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阳：终点抑或中转: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稳定性审视

摘要:县域城市化，是当前我国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和主要趋势。围绕“县域城市化是否稳定”这一问题意识，基于传统农区中西部主要省份县域社会调研，引入“产业结构与就业类型”这一维度，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县域经济工商业基础薄弱，本地经济机会有限，中低端二三产业就业特征明显，劳动力市场价值与婚姻驱动和教育驱动为主导的县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不匹配;加之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社保政策执行强度有限，社保普遍缺失，难以支撑起其长期稳定的县域城市化生活，因此当前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农村青年群体的县域城市化尚充满变数。基于此，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有效增加在地就业机会供给，健全农民工社保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工社保有效覆盖面，充分认识到农村社会的基础性保障功能，加强包括党建、基建、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基础性建设。

关键词: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城市生活成本;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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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鲜明特征与主要趋势。据悉，截至目前，我国总人口已突破14亿，其中城市常住人口增加到了8.48亿，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0.60%。这一数据可以让我们对我国城市化基本态势有总体把握，却难以帮助我们认识我国城市化具体实践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人在各地调研来看，我们国家目前存在三类人群、三个地域导向的三种城市化类型:一是以大学生白领群体为主要人群、以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为导向的大中城市异地城市化，是学界当前讨论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对象;二是以长三角珠三角农村居民为主要人群、以在地城市化为导向的在地城市化，这一区域区位特殊，占比不大，但同样也构成了当前我国城市化格局中的重要类型;三是以广大传统农区普通农村青年为主要人群、以所在县域社会为导向的就近县域城市化。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群体进城，县域城市化愈发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类型和发展趋势，也日益引起包括学界、政策部门等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以上三种类型，大中城市城市化人群主要是大学生白领群体，有正规职业，有流动空间，也多有相对健全的社保体系做支撑，城市化相对稳健。在地城市化人群主要是特殊区位中的特殊群体，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家庭资源禀赋先天较优，也正因如此，呈现出两点特征，一是城市化过程中来自政府、村庄和家庭的支持较多，在地城市化同样相对稳健;二是难以复制，注定数量不多，却也的确构成了我国城市化的重要类型。而不确定性最大的当属广大传统农区县域城市化人群，主要是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规模庞大，构筑了我国城市化的底色，极大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以普通农村青年群体为主的广大传统农区县域城市化稳定性如何呢?基于此，本文主要聚焦我国广大传统农区普通农村青年群体县域城市化，通过梳理其县域城市化具体实践，旨在分析并预测我国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未来走向。换言之，县域城市化，究竟是我国广大传统农区普通农村青年城市化的终点，还是只是中转站?其稳定性如何?以上构成了笔者最初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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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文献综述

聚焦县域城市化，梳理既有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主要脉络如下:殷江滨、李郇以区域经济增长、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演进的关系为主线，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进行了回顾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趋势[1]。李强、陈振华、张莹指出，农民工就近城市化中的“城市”，可分为三种模式:一是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实现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二是强镇崛起带动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三是以地市为单位推进全域的城乡一体化和就近城镇化[2]。王向阳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指出，“县域城市化”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实践的鲜明特征[3]。与孙久文、褚明浩等重点关注发达地区“全域城市化”“完全城市化”不同[4][5]，舒丽瑰基于上海、浙江、湖北三地调研，通过比较分析其不同地区城市化路径，重点研究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城市化，同时指出作为传统农区典型代表的湖北普通农村是不充分就业、温饱型农业、弹性家庭结构基础上的举家半城市化，因此城市化水平最低[6]。至此，县域城市化是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农村家庭的城市化类型成为学界基本共识。

基于广泛的田野调查，夏柱智、贺雪峰指出，我国传统农区绝大多数农民工家庭完成城市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呈现出基于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家计模式的渐进式城市化过程这一类型特征[7]。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8]。在此基础上，陈文琼、刘建平对这一渐进式城市化模式下的农民工家庭发展秩序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了发展型半城市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一样态[9]。聚焦传统农区(欠发达地区)县域城市化，王向阳从宁北平原农民进城的具体实践入手，提出了以当地农村家庭县域城市化为典型代表的传统农区城乡共生、工农相济、代际相扶的两栖式城镇化模式[10]，即以农时安排为基础在返乡生产与进城打工之间多次候鸟式往返。

