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熟人社会是理解农村阶层生产和阶层关系的基本场域。在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掌握经济资源的富人群体在与村庄社会的密切互动中，借助社会交往的排斥机制和社会权力的垄断机制，逐渐建构了经济分层的社会意义，形成了村庄内部的阶层分化，表现为消费分化、婚姻分化、空间分化和闲暇分化。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并非始于经济剥削和权力强制，富人阶层通过攫取村庄的公共性而建立了自身的正当性支配地位，形成了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秩序；同时也通过日常生活世界的区隔化过程实现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熟人社会走向名实分离。在熟人社会中激活阶层研究，有助于拓展农村阶层研究的视域，理解巨变时代农村的深层结构。

关键词：熟人社会；阶层关系；阶层生产；阶层分化；公共性

一、问题的缘起

随着现代性的逐渐涌入，中国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均质化的小农经济逐渐解体，村庄内部经济分化程度逐渐加深。尤其是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依托优越的市场区位条件，当地村庄深度嵌入市场体系，农民与市场的经济关联和村庄内部的经济分化成为当地乡村社会的重要特征。阶层关系逐渐成为农村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外的重要关系维度，阶层则日益成为理解农村社会性质和透视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概念。

（一）阶层研究的“分配论”与“关系论”

在新时期，“利益关系市场化”和“社会结构阶层化”构成社会群体矛盾的基本特征（李路路，2012）。市场化与阶层化具有密切的关联。受韦伯多元分层理论[①]的启发，市场能力被视为社会分层建构的重要原则（吉登斯，1973）。市场能力的分化主要体现为占有资源能力和水平的分化。因此，资源在社会成员中不平等分布的量化特征产生了社会等级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陆学艺建构的阶层分化的多元分类架构(陆学艺，2002)。基于市场能力的社会分层更多归结为个人特征的差异性，即掌握市场机会的概率（许嘉猷，1986）。与此不同，阶级的视野强调从关系出发解释社会的不平等，且倡导重回马克思的传统(仇立平、 顾辉，2007; 沈原，2006)。在马克思的理论传统中，阶级源于生产关系（尤其是财产关系）中的不平等，进而体现为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

李路路（1999）将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分别称之为“分配论”和“关系论”，且认为二者虽然存在本质差异，但均指向“社会地位”的社会学意义。在抽象的意义上，阶层和阶级实际上都可以是“关系性”概念 (冯仕政，2008；李路路，2002)。因此，当一项研究关注到了阶层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状态，就不可能只注意到阶层间的市场性关系，而忽略阶层间的统治性关系(杨华，2013a)。作为关系性概念，阶层结构的分析思路强调的是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资源占有量上的差异（李路路，2005）。沿着这一思路，一些学者不仅在宏观层面讨论了阶层结构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吴晓刚，2016），而且从微观层面的劳动过程（潘毅，卢晖临等，2010）、组织结构（李路路，2012）等进一步揭示阶层意识的形成过程和阶层结构的塑造逻辑。

（二）在熟人社会中激活阶层

         本文基于浙东农村的田野调研经验，探讨经济高度分化背景下的村庄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以既有的阶层研究为基础，本文试图回到乡村熟人社会的微观语境中理解阶层生产和阶层秩序。一般而言，农村阶层研究往往强调阶层化机制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村庄主要是承受阶层“切割效应”的社会空间，进而成为阶层化和市场化等力量改造的对象。然而，如果进入乡村社会的微观场域，熟人社会的秩序机制亦是阶层结构化的重要载体。杨华对农村阶层关系的研究揭示了农村阶层关系的复杂性，并基于农民分化程度建构了一套理解当前中国农村阶层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初步框架 (杨华，2013b；2014a) 。熟人社会赋予了农村阶层以本土色彩，使其既不同于西方的阶层概念，也不同于中国城市的阶层样态 (杨华，2014b) 。在熟人社会中激活阶层研究，就是要改变“只见阶层不见村庄”的农村阶层研究路径，推进对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

