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我在微信朋友圈的25条评语

苏格拉底说:“我这个人，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是一只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的精神焕发起来。” 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微信自媒体时代，每天通过微信朋友圈传播的文章很多，其中与三农有关的文章占不小比例。作为一个三农问题的关注者和思考者，自然关注朋友圈里的三农文章，遇上认可的就会转发通常还克制不住要写上一段评语，有时三言两语，有时来上一大段。这些评语就事说事，没有高大上洋，没有精雕细琢，也不那么政治正确。不过，正因为如此，写出来的东西可能更真实、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就如未经雕琢的璞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从今年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三农文章时写的评语中选出23条贴于此，供关注三农的网友参考，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转发《学习时报发表评论文章：从基层实践找到解决问题的金钥匙》评语：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治学习抓得越来越紧，而在行动上离党的优良传统却反而越来越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有好几年没有写反映基层现实问题的文章了，但近些年来，耳闻目诸基层政治生态和实际工作中的种种问题，却又无能为力，心情异常沉重……一位基层干部在某微信群讨论时的发言反映了我所忧虑的现象，可以说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时代不同了，当前问责泛化，形式主义突出，巡查检查过苛等等。大家情愿不出彩，也不做事情。就说县里批地吧，连村民盖房子也不批了；财政局出一点事情，马上就发文，让各个环节都要证明材料，怎么复杂怎么来；分配项目的，经济形势不好，钱不足，监管还难，干脆不分配；再加上机构改革，很多工作基本停滞，何谈改革向深水区？

浙江省义务市一位村书记在讨论时发言：现在的乡村能看见的也是失败中的成功，或成功中的失败。论一个乡村持续发展不是三年五年，可能需要三五十年，现在所谓的成功一般都是急功近利的产物。比如我们都在说发展集体经济，大多数人却把人民公社当成了模板，不知道乡村的结构在变化。我们都在讲振兴，却不让乡贤回村，给那些有老屋的城里人设置门槛，乡村没有人才，没有人怎么能振兴？

有些村庄干了五年刚刚有点起色，某某模式就出现了，有些乡村光鲜的村貌下是政府给予的几个亿，却有许多人帮助它们推广总结、摇旗呐喊，真是误人子弟！谈乡村的事最需要说得是为什么失败，讲好背后的故事是关键。现在浙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都是不太出名的乡村，这些村庄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书记村长是个兢兢业业干事有奉献精神的人，而且是一干就是十多年。现在乡村刷墙不是某个省的事，而是全国各地都一样。前几天去江西，一路看去，房子整整齐齐，可是乡村内核在哪里？大家就无解了。

另一位基层干部在讨论时发言：基层的问题，到了需要全面研究的时候了。我认为，党的政策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要么强调原则性忽视灵活性，要么强调灵活性忽视原则性，不能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当前情况看，主要的问题是前者。例如，考核评价一个地方政府的总体工作或某一项工作（包括各级巡视），应当强调看主流、看全局、看实绩、看公论，而不纠缠细节、更不抓辫子，即抓大放小，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高标准严要求重问责在某种程上变成“挖烂脚”甚至变相整干部，抓大放小变成“鸡蛋里挑骨头”。如此，搞得基层的同志怨声载道，心不服口也不服，因此出现某种程度的逆反心理和消极怠工现象，也在所难免。管干部力气不能只放在“管人”上，更重要的是“管心”，要让人说话，让人心服口服。习近平总书记说：“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2、    转发《<人民日报>发声:成都龙潭水乡为何昙花一现?》评语：

由政府包办、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旅游项目多数不会成功，其造成的损失以千亿万亿计。我熟悉的广东、江西的不少旅游项目也属此类。江西省某地级市一年一度的“旅发大会”耗费很大，不少耗费仅仅为会议提供服务，也就是一次性消费。坊间有议论说，某县因为开一个较大规模的“旅发大会”，把那个地方开穷了，干部职工的工资都难以保障。发展乡村旅游不是问题，但不顾客观条件，搞乡村旅游大跃进问题就大了。以下是几个网友的评论：

◎乡村旅游开发不是政府说开就能开的"水龙头"，它是一项综合性的开发项目，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些地方不具备这些条件，却硬着头皮上，其结果可想而知。

