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生活：农民上访的一种理论解释

作者简介：

田先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在转型中国农村社会中，伴随国家权力的介入及传统权威的衰弱，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式微，由日常生活矛盾纠纷引发的农民上访行为普遍发生。信访制度成为村庄边缘人借以抗主流社会的武器，为他们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剩余”问题。国家通过信访体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国家塑造农民上访行为的三种机制呈现为激发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研究农民上访行为不仅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反观国家。

关键词：生活政治；抗争政治；农民上访；国家

一、引言

学界已有关于农民抗争的研究多集中于讨论因为政府侵权而导致的抗争事件。但在中国农村，农民日常生活中常常因为利益纷争等因素而诱发社会冲突，进而引起农民抗争行为。尤其是在剧烈转型过程中的当下农村社会，价值观日益多元化，利益冲突更加剧烈，更容易诱发农民抗争。这些矛盾纠纷往往是发生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而非农民与政府的对抗之中。也就是说，是农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纷而非政府侵权行为导致了大量的农民抗争。因此，探寻农民的日常生活政治，是理解农民抗争的有益视角。本文将从农民生活政治的视角探讨农民上访行为的生成逻辑以及国家与农民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机制。

自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在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流派。针对有关抗争研究理论驳杂、莫衷一是的现状，蒂利等人构建了一种综合性的抗争政治理论框架。在他们那里，所谓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争政治由此而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蒂利、塔罗，2010）。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侧重对抗争政治的机制和过程展开分析。它将革命、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等各类抗争形式都统合于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

然而，抗争政治的理论框架也存在不足。

首先，它主要聚焦于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抗争行动，尤其是社会运动，而基本不关注个体类的抗争行动。这从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有关“抗争政治”的概念界定中便可窥见一斑。他们认为抗争政治是“发生在提出要求者和他们的要求对象间偶尔的、公众的、集体的相互作用……大致说来，这一定义指的是集体性的政治斗争”（麦克亚当等，2006）。可见，西方抗争政治研究主要指向集体抗争行动。

其次，它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抗争的事件、片段和过程上面，而对抗争事件产生的社会结构根源较少关注。虽然西方抗争政治研究者也探讨社会运动的基础问题，但他们所谓社会运动基础是指“由一些运动组织、网络、参与者以及累积起来的文化人造品、记忆与传统组成，这些因素均有助于社会运动活动的开展”（蒂利、塔罗，2010）。他们所重点关注的是这些社会基础在社会运动动员过程中的作用，而并非从社会基础结构的角度来理解抗争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形成机制。

再次，它主要探讨由政府（公权力）的失职或侵权行为而引发的抗争行为，而较少关注发生在其他非政府行动者之间的抗争行为。虽然他们也曾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抗争的范围变化囊括了从诸如今晚我们应看哪个电视节目之类的小事，到你的姐姐（或妹妹）休（Sue）是否应该嫁给正在和她约会的那位男士之类较大的问题”（蒂利、塔罗，2010），“将抗争政治限制在某种程度上提出关涉政府的要求，绝不意味着政府一定扮演着抗争要求之提出者或接受者的角色”（蒂利、塔罗，2010），但他们关注的仍然主要是国家政治领域或者由政府侵权、失职而引发的抗争行为。这样的研究偏好使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抗争行为极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近十多年来，有关中国农民维权的研究也深受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框架的影响[1]。研究者较多地运用了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等理论资源。研究者主要关注发生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抗争事件（温丙存，2014；肖唐镖，2015；李连江、欧博文，2008）。而且，许多研究往往存在一个理论预设：农民之所以抗争，就是因为政府权力过大或者政府侵权、失职。政府侵权——农民反抗是这类研究的一般叙述模式。

必须承认，在当下中国农村，由政府侵权或失职而导致的农民抗争事件确实普遍存在。但实际上，也有不少社会冲突和抗争并不是因为政府侵权或失职而产生，而是由于村庄日常生活冲突所致。比如农民日常生活中围绕耕地、宅基地等利益分配而展开的纷争，以及一些日常琐事导致的争吵，都可能引发农民抗争。即使是西方社会科学家也认为，“大多数的抗争是在政治之外发生。我们只是在与政府的代理人发生互动时才进入到政治领域”（蒂利、塔罗，2010）。如果仅仅将目光停留在由政府侵权、失职而导致的农民抗争事件上，那么无疑会遮蔽某些非常重要的事实，导致研究结论的片面化。尤其是中国农村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逻辑，农民抗争行为的产生、机制和过程都与西方的抗争政治有着巨大差异。因此，深化有关中国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需要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视角和路径。

二、国家与社会生活：一个理论分析视角

“生活”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肖瑛，2014）。在汉语中，“生活”与“日常”含义相近，二者常常连用，谓之“日常生活”。生活政治研究范式的滥觞，源于西方学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相关观点可见于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其中尤以哲学界为甚。针对西方近代以来理性主义泛滥的现状，现象学代表人物胡塞尔（2001）曾发出回归“生活世界”的呐喊。

