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昨天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关于广东通过种植紫云英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文章。在探讨“地”的问题时,我不由得联想到广东乡村治理中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人的问题,准确地说是由基层干部外地化导致的农村治理能力弱化问题。
几个月前,笔者因参与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开云教授团队的一项课题研究,在华农校园住了一段时间。期间,四五年前在佛山南海区里水镇调研时结识的一位镇干部,得知笔者在华农,特意提着一盒茶叶前来探望。
这位朋友长期扎根基层,笔者在撰写广东农村调研报告时常向他讨教,他总是尽力相助,提供详实的一手资料。在那次茶叙中,他深刻剖析了当前佛山农村面临的两大棘手问题:
其一,是“地”的问题。 珠三角农地破坏严重,土壤污染,长期种植花草苗木导致耕作层受损,近年租金大幅下降,村经联社收入缩水,村民分红减少,村级运转困难,群众意见很大,潜藏社会稳定风险。他迫切希望能增加设施农业指标,对早年建设的高标准农田进行退出调剂。
其二,是“人”的问题。 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广东基层政府“外地人”太多。前不久某镇招聘30名公务员,仅有一名是本地人。南海农村社会生态极为复杂,外地干部比例过高,不仅不利于工作开展,更在客观上降低了基层政府的乡村治理能力。他认为,乡镇班子领导中,至少要有三分之一是“懂行”的当地人。
这位里水镇的朋友曾希望笔者借助研究机构的力量,去当地做一次专题调研,并向广东省高层提交资政报告。虽因笔者已离开广东,难以成行,但他提到的“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针对这一现状,结合昨日关于“养地”的思考,笔者拟就基层干部“外地化”及其治理困境,谈谈几点看法。
一、现状透视:基层干部“外地化”的隐忧——从“悬浮”到“失语”
“招聘30个公务员,仅1个本地人”,这个数据虽小,却折射出当前广东乃至全国基层治理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随着公务员招录制度的规范化、统一化,大批高学历、年轻化的“外地生”通过国考、省考进入基层公务员队伍。从统计数据上看,这极大地提升了干部队伍的知识水平和年龄结构,优化了学历构成。然而,在广东特别是珠三角这种宗族文化深厚、利益关系盘根错节的地区,这种单纯的“外来化”倾向,正在引发严重的“水土不服”危机。
南海农村的情况极为特殊。这里并非传统的农业生产区,而是高度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宗族社会交织混合的复杂形态。所谓的“农村治理”,往往涉及巨额的集体资产分配、土地股份制改革、征地拆迁补偿以及历史遗留的产权纠纷。
在这样的环境下,语言不通、习俗不懂、人际关系“两眼一抹黑”的“外地干部”,很容易陷入“悬浮”状态——人虽然在村里,心却融不进去;身虽然在基层,却难以触达真正的社会肌理。
二、深度剖析:“语言关”与“人情关”的双重阻滞
为何外地干部多会导致治理能力下降?核心在于难以跨越两道关卡。
第一道是“语言关”。 广东农村,尤其是佛山、南海一带,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标志。在很多矛盾调解现场,一句地道的方言往往比十句严肃的政策宣讲更能拉近距离。外地干部若听不懂方言,就无法深入茶桌、酒桌、祠堂——这些才是乡村社会真正的议事场所。这种“失语”状态,使得干部在收集社情民意时存在天然的信息屏障,往往“听不到真话,看不到实情”。
第二道是“人情关”与“宗族关”。 南海农村治理中,宗族势力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处理村务时,往往需要摸清各个家族的脉络,懂得与村里的“族老”或意见领袖打交道。
本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或者至少在当地工作生活多年的干部,天然拥有这种“地缘亲和力”。他们知道谁家跟谁家有积怨,哪条红线不能踩,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而外地干部往往只能依赖生硬的行政命令,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复杂的利益地雷,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当干部缺乏对脚下土地的深情和了解,治理就变成了简单的“完成任务”,而不是“解决问题”。这种“过客心态”会导致基层治理出现短期化和表面化倾向,难以应对深层次的矛盾。
三、破题之道:“三分之一”本地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路径
这位镇干部提出的“乡镇班子领导至少要有三分之一当地人”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并非是搞“地方保护主义”,而是在坚持公务员招录公平性的前提下,对治理结构进行的一种生态平衡。
“三分之一”,意味着班子中要有能“镇得住场子、进得去祠堂、说得服乡贤”的“本土通”。 这部分干部可以作为连接外来政策与本地社会的“润滑剂”和“减压阀”。他们熟悉乡规民约,能够用村民听得懂的语言解释国家政策,在征地拆迁、环境整治等“硬骨头”工作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柔性治理作用。
针对这一问题,若广东计划在2026年前着手解决,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补漏与完善:
1、优化招录结构,实施“本土化”定向招录。
在每年的公务员招考中,针对乡镇一级特别是粤语地区、宗族复杂地区的岗位,划定一定比例的名额,限制户籍或要求精通当地方言。这并非排斥人才,而是选拔那些“懂乡音、知乡情、解乡忧”的实用型人才,解决“进得来”的问题。
2、畅通基层本土人才的晋升渠道。
目前政策中已有从优秀村社干部、乡镇事业编制人员中选拔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的通道,应进一步加大力度。那些在村里摸爬滚打多年、一步步考上来的人员,或者优秀的村支书、村主任,正是解决“外地化”问题的关键一极。他们虽学历可能不如名校毕业生,但治理经验丰富,应大胆提拔进入乡镇领导班子。
3、建立“师徒制”与强制驻村制度。
对于已经招录的外地年轻干部,不能只让他们坐在办公室写材料。应当建立老带新、本地带外地的“师徒制”,并将外地干部在村(居)一线的驻村时长、解决实际纠纷的能力作为年度考核的核心指标。倒逼他们沉下身子,学习方言,融入当地,把“外地人”锻炼成“新本地人”。4、注重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减少频繁流动。
乡镇干部异地交流任职本是为了防腐败,但若流动过快,刚熟悉情况就调走,极易造成治理断层。建议在广东乡镇干部管理中,探索“任期目标责任制”,保证班子特别是本土干部的相对稳定,让他们有长远眼光去规划乡村发展。
结语
土壤板结了,可以种紫云英来改良,这叫“养地”;干部队伍“水土不服”,则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来融入本土血脉,这叫“养人”。
广东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乡村治理是底板。面对珠三角农村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单一的“标准化”招录模式已难以满足“差异化”的治理需求。正视基层干部外地化带来的治理能力弱化问题,通过“三分之一本地化”等举措,重塑基层干部队伍的生态结构,让“懂行的人管行内的事”,让“说话管用的人去解决说话的问题”。
展望2026年,希望广东不仅让农田里的土壤更肥沃,也能让基层治理的“土壤”更加透气、松软,孕育出真正的乡村善治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