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村庄竞争与“拟态进阶”——农民进城定居的村庄视角

当村庄居民的生活目标变为进城定居以及生活的中心也变为供养进城定居者时，村庄本身所具有的生活主体性逐渐消失，仅成为一个经济来源，村庄生活所自有的丰富性和内涵性消失，而转向单一的“城市标准”或“拟城市化”，也更加失去其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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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的阶层分化具有二维性，一维是农民在农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与流动，另一维是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参与整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农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和流动构成农民进行阶层上升的基础和动力，但这种阶层上升的最终目标不是成为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最上层，而是实现关键“一跃”，即脱离农村实现“农村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进入整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这是农民进城定居行为的内在动力。但城市价值导向、村庄的无序过度竞争等会导致农民对进城定居的“拟态进阶”，这种“拟态进阶”表现在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促使农民在并无足够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勉强进城定居。这种“拟态进阶”会造成村庄资源的过度抽取、农民社会生活的扭曲，以及家庭关系、家庭生计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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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从国家积极推动城镇化的政策角度，还是从大量农民进城买房、租房而定居城市的现实角度，对农民进城定居的研究都是一个重要议题，学者对此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于农民进城，根据形式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早期的劳动力流动阶段，即农民工的流动。对农民工流动的动力机制，“推拉”理论是运用较多且较具解释力的理论，在此理论框架下，中国城乡之间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收入差距、发展机会差异等使城市形成对农民的巨大拉力，而农村的低发展、低收入对农民形成推力，最终促使农民发生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但同时研究者也强调，因中国的户籍制度以及农户家庭的生计模式使农民的这种流动并不是永久性迁移，只是生命周期中的暂时外出，绝大多数外出农民最终还是会回到农村，并不能算真正的人口迁移，即中国早期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只是农户家庭出于家庭生计的需要对家庭劳动力进行优化配置的策略，只是家庭部分劳动力的暂时外出，很少是家庭的整体迁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户籍等制度障碍的消除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等，农民进城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家庭迁移阶段，农民家庭整体移居并定居城市，农民进城定居也越来越成为农民流动研究的重要方面。

在农民进城定居的研究中，“推拉理论”仍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只是此时是反向作用力，更多体现的是城市的“推力”作用和农村的“拉力”作用。总体而言，在进城定居决策上，农民远没有进城务工那样乐观和积极；同时在国家积极推动城镇化的背景下，学者对农民进城定居的研究，便更多转向对农民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的考察，将问题聚焦于是什么阻碍了农民的进城定居。关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学者主要从农民的个体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农民个体经历（城市生活经历、务农经历等）、离城市远近以及政策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但这些研究所得结论在各方面都存在高度不一致性，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从农民进城意愿是否强烈到个体因素、政策因素是否有影响，以及对地区间的差异判断等都不一致。杨传开等的数据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而熊彩云的调查显示60%的农民工对到城里定居有强烈欲望。吴琳等的研究发现离市镇越近的农村居民越倾向于进城定居，西北地区的农民进城意愿更强烈，中部地区农民进城意愿较弱；但唐宗力的调查发现市郊农村的农民比偏远农村的农民进城意愿更低；而曾鹏对中西部15个地区的调查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城镇化意愿都较为强烈。

同样是基于大量的问卷调查和科学的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大相径庭，这并不在于分析方法的错误，而在于其研究的个体主义视角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其一，对于生活在农村、生活世界主要在村庄的农民来说，其行动意义的获得和内在动力更多是来自村庄的社会文化层面，同样也会受村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村庄社会结构差异巨大，村庄的文化和社会结构差异在南北体现得更明显。如果从村庄结构去解释农民进城定居的动机和行为，农民关于进城定居意愿与决策的差异性可能就很容易得到理解了。其二，这种个体主义视角的另一疏忽在于，对于农民来说，从农村移居城镇无疑是整个家庭的重大转折，不仅意味着家庭生计模式的变化，还意味着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文化归属等各方面的根本改变，所以移居城镇绝不是农民个体的决策和行动，而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的决策和行动，这就意味着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是家庭目标、家庭资源禀赋等，而非个体意愿或特征，所以更合适的分析单位应该是农户家庭而非个体。