聚焦县域城市化，也有研究对资源型县域、电子商务型县域等特殊区域县域城市化以及县域城市化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等展开了丰富研究[11][12]。

这一研究多认为，县域经济的发展与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过程，即县域经济的发展可以加快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反过来，城镇化的大力发展又可以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同时提出应努力发展县域工商业，唯有如此，方可为在地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13][14][15][16][17]。这类研究理念往往非常美好，却忽略了我国既有东中西部城乡产业分工的基本规律以及广大传统农区县域“去工业化”的基本经济社会事实[18]。而这一点恰恰却是我们讨论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的基本出发点。

纵观既有研究，不足之处有三:一是缺乏明确的区域分析视野，即对以长三角农村、珠三角农村等发达地区沿海城市带少数农村与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农村分类分析意识不强，导致县域城市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分析不完全准确;二是对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县域经济社会“去工业化”或“非农产业发育有限”以及劳动力就业流动性较高、社会保障不足等基本特征认识有限;三是对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稳定性或风险关注较少，导致研究预见性欠缺。基于此，本文拟延续既有区域差异分析视角，重点聚焦占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通过梳理其县域城市化具体生活实践，尝试对其县域城市化稳定性做出中观层面的机制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2.分析框架

结合我国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具体实践，本文将其县域城市化稳定性问题操作为“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其中，短期稳定主要受传统农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所能提供的就业类型影响。进一步讲，如县域经济中二三产业发达，就业机会充沛，则劳动力可捕捉的经济机会较为丰富，劳动力市场价格稳定，可稳定支付城市日常生活成本，进而实现短期稳定;如县域经济中二三产业不发达，就业机会稀缺，就业不充分，则劳动力可捕捉的经济机会相对有限，劳动力市场价格不稳定，难以支付城市日常生活成本，则县域城市化短期稳定也就难以实现。长期稳定主要受传统农区各地企业、政府等提供的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制度性社会保障体系影响。如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农民工社保覆盖率较高，则进城农民工群体可获得较为稳健的晚年生活保障，进而实现长期稳定;如当地企业、政府等能力有限或意愿不强，当地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不健全，进城农民工群体往往难以获得较为稳健的晚年生活保障，也就意味着这一群体进入老年、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往往成为子女家庭城市生活“累赘”或“负担”，在城市生活成本刚性上涨的情况下，社会保障缺失的这一群体往往面临收入来源缺失、收不抵支的尴尬局面，进而导致其县域城市化长期不稳定。

同时，笔者拟引入“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这一维度。从笔者调研来看，广大传统农区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多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传统城市生活服务业、建筑业等，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二三产业发育不足，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且往往社保缺失，相比东南沿海制造业工厂工作以及北上广深等大中城市服务业岗位，本地县域经济劳动力市场容量与吸引力均极其有限，进而导致整个县域经济社会“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从进城农民工劳动力素质来看，多数属于初高中毕业，甚至初中辍学即外出务工经商，除了极少数脑筋活、胆子大或运气好的农民工尚可实现较为稳健的事业发展与财富积累，绝大多数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一般，多从事工厂普工、建筑工人、送外卖、开滴滴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与传统农区欠发达的县域经济中低端产业结构相适配。而农民工群体的这一劳动力素质特征，也内在决定了其工作岗位往往不稳定，职业流动中多横向流动而难有纵向发展，在劳动力市场上仅能获得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市场价值，且制度性社会保障一般是断裂难以接续甚至是完全缺失的，也就难以为其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提供基本保障。基于此，分析框架参见图1。

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近年来在江西、安徽、河南、四川等中西部传统农区县域范围内开展的为期15至20天不等的多次多点田野调研。调研期间，笔者对当地城市化家庭中老年父母、年轻子女、村干部、出租车司机、店铺老板、县乡干部等展开访谈，从而获取了大量丰富的一手资料。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区域，二三产业发展普遍不足，在地经济机会有限，跨区域打工经济普遍，可作为传统农区的典型代表。

03

三、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的经验图景

如欲对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前景是否稳定做出科学预测，我们必须回到其县域城市化的具体经验图景中来。根据调研，可梳理出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城市化基本类型和若干特征如下:

