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城乡关系视野下的乡村振兴

摘要 当前中国城乡关系正处于剧烈重组时期。重组就是不确定，就意味着剧烈的调整和变动。在这样一个时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需要有动态的眼光，有辩证的思维，有系统的决策，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形而上学，不能静止和片面地看问题。当前地方实践中存在将乡村振兴战略策略化甚至技术化的倾向，片面强调农村的强富美，将大量资源投入到不可复制也难以持久的项目点上，浪费了大量国家支农资源，影响了农村作为农民保底的压舱石和稳定器的功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必须以对城乡关系的正确理解为前提。

关键词：城乡关系;乡村振兴;城市化;区域差异；乡村治理

中国城市化率在2019年已突破60%，中国已有持续二十年的快速城市化，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十年仍将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到中国城市化率达到70~75%，中国城市化才会放缓，进入城乡发展新的阶段。城乡关系是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展战略或模式的一对基本关系，在当前时期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发展战略，反思当前中国城乡发展政策，从而可以服务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乡关系的三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城乡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改革开放前城乡分离的阶段；分田到户以后取消农业税之前城乡关系松动阶段；进入新世纪城市快速发展、农村迅速衰落，城乡关系重组阶段。再过若干年，中国城乡将进入融合与均衡发展阶段。当前中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不过这个新阶段还远未到城乡均衡发展的阶段，仍然处在城乡关系重组阶段，是重组阶段的高级阶段。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关系，典型特点是城乡分离，尤其是以户籍制度为特点的城乡二元体制。当然，这样一种分离并非城乡割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农村支援城市工业化，农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造社会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城市通过工业化和建立完整国民经济体系推动中国跨越式发展，实现现代化目标，最终反哺农村。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关系进入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一是放松了对农村非农产业的限制，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为代表的乡村工业化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二是放松了户籍管制，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逐步成为潮流。此一阶段是城乡关系松动阶段。

进入新世纪也几乎同时进入到了城乡关系的第三阶段，即城乡关系重组阶段。随着中国加入WTO，出口导向的沿海加工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农民大量进入沿海地区务工经商，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结构，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家庭收入。因为有了来自城市务工经商收入，农民在家乡建新房，也增加了家庭的人情消费，农村变得更加繁荣。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城农民开始谋求在城市买房安居，不再只是在城市务工经商而计划回农村生活，他们进城不再是获取收入的手段，进城本身成为了目的，农民开始在城市买房安居，甚至一些地区青年结婚的前提条件就是在城市买房。农民进城成为大势所趋，农民家庭由两代合力建设美好农村生活变成了两代合力进城，中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城乡关系进入重组的高级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前主要是通过从农村提取农业剩余支持城市和工业建设，使中国在短期内完成了工业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大后方，发挥了稳定器与蓄水池的作用。改革开放前，城乡实行二元体制，正是借助二元体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完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这时候的城乡二元体制可以说是城市对乡村、工业对农业的剥削性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体制大为松动，国家逐步取消了限制农民进城的各种体制障碍，又因为农民家庭仍然缺少在城市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国家对资本下乡采取了较为限制的策略，从而形成了当前中国独特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1]。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避免了中国农民过度进城，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城乡关系都具有不平衡的特点，都存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结构，差异在于改革开放前的剥削性城乡二元结构变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正是借助城乡关系的不平衡，改革开放前，国家得以聚集资源迅速将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完成工业化，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农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保障和退路，农民才没有沦为城市贫民窟人群，中国才保持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中国制造才能获得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中国才能成为“世界工厂”[2]。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进城农民越来越有机会在城市获得体面就业与收入机会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越来越有财政能力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保障，农村就不再需要留作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农村也就可以向城市开放，一个更加平衡也更加开放的城乡关系就可以建立起来。这个时候，大量城市资本为了获得农村亲近自然的好处而进入农村，农村获得了更多城市资本注入而因此变成更加生机盎然。在未来可期的城乡均衡发展阶段到来之前，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当前城乡关系重组阶段采取何种城乡发展战略，对于中国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仍然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一般情况下农民是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的，农民一心想着如何体面进城，只有无法体面进城时，他们才会退而求其次希望仍然能保持住农村的体面生活。也是因此，在当前时期，一般来讲，只要城市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不必非得通过乡村来解决。相关的，只要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不必非得通过政府力量来解决。以此来审视当前的城乡发展战略，可能就会有很多与当前主导意见略有不同的政策意见。

