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合力、婚姻市场与婚配梯度——以鄂西茅坪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为例

黄佳鹏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及其风险应对机制构建研究"（14CSH02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光棍’问题的社会学研究"（18CSH034）

作者简介：黄佳鹏, 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

摘要："代际合力"成为理解目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机会的一种中观路径。在鄂西农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打工潮兴起后，女性资源大量外流，全国婚姻市场逐步取代传统通婚圈，婚配标准由伦理转为市场导向，婚姻资源的商品化色彩浓厚，这与鄂西原子化地区松散型代际关系形成错位，进一步挤压本地男性的婚配机会；同时，自由恋爱取代媒介相亲而成为婚姻缔结的主导模式，追求情感体验式婚姻，对男性自身条件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换言之，对于地处婚姻市场洼地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而言，成功婚配需要家庭的物质积累与男性自身的综合素质，因而"代际合力"成为农村男性婚配机会的核心要素，合力的强弱程度构成了这一群体内部不同的婚配梯度。

关键词：代际合力   婚姻市场   婚姻挤压   大龄未婚   婚配梯度   

一、问题、文献与方法

(一) 文献梳理

1. 女性流动与婚姻挤压

当下对光棍问题的学术讨论应建立在男女性别比失衡及女性资源外流共同形塑的全国婚姻市场基础上，其核心特征为“女性要价”^[1]。出生性别比失调客观导致光棍产生已为多数学者认同，并由此出发进行光棍的“人口社会学分析”^[2-3]。仅从“女性资源总体匮乏”出发难以解释光棍成窝现象，由此引入了婚姻流动视角，认为打工引起的人口流动导致了婚姻资源的跨区域流动^[4-5]，表现为女性资源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最终形成全国婚姻市场的高地和洼地^[6]，并在男女婚姻缔结中形塑以策略和技艺为核心的婚恋技术主义^[7]。田先红^[8]认为将打工经济作为一个既成变量去分析婚姻资源的流动是不足的，指出关键在于探讨支配农村青年婚姻流动的内在机制和规律变迁。桂华等^[1]接续婚姻流动的视角，进一步指出婚姻市场的形成不同于传统通婚圈的相对固定性，而是具有流动性和竞争性，其后果是农村婚姻资源配置结构失衡，进而导致优势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婚姻挤压。同样，刘燕舞^[3]以光棍率作为分析指标，认为婚姻资源的不对称流动以及由此造成的婚姻挤压效应，是农村光棍形成的重要机制。以上都是对光棍现象产生的宏观结构分析，构成了光棍问题研究的基础共识。

2. 代际关系、家庭积累与婚配机会

在婚姻挤压已成事实的情境下，能否成功婚配在于家庭物质积累的厚度和代际责任的强度，这两方面因素是现代青年婚配的必要条件。从代际关系出发，以区域比较为切入点，有学者认为不同区域下的代际关系具有不同的模式，而不同代际关系模式下的代际责任又具有差异，从而影响子代男性的婚配机会^[6]。李永萍^[9]基于宗族地区厚重平衡的代际关系，认为宗族地区光棍的形成与父代对子代较弱的代际责任相关，父代并没有为子代的婚姻竞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援，这不同于华北地区父母为了实现子代青年顺利完成家庭再生产目标而进行的自我剥削。陶自祥^[10]从代内剥削的视角来分析长子打光棍的现象，认为家庭资源的代内分配不均衡是影响婚配机会的重要变量。余练^[11]从婚姻连带的视角分析1980年代以前不富裕多子家庭中的“光棍成窝”现象，揭示出家庭结构、“家”的完整性等对婚配机会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是从资源禀赋出发，基于代际关系的分析维度来探讨婚配机会，这与全国婚姻市场形成后婚姻成本的上升相契合。换言之，随着女性要价、婚姻成本的上升，家庭物质条件成为婚配的必要基础，“买房买车”“天价彩礼”的不断出现就是最好的印证。

