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苏区振兴论坛策论专报》2026年第8期（总第166期）

导语：

粮食连年丰收，为大国粮仓筑牢了坚实基石，然而“谷贱伤农”这一古老命题在新时代依然叩问人心。当保障产量的政策逻辑与农民增收的市场逻辑产生张力，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粮农的生产积极性与可持续性——将面临何种挑战？本文基于对江西基层粮农的持续追踪调查，试图穿透宏观数据的迷雾，剖析真实困境，探寻让粮食安全行稳致远的激励相容之道。

一、宏观数据向好的背后，是粮农微观收益的严峻反差 

随着粮食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长期稳产增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71488万吨，增产838万吨，增长1.2%。这一宏观数据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提供了有力注脚。然而，在粮食连年增产、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广大粮农却陷入了叫苦不迭的窘境。粮食收购价十多年原地踏步，农资成本持续攀升，“一斤稻谷换不到一瓶水”成为农民收益困境的生动写照。“谷贱伤农”不仅严重挫伤农民积极性，导致粗放经营甚至土地抛荒，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保粮政策的效能，对粮食安全的长远目标构成了潜在威胁。 

2023年9月，笔者收到江西老家宜黄县圳口乡一位村干部的私信，字里行间满是无奈与沉重：“今年农民又是挣不到钱，一斤稻谷湿谷才0.96元，农资一涨再涨。还要乡村振兴，如持续几年，老百姓生活可能会倒退。既要求不抛荒，这难道不是明码剥削农民白种粮食交国家吗？这世道，公平何在，百姓怎么活？”这番话语虽带有情绪化的宣泄，却真实反映了基层粮农的生存压力。 

随后，笔者详细记录了他的种粮收支明细：当地一亩稻谷湿产约1100斤，按每斤0.96元计算，毛收入1056元。除去化肥（160元）、种子（100元）、农药（60元）、耕田（160元）、机收（120元）、田租（100元），总开支700元，剩余356元。这356元涵盖了栽禾、打虫、看水、收割等所有人工投入，尚且不包含运谷去烘干厂的人工车费。若算上人工成本，种粮实际收益为负。

2024年，这位村干部再次发来当年的种粮账单：种植水稻30余亩，加上种烟叶10亩，卖粮款项加上自留口粮折价，总收入共27600元。然而，开支方面（化肥、种子、农药、机耕机收、田租等）合计高达18240元，剩余仅9360元。折合每亩平均收益292.5元，若按每亩4个工计算，日工资仅为72.12元，远低于当地务工收入。

普通粮农步履维艰，规模化种植大户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江西省宜黄县“80后”种粮大户熊金龙的案例尤为典型。他自2014年通过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种植，面积一度达1500余亩。然而，受市场波动与自然灾害双重夹击，其种粮之路充满坎坷。2022年，受干旱、农资涨价及粮价下跌（每斤仅0.92元）三重打击，他亏损高达42.7万元，亏光了前一年的所有利润。 

为规避风险，熊金龙在2023年和2024年不断调整种植结构，缩减规模，但亏损局面仍未扭转。2023年种植1100亩，合计亏损约4万元；2024年种植740亩，因制种与莲子市场价格波动，合计亏损约15万元。

2025年，吸取了教训的熊金龙决定回归本源，专注水稻种植，租地面积缩减至690亩。得益于精细化管理与天气转好，全年终于获利约20万元（含国家补贴4.6万）。但其账本显示，这看似不错的收益背后，实则是极度微利的博弈。熊金龙2025年的详细收支账显示：普通稻与优质稻的每亩纯收入仅在11元至184元之间。这意味着只要生产管理稍有疏忽，便可能亏本。只有精打细算、减少雇工，将每亩成本控制在最低，才能保住一两百元的微薄利润，再依靠规模效应和政府补贴勉强盈利。熊金龙坦言，如果没有各项补贴的支撑，纯粹依靠种粮赚钱异常艰难。

二、核心症结：产量导向的政策干预与市场规律的深层错位 

江西两位粮农的遭遇是全国粮食生产现状的一个缩影。这表明，在宏观数据向好的背后，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亟待审视：现行保障粮食安全政策的实际效能如何？巨额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益是否理想？

