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约道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李昌金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学习《塘约道路》的热情持续高涨，并且各地都跃跃欲试想要复制塘约模式。《塘约道路》火遍全国，与这本书得到某位中央领导和某些权威机构的肯定高度相关。塘约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这个故事触碰到了国人内心里的某种东西-----对人民公社的怀念和对集体主义、共同富裕的向往。“大同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梦想，上世纪毛泽东带领亿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曾让国人相信这个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然而，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让国人的这个梦想嘎然而止…… ！《塘约道路》的问世，又一次点燃了国人心中那个存在已久的梦想。于是，人们把最美的赞歌、最美的词汇献给了塘约人：新时期的大寨，“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中国农村改革的方向……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轻信《塘约道路》中那些未经证实的故事，也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作者王宏甲先生赋予塘约故事的伟大意义，包括权威人士、专家学者所给出的一边倒结论，当然，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加入到无限吹捧的队伍。“欲求真理，先求真相”，人们需要了解真实的塘约村，需要明白书中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需要知道作者告诉了我们什么和作者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一、内生动力还是外生动力？

“内生动力”是《塘约道路》书中最打动人的关键词，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亮点和卖点，因为它关系到塘约之变的性质。作者王宏甲先生告诉读者，塘约之变源自“内生动力”-----以左文学为支部书记的村两委，在大灾之后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村社一体”合作社，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使塘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给了一点点东西（水泥、钢筋等灾后重建物质）。”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真的那么吝啬，只是给了这么一点点东西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2016年12月16日，由中宣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党建网”刊发了一篇题为《贵州安顺塘约村：探索新模式，破解四大难题》的文章，该文总结了塘约之变的四个主要做法，在“深化农旅融合理念，‘四轮驱动’美丽乡村建起来”的小标题下，有这样一段文字：“按照农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整合农业、扶贫、水利、发改、交通、财政等部门资金6400余万元，贷款资金1420万元，规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产业扶贫项目、美丽乡村建设项目23个。短短28天时间，完成171户房屋景观整治、乐平镇至塘约村直线大道建设、小屯田至塘约平桥河道治理等项目。投资1170万元，与青岛共建380亩的蔬菜产业示范园，力争形成育苗、示范种植、果蔬观光和冷链物流为一体的种、赏、藏、销体系，走出具有平坝特色的现代山地农业发展新路子。2016年，争取到国开行5000万元的产业扶贫资金注入塘约，为全村农业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同时，与北京专业公司合作，制定塘约村20年总体发展规划，聚力打造水上乐园、山体公园、农家旅社、示范农田等。”

2017年6月20日，“人民食物主权”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劝君少赞塘约村——读〈塘约道路〉、走访塘约村的思考》的文章，作者署名为秦永利。该文在描绘了一番塘约新景之后写道：“对照之前的旧照片，大家齐声赞叹：“变化真是翻天覆地”！然而，随着调查走访的深入，我们了解到一些《塘约道路》书中未提到但涉及塘约起步发展性质的重要信息，使我对塘约有了新的认识，对塘约的发展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塘约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输血、精准扶贫的个例，不是自力更生走集体化道路的模板。下面有一组由塘约村合作社理事长丁振桐给我们提供的数据：1、由政府提供5400万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内道路资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资的（这个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农户自己也要出钱----笔者注）；2、由政府出资101万元购买各种蔬菜种子，扶持塘约农业生产起步；3、塘约有150亩闲置水塘，政府出资30万元购买莲藕种苗。仅以上三项合计，由政府出资扶植资金共5531万元。丁理事长说，这些款项全部到位，没有被挪用或贪污。”