关于生活政治，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吉登斯（2016）指出，在晚期现代性时期，工具控制体系的负面后果日益明显地暴露。生活政治正是对现代性负面后果的一种反向作用。在吉登斯那里，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对。生活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而解放政治指激进地卷入到从不平等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过程（吉登斯，2011）。生活政治主要关心生活决策和选择（life decisions）问题，而解放政治主要指生活机会（life chances）问题（吉登斯，2000）。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解放政治并不仅仅为生活政治提供铺垫，而且会直接影响到生活政治问题，并以生活政治转型为预设前提。同时，生活政治议程的浮现并不意味着解放政治的终结。从本质上讲，生活政治的所有问题均会引发一种解放的政治（吉登斯，2016）。吉登斯（2016）还将生活政治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去考量，认为“生活政治所关涉的是后传统场景中进行自我实现过程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这种场景中，全球化进程强烈地影响着自我的反思性投射，同时自我实现之过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化策略”。

福柯（2003）对监狱、惩罚等规训权力实践的分析将研究视角从传统宏观政治权力转向微观日常政治权力。在福柯那里，“权力这个词本身只是指各种全部要加以分析的关系（领域），而这些有待分析的全部关系就是我所称的治理术”（福柯，2001）。另一思想家鲍曼（2005）则将生活政治与人们的消费方式、权威认同和生活感知等因素勾连起来。鲍曼（2002）在对流动的现代性阐释中指出，“‘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

在西方，生活政治议题滥觞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大背景之下。基于对现代性、理性主义的反思，生活政治研究范式呈现出较强的后现代色彩。生活政治研究大多秉持一种微观政治研究进路。生活政治关注的重心由宏观的政治权力中心转向边缘地带的微观权力实践。它构成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主张将视角转向“微小实践”“微观叙事”。“生活政治的根本着眼点在于边缘和底层，在于个体的生存感受和生存质量”（红苇，2002）。

在有关农民生活政治的研究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当属斯科特有关东南亚农民日常抵抗的研究。斯科特（2011）通过对东南亚农民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深入分析了当地农村阶级结构和农民生活的变迁，探讨了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采取的各种隐性抵抗方式，比如开小差、偷懒、毁坏机器等。此后，斯科特的学生克弗列特（Kerkvliet）延续了他的研究传统。克弗列特（2005）通过对越南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写就了《日常政治的力量：越南农民如何改变国家政策》。

在国内，近年来也有研究者主张将日常实践同社会结构变迁勾连起来，探究社会结构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肖瑛，2014）。还有研究者运用日常（生活）政治的分析框架探讨县域政治运作逻辑。在这类研究中，日常政治与制度政治、文本政治相对应，具体指地方政治的日常形态，比如开会、关系运作等（樊红敏，2008）。日常政治意味着对传统政治、官方政治进行祛魅化解读。上述研究同样带有较强的后现代色彩。研究者强调权力的弥散性、相对性，强调对边缘、底层的关注。本文所谓生活政治与上述两种界定方式存有共性，即都强调政治的“实践性”。但是，本文的生活政治与上述两种界定方式也有不同之处。本文的生活政治并不刻意强调农民的底层性，而主要指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其意在通过农民日常生活来发掘微观政治运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对生活政治的探究类似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以孙立平为代表的实践社会学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影响。他们主张运用过程—事件分析（孙立平，2010）或关系—事件分析（李猛，2010）方法对当代中国农村日常生活展开研究，将关注重点从“大事件因果关系”转移到“小事件因果关系”，以此透视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当然，与过程—事件分析将事件作为主要的关注点不同，本文的生活政治研究进路将比较重视村庄社会结构的作用，通过事件发展过程将行动者与结构统合起来。

截至目前，学界已有个别关于农民生活与抗争政治的研究成果。比如有学者基于农民日常生活逻辑的视角指出，农民出于“过日子”的考虑而使其上访行为迈向“不情愿的抗争”，并在上访时采取有节制的“出气”和忍气吞声的“认命”行为（何绍辉，2012）。还有学者阐释了农民生活中的“气”“忍”“报”等传统解纷止争机制及其瓦解给农民上访所带来的影响（赵晓峰，2017）。

上    述研究给本文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发，但已有关于农民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难免陷入碎片化解读的境地。这些研究往往倾向于夸大偶然性、随意性。但实际上，“必然”与“偶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必然”可能遭遇“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忽视“偶然”中的“必然”，可能会导致虚无主义。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有事件和偶然性，而且可以通过它来透视社会结构。

此外，如同将微观与宏观对立一样，已有研究倾向于将生活政治与官方政治对立与割裂开来。这些研究或者强调官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或者凸显生活政治的解构性影响。但无论是官方政治，还是日常生活政治，都只是政治实践的方式之一。二者互相依存、相伴相生。同理，采用结构—制度分析方法探讨宏观国家政治并不比运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研究微观生活政治的意义更小。如同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过程—事件分析和结构—制度分析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它们只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建构方式而已（谢立中，2010）。

而且，已有关于日常生活政治的研究过于注重地方性，而忽视了国家在日常生活政治中的作用。在这些研究里，国家往往是缺席的。即使有的研究中偶尔触碰了国家，但国家也只被当作一个模糊的背影，而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变量。但实际上，即使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国家也并没有缺席。归结起来，国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渗透和影响农民日常生活：一是有形的途径，二是无形的途径。前者指国家通过各类政策、制度（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后者指国家的意识形态会对农民日常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形塑农民的国家观念。可见，农村日常生活无法避开国家的渗透和干预。当然，农民日常生活政治也会对国家形成反作用，影响国家政策和制度的运行，进而影响国家对农村的治理绩效。

