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政治中的派性
——浙北D镇调查
刘 锐[①]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村庄社会变迁及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村民自治制度实施及乡镇不干预是派性竞争的条件。派性竞选中的利益动员，派性执政中的利益主导，带来派性间关系恶化，及与民众沟通的危机。民众被在野派性动员抗争，及维护权益的反应型抗争，既说明派性政治的区隔效应，又说明民众抗争的非政治性。要使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
关键词：利益密集 派性政治 社会抗争 村庄民主
目前学界关于农村派性问题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派性的社会基础研究。如贺雪峰认为，每个人特殊占有的关系资源状况，为派性的形成及特征提供基础[1]。陈柏峰认为，派性在北方农村普遍，主要与小亲族结构有关[2]。二是派性的组织特征研究。卢福营认为，派性作为“非社团性利益集团”，具有利益性、易变性、松散性等特点[3]。仝志辉认为，派性内部具有稳定的私人关系，派性不仅追求利益还追求面子[4]。三是派性间的关系研究。如卢福营认为，派性竞争不仅影响公共权力配置，而且影响乡村治理运作过程[5]。孙琼欢等人认为，派性竞争的政治社会功能是复杂的，通过引导和规范可更好发挥其正功能[6]。
已有研究深入农村派性的各个领域，较为完整地展示派性特点及现状。其问题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对组织间关系着墨较多，对派性内部关系关系探讨少；二是对派性竞争的社会功能探讨多，对派性与非派性成员互动探讨少；三是对派性政治的形式探讨较多，对派性政治的政治后果缺少分析；四是对农村派性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不足，对派性政治与村级民主政治关系分析较少。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村庄政治的角度，梳理派性产生的政治社会基础，派性政治展开的逻辑及问题，派性与其他社会成员互动机制，民众反抗派性的缘由及类型，其研究目标是，将派性政治的全貌完整清晰展示出来，揭示派性政治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机制，探讨社会分化条件下村庄民主政治展开路径。
本文的经验材料源于浙北D镇的派性调研。笔者对D镇的调研分两个时间段，分别是2013年10-11月和2014年4-5月，调研主要方式是田野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D镇户籍人口6.4万人，外来人口有7万余人，下辖23个行政村（社区）。全镇有4000多家企业，其中包括5家上市公司，是全国著名的“五金之乡”。发达的个体经济造就剧烈的村庄分化，派性政治与经济精英分派逐利有关。我们以金、湖两村为主论证，兼及其他村庄派性资料。
村庄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人们出于自我保护和关系拓展需要，会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纽带分派生活，“派”作为非正式利益群体在农村很常见。有学者指出派性与家族政治本质相似[7]，忽略了对派性兴起机制及政治属性的考察。
D镇的传统人际关系结构与费孝通论述差别不大，即以己为中心形成的网络有个范围，范围大小依照中心势力的厚薄来决定[8]。尽管集体化时期D镇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乡村“差序格局”网络遭遇阶级斗争的解构，但国家权力渗透能力有限，及强大的社会力量反渗，使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发生分离，以家庭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关系网络继续延续。
