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为亚洲最大国家。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度，与其悠久历史相依相伴的，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英雄民族——中华民族。英雄的民族一定有不同凡响的成长经历，非凡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中华民族一定是具有较强的介入“世界历史”¹能力并必将“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²的民族。

一、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一）部落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形成

“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总得知道他最初的民族。”³研究“中华民族”，就不能不先认识“民族”（nation）及民族的前身即“部落共同体”或“原始共同体”。马克思说：

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或者也可以说群体，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⁴

部落共同体是民族产生的第一个前提，关于“民族”，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认为：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⁵

斯大林基于“共同体”这一前提，从精神文化载体（即语言、生活和民族文化）和物质载体（即地域）两方面的共同性来规定民族，斯大林说：“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但对于没有“共同地域”的犹太人，当然还有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吉普赛人等，斯大林的定义就难以涵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犹太人，即使他们不想把自己当作一个民族主体来对待，欧洲纳粹也将他们当作民族客体来屠杀。关于犹太人，斯大林——尽管很勉强——在同一篇文章中说“他们并不是统一的民族”⁶。“不是统一的民族” 但毕竟还是民族。

二战中，犹太人被迫戴上“大卫之星”以作区分

那么，如何考虑民族的统一性呢？

笔者以为，除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要素外，民族的定义还应考虑到“共同的民族权利”。人是因共同的权利而走到一起的。民族共同体，本质是权利共同体，其核心是民族政治权利即民族自决权和民族自决权实现的高级形式即国家主权。

在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前，建立主权国家是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民族自决权实现之后，维护祖国利益，就成了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诉求和前提，拥有同一祖国、维护国家利益就成了民族构成的必要的法律条件。比如目前的巴勒斯坦民族符合前一条件，他们正在为争取建立国家而奋斗；“二战”以后的犹太人，则符合后一条件，他们在“二战”后直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民族融合”，本质上是民族权利的相互自愿让渡与自觉融合。自决权可以成立单一民族国家，也可与经过让渡与其他民族组成共同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就是由五十多个民族的自决权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自愿互让后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利益就成了统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

在此基础上，笔者接受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和“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观点。198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开篇时说：

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⁷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从“自在”到“自为”的动态过程，是对“中华民族”概念比较准确和科学的描述。当代中华民族分布已形成以共同祖国为依托的并由外到内依次集中统一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够将人数日益增长且心向祖国的海外华人包括在“中华民族”概念之内，就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华民族的时代特征。

从自在到自为，从部落到国家，是民族发展的一般道路。中华民族，就是从多元向一体，从种族形态的民族向国家形态的民族逐渐进化和转化（升华）的过程。自为，在民族个性中并不仅仅表现为自觉的自由力，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自觉的组织力和服从力。自由是个体人与生俱来的需要和权利，但个体力量的脆弱性使其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认识到必须与其他个体人组织为集体，只要有集体，其中的个人自由权利就必须让渡即转为对集体的服从。

服从、忠诚，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自由才得到肯定，人类自由才有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升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的类认同——族认同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自觉意识。而国家的出现，则是人类这种自觉认同意识迄今为止所能达到的最稳定和最高形态。黑格尔⁸注意到这种历史现象，他说：

一个国家第一次的产生是靠威力和本能。但是就算是服从和威力，对于一位统治者的畏惧已经是一种意志的联系。——这种情形就是在野蛮的国家中也是如此。最有势力的并不是各个人单独的意志，个人的野心是被放弃了，普遍的意志是最主要的东西。普遍的和特殊的结合便成为“观念”本身，“观念”表现出来便是国家。⁹

“国家”便是在人类“意志”和它的“自由”的外在表现中的“精神观念”。历史形态上的变迁是和国家相连结而不可分解的，而那个“观念”的各因素也在“国家”内表现它们自己为各种不同的政治原则。¹⁰

“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同时也就是这两个因素客观的统一。¹¹

正如氏族或部落是种族权利实现的最高形式一样，国家，不管它是宗法国家还是现代国家，则是民族权利实现的最高形式。二者不同的是，种族自觉表现为将其中个人的自由自觉让渡于以图腾或神祇为表征的部落集体，民族自觉则表现为将其中个人和集体的权利让渡给了国家。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¹²；“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¹³。在黑格尔这里，国家就是现代人观念中的图腾；国家是民族自觉精神实现的最高形式。

就中华民族而言，笔者将国家出现看作是中华民族从自在阶段进入自为阶段的标志，自觉是人类自为状态的主观表现，而古代国家与现代国家则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性发展的不同阶段。

（二）人猿相揖别：亚洲古气候变化与中华古人类诞生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¹⁴

人类的历史之于地球的历史，实为瞬间；但古人类的历史之于现代人的历史，则实在漫长。

目前所知最早的古猿，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江苏溧阳上黄镇发现的中华曙猿，据考证，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以前，主要活动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的温暖湿润的林地里。从发掘的化石看，曙猿已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许多特征，比如门齿小、犬齿大、下颌角圆、下巴前缘直立等。1995年，中美科学家又来到山西省垣曲县考察。在这里发现了众多距今4000万年世界上最早的具有高等灵长类动物特征的猿类化石和“一块相当完整的曙猿下颌骨，为曙猿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高等灵长类的祖先增加了有力的证据。”¹⁵

2008年，法国与多国古生物学家联合考察小组在缅甸蒲甘地区找到了保存完好的距今3700万年邦塘巴黑尼亚猿的下颌骨，断定缅甸发现的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属类人猿。

1911年在埃及法雍发现的原上猿，其生存年代约在3500万至3000万年前；比它晚些的有森林古猿，其化石分布欧亚非三洲，其生存年代距今约2300万至1000万年。