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村庄而言，市场和村庄共同定义了农民的生活机遇结构。农民的本地市场化路径维系了熟人社会的基本形态，村庄依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场域。农民市场能力的差异直接转化为熟人社会场域中主体资源占有的分化。在这个意义上，市场中的经济分化与村庄中的社会确认实际上构成了两个前后相继的环节。在熟人社会中激活阶层研究，需沿着机制分析的路径展现微观场域中的阶层生产的动力学机制，回答“阶层秩序如何可能”这一基本命题。作为阶层生产的场域，熟人社会既塑造了阶层生产的路径，同时，阶层的结构化过程改变了熟人社会的秩序机制，熟人社会逐渐走向半熟人社会。 

二、阶层分化的经验呈现

文本的经验主要来自于浙江省东部D镇多个村庄的田野调研[②]。D镇经济高度发达，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当地逐渐形成以五金水暖产业为基础的产业集群。D镇下辖17个行政村和6个社区。D镇本地人口6万，外来人口5万。D镇的经济发展深度嵌入市场，形成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本地工业化和市场化模式下，农民与土地的关联虽然弱化，但利益在村、关系在村和生活在村的基本格局维系了农民与村庄的紧密关联，村庄社会仍然呈现为熟人社会的面貌。在村庄发展过程中，农民之间的经济分化程度随之逐渐加剧，村庄中逐渐形成较为明显的上层、中层、下层之分化。上层主要是开办企业，或经营门市部，属于村庄中的“老板群体”，其年收入一般在百万元以上；中层主要在本地的工厂和企业从事管理工作，也有一部分是规模较小的家庭作坊主，其年收入在50万元左右。中层在经济上依附于上层，表现为劳动雇佣和行业依附；下层则属于村庄中的贫弱阶层，他们主要依靠体力在本地工厂打工获得不高的经济收入，年收入一般在10万元以下。因而，上层是村庄中的富人群体，下层则是村庄中的贫弱者，构成村庄的底层，中层则居于上层和下层之间，属于村庄中的主体，其内部也可以进一步分离出中上层和中下层，中层面临着向上流动和向下滑落的双重可能性。D镇各村的阶层结构大体如表1所示。

表1  D镇村庄阶层的构成与分布

经济分化是理解当地乡村社会的底色，熟人社会中的经济分化进一步展现了阶层分化的社会学效应，形成消费、婚姻、空间和闲暇等不同维度的社会分化。第一，消费分化。阶层分化最直接地体现为消费分化，并表现为物质消费和仪式消费中的竞争性消费。物质性消费主要体现在诸如汽车、住房等方面。汽车、住房的档次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阶层地位的重要标志。仪式消费主要体现为人情消费，酒席的规模、档次也成为阶层地位的重要标志。因此，消费分化是村庄经济分化的直接反映。第二，婚姻分化。婚姻分化主要通过高额的彩礼和嫁妆体现。上层通过高额彩礼和高额嫁妆维持了相对封闭的婚姻网络，形成了“门当户对”的婚姻标准。中层紧随其后，而下层家庭如果无法支付高额彩礼，只能选择外地女性资源，同时，如果难以承受高额的嫁妆，则只有沦为“剩女”，“嫁不起女儿”成为下层的普遍忧虑。第三，空间分化。空间分化主要体现为不同阶层居住空间的相对分离。本地市场化导致D镇宅基地资源普遍稀缺，形成了宅基地市场化的初始分配方式。因此，阶层之间的经济分化转化为宅基地取得能力的差异，导致宅基地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普遍形成拥挤狭小的“穷人区”和宽阔敞亮的“富人区”。第四，闲暇分化。闲暇分化主要通过妇女体现。上层妇女不仅可以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而且还可以通过逛街、舞蹈、念佛等方式消费闲暇。中层在较大的竞争压力下形成的家庭劳动力充分动员模式压缩了女性消遣性闲暇的空间。下层则迫于生活的压力将女性闲暇压缩到极致。闲暇分化本质上体现为闲暇社会性程度的差异（从上层闲暇的社会性到下层闲暇的个体化，构成了一个连续统），进而反映了不同阶层生活趣味的区隔化。