二

二、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迄今为止，各个国家现代化都是以城市化为基础的，因为城市的聚集效益和规模效应，使得城市不仅成为工业中心而且成为科教和服务中心，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城市发展，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中国城市化率也一直上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目前的60%。相应地，中国经济发展也越来越依靠城市，城市经济总是占比也越来越高。

当前中国的城市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是单独存在的城市，再加上城市所带不大的郊区。城市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二三产业体系，具有巨大的经济体量，不仅是各个区域的经济中心，也是各个区域的文化中心、科教中心。二是以城市带形式存在的城市，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区域内的农村早已融入到区域城市体系中，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方面均已脱农向城，农村工业化，农村成为城市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城市带地区，跨市甚至跨省，经济体量巨大，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此外，若干大城市特大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带，比如长三角经济带由沪苏浙皖四省（市）组成，其内有城有乡，是超过城市带的经济区域，却又是主要依托城市而存在的。

从城乡关系来讲，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持续进城，中国城市化率持续提高，城市经济占比已居绝对优势。从城市内部情况来看，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简单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模持续扩大，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和特大城市大城市比一般中小城市有更快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越来越向沿海城市带和特大城市大城市聚集。沿海城市带以外的市域县域经济发展远不如之前预期，在经济占比中的位次不断下降。表现出来的就是人口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方向偏移。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东西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占比越来越呈现出对中西部地区的压倒性优势。

与人口进城和经济重心在城市相一致，就业与获利机会、发展与创新机会也越来越集中在城市。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也是到城市经济重心寻找就业和获利机会。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沿海经济带产生了大量就业和获利机会，一般农户家庭青壮年劳动力远离家乡来到经济重心就业获利，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大城市特大城市有大量获利机会，却有很高的安居成本，进城农民工仅靠务工收入难以在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体面安居。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也决定了中国的城市难以为所有进城人口提供体面安居的可能[2]。

总体来讲，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沿海城市带和大城市特大城市，是进城农民获利的地方，却往往不能成为他们安居的地方。农民要进城，但他们不是一下子就进到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而是进到了自己家乡的县城。

三

三、县城、乡镇、村庄与农民的基本保障

中国有两种不同区域的农民，一种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带内的农村和大城市特大城市的近郊地区，这些农村地区的经济已融入到城市之中，农民家门口就有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这些地区的农民家庭与城市家庭无异，因此不在笔者讨论的农村之列。另外一种农民就是占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人口的中西部一般农业地区的农民，这些地区农民远离城市经济重心，缺少家门口的就业获利机会，他们不得不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最为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农户家庭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曾乐观估计中国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3]。到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纷纷关闭，乡村工业化道路不通。不仅乡村工业化道路不通，而且中西部县城的工业化也普遍成效不彰。相对来讲，以地级市为单位的市域经济因为达到了相对合理的人口规模和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而形成了二三产业的聚集，具有一定的产业发展能力。

县一级十分重要。虽然相对来讲县城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县一级却具备完整的行政职能，具备远好于乡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且县城离村庄比较近，县城房价低，县城因此成为农民进城安居的第一站，农民进城往往是通过在更能获利的沿海地区就业来获取收入，却在县城买房安居[4]。县城房价低，是自己家乡，亲近且熟人多，县城可以兼顾村庄中的家庭和农业。

全国中西部县市一级也抓住农民进城这一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县城房地产经济，开放接纳农民进城。农民进县城，最重要的一项是让子女接受城市较高质量的教育。县城当然也能给农民家庭更多更全面的公共服务和让农民家庭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一般来讲，当前发展阶段，中国二三产业难以为农民提供在大城市体面安居的稳定收入条件，或农民工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们在大城市完成体面的家庭再生产。县城房价低，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农民家庭通过青壮年子女在大城市务工收入再加上中老年父母在农村农业收入，大致可以承担得起在县城买房以及生活。县城的问题是缺少就业机会，所以，农民家庭即使在县城买房了，也往往不住在县城，而是年轻子女在大城市务工和年老父母在农村务农。他们在县城买房以为家庭留下将来进城的准备。当然也有越来越多农户家庭进到县城，尤其是为了享受较好教育资源而进入县城。