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 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¹⁶，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¹⁷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¹⁸的开远-禄丰古猿¹⁹。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²⁰。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

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²¹

“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结论！

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²²

吴汝康等的研究成果在西瓦古猿和禄丰古猿间立下了一块“人猿相揖别”的界碑。这就是说：中国禄丰古猿至少是亚洲北纬30°以南地区古人类的始祖。由此，（1）关于中华古人类及其文化源的一切讨论的最初参照系不应放在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西侯度猿人（距今180万年）²³或更早的中华曙猿（距今4500万年）、世纪曙猿（距今4000万年）、邦塘巴黑尼亚猿（距今3700万年）时代，而应放在人猿相别的开远-禄丰人科属古猿时代。（2）距今1500万至800万年左右的中国开远-禄丰古猿至少可看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3）中国云南及其周围地区即是亚洲人猿相别的地带，也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²⁴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结尾得出结论：

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注）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²⁵

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报告会演讲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²⁶

贾兰坡的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云南博物馆张兴永教授认为：“开远腊玛古猿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云南或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禄丰腊玛古猿的发现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说’提供了可靠的佐证”²⁷。李嘉麒等在文章总结道：“青藏高原的隆升对人类起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影响人类祖先西瓦古猿的繁殖和迁移，使其旁侧成为人类的发祥地。”²⁸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说得更明确：“青藏高原东部大峡谷是‘东亚型’人类起源的摇篮。”²⁹

开远腊玛古猿牙齿化石

2009年“昭通古猿”的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贾兰坡、黄万波等的结论。当年10月至11月，吉学平等研究人员，在水塘坝古生物化石遗址上发现一副古猿头骨化石，该古猿后来被俗称为昭通古猿（正式学名为禄丰古猿禄丰种相似种）。经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测定，昭通古猿的年代为距今620万~610万年间的晚中新世末期，是欧亚大陆最晚的中新世古猿遗存。³⁰

中国西南地区能够成为“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事实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原始动物化石也出现在这一地区³¹——与亚洲古气候及由此产生的古地理变迁相关。青藏高原阶段性隆升的历史使中国这块陆地经历了剧烈的地形和气候变化，为古猿进化为人类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背景。

据古地理资料，在距今17亿年以前，整个亚洲还是汪洋一片。距今17亿年始，亚洲地壳发生了“中岳运动”：今中国华北和东北、天山一带零星出现古陆。距今6亿年时发生了“震旦运动”；继而“加里东运动”（距今约4.1亿年）和“华力西运动”（距今约2.3亿年），整个华北秦岭、祁连、柴达木及塔里木及整个亚洲北部（含西伯利亚）都成陆地（劳亚古陆）；约在2亿年前，印支陆块（也有人称“扬子陆地”³²）与中朝陆块缝合，是时，除青藏地区及南亚次大陆还处在海洋状态外，亚洲大陆已呈今之地貌。

然而，对中华先民的生存环境影响最深刻的是距今8000万年欧亚大陆发生的“燕山运动”和距今1000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时，由于印度板块从赤道以南俯冲过来与欧亚大陆相撞，引起青藏高原及喜马拉雅山脉迅速隆起。中、晚更新世“陆表三级阶梯地形更加显著。青藏高原继续迅猛隆起，上升幅度达1000～2500米，随着地势升高，气候逐渐向寒冷、干燥的方向发展。大冰期降临时，气候更为严寒，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等，在海拔4000～5000米处已是银镶玉砌，冰川广布了”³³。

这种现象与《淮南子·天文训》中说的“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³⁴形势相吻合。原来的海水从南亚东西两侧逐渐退去。由于印度陆块抬挤亚洲大陆形成今天中国西高东低、三级——若考虑到被淹没在东海、黄海之下深度50～200米、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的水下浅海平原³⁵，应分四级——落差的地理形势。

燕山运动以来的中华古地理变迁，我们可从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提供的《华力西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约2.3亿年前）》³⁶获得直观的印象。燕山运动至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凡7800万年，正值新生代第三纪，此时，扬子陆地（今中国东南地区）不仅在印支运动中完成了与中朝陆块的缝合，而且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形成南始于今海南岛至山东、继而东北、华北平原以及今云南元谋地域的陆地沉积区，其中最广阔的陆地为位于海南岛－雷州半岛两侧至山东的浅海平原地带。³⁷

关于这时期的气候，英国学者H．H．拉姆（lamb）有如下描述：

这个地质时期（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距今180万年——引者）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中、高纬度有温暖植物群的证据，大部分第三纪煤层都在这些纬度上。已经找到有大量第三纪植物群落及森林证据的地方，包括有阿拉斯加北部、格陵兰、斯匹次卑尔根和南纬62°～64°的南极诸岛。

在欧洲，第三纪不同植物的最后消失（它现在已不存在了）不会出现在第四纪初一些较大冰川活动来临、消退和再次来临之前。第三纪初，中期温暖气候的证据，在许多情况下似乎已超出了能用所讨论地点的古纬度来解释的范围。据Hopkins等指出，甚至在第三纪末（上新世），显然在阿拉斯加靠近白令海峡的沿海半岛上，广大的冻土带扩展之前，有着丰富的针叶林。

……Wolfe(1971)也曾提出，在第三纪中期靠近东亚的太平洋边缘，约在北纬43°以南有增暖，以北有变冷的证据，并且指出南纬43°也有同样的划分趋势。这可能意味着只有这样的变冷才导致了首先从两个半球的高纬度地区开始的更新世冰川活动。在变冷之前，所有纬度上都是增暖的。这种增暖状况，以纬度43°或更高的纬度起向赤道方向可能要持续相当长时间，在那里，洋流有了重新调整和加强，并改变了涌流的位置。