综上，本文主要基于生活政治的视角，讨论国家与农民抗争之间的关联。笔者试图通过观察农民日常生活的样态，发现农民抗争的动力机制及其与国家权力的连接机制。生活政治的研究视角意味着，本研究聚焦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即国家与社会相接触的地方。恰如米格代尔所主张的那样，将国家拆解开来进行研究，不是通过观察国家权力中心而是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接触的边缘地带考察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问题（米格代尔等，2017）。

本文将以笔者在华北K市C区西江办事处开展田野调研所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展开分析[1]。西江办事处地处C区城乡结合部。该办事处下辖3个社区和13个行政村，户籍人口总计2.6万。虽然办事处的部分地方已经划入城区，但大部分面积的辖区仍然属于传统农业型村庄。辖区绝大多数户籍人口仍为农业人口。在村庄日常生活中，“门子”[2]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和互助性的行动单位。“门子”实际上是一种碎片化了的宗族，规模要比南方的宗族小许多。村民在村庄中的地位跟其所在“门子”势力的大小有着密切关系。为了保持自身在村庄中的地位，村民必须想方设法多添男丁。如果家中缺乏男丁，那么很容易遭受他人的欺负，在村庄中难以立足。这样的社会结构构成了理解诸多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重要知识基础，也是解释当地农民行动的重要变量。

三、上访案例梗概简介

（一）张秀兰其人

张秀兰，1957年生，为C区西江办事处Z村张寨组村民。她的文化程度较低。她家所在的门宗规模较小。她的祖父是家中独子，父亲也只有两兄弟。张秀兰只有三姐妹，没有兄弟。在一个具有“门子风”传统的村庄，家族中男丁数量少，在村庄日常生活中可能吃亏。张秀兰的丈夫是上门女婿，人比较老实，而张秀兰则性格要强。由于张秀兰长期上访，且上访过程中常伴有非正常的言语和行为，因此，当地不少干部都认为她有点“精神不正常”。当然，大家都清楚，张秀兰的脑子还是清醒的。

（二）张秀兰上访史

张秀兰上访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她的祖父在建国初期被批斗、撤职，以及他父亲走失之事，她将这些历史旧账统统归结于政府；二是她家与邻居之间的矛盾纠纷问题；三是状告村组干部、党员和其他邻居违法乱纪，主要是违法超生问题；四是要求政府提供低保、救助以及因上访造成的损失等。其中，与邻居之间矛盾纠纷是张秀兰上访诉求的主要内容。因此，本文主要介绍她因邻里矛盾纠纷而上访的情节以及她对政府的要求。

1.反映邻里矛盾纠纷。在二十多年里，张秀兰上访反映了多起她与邻居家的各种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既涉及邻里日常琐事（比如小孩打架等），又涵盖土地权属纠纷等问题，尤其是后者居多。其中，张秀兰反映最频繁的事项当属她家与邻居郭某家之间的宅基地纠纷。

早在2003年，郭某家建房时，由于宅基地不规则，在包工头张光武的调解下，张秀兰家从宅基地后边调出1.5尺给郭某家，郭某家则从前边调出1.5尺补偿张秀兰。郭某的房屋建成后，两家因为宅基地边界问题而发生一场旷日持久的纠纷。2007年11月28日，政府组织了张秀兰与郭某两家进行调解，双方约定各按原来规划面积建房，违规者限10日内拆除。但此后，张秀兰继续上访反映邻居郭某家的院墙侵占公共道路和她的宅基地。2010年1月5日上午，西江办事处和C区城管局西江中队入村调查时发现郭某家的门楼、院墙及张秀兰家的院墙均存在侵占公共道路的问题，且张秀兰家还占用公共道路种植杨树。工作组当即要求两家限期拆违，并让两家在处理决定书上签字，但郭某家拒签。

随后，张秀兰屡屡到办事处、区信访局、市信访局和国家信访局上访，要求政府强行拆除郭某家的违章建筑。2010年7月31日，C区城管局和西江办事处对郭某家占道的门楼和院墙进行依法拆除，同时铲除了张秀兰家的四棵杨树。后来，张秀兰又多次到区里和西江办事处上访。西江办事处只得继续组织两家调解。2011年1月20日，双方达成协议如下：第一，甲方（郭某）最迟在十五年内翻修房屋，在翻修时应该往西边后退50公分留出滴水。目前维持房屋现状；第二，签订协议后，乙方（张 秀兰）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就双方宅基地纠纷向上级信访部门反映甲方侵占乙方宅基地。当天，西江办事处还与张秀兰签订了另一份协议，双方约定：西江办事处以特困救助的名义补偿张秀兰2000元，张秀兰保证不再上访。不过，这一份份白纸黑字的协议书并未能阻止张秀兰上访的步伐。张秀兰家在公共道路上种植的杨树被铲除之后，她又在原地种上蒜苗，而郭某家也在原地用砖头重新垒起一堵临时的墙。和以往一样，张秀兰继续长年累月地频繁上访。期间，她还数次进京上访。西江办事处照旧组织了多次调解，并对张秀兰进行了救助。眼见张秀兰在上访中不断获利，郭某一家也开始上访。2010年8月15日，郭某之子赵右侠到市里上访反映张秀兰未执行原先达成的调解协议。随后，郭某也多次上访反映张秀兰的违法行为。郭某还声称如果办事处不制止张秀兰的行为，她就到市委反映办事处不作为。两家的宅基地纠纷持续了多年。2013年1月8日，办事处又将两家人召来进行调解，但无果而终。如此反复多次，纠纷依然未获解决。张秀兰屡屡反悔，也引发郭某一家效仿，拒不执行调解协议。

