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矢志前行

---------写在辞去政协文史委主任职务之时

3月31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天下午县委宣布了最新一轮的人事调整，本人榜上有名------要求辞去政协文史委主任职务的请求获批（改任非领导职务）。这就是说我37年的公职生涯将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人生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心中不平静是自然的，感觉也是五味杂陈。“三十七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望过去所走的路，不由得思绪纷飞，感慨万千……..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因为一点天分、一份努力、一次机遇，实现了“鲤鱼跳龙门”。37年前，我从“乡镇干部的黄埔军校”-----抚州农校毕业，分配到了当时的中港人民公社工作，成为了一名在当时很吃香的“公社干部”。此后一直在乡镇工作，时间长达20年，期间换了三个乡镇，工作岗位从农技员到村支部书记、农技站长，再到副乡长、副书记，期间上了两年脱产电大。本世纪初，我被调到县统计局工作，在副局长的岗位上干了近10年，2011年回到了曾经工作过两年的县政协，担任政协文史委主任至今。

作为农民的后代、作为一名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基层干部，我见证了农村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但让我刻骨铭心和切肤之痛的还是农民——-这个处在社会底层最大的弱势群体，在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与煎熬，以及造成这种状况最大原因------制度不公和政策失误。这是我为什么要以笔为武器，为三农呐喊，替基层发声，抨击时弊，捍卫真理的原因所在。以下以时间为序，把这些年来所写的文章中，若干篇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文章内容及相关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为三农呐喊，替基层发声

20世纪末的中国，以农民负担过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凸显，并逐渐发展成为影响国家基础和社会稳定的头号问题。2001年盛夏，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我必须发声！于是我在工作之余，用数月时间进行调查并苦苦思索，然后废寝忘食、挥汗成雨、数易其稿完成了一篇7万多字的调查报告-----《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想起当时写这篇文章之难之苦之累真是难以言表（那时不会用电脑没有网络，也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记得文章快写完的时候，用手抓一下头发就有好多根头发掉下来…….这个过程用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来形容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那时胆子特别小，文章不敢署实名，用了“黎明”的化名，文章写完后，我偷偷摸摸打印了十多份，分别寄往省和中央相关部门，其结果可想而知。

2002年乡镇换届，我调到县统计局工作，在单位学会了用电脑和上网。我不甘心让自己呕心沥血之作永远睡在抽屉里，2003年1月，我在新华网论坛用“风云一号”的网名把这篇调查报告以“当乡干二十载，历经沧桑，一朝开口说话，万语千言-----全景式展现三农问题的方方面面”为题发表，没想到引起了巨大反响，点击量飙升，好评如潮，随即文章被大量转发，并被众多平面媒体采用刊发。2004年，经济日报旗下的《县市领导内参》分20期连载此报告。2005年，此报告编入《中国乡村报告----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研究》一书，该书获中共中央党校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有接近中央高层智囊团的朋友告诉我，文章已进入中央智囊团及决策者的视野。

因为帖子留有我的电子信箱，因此那段时间收到很多来自海内外网友给我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些邮件有的对我的行为表达敬意和支持，有的共同探讨三农问题。十多年过去了，这些邮件的内容早已淡忘，当我打开十多年未动的文件夹，再次浏览这些来信的时候，这些信的内容仍让我十分感动，现在想想这么多年来，我为什么能够坚持写下来？这力量的源泉或就在这里。因此，我选择其中几封篇幅较短的来信贴在这里（隐去真名实姓）：

黎明同志：您好！

我是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的张**，专事“三农”研究——也就是那种常常遭人指责的所谓“专家”。看了您网上发表的文章，十分令我感动，您的分析也很深刻，足以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专家”们汗颜。我也经常下农村，您所讲的情况大多我是知道的，但象您这样有责任感、并将所思所想诉诸笔端的乡干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热切地期望我们能成为朋友、同志，共同为“三农”做点事！再次向您致敬！

张***

jxlhlm，您好！
初读了你的《调查报告》，你的胆子真大，写得真好，有水平，敬佩的同时又为你担心。中国的情况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民族劣根性的文化原因。我们不能什么都从体制、机制上去研究问题（当然要研究、要探讨）。不要奢望回到融洽的干群关系上，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但实行民选，同样又会更加动荡。关键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好办。基层动荡的原因有政府和干部的失策和错误之处，但刁民的确不可忽视。一个把志向用在崇尚暴力的民风，肯定是不会有经济发展。暴力是不允许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不用心思发展经济，崇尚暴力，会害了中国。经济成果会毁于一旦。乡干部很难，我理解；老百姓很苦，我理解。大家要多理解！中国的事才好办。
向你表示尊敬，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识分子！