一定的阶层地位是“市场形势”下“生活机会”配置的结果 (冯仕政，2008) 。从D镇阶层分化的经验来看，市场能力差异形成了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经济分化，而且，经济分化连带性地促成消费分化、婚姻分化、空间分化和闲暇分化。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经济分化是如何转化和拓展至其他社会维度，从而构成一种阶层分化？市场能力解释了阶层分化的经济基础，却不足以解释D镇阶层结构化的机制。因此，如果仅仅局限于资源占有的等级差异，赋予阶层概念以经济学意义上的自明性，必然遮蔽阶层的社会学厚度。基于客观、量化的阶层指标建构代替了阶层的实践性生成，基于经济资源占有差异的静态结构分析代替阶层结构化的动态过程分析，最终忽视了阶层本身的生产机制和互动模式。

三、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机制

现代化理论往往关注的是现代性和市场化的分化力量对传统熟人社会的消解作用，似乎阶层分化必然导致熟人社会解体和“村落的终结”：熟人社会以血缘、地缘为基础，而阶层是共同经验、共同地位和共同利益关系凝结起来的团体，这个利益团体是超越甚至反血缘地缘关系的。但是，阶层生产离不开熟人社会场域。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强调阶层的社会学生成，即阶层不仅基于市场能力分化的经济定义，而且是关系分化的社会定义，后者展开了阶层的结构化过程，从而赋予阶层以完整意涵。在这个意义上，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是经济分化的社会确认过程。

（一）阶层生产的社会动力

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熟悉和亲密 (陈柏峰，2011) ，表现为“差序格局”（费孝通，2005）的关系结构。阎云翔(2006)进一步认为，差序格局不仅表现为横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而且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可见，熟人社会内部并非均质化状态，基于“面子”的道德分层缓冲了经济差异的分裂效应，维系了熟人社会的秩序（杜鹏，2017）。熟人社会框定了农民自我实现的路径，即农民的价值追求必然要通过社会性和公共化的方式实现，这是“社区性家”(陶自祥，2015)的基本内涵。一个人的地位如果不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则经济资源上的优势并不能转化为熟人社会中的优势地位。因此，熟人社会定义了农民的身份和地位，凝聚了共识和规范，孕育了以“做人”为核心的关系互动模式。通过调节公私关系，“做人之道”维持了“崇公抑私”的公共性 (王德福，2013) 。

    在熟人社会语境中，自我实现主要表现为对社区性价值的追求，并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吃亏”表现出来。“亏损”机制是实现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转化的核心机制，以实现阶层身份确认、阶层意识激活和阶层地位的再生产。对于浙东农民而言，农民与市场的关系虽然决定了资源量的差异，但是资源使用的方向和路径则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无论上层、中层还是下层，其行为逻辑均以村庄社会作为参照。

因此，熟人社会的阶层生产动力与西方社会并不相同。首先，熟人社会中的“吃亏”逻辑并不同于凡勃仑的“炫耀性消费”(凡勃仑，1964)。炫耀性消费构成“有闲阶级”的身份表征，不过，炫耀性消费是个体性行为，即主体将自身的经济资源“身体化”为一种外在的消费方式与生活风格，从而营造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品味。这种基于趣味判断的区隔无关于规范性意义上的他人认同。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生产并非始于阶层的区隔，而恰恰来自于熟人社会的互动与交往。其次，熟人社会中的“吃亏”逻辑也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生成逻辑。农民与外部市场的经济关联消解了熟人社会内部的经济剥夺属性。因此，村庄阶层结构并非利益剥削结构，反而形似一种利益让渡结构，熟人社会中的“让渡”和“亏损”的行动取向构成了阶层生产的深层社会动力。再次，这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也有所差异。布迪厄(2003)关于资本转化的论述主要着眼于“投入——回报”的实践经济学逻辑，体现的是“线性时间系列”中主体单方面的策略行为，即追求物质或者符号收益的最大化。与此不同，熟人社会中的“亏损”并非着眼于当下的“投入”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回报”，“亏损”行为本身就构成了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方式。以此作为动力，“亏损”行为在具体社会交互关系中产生特定的社会区隔效应和阶层生产效果，从而生产和建构了农村阶层的社会学意义。