1.基本类型

就农村青年群体而言，根据受教育程度和市场机会捕捉能力，大体可划分为三类:一是通过上大学成为城市白领的农村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较高，可在大中城市捕捉相对稳健的就业机会，经过若干年积累，在家庭的有效支持下，往往可以实现相对稳健的大中城市城市化，不过受限于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基本规律，这一群体占比往往不高，因此属于少数;二是对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余农村青年群体而言，其中有一小部分凭借脑筋活、胆子大、有技术积累或运气好等，也捕捉到了和大学毕业白领群体收入相当甚至更高的市场机会，经过若干年的财富积累，他们也实现了相对稳健的大中城市城市化或县域城市化，鉴于他们属于务工经商农民工群体当中的精英群体，因此占比一般也不大，同样属于少数;三是对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其余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而言，他们当中不少人同样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动机，鉴于市场机会捕捉能力和进城成本支付能力等限制，他们多选择本地县域城市化。这一群体属于农村青年城市化当中的大多数，占比70%甚至更高，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对象。通过随机访谈，笔者得到了传统农区农村青年进城案例30例，鉴于每个案例篇幅较大，在此仅根据类型划分展示其典型案例。

(1)大学毕业城市白领:大中城市城市化

经过梳理，30例农村青年进城案例中，这一类型有3例，占比10%，均为大学毕业到各城市工作，目前分别定居于郑州、西安和武汉。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1:ZMW，1990年生人，老家在河南农村，浙江某重点大学本科毕业，在温州报喜鸟集团工作五年，而后回到河南好想你公司工作，目前任部门经理，年薪15万+。在农村父母的支持下，加之自身的工作积累，于2018年支付首付80万元在郑州购房一套，随后不久又购车一辆。目前事业发展顺利，城市生活相对稳定。

(2)务工经商精英群体:大中城市城市化或县域城市化

以上农村青年进城案例中，这一类型有5例，占比约16.7%，分别在广东东莞开塑料厂、在新疆库尔勒市开废品收购站、在郑州贩运瓜果蔬菜、在武汉做汽车轮胎批发和在北京开室内设计类公司，除了在北京开室内设计公司的这位案主选择回到县城买房外，其余四位均在工作当地购房定居。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2:WL，1991年生人，老家在湖北农村，高中毕业后，就跟随在武汉做轮胎批发生意的叔叔在武汉打拼，后自己也在武汉另立一摊，具体收入上下波动较大，但收入可观，并于2016年在武汉洪山区独立购房一套。目前父母在农村老家生活，自身城市生活稳定，未来发展前景较好。

(3)普通农村青年群体:县域城市化

以上农村青年进城案例中，选择在本地县城实现县域城市化的这一类型有22例，占比约73.3%，属于进城农村青年群体当中的绝大多数。其中，除了有3例在当地县城开挖掘机、服装厂工作和开出租车实现本地就业外，其余均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工厂工作，或在北京、上海、本省省会城市等大中城市从事送快递、送外卖、做代驾、搞装修等城市服务业工作。其典型案例如下:

案例3:QK，1993年生人，老家在江西农村。初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在工地上打工，其间自学了开挖掘机技术。近年来，当地县域范围内修路等基建项目上马较多，经熟人介绍，最近一两年均在当地县域范围内开挖掘机，一年下来也能有七八万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但就是工作不稳定，高度依赖于地方基建项目实施以及熟人关系熟悉程度。据悉，2016年，应女方要求，他们家为其在县城全款购婚房一套。目前，他们小家庭一家三口在县城生活，父亲在外地工地打工，母亲在农村老家生活，偶尔进城带孙，妻子在县城超市做导购员，每月工资2000元，没有社保。

以上案例3可谓农村青年在当地县城实现本地就业、本地生活的典型代表。

案例4:BT，1990年生人，老家在安徽农村。初中毕业后，其便跟着同村同龄人到浙江诸暨的五金厂打工，婚前辗转也换了好几份工作，分别在KTV、餐厅、烧烤摊等做过服务员。2012年，在结婚的前一年在父母的支持下在当地县城全款购房一套。据悉，婚后，其本人逐渐成熟了起来，工作主要集中在浙江诸暨的中小型五金厂，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工作环境也比较嘈杂、脏乱，但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每月收入能有五六千。媳妇儿和他一起在五金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因受不了五金厂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便选择继续到东莞电子厂去工作，每月工资四五千。据了解，他们均没有社保。目前父母在安徽农村老家种地、带孙子孙女，他们夫妻二人常年在外打工，县城房屋也就处于闲置状态。