3. 代际合力与婚姻竞争力

然而，家庭积累并不意味着成功婚配，即使在代际责任较厚重的地区，其家庭积累能力较强，能够支付女性要价，但依然可能出现大量的光棍^[12]，原因在于婚姻竞争力并不仅仅包含资源禀赋，在自由恋爱成为现代婚姻缔结主要模式背景下，男青年个体的交往能力以及包括长相、言谈等个人综合素质逐渐凸显，成为影响婚配机会的另一关键因素。邢成举^[6]认为男性青年不善于交往、说话腼腆或相貌不佳等个体性因素导致他们无法与女性对象顺利交往，从而导致婚配困难乃至沦为光棍。陈文琼等^[13]同样对婚姻竞争力进行了阐述，认为婚姻竞争力与农业剩余呈正相关，在农业剩余稀薄的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由于劳动力不合理配置及资源积聚能力和方式不利于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导致该地区处于竞争梯队的末端，从而出现光棍扎堆现象，但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同处农业剩余稀薄的中西部农业地区内部的婚配机会差异梯度。换言之，仅仅从农业剩余来分析中西部地区男性青年的婚姻竞争力是不够的，还需进一步拓展其内涵与范围，应结合代际物质支持与青年个体双重维度来探讨该地区的婚配机会梯度。因此，代际支持与男青年个体综合素质能力缺一不可，这也是婚姻竞争力的双重内涵，本文称之为“代际合力”，只有形成较强的代际合力才能成功实现婚配，否则都可能沦为光棍。

综上所述，有关农村光棍问题的既有研究逐渐丰富且深刻，既有从宏观社会结构，也有从微观家庭代际关系或个人层次解释光棍产生的复杂面向^[14]。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同一社会结构下婚配梯度的差异性，对于一般农业型地区男性而言，影响其婚姻市场竞争力的核心变量是什么，本文试图从“代际合力”出发提出一个相对中观的解释框架。

(二) 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茅坪村^①是鄂西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该村共113户、405人，村庄位于海拔500米的半高山上，以种植粮食作物和少量经济作物为主，农业剩余较少，青壮年村民早期在附近的煤矿打零工，较晚卷入全国劳动力市场，且嵌入程度不深，家庭积累能力相对较弱，是典型的经济洼地与婚姻洼地。经过长达半个月的驻村调研，发现本村共有44例年龄在28周岁以上的大龄未婚男性，占该村总人口10.8%；若这些未婚者最终沦为光棍，那么从光棍聚集程度来看，也就是光棍发生率(每一百户家庭中光棍所占比重)达38.9%，这是相当庞大的体量，可能为日后社会稳定埋下隐患，因此，文章重点探究这一大龄未婚群体的婚配机会。本文结合法定晚婚年龄及当地婚配的一般年龄，将28岁至38岁(虚岁，含两头界限)的农村未婚男性视作研究对象，即1980至1990年出生的未婚男性群体。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对于中西部农业型村庄而言，虽然处于全国婚姻市场的洼地，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机会获得婚配资源，影响本地男性获得婚配资源的关键变量是什么？进一步追问，同处原子化社会结构下^[14]，如何解释该群体内部呈现出来的不同婚配梯度？这些构成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除借助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之外，更主要是采用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法，采用叙事风格展现故事的同时以揭示内在的逻辑脉络。具体而言，通过无结构式访谈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质性材料和部分量化资料，以探讨当地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婚配机会及其呈现出明显梯度结构的因素。

二、婚配条件的演变：从通婚圈到婚姻市场

调研发现，本村的未婚男性分为两大群体，第一类群体为45岁及以上未婚者，共有9位，但多达一半有过婚姻经历，后因各种原因成为单身，很难再婚。真正突出的现象是第二类未婚男性群体，即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共有35位，婚配机会较弱且内部呈现出梯度差异，这一群体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一) 传统通婚圈与婚配标准