◎乡村旅游开发，一定要考虑市场需求和可持续性发展。纯粹的政府投入肯定不能长久。某县开“旅发大会”，全县共同做一场秀，只为几百人看两天，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务，喧哗过后，一地鸡毛。

◎乡村旅游开发是官员们玩的"一场游戏"，但这场游戏的成本太贵了点，太不值得了，它承受的风险和伤痛让后人无法弥补，我们只能祈祷上帝保佑，让其不良后果小点、小点、再小点……

◎中国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升迁制度是这一切的推手。此外，花钱总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感，可以满足官员的自信心理。开发旅游比通过高质量的招商引资，进而增加财政收入要容易得多。盲目追求高大上洋，缺乏科学规划，最终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只能成为不断贬值的帐面固定资产。

3、转发《“我是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与“三农”》评语：

毛泽东对于中国农情的认识和中国农村的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毫无疑问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尽管他没留过洋、也没肯过几本西方治农教本。由此促使国人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三农的发展是不是一定要以洋教条为指导？事实上，近二三十年中国三农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洋教条，比如明晰产权等。这是中国迄今为止三农困局形成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洋教条中解放出来，一如当年毛泽东从共产国际“城市中心道路”中解放出来一样。这个任务完成得成功与否，决定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成败。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博士评论：所言极是，我们要坦诚地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真诚地回归群众路线，加强研究，多多探索，积极解决。一位基层干部评论：上面某些人已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是“处长治国”，政策都是处长拟定的，这些处长们大多都有高学历，不少还是海归，他们谙熟洋教条，但对国情农情却一知半解！

4、转发《猪肉价格暴涨！国家被迫出手！紧急限购猪肉》评语：

近日与基层干部聊起“二师兄”的问题，基层的同志说，去年发生非洲猪瘟，上面下令“严防死守”，并实施严厉问责：哪个地方出现因猪瘟死猪，必须追究当地领导的责任。但猪瘟的发生有它自身的规律，地方领导通常是无能为力的。那怎么避免被追责呢？只有瞒报！一旦发生因猪瘟死猪就悄悄埋掉，有些养殖户则直接把死猪丢到河里。村里不报乡里，乡里不报县里，县里不报市里…….北京的官员和专家因为不明真相，必然误判形势，因此错失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猪瘟和出台刺激养猪政策的最佳时间。这是不是当前“二师兄”问题严峻的一个重要原因？看来，问责也是要尊重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并进行科学设置，否则动辄问责，问责过滥、过苛，逼使下面的同志做假，这样必然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毛泽东就曾说过：“你瞎指挥，我就乱报”。脱离事物发展规律的问责，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2008年，我在《中国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猪疫的脆弱防线》的拙文，今天再次浏览此文，发现今天发生的猪瘟并导致猪价暴涨的问题，原来是有迹可循的，或者说是有“历史原因”的。

5、    转发《才吃了几天饱饭，就要搞得农村鸡飞猪跳墙》评语：

不折腾，让农民休养生息，是新中国农村70年发展经验的总结，什么时候这样做了，什么时候农村就平静、就发展，反之则相反。不折腾，体现的是“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认为，为政者应当能够做到“无为而治”，有管理而不干涉，有君主而不压迫。

这么些年，一些地方被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生态功能区划、精准扶贫等折腾得够呛，这些工作本身没有问题，但方式方法不对就变成劳民伤财。记得鲁迅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治病，方子上开人参。病没治好，倒落个腿脚浮肿；用萝卜子来解，才恢复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倒贴了萝卜子。”

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一位村书记评论：初心未必差，效果却真未必好！被流转、被上楼、被脱贫、被幸福，“被”字当头的事，既不是内生动力所为，也不是农民想要的。这位村书记的评论很有代表性，可以说反映了全国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心声，应当引起中央和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6、    转发《禁养再升级！江西省最新畜禽养殖禁养政策时间表》评语：

