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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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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进文的读书报告(更新至10月7号)

阅读时间:827日到107

阅读书单:共同体与社会》、《单向度的人》、《为社会学辩护》、
          《批判的社会学导论》、《社会的构成《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 
          《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可选择的现代性



寻找结构-行动的合题之路
——基于已读社会学经典的知识梳理
笔者:王进文
从西方社会思想演进的过程来看,对世界本原“是何”的本体论追问,经由中世纪对世界本原“为何”的认识论省思,再到现代时期对“以何”分析世界本原的方法论探察,构成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可以说,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是相互影响、互为基础的。对于在欧洲“双元革命”中成长起来的社会学这一新兴学科而言,选择何种方法论作为学科的方法指导是值得深究的,也是十分迫切的。这种迫切性来源于自然科学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贯有之的话语压制。更具体的说,自然科学向社会学抛出了一个问题: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如何表现出它的“客观性”?在此情境下,社会学理论大家开始在回应自然科学的质疑声中建构其自身的方法论基础。
受到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思想,涂尔干建构了一套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并把“社会事实”当做物来研究的方法论准则,并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客观性三大特征。在《自杀论》中,涂尔干通过将以往将自杀现象做自然、心理或精神归因的论点一一驳斥,并通过将“社会整合度-自杀率”予以交叉关联后,表达并强化了“应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来研究”的观点,初步强调了社会对个体的强制性。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发现了“社会的本质”,以及“社会”的神圣特质。正是在“集体欢腾”的现场,个体完全沉浸在集体之中,并按照群体的仪式规则操演实践。此时,个体毫无自主性和主体性可言,个体的能动性深受集体/社会结构的约束。从此处可见,涂尔干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诚如帕森斯所言,涂尔干绝非一个“只知社会、不见个人”的社会决定论者,相反他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议题在于探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二者处于均衡结构。事实上,涂尔干在强调了神圣社会的仪式性和集体性之时,也对凡俗社会予以了一定的关注。在凡俗社会里,个体并非完全听从于群体,相反是一种相对自主的状态。由此而言,涂尔干虽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强制性,但它并不绝对否定个人意志的存在。
如果说,涂尔干是从外在的物来处理“客观性”问题,那么韦伯是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关系这一维度来处理“客观性”问题。更为重要的差别是,由于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新康德主义的直接影响,韦伯将社会行为视为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并认为社会行为是指向他人的,并且带有意义目标的。以此可见,韦伯眼中的行动者不仅仅是帕森斯意义上的客体(subject),更是吉登斯意义上的能动者(agent)。之所以说韦伯持有该种偏向,其至少体现在两点:第一,韦伯说,人是悬挂在由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行动者的行动不是由结构牵引的,而是由个体自身所主导的。第二;韦伯认为,社会之所以不类似于有机体,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超出了功能一致性的范围,换句话说,社会(行动)并不为结构所支配。进一步说,结构有其内在的限度。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对科层组织的分析中。在科层结构中,个人要服从组织规则,按照办事,向上负责并受到规章在制度的约束,但在科层责任之外的个人是自由的,是能动的。不仅如此,韦伯也发现了即使在科层组织中,正式结构也无法对每个人产生充分动员和支配作用,相反,在科层结构中往往会生长出非正式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的搭建充分表明了结构约束性下的行动者的自发性和建构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韦伯偏向社会唯名论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韦伯虽然认同主观意义的存在(即行动者的主体性),但并不就因此认为这种唯名论可以化约为德国历史学派的直觉论。因为韦伯同样看到了结构的力量,看到了一旦社会被理性化笼罩后即将坠入“铁牢笼”之中。但总的来说,韦伯的方法论给人造成的“观念论”(苏国勋)或唯意志论(帕森斯)的印象,从侧面佐证了其是倒向“个人主义”这一边的。
相较于涂尔干和韦伯而言,马克思的社会学创始人地位是在很晚才被学术界所接受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二:第一,由于东西两大阵营长期进行的意识形态论战,马克思的思想在西方社会被化简为一种“革命/斗争学说”,这与西方保守主义的哲学传统存在较大分野,故而马克思也更多被人称革命家,而非社会学家;第二,马克思在社会学方法论上的贡献颇为甚少。就笔者浅见,马克思更加偏向于韦伯这一边的,而且比韦伯更加激进。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人就其本质而言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表达为一种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但马克思又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且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能够联合起来,推翻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消除私有制结构,打破缠绕在无产阶级的无形解锁,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完人”,走向“自由王国”。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充分展现了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建构性,也表达了行动对结构的一种颠覆的意涵。综合两点所言,马克思更偏向于行动,但他的方法论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