在始新世的部分时期及渐新世，西太平洋及印度洋中北纬20°～南纬20°之间洋域的平均温度为33～37℃，这些值远高于早先估算的全球平均气温为20℃的值，而且两极没有冰。据阿拉斯加及西伯利亚的箭石（一种古生物化石）中氧同位素测定结果表明，白垩纪后期北半球纬度的洋面水温平均为14～16℃，因此可推测该时期所有主要海洋的洋底水温约为15℃。据赤道太平洋中生活在洋底层的昆虫类甲壳来探索出的洋底水温下降情况是：盛行温度在渐新世为10.4℃，中新世为7℃，上新世后期为22℃。³⁸

在第三纪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北纬65°以南的整个地区都还处在暖温气候中。这为此间的人科古猿活动提供了远比今天广阔得多的生存空间。在此广大的生存空间中，北纬30°以南的亚洲地区的温暖气候稳定且持久，更为古猿的进化提供了优良的环境。印度的西瓦古猿与中国人科禄丰古猿就是这种环境的产物。

研究表明，中新世古猿在欧亚大陆和非洲繁盛一时，中新世晚期后数量开始急剧减少，距今1200万年以前至700万年之间，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古猿似乎在700万年前消失了³⁹，而距今1250万~85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和中国云南先后发现了开远古猿、禄丰古猿、元谋古猿和昭通古猿却能够延续，说明滇藏地区有着较其他地区更为利于人类生存的条件。

2016年2月1日，以张春霞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一篇题为《黏土矿物学指示中国云南昭通盆地中新世古猿生活在温热和潮湿环境》的论文在《自然》（Nature）出版集团子刊《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文章首次详细阐述了欧亚大陆以及其他地区古猿都灭绝后，昭通盆地作为欧亚大陆中新世古猿最后避难所的原因和机制。

研究团队对中新世末期的昭通盆地水塘坝剖面上系统采集的古环境样品进行了详细的黏土矿物学和孢粉学研究。该古猿化石发现于煤层之间的泥炭层中，其沉积相与云南开远、禄丰、元谋和保山的古猿化石出土地点的沉积相（如煤层、煤层间黏土层或泥炭层）相似，黏土矿物学和沉积相分析结果表明，昭通古猿生活在温热潮湿的湖沼环境。

为进一步获得云南尤其是昭通盆地作为欧亚大陆中新世昭通古猿最后避难所的原因，研究团队将云南古猿化石地点与西瓦立克地区和非洲的中新世古猿地点的植物群区划，并对碳同位素等相关结果进行了系统对比。结果显示，西瓦立克地区从森林到草地的生态转变比非洲要晚得多，而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的云南在整个晚中新世期间一直以热带、亚热带森林为主，生态环境没有明显的变化。这种热带、亚热带森林直到距今400万~300万年前的上新世中期才逐渐被干冷的针叶林代替。研究团队由此认为：

青藏高原隆起与亚洲季风气候的形成以及全球气候变冷的共同作用，使云南在地理上和气候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湿热环境区域，延缓了干冷气候开始的时间，使昭通古猿有了一个长期适宜生存的地理环境，为欧亚大陆中新世古猿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避难所，因此昭通古猿才能生存到600万年前。⁴⁰

张春霞等的结论使贾兰坡 、黄万波等提出的滇藏地区是“人类起源的摇篮”的立论有了科学的基础。

从距今2.1万年到1.8万年间，地球气温转入“最终冰期极寒期”。据推测,地球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低5℃，尤其是有巨大冰盖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低12℃~14℃。欧洲大陆的气温在一年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只有2℃~3℃，甚至0℃以下。亚洲西伯利亚南部冬季的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2℃，中亚地区也比现在低6℃。⁴¹此间发生大海退，海平面下降了130～180米。⁴²

寒冷气温也使“整个东部海面大幅下降，到距今1.8万年时，海面下降到最低位置，大约在现代海面以下150米左右。在华南沿海形成宽达上千公里的辽阔的滨海平原，其上发育古土壤层、风化壳和泥炭，与此同时很多河流一直延伸到滨海平原的外缘。”⁴³今天的白令海峡的深度不超过50米，“然而在玉木⁴⁴的几个时期里，海水（海平面——笔者注）的下降使海峡成为了深达1500千米的地峡，我们有时把它叫做‘白令地峡’，那时，数以千计脆弱而又顽强的游牧部族穿过白令地峡，新大陆迎来了三四次连续的迁移高峰”⁴⁵。

   “在距今1万年左右，气候复又转暖，海面回升到海深25～30米处，接近现代海面。”⁴⁶海平面下降使台湾海峡变成陆地，台湾岛和大陆相连接使得远古人类、古动物得以从大陆迁徙台湾岛。据日本共同社2015年2月28日报道：

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在英国科学杂志网络版刊文，称在中国台湾近海海底发现的人类颚骨化石属于生活在19万至1万年前的新种类猿人。研究小组认为该类猿人是与北京猿人、爪哇猿人、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人并列的“亚洲第4类猿人”。据悉，这几类猿人均不是现代人类的祖先，但却可以证明古代人类在亚洲各地发生了多样的进化。由于化石是在或曾为陆地的澎湖列岛附近海域由渔网打捞所得，新种类猿人被命名为“澎湖人”。⁴⁷