D镇的人际关系变迁与农村改革有关。1980年代以来社队企业迅速瓦解，以铜加工为主的家庭小作坊崛起。得益于市场机遇及家庭成员勤劳，小作坊在1990年代获得大发展。除个别企业离开D镇转战上海外，大部分企业在本地实现成功转型，逐渐形成大企业在镇工业园落户、小企业在村庄占地建厂房、小作坊依托宅基地生产的现实。
D镇五金产业市场链的形成，打破了过去的单一关系网络，改变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为了追求更多利益和更高地位，以家庭为基础向外结成不同的圈子。“圈子”与“团体”有区别，团体组织边界清楚，组织内一般有等级，圈子多秉是平等和互利，无严格界限却又实在，圈子是传统人情关系的演进[9]。圈子数量多少及范围大小，依赖于个体的选择和建构，它从侧面说明了村庄原子化。圈子不同于以血亲伦理为基础的家族，人们可以在圈子内表达和交换利益，却难以将圈子作为集体行动单位，主要是圈子没有正式结构，非正式关系的政治属性弱。派性作为“非社团性利益集团”[3]，既具有对内组织动员能力，又具有对外利益表达能力，圈子不是派性的主要社会基础。
D镇不同村民在产业链中获利不同。我们依据家庭收入差异，将D镇户籍人口划为四层，最上层是富裕阶层，他们或者开厂，或者搞物流，少数人从事房产开发，多数年收入在100万元以上，少数人从事的经营项目多，年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稍差的是中间阶层，他们多开小工厂，或者在外开门店，也有从事特色养殖的，年收入40-100万元；再差的是中下阶层，他们或者从事公司管理，或者自己开家庭小作坊，年收入20-40万元；最差的是贫弱阶层，他们主要靠进厂打工谋生，有些经营适度规模农业，或者从事小摊小贩生意，年收入在20万元以下，成员残疾、突发事故带来的贫困家庭被归为该阶层。
人们是否以分层为基础建立关系，取决于是否有弥散利益供追求。笔者及其团队在上海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宅基地置换等带来巨大利益，村民没有以分层为基础结盟谋利，主要是政府严加监管项目实施环节，对村级组织的行政控制程度异常深入。D镇特殊工业化道路，使村庄利益内生且弥散。D镇的村庄利益包括三块，一是企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源，二是政府征地带来的巨额补偿，三是集体山林、鱼塘等资源的发包。在阶层分化背景下，不同阶层的权力禀赋不同，权力大的层阶层清楚地知道，要想高效地攫取村庄公共资源，不仅需要与本阶层成员建立关系，还需要动员其他阶层成员来参与。共同的谋利需要及可交换的资源，使富裕阶层与其他阶层建立联盟，以利益为核心的派性雏形开始形成。
我们将村庄政治分为三类，分别是家族政治、派性政治、政党政治。虽然三类组织都有互利性和层次性，都能动员本组织成员实施集体行动，但它们在权力来源、行使及性质上有差异。具体说来，家族形成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家族成员对内要讲血亲伦理，“亲亲尊尊”原则有强的约束力，对外支持家族成员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哪怕为家族谋利损害更大范围公益[10]。派性的基础是利益关系，组织边界不清晰、成员可自由进退，组织内关系松散、成员有搭便车倾向。政党形成的起点虽是利益关系，但政党内部体现的是公共理性，权力行使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对外的利益追求要合乎正义原则。
