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制转型：坚持走自己的路
张建邦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下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国内经济增长目标为6.5%左右，创27年来新低。有国外研究机构预测，今后两年中国经济增幅有可能迫近6%。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国内的情况来看，各方面的看法不尽一致，特别是理论界争论比较热烈，观点各种各样。从国际来看，有趁机唱衰中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敌意态度。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筹帷幄，克难攻坚，以极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航船始终前进在正确的航道上。中央对于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时期的判断有充分的科学依据。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继续把改革创新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中央已出台的各项大政方针、改革举措加以细化并落实到实处。现在存在的问题到底是创新能力不足还是执行力不足？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路过关斩将，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短短三十多年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事实，后者不会成为问题。抑或是前者？从总体看来也不是。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本文认为，主要问题是我们的县（区）乡体制结构不合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如果是体制出现问题，那么中央出台的许多好的举措就变成“泥牛入海。”“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这仅仅是短期措施。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发展问题，还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同时，我国社会科学经院式研究体制必须改革。去年8月，我在第三次给中央深改组《以新的激励机制支持基层实践研究创新》的文章，提出了“三位一体伺服改革方案。”其中的三位，一是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二是大力弘扬乡土文化；三是“一乡一亿”财政支持计划。实施该伺服改革方案，大体上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或缓解，经济增长从新回归高位，甚至两位数的增长。其实三位还可以进一步浓缩成两位，第一和第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一是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二是大力弘扬乡土文化。乡土文化主要是家族文化，只要政府提倡，由民间运作就可以了，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难度。所以，整个地就剩下一个“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稍为有些难度。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改革的路经依赖在于农垦改革发展的成果。农垦改革发展的成果包括：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成熟的商业运作理念和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同步发展。这是得到中央的高度肯定了的。农垦与县（区）乡同处于农村，现在农村提出的统分经营双层经营体制，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在农垦大体上已经实现，具体如果在一个县区实行企业集团管理的改革，这对于县（区）乡领导可能一时难以适应，但是如果由农垦来运作，几乎不会存在任何悬念。因为县（区）乡地缘集中，更有利于集约管理。所以说，县（区）乡改革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以农村巨大的体量，如果农村四化同步有实质性进展，粗略计算每一个化贡献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回归两位数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厉以宁教授在今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关于中国经济不可能再出现“U”形增长的说法不对。只要突破“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这个难点，中国就可以再续一个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到本世纪中叶或提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这个结论与目前国内几乎可以盖棺定论的中高速增长有很大的差别。这当然不仅仅是相差几个百分点的问题，我们的体制结构不顺，政治体制改革延迟，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模仿赶超明显带有西方社会发展的色彩。这只能说明，目前增长指标回落与我国夹生的体制结构有直接关系。早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都有不光彩的历史，中国和平崛起只能建立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社会基础是公有制，又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底蕴，比资本主义国家多了两个发展维度，这肯定是个优势。当然悠久的传统文化底蕴往往是一把双刃剑。是时候到了真正眼睛向内，依据实际发挥我们的体制优势，找寻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切合点，在世界发展格局中树立新的中国标杆。
当前，十三五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布局，反腐拒变的理念深入人心。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政治局面正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逐步得到恢复。但既得利益还在静观其变，随波逐流。国内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偏紧的状况显露。农村就地现代化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缺乏形成的张力和降低劳动力成本，有利于逐步形成劳动人口在城乡间的合理分布，农民工有序理性融入城市。在国际上，新一轮“全球化水平”的倒退，中国借机加速推进全球一体化正当其时。所有这些都预示，中国必须加快体制转型，大力推进农村企业化、城镇化，促进城乡社会全员就业，进而形成城乡一元化结构的拐点已经初露端倪。但是，这个一元化理想不会自动实现，需要举全国之力加以推进，这也将成为激励我国社会全力拼抢和长久向上的宏大动力源。从而使国人最纠结，最不合理，最不公平的城乡二元结构彻底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农村市场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强权资本就去占领
