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政策应当回归“小农立场”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表明了农业政策的重大转向，那就是从一味着强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到强调现代农业建设不能遗忘“小农户”。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政策一直强调的是，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相关扶持政策方面，一直着眼于倾斜和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忽视小农户仍然占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大多数的现实。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国，占大多数的小农不仅是农业经济的基本单元，而且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发挥着“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因此，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政策绝不能“抛弃小农”、“遗忘小农”，更不能“剥夺小农”。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阅读贺雪峰教授旧著《小农立场》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本著作中，贺雪峰教授鲜明地提出了“小农农场就是国家立场、民族立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立场。”这种振聋发聩的政策呼吁和十九大报告的精神高度一致。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许多学者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有一条特别重要的经验，即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剧烈，但政治社会却相对稳定。一般来讲，考察宏观上结构稳定的方式是到微观经济社会运行领域中去寻找答案。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从农村农民角度的考察，就是这一类的考察。

既有的研究对于当前农民家庭微观经济运行逻辑揭示不足。贺雪峰教授依靠常年不断反复调研，发现了农户微观经济运作的逻辑，从而揭示了这一机制——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理解了这一机制，就能够对基本经济制度如何促进农村稳定有序提供了一个有质感的认识。

 “半工半耕”模式

工业化改变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多种方式来改造它，其中一种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工业部门吸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在2000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出现，也是导致农户微观经济运行变迁的原因。对于大规模农民外出务工，一些学者称它改变了传统的“工人—农民”的二元结构，而形成“工人—农民工—农民”的三元结构。贺雪峰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个迥异于传统小农的阶层，然而他关心这个阶层与传统小农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在农民工返乡的研究中，贺雪峰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千万以上的农民工返乡并没有造成城乡的不稳定。

经验显示， 中国农民家庭经济主流的模式依然是家庭兼业模式，家庭兼业的工与农不是抽象的关联，而是处于互补的不可或缺的状态，分别吸纳不同阶段的劳动力，创造不同性质的收入，共同构成一个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贺雪峰敏锐地将这个家庭再生产模式称为“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

简单来说， “半工半耕”是依靠家庭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再生产模式。用贺雪峰的话来说就是：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家庭收入来源中，大约一半收入来自务工，一半收入来自务农，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家庭都既有务工收入，又有务农收入，这样的农民家庭存在着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即家庭中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在家里务农。

但是这里的“半工半耕”与黄宗智所归纳的“半工半耕”含义不同。黄宗智用“半工半耕”来说明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口粮地作为保险。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的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正是这个制度替代了原来的集体生产。

黄宗智过于悲观。他发现，半工半耕作为农业制度的产物，是国家政权延续以往汲取农业剩余的逻辑，同时农民的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给资本提供了低成本雇佣劳动力的机会。与黄相反，贺雪峰考察了半工半耕作为一种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对于农户微观经济运行的意义：他一方面清理了农户劳动力构成的结构，发现了机会成本低的中老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就是有效率的；一方面清理了小块土地对于农民家庭再生产的积极意义，农民不仅是依靠现代工业雇佣机会，而且是依靠小块土地提供的就业机会，两者均不可或缺。

新中农崛起

半工半耕是作者在经验上发现的极为重要的农户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它对新时代小农经济的性质、农村经济结构、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农村阶层结构变迁、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诸多问题具有解释意义。这里以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为例来说明半工半耕的解释意义。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是一系列宏观约束下中国农民家庭适应性调整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结果。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曾经认为，乡村工业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中国农民的致富之路。他们共同认为依靠土地农民不可能致富，必须要向工业进军，让农民同时变为工人，走城乡一体化道路。那么在沿海外向工业化高速发展吸纳中西部农民剩余劳动力，把农民变为“农民工”，形成农民家庭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新式的小农经济的性质具有什么特征？发展经济学揭示的规律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从农户家庭经济的构成来看，这个小农经济整体上是“半工半耕”性质的，但是由于工业化推动农民不断转移，这个小农经济是不断上升和发展的。

用黄宗智的话来说，随着大规模农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依然务农的农民能够通过土地流转得到适度规模的土地，从而实现去过密化，增加农业部门的劳动报酬。新式的小农经济并不是黄宗智早先的判断那样是“僵化的半工半耕”，而是不断超越传统小农的新式小农经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静止地看是不断把农民劳动力分解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务工一部分务农，家庭经济来源于在工农部门的分工，动态地看则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工业部门的充分吸纳而不断减少，虽然相对于庞大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一吸纳速度依然缓慢。这样不断有家庭可以进入城市工业体系，也不断有家庭承接他们所留下的土地，从而扩大耕种规模，达到新式小农经济内在发展的两条互相作用的并行道路。

不仅是农业经济上的进步，而且这一新式的小农经济能够反作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支撑在农村社会秩序维系中起重要作用的新中农阶层的崛起。《小农立场》最有意义的部分在于对“新中农”生产模式的阐述，提醒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新中农”现象。当前主流的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由于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成为“进城户”和“半进城户”，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动力，有助于另一部分农民家庭流入适度规模的土地，把劳动力全部投入农业生产，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而且，由于劳动力全部在家庭，这部分农民的主要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在农村，他们又是不同于老年农业的力量，因此他们在农村经济、社会和政治中均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就是新中农阶层。新中农阶层崛起与主流的半工半耕家庭再生产模式形成相互补充，表现了半工半耕的生产模式的弹性。

中国模式的经验研究进路

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这个变革用大词来表述，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用贺雪峰的概念系统来表述，则是农民家计模式的改变。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变动，正在崛起一个新中农阶层。由于土地收入的稳定性，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从而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稳定器和蓄水池等等。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构成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细微的进步、那些不经意的突破。

不过不同于一般坐以论道的“在摇椅上的学者”，贺雪峰长期扎根田野，到微观的经济社会运行领域去寻找相应的经验基础。对他来说，中国模式不是抽象的中国历史传统、中国政治模式、中国经济模式，而是活生生体现在最平常而又最为深刻的日常生活中的。

贺雪峰新著《小农立场》表达了对中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信仰，而是充分占有资料，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而得出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若不有一个如同贺雪峰一样走向田野、走入农民日常生活的阶段，则很难摆脱抽象的决断，从而难以把握中国农民正在经历的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