（二）阶层生产的社会机制

熟人社会的阶层生产主要通过社会交往和互动的过程实现，个体的经济资源通过人情运作的微观机制产生社会效果。人情的核心运作机制是“亏欠”机制 (宋丽娜，2009)。从其具体运作来看，市场关系中的资源积累转化为熟人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让渡，资源让渡的“亏损”行为通过“施报平衡”的文化伦理造成他人的“亏欠感”，进而触发对方“报”(翟学伟，2007)的运作压力，由此实现富人社会性权威的生产。“亏得起”由于可以引发熟人社会中他人的回报、交往预期和良好的价值评价，因而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亏不起”则可能导致关系网络的锁闭和关系链条的断裂，进而导致个体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滑落。于是，“亏得起”日益成为上层富人的标志，“亏不起”则日益成为下层的标志。因此，熟人社会的交往规则定义了经济资源的流动模式，形成社会排斥和权力垄断，进而实现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结构化。

1.社会交往的排斥机制

人情机制是熟人社会秩序生产的重要机制。熟人社会交往主要体现为人情交往，尤其是以生命过程中特定事件为契机的仪式性人情，塑造和更新了熟人社会的公共规则和公共关系。在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人情往来具有平等性、互惠性和规则性等特征。目前，有学者注意到了市场化导致的人情异化，如人情名目繁多，借人情敛财，这些人情现象的异化逻辑反映了村庄社会结构的松散 (杨华、欧阳静，2011)。但浙东农村的人情异化是另一套逻辑，主要表现为档次渐高的酒席规格和日益上涨的随礼数目。仪式性人情的目的不是也不能为了赚钱，反而具有“夸富宴”的色彩。上层富人不断提升酒席的档次和礼金的数量，中层和下层因为参与了上层的人情，在“亏欠感”的支配下，也会尽可能追随富人的酒席档次和礼金数量。在当地村庄语境中，“穷人办穷事”没有任何合法性，上层、中层和下层差异化经济条件的现实必然导致一部分人越来越无法追随日益高涨的人情费用，人情往来越来越不平衡。因此，一部分下层逐渐退出人情交往和村庄竞争，他们在村庄中办不起事也说不起话，而中层则苦苦挣扎，尽可能维持不亚于上层的人情消费水平。

可见，上层遵循熟人社会的“人情”运作逻辑，即通过“资源”上的“亏损”而实现了合乎正义和共识的阶层地位再生产，在阶层地位的争夺中，那些资源缺乏且“亏”不起的人逐渐淘汰出局。上层凭借经济实力和经济地位维持高额的人情消费，从而提高特定阶层的社会性准入门槛。这样一来，经济资源的巨大分化瓦解了人情互动的平衡性，原本指向村庄社会整合的人情交往反而释放了社会排斥的效应，服务于阶层排斥和阶层生产。更重要的是，上层所建构的这一套人情互动机制具有合乎村庄公共性的正义外表，下层和中层的退出、妥协的行为反而致使其自身陷入“不义”的处境。

表2  D镇人情互动的成本与规模一览表

表2反映了D镇的人情交往的基本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在酒席的规模、开销、回礼数额、人情互动的范围和开支等维度，不同阶层之间均形成了鲜明的区隔。要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区隔的状态恰恰是通过熟人社会内部人情互动的过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分化效应经由人情互动机制反而孕育了村庄内生性的社会排斥，经济分层进一步跃升为社会分层。

案例1:傅某今年40多岁，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傅某有心脏病，目前从事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一年大概有4万块的收入。为了补贴家用，他还打了另一份工，每天从早上七点起床工作到下午五点，再从傍晚六点，工作到第二天的五点。妻子一个月收入1500元，儿子刚工作。傅某每月药费开支在600元左右，老婆患有胆结石，身体也很不好。他的儿子当时念三本花掉了10万块钱。眼看着儿子很快就要结婚成家，傅某拿不到村里的宅基地，而老房根本不够住，于是就在镇上给儿子买了新房，花了55万，其中的30万是兄弟姐妹借的。买完房子以后，原本应该办酒的，但办酒是要亏的，傅某说，办酒至少要七八十块的酒吧，加上中华烟，一桌就要千把块钱，他家里兄弟又多，至亲吃新房酒是不用给钱的。最后，为了感谢借钱给他的兄弟姐妹，他就分三次在自家办了酒席，每次两桌，一共六桌。这样子，家里有菜，请客花不了多少钱，能省下不少钱。但这样一来，以前送出去的人情就要不回来了。

