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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成良:农村贫困研究的中国道路与经验
  •  2019-07-09 11:41:35   作者:刘成良   来源: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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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村贫困研究的中国道路与经验

    ——评《最后一公里村庄》

    刘成良

    贫困治理是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家和社会不仅动员、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还建立了一系列的监督考核体系,以解决贫困问题。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聚焦于如何让农民脱贫,如何让政策瞄准更为有效,如何防范诸如精英俘获等扶贫资源渗漏等问题,似乎只要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中国的贫困治理就能推进一大步。事实真的如此吗?贺雪峰老师在新著《最后一公里村庄》中针对当前比较热门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的贫困治理操之过急,连基于本土特色的贫困问题是什么都没有搞得非常清楚,政策界和学术界就急匆匆的开好了药方。依靠密集的资源和政策投入或许是解决贫困的方法,但是不计成本、过量的资源输入对于基层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对正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有哪些影响,欠缺审慎的思考。近几十年来国家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中国特色的集体土地制度决定了当前中国的贫困问题并不是温饱问题。既然不是温饱问题,那么就像一个人患了小病一样,用猛药来医治恐怕是不恰当的。

    《最后一公里村庄》秉承了华中乡土派一贯的区域比较视角、自下而上的农民视角以及基层治理视角,通过扎实的经验调研来呈现农村贫困治理中的真问题、真发现。如作者所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秭归,农民的消费水平普遍比较高,反映在吃、穿、住房以及人情上的开支很大,即便是贫困户也是如此,并且相当一部分农民都是在外打一段时间工,就回到农村消费,妇女外出打工的不多,家庭经济来源相对有限,而这种消费型的家庭生计模式使得大多数家庭普遍积累不足,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差,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经济薄弱。影响农民家庭经济的因素很多,距离劳动力市场的远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形态、人地关系以及文化教育程度都是比较关键的变量,并且不同地区农民的消费观念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农村的贫困问题就不能一概而论,扶贫也不可操之过急。正如作者所讲“当前农村贫困问题的根本与关键不是收入与就业问题,更非农业问题,而是观念和文化问题,最终是教育问题。

    作者的研究并未拘泥于当前贫困治理研究的既有路径,而是在广泛的经验调查样本中仔细分析贫困发生的机理以及扶贫政策的实践逻辑,在不同区域的对比中,探究贫困治理的中国道路。扶贫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如何与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进行有效对接,不仅要回应农民的实际需求避免资源浪费,还要针对基层实际情况进行策略性的帮扶。否则,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不仅不会得到农民的认可,反而会激起更大的基层治理矛盾。以农村低保政策为例,中西部一些农村地区的低保政策存在着明显的泛福利化、特权化问题,农民争当低保户,低保指标分配被村干部看作是“天下第一难事”。作者在调研中发现,“农民要的不是赢而是平”,但是在农民家庭条件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过量的低保指标却将基层搅动的不得安宁,而导致这个问题发生相当一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中一些干部乱发善心,拿着国家资源做慈善这一看似政治正确的行为。作者有力地分析了这一问题的症结以及给基层治理带来的影响,提出了低保应当坚持自食其力和天助自助者的基本原则,并且通过对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农村低保政策的实践差异,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设完善的个人和家庭收入统计系统不仅是解决基层治理的关键,也是现代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方向

    当前扶贫与低保政策运行的悖论在于精细、严格的制度要求与传统、不规则的乡村社会难以匹配。国家希望根据统计到的量化数据来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但是往往面临着农民的务农收入以及非正规收入难以核算的难题,面临着差异化的农民积累与消费观念问题。虽然从制度设计上,政府可以通过行政体系内的监督考核以及施压等手段自上而下的推动扶贫政策运转,但是作为最基层的乡村社会却始终难以被精准的动员起来,结果造成了行政体系内部压力越来越大,基层干部越来越难当,以至于他们既无法严格按照要求实践政策,又不得不认真去执行,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在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始终难以弥合的裂缝中生存。正如作者在基层调研中指出,“精准扶贫在基层的实践样态基本上都是认认真真的走过场,无法做到精准实施,精准扶贫最后变成了精准折腾。”

    中国当前的扶贫政策与理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拥有国际视野的比较与借鉴当然是好事,但是不假思索的奉行拿来主义则未免轻率,治大国如烹小鲜。当前即便是发达国家,都在反思争论其公共救助和社会福利的效果如何,究竟是解决了贫困问题,还是在塑造一个持久贫困的底层阶级。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福利理念你方唱罢我登场,至今未有定论。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的声音,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道路,岂能跪倒在拿来的主义面前!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成功,能否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仍然充满挑战。中国十三亿人口、拥有八亿农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无法想当然的用超前的福利社会理念来建设国家。因此,中国的贫困研究路径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要扎根中国经验,一定要警惕拿来主义!中国的贫困治理道路一定要契合我们的国情,一定要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大计,一定要警惕未富先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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