以上案例4是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农村青年的普遍状态，年轻子女在外打工，父母留守农村种田，孩子留给中老年父母在家照料，之前用作婚房的县城房屋常年闲置，最多是过年回家期间住上一段时间。

2.典型特征

聚焦占比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群体县域城市化，通过梳理其县域城市化具体实践，其典型特征如下:

(1)进城动力:婚姻驱动与教育驱动突出，就业集聚效应不明显

当前，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而言，人人均具有城市化的想象与憧憬，其进城动力何在呢?经过梳理，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本地婚姻市场条件下“女方要价”所主导的婚姻驱动。“不买房，不结婚”逐渐成为广大传统农区各地婚姻市场共识。为了顺利完成子代婚配，各地农村父母在人生任务和代际责任驱动下，多选择“勤扒苦做”“省吃俭用”来最大限度整合家庭资源，做最充分的子代婚姻准备工作。近年来，随着县域房价日渐走高，少则每平方米三四千，多则每平方米五六千，除了少数家庭有能力为子代在县城全款买房外，多数家庭选择父母支付首付、子女偿还贷款或代际合力支付贷款的形式。二是优势教育资源集中在县城这一大背景下的教育驱动[19]。调研期间，多位访谈对象向笔者坦言:“之所以进城买房，主要是为了将来孩子读书，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有研究指出，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县域城市化，撤点并校等教育政策也成为其重要工具。多位受访者的回答也印证了这一判断，要求结婚买房的考虑之一其实也是为了将来孩子上学。至于是否考虑到县城就业，这一点表现并不明显，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在县城购房后仍然选择外出务工经商而非本地就业就是最好的例证。因此，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而言，之所以选择到县城买房，婚姻驱动、教育驱动明显，就业驱动并不突出，也就意味着县域经济社会难以为他们提供充分就业，这一点和各地县域经济产业结构高度相关，值得高度关注。

(2)就业类型:集中在中低端二三产业，劳动力流动性较强

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而言，进城买房后，他们是如何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的呢?从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人观察来看，根据就业地点划分，可将他们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本地就业，一类是外地就业。其中，本地就业主要集中在当地县域社会。从传统农区各县域经济社会一般特征来看，其能为在地发展的农村青年群体提供的工作岗位或经济机会主要有:(1)少数的农产品加工厂、县城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服装厂、电子厂等代加工厂流水线工作;(2)超市、餐厅、KTV等县城服务业中的店铺生意或服务员工作;(3)开出租车或开滴滴;(4)适度规模的种养殖业，中年人居多，年轻从业者较少;等等。其中工资待遇多集中在每月两三千元，没有社保，仅可维持在地基本生活，甚至需要农村父母不定期进行支持。选择外地就业农村青年群体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一带的各类工厂或从事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做代驾等各类城市新型服务业。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在跟随父辈的脚步从事建筑业或装修工作。鉴于本地县域经济社会市场容量有限，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占比70%以上，只有少数有门路或家庭原因需要在地工作的农村青年才会选择在地就业。在内外比较收益的综合权衡下，对他们而言，外出务工经商是第一选择，本地县域就业并非首选，这也是我们到中西部传统农区多次调研却极少看到年轻人在本地工作的重要原因。但不论是本地就业，还是外出务工经商，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就业多集中在中低端产业，且劳动力流动性较强，工作稳定性较差，在频繁的横向流动中难以实现职业的纵向发展。