中国的基尼系数自1994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总体趋势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0.465。查此以后十几年来的数值都维持在这个数值上下。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西南财经大学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尽管数据有些出入，但是，作为以共同富裕为主要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中国，存在贫富差距严重拉大的事实已经形成共识。如何在当今的鼎盛时期解决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利用农村这个中国最大也是最后的市场来进行结构性调整已成为当今改革发展的最大考量。如何实现基尼系数下降，过去解决的办法不是没有，就是很难实施。总的来说，主要是没有形成制度框架。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也是发展的最主要短板。由于集体经济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农村的一盘散沙状态成为强权资本群雄逐鹿的场所。去年10月“两办”新出台的三权分置的有关政策相当程度上成为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市场的绿色通道。扶贫攻坚是当前农村最大的政治任务，在一些地方扶贫资金数额很大，但是由于一般贫困户缺乏运作扶贫资金的能力，扶贫款并没有直接发到贫困户手中，而由工商企业代替运作。扶贫款本来就有十分精准的流向，却意外变成工商资本的盛宴，阴差阳错地成为继续扩大基尼系数的资源。所谓强权，一是指县以上一些掌握审批权限的政府部门、公职人员；二是包括了县乡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和部分国有企业的领导；三是部分村干部、经济能人以及有亲属在国家部门做事的关系户。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对国家政策比较了解，近水楼台先得月，变着法儿将国家、集体、企业的财产据为己有，成为国家资金流向农村的湮没点。所谓资本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壮大起来的私人资本,就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如何让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大的政治智慧。最近韩国的“亲信门”事件，就很能说明这样的问题，无节制庞大的私人资本，最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取向。各地的情况不一样，其形式也多种多样。现以S县的情况，看这些既得利益者是如何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把基尼系数一步步拉大的。现在，该县手里拥有速生桉种植面积最多的是一些县乡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及国企领导。他们凭借工作上的便利大量圈地，利用工作时间、单位的交通工具去进行经营。之前推行的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刚开始时大部分为一些政府部门领导、工作人员和村干部等捷足先登，他们从村民那里低价获得土地再套取国家退耕还林资金。S县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几乎是L老板的专利。一些国家自治区大型土地平整、水利设施项目，动辄上亿、数亿元，施工单位都是从上面空降到下面。这些项目基本上未经基层单位消化而仓促上马，选点随便，规划粗糙，设施配套不健全，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施工单位都是追逐国家资金项目到处游走，工程一次性完结，不对项目效果和后续管理负责，不少项目成为豆腐渣工程。农村如此，即使在组织健全的农垦企业也都一样。
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本来是农垦的一大特色，基建投资数额巨大，但是在广西农垦的八大集团公司中却没有建筑集团公司决不是偶然。这个最便于集约管理，附加值最高的行业怎么就组建不起建筑集团公司令人费解。而是由企业领导零敲碎打消耗完一个行业，形成一个巨大的灰色利益空间。现在农场普遍存在人多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就业安排压力很大。建筑行业是个就业空间很大的行业，却没有给农场分流些许劳动力，农场职工没有享受到发展成果。广西农垦昌菱制糖公司、昌菱农场两家企业每年基建投入有两个亿，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建筑企业。每每进行项目招投标，一拨拨老板围着单位领导的屁股转。昌菱农场的强权管理，侵害企业职工利益的问题相当严重，却迟迟没有得到公正处理。农垦企业分散，上级纪检部门监管能力偏弱，地方纪检部门由于体制关系一般情况下都没有把农垦企业纳入监管范围而形成死角。因此，探索建立地方纪检对农垦企业的监管机制，弥补农垦监管能力偏弱的实际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单看基尼系数，改革开放前最好，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显然，现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平均主义的年代。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在公社化时期整体社会的获得感，人与人之间那种平等的同志式关系是现在远远比不上的。那时整体社会的认同感，高度的凝聚力和社会组织动员力是建国以来各个时期中最好的。现在社会主义如何占领农村市场，辟开意识形态的繁缛，就如何重新调整基尼系数重新回到合理的区间，下大力气遏制两极分化的继续扩大的趋势，必须很好地掌控农村这个最大也是最后的农村市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标达到了，但共同富裕的目标也不能落空。大力改善社会政治生态，惩处腐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关系。最大限度扩大社会底层群体生存与发展空间，扩大就业。重点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保障政策，让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大胆探索和构架有利于实现国家五位一体，四个部布局和农村四化同步的长效体制机制，等等，都是十分迫切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三十二次会议强调，党政主要领导是抓改革的关键，要亲自抓，带头干，扑下身子狠抓落实。