另外，当前对农民进城定居的研究更多是在“促进城镇化”话语下的城市中心主义视角的研究，即研究影响农民进城定居的影响因素是服务于如何更快更好地促进农民进城定居的目的。这容易使研究者的视角局限于聚焦农民个体能力（学历、收入、城市生活经历、适应性等）方面。同时，这也导致了学术关注的一个忽略点，即农民进城定居对农村社区的影响。实现乡村振兴需要城乡一体化的视角，探讨农民移居城镇的村庄社会结构因素，以及对农村社区的影响不仅有必要而且有意义。个案不能代表所有，却能更好地展现内在机制。本文试图以中西部地区的一个贫困村为例，以农户家庭为分析单位，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探讨农民移居城镇的社区动力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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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概况

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2017年在山西省西北部忻州市Z村的驻村调研，Z村属国家级贫困县下的贫困村。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各个年龄段、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一般村民，以及乡长、乡镇干部、小学校长、教师等。进城定居不仅与农户的经济实力相关，也与农民的意愿相关，没有经济实力在城镇买房或者在城镇没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并不意味着其不会尽一切努力实现在城镇定居的愿望；同时，户口转入城镇并不代表农民就会进城定居；同样，在户口已不成为定居城市的必要条件的当下，定居城镇的农民不一定有城镇户口。故本文并不以户口是否落户城镇、是否在城镇买房为标准来定义农民的进城定居，而是借鉴唐宗力的定义将农民进城定居定义为：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有固定居所（购房或租赁房屋），不打算再回农村居住的人。

Z村有农户405户、人口1115人；耕地4020亩，人均耕地不到4亩；主要是玉米和土豆的轮作，一年一季，收成有好坏，一亩地年纯收入平均500元左右，户均务农年收入5000元左右。同时，Z村地处西北，周边城镇工业不发达，就业机会少，而Z村的人很少有出省打工的，只有个别在省城太原打工，其他多在周边打零工，打零工的人均收入一年1万～2万元。唯一能带来较多经济收入的机会是参与周边煤矿的煤运行业，村里部分人靠“养车”或者做司机能获得较高收入，但市场有限，只能为部分人提供相关机会，尤其最近几年煤炭行业不景气，这样的机会进一步减少。

根据收入状况，Z村农户大致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阶层的是养车跑运输（运煤）的，家庭年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全村也就20多户，占比不超过10%；第二阶层是家里有手艺（建筑、司机）的打工者家庭，以及家里有通过读书在外实现良好就业的家庭，其家庭年收入（父代与子代家庭合计）可达7万～10万元，所占比例10%多一些；第三阶层是规模种植户、养殖户或者规模种植加养殖户，这构成村庄的中间阶层，一年能有5万～6万元收入，这个阶层所占比例也不大，毕竟耕地有限，养殖的市场容量也是有限的，这部分农户占比在20%左右；第四阶层是种少量土地兼打零工者和村庄的贫困者，这个阶层人数最多，占比60%左右。