2.要求政府救助和赔偿。对于张秀兰而言，上访已经成为一种“习性”（habitus）[4]。她除了要求政府解决纠纷外，还要政府解决生活困难，给她提供低保、救助。具体如：2008年7月26日，张秀兰到区信访局上访，要求政府让她长子享受退伍兵优惠政策。由于缺乏政策依据，西江办事处无法满足其要求，但办事处承诺为她家里三口人办理农村低保，并给她儿子资助了5000元学费。此外，张秀兰还屡次上访要求更改她丈夫沈云天的年龄、提供精神残疾补偿、办理信访救助、享受双女户计生补贴、为她长子办理二胎准生证以及赔偿其多年上访损失共计6548250元，等等。

2012年4月，为获得信访救助，张秀兰写下了停访息诉决心书，承诺“救助金每月按6百元，存到卡上，到死亡为止。我秀兰保定不去北京上访，违犯了严历（厉）处分”。当年6月6日，C区信访工作领导组讨论了关于张秀兰信访救助事宜并予以通过。

（三）无法终结的上访

信访档案显示，自1990年至今，张秀兰共赴京上访17次，其中有3次非正常上访。2008年，张秀兰因到天安门广场、新华门非正常上访，被派出所行政拘留10天。据悉，最近十年，张秀兰上访频率较之前大幅度提高，上访已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张秀兰长年累月的上访给C区和西江办事处都带来了很大的维稳压力。为此，当地政府曾试图通过正式制度来终结张秀兰的上访步伐。早在2011年8月26日，C区信访局就张秀兰的信访事项举行过评议化解会。参加评议会的20名评议员中有19人赞同西江办事处和Z村对张秀兰信访事项的处理办法，满意率达95%。张秀兰不服，遂申请复查，但C区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维持了西江办事处的处理意见。随后，C区信访局将张秀兰信访案上报到K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委员会。该委员会维持了C区人民政府对张秀兰信访事项的复查意见，并出具信访案件终结证明。和协议书一样，信访事项终结裁定书也没能阻挡张秀兰的上访步伐。此后，张秀兰如往常一样继续上访。

四、生活共同体的衰微与国家介入

传统村庄社会是一个生活共同体。村庄通过乡规民约等地方性规范对社会进行整合。每个村民拥有村庄成员权，这是村庄赋予村民的权利，同时也对村民构成了约束，村民需要对村庄履行相应的义务。在传统时期，村内也时常会出现挑战村庄主流社会价值的越轨者，但村庄主流社会可以通过强大的地方性规范来压制越轨者。比如，当有人出现生活作风问题时，会受到村庄舆论的惩罚。村民对越轨者的惩罚最终导致越轨者被从社区驱走（朱晓阳，2002）。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三十年，传统村庄社会结构（比如宗族）仍然没有被打碎，而是通过与国家基层组织的同构得以绵延甚至增强（王朔柏、陈意新，2004）。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现代化、市场经济的渗透，村庄传统地方性规范的效力下降。传统的互助合作体系被市场化方式取代。特别是打工潮的兴起，使得村庄的流动性进一步增强。外部的现代性更进一步渗透农村。所有这些，都使得村庄边界变得日益开放，地方性规范走向瓦解。农民挣脱村庄束缚的意识不断增强。村庄不再是农民唯一的依附载体，也不是农民获得权利救济的主要渠道。

当然，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衰微也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有着密切关联。国家推动的“送法下乡”（苏力，2000）、义务教育普及等重大战略工程，在提升农民法制意识和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在给村庄输入一种新的代表国家的意识形态。“在这一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国家试图让农民接受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的理念，以替代农民头脑当中所谓‘封建迷信’的迂腐思想，并通过不断的宣传，来强化一种国家一体的‘想象社区’式的国家观念”（赵旭东，2003）。尽管国家意识形态对村庄的渗透并非轻而易举，但它确实为农民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告诉农民，他们不仅有村庄，而且有国家。农民的公民权逐渐形成。特别是当个体权利与村庄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农民可以寻求国家的援助，个体权利渐渐凸显，国家为个体提供了权利救济渠道。这实际上是国家与村庄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葛兰西，2000）。在农民所拥有的权利束中，村庄成员权渐渐弱化，而公民权不断强化[5]。传统村庄发生从血缘群到公民化的转变（王朔柏、陈意新，2004）。农民不再生活在“祖荫下”，而是渐渐“走出祖荫”（郭亮，2008）。这意味着村庄生活共同体走向衰微。

