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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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乡视野

山乡视野
——鄂西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长岭乡
    生存处境的观察与思考

一、前言
200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笔者与几名同系同学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水布垭镇长岭乡,参加了由同学自己组织策划创办的名为“北斗星未来精英培训计划”的学习辅导班的教学工作。久居城市的笔者本着以自己平生所学赚取生活费用、体验和了解鄂西山区农村社会生活、丰富自身的生活阅历并为专业学习提供经验积累的目的深入山区。
在长岭为期一个月的生活实践当中,笔者观察和记录了地处鄂西的长岭山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并在学习辅导班的教学之余,通过对所教学生的家庭和生活背景的访谈,进一步了解了当地居住人群的生存状况。
本文以当时观察和访谈所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经过梳理和整合,总体上从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综合展现以巴东县长岭为代表的鄂西山区居住群体的生存处境。在人文方面,本文将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和适当的分析展开:
1.    长岭乡的交通运行与人情渗透
2.    乡村酒文化的人情传递
3.    学校状况与生平情境对山乡青少年理想定位的影响
4.    长岭乡的居住状况
5.    饭食特色及饮食供应状况
6.    停水停电状况
7.    家庭农业与商业的运行结构
8.    青少年家庭环境

本文将侧重分析“人情社会”在乡村具体生活过程当中的体现和传达方式,以及乡土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状况,并适当渗透对山地农村城市化发展可能性的思考。当我们放下手头的最新译著,走出繁华都市的书斋,来到广大的鄂西山乡,我们发现,一个被满脑袋舶来观念所淹没了的“古老而陈旧的生产方式及其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不是“苟延残喘”,而是“深厚广大,源远流长”的。



二、地理环境
水布垭镇长岭乡所在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位于自治州的东北部,长江三峡中部,县境狭长,总面积3219平方公里,人口48.54万,平均每平方公里公里150人。县内有武陵山脉、巫山山脉、大巴山脉余脉盘踞,并被长江、清江所分割。长岭背山面水,位于清江畔山腰处。由于发源神农架南麓的神农溪水系落差集中、流量稳定且水源充沛,长岭所在的清江江面建有号称“世界第一高坝”的水布垭水库大坝。
由于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季降水量大,又因海拔较高,所以长岭夏季总体气温偏低。在2008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之间,阴雨天气超过八成,身体感觉凉爽。
长岭南北走向的街区在上山腰,长岭中学在山腰中部,在中学往北望,我们可以看到不远处的下山腰坐落着升着五星红旗的长岭小学。
农作物以土豆、玉米和向日葵为主。由于地势较高,不适宜种植水稻。
在此居住的人口80%以上为土家族,但在历史上其相貌和语言等等早已与汉族人同化。在长岭乡,根本无法从相貌上区分其人是土家族还是汉族,也看不到土家族特有的民族风俗。

三、交通与人情的渗透
    长岭乡距离镇中心较远,从交通上看地理位置比较孤立,仅有一条盘山公路将其与水布垭镇中心相连通。
公路上通行的车辆多为大型货车,同时有来往于长岭乡与水布垭镇中心之间的公共小型面包车。这种小型面包车的地位相当于大城市的公交车,不过其运行方式更与大学内通行的校车相类似——没有固定的发车时间,人满即可发车;没有固定的站点,由于山区居民居住地分散,每次乘客的需求停车地分布不固定,因此这种车辆随叫随下、随拦随上。
因为公路只此一条,行车线路单一,又因为这里居民数量相对较少,且交通距离遥远导致交通方式比较单一,所以司机与同一位乘客的见面机会上升,因此与乘客也渐渐建立了较强的交往关系,经常出现城市中被禁止的司机行为——与乘客聊天说笑,于此同时司机与沿线的居民之间也渐渐形成了多维的人情交换社会网络,由此这种公共小型面包车的服务功能更加周全和人性化。乘客往往持有某位司机的手机号码,在需要之时可向司机预定座位,询问发车情况和该车所在位置,并要求司机在到达乘客所在地之时等待该乘客整理物品上车。居民也可委托司机将某物品带往居住在另一地的某人,这是只有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出现的社会行为。在被委托向相隔较远的居民递送物品的过程中,公共小型面包车的服务功能在人情网络中得到渗透和延伸。
由此可见,乡村的公共交通并没有城市中那样固定的超越人情和个人关系的运行规范。相反,乡村的公共交通是运行在乡里居民人际互动网络之上的,因此其表现是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其运营是非制度化而被人情交往规则和私人关系所操控的。这是只能存在于乡村交通一大特色,不过温情洋溢的人情关系似乎使法律法规的监控和威慑作用失效了。崎岖的山路,驾驶过程当中乘客对司机的持续干扰,使公共交通的安全难以保证。然而,这里的交通事故却很少发生。何以产生这样的悖论呢?其原因大致可分析为:路上车辆少,司机对路况非常熟悉,且乘客与司机聊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但众乘客的“注视”行为却在更大程度上从心理影响的层面起到了监督司机谨慎驾驶的作用。

