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

——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李永萍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基于“家庭—村庄—市场”的分析框架，文章以贵州一个贫困县为例讨论了农民与市场互动的复杂机理，并揭示了维持型家庭这一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关键词：维持型家庭；文化贫困；农民与市场；贫困再生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贫困人口稳步减少，贫困发生率逐步下降。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下降到2015年的5575万，减少了92.8%[[1]]。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战略经历了一个由区域到农户的过程，扶贫对象由贫困县到贫困村，最后直接对接贫困户。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州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从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我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发展、教育扶持、医疗救助等方面对贫困地区以及贫困人口投入大量资源。大量物质资源的注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但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对“什么是贫困”以及“为何贫困”这两个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解。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首先就需要理解造成农村和农民贫困的真正原因。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维持型家庭再生产模式来理解贵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再生产的根源，进而提出针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反贫困的相关举措。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一般而言，贫困问题往往并非个体性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因此，要将贫困问题放在其所处的社会系统和社会场域中理解。围绕贫困的产生及其再生产，既有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贫困代际传递的视角，二是文化贫困的视角。

贫困的代际传递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提出。研究者认为，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因素和条件，在家庭内部由父代传递给子代，使子代在成年之后重复父代的境遇，继承父代的贫困和导致贫困的不利因素，并将其进一步传递给后代的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2]]。国内很多学者都运用这一理论对我国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现象进行分析，指出贫困家庭具有很明显的代际传递特征[[3]][[4]]，并重点分析了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和特点[[5]]。例如，王爱君、肖晓荣认为，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因素包括家庭内部因素和家庭外部机制两个方面[[6]]。王志章、刘天元运用相关数据对影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生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认为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是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7]]。甘露认为，导致西部欠发达地区致贫的主要原因是贫困代际传递和贫困陷阱，并指出由代际传递导致的贫困具有持续时间较长、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依靠个体的力量难以改变和克服[[8]]。但是，发端于西方的贫困代际传递理论主要是基于阶层的视角，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难以打破阶层之间的壁垒，底层家庭的子代难以突破阶层的束缚，从而使得导致个体及其家庭贫困的因素在家庭内部由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一理论建立在西方社会阶层固化、底层上升困难的背景下，对西方国家的贫困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力[[9]]。然而，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固化并没有完全形成，阶层流动还存在很大的可能和空间。因此，贫困代际传递理论对我国贫困问题的解释力有限。

实际上，贫困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往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不考虑贫困地区的文化心态，简单地进行经济上的帮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10]]^p57-63。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最早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认为贫困文化是一个拥有自己的结构与理性的社会亚文化，是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一种生活方式[[11]]。国内很多学者也从文化贫困的视角对我国的贫困问题进行分析，认为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扶贫政策不断地筛选和瞄准穷人，可能导致贫困户被标签化和亚文化化[[12]]。吴理财认为，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包括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13]]。郑晓园通过对鄂东农村的贫困现象进行考察发现，消费型贫困是文化贫困的重要类型，单纯依靠农民自身难以有效根治，地方政府要从制度和文化方面对农民进行引导[[14]]。贺海波基于对贵州望谟县集中连片地区贫困现象的考察，发现精准扶贫遭遇了地方社会的贫困文化陷阱，从而制约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反贫困文化的可能性路径[[15]]。

文化贫困的视角丰富了贫困问题的解释路径，在此视角下，贫困再生产主要源于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但是，既有关于文化贫困的研究仍然是相对比较抽象的观念分析，缺乏对文化贫困发生机理的机制分析。事实上，贫困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包涵个体嵌入其中的整个生活系统。在乡村社会场域中，家庭不仅是最为基本的社会学单元，而且是处于历史绵延的价值与意义单元。家庭再生产的过程是社会历史内容逐渐沉淀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深入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与机制，是“解码”贫困文化的重要途径。文化的规定性首先是以家庭为媒介影响个体，进而塑造了农民与家庭、农民与村庄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调研发现，文化贫困在家庭层面体现为维持型家庭的特点，正是维持型家庭的内在循环和再生产，导致农民家庭贫困的再生产。

二、分析框架与概念界定

（一）分析框架：“家庭—村庄—市场”