(3)生活保障:制度性社会保障缺失，农村生活保障功能凸显

从以上梳理来看，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而言，就业多集中在中低端二三产业，产业利润有限，除了少数大厂可以为他们缴纳社保外，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社保。在《劳动法》等社会保障相关政策执行强度有限的情况下，工厂等用人单位，在用人成本、市场利润等综合考量下，不具备主动为农民工群体缴纳社保的内在动力。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实现灵活就业的农民工群体，他们的社保往往也是缺失的。加之农民工群体就业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流动性强，在全国性社保制度体系暂未打通或接续起来比较烦琐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社保往往处于断裂而难以接续的状态。从我们的专题调研来看，农民工群体社保缺失问题比较普遍，亟须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部门注意。在制度性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的情况下，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而言，年轻时当然没有问题。尤其是在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量下，就业层次异常丰富，只要具备基本的劳动意愿和劳动能力，农民工群体实现就业问题不大，有就业，尚可维系其城市化生活，即使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年轻时并不常在当地县域生活;但问题恰恰出在老年之后，在没有退休工资和丧失基本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步入老年的农民工群体如何解决在城市生活的基本经济来源问题呢?步入老年阶段，逐渐被劳动力市场所排斥，生活来源也就成为一道难题。包括承包地、宅基地等在内的低成本农村生活的社会保障功能将日益凸显:与其在生活成本刚性的城市缺少尊严和自由地艰难生活，不如退守家乡农村，依托土地和村庄，低成本地实现自由而有尊严的退养生活。

综上，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的基本图景是:一是普通农村青年群体是各地县域城市化的主要人群;二是县域经济市场容量有限，他们多选择外地务工经商，本地县域购房生活，因此房屋长期闲置;三是婚姻驱动和教育驱动明显，就业驱动并不突出;四是就业多集中在中低端二三产业，劳动力流动性强，制度性社会保障缺失，长远来看，农村社会保障功能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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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稳定性分析

从城市化生活周期来看，对广大传统农区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而言，县域城市化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两项要件:一是劳动力市场价格是否与城市化成本相匹配，即走向城市的农村家庭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如何;二是劳动力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是否与劳动力下行周期相适应，即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可支撑其丧失劳动能力或遭遇重大变故期间的城市基本生活保障。从既有传统农区县域经济社会一般特征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基本现状来看，以上两项要件均不具备，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具体分析如下:

1.中低端产业就业、刚性城市生活成本与短期不稳定性

从当前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就业类型来看，不论是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上不充分就业，还是选择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经商，就业主要集中于中低端二三产业。一般有以下几类常见工种:(1)工地建筑工，最大的好处是自由，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高度依赖于工地开工情况;(2)工厂流水工，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代加工中低端制造业，典型代表是服装厂和电子厂，工作相对稳定，但所谓的高工资全靠加班加点来实现，且流动性较大;(3)送快递、送外卖、开滴滴、做代驾等城市新型服务业工作，工资高低高度取决于自身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4)在餐厅、超市、KTV等城市传统服务业场所做服务员;等等。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规律:农村青年就业，一是高度集中于中低端制造业流水线或建筑工地，二是高度集中于与城市生活体系相配套的新旧服务业。不论具体就业形态如何，对他们而言，主要且仅能依靠自身劳动力与市场机会相结合，似乎注定只能获取与其劳动力市场价值相当的工资收入，即劳动收入本身即劳动力价值本身，更准确地说，是劳动力体力价值。从劳动力素质这一角度看，绝大多数普通农村青年多初高中毕业，初中辍学即外出打工者也不在少数，受教育程度有限，技术掌握不多，劳动力素质处于中低端(客观描述，不存在贬义)，内在锁定其中低端产业就业格局。问题恰恰在于:对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青年而言，劳动力市场价格，是否可以支付其县域城市化生活成本呢?

县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进城购房，笔者称之为一次性进城成本或初次进城成本;二是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具体又包括米油盐酱醋茶等日常生活成本，人情往来等社会性成本，购车后车位费、油费、车险、保养等交通成本，生病住院等突发性成本等。从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具体实践来看，进城买房这一一次性进城成本，往往由父代家庭支付，或者父母支付首付、子代或代际合力偿还贷款，总体而言，一次性购房成本多在30~50万元不等，首付多在一二十万元，依靠农村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进城购房并不成为农村青年进城稳定生活的障碍。问题恰恰出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上，即劳动收入是否与城市生活成本相匹配。在此，我们先引入一个典型案例:

