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疫情防控的乡村基础

魏程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全国有两亿多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农民工春节返乡的同时也将疫情防控压力带到农村，一旦农村出现病毒传染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喇叭广播、封路封村的系列“硬核操作”来看，乡村地区已经形成有力的防疫体系，然而，深入事物内部却发现农村仍是全国疫情防控网络中的薄弱地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笔者通过多种方式对湖北、河南、广西、陕西等十多个省份农村的调查，发现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村民疫情防控意识相对较低。截止1月31日，全国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达到9810例（增加1980例），疑似病例15238例（增加3071例），防疫形势更加严峻，各地防疫措施再度升级。然而，有些农村地区村民至今仍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离自己很远、与自己无关，出门、串门、聚会依然如故，而戴口罩的人少之又少。

第二，村内人员聚堆现象仍然明显。虽然村村之间因封路封村减少了人际来往，但村内人员聚堆现象仍然明显，甚至比以前更加兴盛。笔者了解到，华南地区某村封村后，村民聚众打牌、聚餐、串门聊天比以往更加兴盛，其中有不少是从外地返乡的中青年人。

第三，个别武汉返乡人员未能遵守自行隔离规定。而今，隔离虽然是最原始但也是最有效的切断病毒传播的办法。个别地区出现的用横幅、钢管将武汉返乡人员拦在家里以及对其进行社会排斥的现象确实应当引起政府关注并加以纠正。同时，笔者调查到，绝大多数武汉返乡人员及其家人都能遵守规定自行隔离，但也有一些武汉返乡人员仍然到处串门、打牌，疫情防范意识相对较低的村民碍于情面，无法拒绝他们的参与，这打开了疫情防控的缺口。

第四，个别乡村干部的疫情认知不到位。疫情突发后，全国基层干部日夜奋战在一线，充分体现了干部的责任担当和政治担当。同时也应看到，个别乡村的防疫工作仍然存在形式主义，例如放任武汉返乡人员到处串门打牌，再如村长只通知村民不让打麻将，却并不阻拦到村长家隔壁麻将室打麻将的村民，还如个别为武汉返乡人员测量体温的村医和村干部不戴口罩。以上问题显示出个别乡村干部对疫情的严重性认识尚不到位，在压力型体制下只是将防疫工作的形式做足，对实际效果并不关心。

第五，个别地区乡村基层组织的疫情治理能力较弱。乡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明显处于劣势，疫情防控成效主要取决于乡村基层组织的措施是否得当有力。在一级响应机制下，各地政府出台系列疫情防控政策，然而，有的地方防控得力，有的地方却浮于表面。除干部认识不到位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组织治理能力较弱，乡村干部无法充分动员体制资源和社会资源形成坚强有力的防控网络。

在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今天，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农村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及其问题，补齐短板加强薄弱环节，构筑有效的城乡疫情防控体系。为此提出以下几条建议。

第一，通过喇叭广播、入村宣传、新媒体推介等方式，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疫情知识宣传，让村民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并采取科学的方式防疫。河南兰考农村通过喇叭每天12个小时循环广播疫情防控知识，大大提高了村民防疫认识和能力，实现了疫情防控的家国同构，其内容如下：“国家有难，咱不添乱。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不窜门、不聚餐，疫情远离一天天。不信谣、不传谣，官方消息请记牢……”。

第二，加强对村民和武汉返乡人员的劝导工作。疫情防控的社会大众参与和配合，不适合采取强制措施。在熟人社会，村民之间彼此讲人情面子，他们很难拒绝前来串门的邻居和武汉返乡人员，甚至为了表示亲近还邀请别人来家里或主动到有武汉返乡人员家里串门。故而，乡村干部应根据村民的社会行动逻辑，一方面从通过人情面子做好村民的劝导工作，一方面加强疫情防控组织建设，河南平顶山高新区采取的党员联系群众（三个党员联系一个武汉返乡人员）、兰考农村成立的疫情防控巡逻队都颇有成效。

第三，加强基层政府内部的疫情宣传和工作督查，不断提升基层干部的疫情认识，推动基层疫情防控工作。在工作督查中，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一线工作者的努力付出，一方面要尽快调整和处理极个别的玩勿职守搞形式主义的官员，筑牢疫情防控的乡村基础。

本文2月3号首发于《农民日报》公众号《三农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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