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涛：家庭政治转型视角下城郊村年轻人离婚实践与现代化调适

   摘要：社会转型期城郊村年轻人离婚不断增多，文章将此现象置于家庭政治转型视角下进行解读。城郊村年轻人离婚实践呈婚姻存续时间短、生活摩擦增多、离婚由女性提出居多的特征。随着家庭政治转型到夫妻核心家庭内部的日常生活领域，女性在婚姻中的主动性增强，她们努力构建去性别化的家庭角色分工并积极增进亲密情感，而夫妻间生活摩擦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男性转变观念滞后与女性要求之间出现错位，当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诱发婚姻解体。女性进一步以退出婚姻与再婚为策略来构建新的择偶标准，并以此对男性进行筛选，进而推动男性调适观念以实现婚姻家庭的现代化发展。由女性推动的家庭政治转型撬动了婚姻家庭的系统变革，城郊村农民婚姻家庭向现代的转型依托于由个体独立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现代化观念不断渗入与新居制所构成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与空间基础。

关键词：城郊村；年轻人离婚；家庭政治转型；生活政治；婚姻家庭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根据民政部统计数据，中国离婚率从2003年起已出现了17连增，农村离婚率亦相应地呈增多趋势。河南、宁夏等省市，80后、90后年轻人离婚诉讼案件在农村离婚诉讼案件中占比已达到60%。这一数据表明年轻人离婚愈益成为农村离婚的主体，从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农村年轻人离婚不仅数量相对较多，而且速度比较快，其中“闪离”占到一定比重，使得社会一时间谈离色变，一些年轻人“恐婚”倾向明显。因此，研究者应对转型期农村年轻人离婚这一社会热点话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推动家庭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

对农村年轻人离婚现象的理解可分为离婚提出主体、离婚原因、主要类型、离婚后果等几个层面。既有研究普遍指出，女性成为农村年轻人离婚的提出主体，这表明女性在婚姻家庭中不再处于传统的依附地位，相反趋于占据主导地位，地位不断提高。在离婚原因及主要类型上，班涛、陈讯指出，物质因素对婚姻维系愈益重要，女性提出离婚往往因男方经济贫乏所致。张雪霖认为，年轻女性提出离婚大多因为男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这并非指男方绝对贫困，而是其在村庄中处于相对中下层位置，因无法满足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或物质消费竞争而导致离婚。除此之外，年轻人离婚原因还包括婚内出轨、男方赌博以及夫妻性格脾气不合等。与上述这些相对清晰的离婚原因不同，一些研究者发现年轻人因日常生活琐事而引发离婚的情况呈增多趋势，在外界看来双方并无多大矛盾或其中一方并无多大的过错。王会、欧阳静发现，2000年前夫妻双方离婚通常有一些具体而特殊的原因，然而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因一两件生活小事就会离婚。李永萍指出，现在年轻人离婚并非家庭矛盾激烈化的后果，相反离婚显得更为“平和”，离婚原因变得模糊。在离婚后果上，虽然年轻女性提出离婚居多表明女性婚姻自由与自主权得到实现，然而女性趋于主导会带来她们只愿享受权利却不愿承担义务的个体本位，同时女性基于物质条件提出离婚带来底层的弱势累积与底层男性重新成为光棍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增加社会风险。

既有对农村年轻人离婚形成原因的解读可分为“婚姻市场论”“伦理观念论”“现代化理论”三种研究进路。“婚姻市场论”提出，年轻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主导地位缘于男女性别比失衡而导致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占据的优势地位，由此女性的要价权提高，这一方面助推了男方在完成婚配时所承担的婚姻费用增加，另一方面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婚后当男方无法满足女性的物质消费需求时就会引发女性提出离婚。女性将离婚作为实现阶层地位向上流动的媒介，从而增加了底层男性的婚姻解体概率。“伦理观念论”认为，在村庄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当前因婚内出轨而引发的离婚表明年轻人性观念趋于开放，传统伦理观念弱化乃至陷入危机；同时其将年轻人因生活琐事引发的离婚称之为“自我中心主义”，即只注重个体的自由，却不愿承担在婚姻家庭中的责任。“现代化理论”指出，年轻人离婚增多与人们重视婚姻的爱情基础和离婚自由有关。与传统女性对婚姻持容忍态度不同，现代年轻女性不愿将就，日益注重彼此有无共同语言。这一理论更擅长用来解释因夫妻性格脾气不合而引发的离婚。上述三种研究进路更适合解释有具体且明晰原因的农村年轻人离婚，却无法很好地解释因日常生活琐事引发的离婚。由于后一种离婚在农村呈增多趋势，特别是在婚姻市场相对均衡与现代城市观念渗入较强的城郊村，因此我们需要转向其他新的研究进路。

