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村》：乡村如何治理，事关发展大局

孙伟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很早便做出了这一断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中国，逐渐朝现代中国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53%（2016年）。也就意味着，大约有5.8亿人仍为农村居民。农村，曾经是传统中国的立国根基，不过，城市似乎才是未来世界的主角。如何安放农村，如何治理农村，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每年“两会”期间，“三农”工作如何做好，都被政府列在特殊位置。

在这一背景下，《治村》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治村》的作者贺雪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有“华中乡土派”的美誉。在最近几年，贺雪峰及其学术团队先后走访了东南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农村，又结合中国农村政策的历史，深入其中，多方调研，既见证了中国农村治理中的创新之举，又细心地注意到了农村工作的不足、问题，乃至危机，在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下，是一颗关注现实的温热之心。

中国的农村如何治理，这一直困扰着政府。在治理之前，不妨先试着总结一下农村的特征。中国农村差异大：东南沿海的农村，经济发达，资产百万以上的村民，并不少见。这些人，是农村自治中的活跃者。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依靠农业勉强温饱，农村自治，需要政府投入来做后盾支持。在两极之外，是经济不那么发达、也算不上落后的农村，相比务农，农村中的人依靠外出经商或务工赚得的收入，远比留在农村作为农村治理中的人才（村主任、村干部等）所带来的效益高。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行政命令固然可以起作用，但有时，行政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族、经济利益及由此形成的阶层，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治理。完全按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将自然村作为行政村来管辖，势必会扩大行政队伍，因而带来了财政上的不小负担，有时，治理的效果反而不好。用贺雪峰教授的说法即，农村面临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如何既发挥农村的主动性，又能够使政府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国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可以称为“标准”的农村，千差万别，多样化正是农村的真实面貌。因此，政府在农村治理的问题上，需要谨防“一刀切”的倾向或做法，毕竟，对某一个农村有效的做法，很可能换了地方就水土不服。比如，上海市附近的农村，能够依赖上海市政府强大的财政收入来养活农村的干部，干部的职业化，也就理所当然。相反，西北地区的政府，多半没有如此财力，因而，农村干部需要也应当半职业化，村委工作与农业种植，同时兼顾。再比如，东南沿海多富人治村，虽因此有贿选，但不能否定有一定成效，可西北地区的农村，本身就没有多少富人，因而也就谈不上利用富人治村带来的效益。

因此，农村地区的治理，应当在大政策的框架内，尽可能做到灵活化、多样化。从问题意识出发，贺雪峰教授也关注到了农村治理中某些较为成功的制度探索，比如整合便民服务平台，以工代赈而非直接转移支付。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农村并非是中国社会僵死的一部分，相反，农村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游戏规则，也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之一。因此，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财政拨款是否发放到位、资源开发的准备是否就绪，而在于，政府能否激活农村的活力。如何避免农村依赖政府，如何使农村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自己发展的主力，是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