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研究所号”推出本人文集，按照排序到了“三农与时事评论”类文章。此类文章早期的有与宜黄事件有关的数篇，旧文重发需要写一个序言，就是把当时事件发生的背景交待一下，但写着写着就超过三千字了。序言太长了，有点喧宾夺主，不合写文章的规矩，我就想干脆把这个“序言”变成一篇短文吧，于是便有了这篇拙文。本文可以说是宜黄事件12年后，我首次较为详细地披露当年“宜黄投书”出炉及影响的一些细节。

12年前，宜黄9·10拆迁事件震惊全国。事件持续发酵，舆论起伏持续时长达半年之久，甚至在事件发生后的五六年仍不时有媒体关注，尤其是在事件周年日前后一段时间。至今，宜黄9·10拆迁事件的受伤者仍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附属第一医院接受治疗，而因该事件被免职的数位宜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也仍然处在“冰封”状态......

宜黄9·10拆迁事件舆情汹涌与新媒体微博关系很大。当时正是微博兴盛之时，那些自诩站在正义一边，帮助受伤者维权的记者们，正是利用了新媒体微博的作用。这些记者站在事发地政府的对立面，紧盯政府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出现的某些瑕疵，然后上纲上线，并以选择性报道和“新新闻主义”写作手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舆论狂潮，最终把宜黄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掀翻在地------双双被免职。

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包括喉舌媒体央视、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等在内的官媒和市场化媒体连篇累牍跟进报道，其主基调是对事发地政府进行批评和指责。可以说，那时在公共舆论场上，形成了一种官媒和民媒联合起来对事发地政府进行“舆论围剿”的态势。而处在事件旋涡中的宜黄县政府，无疑处于绝对弱势地位，面对强大的、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既无招架之功，遑论还手之力，只能且战且退、丢盔卸甲，可谓顏面扫地，政府公信力和威信急速下降......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时候需要有人站出来发声，为宜黄县政府辩护，更为当代中国地方发展逻辑的正当性进行申辩。于是，我奋起迎战，写下5000多字的文章------《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文章写好后我同时投给了两个我认识的记者，一个是《南方周末》报的邓谨，一个是《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杜珂。前者反应慢了半拍，尽管后来也发了我那篇文章的摘要。后者很重视，《中国改革》杂志是由国家发改委主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杜珂告诉我，编辑部三次开会审核我的文章，前两次开会决定不发，但考虑到此文非同一般，所以第三次会议决定以“来函照登”的形式在“财新网”全文贴出。

2010年10月12 日，大概是那天上午推出吧，到了下午就开始疯传了。那天傍晚时分，我接到自称是新浪网一位部门负责人的电话（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找到我手机号码的，其神秘能力堪比克格勃），他告诉我说，他们老总看过我文章后拍案叫绝，希望我立即在新浪网同时开通博客和微博，博客是让我发那篇文章，微博是让我参与网友辩论......到了晚上，我的那篇文章就传遍全网了，不过，很多网站把我文章的标题换成“江西宜黄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正如南都那位专访记者所写：李昌金曾经的一个举动，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有网友则用“大讨论、大讨伐、大传播、大流行、大时髦”来形容此文引发的轰动效应。人民日报、新华每日电讯分别于10月13日和10月14日，专门针对我的文章编发了评论员文章。2010年10月13日，凤凰卫视“时事开讲”栏目以“宜黄官员投书媒体：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题，对我那篇文章进行点评。凤凰卫视“名嘴”何亮亮先生在节目中对该文给予了很高评价，并认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没有错，就是事实。

那些天，大凡有一定影响的报纸、卫视和网站等大都以不同形式报道了这篇文章的有关情况。有在北京接近高层的记者朋友告诉我，文章甚至放到了高层领导的桌面上。这篇文章的广泛传播，让社会各界看到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地方政府强拆立场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合道德性”。有记者朋友告诉我，在此后包括央视在内的一些有关强拆节目中对于地方政府强拆批评的调子明显软化了......这是该文最直接的效果，之后，我又写了两篇与宜黄9·10拆迁事件有关的文章，多个角度对事件进行了分析......

我的这篇文章被媒体解读为“宜黄来信”、“宜黄投书”或“强拆发展观”等。有记者在网上撰文分析认为，这篇文章的内容跨越几个学科，水平不一般，地级市以下记者写不出这种水平的文章，因此认为这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有一个写作班子，并且认为这个写作班子就是宜黄县刚被免职的县委书记邱建国雇来的枪手......