在最终冰期由于海平面降低，欧亚大陆和阿拉斯加之间有白令陆桥连接，当时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类渡过这一陆桥，在距今2万年到1.5万年前由此来到北美大陆。这部分人“从阿拉斯加南下的道路不是冰盖间隙当中的两条无冰走廊，而是沿着北美大陆西海岸的环太平洋之路。”⁴⁸

在第四纪，古猿已进化为猿人。至此，历史就从自然的历史进入自觉即人的历史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气候，根据李四光先生在其手稿中绘制的第四纪气候变化曲线[49]，我们知道，与第三纪比较，第四纪气候大大恶化，在生存压力加大的同时，猿人向人进化的速度，在种群大规模的自然淘汰中也同步加快。

二、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

（一）远征，从青藏高原出发——中华先祖的远古足音

中华古猿大规模的迁徙主要是在第四纪进行的，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发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第四纪末期。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和主要文化遗址分布地图[50]，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以云贵高原为辐射中心的向东北向东南两向的“中国古人流动规律”。南京大学历史系张之恒先生认为：

中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可分为三个阶梯。黄河、长江等河流，均由西向东流入黄海和东海。在二级和三级阶梯的范围内，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是，西部的时代早、东部的时代晚，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晚。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呈现出由南而北文化时代逐渐递减的趋势。二级阶地的东缘，即云贵高原和武陵山脉的东缘，是古人流由南向北迁徙和流动的通道，长江和黄河则是古人类由西向东迁徙的通道。早期古人流动和迁徙的规律，大体和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相一致。⁵¹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第四纪冰川期的出现，除长江、黄河外，同藏滇地区延伸到南海和东海的平坦宽阔的海岸线大概是当时中华古人的主要部分由西向东流动的最重要的通道。

那么，为什么作为中华古人类发祥地的中国西南边陲，却没有像北方中原地区⁵²那样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这恐怕要归因于集中出现在藏滇地区的那次著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随后的气候变化。

这次造山运动大约发生在距今4500万年前，完成于距今1000万年前后。此间正是中国江苏溧阳一带的中华曙猿、山西省垣曲一带的世纪曙猿、开远-禄丰古猿——我们不妨统称他们为“中华古猿”及随后演变而来的以蒙古人种为主干的“中华古人”——的活动期。印度半岛在距今7000万年时与澳洲大陆发生分离并漂移至今非洲马达加斯加以东同纬位置。4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亚洲板块相撞，结果亚洲板块被印度板块抬起，并对喜马拉雅周围地区产生巨大的板块挤压。中国西南地区原来仅有的小块陆地不见了，原先位于藏南的汪洋消失了。

研究表明，在中新世（距今约2330万年～530万年）晚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已达1500～2000米⁵³。当时的气候较温湿，与青藏高原毗邻的云南地区，生活着人科禄丰古猿。上新世（距今530万年～180万年）进入第四纪时，来自印度板块俯冲的强大应力，促使地壳上地幔物质运动进一步强化，发生了剧烈的深层和表层地质作用，这使那里的地表再度大幅度隆起，改变了上新世时期的那种比较平坦的地势⁵⁴。

第四纪的地质构造运动属于新构造运动，在大洋底沿中央洋脊向两侧扩张。对太平洋板块移动速度测量表明，平均每年向西漂移最大达到11厘米，向东漂移6.6厘米。陆地上新的造山带是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最剧烈的地区，如阿尔卑斯山、喜马拉雅山等。

地震和火山是新构造运动的表现形式。地震集中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活动断裂带上，如环太平洋地震带、加利福尼亚断裂带、中国郯庐断裂带等。火山主要分布在板块边界或板块内部的活动断裂带上。中国的五大连池、大同盆地、雷州半岛、海南、腾冲、台湾等地都有第四纪火山。在更新世中、晚期，中国东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强烈玄武岩流喷出⁵⁵。

“青藏高原隆升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隆升最快、幅度最大的是在第四纪。在此期间上升幅度达3000余米。”[56]可以想象：今藏南、滇西及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当时会发生怎样的震荡：地震、火山、泥石流、东西退却的海水等造成的海啸及洪涝水灾，如果目睹过2004年印度洋海啸、2010年日本大地震及由此引起的海啸的人，都不难想象由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产生的地壳变动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所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其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速度在第四纪加快，青藏高原迅速升高导致空气中的氧分压不断降低，不利于猿人的生息繁衍⁵⁷，而同期全球气候变冷与随之而来的冰川期出现⁵⁸使生存于这一地区的西瓦－腊玛及开远－禄丰古猿后裔中的相当部分在这延续很久的地壳震动和气温变化中灭绝了⁵⁹，存活部分则被迫由西藏呈扇形向北、东、南三个方向低地迁徙。气候的压力造成的大迁徙加速了人种的分化和进化，其中一部分留至海拔较低的云南一带，云南蒙自马鹿洞新发现新人种股骨发现是“古老型人类幸存最晚的记录”。

2015年12月17日，国际著名学术刊物《科学公共图书馆——综合》（PLoS-ONE）在线发表了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副教授Darren Curnoe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吉学平研究员为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的、题为《中国西南晚更新世与古老型人类有密切关系的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成果。

云南蒙自马鹿洞人类股骨的最新研究显示，虽然其年代为距今14 000年左右的最后一次间冰期之末，但其特征却与最古老的人类（如至少150万年前的非洲的能人和欧亚大陆的直立人）极其相似，且可能与早期现代人共存在同一区域。这一发现为东亚地区人类进化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2012年，该研究团队发表了在云南、广西地区发现古老型人群的线索的消息，认为从蒙自马鹿洞人头骨形态上看，当时推测其具有相当于10万年以上的人类的体质特征；而新发现的云南蒙自马鹿洞人股骨特征显示其比头骨更为原始。新发现肯定了马鹿洞遗址存在神秘的古老型人类种群，与先前发表的广西隆林史前人群杂交的线索一样，马鹿洞遗址也可能存在更新世现代人与古老型人群杂交的现象。

