
涂尔干的第二种解决措施,便是诉诸教育。要从儿童时期就让人体会到道德这一实在的真正本性,以理性化的方式去向儿童们展现道德这一实在。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的复杂性也更需要学校教育来代替以往的教育方式。在儿童的道德教育的分析中,也揭示了道德的真实本性,及义务、善与自主的因素,而在儿童的学校教育中要培养的便是这种道德教育。

而在涂尔干思想体系的所有建构过程中则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一是社会唯实论。不论是宗教还是道德,他们所展现出的对个人的“力”都是来自于社会,只有社会才能赋予道德权威,社会不等于个体之和,社会有自身的属性,从而塑造改变个人。二是基于历史的分析,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上,并且过去也指向着未来。在涂尔干对宗教、对社会主义、对自杀的社会事实的分析中,都是回溯到历史当中寻求它们的社会起源,然后在进行明确的定义。而涂尔干对职业团体、道德分析、教育社会学等指向未来的思想分析中也是基于在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中所提出的。三是实证社会主义,社会学分析是立足观察、客观现实的科学基础上来证明。

12.11-1.11
书单
韦伯《宗教社会学 宗教与世界》《古犹太教》《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韦伯没有明确给宗教下一个定义,而将相关巫术、神秘力量、祖先崇拜以及具有组织化、体系化的诸宗教都纳入宗教社会学的讨论范围内,因为对韦伯来说,社会学要研究的并不是宗教现象的本质,而是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所以具有对行为具有导向意义的神灵性的观念可以说都在韦伯宗教社会学的讨论范围内,当然那些成功将信仰群众集结起来的,并对当今生活仍具有影响的那些宗教理念是韦伯考察的重点:儒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犹太教。
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有三个目的:
第一,首要目的是揭示宗教观念对具有德性的社会行为的影响。世界诸宗教都有一套对世界的解释机制,包括罪的意识、救赎、宗教预言,即宗教的神义论,这会为信仰的人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统合而有意义的对生命的态度。具体的宗教伦理、宗教禁忌则会为信徒提供具体的行为规范,神为世界立法,神创造社会秩序。但不是所有的宗教神义论都具有首尾一贯的体系,因而导致信仰群众的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紧张性,不同宗教表现为拒斥现世与适应现世的生活态度。
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紧张性,出世与入世,禁欲与神秘
第二,韦伯在揭示宗教观念对行为影响的同时,也考察了物质环境、社会基础对宗教思想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率先考察了中国生活的物质条件,诸如财政制度,城市行会,商人与农民以及中国的政体、官僚体系等等,这些都深刻反映在儒家思想中。在《犹太教》中同样,先介绍以色列地区的历史与气候,南方与北方地区不同的生活特点,介绍农耕、游牧与城市生活。这些在耶和华崇拜理性化、体系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或正向或负向的作用,比如摩西六书这一宗教集成是分属北方“耶洛因信仰集团”和南方“耶和华信仰集团”两个宗教文士集团的产物。另一方面,各社会阶层对于宗教的态度也对一个宗教伦理体系化有重要影响。韦伯认为先知和祭司是宗教伦理体系化与理性化的担纲者。宗教的信念若要传播下去需要担纲者的运营即发展信徒,比如先知或祭司,他们需要像俗众传道或司牧。这些俗众便是韦伯所区分的各个社会阶层,诸如农民、市民、贵族、官僚、劣等的阶层、知识阶层等。为了传道祭司经营过程中会吸收某些俗众的知性主义,也便影响到宗教信念本身。
第三,韦伯的目的在于揭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在宗教与现世的紧张性关系中,韦伯认为只有基督新教的神义论在面对现世得首尾一贯性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清教的宗教伦理的理性化很好适应了现世理性主义的发展,也形塑了清教徒的行为与西方文明的发展。
感受:读书是一场朝圣