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一样，C区所在华北当地农村也遭受着现代性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渗透和冲击。笔者在当地农村调研发现，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比较强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很多地方农民在堂屋中供奉祖先牌位不同，当地许多农民在堂屋里都贴上毛泽东等领袖的画像。有的甚至供奉着毛主席的铜像。在调研时，农民也常常援引一些有关国家的话语来阐明自己的主张，比如“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公正是不行的”“中央都是好经，就是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歪的”。谈及一些他们拥有不同意见的政策时，农民会说：“但这是国家政策，也不能反对啊。”“国家政策会有一个纠偏的过程。现在政策好了，村民都安居乐业了”[6]。

与农民对国家的强烈认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社区权威在当地日益弱化。虽然从外表来看，当地农民的“门子”观念仍然存在，“门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认同单位，但“门子”在村庄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已经渐渐弱化。据村民们介绍，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前，村民一般有什么事都会寻求本“门子”的人帮忙。但现在，寻求本“门子”的人帮忙的已经越来越少。“掌门人”“老族长”等村庄传统权威在公共事务中的作用也大大下降。村民对“掌门人”的认同度也急剧下滑。“过去掌门人就是掌门人，包括小的也得听。现在年轻人不听，包括自己的孩子自己都管不住，怎么去管别人。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过去老人说话不管对错都得听，不听就得挨打。现在老人说的对才听”[7]。相应地，越来越多的村民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倾向于向村组干部求助。“现在各组组长一般是老总[8]，老总安排好一点，也得罪人。以前各门宗有事，找各门宗，现在不找了，找各组组长。‘门头风’现在基本没有。以前讲帮派，讲派性。”[9]村组干部等国家基层代理人逐渐取代“掌门人”“老族长”等村落传统权威。村庄社区权威的衰落在村民纠纷解决当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一般会找本“门子”的“掌门人”来调解，但如今“掌门人”几乎不再介入村民之间的纠纷。

随着“掌门人”等传统社区权威的淡出，地方性规范在村民纠纷调解中的作用也日益弱化。如今当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求助于村组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寻求法律的援助。现代法律、制度渐渐替代了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同时，由于内生权威的弱化，村庄愈发丧失对边缘人的制约作用。“光棍”[10]等地痞恶霸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有的握有暴力优势，有的具有一定后台背景，通过与乡村基层干部搞好关系，参与国家自上而下的项目资金分配。为了避免惹麻烦，基层干部也得对某些“光棍”礼让三分。

总之，在C区当地农村，村庄传统权威正逐步走向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性和国家权力。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较强，但村庄社区权威较弱。村庄的集体性已经渐渐丧失。村庄作为一个生活共同体趋于瓦解。“在此情况下，村落社会也很少有手段制裁那些违背村落或国家规范的户主或农户的行为”（朱晓阳，2002）。这样的村庄社会变迁语境构成了本文理解张秀兰上访故事的背景和结构性因素。

五、生活冲突与抗争

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由于村庄内部共同规范约束力的弱化，村民的行为缺乏统一的参照标准，导致频繁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村庄越来越失去应对、惩罚越轨者和边缘人的能力。因此，对于张秀兰的上访行为，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胡搅蛮缠，也不宜武断地给她贴上一个“精神病人”的标签，而应该将其放置于村庄社会生活中去理解。

张秀兰在村庄中属于边缘人物。张秀兰家所在的门宗小，且她自己没有兄弟，又是招的上门女婿。按照当地传统，“小门小户”在村庄中缺乏话语权，尤其是招收上门女婿的家庭往往会受到村民歧视。从张秀兰的一些上访材料中也可以窥见她自我感觉在村庄中受到邻居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比如，2009年7月，她在一份信访事项复查申请书中写道：“难道就因为我家是倒插门，才这么吃亏么？像建沼气、收麦秆，他们都找茬各种借口欺负我们。”2012年9月10日，她又在一份赴京上访的材料中写道：“我男到女家落户，为什么不平等，引起我来进京，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能叫法律平等吗？”笔者注意到，张秀兰曾反复在上访信中强调其“男到女家落户”的家庭情况。显然，她对自家属于上门女婿家庭的身份非常敏感。并且，她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村庄中受他人欺负，跟上门女婿家庭身份有很大关系。在一个讲究男丁数量的村庄社会中，家里男人少，自然在村庄中难以立足，难免受到其他邻居的欺负。张秀兰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可能也没少受气。更何况张秀兰的丈夫没什么过硬的能力，家庭条件较差。

长期身居村庄社会的张秀兰对村庄生活的“隐秘”有着深刻的体验。她也洞察到在一个具有浓厚“门子风”传统的村庄社会，个人和家庭地位取决于“门子”势力的强弱，实质上就是取决于男丁数量的多少。作为一个男丁数量偏少或残缺的家庭，就具有先天性的不足。这样的家庭在村庄中属于“弱者”。面对强大的村庄社会传统力量，张秀兰只能自甘边缘、自我矮化。

但是，性格要强的张秀兰不愿意直面被边缘化的事实。她力图改变现状。在村庄生活中的边缘地位铸就了她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理。在她的潜意识中，所有跟她发生矛盾的邻居都是在欺侮她。她必须起而抗争以抵御“外侮”。如此，张秀兰常常与邻居发生矛盾便顺理成章。一旦感觉纠纷形势对自己不利，便求助于政府。正因此，她上访反映的问题大多都涉及邻里矛盾纠纷，或者说基本上都由她与邻居间的矛盾纠纷引起。这些矛盾纠纷几乎都是村庄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这些日常生活矛盾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日常生活中的利益纷争。比如她与她伯父张尚民家由于种树和房屋买卖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她与邻居郭某家的宅基地边界纠纷等；二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比如她与邻居张广涛家因为拖拉机碾压黄豆而引发的打架、她与村里护青队员因为羊只啃青苗而发生的纠纷等。