1980年以来，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步伐，现代性力量日益深入农村社会。即使相对偏远的边疆地区，也已经或多或少地卷入市场化的体系。这样一个转型过程，最为典型的表现即席卷全国的打工经济。打工潮的兴起意味着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逐渐形成。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16]]，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部分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一般都不会陷入贫困，能够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本文试图从农民家庭再生产机制的视角解析贫困的发生机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生活单位，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17]]。家庭是农民与村庄社会互动的主要媒介。伴随着中国农村的市场化转型，农民家庭再生产也逐渐卷入外部市场系统，家庭因而也是农民与市场互动的重要媒介。在前者而言，家庭定义了村庄社会成员的行为逻辑，在后者而言，家庭定义了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可见，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农民与村庄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在家庭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在“家庭—村庄—市场”的框架下，农民家庭再生产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展开过程。其中，最大的变量是由外而内的市场力量。问题是，市场力量并非长驱直入，而是面临着特定的村庄结构与家庭模式的定义。具体而言，市场引发的分化和竞争的压力，既可能通过村庄社会竞争而集聚放大，进而推动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转型，也可能被相对惰性的村庄社会结构消化和吸纳，为原有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提供庇护。在这个意义上，家庭和村庄既可以成为推动农民个体及其家庭进入市场的关键变量，也可以成为限制农民个体及其家庭进入市场的重要力量。基于此，农民与家庭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定义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在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塑造了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从而导致农民家庭积累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维持型家庭这一概念，认为贵州农村贫困再生产的根源在于维持型家庭的再生产。基于此，本文将对维持型家庭进行系统分析，以此来理解当地的贫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贫困干预的策略。

（二）维持型家庭的内涵与特点

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家庭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的程度导致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可以将农民家庭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三种理想类型。家庭发展能力包括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家庭的发展潜力，这主要取决于家庭的资源积累方式和资源积累能力，即家庭半工半耕的强度和代际合力的强度；二是家庭的发展动力，主要表现为家庭资源的配置方式，家庭资源是直接用于日常消费、还是用于完成人生任务以及村庄竞争、抑或是用于投入教育等发展性目标，直接决定了家庭的发展潜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因此，家庭、村庄和市场等要素都会对农民的家庭发展能力构成影响。

贵州农民的家庭具有维持型家庭的特征，农民家庭没有积累和储蓄的习惯，当地农民的生活逻辑是“重消费、轻积累、及时行乐、透支未来”。所谓维持型家庭是指，农民家庭进入市场的程度有限，家庭积累能力和积累动力均不足，只能维持基本的家庭再生产，家庭没有发展性的目标，更不具有实现发展性目标的能力。从经验的层面来看，维持型家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工半耕处于双弱状态。从半耕来看，贵州属于山区农村，自然条件较差，人均土地有限，农业生产只能维持农民的基本口粮，农业剩余不足。从半工来看，当地农民家庭进入市场的程度有限，家庭劳动力没有实现最优配置，代际分工和夫妻分工都不是很明显，家庭闲置劳动力较多，家庭成员没有充分进入市场。第二，代际合力较弱。从目前的中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代际合作来看，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当地并不典型，代际之间整合度不高，家庭分工不合理，对农民家庭收入产生很大影响。第三，家庭资源配置不合理。当地农民没有储蓄的习惯和意识，有限的家庭收入基本都被各种即时性消费所耗散。第四，家庭没有发展性的目标，家庭目标是生活性的和当下的，农民家庭对未来没有长远的规划，家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过好当下的生活。

笔者与所在研究团队成员于2018年5月—6月在贵州省石阡县S村进行驻村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对当地农民的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经济活动、行为逻辑、文化习俗以及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的了解。S村有253户，912人，8个村民小组，当地人一般将小组称之为寨子。S村耕地面积720亩左右，以山地为主。从家庭收入来看，S村70%的家庭年收入为5万元左右，其余30%的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元的极少，只有5%左右的家庭有存款。大部分家庭有欠债，其中80%以上的家庭有银行贷款，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50%左右的家庭有私人欠款。从住房来看，S村的住房主要为木制结构，当地的住房更新换代很慢，目前村里的房子40%左右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60%左右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2000年之后建新房的很少。S村只有10几户在外买房，买房家庭基本都是子代上了大学、且在外有正式工作的，一般打工家庭在外买房的极少。全村大概有20台车，价格在10万元以下，大部分是贷款按揭买车。当地农民的家庭消费主要集中于人情和日常消费，其中人情在农民家庭消费中所占比重最大，一般家庭的人情消费为每年一两万元，多则甚至达到每年四五万元。