2018年1.10-2.10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印度的宗教》
《经济与历史》
《韦伯传》
                        西方为何而独特?
韦伯的著作有一个基本的关怀,即揭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而这个独特性最主要的一点,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于西方,西方也因此而“统治”了世界。
因为先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入手,以及以前的先入之见,以为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或者说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便是在于基督新教的精神是其他文明大陆所没有的,但在《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及《古犹太教》中,韦伯的论述中对每个文明的社会基础(诸如城市的发展状况,社会阶层的分化情况等)的极其重视,让我开始有点糊涂,弄不清楚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基础与宗教之间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上月读的时候,我只看到了,这些社会基础和宗教发展之间的关系),那在读《经济与历史》时候,让我对此清晰了起来。
“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乃是理性的持久性的企业,理性的簿记,理性的技术与理性的法律。然后再加上,理性的精神,理性的生活态度及理性的经济伦理”。即在韦伯那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基于从宗教出发这一条脉络以及从社会基质出发的另一条脉络。
先来说社会基质这条脉络。首先要知道,韦伯所认为的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几个先决条件:市场的自由;自由的劳动力;形式法律;劳动组织的形式即企业;合理的技术即机械化;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在资本主义已成熟的外型中,韦伯回溯了历史中便能看见这些特质或这些先决条件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方式,古来有之,不仅在西方的古代城邦时期,中古时期,以及在中国,在印度也都出现过,但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日常所需全部都由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成熟状态却是从西方发展起来。于此,韦伯回溯到西方中古世纪时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在他的著作中常出现的几个概念:封建领主制、城市、市民阶级、氏族社会、行会制度(只是列出重要的几个)。
封建领主制是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方式,在此制度之下,领主在经济经营上具有自主性,领主利用奴隶、隶属民的方式可由自己决定,束缚于庄园中为专员劳动或者为了避免风险而让他们自由劳动而换取定期的租金;而非像中国等亚洲国家,广大的劳动阶层被深深地束缚在赋役制中,也即在封建制度下的劳动者更容易转化为没有行动限制的自由劳动力以及城市的市民阶层。其次封建制度更能刺激领主的营利冲动,寻找外在的市场或者在庄园内部便形成小型市场,此一也促进作为西方城市之最初起源的“君侯城市”的产生。
再看,城市与市民阶层这一因素。在经济概念上的城市,即是一个市场聚落,在城市中交易是满足需求的主要手段,城市是自由市场出现的根基。但城市不仅仅西方有,在古代中国,城市也是极其常见的,那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城市内部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西方形成了以“市民”身份团体为基础的城市共同体,在此一共同体上,城市拥有自主的法律,市民自己做主的法律,在内部形成贵族、市民等身份团体共同的城市自治这也是理性的可计算的形式法律产生的基础,而这一点是亚洲的城市所缺失的。诸如在中国这种具有自治程度的共同体发生在乡村——村落共同体上,而城市是官僚制王国下官吏的治理居所,形成官吏与地方团体(氏族或职业团体)的对立,并没有形成市民这一特殊资格可以参与城市管理的共同体。
最后再看西方的行会制度,行会是中世纪手工业者按照职业种类而专门化的一种组织。在行会制度下手工业者没有身份限制,即使隶属领主,但通过为城市市场而生产,而具有商人也即市民的新身份。市民阶层在行会制度下,得以参与城市自治,相对于西方,中国的商人行会并没有法律保障及政治特权,取代行会制度的是氏族团体,在印度则是种姓团体,而氏族和种姓这种具有传统主义与习俗惯例束缚的团体下,不利于技术的革新及专业化发展(氏族之间的保密种姓之间的隔离,)对内对外道德的不一致也不利于市场社会信任机制的建立。这其间,庄园制度,基督教兄弟爱,城市都推动西方氏族社会的崩解。
除此之外,官僚制、俸禄制、赋役制等社会制度从各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兴起起着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些概念在韦伯的论述相关勾连,以此讲述他的研究主线。

第二,从宗教这条脉络,基督新教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套理性的经济伦理与生活样式。具有巫术性质的传统主义使得营利的经济行动束缚于传统的行动之中,由古犹太教中的反巫术精神到宗教改革时伦理式预言为世界除魅,为近代科学、技术及资本主义奠下基础。路德宗教打破以往的宗教教义与伦理对达人与俗人的二元之分,使得基督教禁欲主义性格在现世生活中找到依托,而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职观。而到加尔文教的预定论而使得财富积累这一违背传统交易的行动得以合理化。在这种新教入世禁欲主义的伦理之下使得资本主义营利欲合理化。

所以,韦伯并非认为新教伦理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决定因素,但韦伯的伟大正在于提出了宗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2.24-4.8
韦伯:支配的类型  法律社会学  支配社会学  非正当性支配 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  学术与政治
哥达纲领批判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  法兰西内战  共产党宣言
礼物  有闲阶级论

对现代社会的理解,都脱离不了与传统社会的对比,借助于莫斯提出的对部落社会的理解概念“混融”,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混融到分离的过程,尝试从混融到分离来理解现代社会以及追寻人们在社会中生存的意义问题。
               