2017年5月18日，“乌有之乡网刊”网刊发了一篇题为《塘约之变冷热观——乌有之乡赴塘约村参观学习纪实》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崔鸣。该文介绍了5月13日“乌有之乡”组织30多位左翼网友前往塘约村参观学习的情况。这些人参观特别认真，他们三五成群走访了村民，进行了详细调查，然后在塘约村召了开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表达了对塘约村很多问题的看法，例如来自湖北荆门的陈永培老师总结说，来塘约村之前是心热脸也笑，参观完塘约村之后是心还热但笑不出来了。最后他们总结了塘约村存在的14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有的农户住500平方米的两层小洋楼，有的农户还是住矮小的平房，只是表面上因外墙和房瓦都是国家出钱才显得一致。”

笔者也亲自听过一个县委书记参观回来后说，塘约之变在根本上仍然是输血式扶贫。那么，塘约村到底得到了多少外部援助？笔者对上面“党建网”上那篇文章所列资金进行了汇总，结果是塘约村得到的外部援助资金累计高达13，990万元，也就是差不多1.4亿元，如果把这些钱平均分摊到塘约村每一户和每一人，结果是户均 15.19 万元，人均4.12万元。有这么多钱砸下去，哪个地方不会被砸出一个大坑来？如此，书上说的“塘约村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到4000元提升到1003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202万元。”这其中有多少自力更生的成分？还有意义吗？更重要的，政府给塘约村那么多钱统一购买蔬菜种子、莲藕种苗，还有投入那么多资金的23个项目，你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建一个合作社，再分成若干专业队，那么多事怎么干啊？因此，与其说是水灾倒逼村里建合作社，不如说是政府扶持倒逼村里建合作社。

二、周书记去塘约村11次都带去了什么？

左文学说市委周书记去了塘约村11次，那周书记去塘约村这么多次给塘约村带去了什么？书中没有详细介绍，不过，但凡略谙中国官场“游戏规则”的读者都能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处处感受到周建琨-----一个地级市委书记给塘约村所施加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显然是全方位的，不过，最为重要的一个是给钱，这个在上节已说过了，另一个是给政策，就是给塘约村特殊的政策，这个特殊政策可理解为“放权松绑”，通俗一点说就是“别人不能干或政策不让干的事你可以干”。

“七权同确”。2014年10月，安顺市农委把塘约定为全市深化农村改革试点村。塘约村开展的“七权同确”与由农业部主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土地确权完全不是一回事，塘约村土地确权的方式方法完全由两委和村民说了算。从书中记载的情况看，塘约村“七权同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土地面积不准、四至不清以及违规侵占集体土地等问题。塘约村土地确权最直接的效果，一是收回很多被个人侵占的集体土地，收不回的进行了处罚，二是多量出3289.5亩土地（以前只有1572.5亩），仅此塘约村每年就能多从国家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30多万元。对于多出土地这件事王宏甲先生似乎很兴奋，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殊不知，多出土地未必是件好事，关于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有兴趣者可在网上搜索笔者的另一篇《一位基层干部的呐喊：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文章阅读。

红九条与黑名单。村规民约全国都在搞，但绝大多数都是走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很少，因为不敢采取惩罚措施，但塘约村就敢定惩罚措施：“危房改造，低保评定，都不考虑他了。孩子出生上户口，银行存折丢了去挂失，身份证丢了要补办，凡是要村里盖章都不盖。”塘约村不仅敢定而且敢执行：“一个残疾低保户因不交卫生管理费，村里停了她每月230元的低保费。一户农民儿子考上大学，到县城去办了二十多桌酒，村里把他拉黑，这期间，上面下来的危房改造补助，原本可以给这户农民8000元补助，被取消，给了别的农户……。”这些事如果不是发生在塘约村，不是写在《塘约道路》这本书里，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些被惩罚的对象天天上访闹事，乡村吃不了兜着走，上级要把你整死；如果是被记者在网上曝光，公知大V要把你搞臭，说你公然侵犯人权，说你是法西斯暴政，如此，就算侥幸躲过上级追责没整死你，网络舆论也会把你搞死！