之所以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有所差别,在于他们在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窥探到的问题有所差异。我们知道,涂尔干从以信仰和情感为构成性要件的社会整合(结构转型)式微中,提出了“失范”概念,而重建规范需要国家的在场和形成职业共同体(结构),但这种结构的存在是以道德个人主义的并存为条件的;韦伯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看到了形式程序主义渐进取代了实质情感性原则,而提出了理性化困境,这种理性化困境是系统性的、结构性的,是整个社会结构所带有的,由此韦伯才强调了个人行动的创造性、建构性和能动性,但以科层结构为代表的理性结构的存在也是合乎需要的;马克思从资本家-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服从关系中,提出了“异化”概念,并认为这种异化不仅仅是作为从属者的劳动者所有的,资产阶级因错把劳动的目的与手段倒置而成为“不完全之人”,故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打碎资产阶级支配结构,破除笼罩在无产阶级内心中的意识形态假象。总而言之,无论是社会唯实论代言人的涂尔干,还是社会唯名论代表者的韦伯,抑或是辩证唯物论的马克思,他们的社会学方法论或隐或潜地否弃了个体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抛却了哲学层面的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方法区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并未找到达成结构-行动的合题的道路。
进入到现代社会学理论阶段,开始去统合结构-行动之间的关系的论者首属帕森斯。如果说,涂尔干的学说偏向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的,韦伯的学说带有强烈的唯意志论色彩,那么帕森斯的学说则偏重于超越了客观实在论的分析性经验主义,如此他才多次提到,《社会行动的结构》并非是对社会学思想史的贡献,而是一门系统化的分析性社会科学。这种分析性体现在将那些理论思维结构上有着相对一致的思维予以整体融贯,以此形成整合性的一般理论体系。把帕森斯的知识谱系展开后不难发现,帕森斯的学说同样带有浓厚的韦伯意义上的行动论色彩。受此影响,帕森斯提出了唯意志的行动理论和行动参考框架,并认为最小的社会行动是由行动者、目的、情境和规范四个要素构成的行动单元组成的。在此行动单元中,虽然帕森斯抛弃了功利主义的人性假设和实证主义关于目的随意性的判断,看似展现了一个唯意志的、有其自身选择目的和动机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却并不如韦伯所表达的那样能动。更有进者,帕森斯眼里的行动者深受心理需要支配的,且拥有一个内化社会规范的人格结构。进一步说,行动者只是发挥社会系统功能的一个机械式参与者。因此,与韦伯将行动主体置于显著位置的唯意志论相比,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行动主体的自由贬低为个性的需要定势。需要提及的是,帕森斯将马歇尔的活动理论融合进来,主要是想凸显行动者的行动合理性。因为马歇尔的活动理论认为(生产)效用的增进(或者说社会进步)主要是行动主体的合理行动指向需求满足的结果。而这种合理性行动是在目的-手段的合理性背景下展开的。
如果说,把唯意志的行动主体纳入行动参考框架是对韦伯学说的合理吸纳,那么对情境和规范的情调则是对涂尔干思想的重视。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行动者是关系性存在,是身处社会情境之中的,故而社会设定了行动者满足需求的条件以及达成目标的规范。恰切地讲,情境和规范都具有“社会”的内在特质,即外在性和强制性。因此,行动者的目标达成势必会受到规范和情境(条件)的约束,因而行动者的合理性行动即在于“将各种条件成分向着与规范一致的方向改变的过程”推进。因为在帕森斯看来,取消了条件,行动就会导向唯心主义的发散论;而取消了规范,行动就会朝向极端的实证主义观。从这个意义上,帕森斯把涂尔干的“社会的”本质纳入到社会行动过程之中,实现了社会系统的整体结构稳定。然而,帕森斯看似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的“社会性”与韦伯的社会行动的“能动性”进行了理论综合,看似达成了主体与客体、能动与结构、个体与社会、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合题。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帕森斯的唯意志的行动理论至少有两个致命缺陷:第一,将行动主体的能动行为化简为共享价值的内化,这带有明显的心理学还原主义的色彩;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结构的稳定要素和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布,似乎对“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做出了完善的知识回应,但是帕森斯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不是圆周式循环运动,而是一个不断更新进步的运动状态,因而自然只看到了行动者的社会性,却看到历史性;只看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却没能解释社会系统的变迁和制度的演化(之所以说帕森斯没有解释,是因为他其实注意到变迁这一现象)。而究根追底,是因为帕森斯的结构观如若不是沿用了英国的描述性结构主义传统,便是因袭了欧洲大陆的心理学(动机理论)的思想资源。但诚如吉登斯所言,这两种结构观都不是分析性的,更没能看到结构兼具制约性和能动性两种特征。
当然,除了上述两点缺陷外,以戈夫曼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指出了帕森斯学说,只重视宏观结构而忽略微观交往;以布劳为代表的社会交换轮指出了帕森斯学说,只将行动主体的活动(交往)中生产出来的权力看作是附属现象,而并未能看到行动交往中权力的生产既是行动的结果,也是行动的资源/中介。而权力是行动(交换)中的构成性要素;以科塞为代表的社会冲突论指出了帕森斯学说,只重视和谐稳定而遮蔽了冲突变迁,进而指出冲突活动的展开过程同样能带来秩序稳定;以默顿为代表的中层理论指出了帕森斯学说,只看到了显功能的价值而忽视了浅功能的意义,同业也否定了帕森斯的普遍功能主义、社会功能一致性、功能存在必要性的论点。客观而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在上述边缘学派的围攻中,引发了一场被古尔德纳成为“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的讨论。虽然福柯说,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社会学的危机其实是正统社会学理论的危机,不严谨的讲,就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这场危机虽然终结了帕森斯理论的一家独大局面,但同时也把帕森斯好不容易粘合起来的结构-能动关系重新撕裂为二元对立状态。