致         

礼！

陈**（这位老先生是一位旅美华侨）

风云一号：你好！

说实在的，近几年我已经很少读过七十多页的文章了，就算是报刊杂志上的文章也很少认真读了，平时只是浏览一下新华网上的贴子，但你的这篇文章我是一口气读完了，而且还打下来送给我的领导和同志们也读了，有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我发信息把这个文章介绍给他们也读一读。

八十年代初，我也曾在乡镇工作过，现在调县上在组织部门还是和乡镇联系最紧密的，基层的情况也算得上了解，但对有的问题总感到既知道又不完全明白，模模糊糊的，你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全面又从一定理论层面进行了阐述，看了以后为乡镇干部能有这样的理论水平而骄傲，为有人敢为民请命而振奋，为中国现状而忧虑。我为你鼓掌！

我没有多大本事，但我愿意为老百姓呐喊，为消除时弊出力。在你为民请命的路上如需要有人帮忙，我愿意和你站在一起！

华山

风云一号同志：
自从第一天在倍可亲网上见到《当乡干二十载，历尽沧桑》一文，粗粗浏览了一下以后，我便把它存在硬盘里了。直到今天才细致地读了一遍。首先，向你致敬！我认为，文章对三农问题的分析，非常到位。虽然，我离开农村已经超过20年了，但因为生在农村，又有很多亲属目前还在农村，所以对农村并不陌生。同时，你对三农问题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的分析，有很多方面对现在的国有企业都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所谓“隔行不隔理”，在阅读阁下的大作的时候，我总是不时地感觉到是在说国有企业的事情。
《中国农民调查》我曾经认真拜读过，但比较而言，阁下的文章对我造成的冲击力更大。
如果能够在主流渠道刊发出来，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建议向《战略与管理》杂志试一试，那是一家很好的杂志。不论能否刊发出来，你的心血不会白流，请相信自己。
再一次向你致敬，并祝好！
                                                    一位网友
黎明：

我是宁夏大学机械学院的教师，一口气读完了您的《透视农民负担——来自基层的报告（

一）（二）（三）》，很是过瘾。你是真正的中国男子汉，您的文章不论是文字表述还是逻

辑结构，特别是有血有肉的素材和透彻的分析，都绝非我所见到的所谓大学教授所能及，我鄙视他们的垃圾文章——不过是些为了评职称的无病呻吟。真正忧国忧民的学者已经非常凤毛麟角了。我虽然对农村不了解，但这几年我在国外工作时却见识了那里的农民——和陶渊明描述的情景几无差别。

我任教大学目前的状况其实是您所述农村情况的另一种版本，这是我对您的文章产生共鸣的原因。学校官本位盛行，机构多的比很多小国家的机构都多，一般教师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机构。三千多职工中，教学一线教书的大约七八百人，其余全是行政和后勤人员，此外还有一千多的临时工。本科生的水平已不如十年前的中专生。

我虽然不知道您受教育的程度,但从文章看,你的实际水平至少达到了文科硕士程度,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申请论文博士,有了这个头衔,发表的东西分量会重的多，总之趁现在你精力旺盛和国家变革时期充分利用在农村工作之便,多写,写好，欢迎与您交流你感兴趣的任何话题。

如有空请回信，愿与您交朋友。祝春节愉快

宁夏大学机械学院段**

风云一号:

您的文章我已拜读，写的客观实在,切中要害,并开出了药方，但你千万不要崇拜和惧怕所谓的博士和专家，我和这类人打交道多，知道他们的深浅，他们的见识(指对农村问题的透彻了解)无法和您一个在农村工作多年的公务员相比，所以你尽管和他们叫板，以我看，你才

是鲁班，他们才是弄斧者，理由很简单----他们没有切肤之痛。另外我不认为您的工作作用不大，只要不断地做，积累多了就会产生大的影响。

陶**（这位老先生是一位加拿大华侨）

几个月前，新华网上一篇关于三农的帖子深深震撼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新闻媒体上唯一能真实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文章，也许由于我的出身是农民家庭的缘故，我偷偷地将它下载了下来，为的是在人们逐渐将它忘掉的时候，拿出来，让人们知道在农村还有这样生活的一群人……