吉学平研究员认为：“青藏高原隆升形成的独特的古气候和古环境可能为史前人类的多样性提供了一个避难所。”“欧亚大陆200万年前左右第一批人出现（包括第一批到达欧亚大陆的元谋猿人、爪哇猿人，蓝田猿人和达玛尼西人等）后，就开始了人群的迁移和融合，不同地区的进化速度不一样，因此，出现了差异。现代人出现后，古老型人群在南方一些环境受冰期影响较小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得以幸存下来。”⁶⁰

2015年12月《国际第四纪》（Quaternary International）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中国西南云南硝洞岩厦发现亚洲最古老的和平文化（43500BP）技术组合》的研究成果。“和平文化”是东南亚国家和苏门答腊岛普遍存在的晚更新世至早全新世时期狩猎采集人群创造的适应热带、亚热带环境的最具代表性的一套技术组合，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狩猎—采集人群向定居人群过渡阶段的一种独特的石核工具文化。最早是由法国学者科拉妮（M.Colani）于20世纪20年代首次在越南北部的和平省发现，并于1932年在首届远东史前史学家大会上正式公布。

此种石核工具常见为大型、扁长形、大体上单面加工的，横断面呈亚三角形、杏仁形的盘状、短斧状石制品，与骨器伴随，适用于加工竹木制品，多发现于浅洞或岩厦。该文化多数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万~5000年之间，此前东南亚最古老“和平文化”的发现年代为距今2.9万年前。这一发现对研究狩猎采集人群如何适应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并向定居的农牧渔业人群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2004年，吉学平带领临沧市文物管理所和沧源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首次进入硝洞调查，采集到一批石制品，得出该遗址为典型“和平文化”早期遗址、年代在距今2.4万年~4.35万年之间甚至更老的结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也是亚洲地区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这一发现可能显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的“和平文化”起源于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中国云南地区。

云南境内的澜沧江及其支流地区近年来发现十余处类似遗址，这些发现对于探讨我国境内澜沧江至东南亚国家的湄公河流域“和平文化”源头、华南史前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以及现代人从我国西南向东南亚扩散，热带、亚热带地区农业的起源等课题都具有重要意义。此项研究结果表明，澜沧江流域最可能是“‘和平文化’的故乡”，是东南亚人群及文化迁徙的源头；云南地区的早期“和平文化”，对东南亚和我国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都可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⁶¹

吉学平先生的研究成果，得到基因试验成果的佐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宿兵研究员的实验室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合作，在柬埔寨东北部采集了多个土著人群的1000多份DNA样本，并对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mtDNA）的序列多态性进行了谱系地理学分析。mtDNA全基因组测序和基因分型的结果表明，在柬埔寨土著样本中存在以前没有报道的新母系世系，包括4个根部世系和4个分支世系。并且，新的根部世系的共祖时间在55 000年到 68 000年之间，可能代表了现代人最早到达东南亚次大陆的母系遗传世系。

因此，柬埔寨土著人群具有古老而独特的母系遗传多样性。携带这些古老母系世系的柬埔寨人群可能代表了早期走出非洲⁶²，经印度次大陆，约60 000年前进入亚洲东部的现代人祖先的后裔。同时，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之前该实验室对亚洲人群Y染色体多态性研究的结论，即亚洲人群的祖先在约60 000年前首先到达东南亚次大陆和中国南方地区，尔后由南向北迁徙。⁶³

除了迁往并留驻云南较低地带的外，南进的猿人中相当部分则继续南下进入东南亚，或沿南海北岸滨海大平原一线⁶⁴东迁，这些由西而东呈现扇形向低暖地带迁徙的古猿以及由此进化而来的猿人，很可能就是后来进化出的蒙古人种、继而“东亚型人”⁶⁵乃至“东方人”⁶⁶的先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其风、韩康信关于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研究值得关注，笔者将他们及其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中提供的考古材料归纳如下：

上述资料反映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不管是北方类型化石还是南方类型的化石，其中离西藏高原越近的化石就越带有“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比如陕西半坡等、广西柳江等）的性状，而离青藏地区较远的华北华东地区，则更多地带有南北蒙古人种性状的复合性特点。

这说明中国远古各族群的蒙古人种性状差异性可归统于曾生活于青藏高地的开远-禄丰古猿人种性状。由此，我们就会发现中华古猿从青藏高原分南北两线呈扇形向中国西北（陕甘青宁）和西南（川、滇、黔）低地持续迁徙的线索。其中南迁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南云贵地区，沿着远比今天广阔得多的东亚大陆海岸迁徙，而禄丰古猿（距今800万年）、蝴蝶人（距今400万年）、元谋猿人（距今170万年）、马坝人（距今13万年）、柳江人（距今6万～13万年）等化石则是他们东进途中与当地猿人⁶⁷融合后留下的遗迹；其中北线迁徙的部分进入中国西北地区，而西侯度人（距今180万年）、蓝田人（距今80万年）、大荔人（距今15万～20万年）、周口店人（距今60万～20万年）的化石，则是北下东进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遗迹。

而巫山人（距今204万年）、长阳人（距今19.5万年）的化石，则是顺长江上游东下部分与当地猿人融合后留下的重要遗迹。他们的后裔中的主体部分后来在新石器时代进化为具有不同地区特点且统一于蒙古大人种性状的族群[68]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和族源。潘其风、韩康信的人种研究结论对于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极有价值，他们写道：