即使在集体化时期，村干部并非被动执行者角色。他如何利用国家政策创造政治空间，既取决于外在权力与村庄结构的互动，也取决于其与上级政府关系建立状况。1988年《村委员组织法》颁布，使得村庄自由政治空间大大增强。另外，D镇在经历市场化洗礼后，村庄没有演变为张静所谓的“公众社会”[11]，而是类似于贺雪峰所说的“半熟人社会”[12]。“半熟人社会”的典型特点是村庄关系的去公共性，公共舆论约束力的下降及人际交往的“圈层化”。它一方面带来精英行动空间的扩大，一方面使普通人沦为“无政治阶层”[13]。
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其他法律如《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是“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的事项。有学者因此说村民自治既是行政分权又是宪政创新[14]。实际上，乡村关系的复杂性远高于文本规定。从乡镇政府角度看，国家赋予村庄以自治权，不过是行政控制方式改变，若乡镇真想介入村政，可以或直接或间接的介入。村庄精英要以派性为单位争夺利益，还需行政权力的不插手甚至保护。我们调查的上海农村，乡镇不仅全面推行“村财乡管”制度，而且通过选举介入和行政授权控制村组织。于是乎，村民自治变成政府管治，村庄政治空间不复存在。D镇与上海农村利益均密集，但乡镇介入村政的方式有差异。
相较于中西部一般农村，D镇财政在1990年代就很充实，没有产生“三农”问题带来的治理危机，农业税费取消对乡村关系影响不大。影响乡村组织关系的，主要是以下三类事务：一是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配。宅基地既可作为居住用地，又可作为一般建设用地，还可作为阶层表征的载体，要顺利将宅基地分配下去并非易事，乡镇需要村干部配合以保持村庄稳定。二是城镇扩张带来的农村征地。一方面，乡镇一级意欲顺利完成上级任务，另一方面，征地利益博弈和冲突不可避免。出于转移矛盾保护自身考虑，乡镇会将村组织推向征地前台。三是乡镇主体也有逐利诉求。它会在监督不力条件下权益性治理，常见的方式是利用权力去交换利益。D镇干部的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但与富人村干部相比还是显得寒碜，有些乡镇干部会利用治理体制缝隙逐利。三重因素影响下的D镇政府，会在危及稳定情况下介入村政，一般情况下则放纵派性利益争斗。毕竟，经过竞争上台的派性，于公于私符合乡镇利益。
精英可分为经济、社会、文化精英，村庄政治表层由精英间关系构成。村庄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不同，政治分层强调政治关系的稳定和重复性，与社会评价及地位高下贵贱差异有关[15]。当村庄公共性逐渐丧失、经济分化效应越发显著，文化、社会精英很难作为政治分层的顶层，经济变迁带来的影响力差异构成政治分层基础。从某方面讲，达尔划分的有权者阶层、谋求权力阶层、政治阶层和无政治阶层[15]，与笔者划分的富裕阶层、中间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在D镇的政治分层结构中大致一一对应。强调经济分层与政治分层同构是想说明，尽管派性组织结构松散行动去政治性，权力分层及共同私利追求使其有行动力。
如果说利益密集是派性形成的前提，权力分散及权威虚化则是派性特征。派性组织要想获得最终利益，不仅要在选举阶段参与竞争，还要在治村阶段规避监督，更要在谋利阶段保证稳定。处理好与其他派性的利益关系，是派性上台和正常治理的前提。
虽然派性以利益为核心以自愿交往为载体，派性的松散不意味着组织边界的无限扩大。毕竟，不同主体的村庄政治位置不同，禀赋较低者一般难有获利的机会。相对于无止境逐利欲望，密集的利益永远是相对稀缺的。由此，大部分中下阶层及贫弱阶层，因其弱影响力会被排挤出派性，被派性吸纳的是权力禀赋丰富的成员。