县城买房城市化，不仅仅有房价相对较低、生活成本较低的好处，更重要的好处是可以兼顾村庄中的农业和照顾仍然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父母，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仍然留守农村的中老年父母通过农业来支持进城生活的年轻子女。在县域范围，农户家庭中子女进城父母留乡，相距不远，可以相互支持，相互照应。城市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也有更多就业获利机会，农村则有更低的生活成本和与土地结合起来的便利。城乡之间相互支持与相互补充。

相对于县城和村庄，乡镇一级则是既缺少县城良好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又缺少村庄与土地结合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因此，在乡镇企业衰落的大背景下，乡镇一级也变得越来越缺乏存在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中西部地区，除少数具有区位优势已经形成一定产业基础的极少数中心乡镇以外，绝大多数乡镇并不会成为接纳农民进城的场所，因此会更加萧条衰落。

村庄当然是衰落最为迅速的，这是中国迅猛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村庄衰落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进入新世纪的前十年，农民家庭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很重要的只是剩余劳动力进城，进城目的是为了消化家庭剩余劳动力，从城市获取就业和收入服务于农村家庭再生产。这个时期，农民进城了，农村却变得更加繁荣。城市人口一直在增长，因为城市人口是按居住地来统计的，进城务工农民工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农民家庭却因为这些进城剩余劳动力在城市获得收入而变得更加富裕。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农民家庭目标发生重大转移，由之前将城市务工收入拿回到农村消费，变成以进城为目标，不仅城市务工收入用于进城目的，而且农村农业收入也服务于家庭进城目标。为了更加有效地进城，农民家庭仍然保留了中老年父母留村务农，一方面务农有农业收入，另一方面村庄生活成本更低。也就是说，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家庭目标都在进城，城市是目的，村庄只是手段，农业只是手段。越来越多具备进城条件的农户家庭进城了，大多数农户家庭难以全家体面进城，留守农村务农的中老年父母通过农业生产和低成本村庄生活来支持子女进城。正如苏力所预言的一样，当前中国农村所有“道路通向城市”，城市能解决的就不要农村来解决，市场可以解决的就不要依靠政府来解决。

问题也恰在于，当前阶段，中国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收入与社会保障，市场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收入与社会保障。村庄仍然是支持农户家庭城市化的基础，是农民城市化失败的退路，是中国农民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应对老龄化的重要抓手。当农村是基本保障时，这个基本保障显然既不是高标准的，也不是比城市更加美好的浪漫“乡愁”，又不是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的。基本保障是底线，是应对万一的。将基本保障想象成浪漫的乡愁，寄希望通过市场来解决基本保障，都是错误的。

四

四、农民进城与资源下乡的错位

一般来讲，当前中国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充分是毋庸质疑的。发展不平衡则一般会被理解为发展的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问题恰在于，发展往往要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不平衡才能达到高水平的平衡，中国经济和人口向沿海和大城市聚集，具有客观性，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更是现代化的必然规律。在规律面前，我们不应当违反规律，而应当顺势而为。

某种意义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东西差异，实质上就是中国城乡的差异，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将城乡融为一体，这些城市带内的农村与城市无异，农民因为有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可以在不离开村庄条件下面完成城市化，所以这些发达地区的农村就等同于城市。全国大城市特大城市近郊农村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内农村具有同等性质。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城市，是包括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内农村和大城市特大城市近郊农村的。与此相对应，我们所讨论的农村，主要是指广大中西部农业地区的农村。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正在经历的历史性重组，才应当是我们关切思考城乡关系中“乡”的重点所在，也是各种三农政策应当关注的重点所在。恰在这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农村政策错位。

