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中南海是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在工厂、农村和商店里。有些在办公室、书斋里想不出、想不通的问题，有些在各类会议上议而不决、难以解决的问题，到农村去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就豁然开朗了。有时苦思无策的事情，农民已有创新；有些困惑已久的问题，农民早有答案；而有时我们杞人忧天地担心，基层却并未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很多网民称自己为“草根”，那网络就是现在的一个“草野”。网民来自老百姓，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习近平强调，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对互联网监督，不论是对党和政府工作提的还是对领导干部个人提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
2021年1月24日，转发《世纪之辩：饶毅激辩张曙光、裴刚，科学界的大瓜完败娱乐界！》
各行各业都需要“饶毅”这样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发声，同各种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等现象作斗争，三农领域亦如此。三农领域伪专家、伪经验、伪成果太多了。
网友跟评1: 政府的试点机制也陷于类似的怪圈。按道理，对试点地区只需做政策松绑，以测试新政策的执行效果。即使如此，还得新政策在试点区处于边际递减的开端最高位效应、光环效应和洼地效应。而我们评估试点不仅不排除这些效应，而且在试点时期撒入大量资金、资源和优质人力给予支援，结果大量试点成功的政策一推广就大面积失败。
网友跟评2: 伪经验有时最害人。我们经常看到的示范与模式，表面看非常成功，岂不知这些成功的背后有许多政府力量特别的加持，或者村庄能人的特别加持。这些都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是绝大多数没有这些条件，你去学习它模仿他就必败无疑。
网友跟评3：一些所谓的顶级学者，因为他参与的项目或打造的模式，和政府的利益与想法一致，政府背后给了大量的资源，你会发现他参与或主持的模式都很成功，声望日隆，以至于自己都认为自己很牛。但他的模式一旦定型全国推广，就会发现根本行不通。我不知道农村合作社是谁鼓吹出来的。
2021年1月29日，转发《农业农村部：承包期内农户家庭成员共同享有承包地权利，不存在新增成员无地问题》
网友“小村长”评论（一位村干部）：说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实则再损害真正需要种地的弱势农民的权益，说是为了增加土地效益，实则零散的土地让效益降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变相的土地私有化，基层政府及村委会已失去粮食安全问题所依赖的土地管理能力，而不管是土地的承包者，还是经营者，种地没有利益，他们是没有积极性的，但权限在他们手里，没利益撂荒也不会交给别人，这样的土地政策，如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
2021年2月15日。转发《春节突发血案！两起灭门残案致8死2伤，令人太悲伤！》
这是欠钱不还的恶果，诚信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由此我想到了赵晓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文章认为：如今的中国人是什么都不信的：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命，不信未日审判，当然更不信天堂。古典的中国人还信孔子，还懂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经文化大革命洗礼后的中国人就连这一点可怜的伦理也不再相信了。什么都不信的人，最后只能信自己。而信自己实际上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的，撒谎骗人害人坑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文章认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不同是：前者更容易建立共同遵守的制度。原因也很简单：拥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相比于只是信自己的人更容易建立彼此间共同信任，从而缔约。
文章指出：从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呻吟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危险在逼近：虽然我们已经告别人类最昂贵的计划制度，因为缺乏合理的市场伦理，却有可能陷于人类最贵的市场制度。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没有教堂的市场”，这是中国朝野必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章最后提出：现实无疑需要我们往前再多走几步。其中之一，便是文化变革，找到一个与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建构。要做到这一点，或者从自己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开掘一整套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伦理，或者通过吸收和引进的方式再造文化基因。从波士顿到印第安那，漫游于北美广袤的土地，聆听座座教堂发出的深沉的钟声，我不时地会想起了多年前一位愤怒诗人的诗，并想着要将之改变如下：
敬畏神威
敬畏闪电
也敬畏天空的惊雷
惟有敬畏，才能得救。唯有信仰，市场经济才有灵魂
2021年2月15日。转发年《您在城里近黄昏，回归乡村恰入逢春》
本文作者曾是一位基层乡党委书记。开展新上山下乡运动的重点是引导城市数亿退休人员尤其退休公职人员到农村创业兼养老，这个是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可操作性的。不过，这还需要社会充分讨论达成共识，同时要有一套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