奥尔森将组织利益分为两种，分别是“排外”利益和“相容”利益。当组织目标不具有公共品性质时，排外组织的规模应该是越小越好。一旦组织规模扩大，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除非外界因素刺激及内部“选择性激励”，否则排外组织不会既扩大规模，同时具备一定集体行动能力[16]。派性属于“排外”型组织，成员获益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派性获益会对其他派性产生影响。
精英出于有效谋利需要结成派性，并根据其他派性力量确定本派边界。越是离城镇近的村庄利益越密集，村庄精英汇聚集利益竞争越激烈，派性规模就会越大、组织关系越紧密。相反，区位优势弱利益不太密集的村，派性规模越小组织关系不稳定。D镇部分村庄的派性因此变成利益集团，部分村庄的派性则依据时势凸显和退隐。
社会压力和社会激励只在小规模派性中起作用，主要是组织成员可以面对面接触相互信息对称。大规模派性的组织权力-结构是分化的，若同一个派性的成员权力禀赋差异较大，就会出现上层寡头化及少数剥削多数现象。学界和政策部门热议的“富人治村”[17]，其实源于利益密集度弱、派性内部权力分化大。为了更清晰描述和分析派性竞选，我们考察利益流量大的村庄派性。
王某在镇村都办有工厂，是湖村较有影响的富人。他参与竞选不只是想获得常规利益，更想通过体制位置与政府建立起关系，使其违法占地和漏税问题得到政府关照。在D镇大部分村庄，家庭之外的交往虽然存在，主要关系纽带早已不是血缘地缘，而是以实力为基础的自主建构。即使信息对称也难产生公共性的现实，为以王某为核心的派性动员提供了条件。王某在分析村庄权力构成及投票人分布后，很快确立起拉票重点对象并成立竞选指挥部。指挥部以王某为核心，由王某同阶层富人担任，他们是王某的“智囊团”。下辖宣传部、后勤部、信息部等机构，机构以中间阶层为主负责动员和拉票。工作人员由与王某相识的中下层构成，他们主打人情牌以获得关系要好者支持。成员付出与回报是匹配的，他们现在为王某选举多做事，将来就可能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所有派性成员在正式选举前，都会努力工作拉去拉更多的选票。
实际的拉票既紧锣密鼓又张弛有度。我们将村民手中的票分为四类，分别是铁票、中间票、偏向票、对方铁票[18]。铁票是与派性利益直接相关的固定票，派性成员及其家人和亲属、核心层的铁哥们等属于铁票，他们无需被动员即给候选人投票。当然，传统村庄关系的理性化意味着铁票不一定“铁”，D镇其他村庄竞选就发生过铁票被“挖”走的情况。王某所在派性为防万一，不断动员派性成员看好铁票。人情票主要集中于中下、贫弱阶层，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被拉入派性的可能性不大，派性动员方式和力度决定其投票方向。家计状况不佳使其对些微利益敏感，贫弱处境使其对村级公正治理有诉求。于是乎，王某所在派性一方面释放对方派性劣迹，尤其对竞选者的私人生活问题大加暴露，另一方面以为村民造福作为施政方针不断宣传，给予贫弱阶层小恩惠以满足其诉求和尊严，使摇摆不定的中间票有偏向并最终确定方向。偏向票主体是对村情有认识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不可低估，竞选双方会一方面由情至理、由私及公不断做工作，另一方面会通过现实利益及执政许诺俘获。村庄公益意识的缺席，使中间阶层投票偏向易受贿选影响，贿选价格的高低决定了偏向票方向。
依据贺雪峰对利益密集型村庄的划分[19]，D镇的村庄治理逻辑既有别于城郊农村，又有别于集体经济发达的苏南农村。具体说来，城郊村的利益密集由征地拆迁带来，村治主要工作是摆平边缘势力、满足民众利益。苏南农村的密集利益掌握在村级组织手中，村治主要工作是协调组织决策与执行的关系。D镇的村庄密集利益因其内生且弥散，村治重点是缕顺精英间的利益关系。
只要村庄利益流量不断，派性斗争就不因选举终止。一旦某一派性的竞选人成功执政，该派性会呈现圈层化的结构特征。核心层一般为富裕阶层，他们占据村庄主要领导位置。中间层多为中间阶层，包括少数社会精英，他们尽量占据体制位置。外围层与富裕阶层是熟人关系，他们或者捞得体制身份再谋利，或者按位次获得利益后隐退。权力分层使得即使规模扩大，派性也能分化成若干小集团，社会激励能在小集团发挥作用，派性行动的搭便车问题能被避免。派性作为村治组织的分工有序、权责明确，与以利益为核心、行动无原则互为表里。