四、酒与人情传递
    每次到学校演讲结束之后,校长都会请我们去酒店吃饭。校长都非常支持我们的活动,见了我们表达热情的行为方式也非常一致——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伸到我们面前,一个个地问抽不抽烟。
乡镇的酒席文化比城市更浓烈,那种以酒为象征符号的群体氛围,更以一种强大的社会力将置身于其中的个体架空于本真的自我之上。每个人都被扯进关系网,满脸堆笑,迎合着他人制造的情境,热情地表演着。酒席中的女性享有喝王老吉等非酒饮品的特权,所有男性都一律被强制性喝啤酒。男人就得喝酒,因为酒象征着义气,象征着合作,这种被文化建构的象征性直逼着置身于群体中的个体无力地屈从。
酒席上虽然有十个人左右,实质上对话仅在校领导与同学中的活动组织者之间展开,其余人群皆是乌合之众,配合着他们的谈话,适当地表演着点头和微笑,在群体的压力下停止夹菜,酒杯被迫斟满,站起身来,举起酒杯,将酒杯伸向空中。校方表示着他们的支持与祝愿,组织者表示着他们的感谢与配合,一只只酒杯在空中停住,没有发出碰杯的声音,话说完了,一起把杯子送往嘴边,将整杯酒全部灌下去。这样的合作性表演重复了好几次,从宴席开始一直伴随到结束。
如果要表达更深的热情与诚意,那就得喝白酒了。一人一瓶白酒!如果对敬酒人说你实在是受不了白酒熏人辣肺的滋味,喝不了那么多白酒,敬酒人是不会相信的,仍然会替你倒满一杯白酒,然后将他第一次喝白酒被灌醉呕吐的经历生动地描述一番,并举出大量实践实例以证明酒量是慢慢训练出来的。
对不胜酒力的人来说,如此无情的酒文化却传达着“人情”,实在是荒唐之至了。不喝酒就是不够兄弟情义,不喝酒就是不给面子,所以不喝也得喝——这是一种人情下的强权,能喝的以虐待不能喝的为乐,从中寻得快感,强权的理由还找的似乎合情合理,酒似乎成为一种邪恶的信仰,不信他的断不能称义。
然而,既然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个体无力去改变什么,这就是群体性文化对个体生命的强制和摧残,似乎从中也映射出了中西方人伦方式的差异。西方文化的个体主义取向,倡导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独立,社会交往发生在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而中国文化恰恰注重个体在大群中的扩展过程,为了在“推浪”式的扩展中实现所谓了自我,自我必须学会迎合甚至牺牲。于是,不少人都成了庸俗的人情关系的牺牲品,健康的损害成了建立人情关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餐酒席下来,往往多人醉倒,头痛欲裂,然后呕吐不止。