例5:LSF，男，1986年生人，山西运城人，老家在农村。职高毕业后先后在县城纺织厂、化工厂、塑料厂上班，目前在为当地家政公司拉货，每月三四千元，在当地属于高工资，媳妇在当地超市做导购员，每月工资2000元。2008年结婚，当时向女方承诺了买房，2013年，考虑到将来子女上学，因此选择在县城购房，每平2950元，首付17万，主要由父母支付，小夫妻二人负责偿还每月贷款。目前育有一儿一女，分别上小学四年级和小学二年级。目前其基本家庭开支如下:(1)房贷，每月偿还2350元;(2)子女教育，公立学校，费用不高，但有上补习班，其中一个暑假1700元;(3)车子，婚后购得国产车一辆，五六万元，自己支付，目前每年油费、保险等加总需要10000元以上，每月平均1000元;(4)人情往来，一般关系50~100元不等，亲近关系需要500~1000元，每年需要两三千元;(5)日常生活开支，在生活比较节俭的情况下，每月生活费需要1000元以上;等等。(访谈记录:LSF20200715)

经梳理，案例中当事人家庭夫妻二人在县城每月总收入也就5000出头，在不考虑其人情往来、子女教育、生病住院等开支的情况下，其日常性城市生活刚性成本已经达到4350元以上。在县域经济社会难有发展、工资待遇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幅度的情况下，城市生活成本却在刚性上涨，尤其是随着其劳动能力退化、子女长大后教育费用增加、老年父母患病风险增大等因素变动，均将极大加剧其城市化稳定生活的风险。案例中当事人夫妻二人均实现了在地就业，且收入尚可，属于当地比较理想的情况。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男方工作，女方主要负责陪读、处理家务，且工作充满不确定性，流动性较大，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增加了以他们为典型代表的普通农村青年进城生活的变数。“子女过不到人，父母就顶上去”，往往会倒逼农村父母继续支持其城市化生活，导致农村父母“老而难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县域城市化充满短期不稳定性。

2.社保政策执行有限、社会保障普遍缺失与长期不稳定性

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社保缴费率虽逐年上升，但从实地调研来看，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社保仍普遍缺失[20]。究竟是产业结构中低端、产业利润有限所导致的资本方客观能力不足的问题，还是在党委政府政策执行强度有限情况下资本方为扩张利润空间、降低用工成本、压缩甚至消解社保要求的主观意愿消极的问题?农民工群体社保缺失问题，作为普遍的经济社会现象，背后存在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根源。资本天然不具备为农民工群体缴纳基本社会保障的内在动机;地方政府严格监督《劳动法》有效执行的积极性先天不足;既有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的劳工制度、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社会保障、落叶归根的长远生活预期、为了下一代的内在家庭伦理价值，共同赋予了农民工群体甘愿忍受辛苦工作且主动要求加班但并不要求缴纳社保的打工心理与行为。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低端产业就业，附加值有限，产业利润不高，这是客观经济结构。在产业利润不高的产业结构背景下，对具体企业而言，除了正常支付农民工市场价格(即劳动工资)之外，每多为一位农民工缴纳社保，也就意味着工厂不得不额外支付一笔“社保成本”;社保成本的增加，最终会叠加到企业的人工成本上去，也就意味着利润空间的压缩。在《劳动法》(2009年)第一次修订之前，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任何社保配套。核心原因只有一点:在缺少严格外部制度规制的情况下，对工厂而言，它们既不具备为农民工缴纳社保、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配套的内在动力，更不存在要求它们必须履行合理的用工制度的外部制度环境，工厂方面只会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最低限度的工资待遇和生产生活配套。事情转变发生在《劳动法》(2009年)第一次修订，更准确地说是《劳动法》得到较高重视和相对严格执行的2012年以来。经过短时间的过渡后，我国政府对《劳动法》实施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工厂规范用工制度、工作时间、生产环境、社保缴纳等。在《劳动法》实施从“宽松”走向“相对严格”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保缴纳情况发生了基本分化:

对大工厂而言，生产发展相对稳定，用工制度等各方面相对比较规范，在国家要求严格实施《劳动法》后，大工厂成为最先响应的对象。在国家法律出台、地方政府介入下，大工厂首先为农民工群体缴纳了社保。鉴于资本天然具备规避用工成本、最大限度追逐产业利润的内在动机，因此，大工厂仍可以采取种种策略性手段和方法来有效规避这一用工成本。其中之一便是:如有可能，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尽可能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来使用作为“临时工”存在的农民工群体。