网友评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告老还乡制度，这不新鲜！关键是要搞清楚现在农村需要什么？第一是明方向：壮大集体力量，彻底根除小农经济弊端；第二是揽人才、技术、资源（社会资源），这是核心，选大学生村官，资本下乡弊大于利，应探索新时代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临近退休的处级以上干部和副高以上科技人才回乡任职，这个年龄群体的人经验丰富，阅历宽广，社会资源雄厚，若回乡任职，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实质帮助，私人资本下乡以更多考虑的是资本利益回报，干部和知识分子告老返乡，会更多地造福桑梓。
2021年2月15日。转发2021年《一号文件》，国家释放3大信号！农村大变样？ 3个好消息！
几年前一篇《中国农业死于中央文件》的文章曾火爆农业圈，这个显然过于偏激，但如果对一号抱太大的希望，恐怕也是要失望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现在做乡村振兴最有经验的都是解读文件的人，其他人大多都不知道怎么搞，越到基层越不知道怎么搞。’这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谈到乡村振兴，最应该知道怎么搞的是农民和基层干部。这是农村改革根本经验的启示。”
2021年2月16日。转老家江西宜黄县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中港乡（老兰水乡）一组老宅照片。
过去老旧宅全荒废了，城市化浪潮无人阻挡……但从这些照片当中，人们可以想像这里曾经的辉煌，这就是时代的变迁，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江西网友跟评1：去年国庆因母舅八十大寿庆贺生日，回到小时候成长的家乡！映入我小时候的憧憬变成了陌生的乡村；当年一条古街、古道拆了；整个村庄当年至少有上百幢老房子，现在竟然没有一幢老房子的影子。后我向舅舅了解情况原因：一是政府有拆迁任务，二是老屋多年失修变成危房，三是现在年轻人在外打工，对家乡老房不够对重视。我走过不少景点，如放到四川、浙江福建等地，将又是一个古镇旅游景点。朦羞谁来买单！
网友跟评2：《老村》（作者：子之燕居）：曾经璀璨转苍凉，蒿草掩沒旧时墙。门前车马留痕迹，堂上画刻尽蛛梁。唐宋文章已成梦，江湖家声难为扬。杖策归来东向望，青山依旧绕清江。
网友眼评3：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乡村人口外流，年轻人不愿意返乡，是因为乡村条件太差。殊不知，日本的乡村振兴已持续70年，环境与设施相当优越，但年轻人依然纷纷“逃离”乡村，涌向东京为首的三大都市圈。可见，这不是条件差的问题，而是就业机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生存到生活、生命权利的递进发展问题，以及从村到乡、到县、到市，社会资源的集聚与享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乡村年轻人事业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城乡融合。基于此，我们应该做的，可能是促成这种融合、以及城乡空间转换与人流的循环流动问题——这不是单向的进城或下乡，“空心村”和“城市病”应该协同解决。其实，这种融合与循环亘古即有、国内外皆如此，这是生存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为此，我们不能变着法儿，在现阶段把年轻人堵在“狭隘”的乡村里，他们也需要广阔的城市空间——人生需要这种历程和精彩。该回乡的时候自然就回，只是那时回乡的已不是原来的乡里人和年轻人。乡村如何振兴？年轻人何时返乡、如何返乡？日本的发展颇为值得我们反思。
2021年2月16日。转发《刘定富：水稻6G时代将这样发展丨新年问大咖》
何为6G水稻？文章认为：“对于6G水稻，我认为很可能是优质香型的籼粳亚种间杂交稻或者转基因水稻。”我十分赞同作者观点， 种业要像手机一样放开，参与国际竞争。那种认为为了保护国内种业，阻止国际种业入侵的主张是一种短视。尤其是不少人排斥杂交稻，认为只有常规稻才正宗，这是一种偏见，甚至有人建议育种专家放弃杂交水稻育种，这显然对种业科学缺乏最基本的常识。
在中国地方治理实践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在两极之间摇摆，即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矫枉过正。在对待农民负担方面，从过去的横征暴敛，一下过渡到免征农业税，而且对过去一些农民由于各种原因拖欠的税费尾欠也一笔勾销，同时，国家每年还给大量的补贴。而与此同时，对于过去退下的村干部用自家的钱或贷款，用于垫付上交税费或其他费用，还有没有拿到的工资，以及用于垫付各级干部来村里吃喝招待费等，还有拖欠的民办教师的工资等，却没有人管，乡村干部都奉行“新官不理旧事”。如此，对于所谓“刁民”的无限仁慈，对于过去为基层政权巩固作出贡献的村干部，以及其他各类人员的无限残忍，让无数寒心不已，按农民的话说，就是“人教人会乖”。在这种现实的教化之下，农村社会风气怎么可能会好？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年来，农村伦理失范、道德滑坡和良好社会风气的不断弱化，与农村政策的错位关系极大，或者说脱不了干系。
居于农民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以及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国家作出的牺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党和政府对农民怎么好都不过份。但如果因此把农民问题道德化，谁为农民说好话，谁就是农民利益代言人，谁就占据道德制高点，谁就成了农民的亲人，谁就得到所有人的点赞；而与此相反，谁批评农民的缺点，谁强调国家利益、谁强调维护绝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谁说部分是刁民，谁就是大逆不道，谁就是农民的敌人，谁就遭来所有人的拍砖，以至公共舆论场没有敢说农民的“坏话”，政府几十年来没有再提“打击农村中的歪风邪气”……这是农村社会风气变坏的另一个原因。