这个是2017年初的新闻，对比昨天《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召开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视频会》，不由得让人生出许多感慨：从禁得越严越好（争当无猪村无猪乡）到放得越开越好……今天养猪出现的问题到底有多少人为因素、有多少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由此不由得让社会有识之士再次聚焦我国社会治理中的某些顽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忽左忽右，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等等，最后的结果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追根溯源，问题还是出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不完善上。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经济成就以及过分的权力集中，膨胀了某些领导的个人意志，使他们误以为拍脑袋做决策可以取代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比如苏荣在江西搞的“一大四小”绿化工程。由此看来，不断完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制度，是实现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逾越的一道坎。

7、转发《燃爆！上午，就在临川一中！14000名师生出动！视频太震撼！》评语：改革开放后的江西抚州能在全国叫响的东西不多，大概就是教育了，临川一中则是其中的翘楚。在中国，高考升学率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唯一标尺，尤其是录取清华北大的人数，今年临川一中录取清华北大人数是23人，这在历年算少的。教育产业化在全国是失败的，但在江西抚州却有成功之处——组建临川教育集团。不过，“一校成名百校衰”，抚州全市各区县初高中拔尖学生很多都跑到临川教育集团读书，甚至全国各地都有学生慕名投奔临川教育集团。与此同时，抚州区县教育却因为少了优质生源，高考自然黯然无色，并因此形成“马太效应”。

不过，教育最让人痛心的还是几十年来因为教育投入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造成大量的教育资源浪费，令人痛心万分。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基本上每个行政村都建了一橦非常不错的小学教学楼，各级政府和村集体因此投入了大量资金，但现在90%都荒废了。而与此同时，城镇中小学校却人满为患，教学资源严重不足。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城乡教育资源投入的错位？原因之一是我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城市化背景下农村教育发展趋势缺乏足够的认识；原因之二是受某些政治正确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论理、政策背景、公共舆论等，像农民平等受教育权、城乡教育均等化、振兴乡村教育等。因为这些原因，本应逐渐减少乃至停掉边远农村地区教育硬件建设的投入，转而大幅增加城镇教育硬件建设的投入，但事实却与此相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领导思想僵化，仍然按照过去的发展思路，把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源源不断配置到农村学校，建设了大量的“空心小校”。君不见，在农村一橦橦三四层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但教学楼内却只有三五个学生，有的空无一人，而镇上和县城的中小学却普遍是大额班，一个班七八十个学生。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育投入政策竟然一直沿续至今。一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过去对农村学校建设项目管理没有现在这么严，动不动就追责，因此县里领导会考虑实际情况，把城镇周边农村小学建设项目调剂到城镇，或把几个项目的资金集中起来，建几橦高质量的中小学教学楼，如早年抚州某县采取这种方式建起了县优质高中，干成了一件大事。这位朋友说，现在不敢了，地方领导害怕追责，明知在农村建教学楼没有用，也要把它建起来，然后放在那里闲置。

8、         转发《广东实施乡村振兴：以“三清三拆”促“四变四” 》评语：

此文首发“新三农”微信号，“今日头条”同步转发。截止今天上午，该文在“今日头条”的阅读量超10万，评论400多条。纵观这些评论，有肯定的但批评占多数，有些评论可谓一针见血、直击广东三农工作的痛点。以下选录五条评论：◎“省政府这个措施非常好，老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农村的环境美了，城里人就有兴趣去农村玩了。” ◎“这是个好政策，我居住在湛江市区，我们期待这样的生活已经好久好久了，多么希望上级政府加快治理，给百姓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人无田耕，有田无人耕。有人无房住，有房无人住！……土地20多年没调整，人口增长的家庭无地耕，建房的宅基地也同样。” ◎“广东农村全国最差的农村，脏乱差，羞辱了广东第一经济大省的名号。比起内地农村，广东落后十年。” ◎“广东除了珠三角以外，农村环境面貌基础设施还不如江西！”

