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蒋介石身边的间谍

2017-09-05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1949年12月23日记：

    “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

    此前两个星期，蒋介石及国府刚从成都迁到台北，正当惊魂未定之际，蒋为之寝食难安而噩梦连连，良有以也。

   12月31日，蒋在日记中自省：

    “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

    “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医师则在其口述历史里，谈对于蒋介石的近身观察。熊丸认为，国府剿共失利的原因，除了众所皆知的军事失败、经济崩溃等因素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蒋身边充斥太多共产党间谍。

    熊丸说，徐蚌（淮海）战役爆发时，蒋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本人、战情参谋周菊村、参谋次长兼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斐本身正是共产党间谍，以致南京的作战命令共军完全知晓，自然每战必败。

    熊丸说：“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总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总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总统刘即是匪谍，故直到最后证实刘是匪谍时，总统连想都没想到。”

    让蒋还想不到的身边卧底的高层间谍还有郭汝瑰，时为国防部作战厅长。

    1947年5月山东孟良崮战役，郭汝瑰到蒋介石官邸参与军事会议，将孟良崮战役作战计划交给共产党人任廉儒，使得国军主力七十四师全被歼灭。

    最近解密的抗战时期重庆《红岩档案》，则公开了潜伏在蒋介石身边达十五年的女速记员沈安娜也是地下党员，让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总能准确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图和部署，因此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当年南京的部分情报是通过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直接送到华东局的。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多为当年的新四军干部如刘长胜、刘晓。

    吴克坚抗战时曾是周总理副官，解放战争时期曾经为华东局统战部（实际上就是华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任廉儒的联系人就是吴克坚。

    （孟良崮战役作战计划，由于任廉儒当时未及时找到吴，因此任是通过其它渠道将情报转送到华东局。）

    此外，据张延忠告诉我，杨尚昆曾经对她说，卫立煌于抗战后期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关于刘斐】

    刘斐，字为章，桂系出身，1898年出生于湖南醴陵，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日本人称“民国三个半军事家”中的那半个，备受蒋介石重用。曾任国军参谋次长。

    （三个半军事家指蒋百里、白崇禧、杨杰及刘斐。）

    中共建国后，刘斐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研究组组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南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于1983年4月8日逝世。

    刘斐在国民党抗战和戡乱期间当了11年的参谋次长，全面负责作战部的实际指挥，为蒋介石所倚重。

    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桂系当家。4月1日刘斐随“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和张治中将军等一道由南京飞抵北平，受到中共的热情接待。4月2日起，刘斐参加了为时半个月的谈判。其间，他数次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接见。刘斐谈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为毛泽东所接受。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即有人说刘斐是共产党，新六军军长罗友伦口述回忆文章称：到台湾后他曾经问郑介民是否晓得刘斐是共产党，郑介民说：“我怎么不晓得！我在当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这是军统三巨头之一，专门负责军事情报的）时，厅长杨宣诚（海军出身）就告诉我说，‘刘为章是共产党，在日本念陆军大学时加入的，与陈毅、邓小平同一个时期（这个真是天大的笑话了）。老郑，你是蒋委员长的学生，说话比较方便，你应该向委员长报告’。我想，要报告，也应该由厅长去报告；我又没有证据，空口报告，岂不是会挨一顿臭骂嘛！所以，我们俩谁也没有去向蒋委员长报告这件事。”郑介民又说：“到大陆沦陷，国防部搬到广州，再迁香港，后来就分手了。在香港时，国防部的人都住在同一幢旅馆里，刘斐就住在我楼上。有一天深夜，刘斐跑来叫醒我，说：‘老郑，你不要到台湾去了，国民党没希望了。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共产党，你跟我回大陆去，包你有前途。’我这才恍然大悟，确切证实他是共产党。”

    杨宣诚（军委会高参兼蒋介石侍从室中将高级武官）口述回忆录也说：1927年刘斐在日本留学时遭遇国民党清党，日本警方查出刘斐系共产党员，导致日本陆大要开除他。刘走投无路，就去找时任中国驻日本海军武官杨宣诚作保。杨问刘：“怎么一回事？”刘斐说：“不瞒你，我是加入过共产党，现在我没有活动。”杨说：“你虽然没有活动，总有一个表示才成呀！”刘问：“要怎么表示法呢？”杨即要刘具结，说明自己本已加入共产党，现已脱离该组织。刘照办了。杨即交涉日方出面作保，刘始得免受开除处分完成学业。