对中小工厂而言，管理相对灵活，非正规经济特点突出。在统一的《劳动法》框架下，就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同人在浙江、珠三角等地调研来看，中小工厂为农民工缴纳社保者仍然极其有限，更为常见的是只为工厂当中的重要管理岗位或技术岗位员工购买社保，或者为工厂当中自家家人、亲戚、朋友等购买社保，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工并不在工厂缴纳社保范围之内。在《劳动法》已经出台20年以上的当前阶段，假如政府高度重视并严格要求工厂为农民工缴纳社保，农民工社保缴费率必将有明显不同。可另一个问题同时出现:为什么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这一问题态度比较暧昧呢?

保障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权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内在要求，但并不意味着宗旨立马落地成为现实普遍实践。就既有社保制度的具体实践而言，地方政府是《劳动法》贯彻落实的真正主体和依托力量。对他们而言，农民工群体首先多是外地省份居民，加之社保的缴纳，还需要地方政府做一定比例的配套，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为什么要积极主动地承担这一工作呢?此外，一旦地方政府要求属地范围内工厂必须严格执行《劳动法》要求，在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地方政府竞争的大背景下，“资本”是可以充分流动的，本地的招商引资项目很可能就被“逼”走，因此，地方政府其实并不具备积极监督工厂严格执行《劳动法》用工制度规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否则就是“没事找事”。基于此，地方政府一般不介入工厂用工问题，客观上为农民工社保缺失问题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外部制度环境。

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在社保普遍缺失或断裂难以接续的情况下，年轻时问题一般不大，尚可依靠自身劳动力来获取相应的市场价值;随着年龄增大，尤其是到了50岁以上，劳动能力明显减弱，逐渐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所排斥，并最终成为城市“多余人口”。对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社保缺失的农民工而言，究竟是否有可能实现相对稳定的城市化生活呢?有，但很难，且往往面临着一道选择题:究竟是艰难地在城市高成本地小心翼翼地生活呢，还是退守家乡，依托土地和村庄，实现自由自在的、低成本的退养生活?答案显而易见。

综上分析，鉴于绝大多数普通农村青年多集中在中低端产业就业，有限的劳动力市场价值与刚性上涨的城市生活成本难以匹配，导致县域城市化短期稳定充满变数;加之长期以来我国社保政策执行强度有限、农民工社保普遍缺失，也就意味着既有社保体系难以支撑其劳动能力退化之后的县域城市化生活，进一步放大了其进入退养状态之后的县域城市化长期生活风险。基于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当前广大传统农区以绝大多数普通农村青年为主体的县域城市化。也许，县域城市化并非农民家庭发展的终极终点，而是从县域，或走向远方，或返回故乡，只是农民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不论如何，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广大传统农区县域城市化，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缺乏扎实产业基础与充分经济机会的、就业不稳定的、发展充满变数的、城市生活成本却在刚性上涨的、建设质量尚有待全面提升的城市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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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围绕“当前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是否稳定”这一问题意识，在对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基础上，本文秉持区域分析视角，重点聚焦占绝大多数的广大传统农区普通农村青年群体，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广大传统农区农村青年群体县域城市化具体实践，将稳定性问题操作为“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同时引入“产业结构与就业类型”这一维度，对我国传统农区农村青年群体县域城市化稳定性问题展开了机制分析。研究结论如下:

传统农区县域经济缺乏扎实的工商业基础，经济机会相对有限，就业机会不充分，难以支撑绝大多数的农村青年群体实现本地充分就业。在打工经济成为传统农区经济社会常量的情况下，受婚姻驱动和教育驱动影响，县域城市化日渐成为较为普遍的经济社会事实。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其劳动力素质基本特征，内在锁定了其中低端产业就业基本格局，相对有限且难以提升的劳动力价值本身与刚性上涨的县域城市化生活成本不匹配，导致其短期不稳定;同时受限于我国社保政策执行强度有限，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失，难以支撑其进入退养状态后的城市基本生活保障，长期来看，必然导致其县域城市化生活不稳定且必须做出调整。