“宜黄投书”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媒体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在此略列几篇相关文章： 2010年10月22日，南方人物周刊《一位改革派地方官员对宜黄事件的思索——对话宋亚平》（本刊记者彭淑采写）。其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这篇文章？宋亚平：他说的话反映了全国、特别是第一线搞操作的党政官员的真实想法。网上有帖子骂他，其实是情绪化的一些说法。不仅如此，宋亚平还辗转找到我的手机号码，然后给我打电话声援我的举动，并表示赞同我文章的观点。

2010年11月1日， 法制日报《宜黄搅起一个时代的观念之争》（撰稿人为秦平），文章说：“宜黄投书”的意义不在于为谁辩护，而在于它暴露了当前人们在社会发展认识观念上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所必须经历的阶段。

2010年11月25日，中国改革杂志《宜黄事件反思》（撰稿人为萧武），文章说：“按照常理，新华社、人民日报既然是官方媒体，当然就应该承担起解释政策、为政府的做法做出解释、在遭遇批评的时候进行辩论的责任。但是在媒体对宜黄政府进行完全一面倒批判的时候，官方媒体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功能，“宜黄慧昌”只好通过“财新网”这样的市场化媒体来发声。这到底是官方媒体的悲哀，还是“宜黄慧昌”们的悲哀？”

2013年5月，宜黄9·10拆迁事件已过去了近三年，但舆论对这个事件仍然高度关注，甚至好几年《浅议“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竟然成为公务员考试考前必看的申论范文。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年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方都市报》安排记者张天潘对本人进行专访，这个专访在《南方都市报》 一经刊发，便又一次在网络引起了巨大反响，并再度引发人们对于强拆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2013年5月23日，时代周报发表以《“拆出一个新中国”之辩》为题的文章，受访者孙旭阳表示：“我认为，在事实层面，李昌金先生并未说错-----如果“新中国”指的是城镇化后的中国，“自愿拆迁”指的是没有动武的拆迁。“宜黄慧昌”对部分“公知和愤青”思维分裂的批评，我也是认可的。这些人一边支持城镇化，呼吁大发展，一边发帖辱骂强拆官员......”

2016年，广东省中山市委机关报《中山日报》，从3月21日开始，以8个全版刊登周俭的《城市拆迁的思考》一文，文章多处提到我那篇文章，并旗帜鲜明地为“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的自愿拆迁”、“公众同情被拆迁者因仇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观点进行辩解。文章说：“实际上，强拆不仅是合法的，更是合理的、必须的，‘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的自愿拆迁’并没有错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在宜黄9·10拆迁事件发生7年之后，当年热播并引发社会极大反响的、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由知名导演李路导演，著名影星陆毅,张丰毅,吴刚等主演），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直接回应了我在“宜黄来信”中提出的观点，并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拆出一个新中国”对于中国城市化乃至中国崛起的意义。《人民的名义》编辑周梅森可谓用心良苦、难能可贵！他把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话通过剧中人物市委书记李达康的口说出来了。其实，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一六事件”的原型就是宜黄9·10拆迁事件。

当时其实我并没有看这部电视剧，是多位朋友在看过这部电视剧后，打电话告诉我说《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与我有关的内容。然后我特意上网找到这部电视剧观看，看到了朋友说的那段内容，然后通过反复回放的方式，把那段台词记录了下来。

《人民的名义》第六集前段有一个“京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的场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市委书记李达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拆迁问题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女记者提问：西方媒体报道说，本市“一一六事件”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说我们是“拆出一个新中国。”

李书记回答：中国现在主要矛盾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就拿大风厂“一一六”事件来说吧，这是我市两家企业的股权纠纷，这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那么也就是处在矛盾的集中暴发期，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矛盾，就回避、就不发展吧。

男记者提问：李书记，请回答，你是如何看待“拆出一个新中国”？

李书记回答：我倒觉得，拆除一个旧中国，没有什么不好吧！不拆掉一个旧中国，怎么能建设一个新中国啊？不过，我认为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公道、不够厚道！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和方便，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成果，视而不见、指手划脚，甚至是造谣诽谤！

......

宜黄9·10拆迁事件受舆论关注时间之长、对地方政府和社会影响之大、各方讨论之广泛深入在同类事件中前所未有，因此，毫无疑问宜黄9·10拆迁事件将载入中国法治史册，而我那个所谓的“宜黄来信”，也无疑将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宜黄投书”提供了一个观察地方政府发展逻辑的窗口和一个讨论并达成某种共识的契机。“宜黄投书”隐藏在其中的，其实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

宜黄9·10拆迁事件客观上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运动过程中，更加注重保护被拆迁户利益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说，宜黄9·10拆迁事件尽管是一起悲剧事件，但在相当程度也具有积极意义。有人说：社会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曲折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