本村工程自己干。塘约村得到政府及有关方面那么多援助资金，这些资金被分成23个项目，那么这些项目是如何实施的？其中的工程项目是不是走了招投标程序？《塘约道路》并没有具体说明，但从书中介绍的情况看，这些项目应当都是由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在干。根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建设工程项目都是要走招投标程序的，实际的情况是，国家安排到农村的工程项目本村村民是做不到的，必须经过招投标程序，中标者大多是外县外省有资质的单位，而外县外省的中标者一般不会亲自来做，他们通过层层转包，最后还是当地人在做，但经过层层盘剥，工程质量可想而知。在村民家门口、事关村民切身利益的工程项目，本村村民做不到，不仅做不到而且连话都说不上一句，工程监督、工程验收等都是与工程受益方毫无关系的人在把控。如此，国家每年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农村搞民生工程，但最终农民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三、“受灾的不止塘约”，为什么塘约得这么多？

2014年6月3日，贵州省安顺市多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受灾的不止塘约”，为什么只有塘约村得到那么多的援助？塘约村受灾严重，这肯定是一个事实，但让周书记对这里高看一格、厚爱一分肯定还有其他因素，在此笔者不揣冒昧，试着分析分析。

塘约村有一个很牛的村支书。左文学这个人不简单，有文化、有思想、能干事，爱读《古文观止》。试想，如果左文学是一个大老粗，听不懂周书的话，不会接招，领会不了周书记的意思，不会干事，那周书记还能相中这个地方吗？左文学不仅能听懂周书记的话，甚至连弦外之音也听得分明，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一个市委书记、一个村支部书记，两人心领神会、一拍即合。“兵强强一个，将强强一拨。”除了左文学，塘约村其他村干部也不赖，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里村民的素质也不一般，塘约妇女一句“先帮我们修路！”让周书记十分感动。因此，那段时间在周书记的心里一定会升起这样一个念头：这个地方或能干出一些不同凡响的事情来的！

塘约村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网上资料显示：塘约村距乐平镇3.5公里，距平坝区城区15公里，市城区36公里。《塘约道路》书中记载：塘约至乐平镇公路修通后，从塘约村到乐平镇只需5分钟，到高速路只需7分钟，可直通安顺和贵阳。在村域内有山有水，又有种植蔬菜的传统。在全国乡村旅游业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周书记显然注意到了，塘约这个地方正是打造乡村旅游的理想地。于是，一个集灾后重建、乡村旅游、农村改革为一体，既能造福塘约人民又能打造改革样板的大计划，在周书记的脑海里慢慢成形。由此，笔者想起了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郝堂村，这个村的地理位置和塘约村类似，经过中国乡建院的打造，几年前已成为全国“最美乡村”、豫南乡村旅游新典范，日日游客爆满。

塘约也许原本就不是贫困村。塘约村曾是国家二类贫困村，不过，笔者对塘约村这顶贫困村的帽子来历相当怀疑。一个紧靠省市区三级城区的地方，各方面条件都不差，怎么会是贫困村呢？这不由让笔者想起几年前网上盛传的一条消息，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后，地方领导大喜，于是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笔者的怀疑在《塘约道路》书中得到了印证，该书中在介绍塘约村为什么要制定“红九条”时，有这么一段话：“左文学做过一个调查……最后那个数据是，仅滥办酒席一项，塘约一年吃掉将近3000万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塘约村平均每户一年办酒席吃掉3.26万元，平均每人吃掉0.88万元，这样的消费水平还是贫困村吗？读者都算算自家帐看看，有几个能达到这个消费水平。更让人不解的是塘约村2014年之前人均年收入不足0.4万元，怎么人均办酒席吃掉的钱竟然是收入的两倍？这钱是哪来的？到底哪个数字是真的？