这让我想起公社化时期，看到某公社党委书记参加“双抢”后背起水泡脱皮的情景。或许有些乡镇干部会说，那用得着这样辛苦，现在也不是粮食多得吃不完？现在粮食的充足是事实，这是改革开放与技术进步取得的成果。在当前深化改革进行时，我认为基层领导躬身改革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公社化时期，公社书记参加“双抢”当然不是个别现象，每当关键环节，从县到公社、生产大队干部、生产队社员，上下都是拧成一股绳，在这样上下高度一致的背后体现一个国家的强大的政治动员力。建国初期面临的大环境是国际封锁，国内百废待兴和城市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巨大压力，这样的客观事实催生了人民公社体制。现在我们面临的大环境与公社化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中国和平崛起受到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围追堵截，国内经济增长持续回落，产能严重过剩，结构失调，腐败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等等双面夹击。据网上报道，外国势力就是研究了中国经济一时面临难以解脱的困难，经济出现持续回落的情况，促成某大国的亚太军事再平衡。中国和平崛起应该构建一种怎么样的新的体制机制？同样的一个中央领导，为什么城市像欧洲，而农村像非洲？显然，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于“二元结构”政策也是不客观的。以问题为导向，县（区）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问题的根在哪里？这在目前才是最重要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开，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仍然保持集体经济的村社单位，也无一例外地发展上去了，都成为明星村企，人们生活富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平等。而作为大包干起源的小岗村到头来却依靠国家的扶持，集体经济处于空壳状态，这肯定不是巧合。再对照同样处于农村社区的农垦，就很能说明问题。别以为农垦是国有企业就得到国家的特别照顾，没那回事。农垦是国企，但也是农村、农民，过去只是最不像国企的国企，连年严重亏损，是谁都不愿意要的烂摊子，靠贷款过日子，发不起工资。经过改革，不断完善经营制度，现在农垦基本上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成为国家在农村的一张名牌。能否保持和壮大集体经济，是农村获的长远发展的关键，这决不是套话。
现在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长期建立不起来的成因。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革的一方面，属于分散经营层次，有利于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这已为后来的农村发展事实所证明。而统一经营层次的经济基础在哪里？以当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很多地方都办了一些社队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集体资产。公社化统一经营能力超强，如果继续保持这个层次的连续性，利用当时保有的集体资产，通过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统一经营层次是完全可以建立起来，然后逐步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遗憾的是，乡镇体制建立以后，我们完全背离了集体发展道路，国家从农村撤出，原来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共同搭建起来的集体经济，有的分散到户，有的则缺乏后续管理而荒废，最终原有的集体资产全部分崩离析成为空壳。包括一些主要靠人力建设起来的大中型水利设施等都不同程度出现荒废。现在，还不时出现一些报道披露当年乡镇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取代公社化体制，而且大都以正面报道自居。在本文看来这只不过是一场无可挽回的集体经济的战略大溃退，实在令人惋惜。公社化时期领导的责任与担当，乡镇只能望其项背，公社党委书记参加“双抢”后背起水泡脱皮的情景，很难在乡镇党委书记身上出现。更有甚者，一些县乡村干部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社会上“仇官”、“仇富”现象愈演愈烈，这是当年制度设计的最大失策。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予以极大的重视，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民生，促就业，关注弱势群体，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还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
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促进政治改革破题
长期以来，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步子迈得不快，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复杂、敏感，牵一发而动全身。更在于革别人的命比较容易，拿自己开刀就很难。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处在知难而退，得过且过状态。党中央下了决心，要以“英雄断腕”的气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首要的是，必须创新研究方式。现在看来，体制内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未能做到很好地研判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迷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形成多学科、多部门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通过体制外自由研究获得中肯、客观和可行的研究成果，最终导致县（区）乡政府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
一、建立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的数学模型
2012年10月，我在给清华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领导的研究材料中，首次尝试建立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的数学模型，这里在原基础上作适当的补充列出，供大家讨论。