总体来说，Z村的农民无论是务农收入还是务工收入都不高，普遍收入比较低，属于中西部较贫困的村庄。虽然农户收入不高，但是家庭支出却不小，其最重要的开支就是妇女陪读。其一，Z村的绝大部分年轻女性是不工作的，既不打工也不务农，只负责带小孩，这种状态基本会持续到小孩高中毕业。其二，Z村的绝大部分小孩都在外读书，且由妈妈陪读，这种陪读甚至从幼儿园开始，这就需要一笔不小的生活费开支，这构成大部分农户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Z村在城市买房的农户达50%，主要是在县城，极少数在太原市买房。县城的住房大约20万～40万元一套，所以大多数农户是借款买房。即使在县城买不起房的农户，很多也在县城租房让家中年轻人居住，且多是长久性居住，不打算再回农村。所以在Z村，农户家庭的经济活动（包括两代人）都是围绕供养家中的城市定居者而展开的，让家中的年轻人进城定居几乎是所有家庭的奋斗目标。国家的异地扶贫搬迁，即使需要贫困户自己再拿出10万元安置，也争夺激烈，因为这是能进城定居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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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定居目标下的“拟态进阶”

Z村农民对进城定居（包括买房和租房）有着近乎偏执的执着。Z村农民很少将钱用于吃、穿以及铺张的办酒席等开支，在这些方面都极其节俭；从事长途运煤行业最赚钱，但风险特别大，每年村里都会有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或破产的人，但农民只要有机会都会选择去冒险，而目的都是为了进行资本积累以实现进城定居，这构成当地农民奋斗的主要目标，甚至生活的主要意义。但以Z村的收入水平以及务工者主要从事的职业很难实现大部分农户的进城定居或者家庭全部成员的进城定居。在强烈的进城定居欲望下，便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以进城定居为对象的“拟态进阶”。“拟态进阶”即中下阶层通过模仿上层阶层的行为、生活方式等以达到暂时的阶层上升表象和心理满足。鲍德里亚曾指出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更多是一种符号消费，这里的符号往往也是代表上层阶层消费习惯的符号，而“拟态进阶”不仅是对消费对象的模仿，还包括对行为、价值判断等一系列的全方位模仿。在Z村，家庭阶层上升的主要标志和标准就是进城定居，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也是进城定居，农民“拟态”的主要对象便是进城定居，这种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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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勉强“进阶”

在城市买房就意味着孩子能在城市接受教育，但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能在县城买房让孩子在县城上学，于是在Z村便产生了最明显的“拟态进城”现象，即进城租房陪读。Z村的陪读不仅开始时间早，而且非常普遍，陪读从上幼儿园的前一年（熟悉环境）就开始，会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Z村所在乡，全乡有学龄孩子的家庭，除了极少数非常困难的家庭外，几乎都在外陪读。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读书，并不是因为乡中心学校的教学质量太差，而仅仅是认为城里的教育就是好，或者就是想到城里住，即使在县城很差的学校就读或者自己的孩子学习很差，也会尽全力把孩子送出去，然后家长去陪读。

Z村所在的乡中心小学现有37名在编教师，实际在岗28名，平均年龄二十六七岁，其中17名是特岗教师，有本科学历的占2/3以上，学校教学质量在全县排名也比较靠前。但是到2017年调研时，全校只有42个学生，其中有10个还是幼儿园学生，学生的流失主要在最近十年，而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学生进城读书去了。无论家庭条件好坏以及学生成绩如何，农民都会尽一切努力把孩子送进城里读书。孩子进城接受教育，是家庭“城市化（进城定居）”的福利，也是重要表现。即使不是买房入城，租房入城也能算“进阶”了，因此家庭背负极重的经济负担。

王姓夫妇，在邻镇开餐馆。孩子12岁，就要小学毕业，但成绩非常不好，各科成绩的均分长期在30分以下，甚至数学有时会得0分。孩子不喜欢读书，却喜欢在父母的餐馆帮忙。据孩子的妈妈说，孩子虽然只有12岁，但很勤快也很能干，帮忙配菜、点餐、上菜等，比请的正式服务员都管事，孩子也喜欢跟爸爸学做菜。但孩子马上就要上初中，王姓夫妇决定关掉小餐馆，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初中，然后妈妈全职陪读，爸爸找份工作。当被问道，孩子成绩这么差，有必要陪读吗？还指望他以后考上大学吗？孩子的妈妈回答说：“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县城读书，我们家也不是没这个条件，没指望他考上大学，但好歹要混个高中毕业，他自己一个人怎么在县城上学，我当然要去照顾他。”