                            从混融到分离:现代生活的意义何处寻

从《礼物》开始,莫斯借助于对“库拉圈”与“夸富宴”的分析,把部落社会里这种送礼、收礼与还礼的义务下的交换关系定义为“总体呈献体系”,呈献指不同氏族或部落之间的礼物交换,在看似自愿的礼物馈赠之下,实则具有严格的义务性,并且在“夸富宴”的过程中展现出竞争、攀比、依附的支配关系,这不仅是不同部落之间经济流动的过程,更是包含着法律关系、政治关系与道德关系。所以在这个礼物体系下呈现的是总体的社会。在总体的社会中,个体消融在集体之中,经济、政治、道德、法律、文化混融在一起,在这个时期个体的生活意义具有综合性,他的信仰便是他的生活。
在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之后,个体性在社会中凸显,经济、政治、法律、道德逐渐分离,形成明晰的界限,生活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而在这明晰、客观、确切的社会中,个体却失去生活的意义感。在个体性回归、生活意义感缺失之下,人回到个体之基本需求:衣食住行,追求个体体验,向往物质生活。现代社会的危机于此出现,生活的意义未知(异化、失范或者理性铁笼)
涂尔干认为虽然在劳动分工下,机械团结的社会变成有机团结的社会,但成员之间的异质性依然可以通过分工合作连接在一起,所以在失范的社会中,涂尔干寄希望于在分工基础下的职业团体来重建社会的秩序,把个体送回集体之中,以集体意识约束个人。与涂尔干一致,莫斯寄希望于社会中的个体与组织回归到以往社会的馈赠之循环,以古式的基本道德重建现代的信义、温情、互助之社会。这既是借鉴部落社会之经验也是期待回到混融之社会寻找生活之意义。

韦伯的研究并没有直指现代社会的危机,而是建构类型学与比较分析的过程中指向分析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体现即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只出现在西方,在经济、支配、法律、宗教里的何种类型搭配利于资本主义的诞生。这是因为韦伯秉持价值中立的研究准则,他把问题的所有面向全都剥离出来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去做价值判断。但时代背景决定了韦伯无法回避这个危机问题。
韦伯是从社会行动开始分析的,将具有主观意义的指向他人的行动称为社会行动,重视个体的主观性,不是如涂尔干的只见社会不见个人,所以在韦伯这里不再是讲个人从社会中的分离,而是多个行动者的社会行动形成的社会关系由混融到分离的过程,人与人之间关系定型化、客观化、理性化,彼此间界限的不可逾越。比如在庄园领主制下,领主对隶属民不仅具有支配关系,同时也有对隶属民进行人身保护、救济的伦理义务。而资本家与生产者之间是契约关系,两者在名义上是平等自由的关系,但实质上却构成资本家对生产者的资本支配,但此时资本家却不再有伦理束缚。“理性化”是韦伯理解现代社会的抓手,现代社会是各方面都趋向理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分离的过程。经济上,营利经营从家计管理分离出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货币脱离实物意义后的形式效力,使得资本计算有了可能性。法律方面,从法律规定摆脱不了伦理要求的实质理性,到道德训诫与法律命令之间的模糊纠结逐渐分离明晰的形式理性,世俗法战胜神圣法,个体的自由行动空间可以通过对法律结果的预测与计算自由掌握。政治方面,理性化的表现便是官僚制,支配者与支配工具分离,职位与个人占有分离,支配组织表现出专业化、非人性化、客观化。宗教方面,世界的除魅,政治、经济、法律从宗教处获得解放。

现在回过来看,韦伯如何处理“意义”的问题。现代社会在不断奔向理性的路上,也是在奔向一个理性的“铁笼”,社会归于一个理性客观的精确计算之下,生活的意义面缺失。韦伯认为以前是由救赎宗教来提供这个“意义”,但理知对迷魅的胜利后,谁来接替宗教这个功能呢?韦伯试图让学术与政治来承担这个功能,让学者与政治家承担起这个责任。
韦伯认为每个“人格”的背后,一个代表着某些终极价值与生命意义和恒常关系,另一个是在社会制度化和价值系统中导出的行为定型。而学术的使命或者学者的责任便是帮助个人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意义实现人格的一致性,拥有对自身行为的终极立场。这并不是说要让学者为个人指明方向,反而是应当保持价值中立,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为个人分析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告诉他们“能为”,而非“应为”。因为德国的社会状况,韦伯对政治家有更高的期待,现代社会在国家这个人类共同体下意味着政治家对整个社会秩序与发展的引导具有关键作用。所以政治家既要有一份对政治的信仰,更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不仅需要头脑,也需要信念。与涂尔干宏观视角的道德整合,虚设这样一个职业团体,韦伯则是寄托于微观的实实在在的个体——学者与政治家,来回应这个时代的生活意义缺失的问题。

4.9-5.14
书单
资本论(一);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宝达利亚消费社会;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尼尔·波茨曼童年的消逝