我们模仿电脑搜索，将一组改革关键词输入电脑（系统），然后由电脑（系统）进行综合得出一个或几个主要答案。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电脑（系统），电脑只能“记忆”输入的程序，本身并不能创新。要实现创新，仍然离不开人们的艰苦探索，反复进行验证对比，最终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下面列出国家改革与发展关键词的集合（见图一），用大写A表示。
国家改革发展关键词集合
国家改革目标：
G 全面深化改革 H全面依法治国 I全面从严治党
J 城乡一体化 K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 l精准扶贫 …
国家发展目标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四，实现城乡一体化 五，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六，完成国家统一 …
国家阶段性改革发展成果：
㈠ 丰富的改革发展成果和成功经验 ㈡，十六万亿财政大蛋糕 ㈢争取到阶段的粮食、能源、国家安全保障
㈣ 交通通信设施极大完善 ㈤, 普及互联网 ㈥，现代化城市群（城市像欧洲）
A= 存在问题：
a农村短板（农村像非洲） b城乡差别 c区域发展不平衡 d 环境污染
e 贫富差距、两极分化 f 腐败蔓延 g 黄赌毒黑蔓延
h 行政效率低 i 为官不为 j 干群关系疏远 k 仇官仇富
l 高房价 m 读书贵 n 看病难看病贵 o 台湾去中国化
p 恐怖分裂势力发展 …
未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Ⅰ中国—未来世界经济中心和精神家园 Ⅱ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样板 Ⅲ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Ⅳ推进全球一体化 Ⅴ“一带一路”建设 …
中国面临世界性挑战：
1.西方政治文化渗透 2.发达国家军事技术封堵 3.国际恐怖分裂势力猖獗 …
图一
为了避免落入见树不见林，我们将所有的关键词进行相交。每一个关键词用一个圆平面表示。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只列出A、B、C三个圆平面进行相交，其中A表示政治体制改革，B表示经济体制改革，C表示文化体制改革（见图二）。
图二
阴影部分为ABC的交，即A∩B∩C，ABC的交同时属于ABC，ABC的交都能同时反映ABC。实际上不只是ABC三方面，还有很多方面（见集合A），纳入的因素越多，它们的交就越具备代表性。我们在进行决策安排时，为了避免顾此失彼，只能在阴影部分加以考虑。由于阴影部分即A∩B∩C相对于A、B、C只是其中很小部分，范围缩小了，这就有利于集中决策，我们只要进行有限项数的决策安排，即可大体上解决国家整体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如何确定决策的突破口，我们必须对ABC的交进行求导。因为改革都是许多存在变量关系的复合函数，借助函数级数的概念，设u1（x），u2（x），… un（x）、u1（x）＇，u2（x）＇，…，un（x）＇等都是定义在某一数集A上的函数，A为国家改革发展的集合。得出下列表达式：
在以上表达式中，等号的左边为决策项，它们必须是有限的项数，多了就无所谓突破口了。等号的右边为决策项的展开。显然，我们在进行研究决策时应紧紧抓住等号左边有限的项数进行决策而避免落入等号右边展开项进行决策，因为右边的项再多也是左边的子项，甚至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也就是说，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必须顾及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因果关系，否则就会出现人们常说的“摁下葫芦起了瓢，”解决了旧的问题，又出现新的问题。
在当今改革发展中，如何依据上面的式子确定其中的决策项，即改革的突破口，这就是本文开头所阐述的“三位一体伺服改革方案”。我们通过分析得知，其中处在主要地位的就是“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在未来建立新的双层经营体制担任统一经营的主体。在现实当中，都有哪些方面担任统一经营的角色？各地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合作社，有的是经济协会，有的是龙头企业(其中也有农垦担任龙头企业的)，或者有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当然，在经济比较发达，发展比较完善的地方也有合作社、经济协会、龙头企业都同时起作用。即便是这样，站在“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两个百年目标”和未来中国在全球的引领作用的角度去考量，这些经济组织都难以担当，都远没有到位。只有县（区）乡企业集团才完全具备担纲统一经营的资格，改革也才到位。如果我们把集合A定义为1，集合A中各因子都是小于1的纯小数，当n→1时就可以得出下列表达式：
或
lim合作社、经济协会、龙头企业、农垦=县（区）乡企业集团
n=1
表达式的意思是，当n→1时，合作社、经济协会、龙头企业、农垦的函数级数收敛于县(区)乡企业集团。这样的表达有些别扭。通俗地说，就是综合集合A各因素，归根到底农村要靠县(区)乡企业集团的统领作用，这是必然性。从应对全球的视角来研判，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显得更为迫切。当然，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并非取代现有的各种经济体，而是引领和合作关系。
当然，这个结论的产生需要经过长期实践模拟的反复对比、追溯和演绎逐步形成，并非一日之功。特别是要求研究人员本身必须熟悉农村经济管理与运作。这对于一般研究人员可能要求高了一点，但这是必须的。你不熟悉经济，你就无法进入，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摇摆不定。要善于移植已有的改革成果。以上表达式是作者创意的数学表达，未经严格的数学意义上的演算。相应的支撑，我在拙文《我国城乡体制改革的几点非传统思考》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分析。在《走进去，发展一方水土》已列出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的改革路线图，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新体制的工作重点在于抓两头，顾中间。一头是应对农村，农村是最根本的短板。不仅仅是扶贫，而是全面的欠缺。四化同步，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文化、社会等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欠账，所有这些都需要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予以扶持。全国有3.5万个乡镇，按每个乡镇投一个亿，共3.5万亿作为国家股份撬动整个农村市场，这个投资是良性的。这个投资计划实施越早越好,晚了先前投的4万亿或许就真的打水漂了。有了农村市场，又有了3.5万亿投资，县（区）乡政府的企业化转型就有了用武之地，这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这样有十年时间，农村大局就基本定型了。