李姓妈妈，22岁，18岁结婚。孩子3岁半，在县城上幼儿园，由其在县城租房陪读。“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县城读书，我们家孩子凭什么要在乡里读书？”其陪读房租一个月320元，但两个人一个星期的生活费却要500元。“城里的小孩都吃好东西，我们家的也不能亏待，水果都买最好的，开销就大了。”一个学期的学费1万元。老公打零工，同时种6亩地，勉强能维持母女俩的在城生活，但还需要公婆的支持，否则入不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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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拟态”

在农民心里，城市生活意味着清闲、干净、整洁、时髦等。这对农民家庭以及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对家庭中的年轻女性来说，这些则是可以尽可能“接近”的。由于当地婚姻市场的失衡，男性在婚姻市场上处于很不利的位置，“在县城买房”成了女方缔结婚姻的硬性条件，实在不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家庭，则至少要满足女性能在县城租房住以及在家不干农活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女性实现了生活的“拟城市化”，而且整个家庭通过家庭中的年轻妇女也实现了凡勃仑所说的“代位休闲”，即家庭中年轻妇女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更多作为家庭消费能力和地位的重要指标和展示平台。供不起年轻媳妇在城里的生活或者还让自己媳妇下地干活的男人，不仅会被自己媳妇看不起，而且也会被村里人看不起。

对于实在进不了城而留在村庄生活的年轻女性，则会在很多方面模仿在城市生活的女性。第一，不干农活是必须的，下地干活就会被晒黑，皮肤也会变得粗糙，这远离了城市女性形象。第二，穿衣打扮尽量模仿城市女性。走在Z村，会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穿得破破烂烂，而所有的女性都穿得“花枝招展”，很多女性妆化得比城里女性还要精致。第三，生活方式上也尽量向城里靠拢。Z村的广场舞不是村里大妈的天下，而是村里年轻女性的天下；晚上开车到邻镇吃宵夜，对于村里的中老年人来说是城里人的习惯、年轻人的专属。

周大爷，61岁，两个儿子，大儿子光棍；小儿子结婚后开小面包车送货，不善经营，一年收入最多2万元；儿媳妇在家，但也不干活，因为实在没条件进城，小孩就在乡中心小学上学。老人描述自己儿媳妇的生活常态就是：白天就穿着裙子在街上逛逛，到了下午就上旁边镇（商业中心）去逛，吃烧烤。周大爷描述在村的年轻媳妇的生活是，“穿着小裙裙，扑着小粉粉，街上瞎溜溜，开着小车车，吃吃烤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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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的“拟态进阶”

正如村民自己总结的那样，“陪读只是进城的借口，去城里住才是真正的目的”，看起来是重视教育的“陪读现象”，在Z村只是“进城”的伴生现象。这不仅在于接受城市教育是“进阶”的表现，还在于在城市居住本身就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表现或者个体价值实现的表现。无论家庭经济实力是否达到了“上层”的标准，是否足够支撑在城里的生活，“进城”行为本身就能代表个体生活意义的实现以及家庭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至少是保持，“进城定居”本身就是“拟态进阶”的表现。这种价值导向形成了Z村的竞争氛围，也向家庭内部以及下一代传导了这种“进城”压力。比如仍在乡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羡慕进城读书的孩子，觉得自己在乡里上小学就比人差了一截，很自卑，会向家长要求也要进城读书，这无疑又加重了家长的压力与进城动力。