派性上台不意味着其能顺利谋利，它不仅要处理与在野派性的关系，以保证村庄权力结构的表面稳定，还要协调好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使村庄权力监督体系失效。依照《村委会组织法》，村民会议是村庄最高权力机构，拥有对村务的决策权、监督权，重大村务不由村两委决定，而由村民代表会议协商决定。理论上讲，村民代表由群众认可和推选，能表达村民利益影响村庄治理，实际并不如此。当前的村民自治并非代表性自治[20]，派性有能力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以排斥村民代表的公共参与权利。当村民代表政治效能感不足时，村民代表会议就可能流于形式，村民代表就可能被派性利益俘获。
村民代表来源有两类，一类是村庄中间阶层，他们或者未被派性吸收，或者直接被派性吸纳，当选的原因是自身具有影响力。一类是与村组织有关系的人，执政派性为了谋利不受掣肘，会动员派性成员竞选村民代表。选出的村民代表，除非与在野派性有利益关系，否则多会与执政派性合作。村民代表在村务上附和派性以换得实利，派性扩大则带来对村民代表的支配权。要注意的是，虽然执政派性无法笼络所有代表，但只要有2/3的村民代表同意，村组织的提议就能通过，少数代表从中作梗意义不大。我们访谈湖村某村民代表时，他说，“自己不同意，别的代表同意，就得不到好处”。其实，只要执政派性采取手段各个击破，大部分摇摆的代表能够被争取到。某些有悖于村庄公正的利益分配，因此在代表的签字下顺利实施。那些权力禀赋弱的阶层，既愤懑于自身的权益受损，又没有渠道查证事实真相，村庄流言不经意间扩散开来。
从《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看，党支部应该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书记在村庄享有最高权威。但是，D镇实施的是“两推一选”[②]的选举制度，乡镇政府在矛盾突出时才会介入选举。开放的党支部选举，使竞选者不仅要获得党内优势，还要获得党外的社会力量支持。它扩大了村庄精英的政治活动空间，派性竞争随之蔓延到党支部选举中。一般说来，只要派性控制村委会，就可以基本垄断党支部。当村支书位置由派性领导人占据时，村支书就有比村主任更高的权力，村庄体制性权力结构表面因此稳定。
执政派性很清楚，若不发展势力巩固自身地位，在野派性就可能找机会闹事。就我们的调查看，村书记会采取三种手段强化权力，一是发展本派性的党员，拒斥另一派成员入党。湖村2009年以来发展的党员，一半以上是村支书的“关系户”。妇女主任向我们抱怨说，自己早就交了申请书，三年后才获得村书记同意，最后能否入党还不一定。二是对于将组织关系迁回村的党员，村书记根据其政治倾向决定是否接收。不少村庄利益流量巨大，在外人员或者难将户口迁回，或者迁回户口也难以分得利益。湖村有村民曾办假党员证再回迁，村书记即使发现不立刻举报，斟酌的关键是看对方是否支持自己。三是对于老党员揭露问题、呼吁正义的行为，村书记先是利益俘获、待换届时再进行贿选。有些老党员年龄大生活清贫，村支书会施予些政策性好处。村庄党员也就几十人，只要派性提早下手、处置得当，让村支部成为独立王国不困难。
从社会权力来源角度看，“权力并不是社会行动者所拥有的一件“事物”，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21]。即使不同阶层的权力禀赋差异大，普通民众可以依托具体情境生成权力，他们也有能力影响村庄政治进程。D镇的社会抗争既与派性动员有关，又与基本权益被忽视给民众带来的不满有关。