另一头是应对国际上的挑战。未来中国最大的舞台在于全球一体化。中国成为全球经济老大，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只是时间问题。这个信心必须建立在国内高效、畅通的行政管理体制，经济充满活力，人民生活富裕的基础上。我国经济社会运转必须像机器那样精准。关键是农村必须具备企业化、半军事化的体制基础，此举将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很好的消除不确定性作用。农村也必须能够做到在关键时刻抓得住、应得急、用得上，这样才能抱团闯国际市场。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抗争必将长期存在，毛泽东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者没有调和的余地。全球化为中国搭建了可以充分施展能力的国际舞台，中国走到了这个舞台的中心，与世界强手同台竞技。未来这种“群狼共舞”的丛林法则是强者为大。平时不时出现的小的摩擦、撕咬将不可避免，只有自己保持足够强大，群狼之间才能维持一种动态的臣服“零博弈”。“顾中间”在于融通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县以上政府部门的改革改组。
二、必须做到两个“百分之一百”
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的作用讲全了，讲透了。但政府的作用没有讲全讲透。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必须讲全、讲透。现在，理论界有一种放大市场作用，压抑政府作用的倾向，这不合乎中国的实际，也不利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我们的行政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年代，甚至与民国以前的体制没有多大的差别。因此，在体制设置上，有些方面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下大力气加以改进。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掌握资源最多，能量最大的政府，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与之相适应，也构建起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普遍不是很高。现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项目都是由政府来完成，高速公路、高铁划到哪就做到哪，不声不响就做出来了。所以说，在目前市场低迷、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来提振经济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现在不少学者批评政府对市场过度干扰，管住政府看得见的手，放开市场看不见的手。认为政府主要发挥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限作用就可以了。也有的人说“政府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等等，类似的提法还有很多，不一而足，大家似乎都在玩概念。实际上事情往往要复杂得多。以前我们注重吸收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为主。现在资本主义的作用已经到头了，就应该转移到主要地依靠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同时，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我们就不敢越雷池一步。学者们提倡的“小政府，大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然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在中国则不然，因为中国发展是赶超型。为什么中国政府可以搞很多企业、行业？因为我们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政府手中掌握有巨大的资源，我们的政府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基层政府直接参与构架微观经济存在许多有利因素，可以以较低的制度成本（理论上制度成本可以降为零），更直接有效、不留空缺地整体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个不留空缺很重要，中国作为犹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如何成功解决一些国际性历史性难题，如黄赌毒黑等问题的解决树立榜样。在当今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特殊环境条件下，实现经济社会刚性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将县以下基层政府推向市场，构成市场中最大的主体，形成上级政府当裁判员，基层政府当更为理性的运动员。也就是说，市场作用要做到百分之百，政府作用也要做到百分之百。县（区）乡政府的市场化、企业化改革集中了公社化强大的政治组织动员力和乡镇体制的市场活力，很好地衔接了建国以来的社会沿革，为中国经济走出当前的软疲，既而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提供强大的、高效率的体制基础。这将大大加快农村市场的成长与发育，有效消化当今业已存在的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全面提振农村市场进而带动整个中国市场，使经济回归高位增长。同时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一个缺口。县（区）乡历来都是吃财政饭，现在还能提供税收，这是很大的社会进步，中国的发展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韧性、后劲和抗摔打能力都大大增加了，真是想不发展都难。这是中国所能使出的最后的杀手锏。
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改革处于临界状态
建国以来，我们的体制一直处在变革之中，先是师从俄国，后来从欧美引进，到目前还未形成适应自身实际的体制。公社化集体组织能力很强，却忽视了社员群体的活力。乡镇体制发挥了农户分散经营的活力，但是集体经济却处于战略溃退，两者都走了极端。既然县（区）乡体制存在严重缺陷，为什么我们却获得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基本方面的判断，前十年是由于农村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全面影响，第二个十年是实行市场经济，第三个十年及后面的几年是推进城市化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影响。第三阶段是我国发展最快、技术含量最高的。但是，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作用进入后期，其支撑作用正在逐步减弱，经济增速回落在所难免。而体制不顺形成的掣肘作用愈加明显，行政效率低下，为官不为，贪污腐败蔓延，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等等。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顺理经济社会关系，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才能提振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状态。农垦体制的成熟与定型，不由得让人的眼睛一亮，“在关键时刻抓得住，用得上的重要力量”，这是中央对农垦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长期裹足不前的县(区)乡体制改革打开一扇窗户。