核心矛盾在于，“以粮为纲”的系列政策（如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下达生产任务、发放各类补贴等）在推动产量增长的同时，也受“供求定理”影响，导致市场粮源增加、价格承压。其结果是，种粮回报率长期大幅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谷贱伤农”不仅挫伤积极性，甚至引发粗放经营，反而可能部分抵消保粮政策的效能。

这引发了一个根本性追问：行政强力干预下的粮食生产模式，是否符合经济规律？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投入是否经济高效？新时期的“以粮为纲”，对保障粮农收益究竟是正面促进还是产生了扭曲效应？

笔者认为，更稳固且可持续的粮食安全方略，应主要依靠市场手段调节供求（包括科学调控进口），辅以政策引导，使种粮收益至少达到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确立农民种粮的内生动力，激励其增加投入、精耕细作，从而稳固地产能。这并非否定普惠性补贴（如地力补贴）的作用，而是建议对指令性种植计划与限制改种等直接干预措施的效果保持审慎。将“种什么”的决策权更多地交还给农民，让其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方能使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形成政策与市场激励相容的良性机制。

三、政策突围：构建赋能型政策体系，夯实粮食安全微观基础

当前粮食保障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最低收购价”等价格支持工具在实践中存在效能衰减与传导阻滞。调查显示，尽管政策设计初衷在于构筑价格“地板”，但基层执行中常出现“空转”现象。种粮大户熊金龙与村干部胡某均证实，其粮食主要通过市场渠道出售，未能直接受益于保护价收购。宜黄县粮食储备库工作人员也坦言，当地已多年未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这种政策悬置状态，使得价格支持未能有效缓冲市场波动对粮农的冲击，暴露出政策传导机制存在梗阻。

此外，政策设计本身也面临与市场规律的深层张力。根据价值规律，商品价格由供求决定。当行政手段持续托举产量，在需求弹性不足的背景下，可能加剧阶段性、结构性过剩，压制市场价格，形成“增产-价跌-伤农”的恶性循环。粮食作为特殊商品，其战略价值与社会价值无法完全通过市场交易体现，确实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但干预的方式须更高明，目标应从“替代市场”转向“修补与强化市场”。 

因此，提高政策效能的关键，在于从单一、后端的“价格支持”，转向构建覆盖全链条、多工具的“综合赋能体系”：

第一，深化价格支持机制改革。推动最低收购价政策向“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方向过渡。可探索“差价补贴”模式，当市场价低于目标价时，将差价直接补给实际种粮者。既保障了农民收益，又使粮食价格能反映真实供求关系，减少市场扭曲。

第二，强化补贴的精准性与导向性。整合优化现有补贴，将增量资源向实际种植者、主产区及绿色生产技术（如节水、减肥、减药）倾斜。将补贴与“谁种粮、谁受益”以及“种好粮”更紧密挂钩，引导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第三，拓展产业价值链以创造内生收益。政策应大力扶持粮食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与品牌建设，推动从“原粮输出”向“产品输出”、“品牌输出”转变。通过延伸产业链，将更多附加值留在产区、留给农民，从根本上改善种粮比较收益。江西“南康家具”集群的崛起表明，传统产业通过产业链整合可实现价值倍增，粮食产业同样需要这种“集群化”与“价值化”思维。

第四，健全社会化服务与风险抵御网络。加大对农业保险，特别是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的推广与保费补贴力度，化解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同时，支持发展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小农户生产成本，促进节本增效。

保障粮食安全，核心是保障粮农可持续的生产积极性。这要求我们的政策体系，必须更加尊重经济规律，注重市场力量，确保精准有效。唯有让农民种粮在经济上可持续、在价值上有尊严，才能筑牢粮食安全最广泛、最深厚的微观基础，使大国粮仓的行稳致远建立在不可动摇的激励相容机制之上。

作者简介：

李昌金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县镇经济交流促进会革命老区发展专业委员会研究部副主任，宜黄县统计局原副局长

吴祖艳  江西师范大学苏区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

张敬文  博士，博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区域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