作者:jsq（这个是当年的评论，前几天在网上搜到的）

这篇文章在网上一炮打响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在《求是》---《小康》、《经济日报》----《市县领导参阅》、《中国改革》、《三农中国》、《社会观察》、《中华合作时报》、《中村工作通讯》、《乡镇论坛》、《西部时报》、《江西农调》、《中国乡村发现》，以及一些高校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各类与三农有关的文章50余篇，有些直接发在网络上的文章也有不少。文章写多了，邀请参加各种与三农问题有关的会议、论坛的机会也多了，每年都有两三次，其中包括一些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有多篇论文获得各种奖项。在东华理工大学文法与艺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等做过小范围的演讲。2007年2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前往该中心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

抨击时弊,捍卫真理

2010年9月10日，我县发生了一件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这一事件被舆论关注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因而注定将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情况是，因为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边倒指责，公知大V兴风作浪，宜黄县政府面临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挺身而出写了一篇题为《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的文章，该文在“财新网”首发后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其形势有网友形容为“大讨论、大讨伐、大传播、大流行、大时髦”。尤其是文章中那句“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更是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凤凰卫视“名嘴”何亮亮在“时事开讲”栏目专评“宜黄来信”时，坚称“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是事实，就是真理”。此后，我又陆续写了《龙年再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新型城镇化下再思宜黄事件》（原载《时代周报》）、《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拨乱反正》、《“宜黄9•10强拆自焚事件”六周年随想》等与该事件有关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于冲破当时主流媒体对宜黄县政府的“集体围剿”，扭转舆论界由公知大V主导的、妖魔化基层政府依法强制拆迁工作，促使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13年5月，南都评论记者张天潘对我进行了专访，专访文章《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同时在网上推出，被众多网站转发，又一次引发了媒体的兴趣，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大量媒体都刊登了对这篇文章的各种褒贬不一的评论。我再次收到很多基层干部等给我写来的书信和电子邮件。我在访谈中的一些话也再次引发网民的热议（经过记者加工）：“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公众同情钉子户因为能获得道德优越感；“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没有依法强制拆迁，国将不国；“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一些农村政策是在“自毁长城”(如免除农民税费尾欠实际就是摧毁诚信道德长城)；现在各级领导以及专家学者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等。

2013年2月，新浪江西开设“名家”栏目，将我纳入其中。2015栏目调整，“名家”改成“文化”，其中设了一个子栏目“意见领袖”，仍把我列入其中。在这个栏目，我写了七八篇时事评论文章。2013年3月，江西省委常委赵智勇落马，我应约写了一篇题为《由江西反腐形势高涨引发的思考》的时评，深刻剖析了官员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包括体制问题和思想意识形态问题等。该时评在基层官员中引起共鸣。当时某市委党校正在举办县处级干部轮训班，有学员把这篇时评打印出来在全班传阅。有学员坦言：文章对官员腐败原因的分析正是我们这些人内心真实写照。

2013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如火如荼的“平坟复耕”运动遭到媒体的狂轰滥炸——被质疑有违孝道文化和丧葬文化，有学者甚至写文章批评周口“平坟复耕”是野蛮的暴政。被舆论一边倒猛批的周口市政府只能以沉默应对，在这种情况下，我站出来发声，写了一篇题为《周口“平坟复耕”考验地方治理》的文章，旗帜鲜明地为周口市政府的"平坟复耕"运动辩护，此文最初发表在由农业部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后被“观察者”等网站转发。公共舆论场需要平衡的声音，不一样的声音，给社会各界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和理解周口“平坟复耕”运动的窗口。

2013年4月，广东陆丰乌坎事件后遗症爆发。该事件肇始于2011年9月，曾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并惊动了中央。2012年2月1日，在广东省委的干预下，乌坎村进行了一次按《村组法》规定进行的选举。不知出于何种目的，一次普遍的选举在专家学者眼里却成了“标志性的事件”，并声称“这是中国农村这么多年来首次以现代自由民主的方式实现了自治……它毕竟是开启了一个先河，有了第一次，我想会被载入史册。”为教育这些幼稚和无知的专家学者、揭示乌坎事件的实质并提供解决乌坎困境的钥匙，我写了一篇题为《乌坎僵局如何解套？》的文章，此文首发上海社科院主办的《社会观察》，随后“观察者”等众多网站转发了此文章。

