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实录笔记

作者：江海一蓑翁（来自豆瓣）

2017.9.24

上周日（9月24日），蓑翁在南大国际会议中心，全天聆听了《新史学》创刊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杨奎松、应星、张凤阳、李伯重、吴重庆、吴飞、陆扬、王汎森……众多在自己的阅读生涯里熟悉的作者名字，都在这次大会上得见真颜。这样名师荟萃的阵容，让会场也是人气超旺，以至于蓑翁上午半天，都是站着聆听完分论坛的。

本次大会除了邀请大量著名历史学学者之外，也广泛邀请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环境学等在内的其他学科学者。来自不同学科与研究方向的学者之间的思想碰撞，让台下的蓑翁很受启发。正如就听音乐而言，现场演出的魅力要比听CD和mp3大很多，听一场高水平现场学术讨论的收获，也要比自己在家闷头读书，来得更为丰富。

这场大会由王汎森先生担纲闭幕演讲，安排可谓上善，王先生的演讲跟他的文字一样精彩，条理清晰、富于洞见，听完受益匪浅，只可惜王先生的演讲只给了20分钟时间，实在太不过瘾，略为遗憾。

下面，就为大家分享蓑翁聆听的两场分论坛、圆桌讨论和闭幕演讲的笔记实录，供大家参考：

上午，“革命史研究的转向”分论坛：

行龙——山西农业集体化。

王奇生——阎锡山与中共（1935—1945）——山西对中共革命特别重要，向新疆、内蒙开拓都不成功，只能向东往山西，阎锡山最学中共，山西是中共从西北到华北的重要枢纽。

李金铮——释“新革命史”——新就在解释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举例说明：中共征粮——农民的踊跃性——为何踊跃，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新史学视角应用到革命史研究中。

吴重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阶级分析与土地革命，土改之前先做调查，土改中的统筹分配，土改中政策把握的分寸感，土改标准的灵活和非统一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和平土改，只有不彻底的和平土改，肯定没有成功的暴力土改，只有已完成或未完成的暴力土改。

李里峰——民族与阶级之间：中共早期的“国耻”论述——革命史研究的教条化和污名化，新不只是形式上的新，还包括学术上的创新，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要区分好的革命史和不好的革命史，说和做的关系——斯金纳的言语行动，《向导》周报的文本分析——民族与阶级是两大主题——出发点都是国耻——三大国耻，挖国耻的根源——中共政治光谱中的敌人与朋友。

评论人朱浒：对革命感兴趣的人比现代化的人更多；王奇生老师文章侧重中共，阎锡山讨论不足，文章以十年为整体，但十年里境况其实很不相同，可以再细致一些；吴重庆老师文章，生态因素论述不足；李里峰老师文章，对国耻概念的起源、发展与传播可以有更多论述；李金铮老师文章，对新史学的界定并不陌生，更多像各种新观念的拼盘。

应星：跟法国革命史研究相比，中国革命的新史学研究其实还显不足。

孙江：理解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必须要理解中国革命的贡献，最重要的就在于组织化，新在于革命史的去神秘化、去本质化。

下午，“我者与他者”分论坛：

胡成——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全球史在国内蔚为可观，全球史对语言能力的要求，社会史的视角与全球史视角的异同，德国跟中国在受害者历史方面的类似性。

方维规——欧洲沙龙小史——自己的博士后研究民国时期北京上海的著名沙龙，请老师写序——正好在巴黎讲学，序言变成了欧洲沙龙的小史，直接念论文原文，两本书推荐——剑桥大学教授《现代世界的诞生》，德国教授《世界之变》。

陈恒——世界历史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新概念——信息量非常大，这些信息成为档案的很有限，档案成为知识的又很少，任何学术和文化都要落地，世界历史研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转向。

李猛——全球视野下的新史学——希罗多德：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关于历史的探究。

侯深——在自然中重写城市史——大的我者与他者的关系：人与人以外的自然的关系，来美国大峡谷的目的：自拍与拍他人，忘记领略自然的本心，缘史：文化的历史，谷史：自然的历史，文化史视角的城市史把自然和乡村视为“异域”，把物质史的视角带回到城市史研究当中，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对于城市史研究的影响，自然被马克思看成一种可被利用的资源。

下午，圆桌讨论及闭幕演讲：

李伯重——长江后浪推前浪，多种观点和方法的碰撞。

张凤阳——政治学的学科中断三十年，两个基本套路：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学科的交叉与交流是大好事。

应星——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交叉成果累累，2002年的研究题目是身体政治，不能只沿用西方理论，而要发现理论、创新理论，社会学不能没有国家面向和历史面向，费孝通对社会学研究只见结构不见人的批判，史料梳理和史料解释都是很耗精力的，社会学研究需要参考历史学的文献史料研究功力。

闭幕演讲：王汎森——重访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出钱穆系列著作，请王老师为本书写导论，87年的历史记忆探讨，三十年后早已成为显学，历史不会停留，一直往前，自己成为老先生，清朝最盛时写的国史选择的学术人物，跟钱穆、梁启超写的清代学术史选择的人物大不相同，梁启超早期受康有为影响，强调今文学派，倾向宋明理学中的王阳明一派，后期发生变化，转向考证和清代学术，梁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清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认为清学是客观真实之学，钱穆的同名著作跟梁思路完全不同，并没有赶科学主义浪潮的时髦，不承认清学是宋明理学的反动，不承认清学就是科学，而认为清学还是宋明理学发展的结果，清学的核心，还是靠曾国藩等理学人物，钱著：学术史的史料革命，架构跟梁著有很大不同，用词简约、意蕴深远，对重要思想家言论的把握，以及思想家之间关系脉络的梳理很到位，比梁著对清代学术的把握更到位，新史学视角下看钱著——明清史视角下对新史料的发现与重构，使得这方面研究还大有可为，旧史料通过网络技术的再发现，也有很大可能，钱著还是聚焦于思想本身，没有太多探讨思想与时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现今看待清代学术的视野也在变化，钱著和梁著都看不出历史的层积，也为当下研究创造了空间，失败者也在书写历史，只不过其书写的层级跟成功者不同，柏格森（？）——历史就是当你成为被告时，可以用所有事实为你辩护的方式。

2017.9.25晚整理于竹林斋

（本实录笔记因未经演讲者审核确认，如有谬误，文责由蓑翁自负，供大家参考。）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38851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