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战和陆口村格莱珉试验[1]
陆口村位于江苏省北部贫困地区，隶属徐州市新沂市窑湾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该村劳动力流失严重，主要剩下妇女、孩子、老人留守村中。现任格莱珉中国总裁、尤努斯基金会秘书长高战出生在这个村。上大学之前，高战一直生活在这里。目睹家乡日益凋零，他心有忧愁，下定决心要探寻到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方法。
大学毕业后，高战进入媒体行业，历任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中国改革》记者、记者部副主任和《时代周报》记者。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心心念念要为家乡做点事情。但实现这个心愿从哪里入手呢？根据多年对农村的观察和思考，他认识到多数贫困农民贫困动因是缺乏资金支持，因此，他决定在这方面做些探索。有了这个打算，他便开始关注国内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动向，并因此十分关注茅于轼在山西农村做的小额信贷项目，琢磨怎么跟他学习。
2002年8月，高战和一批大学生在苏北农业大县沭阳县官墩乡成立了农村发展协会；10月，他在窑湾镇带领农民成立了农村发展协会。2003年6月，高战因为一个采访任务第一次见到茅老，那次见面除了向茅老学习小额贷款方面经验，茅于轼还借给了他7000元种子资金。在茅于轼的支持和鼓励下，2004年，社会学专业出身的高战已开始尝试乡村小额信贷的各种可能性。那一年年初，他在陆口成立了苏北民间的第一个扶贫基金------“窑湾镇农会扶贫基金会”。
高战在茅于轼的小额信贷模式的基础上摸索出自己的一套资金互助办法，在陆口进行尝试：有存有贷，存款保密，年利率7.2%；贷款公开，年利率18%；最高每户可以贷款5000元，贷给家庭里的男性，合同由夫妻共同签署；同时需要两户担保，期限不得超过一年。6年后，陆口村扶贫基金的资金规模达到300多万元，其利润撑起了村里的公益资金，用在安装路灯、乡村文艺活动、给村民体检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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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管理，扶贫基金会出现了很多预料之外的问题，比如信贷人员违规操作，通过“垒大户”（多人贷款后集中给一个人使用）等形式，协助某些并不贫困的客户获得高额贷款等。这就背离了高战帮助穷人的初衷。
困境之中，高战身心俱疲，曾一度想要彻底放弃，直至无意中接触到了《穷人的银行家》一书。“读完尤努斯的书后，我觉得，所有我遇到的问题，他都有解决方案，而且他能做得更好。”高战说。
贷款给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尤其是妇女，不要求任何担保、抵押，但是，每个借贷者都必须自发属于一个无近亲的五人小组。小组成员通过格莱珉银行的考察、培训、考试后，才能拿到贷款。贷款期一年，每周分期还款，每次还款数额为贷款额的2%，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还50周。借款发放和还款都通过“中心会议”公开进行。“中心”一般由6-8个小组组成，由银行工作人员担任经理，每周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会议，要求每个借贷者必须准时出席。
尤努斯设计出的这一整套精密的贷款和管理机制，让高战为之一振。他如获至宝、信心高涨地自学了起来。但是，他毫不讳言，一开始尝试学习格莱珉模式推行小额信贷的时候，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想到“要拿来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做一下改造和创新”。
在孟加拉，信贷员要逐户探访村民、介绍格莱珉银行的理念和规则，由此吸纳客户；但高战为了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他做了2000多张宣传海报，贴遍了村里的电线杆。传播效果倒是很明显，想贷款的人挤满了高战的办公室，咨询电话也接连不断，但来者大多是男性，且并非是极度贫困的人，其中还不乏村干部和做生意的大户，“就是没有尤努斯书中所说的那些真正底层的、老实巴交的人，他们从来没有贷过款，就想多养几只羊”。
此外，由于缺乏具体规范的培训指导，高战招聘来的中心经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对好不容易组成的五人妇女贷款小组进行培训。其后果是，初期形成的十来个小组往往不在约定的时间集体还款，且经常性出现家庭男性成员替代贷款妇女前来还款的情况，部分小组还存在“垒大户”的现象等。
对于格莱珉银行的十六条原则，高战一开始也觉得是“多此一举”，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家借钱去创造财富，人家怎么生活，那是人家的事，天底下哪个母亲不知道让孩子上学？哪个母亲不知道要把家里的房子修好？”
但是 ，越学到最后，他的疑问就越多：“为什么贷款妇女总是迟到，即使见了面也匆匆忙忙，不断地跟中心经理埋怨，相互之间却不怎么讲话？为什么就是看不到尤努斯书上描述的情景，说妇女们在一起，很盼望下一次见面？”