上述现象如果只是在民间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当政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问题就大了，也就是说某些当政者也在以讨好农民为荣问题就大了。因为，政治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散财童子，所谓“仁不带兵，义不行贾”。这里存在一个如何处理“大仁政和小仁政”关系问题，存在一个怎么做才符合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利益的问题。记得2018年，我在广东农村研究院工作期间到广东某地级市调研，在与市长座谈讨论时，谈及取消农业税问题，他说：一亩收一块钱行不行？为什么一定要取消呢？我非常赞同这位市长的观点，也完全理解他说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不是一个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涉及农民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感的问题。因为，皇粮国税是几千来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观点，现在这个观点，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慢慢将消失殆尽。如此，必然对于今后农村社会治理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我一直认为，取消农业税不是一个历史性功绩，而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并且历史必将证明这一点。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给予农民尽可能多的利益，因为在收取农业税的同时，可以增加给农民补贴的数额，但是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前段时间网上有篇文章，《请把抢劫农民的钱还给农民》，看见吧，取消农业税恶果显现出来了，新生代的农民会认为，过去几十年、几百年交的农业税都交错了，都必须加倍偿还。如此，他们还会有多少国家观念、国家感情？这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
2021年3月21。转发《陈文胜，慎言把农民组织起来》
这个观点很有道理。现在“把农民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一些专家把这个当作口头禅，开口闭口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似乎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村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农民幸福的日子就自然降临。他们也不问问，把农民组织起来干什么？
网友跟评1：那些号称搞乡建事业的人，哪个不是挥霍着纳税人的钱搞形象工程？哪个样板具有示范效应了？除了政府再造样板哪个成功案例被其他地方成功复制了？
网友跟评2：不管是搞过实践的还是搞纯理论，都不要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更不能有那种老子真理在握，天下唯我独尊的气质。农村该怎么搞就交给农民去搞吧，也不求你们给他们多少好处，别限制他们就足够了，他们不是婴儿，也不是农奴。如果他们真的是土地上的主人，就让他们做主吧，给他们创制权，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出适合自己的丰富多彩的产权安排。知识分子不应该去指手画脚，更不应该去代表他们。
网友跟评3：一些人总以“不实践的看到的都是问题，实践者会不自觉的在问题中寻找解决办法。”来作为他们的失败和问题做挡箭牌或遮羞布。错误的实践或犯错的实践有多少意义？欺骗大众的实践有多少意义？
网友跟评4：三农领域有三类人：一类人是情怀党，虽然自己做合作社做一个失败一个，也知道绝大多数合作社是空壳，不是空壳的合作社大多也是假的，是为极少数人把控的合作社，但总抱着也许成了呢的侥幸心理，依然鼓吹，不鼓吹这个会怅然若失，没了情怀似的。一类人是通过解读和鼓吹，俨然政府专家、三农国师的样子，可以拿科研资金、政府会议出场费、政府项目策划和评审费。一类人是从来根据政府文件和数据做研究，文件词汇和数据背后的真实含义从未知道。
网友跟评5：很多学者与乡建机构每天关注政策，解读政策、歌颂政策，声望日隆之时，赚钱机会就来了。他们的问题在于，从来米有质疑有些政策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反右他就赞反右伟大，文革就赞文革英明。
2021年4月28日。转发《专家观点 |李昌金：特色小镇建设的浙江经验》
特色小镇发轫于浙江，但现在的“特色小镇”已完全不是浙江特色小镇的概念，现在特色小镇的概念已完全异化为一个旅游概念，其实在浙江它是为了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旅游不是它的主要功能。
浙江当初为什么要特色小镇？这个可以从浙江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东凌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得到答案，他说：“特色小镇建设落地就是以产业的有效投资，来推进产业的经济转型。浙江为什么要提出建设“特色小镇”？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2014年前后浙江的产业投资在不断地下降。浙江每年的投资大概增长12%到16%之间，但其中大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所占的比重和增幅只有5%左右，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速度只有2%、3%，有的地方、有的年份还出现下滑。二是要推进经济的转型。浙江工业经济总量里70%都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附加值很低，因此需转型升级，办法也有两个，一个是传统部门的修复，另一个是新部门的培育，也就是我们在抓的特色小镇。新部门要靠什么来培育？中央提出来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到底就是人才的创业，人才的创新。要创业、创新总得搭建条件，要有资金的支撑，要有一块地方、有个政策，所以我们把特色小镇的建设放在经济的转型升级上。
2021年4月30日。转发《李瑞环：说空话连野猪都不信》