案例1典型地反应了人情互动中下层窘迫、被动和边缘的态势。傅某不仅可能要承担他人的道德评判，面临诸如“办不起酒席”之类的话语，而且不得不承受此前在人情支付上的经济损失。当人情日益成为负担时，下层只能不断退缩，成为村庄中相对孤立的群体。当然，人情消费竞争不仅形成对下层的社会排斥，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上层的整合：随着下层逐渐从上层的人情交往范围中退出，上层的人情交往范围逐渐聚合在阶层内部，从而强化了富人群体的交往强度。从阶层的社会学性质来看，村庄富人的经济资本存量可以轻松转化为社会资本，呈现为不同类型的社会“圈子”，且经济资本的盈余还可用于“炫耀性消费”；中层的经济资本只能勉力维持着低于上层但高于下层的人情消费水平和人情关系网络；下层的经济资本则不足以维持起码的社会交往，因而在村庄交往中陷入孤立处境。

2.社会权力的垄断机制

熟人社会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的单元。在浙东农村，掌握经济资源的上层富人不仅通过人情消费的方式确立了自身阶层地位的合法性认同，而且通过熟人社会内部的权力策略建构了经济资本的政治转化通道，从而主导了村庄社会的权力结构，表现为“富人当政”和“富人治村”的权力格局。有学者认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可逆，进而消解了基层民主的发展前景(桂华，2011)。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贿选竞争导致的“金钱政治”，更在于富人群体慈善式的治理行为重构了熟人社会的权力基础，私人性的经济资源逐渐吸纳和消解了权力的公共性，进而改变了熟人社会内部的权力实践路径。

在浙江D镇，颇为典型的情况是，面对村庄中的治理难题和治理需求，富人精英往往选择自掏腰包的私人化方式解决。例如，一般村里需要一些开销，几千块钱、几百块钱都是村干部自己掏腰包出了；村里需要搞文化活动，富人热衷于以个人的名义捐钱来解决活动资金困难的问题；村民之间发生纠纷，富人村干部为图省事，常常直接自己掏钱摆平问题，而非细究纠纷事件背后的社会脉络。

案例2：在D镇某村，张某养的狗把李某家的鹅咬了，李某要求张某赔偿。一只鹅也就几十块钱，但李某声称自己损失了几千块钱，要求赔偿一千块。张某不同意，坚持最多赔五百元。双方争吵，并找来村干部调解。双方都不妥协，最后治保主任付某自己掏腰包五百块钱，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治保主任说，每年自己因为调解纠纷贴钱出来大概有一两千。但自己家开的有工厂，家庭条件很好，这些钱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都是想着拿点钱出来能把事情摆平就行了。

富人精英“任性”的治理方式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应村庄内部大多数人的秩序需求，反而成为建构自身“面子”的策略。“贴钱当干部”为当地的上层精英营造了极大的合法性。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慈善行为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一种“亏损”机制[③]，由此实现了富人经济资源向政治权威的转化。如此一来，那些无力承受“亏损”的中层或下层便当不起村干部，只能默然退出村庄权力结构。通过这种方式，上层富人的资源让渡建构了凌驾于中层和下层的政治正当性。浙江D镇普遍流行的一种话语是“那些经济能力较差的村民自己的家都管不好，又有何能力管好村庄这个大家？”在这样的话语中，中层和下层在村庄权力结构中边缘化，并逐渐退出。

因此，富人群体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垄断不是通过直接的强制和对抗过程实现的。富人“乐善好施”的行为建构了一套村庄权力主体资质的规范性话语，从而排斥了中层和下层参与村庄政治竞争的资格。富人的经济资源因而转化为政治优势，形成以“交易性权力”（李路路，2004）为基础的支配结构，由此再生产了下层、中层与上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村庄的中层和下层的政治表达逐渐依附于上层，其政治机遇结构走向封闭，村庄沦为上层精英权力游戏的舞台，熟人社会权力机制的公共性趋于消解。