农垦是代表政府意愿的国有企业，具有政府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农垦是城市也是农村，处于城乡的结合部。解决“三农”问题，可以从农垦找到全新的答案。农村“四化”同步如何实现，农垦就是原型。那么多的改革标的集中在一个部门，这是十分难得的。一些大的垦区改革发展的案例，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全可以覆盖县(区)乡的改革。推行基层政府的企业化、市场化改革，对国家的影响作用将是全方位的。尽管这样，并不能说农垦的改革发展已经十全十美，农垦仍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充分发挥农垦对县（区）乡企业化转型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意义十分重大。这对于解决农垦自身的问题也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当今，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受到西方一些国家的极力延阻，还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或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一会儿站在这边，一会儿又站在那边。台湾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去中国化越走越远。对于这些方面，我们既要引起高度重视，但又不必很在意，关键是把国内的事情办好。过去我们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现在我们应立足于“求其在我”。反观当前的改革，我们的重点并没有找准，以往的改革仍然没有跳出原有的体制圈子。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多年来的体制存在重大缺陷。这种体制上存在的缺陷，这种耽误太久了，其耗费是极其惊人的，其负面效应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在短期内是难以完全消除的。目标不明的深化改革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使改革产生许多变数，经济持续回落。这种外部的巨大压力与内部相对空虚形成的逼迫日益加重，推进县（区）乡政府企业化、市场化改革已处于临界状态。这种临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说到临界，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原子弹的结构。在平时状态下，原子弹内部两块小于临界体积的铀235被分隔开来。原子弹被引爆时，爆炸物将两块小于临界体积的纯铀金属压到一块，铀235体积超过临界体积，原子弹爆炸。农村基层政府的企业化、市场化转型，其效应不亚于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效应。现在是缺乏引爆这样一个小的事件的发生。其次是，当外力作用小于物体固有的承受力时，物体得以保持平稳状态。当外力继续加大到超出物体固有的承受力时，物体即发生全部或局部的不可逆形变。这种临界状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法律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艰难曲折、浴血奋战建立起来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当家作主。宪法予以人民至高无上的权益。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上的不匹配、不完善，造成社会上腐败现象普遍严重发生，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人民屈从于强权资本，主仆关系颠倒，人与人的关系被严重扭曲，形成一张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唯利是图的社会关系网。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被写进宪法，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从农村撤出，集体经济全面溃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长期建立不起来。分有余，统不足，甚至一分了之，农村呈现一盘散沙状态。当前这种法律上的虚位是造成农村短板的根本原因。必须充分正视这些问题，完善我们的体制机制，夯实体制基础，使经济社会回归快速健康发展轨道。
二是结构错位
中国普遍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与体制结构上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因此，反腐固然重要，制度建设更加迫切。现在我国的体制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相当普遍。从政府到政府，中央、地方、基层三级政府光溜的一插到底。国有、集体经济经渭分明，这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棵大树分为树冠、树干、根部，没有树干光溜溜插进泥土的大树，必须得有根部、根群起固定和吸收营养的作用。这就是基层政府企业化、市场化的生物学特征。
农村基层政府企业化、市场化，与农村集体经济相结合，形成全国最大的国有、集体混合经济体和蓄水池，起经济发展主渠道作用。现在政府鼓励“双创”，这是必要的，但是仍缺乏主渠道作用。这个长期被忽视的市场主体一经建立，与原有的国有经济、非公经济、合作经济和外企共同构建起世界上最庞大、最完整、效率最高的网络经济结构。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之根本所在。过去，国家发展主要依靠政治人物的推动，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要从人治走向法制和制度治理，这是国家获得长久和可持续发展之根本所在。