    郭汝瑰回忆录也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但是中共从未承认刘斐是秘密党员，直至他的追悼会，邓小平率领导人都来告别，主持人乌兰夫仍称其为非党人士。

    俞大维以此为依据始终不认为刘斐系“共谍”。杜聿明则早就怀疑郭汝瑰是“共谍”，但不怀疑刘斐。理由是看见郭的生活洁身自好，家里清贫程度还甚于自己。刘斐则不然，不仅娶了三房妻妾，连大烟都抽。白崇禧评价刘：“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

    新中国成立后，刘斐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要职。

    徐启明是桂系，一直备受李宗仁、白崇禧信任，三年内战，他是一直参与其中的。在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甚至一度担任了第十兵团总司令，手下掌握着第八绥靖区的四十六军、五十六军和一二六军。后来去了台湾。他对刘斐的评价是：

    “刘斐是健生（白崇禧字）一手提拔起来的，抗战初起跟健生到中央，供职参谋本部。此人在纸上谈兵很有一套，很多人赞赏他，但我只认为他小有才而已，不佩服他。他在国内没受完整的军事训练，到日本去学得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从没有实际带过兵作过战，因此所拟的作战计划有时是不切实际的，此人是不能担当重任的。由此可见健生用人有时亦不是没有缺点。刘斐随和谈代表赴北平后投共了，有人说他是共谍，我观察他的行动谈吐，不像。至于参谋本部指挥作战的情况我不大清楚，据我所知戡乱时很多命令是总统或其他高级将领直接颁下的，不经过参谋总部，我在北平行辕也拟作战计划，总统一来才做最后决定，总统并没有带刘斐开会，实施后才补报参谋总部，所以要说大陆军事失败是由于参谋本部有个共谍刘斐，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证据。（徐启明《我所参与的战争（1911-1950）》，第130-131页）

    新近出版的《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丁治磐抗战时打了不少硬战，是个勇将）说，1946年春，他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部人员，至青岛组织胶东指挥部，兼任青岛警备司令。47年下令戡乱，当时的政略目标是在双十节前攻下烟台，蒋介石要丁治磐和刘斐商议作战计划。这次作战，政治目的达到了，但是，中共军队，基本上是稍一接触，就退却了，保存了实力，所以作者认为在军事上毫无所获。

    在这次作战中，让丁治磐大为不满的是，刘斐等人竟直接部署军队，以范汉杰任胶东兵团司令，带领王凌云第二军、黄百韬第二十五军、李弥第八军、六十四军等四个大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因此，在丁治磐看来，“这是战史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其一，国防部不了解前线状况，不该直接部署军队，这应交由我这个前方指挥官负责部署，中央将任务原则交下即可。其二，国防部刘斐等人将四个军十几个师走大路分四路进攻，未预留第二线兵力的部署，显示他们根本不懂大军作战的部署要有梯次。第一线可部署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兵力，余留控为第二线，不能齐头并进。……国防部管作战的第三厅应负责，中央统帅部的参谋大多太年轻，有学识，但缺乏作战经验，刘斐不见得是通共才如此部署，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如何作战。”（《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05-106页）

    徐启明、丁治磐是长年在外掌兵的，他们对刘斐的印象，有一个共同点，即刘斐并不是通共，很可能是他缺乏作战经验，因此制订的作战计划有时不切实际，甚至会犯有大错。但他们认为刘斐并不是共产党。

    【关于杨杰】

    杨杰（1889—1949），白族，云南大理人。字耿光，民国时期著名军学泰斗，和蒋百里、白崇禧、刘斐一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三个半参谋长。他出身滇军，后舍弃中将军衔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成为蒋介石的参谋长，曾经帮助蒋介石赢得决定性的中原大战的胜利，因在抗日战略上和何应钦冲突而退出中枢，出任陆军大学教育长和驻苏联大使。

    他的《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大军统帅学》和《战争要诀》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军高级军官的必读物。1949年因倾向共产党革命，放言无忌而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