为了更好地对农村年轻人离婚，特别是城郊村微观层面的因日常生活碰撞引发的离婚趋于增多的现象进行解释，本文引入家庭政治转型视角。结合吴飞将家庭政治称之为“为各成员互动的权力游戏”与张建雷等将家庭政治概括为“内部各主体拥有的权力、责任与义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规则”等，本文的家庭政治即“个体间围绕权力、责任、义务与情感形成的互动关系，及对此做出规定的规范体系”。家庭政治转型的内涵是在城镇化与务工经济的背景下，农村家庭政治的内容从生产转向微观的日常生活互动。此外，与传统家庭政治的主体主要发生在纵向的子代小家庭与大家庭之间不同，当前家庭政治主要发生在横向的夫妻之间，即家庭政治转型表现为从传统纵向伦理导向底线的生产政治转变为横向情感导向的发展型生活政治。

吉登斯提出，从传统解放政治向现代生活政治的转型不仅发生在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还体现在微观的家庭领域。情感民主作为其家庭生活政治理论的关键内涵，是指女性与男性以平等方式参与家庭生活，即家庭生活政治体现了男女对平等与情感发展的追求。然而本文的生活政治与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并不完全相同。首先,吉登斯理论主要回应的是在流动与不确定的晚期现代性社会，个体如何在与社会有效互动中达成自我认同、自我实现与社会团结的目标；而本文探讨的是家庭成员间围绕生活事务的责任分配与情感共同体发展的互动博弈。其次，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与传统的解放政治相对照；而本文的生活政治则与传统的生产政治相对照。最后，在生活政治追求的目标上，吉登斯的理论是在后匮乏时代，即随着个体在经济物质层面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转向更高层次的个体价值性追求；而本文的生活政治则指向家庭成员的亲密与情感关系建设。虽然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关注到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层面，但其主要着眼于家庭成员间亲密情感的民主化，即在互相依赖的亲密关系中避免走向情感滥用与强制，理想的方向为实现平等与尊重；而本文所称的生活政治意在达成家庭内部个体自主与建设亲密的情感共同体的目标，即偏向于动态模糊的情感化。运用家庭政治转型这一研究视角，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年轻人何以因日常琐事离婚，并认识其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年轻人离婚所反映出的家庭政治转型构成了家庭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通过对年轻人婚姻家庭秩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整体的农村家庭转型与发展。

本文的实证分析材料来自笔者2015年10月、2019年10月分别在四川成都C村与湖北宜昌W村所做的田野调查。两个村庄从类型上都属于城郊村，村民主要依靠在城市就近务工获取收入。选择城郊村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其处于从乡村向城市转型的前沿，其所具有的特点是代际经济以及居住空间的相对独立，这为夫妻构建新的互动模式提供了基础。由于其他位置相对偏远村庄的结构性质的发展趋向与城郊村较为相近，只是在发展程度上不如城郊村，因此考察城郊村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握未来农村家庭的整体发展与转型方向。C村隶属于成都市代管的Q市，村民开车十几分钟即可到达成都市区，交通的便利使得村民普遍维持着早上去城区务工、晚上回村的“离土不离乡”的生计模式。C村有812户，2594人，下分16个村民小组。W村隶属于宜昌市下辖的D区，距离市区有五分钟左右的车程。W村村民原来依靠种植柑橘与蔬菜获取收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村庄土地绝大部分已被征收，村民被集中安置上楼，村民生计模式与C村相似。W村现有730户，2710人，下分13个村民小组。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的深度访谈法去理解农村年轻人离婚的特征与逻辑，访谈对象除了年轻人之外，还包括年轻人的父母、其他村民、村干部、乡镇民政办工作人员等。