四、真实的塘约经验给我们什么启示？

当我们拨开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塘约村之后，是不是说塘约经验就没有任何意义呢？是不是说《塘约道路》就要全盘否定？笔者认为不是，因为尽管塘约故事没有《塘约道路》书上说的那么好，也很难成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更难以复制到全国，但塘约故事依然不乏精彩之处，依然可以带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启示。

首先，打破桎梏，还政于民。在塘约之变中，有一个十分有趣又十分严肃的现象或者说问题，为什么周书记给塘约村“放权松绑”-----“别人不能干或政策不让干的事你可以干”，就能够激发当地干部群众的创造热情，促使他们进行有效的村庄治理，解决多少年解决不了的顽症？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说政府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在一定程度或某些方面是无效的？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某些现行的农村政策已经不起作用甚至在起反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成了真正的“反作用”）？笔者认为，反思这些问题并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这才是塘约经验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换一个通俗表达方式，就是既然给塘约村“放权松绑”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不把这种“放权松绑”的做法推广到全国69万个行政村呢？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我们曾经改革掉的某些东西，换了一种形式又悄悄回来了，重新成为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某种桎梏。因此，改革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应当成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笔者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中央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的重要议题。

其次，组织起来，抱团发展。农业的出路在于合作化，国内国外莫不如此。塘约村探索以农民承包地入股的方式，再次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经营，并且成立了完全由村两委管理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有点接近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塘约村的这种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塘约村的这种合作社对于塘约村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灾后重建任务，或许是非常有效的，但在完成了灾后重建项目之后，是否仍然有存在的价值并且具有成长性，定人怀疑。对此，市委周书记心里也没底，《塘约道路》书中记载了周书记说的一段话：“我也在想，塘约的红旗能打多久？其他村怎么摆脱贫困？塘约的路子，究竟有没有生命力，有没有成长性？”其实，周书记担心的问题一直就存在，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是“组织成本”问题。30多年前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人民公社解体，30多年后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从现在情况看，发轫于东亚及台湾地区的综合农协，似乎更适合现在的中国农村，近年来，我国一些机构和基层干部群众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综合农协的本土化探索。例如，中国乡建院以内置金融合作社为切入点的系统乡建风生水起，已成功打造了多个系统乡建的样板；山西永济蒲韩合作社，不要政府投一分钱，没有一句高大上口号，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小事入手，是真正激发内生动力，表现出了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

其三，选好书记，配强班子。村支书对村庄发展的作用，在塘约故事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塘约道路》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左文学个人情况及其在塘约村发挥的作用。不过，过分夸大左文学个人的作用或有违事物发展规律，在塘约发大水之前，左文学也当了十多年的村支书，一定也按上面布置做了大量包括党建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但怎么就干不出什么明堂呢？因为，村支书个人作用的发挥也是有条件的，他或她需要机遇、需要贵人相助、需村民配合，总之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再说了，全国像左文学这样的村支书一定也不少，但他或她因为没有塘约村那样的机遇，也终究成就不了“xx故事”。在笔者的印象中，近一二十年来，各级对党建工作的重视可以说到了极致（尤其是基层党建），因此耗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但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党建工作是一项“功夫在诗外”的活，你看看战争年代有党建工作、有党建办吗？党员的一言一行就是党建！

其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大寨梯田、林县红旗渠等为代表的自力更生和集体主义精神，曾经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奇迹，继而改写了中国农村的历史，这种精神鼓励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但改革开放后，这种精神大大削弱甚至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等靠要思想，哪怕是家门口修一条小沟也要打报告向政府要钱。《塘约道路》并没有记载多少塘约村农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光辉事例，仅有的是修那条从塘约村到乐平镇的那条公路，政府出水泥、柏油等材料费，塘约村出人力。这条路修了28天，“男女老少齐上阵，每天干到午夜，而且自带干粮，85岁的老党员扬进武也来了……”终于，一条宽8米、长4公里的柏油路修成了。尽管只是这么一点，但仍然是百花园中一点红，应当报以掌声！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黄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