五、学校与青少年的理想
长岭乡的长岭中学离我们所住的街道不远,沿街道下一个小山坡就是长岭中学的大门。从长岭中学向南再下一个小山坡,于清江江畔便是长岭小学,中学和小学之间只有大约500米的路程。两所学校周围几乎被农田所包围,靠山面江。
现在的长岭中学是2000年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资助计划在原校区的基础上改建的,从学校简介上的照片可以得知,过去校园中的每一栋建筑都是只有一层楼的瓦房,同学们在夯实的平泥灰土地上做操、打篮球,可以觉察出那样的学校条件已经让他们感到很幸福了。现在的长岭中学受到政府的援助,因而教学设施和学习条件更好了,学校建有四座现代化教学楼,食堂、学生公寓和教师公寓等配备齐全。主教学楼“风云教师榜”上显示,这所学校的大部分任教老师都拥有大专学历,可见师资水平不算太差。食堂和学生公寓的墙壁上,挂满了励志标语和名言警句。有意思的是,学生公寓的每一间宿舍都被学生取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雅号,被打印成小匾额,贴在寝室的门楣上,诸如“听雨轩”、“俭朴寨”之类。这所学校的生源有一小部分来自附近的长岭街道,而大部分都是来自水布垭镇的其他各乡甚至巴东县的其他镇上,这些千里迢迢而来的学生就住在学生公寓,有不少因为家里父母外出做工的原因,在暑假期间也住在学校里。
    从长岭中学的宣传栏中,我们看到镇上的几所初级中学也和城里一样,在比升学率排名抢拉生源。在巴东县初级中学考入重点中学巴东第一中学的学生比率当中,长岭中学位列第二。
通过进入学校的几次演讲,笔者发现,笔者的演讲内容与其他几位来自农村的同学差异甚大。笔者的演讲始终立意于“合乎本心”、“涵育性灵”和“顺其自然”之上,而他们强调的却全是些“走出大山”、“誓不为农”的理想,这些理想必然使其行为带有强烈的目的指向性和强制性,与笔者所强调的价值指向性恰好形成对立。
经过反思,笔者认为,由于笔者生长在大城市,而他们来自乡土农村,他们当中有的也正是从长岭中学毕业的,所以他们的演讲立意与台下的学生显得更有亲和性。不同的生平情境造就了大相径庭的思想观念:久居城市的笔者时时有一种反城市化、反工业化、反现代化的理想,那就是远离喧嚣、重归乡野,亲近大自然,过一种闲适浪漫的诗意生活——这种浪漫的理想主义往往背离现实很远,往往更加抽象;而他们却向往着繁华的城市,憧憬着财富和地位的提升,因为大山遮蔽了他们的视线,阻碍着他们家乡的发展,他们要为走出大山而奋斗——这种过于具体的现实主义往往使他们的行为更加功利。
因此这里的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竞争激烈的城市,然而由于教育资源贫乏,优秀师资往往不向这里流动,因此,像我们这样由全国各地大学生创办的草根培训机构才有他们的市场。这里假期的草根培训市场竞争形势很是严峻,张贴的海报和宣传单经常一过夜就被另外的培训机构的海报和宣传单所替换。

六、居住条件
在实践期间,我们居住在长岭街道上一个居民家中。之所以能够入住此地,也多亏了活动组织者与这家居民的某些私人关系。据了解,组织者同学的父亲在这条街道上颇有影响力,工具型人际关系网甚密,而这栋楼的房东是一名退休的乡政府官员,当然与这位组织者同学的父亲有一定交往,因此,对于此组织者几来说,这里几乎是“路人皆熟人”。
这条街道就是前文所述那条仅有的连通长岭与镇中心的公路上的一段,整条公路唯有此处是道路两边都建有连续排列的建筑的。家私店、服装店、网吧、小卖部、医院、幼儿园、菜市场等等都依路而建,家私店和服装店都是将靠路民居两三层楼房的一楼租用而开张的。
我们所住的这栋楼有三层:第一层就租给了一家家私店,房前是商业街;第二层是他自己家的住地,有一房专门堆放巴东盛产的土豆,另开一小间堆放农药,房后直通房东的私家农田;第三层原是一个现在武汉上大学的大外甥女的住地,不过她还没回来,所以房东便把第三层租给我们作为我们的居住和授课的活动场地。随房东上到第三层楼后,我们所来到的第一间房就是我们未来的教室之一,左有一门,开向天台,右有一门开向客厅。进入客厅,左临卧室,我们一起打扫房间,整理卧室,此卧室即我们睡了三十多天之卧室,右又临一卧室,遍布灰尘,已多年不用,右还有一门通厨房,最初是作为我们设想中的备用教室,厨房右临卫生间,左有一通常反锁之门通储衣间。卫生间里热水器是坏的,只有水龙头连接一根极易脆裂的塑料管,用来冲厕所、洗澡、洗锅碗瓢盆。这根管子断过好几次,先是用绳子绑在龙头上,后来又用胶带缠过一次,最后是先用塑料袋包裹再用胶带缠绕,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是最一劳永逸的。
这里的窗户都没有安装纱窗,所以为了让空气流通起来,只有把整个窗户拉开,空气是出入自由了,然而这样一来,那些会嗡嗡响的蚂蜂、苍蝇和蚊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飞蛾,甚至硕大的蚂蚱,也都有机会自由出入了。睡觉的时候点着蚊香,但仍会不停地听到飞蛾或者蚂蚱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动,早晨醒来又会发现不断有苍蝇和蚊子自由侵入。