三是市场空位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对于工商资本下乡是有所限制的，因此，当前工商资本在农村尚处于羽翼未丰阶段。三权分置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资本的诉求。以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工商资本下乡也是有所限制的。即使目前国家政策允许工商资本下乡，依照国际惯例，工商资本或许需要在农村打拼几十年才能定型。但目前这种势头异常迅猛，一些工商业主挑肥拣瘦，捡好地弃差地，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当前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发展迟滞，这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单个项目经营普遍利润低微，往往需要通过多项目综合利用才能获得可观的利润，这对于初入行的工商资本是很大的考验。很多率先进入的根本赚不到钱，需要国家补贴才能勉强度日。有的则以农业之名，行非农之实。应特别警惕一些无良工商资本下乡，目的是为了套取国家资金。当下，尽管优质环保生态农产品、传统农业产业改造升级等市场广阔，但是社会资本投资这些方面的积极性并不高，或者缺乏产业视野。一些属于冷门，但又是民生之必需的行业根本无人问津。如垃圾的资源、环保利用，这对于改善民生和环保意义十分重大，往往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是直接效益却处于微利与亏损状态，造成市场空缺。还有类似于由谁来种田等问题，其实由谁来种田的问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中国历来都不缺乏种田人，问题只不过是出在体制方面。农村是发展的主要短板，国家需要快速提振农村市场来消化产能过剩，抗衡外来风险。而此时社会资本大多都处于观望状态，你要发展，他无动于衷。你干，他不干，一大摊的事情就耽搁在那里。怎么办？通过基层政府的企业化、市场化转型，既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能迅速提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旧体制薄弱，我们应在农村构建起全新的体制，以此加速旧体制的瓦解，从而构建起全球范围效率最高，更安全、更生态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这是农村市场所能提供的筹码。这也是当今科学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是中国最大的实际。
农垦在农村打拼了几十年，在推行全要素经营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农村，现在任何的工商资本比起农垦都未形成可比关系。吸收农垦改革发展的成果，推进基层政府企业化，这对于全面掌控农村市场，防范农业风险，降低制度成本等等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的条件。中国不走日、韩和我国台湾维持小农的模式，也不走欧美式大农的路子，而是走我国农垦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
高起点建立全国首个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改革试验区
当下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分紧要的历史关口，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国家取消工商资本下乡限制，按照国际惯例农村正在接受工商资本的改造，农村或许要经过几十年来回折腾才能稳定下来。另一条路是，实行县（区）乡政府企业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政府企业集团的推动与引领作用，实现农村超常规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四化同步，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显然，中国只能走后面的一条路。现在中央出台的一些改革举措，经过旧体制的折中到最后落地，很大程度上被打了折扣。建立一个受旧体制影响较小，能够按照预设高起点、高水平实施的改革试验区，给面上的改革树立标杆是十分必要的。上思县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改革张力小，十分适合进行高起点的改革试验。改变传统社科研究大水漫灌的做法，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精准滴灌。大水漫灌消耗的资源多，有的泛滥成灾，有的却要枯死。精准滴灌消耗的资源少，却能把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文章前面已经说了，只要突破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这个难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可以逆势上扬。这是大战略。县（区)乡实行企业化、市场化运作，对于习惯于行政管理的县（区）乡领导一开始可能不太适应，但是对于农垦的领导却是轻车路熟，左右逢源。这里主要是观念上和管理上的问题，是战术问题。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具体如何运作，农垦就摆在那里，有现成的参照系。上思县是笔者工作所在地，在长期的课题研究中，一直以上思县作为课题研究实施对象进行构架。具体如何运作布局，我在专题文章中已进行阐述，或者由集团和有关方面专家共同决策都不成问题。在这里就不打算展开来谈了。下面继续就“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的改革试验谈三点看法。
一、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是农村基层管理体制的补充与完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机制”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但是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统一经营层次由于缺乏经济基础长期处于缺位状态。这是农村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在产业化、专业化、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原先的“统一经营建立在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体制设计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的今天，我们不能抱着“木已成舟”的定势思维而故步自封。县级政府掌握巨大的行政、组织、财政等资源，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层政府所没有的。通过对县（区）乡政府与农垦（准政府）进行类比不难发现，县（区）乡实行企业集团管理比起农垦更具优势。县（区）乡政府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型向行政经济管理型的体制转型，这是很大的社会进步，也是我们的体制优势所在。确立县（区）乡统一经营地位，与农户的分散经营相结合，不动摇原有的家庭承包基础，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机制得以确立与完善。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与我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有关，而与自然地理、社会环境条件无关，具有可复制性。