二、城郊村年轻人离婚实践的基本特征

当前农村年轻人离婚占据农村离婚的主体，而且农村年轻人离婚率还在增长。为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本文从婚姻存续时间、离婚事由以及离婚提出主体三个层面展开分析，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总结能较好地展现出城郊农村年轻人离婚实践的基本特征。

（一）年轻人的婚姻存续时间较短

C村从2000—2014年共有15例年轻人离婚，其中婚姻持续1年以内的离婚比例为12%， 婚姻持续1~3年的离婚比例为35%，婚姻持续3~5年的离婚比例为24%，婚姻持续5~10年的离婚比例为18%，婚姻持续超过10年的离婚比例为11%。W村从2000—2018年共有19例年轻人离婚，其中婚姻持续1年以内的离婚比例为17%，婚姻持续1~3年的离婚比例为32%，婚姻持续3~5年的离婚比例为28%，婚姻持续5~10年的离婚比例为14%，婚姻持续超过10年的离婚比例为9%。从两个村庄年轻人离婚案例中可以看出，年轻人婚姻存续时间为1~3年的比例最大，可知离婚年轻人婚姻存续时间较短；两个村庄离婚年轻人的婚姻存续时间1~3年与3~5年的比例之和超过了一半，可知年轻人离婚集中于婚后1~5年这个时间段，其中3年成为重要的节点；随着婚姻存续时间达到5年乃至10年以上，年轻人离婚率呈走低趋势。

（二）年轻人离婚多因日常生活摩擦

从离婚事由来看，C村年轻人因日常生活摩擦导致离婚的比例占46%；W村因日常生活摩擦导致离婚的比例占43%，可知两个村庄年轻人离婚的主要类型为生活摩擦型。生活摩擦的事由多来自小家庭内部的家务活动与育儿的分工安排。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离婚是因为男性吸毒赌博借高利贷、夫妻一方婚内出轨或男性懒惰不务正业等，在C村分别占18%、18%、18%，在W村分别占23%、21%、13%。W村因明显事由而引发的离婚比例高于C村，是因为其前几年刚经历了征地拆迁，户均分得2.5套安置房和几十万元的征地拆迁补偿款，部分年轻人在获得补偿款后并未妥善经营管理，而是将其用于赌博与吸毒，导致财富很快被挥霍一空，小家庭也随之破裂。通过对年轻人离婚事由的分析得知，现在农村年轻人离婚多却无明显而激烈的矛盾。日常生活摩擦具有细小琐碎与比较模糊的特征，很多村民对年轻人离婚表示不理解，因为在上一代人的观念里生活摩擦犯不上离婚，他们据此认为年轻人小题大做。

（三）年轻人离婚由女方提出居多

在C村和W村，女方提出离婚的比例分别占80%和82%，女方占据离婚主导地位。由此可知，年轻女性在婚姻中不再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日益积极主动地表达对婚姻生活的态度，这反映出女性地位的提高。此外，女性主动提出离婚意味着她们不愿再像父母辈一样凑合将就。与传统女性相比，现代年轻女性的婚姻观念及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发生了不小的变迁。即使一些年轻夫妻有了小孩，女性也不愿为了小孩像父母辈那样忍让，当对现在的婚姻生活不满意时，她们会果断地提出离婚，并且认为不幸福的家庭氛围对下一代身心成长的影响要比婚姻解体更为不利。C村和W村年轻夫妻有小孩且女性仍提出离婚的分别占年轻人离婚的64%和58%，这表明下一代对年轻夫妻婚姻稳定性的作用趋于弱化。

上述两个城郊村庄年轻人离婚表现出的特征并非孤立的个案，有研究者在全国其他村庄实证调研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村庄比较一致。因此，分析上述两个村庄案例对我们理解当下农村年轻人普遍的婚姻逻辑有所帮助。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何年轻女性多因生活摩擦提出离婚，小矛盾为什么会导致离婚这一后果，对这一看似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的逻辑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原因需予以揭示。