形式上看，在野派性会监督执政派性权力行使，一旦发现对方违规即动员村民抗议，它与多党制下的权力制衡机制相似。问题是，“在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未经区分的制度结构下，不存在包含统一原则和限定性的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11]，即使村民自治体制障碍消除，相关程序性法律不断完善，依然难挡在野派的利益政治行为。具体说来，在野派会搜集当权派性的执政劣迹，但其权力监督并非源自公共性原则，而是出于对利益和规则的有意取舍，目标是将执政者赶下台而非纠正过失。
一方面，在野派会伺机取证当权派的不利信息，打出本派性的上台宣言并向外散布，于是乎，一些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快速扩散。如与湖村相邻的金村，相对于其他参选的大老板，上台的李某只能算中上层。李某执掌村政不久即有传言说，他为了当村书记先到外面贷款，然后以三年为期卖土地还款。散布消息者为李某派性核心成员，他退出源于与李某上台后吃独食，倒戈则源于在野派性的利益许诺，普通村民因此质疑李某执政正当性。
当政的村庄领导大多属于富裕阶层，他们出于居住舒适和企业发展考虑，会凭借体制身份多拿地建别墅建厂房，在野派性从中嗅到了检举对方的机会。李某主政金村的第一年，因处事稳重村治相对太平，他误以为在野派性已自动解散，就填平一块废地建一幢房屋。房屋分成两户，他和弟弟居住，房屋占地面积大，总共造价花去300多万。他开建没多久吴某即到镇里上访，因吴某家庭条件差社会影响力弱，李某并没太当回事。他自信地以为，镇政府不会理睬吴某。没想到吴某不断上访，且威胁说去省里上访。终于，李某房屋建成后，政府派人将其拆除。
按常理，房屋一旦造好，一般不会被强拆。李某困惑之余动员派性成员调查，终于发现吴某上访源于在野派性动员。吴某上访是有务工补贴的，额度依照当地工资标准。如果他告倒李某，还能得到些奖金。吴某的交际网不大信息获取能力有限，他对李某违建的了解及屡屡上访，主要来自在野派性张某的告知和教授。张某开始为李某所在派性服务，李某上台后对张某儿子参军设卡，张某心生不满，遂与在野派性合作。张某要在制度内实现自己利益，最佳策略是利用贫弱阶层抗争。吴某作为贫弱者与张某并无交集，他上访并非源于派性建构的共同体利益，而是源于派性与吴某之间的私人性利益交换。因此，当李某的房屋被成功拆除，吴某又恢复原有的生活程式。
贫弱阶层被精英动员抗争的方式有差异。除开吴某凭借弱者身份上访，还有一类可称为边缘人抗争。他们与执政派性并无嫌隙，家庭清贫但为人游手好闲，爱打抱不平又对利益敏感。边缘势力为在野派性效劳，斗争方式更暴力、拿到的补贴更高。常见的现象是执政派性扩建厂房，他们会上前阻挠并以暴力相威胁。若是到政府上访，他们的行动更专业，政府的神经更紧张。如金村有个“赖皮”，他去政府上访的理由是，李某在村里开厂噪音太大，他母亲的心脏病因此加重。环保部门下来调查无证据，他又去上访并大骂相关人员。他不断缠闹政府，要求解决嗓音问题，政府深知此类人“不怕死”，终于责令李某自查，要求停工一段时间。
还有一类派性动员民众抗争的情况。他们是派性骨干的亲友，派性竞选时发挥过力量。既然支持的派性在野，自己又属于普通村民，就会更加主动去抗争。与前两类利益诱导的间歇性抗争不同，他们作为普通反对者弥散在村庄社会，只要执政派性的常规治理有差池，他们就会利用所谓“民意”进行抵抗。如金村村组织动员拆迁，他们不仅自己不签字，而且鼓动其他人反对，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如他对笔者说，“征地以后，生活怎么办”，又说，“帮忙搞清楚，反应下，伸伸冤”。该类抗争与斯科特笔下底层政治的日常抵抗有区别，他们不是基于“生存伦理”和社会公正感受侵犯，其反抗虽是个体自助，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反抗形式不需要事先协调规划[22]，反抗本身却是明显利益政治行为，依赖的非正式关系与在野派性有关，表面的村庄治理问题极易被泛政治化。