张姓妈妈，27岁，孩子6岁，之前家里一直没条件让其进城陪读，夫妻为此经常吵架。家里种了四五十亩地，但其从未帮忙干过农活，现在小孩要上小学了，张说什么也要进城。对此她丈夫表示压力比较大，“我压力大，我不想进城。我家算没钱的，在县城里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又不稳定。但是媳妇结婚的条件就是进城，当时年轻，很多事情没想明白，现在想明白了，迟了。闲下来就吵，不干活就吵架……她想进咱也没办法，钱老婆管着，用时要老婆批准。不让她去陪读，连饭也吃不上。再不听人家的，人家有钱自己上城里去，你不答应也一样……进城是妇女的奋斗目标，日子好不好，过去了再说”。而从张的角度来看，“基本上我这个年纪的都去城市里做饭了，没房子也撂下家去城里头”。

村里有个老太太，儿子的一只手因事故被压断了，干不了活，从外地娶回来的老婆也跑了。老公得了癌症，家里20多亩地种不下去，家里就靠低保生活。孙子在乡中心小学上学。即使这样，老太太还到乡政府去，希望政府能帮其解决孩子到县城上学的问题。因为孩子多次跟她表示想到县城去上学，说别的孩子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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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进阶”背后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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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与阶层流动下的进城动力

“去城市生活”几乎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农民理所当然所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巨大，农村无论是在获得收入的机会，还是在生活设施等方面都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在长期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城市户口的“高福利”光环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都普遍形成了对农村的价值贬低，“跳出农门”进入城市一度是农民对教育的主要期待，进入城市生活现在也仍是绝大部分农民对子女的期待。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心理层面，对于农民来说，进城定居是向上流动的表现。

对于农户家庭，家庭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质量，而家庭劳动力的优劣与家庭生命周期、家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勤奋与否相关，这些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且与个体的主观努力密切相关，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实现村庄内的阶层向上流动是可期也是容易做到的。村庄内阶层分化的弹性以及村庄社会生活的紧密性会促使农民积极通过阶层上升来提升自身在村庄中的社会地位、声望，并以此获得人生意义，但作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一员，农民的这种向上流动不会仅止于村庄内部。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的阶层分化具有二维性，一维是农民在农村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另一维是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阶层分化中的地位。

农民群体作为社会整体的一份子，还会参与整个社会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所以对于农民来说，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终极成就并不在于达到村庄内分层的顶层，也不是达到整个社会分层中的上层，而是实现那至关重要的“一跃”，即脱离农民身份。一方面，户籍制度曾把中国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户籍不仅代表完全不同的福利待遇，更代表完全不同的身份地位；另一方面，从整体社会分层来说，农民往往作为一个阶层被定义，且处于社会的底层。所以对于中国农民来说，跳出农民阶层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转变和阶层上升，而跳出农民阶层后其能在社会整体社会分层中处于何种地位则是相对次要的。

正是因为农民把脱离农村作为向上流动的重要指标和人生的重要目标，才会出现学者所说的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去阶层分化机制，即精英和上层不断脱离农村使农村社会内部很难出现激烈的阶层分化，这也是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后，学者的数据分析仍呈现出农民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和底层的原因之一。进城定居无论从实际的社会阶层地位还是其具有的象征意义上，对农民来说都意义非凡。而村庄内的阶层分化和阶层流动从两个方面影响农民的进城定居行为：一是从物质层面上，通过村庄内的阶层流动实现最后进城定居的资本积累；二是从价值层面上，通过村庄内的社会分层和流动为农民进城定居提供价值支持和内在动力。

阶层分化和阶层流动可以解释实现了资本积累的农户的进城定居行为，如Z村不到10%的最上层，是最早进城买房定居的群体，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却起了重要的示范和带头作用，他们的家庭收入以及家庭生活模式是其他村民所羡慕的，而他们的购房目的也是单纯的因为有钱所以移居，第二层级的农户也有能力实现在城市买房或租房，这两个阶层是Z村进城买房的主体。但对如Z村中下层农民那样在自己能力之外勉强进城的非理性进城定居行为以及“拟态进阶”行为，村庄内部的生活面向和社会竞争则是重要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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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内无序过度竞争下的“拟态进阶”