2014年1月，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很多单位什么都不发，这让许多公务员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关于公务员待遇的讨论随之频现各大媒体。这个时候，《时代周报》编辑约我就此写一篇时评，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禁令下的基层公务员生态》的时评，此文上网后迅速引爆网络。该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在网上广为传播：如果以完成的工作量和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公务员的待遇，那么公务员的待遇是高的；在机关里，每天8小时满负荷工作的人很少，绝大多数人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工作就足够了，再形象一点说，把县里的机构和人员砍了一半，也不会影响政府的正常运转。

2014年6月，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被调查，新浪江西“名家”栏目约我就此写一篇时评，于是我写了一篇题为《苏荣落马后“一大四小”绿化工程如何收场》的时评，该时评并被推荐至新浪首页，点击率创“名家”栏目的纪录，此文在江西官网----大江网论坛点击率也超10万，评论120多条。该时评在江西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尤其是文中对江西历任省委书记的评价得到普遍认同：建国以来，江西有三位省委书记在人民心中有位子，江西人民会永远记住他们，他们是：邵式平(刚解放时江西不落后全国，南昌城市建设领先)、程世清(文革时江西工业发展，农业领先)、孟建柱(将改革开放落后于全国的江西重新带上正轨)。

2014年8月29日，一份落款为“江西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纪检委”的红头文件在网上热传。文件称，当前该镇征地拆迁任务繁重，要确保干部吃饱吃好。但该镇近期不少干部却反映机关食堂饭菜放肉少，并举例称，8月8日中午的杏鲍菇炒肉几乎没有吃到肉。遂决定对食堂相关管理人员及厨师等人通报批评并处以罚款。在当时舆论氛围下，沙河镇纪检委无疑受到一边倒的指责，应新浪江西“名家”之约，我因此写了一篇题为《为沙河镇纪委发文批菜里没肉叫好！》的时评，力挺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沙河镇纪检委的做法，得到赣州市干部的一致好评。

2014年10月，江西省从当年5月份起在全省范围开展土地确权工作。这年的10月，我在K县全县范围内对土地确权工作进行了调查，随后写了一篇题为《把握“土改”正确方向，正视“确权”实际效果――江西省K县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调查报告》的文章，该文在经济日报旗下的《市县领导参阅》和湖北社科院的《三农中国》上发表，后发在网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认为，我国的新土改在某些方面正在迷失方向，本应“向左转”变成了“向右转”，文章借用专家的话指出土地确权的本质是在搞变相的土地私有化，文章还呼吁赋予农民承包土地的自决权。

2014年12月，应邀参加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北京国泰饭店召开的“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座谈会，针对座谈会介绍的中信信托“土地信托”经验，我写了一篇题为《创新还是翻新？――评中信信托等机构的“土地信托”实验》的文章，此文同样发表在经济日报旗下的《市县领导参阅》和湖北省社科院的《三农中国》。文章以中信信托首单――安徽宿州市埔桥区土地信托项目为例，全面分析“土地信托”的运作机制，指出目前国内信托产品其实都是融资类金融产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托，这样的“土地信托”实验以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翻新，以其说是信托产生效益，不如说是把纳税人的钱洗白。这几年，曾经在全国风生水起的“土地信托”实验偃旗息鼓，可以说完全印证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土地信托”实验的预判。

2015年10月，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在全国推开，江西省外加了“四帮四联”连心小分队活动。我本人也有幸成为一名“第一书记”。我在深入调查、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写了一篇题为《新形势下大规模派干部长驻农村效果几何？―――评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活动》的评论文章，该文原载经济日报旗下的《市县领导参阅》，后来发在网上，受到广泛且持续的关注，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以微信公众号“新三农”为例，该微信在2015年和2016年两次推出此文，总阅读量近20万，其中20016年因为传播最广被冠以“最强音”。一篇政策评论文章能获如此关注，一定是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我相信历史终将证明，这篇文章所说的都是正确的。