三、家庭政治转型与碰撞：城郊村年轻人离婚特征形成的深层逻辑

对城郊村年轻人因生活摩擦导致离婚增多，我们不能将之简单归结为年轻人责任意识不足与自我中心思想凸显等主观道德因素。年轻女性基于生活琐事提出离婚增多表明女性地位提高与其在生活领域内愈益重要，这契合于家庭政治的转型，离婚增多即形成于转型过程中的碰撞摩擦。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家庭政治

1.生存与生产导向

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功能主要围绕生产展开，在土地资源紧张与技术水平低下导致产出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维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与保障家庭再生产顺利进行成为摆在农民面前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斯科特对东南亚小农的生存境遇做了很形象的比喻——水淹齐颈。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小农多半维持在底线生存境遇。在农业生产中，为了增加家庭资源就需要对家庭劳动力进行整合与分工：一方面，家庭成员间的合作成为增加农业总产出的理想模式，因而大家庭形态受到推崇；另一方面，由于男性具有体力优势而在农业生产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从而性别分工遵循着“男耕女织”，即 “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在维持生存的家庭目标下，家庭成为一个事业合作的社群；在集体理性主义的主导下，家庭成员间特别是横向夫妻间的情感受到压制，原因在于情感不稳定会对家庭这一事业社群的维持造成潜在冲击。

2.纵向父子轴为主轴

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政治与父权结构相匹配，父代掌握当家权，他们拥有对家庭人力调配与家庭资源分配的权力，同时也承担着对家庭成员的厚重义务。传统家庭政治中，在纵向的父子轴的主导下，横向夫妻关系服从于大家庭的调配。在男女性别角色分工中，由于男性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大，因此男性家庭地位高于女性；在小家庭内部由男性当家，家庭的重大事务由男性做主，女性处于依附性地位。女性在家庭与村庄中的归属与意义的获得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依附性特征。女性受到父权与夫权的双重影响，加上长期的儒家伦理教化，她们由此服膺既有的性别分工，将家务活动与育儿看作自己的分内事。传统女性对婚姻目标的设定是过日子，这契合于维持生存的家庭整体目标；只要日子能过得下去，传统女性就不会想到离婚；传统女性对婚姻质量要求较低，而且她们对婚姻包容的态度会受到社区舆论的肯定。在传统生产导向的家庭政治下，女性对男性的评价标准主要在发展生产与经营家庭上，有能力有本事的丈夫不仅自己是劳动能手，而且还能将家庭大的事务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当男性因赌博或不务正业导致日子过不下去，未能承担起其对维持家庭基本生存的底线责任时，才可能引发离婚。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政治

1.女性地位提高与横向夫妻轴凸显

随着务工经济的兴起，现在年轻男女有着平等参与工业化大生产的权利，有着独立的职业与收入，这对女性影响颇大；加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由此推动了家庭政治从纵向的父子轴向横向的夫妻轴转变，父系权威愈益衰退，横向的夫妻情感则获得了发展空间。由于年轻男性与女性都能独立地获取职业收入，相对丰富的市场就业机会使得家庭摆脱了资源紧张匮乏的处境，家庭目标相应地从之前的发展生产转向更好的生活。年轻女性对婚姻目标的设定不再是简单的过日子，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过好日子。好日子主要围绕生活层面铺展，离不开夫妻间的合作。转型期年轻女性为实现更高的婚姻质量——幸福美满，对男性的要求与期待发生变化并趋于提高，由此她们会积极打破原有的性别分工，并对男女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构。

2.迈向生活领域

一是家务活动的去性别化分工。当前城郊村不少年轻夫妻选择婚后独立居住，这就意味着需要自己处理各种家务劳动，洗衣做饭拖地等由谁承担成为问题。传统社会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下，这些都由女性承担，村庄社会舆论对此予以认可；当男性介入家务时还会被认为没有面子。然而工业社会中男女双方都有工作，女性就会对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不再认同，在其看来，传统性别分工不公平，男女之间不对等。家务劳动不仅琐碎，而且频率高、重复性强，不应该由女性单独承担；同时男性的参与具有象征意义，体现着男性对女性的体贴与照顾。因此女性更希望男性能与之共同分担家务，即女性追求去性别化的平等的家庭角色分工。