四、熟人社会的阶层秩序

笔者在上文阐释了熟人社会的阶层生产逻辑，熟人社会构成了富人的经济资本向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转化的基础。资本转化过程正是通过交互过程实现。但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嵌入熟人社会的阶层关系又如何重构了熟人社会秩序？在此，笔者将阶层之间的互动模式和关系格局概括为阶层秩序。如果将熟人社会视为一个阶层互动的动态场域，那么，阶层秩序的形成必然重塑熟人社会的性质和形态。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群体通过一定的机制将资源和机会的分享局限于小部分有资格的圈内人士，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种“社会封闭”的过程有利于保障其参与者的垄断优势。帕金进一步拓展了“社会封闭”的概念内涵，认为社会封闭不仅包含了对外群体的“排斥”，而且包含了被排斥群体的“篡夺”，从而展现了群体互动的策略性。排斥和篡夺主要反映了阶层之间的对立关系。如前所述，就阶层化的发生学逻辑而言，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秩序不宜还原为单纯的阶层对立。换言之，阶层的分化恰恰是在密切和深度的交往互动中产生的，因而体现了一丝温情脉脉的色彩。上层通过攫取仪式性人情的公共性和社会权力的正当性，从而在村庄中建构了富人主导的公共性表象和正当性话语。可见，上层的支配地位以中层和下层的认同为前提。事实上，“取得从属阶级的认同和被动顺从，是比制裁和强迫更为有效的阶级统治方式。”(詹姆斯·C·斯科特，2013)为了实现熟人社会中的社会性价值，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关系导入富人主导的价值实现框架，中层和下层通过极大地压缩日常的闲暇、消费以维持起码的社区交往和社区地位。

中层和下层的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地强化着富人主导的社区性价值的实现结构，即使是在竞争中被甩出的下层也仍然抱持着这种认同和期待。婚丧等“过渡仪式”的原有神圣性价值逐渐萎缩：仪式本身不再足以承载社区性价值，相反，仪式的标准、排场和规模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李婷，2016)。因此，上层的主导和中层的依附堵塞了下层的价值实现通道。同时，也瓦解了下层反抗的可能性：社会排斥导致了下层的社会孤立，他们难以形成群体性和具有主体性的“亚文化”。

与此同时，由于中层和下层正常的村庄政治诉求通道和利益表达渠道渐趋消解，上层攫取的社会权力合法性并没有转化为“嵌入式治理”(陈锋，2011)的资源，因而下层的需求和困难无法通过常态化的方式表达和解决。上层主导的阶层分化重塑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且在熟人社会的既有框架中建构了权力的利益网络。这套秩序虽然难以受到中层和下层的实质性挑战，下层对现实的不满化作怨气并逐渐积累，形成了怨恨情绪。怨恨情绪构成了下层的意识形态。这种情绪既可能受派性政治的激发和引导，通过现实世界中的“上访”途径而释放(田先红，2015)，也可能致使下层沉湎于基督教信仰的疏导和麻醉效应 (桂华，2013)。

费孝通(2010)曾经指出，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相对于内陆农村，浙东农村的熟人社会在市场化过程中发生了巨变。嵌入熟人社会的上层富人通过借用熟人社会规则而形成了“名实分离”的悖论性秩序：熟人社会的表面与内核、形式与实质发生分离。换句话说，阶层的生成过程本身也是熟人社会的原有内核逐渐消解的过程：规则仍在，但为上层所主导；公共性仍在，却基于经济能力的差异而形成对中层和下层的压制效应。熟人社会虽然没有走向原子化，但由此形成的排斥性和垄断性的阶层结构最终导致熟人社会的深层裂痕。作为一个场域，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受到富人阶层的主导，场域的重心因而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公共性由于无法覆盖所有阶层，因而异化为一种话语和“符号权力”(张意，2003)。