在与邻居抗争的过程中，张秀兰采用的手段也比较具有独特性。笔者注意到，在与其他邻居斗争时，张秀兰几乎都用到了一种“杀手锏”——状告对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这与当地农村社会特性有着密切关联。在一个具有浓厚“门子风”的村庄，村民自然具有强烈的生育男孩的偏好。生育男孩不仅是为了传宗接代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扩大“门子”的势力、使自己能够在村庄中安身立命。因此，在当地农村，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比较普遍。张秀兰家是招的上门女婿，家里男丁少，在村庄居于边缘地位。她自然对生育男孩、传宗接代问题特别敏感。眼见周围邻居纷纷通过超生而“人丁兴旺”，她自然看不顺眼。因此，在与村干部和邻居斗争时，揭发对方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使对方遭受政府的惩罚，无疑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斗争策略。张秀兰相当于是借助国家权力来与邻居作斗争。

张秀兰的斗争行动彰显出她那要强而又脆弱的心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她的上访行为属于村庄边缘人对村庄主流社会的挑战。有受访者说，张秀兰“欺软怕硬”。这话似有些在理。一方面，张秀兰比较争强好胜，需要通过欺侮弱小来彰显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张秀兰自身也是个弱者，是村庄边缘人，她难以挑战更强大的对手。

张秀兰与诸多邻居闹了矛盾，得罪者甚众。她被邻居们排挤，甚至遭致邻居的报复，再自然而然不过了。又由于她长期上访，村干部也比较厌烦她。所以，她在村庄中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但是，她又寄望于在和邻居的斗争中挽回颜面，彰显其存在感。

概言之，伴随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村庄社会越来越缺乏共识，因日常生活中利益冲突而带来的纷争不断增加。同时，村庄传统社会规范的弱化，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借助社区内生力量解决矛盾纷争。村庄边缘人给村庄主流社会和村庄秩序带来的挑战日益增大。国家权力也越来越多地被挑战者所借用。这为国家吸纳村庄生活政治创造了条件。

六、国家吸纳生活政治

在传统社会，村庄内部自有一套应对越轨者、调解村民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规范。换言之，村民日常生活矛盾一般可以在村庄内部获得消化或解决，而很少溢出村庄。越轨者和边缘人一般不敢挑战村庄主流社会。农民的日常生活很少与国家产生交集。但是，当现代国家的触角不断伸向农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的渗透。相应地，农民也逐渐将自身生活与国家勾连起来，依据其生活语境来建构自身观念中的国家形象。尤其是伴随村庄生活共同体的解体和国家权力渗透的加深，农民越来越多地“迎法下乡”（董磊明等，2008），求助于国家权力。村民日常生活矛盾纠纷渐渐被吸纳进入行政体制。这意味着，生活政治进入国家政治，微观政治得以与宏观政治勾连（赵晓峰，2017）。

张秀兰与邻居之间的矛盾纠纷，若是放在传统社会，可能不会构成“大事件”，至少不会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因为家族、村规民约等地方社会力量能够强有力地对这些矛盾纠纷进行消化。然而，当村庄生活共同体衰微之后，村庄、家族内部已经无法解决张秀兰的诉求。即使是村组干部也对张秀兰无计可施。应对边缘人的挑战成为村庄治理中的“剩余”问题。信访制度为张秀兰与邻居斗争提供了武器。尤其是近十余年来随着信访体制的不断强化，各级政府面临着巨大的信访考核压力，基层必须高度重视张秀兰的信访行为和诉求。这样，村庄社会矛盾纠纷与行政体制得以对接。国家将村庄社会未能解决的“剩余”问题吸纳进来，张秀兰也乘机借助国家权力与邻居和地方政府周旋。

张秀兰之所以上访，除了与邻居之间矛盾纠纷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将自身家庭的落魄归结为国家政策所致。这涉及她所诉求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她的祖父在建国初被划成了“右派”，并被撤销了队长职务。她父亲也因为一些事件出走新疆。在她父亲出走时，张秀兰尚属年幼。她并不清楚事情的原委，可能从家人那里获得一些并不完全的信息。她因此断定，她祖父和父亲的悲惨结局都是国家所致。对于她家当下的窘境，国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在长期的村庄生活中，张秀兰也尝尽了自家缺少男丁之苦。她也认为，自家之所以“人丁不旺”，都是因为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所致。因此，她要求政府突破政策允许其儿子办理二胎准生证。同时，张秀兰还将自身处境与国家信访制度勾连起来。在长期的上访过程中，张秀兰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她也难免会遭受一些冷眼、碰壁，甚至被辱骂。她认为，正是国家导致了她的损失。因此，她还向国家索要因为上访而造成的精神损失。

这样，张秀兰得以把自身的处境跟国家勾连起来。一方面，她认为自己的不幸是国家所致，对国家不满；另一方面，她要求国家解决自己的问题，并对国家抱有很高的期待。在这样的观念中，国家既是求助对象，又是抗争对象。