列维·斯特劳斯^[15]对通婚圈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通婚圈是区域内形成的稳定封闭的联姻关系。通过考察1970年代及更早一辈村民的婚姻情况可知，在传统通婚圈内光棍者较少，除非身体残疾或好吃懒惰者，正常情况下均可成家。究其原因，首先，村庄人口结构完整，女性较少外流，婚配是基于传统婚姻圈运转的，村内通婚及村际通婚较普遍；其次，从婚配条件而言，女性及其家庭对男方最主要的要求是勤劳、本分和踏实，因此，那个年代光棍较少。从表 1可知，45岁及以上光棍者较少，且接近一半之前结过婚，后因各种因素导致离婚，难以再娶。其中真正难以结婚的是那些客观身心残疾或因懒而导致在村里口碑极差的人。

表 1 1970年代及以前出生45岁及以上的光棍者

案例1：现年52岁的老光棍，正常劳动力，年轻时本有机会成婚，但由于父母和他自己都比较懒惰，因而整个家庭在村里的口碑不好，周围几个村也不愿意把女儿嫁到他家，因此他和弟弟均为光棍。

案例1反映了传统通婚圈内，婚配最重要的条件是个人内在品质及村庄评价，而外在的家庭条件以及男性本身的外在形象并不是最关键的，几乎不影响婚配机会。概言之，那时影响婚配机会的因素在于父母在村庄的为人、男性个人是否勤劳及老实本分，女性对男性家庭的要求在于其父母在村庄的口碑，并无直接的物质要求。随着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传统通婚圈被打破，女性要价加剧，婚配标准发生倾斜，不仅看重男性家庭的物质积累能力，而且逐渐重视男性个人形象素质。因此，婚姻缔结仅依靠父母或男性个体难以完成，需要代际之间的共同努力。

(二) 女性外流、婚姻市场与婚配机会挤压

通过访谈当地村民以及分析由妇女主任提供的材料数据，发现本村1980年代左右及之后出生的女性大量外嫁，她们发挥劳动力价值正好在2000年左右，恰是本地打工潮的兴盛期，本地大量年轻女性外出务工，同时也认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青年，她们的对象选择扩至全国，进一步挤压了本地男青年的婚配机会。统计发现，2000年以来茅坪村共有20位外嫁女(嫁到本县之外)，另有6位嫁到本县内其他乡镇，村内通婚极少(表 2)。

表 2 2000年以来茅坪村女性外流情况一览表

表 2说明，由于大量女性嫁到本县以外(还没有包括嫁至他镇的数据)，导致本地女性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男性被推向全国婚姻市场。具体表现为，即使在最适合相亲的春节也难以成功，因为女孩返乡前基本已找到了对象，或者倾向于与集镇的男孩相亲。此外，虽然本地男青年可通过外出务工认识女孩并顺利恋爱，但要真正实现从恋爱到婚姻的跨越还需要雄厚的家庭积累做支撑。例如，县城有没有房子很关键，因为几乎没有人愿意在山区的房子里生活(表 3)。

表 3 2000年以来外地女孩嫁入本村情况一览表

综合表 2和表 3数据可知，打工经济兴起以来，一方面嫁出去的多，甚至二婚的女性也很“紧俏”；另一方面嫁进来的少，仅有4位外地女孩嫁入本村，导致本地男性婚姻机会被挤压，从而进一步抬高本地女孩的要价，极大增加了本地男性的婚配成本。因而，只有那些外在形象不错、家庭积累能力强且家庭口碑和声望良好的男性才更易获得婚配机会。

案例2：38岁的梅绍光，初中文化，家中独子，目前和朋友合伙开小型理发店，长相端正，还有一辆几万块的小汽车。父母均60多岁，但依然拼命挣钱。母亲常年在宜昌餐馆里洗碗；父亲在家种田，还种有三四亩核桃，舍不得吃，全拿去卖。梅绍光去年谈的女朋友看到老家平房后很不满意，明确提出只有在县城买了房才考虑进一步交往。因此，梅绍光父母凑钱给儿子在县城买房付首付，由此，两人关系才趋于稳定，下一步打算结婚。