二是女性生育过程中的男性参与。年轻男女组成家庭一段时间后就会生育下一代，这一阶段包括女性从怀孕到生产坐月子再到育儿等。对年轻女性而言，她们在生育后面临对下一代的喂养、照料以及自己身体的恢复等多重任务。此外，当女性初为人母，她们需要一定时间适应角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容易陷入心理焦虑，因此希望男性能参与进来。男性的参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体现在喂养的分担，如女性负责哺乳，男性则负责换尿布、给小孩洗澡等。尤其是在少子化的生育观念下，大家对下一代的养育质量愈益重视，使得养育趋于精细化，从而单靠女性无法应付趋于复杂的养育。另一方面，男性的参与体现在对其情绪的疏解上，男性的陪伴本身对女性就很重要，女性需要男性的温暖关心，特别是在她们容易陷入焦虑紧张的坐月子期间。

W村黄某，在其身心虚弱的坐月子期间，老公很少对其讲暖心的话，一回家多是玩手机打游戏。孩子的事情也多由黄某负责，这使得黄某经常发出有没有老公没啥区别的感慨。（20191027）

三是下一代抚育中的父职角色。在年轻小家庭进入生育下一代的家庭生命周期后，年轻夫妻面临着抚育下一代的工作，这构成了家庭生活的关键部分。在传统社会的家庭中，父亲在育儿方面是缺席的，照料与抚育通常由母亲及家庭社群完成。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如此描述：“孩子与父亲的关系稍有不同。在妻子怀孕和生孩子时，丈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责任。在孩子的幼年阶段，就孩子来说，父亲只是母亲的一个助手。”然而在强调父职重要性与必要性的现代科学育儿观念的渗透下，年轻女性愈加认为抚育工作不是女性的专属工作，而应被视为一种家庭共同的责任义务，应由夫妻分工与协商，从而构建夫妻一起参与的多边抚育关系。抚育工作中对父职的强调意味着男性应抽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与照料下一代，女性往往会对男性的闲暇时间做一些规约，这意味着女性对男性回归家庭的预期，并且期待在不断提高，进而对其生活的干预程度增强。W村一网格员要求其老公周末必须抽出一天时间陪小孩，平时下班后也要少打游戏，多做些家务，其老公已逐步调适过来。此外，从女性角度而言，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是彼此交织且相互证成的，男性参与抚育工作体现了对配偶的关爱与家庭的分担，父职对亲子关系的付出成为夫妻关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现代与传统的碰撞：生活摩擦型离婚的形成

随着年轻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在现代城市观念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家庭政治向现代转型，即家务与生育的共同分担。她们不仅希望而且敦促男性回归小家庭，并更多地参与家庭生活。一方面，男性的参与能切实减轻女性的家庭负担，进而减轻女性所承担的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参与还具有关联效应，即女性以此衡量男性对其的体贴关心。男性的参与能增进夫妻的情感关系，进而使核心家庭趋于情感化，让女性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能为其提供情感支持。与女性持内向型面向家庭的生活面向不同，男性持外向型面向社会的生活面向。年轻男性虽意识到应参与家庭生活，但认为传统的男女性别分工仍应继续，即家庭内部事务继续以女性为主，男性尽量配合即可。此外，当女性对男性闲暇时间进行规约时，会让男性感受到被约束，他们希望能自主安排时间。因此，女性追求的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与男性的自我调适不足之间存在落差，男性的调整无法满足女性对其的期待，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夫妻因各种琐事产生摩擦争吵。同时年轻女性会将生活中的琐碎事务放大，即“以小见大”，她们衡量男性有无责任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男性对家庭事务的参与。当男性参与不足时，女性就会认为其缺乏责任心。在C村与W村都有年轻女性感慨“丧偶式育儿”，她们对男性对家庭的付出很不满意，感觉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支撑着家庭，无法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推动城郊村年轻人离婚增多除了家庭政治转型带来的碰撞之外，有其他催化因素。村庄社会趋于流动与开放导致村庄舆论弱化，以及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小家庭与大家庭及亲属关系网络的关联弱化，都降低了村庄社会与亲属网络对年轻夫妻矛盾化解的介入程度，使得矛盾更多依靠年轻夫妻自己解决。由于年轻夫妻多成长于少子的家庭环境，他们缺乏在亲密关系中适度退让包容的经验，这与传统多子家庭的成长环境中兄弟姐妹得以习得包容与为对方考虑有很大不同；因此在日常生活摩擦时夫妻双方往往谁也不愿让步，导致小矛盾容易激化，往往会以某件事情为导火索引发离婚。