对于张秀兰的信访诉求，村民和基层干部自然是非常清楚的。但由于官僚体制内部各个层级信息不对称，上级所能掌握关于基层的真实信息较少，他们仅凭信访人所提供的信息来予以判断，并要求基层干部认真处理信访案件。尤其是张秀兰曾数次赴京上访甚至到天安门非正常上访，上级自然会认为张秀兰的信访诉求重大，并给基层施加更大的压力。如此，由于信访制度缺乏对农民上访诉求的有效识别机制，导致各种诉求无论合理与否都涌入信访渠道，带来信访系统拥堵（贺雪峰，2011）。基层干部也常常不得不突破政策底线满足上访者的诉求，患上“维稳恐惧症”（张世勇、杨华，2014）。信访人的诉求也在反复不断的上访过程中得以再生产。村庄生活政治被国家牢牢地吸纳。无怪乎西江办事处党政办的王主任也曾感叹道：“这还不是信访体制的问题！自从信访体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见怪不怪了。”[11]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王主任自然明白张秀兰这类信访人产生的体制原因。

七、结论与讨论

上文已经基本厘清了张秀兰上访案件与村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并阐明了国家对村庄生活政治的吸纳过程。由国家与村庄生活政治的关联，本文得以进一步反观国家。在以往有关中国国家特性的研究中，国家往往被想像成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利维坦”。与之相反，另一些研究则强调国家权力的虚弱。本项研究并不试图对国家权力的强弱进行判断，而只是呈现国家与地方社会生活（以及抗争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正如米格代尔（2013）所言，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家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因此，发掘国家与社会的具体互动机制较之争论国家权力的强弱问题可能更具现实意义。

（一）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机制

在传统时期，村庄边缘人是无力挑战村庄主流社会的。但是，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挑战主流社会提供了制度平台。尤其近十余年来，由于信访体制不断强化，张秀兰开始“崛起”。她将上访作为斗争的武器，不断状告邻居和乡村干部，并呈现出“谋利型上访”（田先红，2012）的色彩。为了完成维稳任务，基层干部必须重视张秀兰的诉求。在处理纠纷时，他们甚至不得不偏袒张秀兰，并多次为其提供信访救助。

从某种意义上说，信访制度为村庄边缘人的抗争行动创造了“政治机会结构”（蒂利、塔罗，2010）。信访体制的强化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便利渠道，同时也为一部分谋利者创造了机会。它不断将新的村庄社会事务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并再生产出新的上访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村庄社会中的诸多行为和现象都是内生的，可以在村庄社会内部自我调节中加以解决。一些问题原本属于村庄社会常规运转的附属品，而不需要外力去干预或解决。比如弱小的家族在村庄社会中没地位、上门女婿易遭他人歧视等。这些问题都跟地方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它们是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组成部分。正因为这些多元景观的存在，村庄内部才能自洽。

但信访体制强化之后，这些社会事务被传导和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国家力量试图解决这些“小事”，但实际上国家能力有限，它无法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的结局是，官僚体制变得越来越紧张，运转越来越低效，国家资源又被大量浪费，而“小事”仍然继续存在。恰如张秀兰那样，不仅自身诉求没法解决，而且走上了一条上访的不归路，变得越来越扭曲和偏执。

由此，本文得以进一步理解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微观机制。具体而言，可以总结出国家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三种机制：即激发机制、吸纳机制和再生产机制。所谓激发机制，即国家权力渗透农村社会，改造或稀释村庄传统地方性规范，重新塑造农民的意识形态，让农民感受到国家权力的在场。农民渐渐意识到，国家是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所谓吸纳机制，即国家通过创立相关制度安排（比如信访制度）将农民诉求导引到行政体制中来。农民不再依赖于地方社会，而是依附于国家，国家取代地方社会成为农民的主要庇护者。所谓再生产机制，即农民一旦被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其诉求会不断地被放大和延续。同时，国家也缺乏相应的筛选和识别机制，不能有效地解决访民的诉求。国家还呈现出一种可以谈判、讨价还价的形象。这导致访民的诉求不断被制造出来，并再生产出越来越多新的信访案件。

本文可以将国家塑造农民抗争的过程——机制用下图来呈现：

（二）吸纳能力与政治社会稳定

在已有关于国家能力的研究中，吸纳能力被认为是其重要构成要素之一。“政权吸纳”或者“国家弹性”也被认为是中国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基本原因（阎小骏，2017）。但是，本文研究表明，国家把上访者吸纳进入体制之后，并不会自动带来稳定，反而可能诱发和再生产出新的不稳定因素。国家信访制度为农民提供了利益表达渠道，但是利益表达并不意味着社会稳定，而是造成过度表达的悖论局面。农民并没有在上访实践中自动习得政治理性。这表明，政治稳定与政权吸纳之间并不构成一种线性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机制。其中，国家将社会势力吸纳进入体制之后，是否具备消化、整合社会势力的能力可能更为关键。因此，政治社会稳定不仅仅是一个吸纳能力问题，而且还跟国家的消化能力有密切关联。而消化能力又跟负责具体事务治理的官僚体制尤其是基层一线官僚行政能力相关（当然包括各官僚机构之间的协同能力）。