上述案例反映出现代女性的婚配标准，说明本地男性成功实现婚配必须具备代际合力：既需男青年本身较强的社交能力，以便顺利谈上女朋友，而且需要父代在经济上的支持，以及男方整个家庭在熟人社会里的良好口碑、声望等，否则均不利于男性成功婚配。对于绝大多数婚配困难的男性群体而言，原因在于没有形成较强的代际合力，从而出现“看得中人但看不中家庭”或“家庭条件好也找不到对象”的困境，最终沦为光棍。

三、代际合力的概念维度及其婚配影响

对光棍类型的既有研究实质上已关注到代际合力的内涵，但缺乏概念提升。例如，杜娇^[16]基于地域比较的视角从“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父母责任缺失、自致”三个维度概括光棍类型，指出家庭经济条件、父母的支持力度以及青年自身的个人条件等成为能否婚配的关键，其含义可进一步上升为代际合力。代际合力指涉两方面，既包括自上而下的代际责任、代际支持、物质投入与家庭积累能力，又包含子代自身的综合素质(长相、社交等)与资源积累能力，还包括代际之间共同形塑下的家庭口碑、在村内的评价和声望等。具体而言，成功婚配意味着子代自己需先找到女性对象，其次在父代的物质支持下支付女性要价，这是一种代际之间基于责任、资源与寻找婚配对象的合力，也是农业型地区成功婚配的必要条件，符合的程度差异极大地影响当地男性青年的婚配机会，导致同一地区内部呈现出不同的婚配机会梯度。

(一) 婚姻缔结模式的变迁：个体主义凸显

打工经济兴起前的婚姻缔结发生在传统通婚圈内，是熟人社会内部的资源互通，虽然女方也会对男性个体及其家庭进行考察，但却是基于家庭伦理和地方社会规范进行的考察，例如，男性家庭在当地村庄社会中是否具有良好的口碑，以及男性个人是否具有勤劳本分的品质，这些成为当时介绍对象的主要考虑因素。但是，现代婚姻的缔结形式发生了变化，由之前的介绍转为自由恋爱，尤其是打工经济兴起后，村民常年在外务工，工作场所也是大家相互认识和交往的生活场所，每个人都在其中相互了解并达致熟悉，逐渐成为婚配的主要渠道。因此，男性个人综合条件与素质变得尤为重要，具体体现为男性外在形象是否良好、是否善于言谈、文化程度与劳动力素质。由于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越性，可牢牢掌握婚姻主动权，男性是被选择的对象。概言之，不同于传统时期对男性个人勤劳品质的注重，在现代婚姻缔结时看重的是个人情感、情趣与体验，是基于浪漫享受而非伦理做出的选择，其本质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凸显，这也反映出婚姻本身属性发生了变化。

(二) 婚姻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代际责任与家庭积累

个体主义的凸显并不意味着仅靠男性个体就能成功婚配，因为婚姻竞争力的提升还需要较强的代际责任支持和家庭积累能力，否则就会出现男性青年个体优秀，可以顺利找到恋爱对象，但因为家庭条件差而最终分手沦为光棍。有学者从经验研究中指出鄂西南属于“原子化地区”，村庄社会结构较弱，代际之间的关系不像华北或宗族性地区那么紧密，而是呈现出松散性，家庭关系以个体化为特色^[14]。因此，子代的婚配责任主要在于自己，而不是父代的义务，父代的责任是有限的，仅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由村庄社会基础带来的松散型家庭代际关系一直以来就如此，但不影响老一辈男性的婚配机会，因为彼时传统婚姻圈还未打破，女性资源并未外流，正常情况下成功婚配的概率很大，并不需要父代过多的支持，村民处于均质化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女方对男方的物质要求并不高。但是，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不仅打破了传统婚姻圈，女性要价加剧，而且农民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务工机会、行业分布的差异出现了内部分化，导致虽然同处全国婚姻市场的洼地，但男性群体内获得女性资源的能力具有差异，从而解释为何同一社会结构下呈现出不同的婚配梯度。之所以存在较多的大龄未婚男性，在于松散型代际关系下，父代的“惯习”还没有改变，他们对市场的敏感性不足，卷入市场的时间较晚，均缺乏进城动力和能力，难以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而那些能够顺利婚配者都是有父代较大支持的人，整体而言，在中西部农业村庄这部分人占少数。

