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少农村地区攀比之风日盛。房子建得高高大大，即便房间住不满且住的时间不多;红白喜事日益繁复奢华，为了排场热闹甚至引入低俗内容;生活消费领域竞争热烈，比如哪怕一年开不了几天，也要买辆车放着，又如办事摆酒的档次水涨船高，大鱼大肉好烟好酒，宁可吃不了让客人打包“兜着走”。另外，包括过年在内的所有传统习俗和仪式，也都可能成为炫富和攀比的载体，等等。

合理的社会竞争是农民生活价值的重要来源，也是乡村社会有效的整合机制。不少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他们省吃俭用，面对简陋的劳动和生活环境很少抱怨，也没有产生底层群体的失落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为整个家庭的向上流动而拼搏，对未来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能在村庄的社会竞争中，即时地将自己的劳动收入转化为社会评价，获得熟人社会内生的某种体面与荣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年来乡村社会的攀比之风，确实说明农民的物质收入在不断提高，而农村依然具有旺盛的价值生产能力，依然值得他们的情感眷恋与价值寄托。

但不得不正视的是，当下农村的社会竞争确实也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之势，它表现为竞争的虚浮化与去伦理化。合理的竞争行为应是在面子需求与实用需求之间形成大致契合，是一种量力而为，而虚浮化则表现为二者的割裂，只要面子而放弃里子。同时，当面子竞争成为农民行为逻辑的主导性动因之一，功利性考量便压倒甚至瓦解了约束行为的伦理规范。虚浮化的攀比，造成农民有限财富的极大浪费，去伦理化的竞争则加剧了乡村社会的分化甚至解体。在发达地区农村，后者表现尤为明显，而在大多数普通农村，前者已相当严重。

这或许是巨变时代必须承受之痛。在稳定封闭的传统农耕时代，农民财富分化较小，极少数富人的竞争行为并不冲击乡村社会的主流价值。乡村社会的评价体系与农民的价值体系紧密关联，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理念会引导和约束现实层面的社会竞争，社会评价体系中，建立在稳定预期基础之上的伦理规范也渗透到农民行为的各个层面，“打肿脸充胖子”或明显不合规矩的竞争行为，只会带来恶评。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竞争行为就会相对平和与从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农民家庭历经代际演变，没准儿到哪一代就会家境逆转，过去在竞争中落下风的农民则可一举挽回颜面。

巨变时代却容不得这样从容。农村空前的社会流动与开放，农民生育观念和传统伦理文化的转变，导致长久且稳定的预期难以建立，而失去了传统价值理念的引导与约束，现实性的社会竞争就变得时不我待，人们更急于在当下实现社会价值的显化，化解往日的宿怨，抚慰打工的辛酸。同时，绝对强势的城市与现代文化则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不少农村地区的农民在盲目甚至笨拙的模仿和引入过程中，一些粗陋、低俗、假冒伪劣、光怪陆离的东西混杂其中，乡村文化被悄然偷换，乡村风气被逐步侵蚀，农民的精神世界则变得急功近利、空洞虚浮。

正因如此，重建乡村文明，重振农民的精神世界，变得尤为重要而且迫切。说到乡村振兴，许多人更关心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但实际上，乡风文明建设更需关注。所谓乡风文明，就是要重塑风清气正、积极健康的乡村文明，以此来涵养和振作农民个体的精神世界。一方面，政府要延续近来掀起的移风易俗工作，从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突出的具体问题入手，认准了就顶住争议，旗帜鲜明，惩恶扬善，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另一方面，通过基层组织将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尤其是将常年在村的乡村精英和妇女老人组织起来，通过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形式，因地制宜、百花齐放，探索乡村文化文明建设的新路径。一个全面振兴的农村，必然是一个亿万农民生活富足而又精神饱满的农村。(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