三、维持型家庭的生成机制

在当前中国农村，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兴起，绝大部分农民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年轻的子代家庭外出务工或经商，年纪较大的父代家庭在村务农，并且顺便照顾孙代，农民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农和务工两笔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一般都不会陷入贫困，能够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然而，一旦“半工半耕”的结构不完整或者是“半工半耕”处于较弱的状态，农民家庭就会陷入困境，这也是农村贫困产生的重要原因[[18]]。贵州农村的家庭具有维持型家庭的特点，维持型家庭主要源于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积累能力不足既表现为家庭收入有限，也体现在家庭资源配置不合理。以下从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来具体分析维持型家庭形成的内在机制。

（一）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半工半耕”的双弱结构

家庭资源积累方式主要是指农民家庭通过什么方式获取资源，这是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基础变量。贵州农民家庭在总体上仍然是采取“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家庭资源积累来自于务农和务工的结合。但是，贵州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并不典型，“半耕”和“半工”都处于较弱的状态，从而形成“半工半耕”的双弱结构，影响了农民的家庭积累能力。

1、“半耕”：自给自足的糊口农业

影响“半耕”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资源禀赋，二是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主要是由当地的自然条件赋予的，如地形地貌、气候、降雨量等，是客观存在的，个体难以从根本上对之进行改变。人地关系主要涉及人均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等方面。资源禀赋和人地关系决定了农业产出和农业剩余的多少，同时也决定了“半耕”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半耕”的角度来看，贵州属于山区农村，自然条件较差，水源不足，农民多是靠天吃饭。当地人均耕地面积有限，且以山坡地为主，农业耕种条件不便，劳动力强度较大。并且，山地地形土质较差，粮食产量较低。因此，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只能维持家庭的基本口粮，农业剩余不足。农民家庭的现金开支（如人情送礼）需要依赖于务工收入的贴补。

当地的种植结构是相对比较传统的，农业具有自给自足和自循环的特点。以S村为例，农民以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等传统作物为主，辅之以少量的中药材和烤烟等经济作物。水稻主要用于自己食用，土豆作为农民的辅食，玉米和红薯主要用于养猪，当地农民每年过年都要杀一头或两头年猪，在自己食用的同时，也会送一部分给亲戚朋友。中药材和烤烟主要是进入市场，为农民家庭增加少量的现金收入，满足日常基本的消费需求。总体来看，当地农民维持着自循环的小农经济，农业剩余较少，交通不便进一步阻碍了农产品进入本地商品市场，因此，农业产出的经济效益不高，属于自给自足的糊口农业。

2、“半工”：非农就业不足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中，“工”的重要性逐渐超过了“耕”，半工的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半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市场机会的多少以及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背景下，从理想型来看，市场机会对所有劳动者都是同等开放的，因此，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成为决定家庭半工收入的主要变量。调研所在的贵州省石阡县，当地农民从2000年左右开始普遍外出务工，但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当地农民在市场上并没有将自身劳动力完全要素化，农民也没有完全习得作为一个现代劳动者所应该具备的特质，在劳动力市场上仍然表现出“随心所欲”的特征。具体而言，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有限，非农就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家庭分工不合理，家庭劳动力没有充分进入市场。在贵州石阡县农村，代际分工不明显，家庭劳动力没有实现最优配置，家庭内部的闲置劳动力较多，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在当地不典型。在有限的代际责任下，当地爷爷奶奶帮忙带小孩的不多，除非是家庭条件特别不好，必须要年轻夫妻共同外出务工才能维持家庭生计时，爷爷奶奶才会帮忙带小孩。只要家庭条件基本过得去，一般都是由年轻的媳妇自己带小孩，如此一来，年轻的媳妇就无法外出务工。中老年父代不具有外出务工的优势，他们至多可以在本地就业市场打零工，但在贵州地区，地方性的就业市场很有限，只能为极少数中老年人提供就近打零工的机会，大多数中老年人都只是在家务农。因此，代际分工不合理进一步导致了夫妻分工也不充分，从而影响了农民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