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尚未具备西方福利社会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发挥体制优势，通过基层政府企业化运作，全面提高县域农村组织化程度，大力扩展全产业链，通过组合改组挤出附庸于国家基建投资项目的私人资本。现在基层政府与私人资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必须予以取缔。适当缩减政府财政开支，尽最大努力促进全员就业，提高员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使我国基尼系数迅速恢复到合理水平。通过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员工生产技能，凭着企业集团良好的信誉抱团走向国际市场，拥抱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有这些，都是立足于长远，同时解决好当今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性工作，要以体制形式给予定型下来，把软要求变成硬约束。也只有实现农村社会员工化，真正赋予员工主人翁地位和监督职能，改变企业领导人由上级任命的传统做法，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从体制上形成对企业领导人的民主监督，从根本上防止腐败产生。
二、建立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效、有序、顺畅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应有之义。在中国，经济学成为独立的学科历史很短，除了学习人家的东西，很少有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言必称西洋的现象比比皆是。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改革，其直接目标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被动局面，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改革的重点。反过来，要以政治体制改革带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体制改革。而不是目前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带动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体制改革的做法。与以往的改革不同，它是通过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以体制本身的动力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运行。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改革，实质上属于科学管理的范畴。科学管理的特点是通过对管理对象的优化组合与调配，以很少的投入或不投入即可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根据当前我国的国情，相比于科学技术，科学管理更值得研究。这对于改变我国的粗放型体制机制向集约型、效益型转变，提高国民经济运行质量其意义更为重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与之相适应的有效的体制机制不仅是当前深化改革迫切的任务，这也是经济学不断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需要经济学人不断的艰苦付出。当今，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基层政府市场化、企业化改革为这些方面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舞台，智慧城市、智慧企业、智慧农业等将变得更加智慧。时下人们对于公社化的大一统往往比较排斥，但是公社化的一些做法却以另一种形式悄然在我们身边获得快速发展。避开那些浮夸虚假的成分，比如大饭堂，在食品产业化发展中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在全产业链经营理念指导下，即使在县乡村屯建立公共食堂也不是没有可能。“小”字当头显然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发展趋势。如何在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方面取得突破，这才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最重要最紧迫的课题。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细微构架，必须扎根于热火朝天的经济社会实践，捕捉政府一企业联结的核心部件。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敏感就无所作为，要敢于对旧的县（区）乡体制敲一锤，建立科学高效的新的农村管理体制机制，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四十年农村改革，如今迈步重头越。实行县（区）乡企业集团管理，这是由中国国情与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所决定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考量。“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最后的斗争，让我们团结起来到明天。
三、以“双轨制”推动上思县县乡政府企业集团管理的改革试验
从有关报道获悉，目前上思县扶贫资金有十个亿，上思有八个乡镇，比我提出的“一乡一亿”财政支持计划还多出两亿元。目前上思县扶贫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产业化，而且大多集中于农业、畜牧业等第一产业。有没有十亿元扶贫资金的真实性暂且不论，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即使是“一乡一亿”的财政支持计划也是有可能的。集中使用好扶贫资金，使用好“一乡一亿”政府转型赎买钱，实现经济发展，体制顺畅，社会进步的多赢。上思县“县乡政府企业集团管理”改革试验通过国家立项，采取双主体运作的“双轨制”，一是以县乡政府为主体建立专门运作机构。二是以国家农业部农垦局和有关方面专家组成攻关小组为主体，由广西农垦具体对口支持运作。建立联席运作工作机制，共同商议建立与管理好产业群，确保项目产业全面取得成功。待项目产业群运作成熟，政府机构转型到位后，再过渡到由政府企业集团单轨运行。
先期投入一亿元，启动叫安镇平江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区域农村企业化、城镇化管理的改革，实现叫安镇政府经费自给运行。笔者于2004年就已经形成了该区域的产业策划，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案。与此同时，开展对县域的产业化构架、项目立项与评估等前期工作。
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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