因此，经济分化通过村庄社会机制的运作促发了阶层的社会性生成，并且重构了熟人社会的结构与秩序。上层、中层和下层各自具有不同的社会行动逻辑，形成日常生活的区隔，进而塑造了熟人社会的阶层秩序。如前所述，日常生活中的区隔表现为多个方面，诸如空间区隔、闲暇区隔、消费区隔、婚姻区隔等，这些区隔既是阶层分化的现实表达，同时也再生产了熟人社会中的阶层结构。日常生活的区隔化意味着熟人社会结构的片段化，阶层分化和阶层互动的逻辑主导着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瓦解了熟人社会的主体性。如此一来，熟人社会本身越来越难以构成个体社区性价值的实现框架，阶层地位的向上流动而非仪式性的社区性价值成为人们的主要关切。

五、结语

当前中国农村正处于快速变迁之中，流动的现代性打破了村庄原有边界，村庄社会日益走向分化。村庄和市场共同定义了农民的生活逻辑。如果说，中西部地区农民跨区域流动模式下的市场化路径避免了村庄与市场的直接纠缠，那么东部发达地区农民的本地市场化形成了市场与村庄高度互嵌的格局，展现了熟人社会中的阶层分化过程。本文立足于变迁中的农村熟人社会场域，在微观层次上透视农村阶层生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机制，展现了东部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和阶层秩序：农民市场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了显著的经济分化，而且，经由特定的社会机制，经济分化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实现了阶层的结构化。在这个意义上，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基础。以市场能力为基础的经济分化通过熟人社会内部的互动实现社会确认，进而丰富了阶层的社会学意涵。因此，农村阶层研究固然需要面对经济分化的现实，同时也要深入村庄社会的情境。

当然，熟人社会中的阶层激活也意味着熟人社会的变异：经济的分化通过一种看似传统的社会机制反而逐渐消解了熟人社会的伦理内核。在这个意义上，阶层的结构化也是逐渐扭曲熟人社会的过程，熟人社会因而逐渐走向半熟人社会。总之，熟人社会的框架展现了农村阶层秩序的复杂性：阶层关系既非纯粹的冲突性和剥削性，也非和谐共存的状态，而是伦理话语与权力实践交织、阶层区隔与压制秩序共存的关系模式。这种复杂的阶层关系显然不是一种量化的分析视角所能揭示。因此，在熟人社会中激活阶层，不仅拓展了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变迁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的认识，而且是推进阶层研究本土化的重要路径。

当然，乡村社会转型是一个渐进过程。熟人社会的阶层分化改变了村庄内部政治能量的流变轨迹，可能引发村庄秩序的紊乱。在乡村社会中，日常生活与政治过程往往具有高度的联动性。因此，与阶层分化相伴的，往往是激烈、深刻的村庄派性政治，从而逐渐侵蚀和消耗了村庄社会资本，导致了当地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紧张和心态失衡。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限制经济分化对于当地乡村社会的切割效应，扭转阶层互动的排斥效应，进而维系乡村社会转型的稳定，便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浙江D镇不断探索和发掘当地乡村社会中“遗失”的传统文化，重建诸如戏台、庙宇等民间文化的载体，进而依托群众性和公共性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形态，向乡村社会注入整合性的力量。扎根于普通群众的乡村文化建设或许是阶层分化背景下村庄社会的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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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cquaintances society: Dynamic Mechanism and Class Order

DU Peng

Abstract: Acquaintances society is the basic field to understand the production of class and the class relations in rural area. The rich group who control the economic resources build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gradually during the close interaction with the village society , with the aid of social exclus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and social power monopoly mechanism, form the clas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village, which performs a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consumption, marriage, space and leisure. The production of class in the acquaintances society did not begin with the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wer force. The wealthy has set up its own legitimacy dominance by grabing the publicity in the village, and has formed the class order in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they also has realized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rough the segregation in daily life, which has made the term “acquaintance society” is not in consistent with its essence. Activating the class study in acquaintance society contributes to expanding the research sight of rural class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ep structure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era.

Key Words: the acquaintances society; class relations; the production of class; class differentiation; publi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