第二，当地农民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很有限。一方面，这与其外出务工时的工种选择有关。贵州农民外出务工普遍不喜欢进厂，而更倾向于在建筑工地打工。S村外出务工的男性基本都是在建筑工地打桩基，另有少量男性从事伐木；而外出务工的女性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建筑工地打工，只有少量女性进厂。当地农民认为进厂不自由，受人管束，且工资还比较低。建筑工地打工虽然比较辛苦，但是比较自由，并且工资更高。然而，建筑工地打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个工地干完之后就要换另一个工地。在换工作的档期，不仅没有工资收入，而且很多农民会借此机会到处玩或是回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其打工的时间。另一方面，当地农民对村庄熟人社会的支持体系很依赖，因而要经常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如人情往来）。一旦谁家办酒席（尤其是白事），外出务工的农民都要尽量赶回来。[①]当地农民的人情圈很大，这就导致其每年需要“来来回回”很多次。因此，在贵州农村，农民外出务工一年回来五六次很正常，这样一来，不仅打工的时间大为缩短，而且打工挣的钱也在“来来回回”的过程中被消耗掉很大一部分。

第三，从农民个体的生命周期来看，与其他地区（如华北农村）的农民相比，贵州农民打工的时间也更短。一方面，当地农民的代际责任有限，年轻夫妻一般都要自己带小孩，因此农民进入市场务工的时间相对较晚，一般都要等到小孩上中学甚至上大学之后，夫妻双方才开始外出务工。另一方面，当地农民从劳动力市场退回农村的时间相对于别的地方而言更早，在父母年纪较大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当地农民就会回到村庄，不再外出务工。因此，整体而言，外出务工的时间在当地农民的生命周期中所占比重不大。

（二）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即时性消费主导

家庭的资源积累方式决定了家庭所具有的基本资源量以及家庭发展潜力的大小。而家庭资源的分配方式则关系到有限的家庭资源能否得到最优配置和使用，从而使家庭的发展潜力真正转化为家庭的发展能力。因此，家庭资源如何分配也是影响家庭发展能力的关键。家庭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同，主要源自于农民家庭目标的不同。也即，在不同的家庭目标之下，农民家庭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可以将农民的家庭目标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生活性目标。在此目标下，农民家庭主要注重当下的生活体验和生活享受，重消费而轻积累，家庭积累不多，且没有积累的动力。二是完成基本的家庭再生产。在此目标下，农民家庭主要注重人生任务的完成，其中为子代结婚是最重要的人生任务。三是实现家庭的流动与发展，这是农民家庭最高层次的目标，其中教育和城市化是两个关键变量，在此目标下，农民家庭非常重视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来实现家庭的社会流动。

在贵州农村，农民家庭的目标主要是生活性的，家庭缺乏长远的预期和规划，因此在家庭资源配置上主要注重当下的生活体验和生活享受，家庭资源主要被用于即时性和短期性的消费。具体而言，当地农民的消费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人情、日常生活、教育、农业投入、休闲娱乐（主要是打牌）等。其中，人情消费和日常生活开支在农民消费中所占比重较大。首先，在人情消费方面，S村大部分农民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为1万元—2万元左右，一些家庭条件更好，或者是亲戚朋友更多的家庭，其一年的人情开支高达四五万元。[②]从当地农民的收入情况来看，每年的人情消费基本占家庭年收入的40%—50%左右。当地农民人情消费高，一方面是因为人情圈很大，人情范围很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关系要送高额礼金。当地地缘关系的礼金不是很高，一般是50元或100元，但亲戚（尤其是近亲）之间的礼金则很高。如果只是普通亲戚关系，一般送三五百元。而如果是近亲，则至少要送三五千元，条件好点的家庭甚至要送上万元，即使条件再差，近亲之间也至少要送一千元以上。其次，在日常生活消费方面，贵州农民很讲究吃，几乎每顿都要吃肉，每个家庭每年都要自养或者购买1-2头年猪。此外，当地农民喜欢结交朋友，并经常和朋友一起在乡镇或县城聚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因此，从家庭资源积累方式来看，当地的“半工半耕”结构处于双弱状态，农民家庭的收入有限。而从家庭资源的分配方式来看，当地农民的消费水平很高，并且主要是即时性和短期性的消费。当地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具有维持型家庭的特点。