如今社会的浮躁之风，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党风政风出了问题。让我们重温李瑞环同志说的话：“许多在位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在会上听到的都是“满台锣鼓响，一片赞扬声”，很少有谈这些问题和问题的严重性，谈问题怎么解决。” “有些文章写得不好，不是词汇不够多、句子不够美，而是在鼓捣字儿上花的时间太多，在研究事儿上下的功夫太少。”
2021年4月30日。上传北京昌平崔村镇香堂村委会广场一组照片。
去年冬天在江苏宿迁洋河农村，目睹电影下乡活动，广场几乎空无一人，只有放映员孤独地站在放映机旁边，今天在北京昌平崔村镇香堂村委会广场党史教育活动公益电影放映广场，那一幕又出现，诺大的广场就三五个路过的人，没见有在认真观看电影，而且放映的和江苏宿迁一样也是武打片。看来形式主义是一种流行病，同时也说明现在政府一些部门制定的某些农村政策离农村实际有多远。
2021年6月7日，转发《重磅！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韩长赋，王正谱，唐华俊等出席揭牌仪式》
感觉14年前中央刚提出新农村建设时的那一幕情景又一次再现。那时也是各种“新农村建设研究院”牌子满天飞，现在是“乡村振兴研究院”的牌子满天飞。14年前的“新农村建设研究院”起到了何种作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4年前的新农村建设浪潮没有阻止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进一步衰败，那么14年后的“乡村振兴研究院”又能发挥什么作用？14年后的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挽救农村的衰败？没有人知道答案。
2021年6月19日，转发《周天勇：农村土地究竟是谁的？很多地方其实是村长所有》
这位专家不懂国情和农情。不过，在北方农村集中居住的地方可能存在这种倾向，而在南方绝大多数农村没有这种情况。在南方农村，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深入骨髓的观念可以概括为（尤其是土地确权之后）三个层次的所有：最底层是国家所有，次层是村小组所有，再次层为农户所有。
2021年7月19日，转发《黄宗智 | 农业内卷和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运作机制》
该文作者引用了2019年我在广东农村研究院工作期间写的《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的内容：李昌金，作为第一线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提出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和论析。在广东省近几年的“乡村振兴”过程中，上层官僚们设计了典型的脱离实际的官僚形式主义工程，以城市为农村的模范。譬如：在垃圾和污水处理方面，规划将农村垃圾运到县里的垃圾填埋场统一（无害化）处理；污水处理基本同样，其设施大多仅成为摆设。在打造美好乡村中，则主要关注打造几个“样板村”来给上面看。理论上，乡村振兴执行中强调的是，时髦的所谓PPP模式，即结合政府（公）和社会私企（私）的投入，以为那便是政府和社会的协作，但实际上，基层干部和村庄社区本身都没有权力和真正的参与，只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或仅仅观望，甚至抵制。结果是，政府投资乡村振兴额度是以亿元计算的，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一句话，乃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例证。
2021年7月24日。上传一组在川西北游仙区、青川县、平武县农村调研的一组照片
川西北一周三区县农村调查。四川乡村振兴亮点不少，不过，感触最深的还是一些地方采取行政手段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结果造成合作社严重亏损，其中的两个合作社两年时间分别亏损100多万元。这个事实再次表明，近几年全国学烟台经验，大力推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个政策导向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不是不能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只是切忌用运动式、表演式的方式搞。最近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守英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把承包经营权回到集体组织手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四川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佐证了刘守英这句话的正确性。
2021年8月3日，转发《用矛盾分析法，来剖析乡村振兴3个阶段，能看到农村美好未来》
运用哲学方法促进新时代乡村振兴非常重要。一直以来，在公共舆论场上，关于乡村振兴普遍存在一种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中国农村情况很复杂，在两极之间还有很多中间地带，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一句就是要用哲学中对立统一的法则、一分为二的观点、辩证统一的关系来分析乡村振兴中有关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发展与环境等关系问题，以及一二三产的关系、乡村振兴二十个字五大关系以及其他各种关系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纷乱复杂的现象中理出头绪，然后抓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使乡村振兴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2021年8月7日，转发《如何美化全红婵的发言，是一个难题》
年幼冠军越是“天真”，说出的话就越是让人感到沉重，让人无法正视。她的天真和纯粹背后，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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