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达康书记”肯定“拆出一个新中国”说开去……

李昌金

     这篇由感而发的东西是在我离开家乡前两夜写的，发完这个我就要离开宜黄、离开江西，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去全国各地，继续三农的调查研究，践行自己“不忘初心、矢志前行”的承诺。

      在充塞荧屏的抗日剧、宫廷剧、间谍剧早已令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尤其是剧中的陈腐气息让人大倒胃口之时，一部55集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横空出世，犹如一股清泉、一股春风，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就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组织创作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该剧凭借其话题敏感的大尺度，直揭官场潜规则等，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

      我已好些年不看电视连续剧了，因为感觉现在的电视剧大多粗制滥造，不是演技太差，就是故事太假，看后感觉很无聊，甚至有受骗上当的感觉，一点也找不到小时候看电影的那种感觉，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当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之后，身边的人很多都在讨论剧中人物的时候，我仍然不为所动。不过，最近近半个多月来，大概有十多位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同学、同事，还有网友等，通过电话、微信等我说起同一件事，这就是电视剧里出现了“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影子，更有为我那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正名的台词，开始我也没有在意，管它怎么说呢，但说的人多了，终于还是在电脑上点开了《人民的名义》第六集，看看电视剧里到底是如何说的。

      《人民的名义》第六集前面一段，有一个“京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上，市委书记李达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了有关拆迁的问题，我想应当就是这个了，于是我通过反复回放的方式，把这段台词记录下来了：

    女记者提问：西方媒体报道说，本市“一一六事件”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说我们是拆出一个新中国。

    李书记回答：中国现在主要矛盾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就拿大风厂“一一六”事件来说吧，这是我市两家企业的股权纠纷，这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会发生，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是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那么也就是处在矛盾的集中暴发期，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矛盾，就回避、就不发展吧。

    男记者提问：李书记，请回答，你是如何看待“拆出一个新中国”？

    李书记回答：我倒觉得，拆除一个旧中国，没有什么不好吧！不拆掉一个旧中国，怎么能建设一个新中国啊？不过，我认为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不够公道、不够厚道！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国家高速发展带来的实惠和方便，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成果，视而不见、指手划脚，甚至是造谣诽谤！

      在此，我想对“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作一简要回顾：2010年9月10日，我县发生了一起因拆迁而导致的自焚事件，最后导致一死二伤的结果。由于媒体的持续炒作，这一事件很快上升为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尤其是在发生了所谓的“机场截访”和“抢尸”之后，事件再度升级。在10月10日这个“双十日”，也就是在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满月的当天，宜黄县委书记和县长被双双免职。10月12日，我“慧昌”的笔名写的一篇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此文在“财新网”首发。

      这篇被媒体称为“宜黄来信”、“宜黄投书”或“强拆发展观”的文章，一上网便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有网友甚至用“大讨论、大讨伐、大传播、大流行、大时髦”来形容，尤其是文章中那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更是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因此引发的一场关于“拆出一个新中国”的大讨论，包括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电视媒体在内的几乎所有媒体都参与了关于“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讨论，各种评论文章不断出现在各大网站、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电视上。

      我在《透视》一文有这样一段话：“当大家都在对依法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这段话是不是与李达康答记者问的那段话很相似呢？

      关于“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讨论持续了好几年。2013年5月，也就是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发生两年之后，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就宜黄事件对我进行了专访，专访文章《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再一次引发社会各界对“拆出一个新中国”问题的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张天潘、令狐补充、孙旭阳合写的《“拆出一个新中国”之辩》，该文发表在《时代周报》和《领导文萃》上，上网后被大量转发。

      《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无疑十分清楚“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也理解我的那篇被人民日报称为奇文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当然，更理解这场关于“拆出一个新中国”的讨论对工业化、城市化下中国发展的意义。正如凤凰卫视名嘴何亮亮在《时事开讲》节目分析“宜黄来信”时所说：“（这句话）至少一部分是真理，是对的，就是事实。”编剧周梅森显然是想通过剧中人物-----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之口，告诉世人一个简单而重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何亮亮先生的那句话。

    由“市委书记”肯定“拆出一个新中国”，我想到了另一个更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这就是农村政策问题，“市委书记”在拆迁问题乃至强拆问题上，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但在其他农村问题、农村工作上却未必能保持清醒头脑，当然，头脑不清醒的可能还有“省委书记”、“涉农部长”……就拿本人前不久写的《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江西省K县农村土地确权再调查和再思考》一文来说，这篇文章比较准确和客观地反映当前全国土地确权存的普遍问题，因而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和广泛认同，但是，高层涉农研究和决策机构里的官员和学者似乎不为所动，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官员和学者听不懂、听不进基层干部群众发出的声音呢？