面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危机,吉登斯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批判。这种批判立场是获得米尔斯所言的社会学想象力的前提,其本质在于绝不声称有任何决定论的普遍解释话语的存在,也即是说,不存在实证主义的绝对客观性,也不存在解释学的绝对主观性。在此基础上,吉登斯通过爬梳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认为必须要对“结构”进行重新界定。因为结构一方面关乎着秩序的样态,一方面关乎着行动者的状态。因为什么样的结构形塑什么样的秩序,同样什么样的结构塑造了什么样的行动主体,从而通过行动主体来影响秩序。吉登斯开创性地将结构定义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规则和资源”,并将规则划分为表意性规则和规范性规则,将资源分类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型资源,而结构正是在规则和资源的约束性下生产社会(秩序)的前提,也是其结果。在探析结构化理论的运行机制前,需要提及的是,吉登斯从帕森斯的唯意志的行动理论中吸取了思想资源,其中对需要活动的借用便是一例。因为正是人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本体性安全,而这种需要的获得机制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惯例(也即布迪厄所说的“惯习”),而惯习生成于经由人们反复涉及而生产出来的实践意识的客观化形式——实践之中的。这种实践是集体活动的产物,形成的实践意识也被内化为集体的人格,因而这种实践所能起到的制约性和规范性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但这种实践意识又不是一旦生成便永恒不变的,换句话说,社会再生产不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一种简单性的描摹或复制,因为实践(意识)发生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之中。故而,一旦时空发生伸延,人们所能利用的规则和资源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必然关涉到结构的性质或样态。在此处,我们似乎看到了某种社会进化论的影子,但又看到了吉登斯给我们的被称作“结构性特征”的启示。这种结构性特征是指跨越时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特征,它是一种构成性原则。进一步说,虽然不同时空场域中有不同的规则和资源,但利用资源和规则维系社会秩序和促动社会再生产的运作机制是同一的。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是机械的、决定性的,相反它是动态的、分析性的。这种动态性展现在吉登斯对“时空”意义的创造性发现。时空是历史性的、也是社会性的。就时间来说(在此先把“空间”悬置不论),它的历史性既体现在与传统的关联,它的社会性体现在与结构的关联;它的历史性既体现在制度的长时段上,它的社会性体现在人的时间性上。制度的长时段是超越某一时空局限而先在的,是人们展开例行化活动和进行自反性监控的基本前提。它往往脱嵌于(dis-embedded)个体的共同在场(面对面交往);而作为个体的人的时间性是由人的生物性所规定,空间性拘囿于的共同在场情境之中。吉登斯把前者称为系统整合,将后者称为社会整合,并指出以日常生活的琐事细节为特征的、面对面的、情境化的社会整合,与以大规模时空延展的社会现象为特征的、抽离、程式性的系统整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性和信息交通工具的即时性,时空逐渐脱嵌于个体生活的地方情境,系统整合也逐渐占据社会交往的主导地位,并有向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对社会的殖民化”过程演进的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在进入“现代性”阶段之后,以传统为本质的部落社会与以现代性为本质的阶级社会之间,在吉登斯的意义来说,存在着界限分明的断裂性。然而,笔者认为,吉登斯本人也会像在划分常识和共同知识、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时所抱持的观念一样,即这种划分是分析性意义上,更准确说是对韦伯关于“理想类型”原则的理论化操作,而现实中的传统印记和现代性因子是杂糅在一起的。
在寻找结构-行动的合题之路的过程中,吉登斯始终是以批判性的视野去看既有理论和当前现实。在笔者看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是对默顿所阐发的“中层理论”思维的一种创造性的话语表达。因为默顿批判了帕森斯所建构的一种企图包纳一切的宏观抽象理论,并认为理论的建构要与现实情境保持一定的互证性。这在吉登斯那里被操作化为“双重解释学”的概念。“双重介入”主要指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既仰赖于普通者所建构的主观能动的世界,也需要将此知识应用到行动者的实践过程中去,并对它进行再描述和解释。正是现实中存在诸多未发现的条件,由实践意识指导的例行化活动才会出现意外性后果。这种意外后果是不同于功能主义持有者所言及的功能需求不一致,否则这就再次陷入到帕森斯的需求预定的分析框架之中。相反,吉登斯首先肯定了行动者的行动是有主观意图的,拒绝了某种决定论的单一思路。然后透露出,意外后果的存在既对理论知识更新(即双重解释)提出了要求,也构成了社会秩序再生产或社会进步的必要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可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双重解释学的认识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结构与行动相互合题的可行之路,即使吉登斯构筑的理论存在诸如夸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性、夸大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等不足。
【注:之所以没有将结构与能动、宏观与微观相对等,并只将注意力聚焦在前者,是因为,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分野其实并不突出,并不决然区隔的,更是由于在“几乎所有社会,不论这些社会规模多小、多么孤立,都与更广泛的‘跨社会系统’之间存在至少是松散性的关联(吉登斯,1998:238)”】