（三）官僚体制与国家自主性

本文研究也表明，官僚体制的行政能力深刻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的自主性。在张秀兰的信访案件中，基层政府之所以束手无策，案件之所以久拖不决，不仅仅跟信访考核体制有关，而且跟官僚体制自身能力虚弱有关。已有研究指出，“国家官僚组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复杂的部门组成的，不同部门之间存在着政策偏好的分歧，因而整个官僚组织内部是否能够形成政策偏好的一致性，避免相互掣肘推诿，就成为国家自主的前提”（曹海军，2013）。但实际上，官僚体制能力强弱不仅仅是不同部门偏好差异的问题，而且跟官僚组织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有关。在信息不对称、沟通协调机制不畅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权威的碎片化（Lieberthal和Oksenberg，1988），使得官僚体制难以达到对信访案件的有效治理目标。官僚体制能力的虚弱，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能力和自主性。

国家将村庄生活政治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国家为民众提供了求助的渠道，激发起民众抗争的动力，但是同时又没法有效解决信访问题。国家在渗透社会、塑造农民抗争行为的同时，也被社会和抗争民众所俘获。对民众行为的规训能力是国家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而规训能力又跟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曼（2007）指出，意识形态权力对于国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合法性，获得民众支持和认同。在本文中，张秀兰与邻居和村组干部抗争时常常求助于国家，但同时她又认为国家是造成自己家庭窘境的主要因素之一。她似乎对国家具有一定的认同，但同时又将国家作为抗争对象。国家将其吸纳进入行政体制，却又无法对其实施有效规训。在这里，国家不是绝对自主，也不是嵌入自主，而是相对自主（普兰查斯，1982）。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嵌入了社会，社会也埋没了国家。

（四）国家与“弱者”的抗争

西方有关抗争政治研究往往聚焦于抗争精英群体及其资源动员能力。学界有关中国农民抗争研究成果也多凸显抗议带头人与上访骨干的角色和作用（Li和O’Brien，2008）。本文则揭示了另一种“弱者”的面向。常常可以看到，在中国农村，对于有体制地位的抗争精英，政府在应对时往往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那些无体制地位、无关系资源的“弱者”反而显得更加难缠。

政府在应对体制内的抗争者时，可以动用抗争者所在单位的关系、奖惩制度、亲属关系等手段。体制内的抗争者迫于被辞退工作等各方面压力，往往会放弃抗争行动。体制关系可以对抗争行动进行切割。相反，政府的这些治理工具在面对无体制地位、无关系资源的“弱者”时往往收效甚微，甚至完全失效。政府难以应对体制外的抗争者。或者说，政府无力应对居于守法与违法之间边缘（中间）地带的不守规则者。对于这部分人，政府如果打击，则恐有违民意，如果不打击，则又束手无策。保护弱者成为被整个社会接受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一种政治正确。国家被社会、被权利话语束缚。

当然，“弱者”身份只是为“弱者”抗争成功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但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抗争能够成功。如果弱者要抗争成功，那么还必须具备其他条件，比如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不计时间成本、掌握一定的抗争技巧等。恰如本文中的信访人张秀兰那样，拥有充足的时间跟政府周旋，时间没有机会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将自身的诉求“问题化”，引起政府重视。当然，诸如此类抗争者数量并不多。这也表明，信访体制必须具备一定的过滤能力。它必须为上访设置一定的门槛和成本。

国家应对体制内和体制外抗争者的能力的差异再一次表明，研究者应该分层次、分领域来讨论国家自主性。在某些层次和领域，国家展现出很强的自主性，而在另外一些层次和领域，国家自主性则较弱。

总之，与抗争政治的研究进路不同，本文提供了一种从生活政治理解农民抗争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这一研究视角能够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学界对“国家如何塑造农民抗争”这一问题的理解。

注释：

[1]之前已有研究者对西方抗争政治理论框架在中国经验场景中的适用性进行了讨论，参见田先红（2015）。

[2]根据学术惯例，文中所有地名和当事人人名均已做技术处理。

[3]所谓“门子”是当地农民对家族的称谓，以五服为单位。同一家族的人称为“同一门人”。

[4]布迪厄（2009）认为，习性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习性产生于社会结构和历史实践活动。张秀兰的上访习性的生成，既与其个人生活史紧密相关，又与村庄社会生活和国家信访制度实践等型构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

[5]当然，笔者在此只是阐明一种总体的发展趋势，在实践中，村庄成员权与公民权的冲突与博弈是高度复杂的。比如在珠三角等地围绕“外嫁女”的土地权益而展开的博弈，实际上就彰显了村庄成员权与公民权的复杂冲突。当然，这背后实际上是村庄与国家的冲突。

[6]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1年K市C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第一卷）。

[7]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1年K市C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第一卷）。

[8]所谓“老总”，是指在红白喜事时负责统筹安排大家干活的人，相当于“总管”、“管事”。

[9]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2011年K市C区西江办事处农村调查报告》（第一卷）。

[10]此处的光棍并非指年龄大的未婚男性，而是当地村民对那些好吃懒做、专门搞歪门邪道的人的称谓。有些光棍甚至带有涉黑涉恶背景。

[11]调研笔记，20140329W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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