笔者深入访谈的一个学生,其家所在的地方叫苦竹溪。据介绍,那里曾经生长着繁茂的苦竹,但现在这里的苦竹都已被金竹代替了。
他家位于公路旁的山坡上,我们必须爬上一带竹林坡,再沿着玉米田边缘的狭窄的泥巴地,扯着玉米叶以维持平衡走上好一阵子,才能到他家房前宅基地的高台子。在踩着泥泞穿行林中之时,笔者还在想象他家贫穷的境况。然而,当登上高台之后,笔者之前的想象全被彻底颠覆了——那是一座两层高的自建小楼。
走进楼内,发现长长的走廊连通着众多的房屋,房屋结构复杂,主楼一层是大厅,附楼一层是厨房、餐厅和储藏室,附楼底下是一个猪圈。二层有一过道连接客厅和厨房,环客厅是三间卧室,厨房过去是洗漱间和厕所,过道旁开一小门通往天台,在二楼天台可搭竹梯上到更高一层的天台,那里放着太阳能热水器。家中铺着大理石地板,每个卧室里都有一张席梦思双人床,客厅有茶几、三张沙发和电视,另外洗衣机、淋浴头、马桶、洗手池一应俱全。从其居住面积和生活设施来看,可以说比城市的大多数家庭居住得还要好。
    经询问得知,由于他爸爸是包工程的助理工程师,为镇上修了不少公路、盖了不少房子,所以家里比较富裕。
   
另一个学生的家就在街道某一家服装店的楼上。去他家需要从街道旁的石阶上去,通过一处墙壁发黄的黑瓦民居群。从外表上看,总让人觉得住在这些楼里的居民生活条件都不太好,然而当我踏进这民居群中的一栋,跨入这位学生的家门,上到二楼的客厅,却发现内部的装修实际上并不比城里差,依然有电视、电扇、空调、沙发、茶几、书桌、席梦思床。三楼是个天台,摆着木桌木椅,天台四沿都铺着土,种着南瓜和黄瓜,完全是自给自足。这让我想起城里也有人在天台上开辟私家菜园,却引起邻里纠纷的事件来。
我们在天台上吃晚饭,一边吃一边欣赏美景:远处山田夕阳,山田中的向日葵傲然挺立,灿烂生辉。阳光从两栋房交叠的黑瓦房檐空隙中穿射过来,好一派田园风光。

    于是我们总结出此地居住条件的共性,那就是虽然从外表看楼似乎比较老旧,或是孤立地建在庄稼地上,或是连成一群建在街边,但每家每户都基本上拥有两层以上的居住空间,并且内部装修和家具、生活用具等都非常现代。电视等现代信息接收工具深入每家每户,个别家庭还拥有连入互联网的电脑。因此,从硬件设施来看,这里居民的生活条件与一般城市生活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

七、饭食特色
此地人吃饭喜辣、喜油、喜腊肉。在那里,我们吃过的土家风味有“鸡蛋皮子、鸡蛋面、烧土豆片、豆腐、皮蛋、青菜、豆角、番茄鸡蛋汤、番茄鸡蛋、紫菜汤、酸辣豆腐汤”。这是当地居民日常生活最常吃的几样菜。
我们经常喝番茄鸡蛋汤,但有一天我们点了番茄炒鸡蛋,所以要的是紫菜汤。然而后来老板仍然给我们上的是番茄鸡蛋汤,我说我们要的是紫菜汤,老板还装作很惊讶,说她没听见我们说的是紫菜汤。这老板也不会动脑筋想一想,既然我们已经要了番茄炒鸡蛋,还会要一个重复的番茄鸡蛋汤吗!每次中饭都会免费赠送一盘糖拌黄瓜,那糖水倒是非常好喝。这里的黄瓜品种与城市里那种细细长长绿绿的黄瓜不一样,这里的黄瓜又大又粗,瓤厚汁多,特别适合煮汤。
菜市场亦是私人垄断经营,没有城市中菜贩林立的热闹场面。菜的品种时令性波动极强(如鸡蛋),基本是从外地运进,以补自给自足农产品品种之缺。
在长岭街道的菜场也买不到什么新鲜玩意儿,每天都是那么几样菜,总不见小葱却总有大蒜,鲜有白菜,番茄、茄子都是看起来很老的。由于夏天的鸡不怎么下蛋,所以鸡蛋很难买得到,在“土家风味”吃饭时,老板总是说买不到鸡蛋,所以好几次要吃鸡蛋面都没有吃成。
某天傍晚我们去菜场买了一个又大又圆的无籽西瓜,回来切开一开,却发现原是一个病瓜,它外皮无病,深层瓜皮长着许许多多的黄节麻点,瓜瓤有的部分已经烂掉了,尝了一口其味道甚是奇怪,于是,我们像装被肢解过的尸体一样把切成块的瓜装进了那黑色的袋子里。我们拎着袋子往菜场走,路上我们还在担心菜场老板不会给我们换这瓜,甚至还会不承认这瓜是从他那里买的。可是这种担心完全没有必要,这里虽然是私人店铺,不太正规,好像也不讲什么规范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但是因为经常客人都是街道上的熟人,经常性交易需要他们讲诚信,街道上长久的人际网络建构和人情传递是容不得蛮横和虚假的。所以我们一向老板反映了这个情况,老板虽然还是说了“这种问题不要紧”的话,不过还是允许我们再挑了一个瓜。