四、维度组合与婚配梯度

代际合力成为影响本地男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是获得婚配机会的关键变量，体现了中西部地区光棍生成的一般机制。在总计35例1980至1990年出生的未婚男性群体中，均不同程度出现了“代际断裂”^①，断裂的强度差异导致这一群体内部形成了三个婚配机会梯度，即婚配困难者、婚配绝境者及婚配失败者，代际合力内含的两大维度对每个梯度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且越往后影响因素的叠加性更强(表 4)。

①  代际断裂是相对代际合力而言的，是指代际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合力，而是存在各种断裂，例如男性个人条件突出但家庭物质条件较差，反之亦然。

表 4 1980年代出生未婚男性群体的代际合力强度与婚配梯度

(一) 婚配困难者——单弱维度

婚配困难者处于未婚梯度的最上层，但依然存在婚配危机。其特点表现为：家庭积累强但个体综合素质较弱(形象差或社交能力差，找不到女性对象)，或者家庭积累弱(无存款，外出打工者又少，买不起房)但个人综合素质强(能够恋爱，但难以结婚)。在这“一强一弱”的结构约束下，这一群体较难成功婚配，尤其难以娶头婚的女孩，仅有娶二婚女性的希望。这个群体是农村中最普遍的群体，在本村有20人，占未婚总数的57.1%。对于这一群体而言，他们不甘心娶二婚的女性，因为自认为条件不是太差，而且父母也觉得娶二婚没有面子。其次，二婚女性一般都有小孩，很多男性认为这会给自己增加负担，同时可能造成大量的生活摩擦，因此倾向于再看看。具体而言，这一群体的婚配危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看得中人，但看不中家庭。对于整体家庭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农村而言，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体现出家庭积累能力对现代婚配机会产生的较大影响。

案例3：现年35岁的梅昌雄，在武汉做按摩师，长得不错，身高1.72米，能说会道，外在条件还可以，但家庭条件较差。父母均60多岁，父亲中风后类似植物人，由母亲照料，是低保贫困户，住在居民安置点。前几年梅某带过一个四川的女孩回老家，但女孩见到他家情况担心以后日子很苦，最终没有同意继续交往。当地村民认为他还有婚配机会，不过只能娶个二婚的。

上述案例典型地反映出从恋爱至婚姻关键的一步在于家庭积累能力，一旦父辈难以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再加上男性青年本身的积累能力不足，没有买房的能力，无法依靠代际合力满足女性婚姻要价，则难以与对象继续交往，这就是男性口中常说的，“现在女人很现实，没钱就别想结婚，结了婚也会离婚”。

二是看得中家庭，但看不中人。不可否认的是，总会存在一些家庭条件相对更好的家庭，但悖论在于其依然面临婚配危机。家庭物质条件只是婚配的客观基础条件，关键在于男性自身是否有能力顺利找到恋爱对象，否则连对象都没有，还谈什么结婚呢。传统时期基于本地通婚圈，父母可借助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帮子代物色合适对象，但随着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传统地域范围内已没有合适女性资源，因此父母在这一方面的作用急剧下降。

案例4：28岁的梅小军家庭条件不错，父亲在建筑工地上装模板，母亲在餐馆务工，家庭年收入十万左右。虽然暂时没有买房，但随时可以付首付，至今未婚是因为没找到合适对象，这与他本人羞涩的性格有关，不善与女性交往，正如其父母所言，“首先他自己要找到对象，否则买房子也没用”。在家相亲基本不可能，因为本地女孩子大多在外打工时谈了对象。