【读书感受】第一,进入社会学理论综合阶段,能在思想的对话中形成多重理解维度,多元分析视角,因而感受到理论对既有知识框架的形塑力和冲击力,收获满满。
          第二;做好时间管理工作,踏实用心用力读书,走好走稳每个日夜,勇做最好的自己。


阅读时期:628日——825
阅读书单:《现代社会的冲突》、《社会冲突的功能》、《流动的时代》、《流动的现代性》、《信任》、《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行动的结构》、《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

“分”与“合”之间:结构化视角中的交换与权力
王进文
“交换”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倘若谈及“经济交换”,马克思的《资本论》不得不提。同样,一旦谈及“社会交换”,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同样不可忽视。对于前者来说,马克思主要从资产阶级用“货币”购买“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事实入手,指出资本的扩张性和剥削性与劳动者的身体性和生物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张力,必将造成二大阶级的对立冲突,并且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反抗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看到了“交换”本身所带来的冲突性、分化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可能具有的一体化、整合性的功能。对于后者来说,布劳的“社会交换”既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交换生产了权力并由此造成了不均衡,也即是“分”的一面,也看到了交换带来了“信任”,形成了“预期”,产生了“社会一体化”的“合”的过程。另外,如果说,马克思的分析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指导的话,那么布劳则以辩证的思维来作为架构“微观”与“宏观”的知识中介,其分析立场可能更偏向于韦伯意义上的“价值中立”。
当然,不得不提的是,虽然布劳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建立在“不犯突生属性的心理还原主义错误”的前提上的,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一目标显然没有达到,因为至少《社会一体化》这一章节可能最反映出他有滑向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的倾向。在笔者看来,由于布劳的研究任务在于“从较为简单的过程推导出复杂的过程”,而对这种简单的过程的叙述始终绕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即两个人尤其是两个陌生对象为何形成最初的信任,并产生了最底线的预期?布劳并没有追问其成因,但却开宗明义地认定:社会交往的简单过程根植于原始的心理过程。如果回想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的核心内容,我们似乎就可以说,布劳的这种滑向是难以避免的,因而也是可以宽容的。因而,笔者将有意避开对前相关章节的讨论,而是将注意力聚焦于复杂社会结构中的交换与权力,其原因有二:首先,布劳没有很好的解决前几个章节中的方法论问题;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通篇来看,布劳的分析重点并不在于简单的人际交往活动,而是复杂社会中的社会交往内容。在此背景下,笔者将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分析复杂社会中的交往和权力运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为何表达为在“分”(不均衡性)与“合”(相互性)之间的辩证逻辑,以图呈现真实日常生活中的“交换的艺术”。
从韦伯对社会行为/社会行动的学理界定来看,布劳所谈及的交换无疑属于(社会)行动的范畴。行动是嵌入在情境中的,也即是在结构中的,而结构也一定程度上规制着行动的方向、形式和能力。按照吉登斯的话语来说,(作为交换的)行动与结构则是交织互构的。如此,分析交换的过程以及交换过程中形成的权力,则必定要将之放置在一定的结构语境中来思考。事实上,布劳也正是在不同的结构形式/样态中探讨交换的过程以及相应的权力的性质。具体来说,在简单的社会形态中,人际交往或交换的过程是简单化的、原生性的、一对一式的,而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交往或交换的过程则是复杂化的、再生性的、一对多(多对多)式的。相应的,在封闭的和机械的社会结构中,权力是高度脆弱的、是强制性的,权力所有者对从属者的监督或强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外在手段达成的,因而权力结构是非均衡的、弱稳定的;相较之下,在开放的和流动的社会结构中,权力来源于自下而上的自愿服从,权力的行驶是一种合法化和组织化要求,因而其具有较强的韧性和有效性。此外,权力拥有者对下属的规制机制有两套:一套是从上至下的制度化监督,另一套是从属者内部监督。之所以会产生从属者内部监督机制,在布劳看来,其原因有二:第一,对个体来说,服从该上级的指示能够交换同辈伙伴们的社会赞同;对集体来说,服从该上级的命令能够交换它的领导对集体公共福利提供的贡献(242)。进一步说,也更关键的是,此时的权力所有者已经经由下级承认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的作用而改造成了权威。