他甚至开始怀疑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他想要见见尤努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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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高战向当时的老东家《时代周报》自动请缨，去孟加拉邀请尤努斯到中国来参加第三届“诺奖得主中国行”论坛。去之前，他以报社的名义给尤努斯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要去孟加拉拜访并邀请他前来中国的意愿。
到孟加拉后，高战在一个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达卡附近的一个格莱珉支行参观。参观过程中，他如饥似渴地提问、做笔记。在旁观一次中心会议的时候，他甚至被现场妇女们手拉着手热烈讨论、真诚交流、充满笑容和自信的场景感动得落泪。
他的表现引起了格莱珉银行国际交流部门负责人詹娜特·E·康奈(Jannat E. Quanine)的注意。第二天，詹娜特安排了一次与高战的见面，并随后亲自打电话给尤努斯，建议尤努斯见一见高战。
尤努斯给了高战15分钟的见面时间。但是见面的过程不在高战的想象之中。尤努斯一开始就要求先看他带去的陆口村资金互助记录簿。尤努斯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径自一页页地翻看那本记录簿。原本15分钟的见面变成了两个多小时。高战把自学格莱珉模式过程中的改造及遇到的问题一一告诉尤努斯。“很多问题我刚说一半，他就马上接过去，转换了一下问题的提法，描述得比我还清晰，更说到点子上。”高战至今记得当时的感触，“他是我朝思暮想的大人物，但是见面以后，好像老朋友一样，很熟悉，没有陌生感。”
交谈中，高战也逐渐意识到：成功复制格莱珉模式没有捷径，非严格按照格莱珉银行的工作方法进行不可，因为，尤努斯历经三十多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实际上是一整套与底层人互动的技术，这套技术能够激活底层人的生产、生活及社区力量，其背后是有严密的人类行为、心理、价值和社会学逻辑的支撑的。高战下定决心，要“原汁原味地学习尤努斯”，不再介意是否被人嘲讽只会“照搬”。
这次见面交流，尤努斯对高战很是满意，一口答应同年8月前往中国演讲，且当即表示支持他在中国复制和推广格莱珉模式。
2012年5月，尤努斯签署宣言，发起“格莱珉中国计划”。同年8月，尤努斯来到中国参加小额贷款与社会企业国际论坛，并揭牌“尤努斯中国中心”，任命高战为执行长和“格莱珉(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格莱珉中国)执行总裁。
2013年12月，格莱珉信托(Grameen Trust)执行主席拉提菲(H. I. Latifee)一行实地考察了陆口村。格莱珉信托由尤努斯创立于1989年，专门为推广复制格莱珉模式的项目以及减除贫困的社会企业提供支持。
2014年7月，孟加拉格莱珉银行专家马南·萨克尔(Mannan Sarker)进驻陆口村，手把手指导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团队开展工作。
2014年12月17日，时年74岁的尤努斯第一次踏足陆口这个他远程指导了两年多的苏北农村。简短的欢迎仪式过后，他紧接着参加了一个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中心会议，然后与贷款妇女座谈，听取马南·萨克尔的工作汇报，并参加了一场关于普惠金融的论坛。第二天早上，他又在中心经理顾绍辉的引导下，参观了格莱珉中国陆口支行办公室，并逐户访问了三个贷款妇女家庭，详细了解她们贷款前后的生产、生活情况。
尤努斯对陆口村的格莱珉模式试验期望甚殷。在他看来，复制格莱珉模式，一般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没问题，其一是有愿意跟他一起行动并且真正理解格莱珉要义的人，其二是要有足够的、可持续的资金。
尤努斯评价高战“心无旁骛，非常负责，所有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信任他”，正是他认为的那种可以获得成功的人。但是，他指出，现在高战依然面临和过去那些尝试在中国复制格莱珉模式的先驱们大同小异的困境，那就是因金融政策未开放而导致的不能合法吸收储蓄的问题。
然而，尤努斯和拉提菲，这两个为格莱珉事业共同奋斗了将近40年的好朋友，一致表示，“对于格莱珉中国的前景，非常乐观”。
此后，尤努斯教授的弟子、格莱珉专家萨克尔先生和中国员工正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陆口村建成8个中心，10个小组，共有贷款客户50名，发放贷款92万元，人均借款额1.8万元。
高战的这些努力，架起中国小额贷款者与“格莱珉银行模式”的桥梁，高战被媒体称“桥梁”设计师；又因为高战对“格莱珉银行模式”的忠诚追随和尤努斯信任和器重，被媒体称为“尤努斯最认可的中国徒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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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珉模式中国化提速
2014年12月，尤努斯教授到访中国江苏陆口村，正式启动“格莱珉中国”。之后格莱珉模式在中国的落地欲望就愈加强烈， 并因此开启了中国提速模式。还有，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风起云涌，也使得尤努斯----这位“小额信贷之父”受到更加热烈的追捧。
2014年12月，京东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格莱珉银行创始人尤努斯在北京宣布，双方将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借助京东的互联网渠道和供应链资源，结合格莱珉在农村金融服务领域的经验，携手开拓中国广大农村金融市场。