上述案例展示出虽然男孩家庭积累不错，具备买房能力，但由于男孩个人的性格原因找不到女朋友，代际之间依然出现断裂，从而降低了正常的婚配机会。此外，男性本身的外在形象也会影响其婚配机会。

案例5：梅枭，虽然家里有十几万存款，但他本人长得不好看，个子1.62米，看上去像四十多岁的人，在外打工无法吸引女性，而在家相亲的机会又很小，女孩子也看不上他。去年村民给他介绍一位隔壁村的二婚女性，不需要彩礼，也没有其他外在要求，只需接受她带着孩子一起，但他最终没有同意，不甘心找个二婚的。

(二) 婚配绝境者——双弱维度

在35位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中，婚配绝境者共有9位，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群体处于婚配梯度的中层，面临更艰难的婚配处境，只有靠哄骗或娶多婚带孩子甚至身心残疾的女性。其特点表现为代际合力处于“双弱维度”，不仅家庭积累弱，而且男性个体本身的素质条件也较差，两方面均没有任何优势，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家庭积累或者代际合力完全断裂，只是均比较弱，例如，家里还有健全的劳动力，父母不会拖累等，但男性年龄较大或其他方面不足，因而依然难以获得婚配机会。

案例6：张强38岁，为人老实，且不太懂得如何规划自己的生活，但劳动力健全，以前挖煤，现在做小工，活多时一年毛收入一两万，住在土房子里。其父是个老实人，在家务农、喂猪，身体不好，贫困户，母亲已过世。目前成家的希望较小，只能“伺机”找一个二婚或多婚的女性。

这类群体是典型的“双弱”者，不仅家庭积累能力弱，且男性本身也不具任何优势，仅仅是个普通的一般劳动力。整个家庭处于维持型状态，难以看到发展的希望。因此，婚配机会大多靠男性个人在外打工“哄骗”女孩子，或者在当地接受多婚且有孩子的女性，真正能够顺利娶到头婚女性的概率较小，本文将这一男性群体称之为“婚配绝境者”。

(三) 婚配失败者——双无维度

婚配失败者处于80后群体婚配梯度的底层，基本丧失婚配的希望，极有可能沦为光棍。这些人既无家庭积累，男性个体又无任何吸引女性的条件，基本处于代际断裂状态，很难成功婚配。对这一群体而言，他们自知难以获得婚配机会，因而生活态度消极，“过一天是一天”，没有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固守村庄，是村内评价最低的群体，逐渐被村庄边缘化。

案例7：梅少坤，31岁，小学文化。父亲1990年代挖药材时被雷电打死，母亲改嫁至河南，因此，从小他跟着奶奶生活，奶奶溺爱，缺少对他的管教；目前在浙江打零工，难以长期坚持，每隔一两个月又回到村里。性格古怪，不爱说话，住在土房子里，从未谈过恋爱。

上述案例中的梅某，父母的教导和支持几乎没有，而且受教育程度较低，不善言谈。既没有客观的物质条件，又没有正常的交往能力，最终沦为婚配的底层。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群体并不必然是最底层的身心残疾者，但由于其处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的底层，仅依靠自身并不突出的劳动力素质，既无法积累物质条件，又难以靠其他途径吸引女性，因而和最底层的边缘群体类似，面临极强的婚配危机。