《资本论1》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货币的自然起源过程,由劳动产品到商品到一般等价物直至货币的最终出现,货币的出现代表着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立的结束,货币取得了表现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商品因为交换需求而产生,我们要在交换中去分析,商品货币到资本的关系。
在商品交换的领域,商品公式是W-G-W,由商品到货币再回到商品,为了买而卖,最终目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使用价值的差别(质的差别),满足了个人的消费与需求;而货币流通过程中,货币公式是G-W-G的过程,为了卖而买,最终目的是交换价值也即货币,货币本身没有质的区别,那么货币作为目的本身,从货币出发再回到货币时要有量的差别才行。所以在G-W-G的过程中,实际上再回到货币的时候不再是原来的货币,而是有了价值增值的G,即G-W-G’(G’=G+*G),这个增值了的货币中超过原有的价值的部分马克思定义为剩余价值,货币运动中使价值增值的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G-W-G’是流通领域中资本的总公式。
但实际上资本运动这个过程有个矛盾之处,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是等价物的交换(排除欺骗方式抬高价格谋取暴力等,比如5毛钱的鸡蛋,转卖1元钱,这个是商人的产生而非资本家的产生,排除商业资本声息资本高利贷资本),这个过程中是不产生价值的,那么这个增殖的价值或者说剩余价值从何而来呢?(这个便是马克思分析精彩之处,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分析资本家剥削工人,无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思想的经济基础)资本不能在流通过程之中产生,但又不能不从流通之中产生。这个根源在于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以及一种特殊商品的存在即劳动力。在流通领域中,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劳动力,资本家支付的货币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所需要生活资料的价值是等价的,这里是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在生产领域,资本家是要运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这个商品的特殊性,便在于本身的使用价值(劳动)便是价值源泉。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来生产产品,这个产品再回到流通领域,为资本家带来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生产资料与工人相分离)与自由劳动力的存在(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
在劳动过程中,土地、劳动工具、物质资料、原料等生产资料是不可变资本,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劳动是活的酵母而能使得生产资料这些死的要素产生价值,并且产生价值增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C=c+v,而最终资本是C’=c+v+m(剩余价值)。为了使得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家要充分增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差额,提高剩余价值率(m/v,也反映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程度)。资本家有两种方式提高剩余价值,一个是绝对剩余价值,一个是相对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即是生产该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工作时长可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比如一个单位工作日可以分为ab+bc。资本家尽力延长工人剩余劳动时间,也即延长bc,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有了资本家通过不断延长工作日的斗争剥削工人。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剥削的是工人的健康、寿命,儿童和妇女作为补充劳动力也进入这个对生命和生长时间的剥削过程。这里是资本家支配工人,劳动对资本形式上从属。资本家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即缩短ab,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刺激的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协作、劳动分工都可以提高生产力,而生产力最根本的解放是机器的出现。机器的产生不仅代替了大量的工人,而且也间接增加着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工人需要和机器竞争,机器的更新换代会不断游离出工人,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是直接排斥工人,使得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陷入失业与贫困。这里是机器支配工人,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
再生产表现为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个过程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也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而特殊的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反之催生资本积累。在资本积累中,扩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意味着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而同时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伴随的是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使得资本的不变资本不断驱逐可变资本,再生产出超过资本增值需要的过剩人口。但资本的膨胀力在工业周期中需要相当的产业后备军,而这些产业后备军在贫困与劳动剥削中不断周转。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资本生产出剥削(支配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机器对工人的支配,资本对劳动的支配)资本生产出无产阶级(阶级对立)资本生产出失业与贫困

现在来略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谈谈国家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基础是对经济的分析,对资本的分析,因为资本生产出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不平等,生产出的失业、贫困与罪恶。所以只有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基础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解放无产阶级,重建平等没有剥削对立的社会(氏族社会的影子),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看似工人和资本家的等价交换,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同时要取消一切具有阶级对立与阶级压迫性质的制度,比如国家比如财产继承制度比如家庭等。马克思把国家看成与社会对立的存在,尽管国家本身是从社会中产生的,是氏族社会在社会分工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以第三种力量的形式去管控社会中的对立力量。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希望炸毁国家机器、私有制来建立理想的没有阶级对立与压迫的社会,这实际上带有氏族社会的影子。但是马恩没有处理一个关键问题,即社会分工,社会已经由一个同质化即涂尔干所说的机械团结的社会变成一个异质性的社会,炸毁国家,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公有制是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事实,那么要通过何种方式去团结这个社会呢。在《法兰西内战》中,巴黎公社初次尝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只是其对打破旧的国家机器与建立新的制度作了评价,但是并没有提出具体无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要如何管理这个社会。不能让管理社会的机构凌驾于社会之上,使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无阶级的差别。因为历史阶段发展的限制,马恩并没有看到无产阶级建立政权的时候,所以马克思的政治分析主要是阶级分析,是形式分析,而非不是如韦伯一样对政治的内容分析。

2018.5.15-2018.6.25
书单《资本论2》《马恩选集1》部分
毕业事宜,放飞了自我….
Posted: 2018-09-02 08:47 | [楼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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