2015年，“2015尤努斯中国企业社会周”系列活动，从10月9日开始到10月14日结束，尤努斯的行程遍布北京、昆明、上海、深圳、香港五个城市，宣传格莱珉模式。10月13日，尤努斯中国内地之行的最后一站——深圳，格莱珉中国的子公司深圳格莱珉普惠金融服务中心与P2P合拍在线达成战略合作，合拍在线提供资金，格莱珉提供项目，以实现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城市的首次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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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1日，恒昌公司与格莱珉有限公司在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总部举行“恒昌-格莱珉精准扶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北京市君邦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继泉律师现场见证了签约仪式，恒昌公司创始人、CEO秦洪涛与格莱珉中国有限公司总裁高战代表双方共同签署了此次协议，项目计划于当年6月正式启动，首期计划建立3个网点。
2016年5月26日，富滇—格莱珉扶贫贷款项目在太邑村举行揭牌仪式，当天发放了首批10.2万元贷款，由7名来自建档立卡农户和其他贫困户家庭的妇女获得。至9月15日，项目累计为211位会员放款299次，共计526.7万元。这一项目的落地被《人民日报》评价为：“曾与创始人尤努斯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格莱珉银行发起的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得到了完整复制。”
2016年11月，中原银行行长王炯率团访问孟加拉国，并与格莱珉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2017年2月28日，中原银行格莱珉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国际合作项目签约暨启动仪式在郑州举行，确定在兰考、卢氏、嵩县试点。兰考率先开展精准扶贫项目试点，并于同年11月启动“1+3”模式，即“一个区域办公室+三个分部支行”。后来兰考县格莱珉项目的合作方已由中原银行转为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2019年9月，格莱珉与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签署协议，分别在河南开封和河南兰考设立两个分部，开展妇女创业贷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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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4日，宜信与格莱珉中国在宜信财富传承峰会上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两家都拥有普惠金融初心和愿景的公司紧密联结，计划在公益金融的项目覆盖范围和业务模式探索方面共同努力，开启中外公益金融合作的新篇章。
有媒体评论称，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来自孟加拉国的老人，启迪了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觉醒。所以，很多金融领域的创业人士虽然没有与格莱珉中国直接合作，但却是靠学习和借鉴格莱珉模式，成功办起了小贷公司。
何道峰自称是尤努斯的“中国学生”。1995年，何道峰开始通过团队复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到2012年，由其任副会长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经帮助13万个家庭贷款14亿元，其中有70％是妇女，坏账率坚持在0.69％。
1997年，唐宁结识了尤努斯，并深入孟加拉国，考察这种“小额贷款”模式，不久之后，唐宁回国，创办了“宜信”。2006年，3个年轻小伙在前一个项目“菠萝网”后折戟后，在办公室中抱团取暖，前路难明。此时他们看到了尤努斯获奖的消息，觉得小额信贷是个好方向，就凑了10万元，创办了“拍拍贷”。后来，这两个中国互联网金融最早的前行者，都成功赴美上市。
还有，陈国权创立的“齐放网”将尤努斯创始的“小额贷款”业务应用于教育领域，帮助因贫穷而无法获得教育机会的中国学生找到一条支付教育费用的路径。贷帮的尹飞立志成为“中国的尤努斯”，实施乡村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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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国基金报 《尤努斯在中国的热与冷》一文（作者：王鑫），来源：2015年1月19日https://fund.jrj.com.cn/2015/01/1906451872169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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