如果说,上述是从结构化的视角粗浅地、静态地分析了不同结构中的交换和权力呈现出的不同样态,那么,对交换与权力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地理清则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简单的人际交换还是复杂的社会交换,无论是处于内在情感的纯粹交换还是基于外在收益的理性交换,关于“交换的对象是资源”、“交换的目的是获得报酬”的论点是得到一致承认的。这种报酬可分为“物质性报酬”和“非物质性报酬”,前者包括金钱、工资等,后者包括“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获得别人的认可”、“赢得别人的尊敬”等。而之所以说交换(报酬的获得)的过程本身就是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则是因为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交换的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更是稀缺的,因而交换的过程充满着竞争,由此交换中的相互性和平衡性被打破了。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倘若资源需求方具备如下优势之一——拥有资源供给者所需要的资源、拥有资源供给者无法抗拒的权力、拥有可以替代性资源、拥有不使用资源的能力的话,那么,交换的过程即便不能继续,也不会使资源需求者陷入被权力支配的境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交换的过程是一个权力生产的过程,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也是阶层地位分化和社会冲突积累的过程。
这种阶层地位的分化形成了不同于以普遍主义为特质的宏观结构的副结构。在这个副结构中,亚群体是按照特殊主义的标准或规范聚合起来的,而这种价值恰恰构成了在副结构内创造集体团结的整合纽带,但也同时划定了其在更大的宏观社会结构中与其他副结构之间的隔离性的关系边界。当然,从辩证的思维来看,这种副结构中的特殊主义规范与更为宏大的社会结构中的普遍主义标准,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关系。之所以相对,是因为在副结构中,群体成员认为其所共享的是独属于自身的普遍主义规范,而非特殊主义价值;之所以动态,是因为副结构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固定,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改变的,毕竟宏大社会结构是由诸多既联系有区别的副结构耦合而成的。
笔者认为,布劳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理解“副结构”与宏观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视角。一个是,个体流动的视角,另一个则是群体冲突的视角。就前者来说,除了个体拥有流动的意愿和能力以外,个体必须将自身的以价值、情感等特殊主义纽带,幻化成以普遍承认的成就与成功的标准为表征的普遍主义纽带,也即是通过价值标准或文化规范的一致性来降低融入的难度和成本。就后者而言,具有广泛吸引力的反抗理想,把一个整体的宏观结构分解为相互冲突的阵营,但同时也把许多副群体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331),进而改变了原有结构的分布状态和基本性质。显然,在带有僵死界限的低流动社会结构中,不仅个体流动无法实现,冲突更无法有效化解。那么,在布劳所关注的现代社会中,这种肇始于社会交换的不均衡,经由权力不对等的作用而引发的群体反抗或冲突,是如何得以化解的呢?尽管布劳认为,温和的冲突可以是一种再生性的社会力量,其有助于瓦解僵化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制度性变革,改变权力不合理分配格局。质言之,通过冲突来消除冲突的根源。但在布劳看来,这种冲突是无法被彻底根除的。它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因为每一次社会重组的过程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并激起更加新的反抗(356)。
诚如上文所言,初始的交换形成了权力的不对等,而权力占有者则是不断抽空了交换双方平等互动的可能性基础,而其抽空的机制是建立在“对别人提供的东西表示冷漠、对别人需要的东西加以垄断、法律和文化规范的形构”等基础上的。由此,交换双方的角色距离不断拉大并日益制度化和结构化,交换的“机会平等”则沦为空谈。一言以蔽之,在一个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中,交换时常生产着权力,而权力则维持并固化着交换的不平等基础。最终,交换与权力便在“相互性”和“不平衡性”之内、在“冲突”与“和解”之中、在“分”与“合”之间不断演绎着辩证的逻辑。