依照以上城乡关系的认识，对照当前三农政策，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也许要到2035年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时期，农村人口都一直会持续流出，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衰败都是不可阻挡的，农村社会也因此处在空前的分化重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剧烈变动不仅包括人口大幅度减少，而且意味着大量村庄消逝。高寒山区农村农民自然而然搬迁出来从而还林于山，精准扶贫易地安置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向。偏远山区年轻人都进城了，村庄只有留守老年人，老年人种地主要是为了维持温饱而不是为市场生产农产品。平原低丘地区，大量农户家庭进城，村庄出现了租种亲朋邻里土地的“中坚农民”，“中坚农民”+“老人农业”构成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样态。

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城，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大都愿意保留农村土地权利和宅基地住房，以防进城失败时作为回村退路。实际上，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去了，老年父母仍然留守农村。进城务工经商青壮年劳动力等到年老也可能会退返农村。从人口来看，农村半数人口进城去了，从农户来看，几乎每家都仍然有老年父母留守农村。

在农民不断进城过程中，农户家庭也自然会变得更加智慧。过去农户用在城市打工赚的钱在村庄建新房，现在农户在城市买房，而不再主要用于农村投资。他们开始在投资、预期各个方面适应城市化的需要，又保持农村退路。他们自然而然地适应正在快速变迁和重组的农村社会需要。在那些生活不便利的山区村庄，农户搬到附近集镇上，有些规模太小的村庄随着人口流失自然而然消逝了。在村庄一些自然汇聚的点上形成了新公共空间。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了，让渡出各种获利机会，一些无法进城或不愿进城的农民就捕获这些获利机会。不再依托农业和农村收入的农户越多，让渡出来的农业和农村获利机会也就越多，也就可能自然而然产生出大量“中坚农民”，他们主要从农村获取足以维持体面生活的收入，还可以成为规模经营农户。

简单地说，当前城市化背景下，村庄社会正在发生巨变和剧烈重组，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进城了，越来越多村庄消逝了，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经济结构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农民自己选择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是所有道路通向城市。城乡是一体的，农村不过是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

比较有趣的是，当前一个时期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却按照自己的蓝图来打造他们认为的理想乡村，甚至试图通过国家投资来打造强富美的乡村。当前每年国家投入到农村的惠农资金超过2万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美丽乡村打造中，动辄一个村投入数百上千万元甚至数千万元，村庄硬件设施极其良好，甚至成为了城市人来旅游度假的地方，而实际上当地农民早就进城，只是因为地方政府打造亮点投资建设了硬件，又一再推动村民将住宅修建好，村民将本来用于进城的资金投入到修建农村住宅上，这种投入无助于他们进城，也无法为他们在农村获得更多经济收入。

一般来讲，国家资源投入应当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具有保底性质。问题是，当前大量投入到农村的资源都是要通过国家投资帮农民建设强富美的农村，而实际上农民早已进城或早就在计划进城。农村正处在剧烈变化时期，地方政府却不计成本地在农村搞基本建设，这样一来，变迁村庄与静态投资、农民进城与资源下乡就产生了错位，大量资源投入成为无效投入。若对最近十年中国农村资源投入进行一个评估，就一定可以发现无效投入数量极为巨大，浪费殊为可惜。

我们再具体看看目前正在推进的农村宅基地改革与村庄环境整治。最近几年，地方政府有很高的进行农村宅基地改革的积极性，其核心是让农民腾退出宅基地，以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城市提供建设用地指标。问题是，地方政府进行建设需要建设用地指标，理应由国家下拨建设用地指标，而不应通过增减挂钩政策逼迫地方政府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

国家为了保护耕地，采取了偏紧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供给。为了让地方政府有增加建设用地指标的空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规定可以将农村建设用地退出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增加相挂钩，而农村建设用地主要就是农民宅基地。为了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全国很多地方政府掀起了拆农民住房的狂潮。为了让农民腾退出宅基地，地方政府就必须要让农民集中居住，农民上楼。因为上楼后不方便农业耕作，农户往往不愿意上楼，地方政府强拆原有住房甚至因此引发大量恶性事件。财力比较强的地方政府给上楼农民比较多补贴，如成都；地方政府财力比较弱的就给农民比较少补贴，如山东河南；为了获得农民宅基地以换取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在拆农民房子方面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山东德州一度计划将全市8000多个自然村全部拆掉，重庆市以每亩15~20万元收购农民腾退宅基地，武汉市黄陂区计划在未来三年将全区2/3的自然村拆除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武汉黄陂区接近2/3的耕地都抛荒，将自然村拆除后复垦的耕地谁来种？重庆是山区，农民建房都是在坡地上，这样拆房腾退出来的宅基地复垦了怎么种粮食？中国有20亿耕地，现在耕地复种指数很低，土地抛荒情况很普遍，难道中国今天已经缺耕地到非得拆农民房子复垦宅基地这一步了？