2015年10月，我在县统计局当了近10年的副局长，曾发誓要把统计数据失真问题的内幕公之于众，以此推动中国统计改革。2004年，我曾用化名写了一篇题为《亲历经济普查——个县经济普查办公室主任的自述》的文章，该文在中央一刊物内参发表，引起了包括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内的高层领导的关注。2015年2月，湖南省衡山县和长沙市天心区在统计和“三经普”中虚报数据被查并被曝光，我因此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统计失真时代》的文章，借着对该事件的评论，把10年前的那篇文章附在里面，此文在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发现》杂志上公开发表，发上网后被众多网站转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网友称为“中国统计改革万言书”。

2016年2月，我国的“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政策变形，以及因此造成大量财政资金浪费和耕地被侵占的问题一直令我揪心，经过大量的调查和思考，我写了一篇题为《耕地账上的数字游戏糊弄了谁？―――从“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变形看我国的耕地保护政策》的文章，该文也发表在经济日报旗下的《市县领导参阅》和湖北省社科院的《三农中国》，发上网后，微信和网站编辑把文章题目改成《农村土地政策，全国都在骗中央》，结果大大提高文章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因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对中央政府及时调整相关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6年4月，《中山日报》为配合西区旧城改造，分四期刊发了由周俭撰写的《城市拆迁的思考》，这是一篇为强拆正名的文章，该文多处引用并赞同我5年前关于强拆一些观点。我在网上偶然看到这篇文章，遂写了一篇题为《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拨乱反正―――读<城市拆迁的思考>有感》的文章。文章再谈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对宜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并对我国公共舆论导向问题、社会治理理念西化问题、三农政策脱离实际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最后呼吁在改革开放38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需要再来一次拨乱反正！该文在微信公众号“公务员内参”首发，后被众多网站转发。

2016年7月，我在参与中国乡建院山东省微山项目工作期间，对微山县欢城镇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撰写了题为《发展集体经济的调查与建议——基于山东东村的调查》，此文首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三农中国》，同时在网上有不少转发。该文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的过程就是去集体化的过程，这是中国绝大多数行政村都变成“空壳村”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基层组织政治动员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持续弱化的最重要原因。文章用数据和事例说话，介绍了东村20多年来，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所取得的成绩。文章试图引导人们思考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农村改革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转”还是向“向右转”？或者说邓小平“二次飞跃”的遗训要不要实现？

2016年9月，在我国进行了十年之久的新农村建设，并没有取得让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民群众满意的效果，我在多次考察了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新农村建设点后，写了一篇题为《郝堂村PK江背村，两种观念两重天-----从社会力量主导的新农村建设看乡村复兴之路》的文章，该文章在湖北省社科院《三农中国》上发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纪委在我县东陂镇江背村搞的一个新农村建设点与中国乡建院在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搞的新农村建设点的对比，反映出两种理念、两种方法在新农村建设上的不同效果，并指出创建“综合农协”体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是中国实现乡村复兴的正确道路。文章对宜黄乃至江西全省正在兴起的乡村旅游开发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事实上有些项目因为受到这篇文章的启发已修改了原来的设计方案。

2017年3月，在全国多数地方土地确权进入检查验收阶段，我写了一篇题为《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江西省K县农村土地确权再调查和再思考》的调查报告，这是我写的第三篇有关土地确权的文章，也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发表后，面对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面对这几年来关于土地确权的滔滔民意，我们看不见高层主管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对现行土地确权政策进行必要的检讨与修正，看到的只是利用行政权力向基层政府施压。这种做法有违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有错必纠、知错必改的工作传统，更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相背离！（还有一些不错的文章，此外这6年为政协撰写的10篇调研报告也大多可圈可点，位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不能在此点评，有兴趣者可进新浪“宜黄慧昌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ichangblog）

不忘初心、矢志前行

一个健全的社会,总是需要有一种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但中国社会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力量------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先天缺乏批判性，儒家文化没有自我、局限思想、限制言说、主张听话；也与中国社会形态有关，因为中国是权威社会，权威社会就是不希望你怀疑，就是要你崇拜和迷信。鲁迅曾说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朝代,一个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朝代。”我曾和江西省委某部门的一个同志聊到这个问题，他说：江西干部太保守，凡事明哲保身，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确如此，苏荣在江西搞的“一大四小”便是例证。我曾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批评“一大四小”是劳民伤财工程，但批评的声音太小，如果有几十个、几百个人站出来反对，结果会如何呢？