“自由”与“效力”之间: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及“最后之人”
王进文

早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曾谈及“科层制”一词,并以传统集权中国为切点,对其诸如文官行政、考试选拔、人与职位分离等特征进行了较为粗浅地呈现。进一步,在《经济团体与社会行动》一书中,韦伯深度展开了其对科层制的系统论述,指出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和政治管理制度的重要样式。也正是在“科层制”研究中,他感知到西方社会理性化对行动者产生的负向影响,并由此制造了“理性化困境”之后果。如果说,韦伯的“科层制”研究更多聚焦于早期现代社会,其所表达的“理性化”对个人“自由”的消极作用尚未清晰呈现出来的话,那么,布劳的《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则梳理了现代社会科层组织呈现出的新特征,“回应”和“修正”了韦伯的早期“科层制”研究之不足。当然,无论是“科层制”研究的开创者(韦伯)还是推进者(布劳),他们都看到了“科层制”所释放出的“制度效力”,当然也正视了其对“自由精神”的抑制功能。前者构成了整个“现代工业时代”的发展逻辑,即效率至上;后者同样反映了后现代工业社会(晚期现代性时期)对“人”的重新定位。在韦伯那里,这种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也没有提出化解思路;而在布劳那里,他说:面对这种矛盾,我们无法回避,只能在直视后进行反思。进一步说,只有先弄清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的类型、运作方式及其后果,才是形成反思并提出治理方案的首要基础。如此,笔者将针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地概括,以图尝试对科层制研究进行总体把握,进而为培育初浅的“反思感”打下必要基础。

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科层制的踪迹。无论小到班级中的班委会组织,中到公司企业团体,大到现代民族国家,科层制在事实上成为了现代性的缩影,(p8)“科层制”的运作逻辑贯穿了现代组织团体的始终。也因此,科层制所附有的所有特征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组织相关联。一般而言,现代组织主要有专业化、等级制度、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四大特征,而这些特征构成了以“协调和控制”为核心的科层制的基本内容。此外,所有人都看到了科层制带来的明显效果: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组织内部运作成本下降、组织内部裙带关系减少、以能力为导向的选拔原则,等等。然而,科层制的负功能,如对外垄断信息、抗拒创新和变革、个体决断同样不能也没有被人忽视。那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既然科层制拥有诸多不良的局限,那么为何这些组织至今存活于当下,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呢?对于这一点,韦伯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其原因可能在于,韦伯只是从社会学的理想类型(idea type)角度去讨论科层制的理想运作状态,而并未对现实中的科层结构加以实证研究。用布劳的话来说,“韦伯只研究纯粹的科层组织,并将那些背离规范形态的现象归属于个人的癖性”。与之相对,布劳的科层制研究是实证性,而且恰恰对“上述的疑问”做出的详细的知识回应。

虽然科层制极力试图抑制非正式关系的形成和结构化,并做出了诸如职位流动、跨区治理等防范性的制度安排,但这种制度安排似乎并没有约束非正式关系的生产和板结化,其原因或许在于“人类行为的理性限度使人们不可避免的带入非理性”。但也恰恰是这种不为“组织”所承认的“关系”,被认为削弱了下级对上级忠诚和负责的“网络组织”,激发和盘活了机械而刻板的科层制的内在活力,减缩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另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现代科层组织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组织的目标和理想,强调组织使命的文化建设,而正是这种试图通过“文化植入”之方式来达到组织整合之目的的思路,恰恰背离了科层制的本质规范——去道德化和去理念化。不仅如此,在布劳看来,这种对“神话”或意识形态等文化理念的宣传,唤醒了组织成员对公司的虚假想象。这种想象就是,所在公司远比其他公司更为优越,更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正是这种想象弱化了组织成员对组织的真实把握和洞察能力,阻断了其对外在信息的必要摄入过程,拒绝任何有建设性、真实性的改进举措,进而步入“封闭而僵化”的运作状态。当然,这里绝非意味着,文化植入就必定带来组织僵化,而是强调非理性因素可能并不是由非正式关系组织带来的,相反是由科层组织自身所附带的。

此外,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存在之所以必要,则是因为其是对“理性不足”或“有限理性”的正确承认和补充。对正式组织而言,科层组织是针对人之有限理性的不足而提出扩大理性能力的重要方式,并认为是解决组织决策的竞争性、决策信息传达的真实性、决策行动执行的一致性,但这种思路同样背离了其关于“有限理性”的理论预设和实际情况,因为任何决策均无法做到预测所面临的问题、所能使用的治理工具、所参与的组织成员。因此,那些有非正式关系存在的科层组织,恢复了决策信息的多样性,塑造了自身的弹性和韧性特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弹性的高与低,或许与人的自由度发挥的大或小存在密切联系。