(四) 代际合力的生成机制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本地大量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出现反映出整个通婚圈及婚配标准的变化。在全国婚姻市场形成之前，婚姻资源通过本地通婚圈形成相对均衡的配置，与男性家庭物质条件及其个人能力并无直接关联，更为重要的是男性个人身心是否健全、是否勤劳本分及家庭在当地熟人社会中的口碑和声望等。因此，即使在经济条件较差且代际支持较弱的原子化地区^[14]，本地男性光棍数量依然很少。随着打工经济全面兴起，有学者基于农村女性人口大量外流形塑的女性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提出“市场要价”理论，其特点是女性要价^[1]及婚姻资源商品化^[17]，即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对男性及其家庭的货币支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导致婚姻资源的市场色彩愈发浓厚。这对代际之间物质积累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代际之间形成合力才能增强整个家庭的物质积累能力，以满足婚姻市场要价。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男性本身的综合素质及家庭在村庄社会中的口碑、声望等多重条件。换言之，代际合力的另一层意思是指，随着择偶标准的差异变化，男性个体因素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正如村民普遍所言，“以前，你只要踏实、勤劳和本分，找个媳妇是很容易的，无须父母操心；但是现在不行了，你要会说话，还需要父母帮着一起找”。因此，代际合力成为一般农业型地区婚配的核心变量，在社会分化背景下，同一地区内不同家庭内代际合力的能力将呈现差异，因而造成不同的婚配梯度。本文正是在这一实践逻辑下，运用代际合力的概念框架来阐释同一社会结构下未婚男性群体内部的婚配机会。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变迁的视角，立足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婚姻实践，探讨了男性婚配机会的影响因素，着重考察为何打工经济全面兴起后出现了大量1980至1990年出生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且内部呈现出较显著的婚配梯度，其中大部分可能沦为光棍。在全国婚姻市场未全面形成之前，婚配范围囿于相对稳固的传统婚姻圈，婚配虽然也对男性家庭和男性本身均有一定的要求，但其物质性与情感性较弱，是基于传统的熟人社会与家庭伦理做出的婚姻选择，即女性及其家庭看重男性是否具有勤劳本分的品质以及男方家庭在村庄社会内的评价是否较好，且在本地女性并未大量外流的情况下，男性的婚配资源并没有受到全国优势地区的挤压，男方父母可通过熟人媒介或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给子代物色合适的女孩来增加子代的婚配机会，因此那个年代的光棍数量总体较少。

随着全国婚姻市场的全面形成，婚姻资源配置出现了结构失衡，必然产生婚姻高地对洼地的挤压^[6]；与此同时，女性婚姻要价加剧及个体主义的凸显，对家庭物质积累和男性本身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代际之间的合力，合力的强弱程度形塑出同一地区不同的婚配机会梯度。因此，对于处于全国婚姻市场洼地的中西部农村男青年而言，获得婚配机会的关键是代际合力的强弱，这成为婚姻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具体而言，大量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两个层次的内涵：第一，有限的代际责任支持。父代对子代仅提供有限的物质支持，婚配的物质压力并没有从子代完全转移至父代，整个家庭的积累能力与进城能力不足以支撑现代女性的婚配要求，这是众多男青年即使顺利恋爱也难以成功婚配的因素，正如某位女性所言，“暂时买不起房还可以接受，总不能一直都住在土房子里吧？”。第二，男性自身素质与条件成为婚姻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全国婚姻市场的形成过程是一致的。伴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化，现代婚配的方式以自由恋爱为主，女性追求情感与浪漫体验，对男性的形象和交往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些不善于交往、与女孩子说话都脸红的男性难以在全国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即使家庭物质条件较好的男性依然存在婚配危机，仅仅依靠父代的物质支持是不足的。因此，“代际合力”尤为重要，一旦出现“代际断裂”则难以成功婚配。

婚姻问题不仅是家庭领域研究的议题，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镇化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持续的方向，换言之，农民进城的趋势是不可逆的，都想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享受者。女性可以借助婚姻的跳板顺利进城，而农村男性如何承受这一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婚配压力，这一议题值得深入探讨。一方面，女性资源持续外流，男性婚配空间进一步被挤压，光棍问题逐渐突显；另一方面，光棍群体的扩大化将对村级治理造成压力和挑战，这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笔者看来，基层干部既要从既有的村庄社会规范出发，合情合理地了解并妥善应对这一群体的需求，又要适时援引法律规则，保障基层治理的有序性，只有灵活运用地方社会性规范共识和法律规则，才能更有效地化解可能出现的矛盾纠纷，实现有序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