四、贫困再生产的市场化逻辑

上文述及，“半工”收入在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此意义上，农民家庭积累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家庭劳动力参与市场的程度，即通过“工”的方式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多少。在农民家计模式中，半工半耕是一个弹性的状态，其中，半耕是一个常量，是相对客观存在的，个体及其家庭难以从根本上对之进行改变。而半工则是一个变量，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家庭策略的调试，通过家庭劳动力的合理分工来使“半工”收入最大化。一般而言，当农业剩余较少时，会激发农民更早进入市场务工，且农民家庭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都较强。那么，在农业剩余有限的背景下，为何贵州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他们为何没有深度进入市场？笔者认为，揭示贵州农民的市场化逻辑，是理解当地农村贫困再生产的关键。农民的市场化逻辑包含市场化的动力和市场化的能力两个层面，以下将从家庭和村庄这两个方面揭示当地农民的市场化形态，以理解当地贫困发生的微观机理。

（一）家庭本位消解市场化动力

家庭是农民生活展开的起点和基础，家庭的神圣性是农民对未来有长远预期的基础。贵州农村属于原子化地区[[19]]，家庭的神圣性比较弱，家庭对其成员的约束性不强，个体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压力不大。因此，贵州农村的家庭不仅没有对农民进入市场形成很大的推力，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民进入市场的阻力和牵绊。

首先，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有限，代际合力不强，没有形成典型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限制了家庭成员参与市场的能力。本文所指的“代际合力”主要是指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与子代家庭之间的劳动力配置状况与合作程度。其中，父代是否要承担抚育孙代的责任以及在子代结婚之后父代是否还会继续支持子代家庭，是衡量代际合力强弱的重要维度。在贵州农村，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是有限的，主要限于抚育子代长大和在能力可及范围内帮助子代结婚。抚育孙代并不是父代必须完成的、刚性的人生任务，而是有弹性的，父代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进行选择。虽然在实践中当地也有部分父代要帮助子代带小孩，但他们很清楚这并不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并且，抚育孙代过程中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子代家庭承担。因此，在贵州农村，代际之间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是采取“半工半耕”的分工模式，但家庭劳动力没有得到最优配置。父代以在村务农为主，但是并没有承担起抚育孙代的责任，这就必然增加了子代家庭的负担。在父代不帮助子代照顾小孩的情况下，子代家庭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将小孩带到打工的地方上学，这种方式直接增加了子代家庭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子代家庭的积累减少；二是由年轻的媳妇或者年轻的夫妻共同在家照顾小孩，这种方式使得子代家庭的劳动力难以得到有效释放，直接影响了子代家庭的经济收入。因此，贵州农村父代对子代有限的代际责任使得代际之间的整合度不强，家庭劳动力没有得到最优配置，从而限制了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

其次，人生任务的有限性使得个体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压力并不大，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不强。在农民的话语体系中，人生任务包涵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向上的人生任务，主要是为父母养老送终；二是向下的人生任务，包括抚育子代、帮助子代结婚、带孙子等。一般而言，向上的人生任务相对比较容易完成，而向下的人生任务则需要家庭付出更多资源，其中，帮助子代结婚往往构成家庭最大的压力。在不同地区农村，农民人生任务的强度有所不同，从而给农民家庭带来的压力也不同。例如，在华北农村，婚姻市场上男女性比别失衡导致男性面临巨大的婚姻压力和高额的婚姻成本，为了让子代顺利结婚，整个家庭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20]]，进而强化了华北农民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动力和能力。然而，在贵州农村，农民需要完成的刚性人生任务只包括为父母养老送终和将子代抚育长大，至于帮助子代结婚、带孙子等任务都是弹性的和可选择的。当地的父代也会操心子代的婚姻大事，但是操心并不代表父代一定会亲力亲为，而是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条件就多支持一点，没有条件就少支持一点。并且，当地的婚姻成本并不是很高，人生任务的完成也相对比较容易。因此，总体来看，贵州农民完成人生任务的压力并不大，家庭并没有构成对个体较大的压力，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不强。