四、女性自主性与婚配秩序重构

在城郊村，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推动家庭政治转向生活领域，其构建的新家庭角色分工强调男性对家庭生活参与的责任与付出。这不仅服务于女性对夫妻平等的追求，还在于男性对家务的承担与亲子关系的投入有助于增进夫妻情感维系，从而提高婚姻质量，让女性在此过程中获得幸福满足。当男性不主动转变传统性别分工观念时，她们就会以婚姻退出为策略进而通过再婚实现婚配对象的再组合，她们会重构择偶标准，从而向男性传递压力以推动男性调适，以此对男性实施渐进持续的改造，最终推动年轻夫妻在家庭生活领域的融入与合作。

（一）女性婚姻退出权与择偶标准变迁

当年轻女性与男性在生活领域的磨合持续遇阻时，她们往往就会自主行使婚姻退出权，即选择离婚。这表明现代年轻女性对婚姻质量要求高，不愿再凑合将就，希望能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当女性发现难以对男性进行改造时，她们就会趋向于提出离婚以退出这段婚姻。上文W村的黄某就是在试图通过争吵改变老公而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后，对这段婚姻愈加失望，由此提出了离婚。对城郊村年轻女性而言，在她们个体化与独立性增强的情况下，幸福与否愈益以年轻核心小家庭的经营，即以核心家庭为本位的家庭与个体发展，为标准。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城郊村年轻男女获取的务工机会增多，推动了家庭目标从维持生存与简单再生产型目标转向发展型目标，即增进夫妻间、亲子间的情感关联，进而改进家务劳动安排以及抚育过程中的分工。家庭目标的调整推动了年轻女性一方面积极打破原有不公平的性别分工，推动家庭政治的平权化与情感化，另一方面调整择偶标准与家庭目标相匹配。当女性因生活摩擦增多而选择离婚后，她们趋向于再婚时选择那些积极转向家庭的男性；同时她们更为谨慎，直到遇到合适的男性才会考虑再婚。她们更注重男性对家庭事务的参与，这构成了对男性的主要衡量标准，由此影响了男性在再婚市场中的处境。

由于城郊村仍为熟人社会结构，女性通过构建新的择偶标准会形塑出一定的村庄社会舆论，进而塑造出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谈判空间，特别是在全国婚姻市场尚在形成过程中，且区域婚姻市场还处于关键地位时。随着年轻女性对男性参与核心家庭生活事务的普遍看重，构成了她们对男性重要的筛选标准，那些不主动调适性别分工观念的男性所感受到的压力很大。两个村庄的情况都显示：出性格比较外向的、心思较细腻以及脾气温和的男性再婚时相对比较顺利，相反，那些喜欢玩、不怎么顾家的男性再婚则比较困难，甚至面临被淘汰从而重新成为光棍的境地。

C村的向某很喜欢下班后打麻将，不仅不帮忙做家务，而且也不管孩子的接送与教育。老婆实在忍受不了就和他离了婚，现在过去了三四年时间都没有女性愿意和他再组成家庭。（20151011）

（二）男性调适与婚配秩序重构

随着年轻女性的择偶标准偏向于男性对家庭内部生活事务的参与，不积极转变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的男性不仅婚姻解体的概率增加，而且还意味着他们在再婚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由此推动他们对原有观念予以调适。同时，部分主动融入小家庭发展并参与协作的男性不仅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而且提高了婚姻质量，从而对其他男性构成了引导与示范。年轻男性不仅感受到了婚姻竞争的压力，而且现代夫妻协作观念的渗入程度不断增强，这两个方面共同开启了城郊村男性调适观念的进程，他们愈益认识到小家庭内部不仅在大的事务，如孩子的教育与家庭投资上，需要夫妻协商合作，而且在细小的生活事务上同样需要相互协作。C村与W村现都出现了家庭角色分工多元化的情况，除了男女一起主外与主内的家庭之外，还有部分家庭形成了“男主内、女主外”的性别分工，即“家庭主夫”，这些分工模式都指向家庭发展目标。城郊村的流动与开放使得村庄社会对年轻男女多元的性别分工的认同度得以提高，村庄社会的包容为年轻夫妻自主进行角色分工也提供了空间。