9、    转发《文创点亮乡村：朱家林上柿子红》评语：

位于山东沂蒙山区的朱家林我去看过两次，该村地域偏僻狭窄，当地政府在此重金打造美丽乡村建设样板村，打造方式是财政投入政府包办，采取重复申报国家项目的办法，在方圆一公里的左右范围内（核心区）各级财政砸进人民币三四个亿，赶走所有原住民，进行所谓的文创、生态艺术设计，然后利益相关方通过媒体进行概念炒作，于是朱家林的名字在网络迅速串红……但泡沫与浮华终将褪去，五年十年后朱家林还会留在山东乡村旅游的版图上吗？可能性极小。那受益者是谁？冤大头是谁？大家想想都能明白。这样一个砸巨资玩概念、华而不实、不可复制的政绩工程竟然得到山东省主要领导的肯定并成为全省样板，凸显山东乃至全国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理念、模式和导向等方面还存在不小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相比较而言，安徽三瓜公社的乡村旅游要比朱家林靠谱得多，山东临沂的领导应当去那看看。

10、    转发《贺雪峰：乡村振兴与农村集体经济》评语：

贺雪峰老师的构想很好，不过这个构想在江西早有大量鲜活的实例，所以说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关键的问题是基层的这些探索，严格来说是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和政策精神的，所以地方领导通常不敢旗帜鲜明地支持，尤其是一旦有人告状或上级检查组不认可就立马叫停。

我看过许多专家学者的文章，感觉只有贺雪峰老师等少数专家学者的文章比较接地气和有价值。我想，如果高层智囊团和决策机构里面多一些像贺雪峰这样的官员和专家学者，我想我们的三农政策应当会接地气得多，三农形势也或有另外一种景象。

不过，贺雪峰老师的文章也有些美中不足，那就是大多篇幅太长，说理太细太绕，因此除了专业人士，基层干部群众和一般关注三农的人士很难看下去。贺雪峰老师的文章如果能够更简洁一些，条理性更清晰一些，逻辑性更紧密一些，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突出观点，我想阅读量和影响力会大幅提升。

11、    转发《发展集体经济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山东东村的调查》评语：

近数年来，社会各界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呼声再起，但在深谙国情农情的有识之士看来，就总体而言，尤其是中西部农村地区，当前形势下还看不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出路和希望在哪里。就连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全国经济总量第一的广东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也没有良策，该省目前的农村集体经济主要是“地租经济”，广东现在也不主张村集体直接投资办企业。这篇拙文是本人2016年所写，今年山东省微山县欢城镇传来消息，文中介绍的东村投资数千万元的“东大农业园”已全部拆除返耕，因此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这也印证了本人在拙文中的分析判断，各地在发展集体经济过程中应当引以为戒。

12、    转发《重磅！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改通过》评语：

修改土管法很有必要，但修法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我估计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出现政策制定者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与政策制定的初衷南辕北辙。修法和前几年开展的土地确权工作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那就是强化土地农民私有、强化农民对土地的处置权、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而强化了农民个体利益相应地就弱化了集体公共利益。

更实际的问题是，在农村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产业升级等很多工作都涉及土地流转、土地调整和土地征用等，而农民对土地收益和处置权广大之后，势必加大乡村组织开展这些工作的成本和难度，使乡村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农户土地权利越大，反对的力量就越强，公共决策就越无法达成和执行。”“农户土地权利越大，集体行动越难，生产生活基础条件就越无法改善。”至于修法中对于宅基地有偿退出等规定，可以说法律远落后于实践，农户宅基地从来就是自愿有偿退出，也从来没有人强迫退出，或者说宅基地从来就是农民“私有”。这些问题我在拙文《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和《把握“土改”正确方向，正视“确权”实际效果》做了详细分析，这些拙文都在党刊上发表过，有兴趣的网民可查找阅读。

13、转发《村两委越来越机关化》评语：

回望建国70年，当前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可以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每个村都要准备若干厚厚的本子，专用做各种会议的笔记，还有各种台帐、表格，所有工作检查最终都要归结到这些本子上，这个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上级的认可、村干部待遇升迁……一切都靠这些本子（乡里也如此）。有基层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的村干部已很难胜任工作了，因为很多台帐表格等设计得很复杂，有些还要上网操作。好在现在多数地方都配备了第一书记，这个任务就非他们莫属了。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的推手无疑就是政府本身。最近山东省正在推行“村党组织书记专业化管理”便是一例。农村工作特点和方式完全不同于政府机关，村干部的岗位在田间地头、在群众炕头。村两委机关化、行政化必然会影响干群关系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14、转发《干部一走,产业就散?部分地方扶贫产业面临停摆危机》评语：