再次，对当下家庭生活完整性的追求，进一步限制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贵州农民很重视家庭生活的完整性，难以忍受夫妻之间、代际之间以及亲子之间的分离，这种家庭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程度。一方面，前文述及，当地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有限，很多年轻人需要自己带小孩，当地的年轻夫妻要么是将小孩带到打工的地方，丈夫打工，妻子带小孩；要么是选择都不外出务工，丈夫在本地市场务工，妻子在家带小孩。其中后一种方式在当地更为普遍。当问及年轻的男性为何不单独外出务工时，他们的回答是“不习惯”。然而，贵州地区本地就业市场有限，不能为农民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因此，年轻人在本地务工的收入很有限。年轻的夫妻一般要将小孩带到上中学甚至是上大学之后，才会选择外出务工，因此，相对于其他地方的农民工而言，当地很多年轻人在结婚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进入市场的程度都非常有限。另一方面，在当地农村，子代对父代的赡养责任较为厚重，一旦父代年纪较大或者是身体不好时，子代就要回到村里，不再外出务工。因此，相对于其余地方的农民工而言，当地的农民工从劳动力市场上退回村庄的时间较早，50多岁外出务工的极少。

中国人都很重视家庭生活，尤其重视家庭的绵延与发展，并且可以为此而牺牲当下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可以忍受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以及代际之间的暂时分离。但是，贵州农民注重的是当下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美满，而非家庭未来的发展和绵延。因此，他们可以为了当下家庭生活的完满和幸福而放弃外出务工的机会，从而限制了其进入市场的程度，影响了农民的家庭收入和家庭积累能力。

（二）村庄社会稀释市场化压力

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生于斯、长于斯”，村庄社会性质对农民的社会心理和行为逻辑都会产生影响[[21]]。在贵州农村，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社会特征也构成当地农民参与市场不足的重要原因，以下分别论述。

首先，村庄熟人社会内部没有攀比和竞争的压力。当地农民之间也会有相互竞争，但不是盲目攀比，而是相对比较理性的竞争。实际上，在村庄竞争和攀比较严重的地方，例如华北农村，农民一般也是围绕人生任务的节点（如建房、买房、子代的婚姻等）而展开竞争。而在贵州农村，农民的人生任务相对有限，且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相对比较容易，因此也就不会存在围绕人生任务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在建房、买房或买车等方面，当地农民是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以及家庭的需求来决定是否需要，而不是盲目与人攀比。

其次，村庄社会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社会支持体系，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从村庄熟人社会中获取支持以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熟人社会的高社会支持网络与当地农民家庭的低积累之间形成相互匹配和相互强化的关系，一方面，农民家庭积累不足，决定了需要依赖于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另一方面，当地农村完善的社会支持网络也进一步弱化了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降低了农民家庭的积累能力。以寨子（即村民小组）为核心的地缘关系是当地农民重要的社会支持网络，其主要功能在于实现日常性和仪式性的互助。具体而言，当地农村的社会支持体系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换工体系、民间借贷体系以及人情互助体系，这些社会支持体系都属于乡土社会中广义的人情。一般而言，人情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社会保障功能（或社会互助功能）。人情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指，村社内部的农民通过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人情的社会整合功能强调的是农民在交往中建构社会秩序，达成公共规则，使生活在村庄社会中的人有意义感和价值感。人情的社会保障功能则是指农民通过人情交往实现社会互助，使个体能够在熟人社会中获得有预期的回报，具有“零存整取”的功能。在熟人社会中，人情的社会保障功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上的互助。例如，通过民间借贷和人情礼金都可以实现资金上的互助，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人力资源上的互助。通过劳动力的互换，也可以实现“零存整取”的功能，能够保证在自己需要劳动力帮忙时，能获得及时的帮助。因此，村社内部发达的社会支持网络弥补了农民家庭积累能力不足的缺陷，进而弱化了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

第三，正是由于当地农民对村社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非常依赖，外出务工农民也要频繁回村参与村庄的公共生活，以实现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在场，从而不断维系和建构村社内部的社会支持网络。但这也进一步压缩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空间，导致农民进入务工市场的时间有限，影响了农民的务工收入。并且，农民从市场上获取的有限资源也在频繁回村参与村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被大量耗散。