共产党执政也会犯错误,需要通过监督来解决。毛泽东曾经说过：“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写到这我想起有人提的一个建议：我们国歌的歌词要改一改，为什么一定要到“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呢？平时干什么去了？如果在最危险的时候到来之前就发出声音，然后把问题解决掉，如此“最危险情况”或可避免（当然这有点调侃的意味）。想想当今中国社会很多问题正是这个样子，比如，破坏耕地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土地确权连小学生都知道搞错了，但就是没人去管去纠正。比如，一些地方官员，平时小事没人管，等到出了大事就什么官都来了，但很多时候为时晚也！

进入21世纪鲁迅精神是否过时了？没有，只要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祸国殃民的毒瘤，只要还存在反社会，与人民为敌的恶势力；只要还存在为人不齿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只要还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不合法的阴暗面，伟大的“鲁迅精神”将共江河长流，与日月同辉！我很希望以鲁迅为榜样，写出“是投枪,是匕首”的文章；我也认同戴旭“仗剑直言，血溅文章，为国请命，甘为鹰犬”的文风，但身为体制内的人，还是有很多的顾虑和约束，写文章必须坚守若干底线。

这么多年来，是什么力量支持我以笔为武器，不计个人得失，不怕政治风险，不遗余力地为三农呐喊，替基层发声，抨击时弊,捍卫真理？我想，首先是骨子里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红色基因-----“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其次是感党恩。没有邓小平恢复高考，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就不会有今天这份工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国泰民安，公职人员无疑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三是感老百姓衣食父母恩。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无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以什么方式回报老百姓衣食父母之恩？其四是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励，这其中包括网友的支持，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还有身边同事、朋友的支持。

更难能可贵的是，很多时候还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甚至是保护，这或从一个侧面说明共产党是一个开放的党、开明的党，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党是有力量和有希望的。我时常被来自上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所感动，有时甚至是热泪盈眶，我因此感到我所做的一切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的！现在，从科级干部的岗位上退下来，我是否应当从此“不问政治、独善其身”呢？我的选择是：不忘初心、矢志前行！下面贴上两位志同道合者对我文章的评论，以此自勉：

网友“何苦”在新抚州网论坛对我《新形势下大规模派干部长驻农村效果几何？―――评当前全国各地开展的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活动》一文的评论:李昌金老师身处基层，长期从事基层农村问题的研究，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深刻的了解，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准，非常实。这篇文章针对当前中央有关政策进行研究，其观点鲜明，大胆敢说，提出的问题实实存在，实事求是，切中要害，表现出一个农村理论研究人员的责任和担当，非常令人佩服。本人对当前一些农村政策的看法与李老师相似，对于中国形式主义顽症看在心里，急在心里，也痛恨在心里。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老党，一个执政70多年的执政党，跳不出形式主义的怪圈，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希望李老师写出更多更好的东西！

中国乡建院院长李昌平对我《土地确权：中国农村的新痛-----江西省K县农村土地确权再调查和再思考》一文的评论：李昌金这些年用血写文章，文章越写越好。中国基层有几个人发声很有份量，让有些人不安和厌恶，李昌金是其中之一，李昌金是真正忠于良心、忠于事实、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体制内的好党员，好干部！他和何平等人一样，不苟且偷生，不怕扣妄议的帽子，一直坚守初心，声声啼鸣都带血。生命不息，啼鸣不止。敬佩！
现在基层像李昌金、何平、智广俊和前不久联名上书的浙江18名村官这样的基层干部越来越多了，在网络的帮助下他们在基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个人感觉农村改革已经呈现＂底层突围＂趋势，由精英集团＂顶层设计＂主导的以土地变相私有化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攻坚战，表面上在体制的强力推动下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在实践层面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大多数农民的软抵抗，这和70年代后期很相似。
邓小平遗训农村改革要＂二次飞跃＂似乎民心所向、不可阻挡！今天三农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土地制度的问题，宪法规定的农村土地制度（除征地制度外）基本没有问题，农村农业发展道路问题、农民国民待遇问题、乡村治理问题才是真问题。
农业部主推的土地确权登记颁证、三权分置、长久不变－－农村改革攻坚计划，实际就是彻底否定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计划，如果真的执行彻底了，十年后，谁都无法用共产党制定的法律体系来＂法治＂混乱不堪的三农，共产党如果真想长期执政，就必须重视李昌金这类基层实践者的意见，认真检讨农村改革，践行邓小平＂二次飞跃＂，为李昌金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