这个在某些地方或是常态和宿命，有些做产业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完成扶贫政治任务，因此检查验收过关了，这些产业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之后的事就让它自生自灭吧。前年我在河南省兰考县考察，当地知情人说，该县成立了七八家贷款公司，专为扶贫项目提供贷款。一些地方为了完成精准扶贫的政治任务，不惜代价、不顾客观规律大上项目已经或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有多少？没有会做这样的研究和统计，媒体也鲜有这方面的报道，更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公开讨论……

15、转发《农民种田要向村集体交租？确权不确地引发“民告官”！》评语：

“确权不确地”扩大化不合土地确权的政策要求，但合农情合民意，体现了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也符合《村组法》有关村民自治的规定。事实上，广东省这些年根据本省实际，突破政策条条框框的限制，支持基层开展土地整合，取得了很多的效果。江西省抚州市一些区县在这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有兴趣的网友可看看我2015年写的《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决权――从江西省抚州市土地确权实践看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但这不是主流，因为政策不支持，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除非得到上面的认可和支持，否则是不想和不敢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16、转发《蒲坚<解放土地>在日出版倡导“土地信托”》评论：

蒲坚因为他的“土地信托实验”而红极一时。不过，当代中国“风水轮轮流转，各领风骚三五”，没几年蒲坚和他的“土地信托实验”便在网上销声匿迹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土地信托实验”这种泊来品不适合中国，到了中国就变味了，变成了借所谓的资本运作，玩“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这注定是玩不下去的。于是，“蒲氏忽悠”便只有内销转出口了。这似乎印证了本人早年在拙文《创新还是翻新？---评中信信托等机构的“土地信托实验”》中的分析和预判。此拙文为2015年所写，原载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参阅》。拙文对中信信托首单――安徽宿州市埔桥区土地信托项目进行了剖析，我没有去那里调研，仅以网上资料进行研究，拙文得到多位安徽大学教授的肯定，应当是撕开这个项目神秘面纱的第一人，现在四五年过去了，不知那个项目怎么样了，但失败是铁定的。

17、转发《吕新雨：塘约村、蒲韩社区和郝堂村的三个案例分析研究》评语：塘约村的“画皮”我已在《<塘约道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一文中剥下，贵州省也早已不把塘约村当作典型，尽管《塘约道路》曾得到了前高层某领导的肯定，这位领导称塘约村是“新时期大寨”。王宏甲先生所作的《塘约道路》注定只是昙花一现，在中国三农史上不会留下什么。因为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逻辑，书中表达的东西恐怕只是作者个人对集体化时代留恋之情的一种投射。塘约村“画皮”已剥，看看其他村的“画皮”什么时候也要剥一剥。

我反对“塘约道路”并非为反对而反对，也不是为了博众人眼球，而是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应当成为捍卫真理的勇者。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捍卫真理的结果。如果让并存在或虚假的所谓“塘约道路”，成为全国农村效仿的榜样，其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在此，我想起有一位网友在微信群里讨论时的发言：“前几天又碰到曹锦清老师，他说，我党投了很多资源打造了很多特例，并宣传为典型。其实，典型是用来复制的，特例不能。”

18、转发《林毅夫：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起来逻辑清晰，用起来却屡屡失败》评语：

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农村改革同样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至今没有被正视。纵观我国几十年来的农村社会治理，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现象，那就是三农政策与三农实际“两张皮”现象，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干部群众没有话语权，更难以参与三农政策的制定。我国三农政策的制定更多的是来自专家学者的意见，而非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乡村振兴的前途难言乐观。2013年南都专访文章《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我在这次专访中，对前面说的这个问题作了较深入的阐述，有兴趣的网友可查找阅读。

19、转发《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存在严重错误》评语：

一些地方为了政治或旅游目的随意拼凑历史、抄袭模仿、粗制滥造等现象比较严重，这些地方的领导缺乏最基本的严肃认真、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不过，由小岗村掀起的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中国农村改革，其历史正当性是不容抹杀的。我算是过来人，十多岁就参加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以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认为分田单干是那个年代唯一正确是必然的选择，中国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从这里发轫！

