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村》:乡村如何治理,事关发展大局

    孙伟

    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很早便做出了这一断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中国,逐渐朝现代中国转型。根据国家统计局,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或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7.53%2016年)。也就意味着,大约有5.8亿人仍为农村居民。农村,曾经是传统中国的立国根基,不过,城市似乎才是未来世界的主角。如何安放农村,如何治理农村,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每年“两会”期间,“三农”工作如何做好,都被政府列在特殊位置。

    在这一背景下,《治村》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治村》的作者贺雪峰为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他领导的学术团队有“华中乡土派”的美誉。在最近几年,贺雪峰及其学术团队先后走访了东南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的农村,又结合中国农村政策的历史,深入其中,多方调研,既见证了中国农村治理中的创新之举,又细心地注意到了农村工作的不足、问题,乃至危机,在严谨扎实的学术风格下,是一颗关注现实的温热之心。

    中国的农村如何治理,这一直困扰着政府。在治理之前,不妨先试着总结一下农村的特征。中国农村差异大:东南沿海的农村,经济发达,资产百万以上的村民,并不少见。这些人,是农村自治中的活跃者。西北地区的农村,经济落后,绝大多数农民只能依靠农业勉强温饱,农村自治,需要政府投入来做后盾支持。在两极之外,是经济不那么发达、也算不上落后的农村,相比务农,农村中的人依靠外出经商或务工赚得的收入,远比留在农村作为农村治理中的人才(村主任、村干部等)所带来的效益高。

    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行政命令固然可以起作用,但有时,行政之外的因素,比如宗族、经济利益及由此形成的阶层,都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治理。完全按照行政命令来治理,将自然村作为行政村来管辖,势必会扩大行政队伍,因而带来了财政上的不小负担,有时,治理的效果反而不好。用贺雪峰教授的说法即,农村面临着“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如何既发挥农村的主动性,又能够使政府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中国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可以称为“标准”的农村,千差万别,多样化正是农村的真实面貌。因此,政府在农村治理的问题上,需要谨防“一刀切”的倾向或做法,毕竟,对某一个农村有效的做法,很可能换了地方就水土不服。比如,上海市附近的农村,能够依赖上海市政府强大的财政收入来养活农村的干部,干部的职业化,也就理所当然。相反,西北地区的政府,多半没有如此财力,因而,农村干部需要也应当半职业化,村委工作与农业种植,同时兼顾。再比如,东南沿海多富人治村,虽因此有贿选,但不能否定有一定成效,可西北地区的农村,本身就没有多少富人,因而也就谈不上利用富人治村带来的效益。

    因此,农村地区的治理,应当在大政策的框架内,尽可能做到灵活化、多样化。从问题意识出发,贺雪峰教授也关注到了农村治理中某些较为成功的制度探索,比如整合便民服务平台,以工代赈而非直接转移支付。在贺雪峰教授看来,农村并非是中国社会僵死的一部分,相反,农村有着自己的风俗习惯、游戏规则,也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活力之一。因此,对政府而言,有时候重要的并不是财政拨款是否发放到位、资源开发的准备是否就绪,而在于,政府能否激活农村的活力。如何避免农村依赖政府,如何使农村在政府的推动下成为自己发展的主力,是影响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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