这街道上所卖饮料、冰棒,“山寨品牌”甚多,大部分都是宜昌某场生产的劣质产品。买过一次所谓的“果汁”,明显是带有色素的简陋化学原料配置的,喝起来有一种喝药的感觉。还有所谓“脆皮雪糕”,包装上画得是很逼真,拆开一看却发现它根本就没有“脆皮”,倒是有一块没有化开的色素,实在让人难以下咽,只好扔掉了,其卫生质量往往没有保证。不过,这里也还是有两种罕见的正宗雪糕出售——蒙牛绿豆冰棒和水晶葡萄冰棒。

八、停水停电情况记录
长岭经常停水停电,这里的居民早已习以为常。因为生活中他们基本只是为看电视和照明而用到电,如果停了电,他们就都到街边坐着聊天、下棋或者打牌,甚至日落而息,总之不会感到骤然的空虚和无所事事,这就是工业革命以前传统的人类生活方式。如果停了水,他们就会拎出早已准备好的好几桶开水,甚至搬出一大澡盆的备用自来水。城里生活可是经不起这停水停电的频繁折腾的。
以下是2008年在长岭所做的停水停电记录:
7月23日 早晨一起来便发现停电了,于是计划出去吃饭,洗漱期间又来了电,于是赶紧下面条,刚用电磁炉把面条煮熟还没做鸡蛋,又停电了。我们只有吃白面(加了盐和鸡精)加酱油。刚把碗洗完,电又来了。
    7月27日 早停电,晚上7点半来电。
7月29日 自上午起停水,无法洗菜,无法冲厕所。幸而有房东提供一澡盆的备用自来水。
7月29日 晚上7点50停电,8点10分来电。
    8月2日 中午停水,幸有洗澡盆所接水可供洗碗。
    8月11日 下午停水,晚8时许来水。
    8月12日 一早停水,幸有昨日来水时用澡盆接的水,以冲厕所,然浑浊不净,不可以煮面和洗脸刷牙。中午来水。
    8月13日 傍晚霹雷阵阵,停电数分钟后来电。
    8月14日 18:55 停电  傍晚雨
            19:30 来电  数秒后停电
            19:39来电  数秒后停电
            20:05 来电  数秒后停电
            20:18来电  20:50停电
            20:55来电   
8月15日 上午11点停电,傍晚来电
每次停水停电都不被告知具体原因,只能推断这里的电网和自来水系统太不完善。停水和停电一定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所以他们的学习条件依然比较艰苦。