有分层和流动就会有竞争，竞争是社会常态，也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可的重要途径。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竞争和攀比，农民通过赢得竞争获得尊严、价值和社会认可，但农村地区也存在普遍的过度竞争，即非理性竞争，比如建高大却没人住的房子、丰厚的彩礼以及婚备竞争等。

抑制过度竞争或攀比的机制有两种，一种是阶层分化的固化和阶层流动的闭塞，这使下层很难实现向上的流动从而也就放弃过多的努力。阶层的固化既可表现在客观层面，比如在浙江的部分农村地区，因为私营企业主的兴起，村庄内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下层很难参与由上层主导的村庄竞争，从而就直接退出村庄竞争；还可表现为文化意识层面，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社会，村庄存在固有的主要是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层分化机制，各阶层间很难跨越，从而形成了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即大家对现存的阶层分化给予认可，从而使社会的阶层分化获得了合法性，各阶层便也就安守于自己的阶层地位。抑制过度竞争的另一种有效机制是外在规范的强制力。中国传统的宗法共同体就对阶层内的分化进行严格的抑制，以避免阶层内的过度竞争影响和谐和宗法统治。宗族性地区的宗族性规范也具有同样的规制作用，中国南方宗族性地区的农村就很少出现过度竞争，而国家近两年来对农村地区的一些过度竞争行为进行规范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相反，开放而活跃的阶层流动、无外在的规范约束，以及竞争面向的单一化则很容易导致过度竞争。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和阶层流动的开放性为各阶层农民间的竞争提供了良好基础和环境，起点的绝对公平、财富累积的劳动性使每个阶层的农民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比较容易实现村庄内的阶层上升，这调动着各阶层农户的积极性和竞争意识。而如果没有外在规范的约束，这种竞争就很容易演化为非理性的过度竞争，尤其当竞争面向过于单一时。

Z村基本满足了以上三点。第一，Z村虽有阶层分化，但并未形成阶层固化，且无论是上层还是中下层都是依靠家庭劳动力来获得收入，一般农户也有机会进入最上层。而对于最上层，进入县城并稳定生活也并不是不可实现的目标，面对在城市生活的风险（主要是失业和高生活成本），他们有一定的信心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都有向上流动的意愿和可能。并且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约的松动以及房地产的发展等，在最近十年，这种流动不仅是快速的，而且是具有高标识性的。只要在城里买了房就能“说明”一切（包括家庭经济实力、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等），在城里租房陪读也有同样的作用。

第二，村庄竞争目标的单一性。Z村历史上是由流民和移民组成的村庄，村庄内没有宗族性传统和文化，内聚力不强，各个家庭处于一种各顾各的原子化状态，并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村庄阶层上升的竞争。这使村庄难有较强的内聚性，村民生活的面向更多是向外，村庄也难以为村民提供多元化的认同途径，村民具有强烈的脱离村庄的意愿。同时Z村长期处于经济极不发达的状态，村庄内农民的消费一直是紧缩的，无论是在日常的开支还是在建房以及婚丧嫁娶方面，Z村一直以来都是节俭的，村庄舆论拥护节俭与“能存钱”的家庭，即相比消费，村庄更重视“积累”。这也是衡量家庭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村庄层面也就未能展开其他消费层面的竞争，而进城买房或进城租房定居其实是“能存钱”家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进城定居同时满足了Z村农民的这两种要求，从而成为村庄内社会竞争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

第三，村庄内各家庭原子化的状态使村庄未能形成强有力的公共性规范以及集体内的强约束。当村庄内的竞争走向过度竞争时，没有对其进行约束的机制，也没有其他外在力量对其进行约束和引导。在一贯的对“积累”的推崇中，村庄反而形成了对不能进城定居家庭的鄙视氛围，这对未能进城定居家庭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很多中底层农户家庭拼尽一切力量进城定居并不是为了在村庄竞争中获得胜利或者追逐城市的“美好生活”，而仅仅是无法承受被瞧不起的压力。这导致农民在生活层面紧缩了其他所有方面的开支和关注度，将家庭的所有注意力和精力都集中到这唯一的竞争目标上。