      由此我想起了前不久我与一位网友的聊天，我的两篇拙作《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和《不忘初心、矢志前行------我的辞职感言》在网上贴出后，有不少网友通过各种方式与本人取得联系。其中山西省某市一位乡镇党委书记通过我的新浪博客与我联系，在互加了微信之后，开始了聊天，这位网友告诉我说，他最早关注我是在12年前，他曾在县政府办工作过了5年，在乡镇工作了19年，以下贴出几段我与这个网友的聊天记录：

    网友：和您的感受完全相同，高层政策制定者确实不了解基层，许多政策接近荒唐。

    网友：关键是基层的真实声音虽然能够传上去，但是研究机构和政府相关领导很难从内心深处接受我们的思想。

    我：是的，没办法，很无奈。

    网友：包括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影响了国务院决策，最后其实也被排斥到了体制外。

    网友：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改革滞后问题。

    网友：在乡镇连续工作10年以上的，几乎不会有机会当到县委书记。

    我：是的，体制改革滞后是一个问题。

    网友：我们看到的确权登记问题，精准扶贫问题，都是表面问题，根本问题是政治体制问题。

    网友：我到现在都想不通，精准扶贫这样的政策究竟是怎样出台的！在各级领导中，居然听不到反对的声音！

    网友：考虑得多了，郁闷也多，看不到出路。

    我：无法改变就接受吧。

    网友：话虽这样说，可是您和我一样，都做不到。

   我：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大家都装傻。

    网友：装傻的是真的聪明人。

    网友：您来山西，建议您顺路看看兰考的金融试点。

    网友：有一个老师推荐我去调研学习，但是我总感到兰考县是河南省打造的扶贫盆景，没有推广价值。

    ……..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中央关于精准扶贫的大政方针没有问题，但是一些地方具体落实却存在大大的问题，一些地方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和负面影响相当惊人的，而且这些问题的后遗症将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对此各级领导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李昌平先生2008年写了一篇题为《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常青》的文章。李昌平的这篇文章首先从安徽大学三农研究中心张德元先生去云南省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研后写的一篇《感想》引发的争论------到底是“大跃进”砍树多还是承包50－70年不变政策砍的树多谈起，讲述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悖论：知识分子、城里人或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人都“天经地义”的相信50----70年不变的政策会导致山更绿树更多，而现实是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大规模砍树超过了“大跃进”。由此启发人们思考一个严肃的话题：农村政策到底应当怎样产生？

    李昌平先生的回答是：政策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政策一定要从基层来，再到基层去；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政策要先跟中国的国情接轨，再跟国际接轨；本本的东西要先拿到实际中检验和修正，再去指导实践。学者和城里人认为“天经地义”的正确，在乡下也许会“天经地义”的荒谬；在甲地“天经地义”正确的东西，也许在乙地“天经地义”的荒谬。因为生活的背景不一样，思想基础和行为逻辑起点就不一样；你的逻辑在你的生活背景下成立，在你不熟悉的生活背景下可能不成立！所以，抽象的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对于一个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者而言，除了明白理论是灰色的、思想是灰色的之外，恐怕更要明白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政策之树才能常青”的道理。不少人不深入调查，就敢于断言和决策，真以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更多的人下去调查了，就认为真理在手了，就有了发言权，其实未必！我现在有机会经常下乡调查，有的地方一年会去好几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和收获，经常会出现这一次对上一次的否定。我发现调查与深入社区生活是两码事，相对而言，“科学”的问卷和半结构访谈式的“调查”是灰色的，连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社区生活体验是常青的。有一次我去东北一个农民合作社调查，几天下来，自以为懂得了很多，收获很大。离开合作社时，交给在合作社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小谢一个“任务”（因为是我的小老乡）——写日记和分专题调查。后来不时收到小谢关于合作社的日记和专题调研报告，竟然发现我当初调研的很多“收获”不是完全真实的，有些还是错误的。我不得不承认，在对合作社能力建设的认识上，小谢比我要全面得多；在对合作社社员行为方式的理解上，小谢要比我深刻得多。这对于我这个在农村工作了几十年、并且现在还在农村做扶贫的人来说，志愿者小谢给了我一个警告——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思想之树才会常青！

      李昌平先生这段朴实的文字，道出了关于制定农村政策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这其实与毛泽东同志许多关于做好农村工作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龚云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与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专门讲述毛泽东一生是如何重视农民问题的）。但不知道高层参与农村政策制定的官员和学者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他们是凭什么做出影响9亿农民命运的决策的？或者说他们做决策的底气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希望能够引起高层决策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