九、乡土长岭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由于其气候、地形、地势等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不同区域的农村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地概括中国农村的特点绝对是脱离实际的不负责任的做法。城郊农村,可分为近郊地区的农村、远郊地区的农村。近郊地区的农村生产附加值高的副业,如花卉、果蔬;远郊地区的农村通常是产粮区。平原地区的农村又可能发展成商品粮基地。
而山区农村,如长岭,其第二产业的发展几乎为零,农业生产依然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低,多用于家庭消费,或多或少的都带些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特色,与城市的发展处于一种近乎割裂的状态,因其仅需向外求(购家具、衣服等内销之),而极少向外输出(除少量烟草外贩)。各村镇星散于山腰,作为第三产业的商业基本被大山和商业距离限制在本街道的狭长范围内小规模运作,消费群体基本固定,需求量极其有限。
城市居民吃“商品粮”,而农村居民吃“自产粮”。然而,现在农民的商业意识也渐渐地成长起来,他们想方设法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他们种粮不是纯粹地为了“自足”,而是用来蓄养牲畜以贩之。稍有资本的农民便在街道旁盖起两三层的楼房,然后将第一层出租。
村中每户后院基本都有自家的一份田地,仍然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税的取消对于那里的村民生活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在农业税取消之前,街道上的催税车就用大喇叭广播的方式催每户交纳农业税,村民们都不理,本来种田就赚不了多少钱,年轻人就索性不种田而进城务工挣更多的钱。取消农业税只是为村民已有的拒交农业税行为提供了合法性而已。
每户所拥有的田地皆相当于自家菜园。家里的老人把种田当作一种消遣,年轻人到城里打工挣钱,就把孩子寄养于老人,所以留守儿童数量增加。若是举家进城里打工而家中没有老人,则这家人会将田租与他人种,之后再定期协商分割粮食。
如果村民没有进城务工的打算,就会向富裕的街边村民租他们所盖楼房的第一层开店,进入商业圈。比如一个学生的家里是开服装店的,本来是种田的农民,后来积极响应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把田还了林,反正种田也不赚钱,退耕还林之后国家还给补贴,何乐而不为。他家服装店的生意,淡旺季分明,过年的时候一天就可赚千余,但平时收入一个月才几十到几百不等。他的父母每日看着小店,没有什么生意,就只有过着打牌、打麻将、睡觉的单调生活。这街上不止一家如此。长岭这不长的街道上家具店众多,还有许多服装店、鞋店和餐馆,每天生意清淡。街道中人少车稀,街店下每天都有几个老人用硕大的象棋子摆着棋局,生活清闲却总有事可做。
文化管理缺位,赌博风气盛行,直接影响孩子健康的社会化过程。处在这种赌博之风盛行的乡野社会之中,青少年平时的娱乐活动除了看电视、打篮球,就剩下打麻将打扑克了。
有几家店拥有音箱,每天播放的流行歌曲与城市商业街里播放的没有什么区别。网吧里经常可以看到未成年人玩“反恐精英”,除了我们进网吧是为了查资料,我没有看到其他任何一台电脑不是进入的游戏界面。
    乡土长岭的大人之间亦是称兄道弟。也许他们从小长大一直就生活在这里,生活空间狭小,一个街道上的群体流迁性又不强,在这里,扩展性的家族成员所形成的初级群体是随处可见的,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街坊邻里关系,而这在城市里是几乎淡化掉了的。但是,由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和个人素养有限,这直接导致他们的初级关系不可能高雅到什么境地,只能低俗。两个“兄弟”,见面就互递烟抽,然后勾肩搭背,走路散漫,身体随性左摇右摆地晃荡,简直是地痞二溜子的形象,也许他们还自觉潇洒。
总之,市场经济的渗透使这里的乡村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那种反商业化的纯朴农民已经基本上被扫出了历史舞台,而算计个人利益的商业思维,又使农民不再纯朴,不过仍然受着“人情”的牵制。但山区的地理条件没有提供足够的平地进行大型建筑工程的施工,也使此一地区的人口承载量受到限制,使经济方式总体局限于居家个体经营的小本生意,城市化的扩展永远无法延及此地。如果将城市化作为其发展目标,只能是缘木求鱼,从而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十、青少年成长的家庭环境
山区长岭的家长信奉棍棒教育,同意教员当学生不听话的时候进行体罚,所以我们上课时都配有一根竹教鞭,为了震慑学生,教鞭真不知被打断了多少次,又用透明胶缠了多少次。
经探访,长岭这边的学生有一多半都是单亲家庭,不是父母离异就是有一方因为挪用公款、偷电缆或是赌博,被抓去坐牢了,为此我们还减免了不少学生的学费。这种家庭出身的孩子,或者是思想成熟、特别懂事,但又往往因为压力过大或生活环境压抑,容易产生自责甚至自虐的心理倾向:
一女生一次单词误拼,教员教她改正,说下次不再错就行了,可她却夺过教鞭,自挞己手。
或者是脾气暴躁、蛮不讲理,表现出与社会相对抗的反叛心理:
某女生有一次跟另一个女生闹矛盾,就在那个女生的桌子和凳子上狠狠踏了几个脚印,然后跑掉了,两节课都没来,家里人都找不到。7月22日又跟那个女生还有另外三个女生闹了矛盾,在课堂上相互对骂,而且火气大得很,一生气就把书往别人身上或者地上扔,那天她把书全扔了,还把桌子给掀了,下午又跟一个男生闹,就又要跑,刚跑出门,就被教员抓回来了,她还不服气,向教员丢书,幸亏她姨来了才制住她。
7月29日。……她总是影响别的人,还给教员提了很多意见。那位教员没有跟组织者同学说,就怕组织者同学把她给撵走或跟组织者同学的三爸说了让她挨骂,给她心里留下阴影。她提出:第一,对待学生要公平。她是五年级的,说英语听写要和三年级的一样,也只记黑体字,或罚写遍数一样。(教员当然认为,学了两年英语的不能和刚学的一样。)第二,以后给每个年级都教英语。(这么多年级,教员当然是教不过来的。)第三,说上课没活力。她要求以后每天做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第四,她说教她的两个教员以后课间不能在隔壁房间躺着休息,她觉得他们在学习而老师在享清福。第五,以后要先给她们年级检查作业,不想等教员检查完低年级的作业再检查她们的,还要教员一次性把她的作业检查完。而她每天有很多任务不去完成,反而说没事做。
那天下午,她拿个笔夹在两只手掌中,拜佛,然后把字典当木鱼拿笔敲,虽然这时正在上课。教员在她提意见的时候说了她几句,她就生气了,以为教员把所有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都推到了她身上,她说她就喜欢发火,她敲木鱼是心里有火,所以要发泄。她还要求以后他们学生干什么,两位教员也要干什么。教员答应了她别的要求,就没同意这项条件,她就发飙了,说如果不同意这一条,其它意见都不用接受了。
这一女生就是出自单亲家庭,听熟人说她全家的脾气都特别暴躁,好吵架、打架滋生事端,这种性格就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她所习得。这种争斗型的父母常常动用武力,偶尔也将矛盾冲突指向孩子,于是使她在心理上也受到了一定的压抑,这种压抑便很容易转变成一种攻击心理。所以她一旦遇上某种场合或某种条件便会进行发泄。
    笔者认为这样的孩子在心理处境上特别危险,但往往在初高中阶段都靠努力学习刻意将这种深层的心理问题掩盖了,而当进入大学或社会之后,这种问题又会重新暴露,如果得不到社会的解决,极容易酿成惨剧。
   