2.政策建议

县域城市化，究竟是我国广大传统农区农民家庭发展的终点站，还是只是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这一问题，充满变数，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并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着有效提升县域城市化稳定性并进一步提高县域城市化质量考量，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有效增加在地就业机会供给。没有产业，就没有就业。去工业化的县域经济，几无可能支撑起一个高质量的、稳定的县域城市化。在充分认识我国既有东中西部城乡产业分工基本格局的基础上，必须立足县域经济社会实际，找准县域经济生长点，优化既有县域产业结构，大力提升县域经济质量。县域经济得到有效发展，方可有效增加在地就业机会，提供充足就业岗位，为更多的农村青年县域城市化提供可靠、稳定、充沛的经济机会，进而为有效提升其城市生活成本支付能力提供扎实经济基础。

二是进一步健全农民工群体社保政策体系，全面提升农民工社保政策有效覆盖面。没有社保，就没有未来二三十年后农村青年群体稳健可持续的县域城市化生活。缺乏制度性社会保障提供保护的农民工群体，不可能获得一个有安全感的、有尊严的县域城市化生活。当前，我们必须客观认识农民工群体社保覆盖有限这一基本情况，认真研究问题和堵点，有效提升农民工群体社保覆盖面和缴费率，尤其是要优先解决农民工社保在全国范围内“一卡通用”问题，有效匹配农民工群体流动性较大这一基本特征，进而为其后续县域城市化晚年生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障。

三是深刻认识农村社会基础性保障功能，继续加强农村党建、基建、公共服务等各项基础建设。对广大农村家庭而言，相比城市生活，农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低成本地实现家庭再生产的社会生活系统。在国家为广大农民工群体建立起基本完善的制度性社会保障体系之前，包括耕地、宅基地、熟人社会、村社组织等在内的农村社会生活将始终扮演着基础性社会保障的角色[21]。基于此，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对农村各项基础性事业的投入，尤其是在党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公共性较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实践要求我们必须注重资源分配公平性和资源投放效率，尤其注意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主体性，有效提升当前绝大多数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返乡生活的农民工群体的在村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Z037)、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模式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ZLA015)的研究成果]

王向阳: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助理教授

参考文献：

[1]殷江滨，李郇.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进程的回顾与展望[J].城市问题，2012(12):23-30.[2]李强，陈振华，张莹.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7(4):179-190.[3]王向阳.县域城市化: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时代特征及其启示—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的分析框架[J].兰州学刊，2019(8):158-168.[4]孙久文，夏添，李建成.全域城市化:发达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58(5):71-80.[5]褚明浩.完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与实践路径[J].城市问题，2019(10):39-45.[6]舒丽瑰.上海浙江湖北三地农民城市化的不同实践路径[J].城市问题，2019(3):84-92.[7]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8]朱战辉.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7(1):69-77.

[9]陈文琼，刘建平.发展型半城市化的具体类型及其良性循环机制—中国农民进城过程的经验研究[J].城市问题，

2017(6):4-10.[10]王向阳.两栖式城镇化:农民进城的另一种实践性表达—基于宁夏P县Z村的调研[J].宁夏社会科学，2017(4):122-128.[11]王鹏飞.资源型县域城镇化发展困境及出路[J].开放导报，2015(3):81-84.[12]许婵，吕斌，文天祚.基于电子商务的县域就地城镇化与农村发展新模式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5(1):14-21.

[13]辜胜阻，李华，易善策.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新思路[J].经济纵横，2010(2):34-38.[14]辜胜阻，李华，易善策.依托县城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县域经济[J].人口研究，2008(3):26-30.

[15]卢荣善.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大思路:工业化重心下移到县域[J].中国农村经济，2005(4):45-48.

[16]王智勇.城市化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云南省为例[J].城市问题，2013(1):62-68.[17]周腰华.中国县域城镇化发展分析[J].农业经济，2016(12):9-10.[18]安永军.中西部县域的“去工业化”及其社会影响[J].文化纵横，2019(5):79-87.[19]聂洪辉.教育吸纳:中西部地区县域城市化的另类逻辑[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9(3):13-22.

[20]江立华，谷玉良，任树正.户籍制度改革:青年农民的认知、意愿与需求—基于湖北省黄冈市的调查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5(2):56-62.[21]贺雪峰.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J].中国农村观察，2014(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