强竞争压力、单一的竞争目标、目标实现的可期等会产生强烈的阶层上升欲望和动力，但Z村的现实经济条件决定了绝大多数农户很难实现这种目标，至少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家庭目标实现过程的艰难以及长期性，使中下阶层很容易产生“拟态进阶”行为，即通过模仿上层阶层的行为以及生活方式等，以达到暂时的阶层上升表象和心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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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行为动机以及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来说，农民进城定居与农民工进城是完全不同的。农民工进城，更多是以“半工半耕”为形式的家庭生计策略，是为了更好实现家庭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流转，这有助于农民家庭的生计维系，也有助于城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维系。而农民进城定居，更多是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如果是农民实现了资本（包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后，自然而然的阶层上升的结果，其有利于城镇化的实现，也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阶层流动，成为促进农民为实现阶层上升而努力的动力。但是，如果如Z村这样，在并无足够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情况下，因为价值导向、村庄无序过度竞争或其他原因（比如刺激房地产消费）而形成的“拟态进城”，其无论对于农村还是城镇的影响都是弊大于利。

农民的非理性进城定居所造成的最显著和最直接的后果是，乡村资源的大量抽离。以Z村的资源条件以及农户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是以两代人之力并举全家之力供养年轻一代在城市定居生活，这是农村社会资源被过度抽取而流入城镇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在城市买房。这基本上需要耗费农村家庭几代人的积蓄以及未来的积累，因为多数家庭是以欠债的方式实现了购房。二是教育投入。这不仅体现在数额不小的借读费或昂贵的学费上（农村去的很多孩子只能上学费较贵的私立学校），还体现在日常的教育开销上。三是城市的消费。去城市定居意味着高昂的生活成本，尤其是陪读，不仅家庭中的一个劳动力不会有收入，还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这极大地增加了在农村的供养家庭的负担。这种高债务、高成本、高压力供养城市定居者，使农村家庭几无余力来实现家庭的生产投资与发展，也使村庄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与活力。

当村庄居民的生活目标变为进城定居以及生活的中心也变为供养进城定居者时，村庄本身所具有的生活主体性逐渐消失，仅成为一个经济来源，村庄生活所自有的丰富性和内涵性消失，而转向单一的“城市标准”或“拟城市化”，也更加失去其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当家庭的经济实力以及城市的就业机会无法支撑年轻一代全家在城市定居时，农户家庭往往选择让年轻女性和孩子在城市定居，而男性劳动力则在农村或外地进行经济积累以供养其城市定居生活，这种普遍的家庭分工形式产生了大量的“留守丈夫”“留守爸爸”，也给家庭关系和家庭生计带来极大不稳定性和高风险。长期在城里生活的妻子与长期在农村生活的丈夫很容易产生价值观、生活观上的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只会越来越大。这种两地分居以及家庭内部“城乡二元化”很容易导致夫妻关系紧张甚至破裂，而这种供养式的家庭分工和生计方式，也使家庭生计处于高风险中，一旦家庭主要劳动力（丈夫）丧失劳动力或失业或出现意外，家庭就很容易陷入困境。

一方面，Z村的案例虽然极端，但代表的现象却不是个案，其背后体现的村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家庭资源禀赋，甚至家庭关系等对农民（农民家庭）进城决策的影响更是普遍的。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乡村振兴是当今发展的两个重要议题，从村庄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统一于村庄内部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重心仍在于乡村振兴。实现了乡村振兴才可促进良性的农民进城定居，即有经济基础和生计基础的城镇化，也才可重建乡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价值，使村庄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在此之前不可过快过急推动农民的城市化或进城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