从我国发现的中更新世末到晚更新世初期的早期智人化石形态上，已经显示出某些向现代一个大人种——蒙古人种方向发展的性状，反映了我国大陆在探索蒙古人种起源的问题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到更新世末期的晚期智人化石，则已显示出某些蒙古人种演化方向的地区差异。华北山顶洞人和华南柳江人的形态差异，意味着在蒙古人种形态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已经表现出体质上的多态性。由于它们处于蒙古人种的形成和分化过程中，一般称为原始蒙古人种或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从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中，得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居民间，体质上存在明显的承续、发展的人种学序列，基本上是在一个（蒙古）大人种主干水平下发生和发展的。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在构成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成分中起过什么作用。伴随中国远古文明西源论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没有可信的人类学根据。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是在这种相对单元的人种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对以后中国文化持久稳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⁶⁹

在随青藏高原上升而向四周下迁的远古先民化石序列中，吴汝康教授认为：“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⁷⁰德国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北京人化石的研究者之一魏敦瑞（F. Weidenreich）早在1943年就提出“由周口店猿人演化为蒙古人种的观点”⁷¹，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也认为：“在我国发现的山顶洞人具有黄种人的特征，是蒙古人种的祖先。”⁷²

如果将这两种研究成果作出二元分类，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柳江人是东亚大陆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的典型代表，而周口店人是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较早典型代表；二者又归统于从云南和青藏高地迁出的中华古人。黄万波研究员总结说：“两者的形态差异正好可能说明，华南和华北的晚期智人在各自形成蒙古人种的体质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异形现象。”⁷³而这两大即具有南方和北方不同特点的蒙古人种的发源地应该说就在我国的西南滇藏地区。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因，可归结为剧烈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由此造成的这一地区的中华古人生存环境的恶化。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生活在这里的中华古人从青藏高原呈扇形向中国西北、中原和西南低地迁徙。章太炎先生对此似乎有所意识，他说：“黄帝之起，宜在印度、大夏、西域三十六国间。”⁷⁴此路可能就是中华古人从青葳高原北麓下来东直达蒙北、河北、辽宁的北方线路。其代表为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于今内蒙古、辽宁、河北地区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延续了1700年。目前已发现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超过30件红山文化人塑像。考古学者通过对红山文化人塑像进行研究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人骨进行鉴定，认为生活在距今6700年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索秀芬说，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头部泥塑像等多个红山文化人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征，即方圆形扁脸、额部平缓、眉弓不显、眼窝浅、鼻梁低平而短、颧骨突起、唇薄而长，整个面部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⁷⁵。考古学家郭大顺：“考古学上的印证是，从仰韶时代后期开始各地区考古文化交汇频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得龙山时代共性大为增加。这其中，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北南交汇，西北与东南的交汇为五帝时代文化交汇的主流。”郭大顺认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⁷⁶

需要说明的是，用“蒙古人种”来命名亚洲黄色人种属于西方的话语体系。德国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迈纳斯（ Christoph Meiners）在其“二元人种论”中提到“蒙古人种”的概念。此后因“蒙古”一词无法代表所有亚洲人种，一些学者开始使用“亚洲人种”。鉴于此，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中将这些生活于中国境内的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并进化为中华民族部分的猿人及其先祖和后裔以“中华”命名，如“中华猿人”“中华人种”“中华古猿”“中华古人”等，并将他们看作整个蒙古人种⁷⁷，继而中华民族的“种源”和远古先祖。

（未完待续，翻页可查看注释）

注释：

[1] “世界历史”，黑格尔术语，是指一个建立在工商业基础上开放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工业文明以前的历史在他看来只是“历史”，即处于“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阶段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他以非洲为例说：“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正确认识的，仍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页。）马克思借用黑格尔术语将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

[2]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3] 吕思勉：《白话中国史》，言实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979年版，第472页。

[5]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6]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载《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7]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8]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其哲学思想才最终被定为普鲁士国家的钦定学说。1831年11月14日去世。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绝对精神并不是超越于世界之上的东西，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

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

恩格斯后来给其以高度的评价：“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黑格尔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

[9]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10]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11]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12]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3]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14]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15]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16] 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西瓦古猿命名先于同期的腊玛古猿，故应取消“腊玛古猿”，使之并入“西瓦古猿”属，作为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吴汝康：《人类起源研究的现状和展望》，载《人类学学报》1991年第10卷第2期。

[17] 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

[18] 1932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刘易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的西瓦利克山区发现一块像人的上颚骨碎片，定名为腊玛古猿。当时认为它可能是人科的成员。后来，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肯尼亚、希腊、匈牙利、中国也都发现了类似的化石，时代在1400万年~800万年前。

[19] 1956~1957 年，考古学家在云南开远县小龙潭第三纪褐煤层里，与三棱齿象、利齿猪等化石伴生，两次共发现古猿牙齿化石 10 颗。前一次发现的 5 颗牙齿，是属于同一个下颌的左、右前臼齿和臼齿；后一次发现的是下颌右侧的前臼齿和臼齿。地层年代测定为中新世晚期，距今1500万年。1975 ～ 1980 年，在云南禄丰县石灰坝的第三纪褐煤层里发掘出不少腊玛古猿的化石，具有从猿到人转变过程的一些重要特征；它的形态比开远腊玛古猿更进步，更接近人类的早期类型。含禄丰古猿化石的地层年代，为早上新世晚期或中上新世早期，距今约 800 万年。