20、转发《他们是“农民工二代”》评语：

写农民工的文章百分之九十都是局外人，即大学生、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等，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带着悲情和拯救者的心态来写，给人的感觉多是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城市边缘人……看看这篇农民工自己写的文章，字里行间满是阳光、豪迈、自信、乐观。看来拯救者与被拯救者有时需要调换一下位子。

21、转发《郝贵生：为<人民日报>“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文章叫好！》评语：

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不难，难的是当“政治正确”与群众利益、群众期待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的时候如何取舍？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毫无疑问会倾向于选择前者，这是现实的选择，也是无奈的选择。《人民日报》本身不也是这样吗？

22、转发《解读：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评语：

这是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批官僚主义表现，全面深刻到位。众所周知，现在一些地方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很严重，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此我常想，一个建党近百年执政70年的大党，为什么始终解决不好官僚主义问题？在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今天，在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需要全党同志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23、转发《大跃进时期的吹牛图片，很珍贵！》评语：

过去那种极端的大跃进是没有了，但产生大跃进的土壞还在，大跃进的各种变种，还时不时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国政治体制上的某些东西。总而言之，“上有所好 下必甚焉”。一位基层村书记评论道：土壤和根子不除，再圣明的人也难免被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力量所忽悠、左右，甚至绑架。

24、转发《政府不包办，难度小一半！》评语：

无论是过去的新农村建设还是今天乡村振兴，政府包办现象是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有人说：政府扶持等于乡村振兴，没有政府扶持就没有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官家自娱自乐的游戏，跟农民没有多大关系；乡村振兴是一场盛宴，当然是官员和学者以及参与其中的各类服务实体的盛宴。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偏激，但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

25、转发《广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问题与政策建议》评语：

一篇调研报告的阅读量近5万，这在华科大“三农中国”网站以及其他高校类似网站是非常少的。当然，阅读量高并不等于文章质量高，不过它至少说明文章的内容引起大家共鸣，或者说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某些敏感的东西。此拙文凝聚了我在广东半年多的心血，虽然谈不上怎么好，但确是字字句句带血，是真为广东好，套用一个成语，那就是一片丹心报广东。拙文上网后的反响超出了本人的想象，看到那么多支持和鼓励的评论，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心底感到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是值得的。

广东省一位我调研地的镇党委书记在微信里告诉我说：“我们县有些领导转发了，反映很好，是一篇好文章，很真实，很接地气，县领导叫我们好好看、好好学。”广东省委一位农口中层干部在微信里表示：“文章把脉总体比较客观，很受启发。”他还说：“省里领导对文章总体上也是非常认同的。”广东省一位基层干部在网上留言：“文章一出，我们在基层的同志们就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相互传阅，看后很认同作者的调查报告。在现在只谈成绩不谈不足的氛围下，作者这种勇气难能可贵！”一位在北京中科院工作的朋友在微信里说：“文章内容比较客观公正，我个人觉得你这个调研报告价值很大，对于全国的乡村振兴工作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高层一定会看到这篇文章的。”武汉大学一位博士在微信群里回应另一位群友说：“这篇关于广东乡村振兴问题的文章，是一篇水平相当高的顶级文章”时表示：“你说得是，启发性极大，这篇文章我们也是读了再读，深有同感。”

一位长期在农村一线工作担任乡镇主要领导、并且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调查研究的朋友在微信里告诉我：“读了两遍，相关领域的文章，没有看到哪篇能够超越。这是一篇重磅文章，一篇经典的三农研究文章，有深度、有高度。您这次广东经历，拓宽了视野，感到水平明显提升。这篇文章明显超越了你以前的成就，您的人生因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您该做的做到了，接下来要好好珍惜自己。”他还说：“我许多熟悉的学者，都在吃老本，故步自封，已写不出鲜活的东西了。” 南方报业集团一名记者特意加了我微信，他在微信里告诉我：“最近拜读了您几篇关于广东乡村振兴的大作，受益匪浅。文章真是写得很好，调研翔实，分析到位，建议中肯。” 当然，上面这些同志和网友的评论多有溢美之词，言过其实，但这些真诚的鼓励，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