拆农民房子再还建，让农民上楼，农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国家却花费了巨额财政投入。拆除的农民房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成果，这样的拆除在农村本来建设强度就不够的情况下，显得过于悖离常规逻辑。

江西农村村落多为大规模聚居，且江西多山，农民住房依山而建。江西宅基地改革拆农民房子以让农民上楼，一方面很难节约出宅基地出来（因为建新房也要占地），一方面江西地方财力也不允许。江西省因此将宅基地改革变成村庄环境整治，将宅改主要精力用于拆除村庄一户多宅的旧宅，以及各种茅房猪圈工具房。为了配合宅改，江西省还在集镇和自然村配备雨污分流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村庄环境整治确定提高了村庄的易居性，不过投入往往十分巨大，笔者参观过的一个村庄，400人投资400万元以上，还没有包括农户自己的投入。而实际上全村绝大多数农户都已经进城或计划进城，村庄史无前例投入巨资进行村庄环境整治，而村庄却处于解体的前夕。

当前农民正在进城，只是农民进城会有农民自己的节奏，比如他们一般在县城买房，父母一般留守村庄，进城年轻人也为自己年老返乡预留了空间，他们会理性安排自己在进城与返乡之间的节奏。最终，有能力进城的农户进城去了，他们的宅基地自然也就腾退出来了。等到农民进城尘埃落定，再进行村庄环境整理和美丽乡村建设，就要从容得多，也合理得多。

在村庄剧变的时期，我们得有耐心让村庄去变，而不是人为去阻止，或是迫不急待提前建设。当前村庄已存在千年，一直都可以存在，为什么我们现在急于拆掉农民未必多余的房子，就要进行雨污分流和污水处理?村庄家庭污水处理成本很高，建管网成本都是天价，农村大多数人口都已进城了，农村地广人稀，环境一直都有自净能力，为什么现在就不再能忍受这种生活污水对环境的影响？这实在是脱离了现阶段的发展实际。五

五五、

五、农村政策的重点在于保底

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分三步走，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时间节点是2050年，距今还有30年时间，还要经历六个五年计划。再过30年，中国城市化早已完成，城乡进入均衡发展时期，那个时候的乡村振兴是在农村大变动早已尘埃落定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完全可以有计划进行建设的。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急于求成，将大量财政资源用于打造根本就不可能复制推广也不具有实效的示范点政绩工程，这显然是错误的。在现阶段，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要应对城市与市场所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比如农村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农业服务的不足。总体来讲，在目前阶段，乡村振兴的重点在于为多数缺少城市就业与收入机会的农民提供保底，为难以体面进城的进城农民工提供退路，而不是要通过政府投资来建设强富美的乡村，也不可能靠政府投资来建设出这样的强富美乡村。乡村振兴以及三农政策尤其要关注农村老龄化及其应对，因为这正是城市与市场所无法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

当前中国城乡关系正处在第三个阶段，即农民快速进城、城乡关系重组、农村社会剧变时期。农村人财物进城，村庄空心化，农村衰落。只有让农村剧变尘埃落定，再来重建新型乡村，才是乡村振兴机遇。当前时期农村政策主要是保底即应对城市和市场所无力应对的各种乡村问题。

再过十多年，到2035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结束，进城农民都有了在城市安居的能力，国家也能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可靠的保障时，农村就不再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不再是农民进城可能失败的退路，一个更加开放也更加均衡的城乡关系时代就要来临。在这一背景下，再通过市场机制来重整中国乡村大好河山，建设一个强富美乡村的时代也就可以到来。

参考文献：

[1] 林辉煌，贺雪峰.论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8(1).

[2]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3] 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4] 贺雪峰.农民工返乡的逻辑[J].求索,2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