[20] 《民族地理杂志》1963年第1期134～135页。

[21] 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年，第6卷第4期。

[22] 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3] 我国早期猿人阶段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位于芮城县西侯度村。距今180万年。

[24] 贾兰坡，1908年生，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25] 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

[26] 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27] 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4页。

[28] 刘嘉麟等：《近年来中国第四纪研究与全球变化》，载《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页。

[29] 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9页。

[30] 《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31] 2015年3月10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人员在中国贵州省“瓮安生物群”中发现一枚原始海绵动物化石，它被命名为“贵州始杯海绵”。根据放射性同位素测年法，确定了“贵州始杯海绵”所在的磷矿石的年龄，从而确定该海绵生活在6亿年前。海绵动物是整个动物界中最原始的类群，“贵州始杯海绵”是迄今全球发现最早且可信的原始动物实体化石。该发现将海绵动物在地球上出现的实证记录从寒武纪向前推进了6000万年。《科学家发现迄今最古老原始动物化石》，http://cpc.people.com.cn/n/2015/0311/c83083-26674126.html。

[32] 胡焕庸、陈业裕编著：《世界海陆演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3]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34] 张双棣撰：《淮南子校译》（全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

[35] 参阅刘明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图集•海底地貎》，中国地图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

[36]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37] 参阅《华力西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二亿三千万年前）》《喜马拉雅运动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年一千万年前）》《第四纪冰期之后海陆分布图（距今一万年前）》，载于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下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13页。

[38] ［英］H．H．拉姆（Lamb）著，汪奕等译：《气候的变迁和发展》，气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174页。

[39] 《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于《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0] 《最后的古猿——揭开欧亚大陆最晚中新世古猿幸存之谜》，载《光明日报》2016年3月12日，见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bk/bkpd_qkyw/bkpd_rdwz/201603/t20160321_2930081.shtml。

[41] ［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2] “距今11万年前气候寒冷化，冰雪逐渐变成积雪，原本在海洋中的水被储藏在了陆地上，导致海面水位逐渐下沉。距今2.4万年到2万年前之间是海面水位最低的时期，这段时期全球的陆地冰雪据估计有8500万到9800万立方米，相当于海面水位降低了130米。”［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27页。

[43]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说明书》，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44] “玉木”，指“玉木冰期”是英文Wurm glacial stage ，也有“维尔姆”“武木”等汉译名称，长期在中国文献中使用，是欧洲阿尔卑斯地区更新世的末次冰期，发生在距今8万~1.1万年间。

[45] ［法］帕斯卡尔·阿科特著，李孝琴等译：《气候的历史——从宇宙大爆炸到气候灾难》，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80页。

[46]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武汉地质学院编制：《中国古地理图集·说明书》，地图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47]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台湾化石系“亚洲第四类猿人”》，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5_01_28_307855.shtml。

[48] ［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49] 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50] 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人类的起源》，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51] 张之垣：《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规律》，载《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第50页。

[52] 中原地区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古代被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夏商朝曾建都于中原商丘、安阳、郑州等，自汉朝起洛阳、南阳、开封成为王侯将相建都之地。周成王落实武王建都洛邑（今洛阳）计划，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卷四·周本记》）广义的中原是以中原六大古都群（洛阳，开封，商丘，安阳，郑州，南阳）为中心，辐射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广大平原地区，狭义的中原即指天地之中、中州河南。

[53] “22Ma B.P.的高原隆升事件，使高原与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地形反差，同原高度可能达到了对大气环流具有显著作用的1500～2000m的临界高度。”（汤懋苍等2001），转引自张兰生主编：《中国古地理——中国自然环境的形成》，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页。

[54] 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7页。

[55] 第四纪以来大致可分为四期地质构造运动活动期，相应有四期火山喷发期。第一期上新世晚期至更新世初期，华北、东北等地有玄武岩喷发；第二期早更新世中、晚期，仅见华北地区玄武岩喷发；第三期中更新世中、晚期中国东部、滇西、藏北等地均有强烈玄武岩流喷出。第四期在历史时期的明清之际，中国东、西部火山活动频繁、剧烈，火山岩流仍以玄武岩为主，另有少量安山岩、粗面岩，《中国地质学》，地质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页。

[56] 刘嘉麟等：《近年来中国第四纪研究与全球变化》，载《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2期，第153页。

[57] 西藏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尽管氧气在大气中的相对比例没有变化，但由于空气稀薄，氧气的绝对量却变小了。空气密度是随高度的升高而减小的，由此导致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缺氧并产生相应的不适应症。据测算，在海拔4270米高处，氧气压力只有海平面的58%。另外，高原上升也导致气温下降。据气象测定，海拔高度每升高150米，气温会下降1oC。一般海拔高度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5度。因此，高原地区的气温比同一纬度的其他地区更寒冷。研究表明，长期生活在这种缺氧环境中的人，容易出现低氧血症及其他诸如神经组织、循环系统、脑生理功能等疾病。 

[58] 第四纪大冰期的全球性冰川活动约从距今200万年前开始直到现在，是地质史上距今最近的一次大冰期。在这些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有多次进退，分别被称为冰期（glacial epoch）和间冰期（interglacial epoch）。在我国，这一时期也相应地出现了鄱阳亚冰期（137万～150万年前）、大姑亚冰期（105—120万年前）、庐山亚冰期（20万～32万年前）与大理亚冰期（1万～11万年前）4个亚冰期。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8oC～12oC。在距今1.8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最盛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10oC～15oC。间冰期时，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大地又恢复了生机。其中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亚间冰期内，气温比现代高。北极等高纬度地区约比现代高10oC以上，低纬度地区约比现代高5.5oC。覆盖在中纬度的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整体消失。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温有波动，例如在大理亚冰期中就至少有5次冷期（或称副冰期），而其间为相对温暖时期（或称副间冰期）。每个相对温暖时期一般维持1万年左右。直到1. 65万年前，全球的冰川开始融化，大约在1万年前大理亚冰期（相当于欧洲的玉木亚冰期）消退，北半球各大陆的气候带分布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为现代气候的特点。