十一、后记
  这是我2008年暑假进入鄂西巴东县长岭乡一个月,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基本涉及到了从宏观到微观的我在授课之余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方面。
深感我们平时都是在通过“译语”和“官语”在考察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往往“迷于彼而忘其我,拘其貌而忽其情”。深感曹锦清先生所言极是: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舌之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最后导致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的混乱局面。
曹锦清先生尖锐的指出过一个尖锐的两难问题: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而有了它我们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又甚至根本无法发现“社会事实”。曹锦清先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悬置”预设的理论框架,让一切可供借用和参考的理论和概念都处在一种“待命”的状态,使调查者处于“无知”和“好奇”的状态之中。而整个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和补充的过程。
对于笔者来说,对于农村,特别是对于山区的农村,本来就是处在一种“无知状态”,不过也曾根据书本想象过其大概的样貌,但都着实不真切。通过此次考察,居住长岭街道一个月,沿着“师生关系”这条网络渠道,笔者深入学生家庭,了解了不少山区农村的真实样态。然而受活动范围的限制,笔者的观察和访谈对象还不够全面,比如乡政府和贫困线下的农民都没有被纳入观察的范畴之内,因此得出的总体印象是,山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比笔者先验想象的图景要好的多。
本文仿照费孝通《江村经济》的体例,对长岭的各方面展开描述,以求大致遵循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虽然整体格局显得较散,但更能从不同层面反映出社会的结构和问题,毕竟社会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从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中选取某类现象作为调查与研究对象,总有一种人为割裂的意味。
[ 此贴被冯川在2010-01-14 19:50重新编辑 ]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Posted: 2010-01-13 19:41 | [楼 主]
sn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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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很细致,很好。有些主观的评价恐怕还需要更深入体验后再斟酌确定。
Posted: 2010-01-14 20:23 | 1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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