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中,布劳也谈及了有关科层制的功能问题,并着重将焦点放在了权威的获得途径上。在那里,倘若组织成员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或能力,并愿意为其他群体需求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恩惠,那么,该成员虽并非处于科层组织中的高位,但却同等(如果不是高于的话)拥有与占据高位者对科层成员的统合力和支配力。这种权威何以会形成?韦伯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这既是韦伯并不把这种权威当作科层组织运作的主导类型,也并不认为其十分有效的缘故,还受到其自身对权威类型划分的局限所致。在韦伯那里,权威可划分成基于传统经验和风俗的传统型权威、基于个体超凡魅力和品格的感召型权威、基于正式管理契合和规范的法理型权威三大类型,(笔者并不想对这三种权威的基本特点、存在条件以及转化因素加以展开,特此说明。)并认为科层制权威是现代法理型社会的唯一面向。显然,韦伯并没有洞察到与科层制权威一样具有效力的专业型权威的大规模出现。与前者相比,专业型权威并不过度依赖于职位所附有的权势,而是依赖于其“身体化”资本,如专业技能。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科层组织中可能会出现基于专业知识的专业型权威和基于体制职位的科层制权威并立的情况,但这两种权威可能并非集中于某个个体身上。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考核绩效的数量化,两种权威同时存在于单个个体身上的趋势愈发凸显。另外,即使布劳在韦伯的法理型权威框架化划分了两类权威形态,但是他并不就此认为这两种权威就具有高度的治理效能,并能以“全能型”的方式去推动科层组织发展。换句话说,布劳始终站在科层制度和非正式关系网络之间来探究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而并非偏废其中之一。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时刻缠绕着包括韦伯、布劳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工作者,并激发他们对调和二者并使之共存发展的学术兴趣。

如果说,简单的人际交换(直接的、面对面式)并不太可能引致科层制难题,而能达成效率和监管的动态平衡,那么,一旦组织规模扩大和管理结构复杂后,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在规则管不到的地方,那些需要作出决策和有能力作出决策的人,有了运用权力的机会”(p142),非等级或平行的权力关系便会出现,非人格规则就会生长(p144)。但正如克罗茨所言,它(指非正式关系)修正了科层组织的错误并使其达致自我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讲,非正式关系是无法被彻底根除的,除非科层组织自身瓦解了。但如前面所言,科层制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主导样式。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在科层制存续的框架内思考如何在提高组织效率的同时,扩展人之自由(也即是避免不满足感的产生)这一论题。

需要提及的是,自韦伯开创“科层制”研究这一议题始,科层组织也经历了多次组织变迁和结构演化,在变迁中,针对科层制悖论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其中,“依据目标(产品)的专门化来取代依据过程(职能)的专门化”这一新组织形式出现(p168),这种产品性组织而非功能性组织形式,避免了决策的高度集中和“外行指挥内行”的错位状态,并且发挥了组织成员的个体能动性和专业技能,进而实现了效率提高和个人自主的统一。如果说,科层制在市场领域内开始较好均衡效率与自由之间的关系,那么,在针对诸多复杂的非经济目标时(如公共领域)时,其仍旧无法称为绝对有益的“善器”。更严重的是,科层制在民主政治中的运用可能会形成“精英寡头”(米歇尔斯,2003)、“民主的暴政”(托克维尔,1988),像一个“必然的魔鬼”(布劳,2001),因此破解之法不在于也不可能通过“倒转历史”,而是应该“坦然而且真诚的面对这种危险”(米歇尔斯),应该允许“自由结社”(托克维尔),应该“正面对待这些难题和考虑科层管理的替代”(布劳) 。这些举措只是思想的光辉,行动尚未开始。

“自由”还是“效率”,It is not a question;在“自由”与“效力”之间如何均衡,it is a true question。在韦伯那里,个体便囚困在由自己编织的理性化牢笼中;在福山那里,个体变成了“历史终结中的最后之人”。如果说,韦伯的结论是过于悲观的,那么福山的判断也是直率的。必须说清的是,虽然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所显露出来的政治哲学观,(至少)在经验事实上被证伪了。人类历史并未如期终结,资本主义制度也仅构成人类制度宝库中的诸多知识内容之一,而并非唯一。从这个一点上,福山似乎忽略了他导师——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中对“文明”的相关判断,过度简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复杂过程和人类制度生态的的多元特质,如此,他“错了”。然而,就本文的行文立意来说,福山所言的“最后之人”似乎可为笔者借用来表达科层制对“人”之影响。因为福山说:“最后之人”很“可能无忧无虑、专注于自身利益”,但没有任何“精神追求”,进一步说,是一种“没有激情追求的自由”(福山,2003:370),因而体现为“有限度的自由”,最终表达为“人之不完全”(马克思),而这与现代科层制中的个体特质有较大的共通之处。然而,诚如历史并未终结的事实一样,科层制中的人之自由也并未彻底丧失和根本沦丧,围绕“自由”与“效力”间关系的话题还可能将继续展开,但是我想,我们必须快快行动起来。