[59] “发现南方古猿化石的沉积中有不少火山岩和凝灰岩，表明那时有过火山的喷发。当炽热的熔岩飞速从山坡下倾时，这对南方古猿是一种灾难。”吴汝康：《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5页。

[60] 《云南蒙自马鹿洞新发现新人种股骨——发现古老型人类幸存最晚的记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中国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1/52480.html。

[61] 《云南沧源发现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最早的“和平文化”遗址——我国首次发现“和平文化”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中国考古》，http://www.kaogu.cn/cn/xccz/20151229/52605.html。

[62] 20世纪后期以来，古人类学界在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假说。一些学者主张各地区的现代人都起源于大约15万~20万年前的非洲与古老人类属于不同物种的一种新人类—解剖学意义上的智人或现代人，大约10万年前扩展到世界各地，并完全取代当地的古人类。这种假说被称为“非洲单一起源说”。另一些学者提出“多地区进化说”，认为世界各地的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应该是各地的古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或许曾接受相邻地区的基因贡献，但本土连续演化是主流。近年来中国第四纪年代学取得一定进展，测年技术水平和精确程度都获得了较大提高，一些学者对我国5万至10万年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绝对年代的测定，这些遗址都证明了5万至10万年前中国很多地区都生存着古人类，而不像主张中国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这里的早期人类在末次冰期时走向灭绝，距今5万至10万年前这里是“非人区”。参阅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页。

[63] 研究结果于2013年10月14日在线发表于《自然》（Nature）系列刊物Nature Communications。 张晓明（博士生）、祁学斌（副研究员）和杨召辉（博士生）为文章的共同第一作者，宿兵研究员和石宏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国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以及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来源：《宿兵实验室在东南亚土著人群中发现新的古老母系遗传世系》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网站：http://www.kiz.cas.cn/xwzx/kydt/201310/t20131015_3954022.html。

[64] 当时的东亚大陆沿海海岸远比今天广阔，它从今天的印度洋、南海北岸一直延伸到台湾岛和朝鲜半岛的东岸；当时广西与海南岛，乃至南洋一些国家，中国大陆与台湾、朝鲜、日本之间全为陆桥连接。

[65] “东亚型”人是刘东生院士在讨论“巫山人”及其生活环境时提出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万波对此提法表示“十分赞成”，同意把东亚地区200万年前后的人属成员概括为“东亚型”人。黄万波：《论“东亚型”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66]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有些学者在发掘和研究元谋西猿时，认为在元谋盆地小河地区豹子洞篝发现的古猿伴有石器。将之订名为“东方人”，并将其生存年代定在距今250万年前。在同一地区的蝴蝶梁子还发现的一具幼年头骨，鉴定为腊玛猿型，认为是人类的祖先，后来宣称在地层中也找到了“石器”，将之更名为“蝴蝶人”，其生存年代定为距今400多万年前。

[67] 2010年6月３日，中国考古人员在杭州宣布，在浙江省境内发现了距今100万年前的古人类文化遗存。这说明，这里在更新世一直适合人类生存，尤其在末次冰期，北方人群因气候非常寒冷可能迁徙到了华南地区。因此，相对北方来说，这里能提供更多的人类延续演化的证据。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参见《中国东南沿海发现一百万年前古人类文化遗存》，http://www.kaogu.cn/cn/xianchangchuanzhenlaoshuju/2013/1026/38964.html。

[68] 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蒙古人种差异，可参阅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69] 潘其风、韩康信：《中国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研究》，载《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70] 吴汝康：《古人类学》，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

[71] 转引自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5页。

[72] 李四光：《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科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页。

[73]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47页。

[74] 《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页。

[75] 《考古表明六千年前红山文化先民为蒙古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http://www.kaogu.cn/cn/xccz/20141017/47877.html。

[76] 《郭大顺：红山文化是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网》，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5/1110/51950.html。

[77] 蒙古人种（Mongoloid）又称作黄色人种、亚美人种，在世界三大人种中，人口较多。主要分布于东亚、东南亚、中央亚细亚、西伯利亚和美洲等地。蒙古人种的主要体质特征包括：在肤色方面存在着由较浅到较深的一系列变化，其中间色调为黄色。头发黑色，比较粗硬，绝大多数为直发，胡须少或极少，体毛不发达。面部扁平度很大，颧骨明显突出，脸部宽大。眼裂多较狭窄，眼外角通常明显高于眼内角，内眦皱褶和上眼睑的出现频率较高，尤以北部类型为甚，眼色多呈褐色或黑色，鼻子的宽度中等，鼻根通常比较低矮或中等，唇厚中等，多为凸唇型。

在颅骨的特征上，蒙古人种通常具有很大的鼻颧骨，反映出他们的上面部在水平方向上相当扁平。颧骨比较高、宽，颧骨上颌骨下缘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眶型普遍偏高。鼻根点凹陷比较浅，除美洲人种外，鼻骨一般比较低平，鼻前棘和犬齿窝的发育较弱。在蒙古人种中，存在着较高的矢状嵴，下颌圆枕和铲形门齿的出现率。在蒙古大人种下面，根据某些体质特征的差异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如下五个小人种：北亚人种、东亚人种、南亚人种、东北亚人种和美洲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