进一步而言，城郊村年轻女性通过离婚这一策略推动了婚配秩序的重构，离婚与再婚构成了男女之间的分与合，即男女间的再组合以找寻合适伴侣。女性在婚姻退出中的主动性提高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设核心家庭，这并非女性走向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义务的自私的个体化，女性将对个体化发展的追求置于核心家庭发展中，即以核心家庭为本位的个体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期，男性观念的转变滞后于女性从而引发了错位，因生活摩擦引发的离婚增多背后是男女间观念的错位。

五、城郊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实现条件与意义

城郊村年轻女性因生活摩擦提出离婚不仅反映女性地位的提高，更体现出她们对婚姻家庭发展的自主性与主动性，这契合于婚姻家庭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家庭现代化侧重于夫妻间、亲子间的情感支持，日常生活领域成为建立情感的关键媒介，其中夫妻的共同参与协作尤为重要。对于生活重心在小家庭上的女性而言，她们的地位提高使得其对家庭发展方向的话语权增强，由此她们有更强的动力推动核心小家庭朝此方向发展。年轻女性愈加注重婚姻家庭生活中的主观体验，其情感能否得到满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对家庭生活的投入。男性转变观念滞后于女性需求使得女性能获得的反馈不足，进而导致女性选择退出婚姻以期通过再婚时的重新组合来寻找合适的另一半。生活摩擦型离婚构成了农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男性在此过程中持续地对其所保留的传统观念予以调适，以此实现与女性需求的有效对接，最终不仅实现家庭政治的现代转型，而且完成家庭目标和家庭功能的系统转型，从而推进家庭现代化进程。

（一）城郊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实现条件

 1.经济基础

城郊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女性的自主性与主动性，这首先得益于她们能独立地参与社会化大生产，经济层面的自主是女性提高家庭地位的基础。城郊村年轻女性与男性一样多在城市务工，女性多从事商场销售与企业财务会计等工作，其中比较体面的是那些街道与社区的体制内工作人员，一个月收入三四千元。年轻男性则不少选择进厂工作，另一部分选择开出租车或做个体生意。从经济收入上看，女性因更细致认真，往往收入不低于男性。女性经济上的自主除了依靠自己就业之外，还有原生家庭的嫁妆和婚后的经济支持，现代年轻女性结婚后与娘家仍保持着密切往来。W村女方父母在拆迁后分配房屋与补偿款时都会给女儿一定比例。女性经济地位的增强成为撬动家庭政治的关键，她们会积极打破原有不公平的性别分工，还积极增强对核心家庭发展进行规划的动力及能力，由此服务于现代家庭形态的构建。

2.社会文化基础

城郊村年轻女性之所以积极推动婚姻家庭转型，还在于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影响。她们在参与社会大生产时深入接触现代观念，心态更加开放。现代城市观念不仅强调男女在家庭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更注重内在情感的经营。在女性看来，感情的增进离不开男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照顾体贴关心，这意味着男性要更多地参与家务及子女抚育。另外，女性观念的自主发展离不开妇女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以及对传统男权的打击，很好地启蒙了妇女。第一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将女性从大家庭父权中解放出来；现在第二阶段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建立夫妻平权，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现代家庭模式。与此同时，现代文化观念对男性的渗入程度也在增强，一部分主动调适的男性对其他男性形成了引导，村庄社会对男性面向小家庭的评价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现代婚姻家庭观念从而进一步向村庄社会渗透。