本月感受:

第一。用相信和肯定自己的心态去开始“情境定义”,用行动和坚持的做法去收获“该有的果实”。

第二。无论读书还是运动,集体带给我的是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感觉,在集体中,我们共同经历、共有记忆和共享意义。

第三。要正确认识自己,要找好自己的角色定位,让自己不仅有心,而且有力去成长。对,我想的是真正的成长。


[ 此贴被王进文在2018-10-06 19:03重新编辑 ]
Posted: 2018-08-25 08:19 | [楼 主]
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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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报告很有味道,很不错!!
读书,思考。
Posted: 2018-08-26 09:06 | 1 楼
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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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猛!报告写的好!
用心感受生命!
Posted: 2018-08-27 15:40 | 2 楼
李欣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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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感觉你和我是在同一时刻加入的,你的冲劲,努力,值得学习
Posted: 2018-08-28 14:35 | 3 楼
黄佳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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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报告很以前很不一样了,很棒,向你学习!
Posted: 2018-08-28 14:36 | 4 楼
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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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报告有不一样的感觉,要向你学习
浪费的不是时间,是自己
Posted: 2018-08-28 14:38 | 5 楼
毛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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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看齐!!!!!!
 ☆  * .   ☆
  . ∧_∧ ∩ * ☆
*  ☆ ( ・∀・)/ .
 .  ⊂   ノ* ☆
☆ * (つ ノ  .☆
   (ノ
Posted: 2018-09-05 22:37 | 6 楼
陈万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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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劲十足,颇有收获,向你学习!
Posted: 2018-09-08 10:03 | 7 楼
刘燕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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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很好,坚持下去必有所成。
Posted: 2018-09-12 11:32 | 8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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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1楼(梁伟) 的帖子

感谢梁伟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加油的
Posted: 2018-09-18 20:12 | 9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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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8楼(刘燕舞) 的帖子

刘老师的鼓励和信任,必定构成我继续用心努力,阅读经典以及不忘初心的动力机制,很感恩,也很感谢
Posted: 2018-09-18 20:13 | 10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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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7楼(陈万莎) 的帖子

万莎同学的肯定和鼓励,让我在痛并快乐着阅读经典之后,感到些许惬意,感到些许温暖
Posted: 2018-09-18 20:15 | 11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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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6楼(毛丽丹) 的帖子

丹姐的鼓励以及与我的交流,让我感到兴奋,同时也让我感到不能放松。一起加油
Posted: 2018-09-18 20:16 | 12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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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5楼(严红) 的帖子

严红同学对作为后进加入的学生——我的鼓励,使我感到集体的力量,以及看到读书使人纯粹。感动+感谢。一起努力
Posted: 2018-09-18 20:17 | 13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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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4楼(黄佳琦) 的帖子

佳琦的肯定和鼓励,对我在图书馆坚持阅读经典,无疑是雪中送炭,透着暖意,加油啦
Posted: 2018-09-18 20:20 | 14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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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3楼(李欣茹) 的帖子

欣茹同学常带有的微笑,带给我的是快乐,是相信,是鼓励。心中的感动难以用文字写尽,只想说一句,我们一起加油,成长
Posted: 2018-09-18 20:22 | 15 楼
王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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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2楼(雷贵) 的帖子

贵哥,很有思想,其观点也时常给我启发。让我在坚持中选择相信自己。谢谢贵哥
Posted: 2018-09-18 20:23 | 16 楼
王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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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总结的都很用心很丰富
Posted: 2018-10-09 22:21 | 17 楼
孟庆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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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核心问题带动知识迁移与综合,还具有思辨性,你很强大。
Posted: 2018-10-10 10:46 | 18 楼
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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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报告很精彩,内容很饱满呀!
用心感受生命!
Posted: 2018-10-10 12:31 | 19 楼
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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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的每篇读书报告都很深刻、很丰富,希望自己以后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向学长看齐!
Posted: 2018-10-10 22:53 | 20 楼
李欣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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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非常清晰,抽象能力很好,向你学习
Posted: 2018-10-11 20:58 | 2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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