（三）进一步讨论：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综上所述，在贵州农村，家庭和村庄既没有形成推动农民进入市场的推力，同时还通过各种方式构成对农民的拉力，将农民从劳动力市场上拉回村庄和家庭生活的场域。在此情况下，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不足、能力有限。

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农民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即农民市场化的程度和深度。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市场机会，二是把握市场的能力。其中，前者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变量，后者则是相对主观的变量。虽然我国已经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内部也存在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既与市场区位不同带来的市场机会的差异有关，同时也与农民把握市场的能力相关。

市场机会的不同主要源于市场区位条件的不同，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东中西的差异。东部发达地区农村处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区域，具有本地市场的优势，市场机会更多，农民市场化的空间更大，家庭劳动力基本都能进入市场。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要通过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到外地市场务工，市场机会有限，只有家庭内部的优质劳动力（即年轻人）才有机会进入务工市场，中老年人就业机会有限。

然而，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虽然面临同样的市场机会，但由于农民把握市场的能力不一样，从而使得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也很不相同，一些地区的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都很强（如华北农村），而另一些地区的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则较弱（如贵州、鄂西农村）。农民把握市场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农民与家庭以及农民与村庄关系的不同。例如，在华北农村，农民家庭面临完成人生任务的巨大压力以及参与村庄竞争的压力，因此要对家庭成员进行深度动员和合理分工，从而使得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最大化，以应对家庭发展和村庄竞争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农民家庭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都很强，家庭积累能力也很强。而在贵州农村，家庭和村庄都没有给农民带来太大的压力，农民的家庭目标是维持当下的生活，因此当地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不足，家庭积累能力较弱。

因此，家庭和村庄是影响农民参与市场程度的重要变量。这样一来，农民参与市场就不仅是一个经济理性的问题，而是家庭策略的问题。在不同的家庭策略的调试下，农民家庭内部会形成不同的分工方式，从而形成不同的家庭积累能力和发展能力。

五、维持型家庭：贫困再生产的结构基础

由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基础结构的差异，市场力量进入的方式和程度存在相当的差异。换言之，农民并不是以个体的身份直接面对市场，而是生活在具体的家庭与村庄之中。对于贵州农民而言，由于农民重视在家庭与村庄社会中当下的生活体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市场力量的发展效能，进而丧失了走出贫困的内在动力，陷入维持型家庭的低水平循环状态。

（一）文化贫困的结构基础

贫困不是一个个体性的问题，而是与家庭紧密相关，嵌入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当前中国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贫困：一是个体性贫困，二是集中连片贫困。个体性贫困一般是由于家庭中缺少劳动力，既无法从市场上获取务工收入，而且从农业上获取的收入也有限。个体性贫困在几乎每个地区以及每个村庄都存在，但数量不会太多，一般是占村庄总户数的2%-3%左右。针对这种类型的贫困，反贫困的主要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来兜底，其余的扶贫措施都很难发挥效应。集中连片贫困是一种区域性贫困现象，国家“十三五扶贫攻坚计划”提出我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条件差、贫困程度深，是我国扶贫过程中最难啃的“硬骨头”。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的发生除了受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这些地区的贫困往往是一种文化性贫困。

在贵州农村，文化的因素从收入和消费两个层面影响贫困的发生。在既定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之下，当地农民家庭虽然有充足的劳动力，但劳动力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均不足，从市场上获取的资源有限，并且有限的资源往往在日常生活和村庄公共生活中被即时性消费，家庭积累能力不足，陷入维持型家庭的内在循环。因此，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往往通过当地人的观念和行为逻辑体现出来。然而，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要素，特定地区的文化特质也并非天生有之。在文化观念和文化现象的背后，实际上有一套结构支撑，在此意义上，文化与结构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勾连、相互强化的关系。因而，不能仅仅用文化观念来解释为何贵州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不足？为何当地农民家庭陷入维持型家庭的内在循环？实际上，贵州农民在参与市场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质，表面上是一种文化原因，实质上是家庭、村庄和市场等结构性要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其中，家庭是一个核心要素，村庄和市场等力量是通过家庭来影响农民个体，家庭、村庄和市场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从家庭层面来看，贵州农村的贫困再生产主要源于维持型家庭的再生产，维持型家庭最突出的特点即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农民参与市场的动力和能力不强。维持型家庭的形成既与当地的家庭性质相关，同时还受到村庄和市场力量的影响。因而，要认识到文化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单纯的文化决定论带来的“文化宿命论”。在文化宿命论的视野之下，贫困再生产会陷入无限循环，难以被打破。本文对贵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再生产的认识，并非停留在文化视角，而是在文化视角之下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结构力量，并最终提炼出“维持型家庭”这一中层概念来解释当地的贫困再生产。