3.空间基础

城郊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实现还离不开一定的空间基础，即年轻夫妻独立居住的新居制。城郊村的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年轻夫妻进城买房的比例也高，他们在婚后多选择与父代分开居住，多是他们居住在城，父代仍在村居住，由此形成了代际适度分离的居住模式。新居制不同于传统的从夫居，即女性在婚后到夫家所在的村落生活。代际居住距离近，使得小家庭易受到父代的干预，横向的夫妻情感发展更容易受到压制，女性虽然有意愿建设小家庭，但却无法挣脱大家庭及其亲属关系网络的束缚。现在年轻夫妻独立居住有助于降低父代的干预，使得小夫妻能自主决定小家庭内部事务，为横向的夫妻情感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

（二）城郊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意义

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性与主动性推动了婚姻家庭的现代转型，其意义即在于契合现代婚姻家庭发展需要。现代核心家庭功能偏向于情感满足，这区别于传统家庭主要围绕经济合作展开。情感满足意味着要打破原有的家庭角色分工，需要男性通过分担女性在家务与育儿上的责任来增进夫妻感情。年轻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形成还有助于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她们对家庭发展影响的主动性增强，但她们并非追求过高的家庭地位——支配地位。她们与男性在家庭政治中并非形成对立竞争关系而是形成合作互惠关系，家庭政治服务于实现美好生活的家庭发展目标。年轻女性并非将个体放在家庭前面，而是将个体需求满足嵌入家庭，即以核心家庭为本位实现个体化发展，从而在个体与核心家庭间达成平衡。

从男性角度而言，现代婚姻家庭的情感共同体的建立离不开夫妻间的协作，然而年轻男性改造自身观念需要一定的时间。在现阶段转型期，年轻夫妻因相互磨合带来的离婚增多有其合理性，在此过程中男性会对其传统性别分工观念进行调整。一定时间内的婚姻不稳定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家庭发展，当男性逐渐认同建设现代核心家庭目标时，他们对改造观念的接受程度就会提高。同时，随着男性嵌入现代城市程度的增强，他们对现代家庭发展对夫妻要求的认同会增强，从而主动地对自身观念进行调适。城郊村年轻女性的推力与现代文化观念对其的引力共同推动了男性的观念调适，从而有助于年轻夫妻形成合力，进而对其他偏远的村庄产生辐射带动效应，由此增强现代化观念向农村的渗入，推进农村婚姻家庭向现代转型的进程。

六、结语

社会转型期农村年轻人离婚率趋高愈益引发关注，年轻人因何离婚及其影响值得深入分析。既有研究多从婚姻市场、阶层与家庭结构、伦理观念等客位角度解析农村年轻人离婚现象，并认为年轻人离婚会带来社会风险。本文的拓展在于从年轻人主位角度进入他们的内在逻辑中理解年轻人离婚，尤其是年轻女性在婚姻中的主体性与主动性日益增强，因此本文运用家庭政治转型视角解析离婚的发生及影响。因日常生活摩擦导致离婚在农村年轻人离婚类型中占到较大比例意味着小事不小，原因在于女性以小见大地对男性进行评价并做出是否维持婚姻的选择。深层次原因是家庭政治从生产向生活转型，女性要求建立新的家庭角色分工规范，与男性传统观念之间有张力，生活摩擦即是张力的反映。一段婚姻解体后女性确立的新衡量男性标准会影响男性的再婚机会从而倒逼男性改变观念，当男性逐步认同新的家庭角色分工，更高层次的夫妻平等与现代婚姻形态才可能得以实现。

对农村年轻人离婚增多的认识应置于婚姻家庭转型的视域中，婚姻解体成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现代家庭发展的重要切口。现代家庭中的亲密情感关系的形成建立在家务与育儿责任由夫妻共担的基础上，这是摆在已成功将男性从大家庭中拉出来的年轻女性面前的新任务，她们需要动员男性参与小家庭情感生活建设。当年轻女性在婚姻中主动服务于建立以亲密情感共同体为导向的核心家庭时，就不会导致她们形成自我中心本位乃至支配地位。为了实现这一家庭目标，她们愈益推崇夫妻关系的均衡与自主。当从上述角度理解农村年轻人离婚时，我们就会得到新的认识，即现阶段农村年轻人离婚的增多是家庭现代转型过程的自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