（二）贫困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维持型家庭提供了认识集中连片地区贫困再生产的重要视角，因此，可以从如何打破维持型家庭内在循环的角度，探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

首先，通过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市场，增加农民的家庭收入。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城市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只要有一定的劳动能力，进城农民都可以找寻到务工机会。因此，农村反贫困的根本办法是通过相应的制度设置让有劳动力的农民获得正常的进城务工机会。具体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能力：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水、电、路、网等）和基本公共服务（主要是教育和医疗），提高农民与外界接触的能力和途径，增强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二是地方政府要引导农民家庭进行合理的家庭分工，优化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结构，增强农民家庭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

其次，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建立合理的消费秩序。消费和支出的不合理是导致农民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在贵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消费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当地农民的人情消费极高，人情负担很重。普通家庭一年的人情开支为一两万，占家庭年收入的40%-50%左右，这对当地农民家庭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当地农村，农民家庭高度嵌入熟人社会的网络中，个体及其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要依赖于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因此，虽然当地农民都被人情负担“压得喘不过气”，但却很难主动退出。基于此，地方政府要主动介入，通过移风易俗的方式，引导农民减少不合理的消费项目，建立合理的消费秩序。笔者调研的贵州石阡县政府从2014年以来规定“不准办无事酒”，除了红白事（结婚和老人去世）以外，其余的人情项目都不准办。但是，地方政府只是出台了一个相关规定，但并没有通过相关人员来严格监督执行，很多农民仍然继续办“无事酒”，农民的人情负担依然很重。因此，地方政府要主动作为，移风易俗不应停留在形式层面，更要真正贯彻落实，从而减少农民的负担。

第三，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提升贫困地区农民的文化素质，是减少文化贫困的根本举措。文化素质较低是导致文化性贫困的重要原因，也是阻碍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民进入市场的根本性力量。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发展相对落后，这从两个层面对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影响：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文盲率较高，如今的中老年人很多都不识字，进入市场务工没有优势；另一方面，学校是塑造一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场域，学校教育培养了现代意义上的人，只有通过相对完整的学校教育，个体才能懂规则，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这些地区很多农民都没有经过学校教育的训练，因此难以忍受现代社会对人的规则性要求。其典型表现就是，当地农民外出务工都不愿意进厂，认为进厂不自由、受束缚。在“精准扶贫”的政策背景下，当前各级政府对于贫困户都有各项教育帮扶政策，贫困户家庭的子女上学能够享受各项优惠政策。但是，除了精准对接贫困户个体的教育扶持之外，当前在教育扶贫中更应该重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整体性提升。基于此，应当加强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扶持，通过硬件和软件方面的配置来提升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从整体上提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文化素质，增强劳动力参与市场的能力。

总体而言，文化贫困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家庭、村庄和市场的共同塑造下农民家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因此，针对文化贫困的扶贫应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试图通过地方政府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在短期内消灭贫困是不可能的，解决贫困的根本办法还是要靠制度、靠市场[10]p57-63。当前的扶贫政策主要强调从物质层面的帮扶，较少从文化和观念上对贫困地区进行改造。本文通过对贵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现象的剖析，揭示了维持型家庭是导致当地贫困再生产的根源。因此，走出贫困也要从家庭切入，调整家庭、村庄与市场之间的配置逻辑，使三者之间由闭合内向的模式转向开放积累的模式，从而打破维持型家庭的恶性循环，这是化解当地贫困再生产的根本之道。

作者信息：

李永萍，女，社会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联系电话：13164615546，电子邮箱：liyongping0420@163.com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