查特吉认为，底层意识、行动能力及其所受结构限制，决定了底层只是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只要精英目标实现、权力分配完成，底层将继续沦为被支配的对象[23]。上述派性动员的底层抗争，与查特吉的论述有相似之处。派性精英既不认同公共规则，也不完全代表普通群众，他们利用村治问题及私人资源动员，使群众利益表达从开始就有政治色彩。而普通人进入村庄政治的路径，并非取代由精英主导的政治空间，民众的从属色彩、群体意识的分裂，决定了其抗争方式是策略性、具体性的，实难以达到“被治理者的政治”的高度。
我们将村庄利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公众利益，它是不排他和不竞争的共同利益，公众利益受损影响全体利益，但对个体的私人性利益冲击不大。第二类是共同私人利益，它是低排他低竞争的共同利益，共同私人利益受损影响个体的利益[24]。村庄各类资源如山林水塘，派性间建立联盟共同瓜分，普通村民因无法参与，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但它尚不能激励其发起政治反抗。引发民众以推动村政变迁为目标的反抗，源于派性对共同私人利益的过度侵占，挤压了民众基本利益空间和生存伦理。
D镇的共同私人利益主要有两类，分别是宅基地分配和政府征地拆迁。一方面，宅基地的多重功能使其需求一直很旺盛，另一方面，《浙江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宅基地集约利用原则，它造成宅基地供给总量的减少及价格的骤升[25]。不少执政派性盘算着，将宅基地卖给外村人，如此可获得高级差地租，但如此行为有一定风险。D镇是有前车之鉴的，有个村书记直接卖地给城镇居民，因村民举报卖地钱被缴村书记被记过。李某为安稳获利，找到派性成员，分配给他宅基地。该户与父亲分户但住在一起，他拿自己的户口本去申请，再转卖给村外富人，因此得到5万元中转费。我们访谈时，李某解释说该户不是卖地而是卖房。
一般派性成员的小微利益，可以通过上述方式满足。派性骨干要求的是宅基地，李某就暗箱操作优先安排，获得他们同意后再谋求利益。宅基地刚性需求，引来多数人竞求。李某采取竞价方式，将宅基地分级再出卖。李某为了搜刮财富方便，要求凡购买宅基地的先缴纳5万元资格费，上面分配下宅基地后再按资格先后分配。李某想着一般人根本翻不起大浪，就以5万元资格费为基础人为提价。待村民拿着指标找实地建房时，发现自己与他人共享同一地基。生存尊严被羞辱带来的愤怒，加上居住空间狭窄引发的怨恨，带来民众的愤怒及纷纷上访。
我们将民众的上访原由分为三类，第一类求公开村务信息、彻查集体资金账目；第二类不仅要求上级政府满足其基本居住权益，还要求上级调查主要村干部的违建行为；第三类以维护集体资产的名义上访，要求按自治原则分配公共利益。在封闭的村庄中民众属于无权阶层，但只要他们具备基本行动意愿和能力，正式制度保障的权利就能产生权力，上级为保证权力合法性和国家制度权威，就要对下级代理人的越轨行为进行必要制裁[26]。因此，当民众因“常识性正义平衡感觉”[27]被打破而不断上访，D镇政府在抓-放之间循环良久后终于将其替换。新任村书记虽然依托派性有谋利利求，考虑到大众政治的影响谋利行为有所收敛。
如果说，宅基地问题根源是派性贪得无厌，只要民众生存伦理得到政府惠顾，上访就将是弱政治性和弱组织性交织，那么，当征地将乡村组织利益牢牢关联起来时，“权力-利益之网”就会阻隔民众利益表达渠道，村民不断退让中积累的怨气使其行动易暴戾。湖村地处镇郊，经济发展带来城镇扩张，湖村被征地的范围不断增多。眼看着村里土地要征完，政府既不采取留地安置措施，又不解决村民关心的失地保险，村民收入来源少对土地依赖度高，对政府低价征地行为很不满。湖村有块地2011年被征，政府当时承诺安置失地农民，拖了几年没有出台实质方案，企业拿地后没有马上开工。2013年企业请来挖机平地，村民因补偿低早就有情绪。有个村民以卖菜为生，一旦失地生活即丧失来源，他很是激动和愤怒，鼓动父亲共同阻工。有人起头并行动，其他村民坐不住了，他们或动员自家人阻工，或自发捐钱支援。很快，工地上搭起棚子拉上横幅，中老年人轮流住棚子里阻工。
企业请求政府出面解决，政府要求村组织化解矛盾。王某所在派性上台后攫取宅基地利益，让本就居住紧张的底层倍感愤怒，王某做工作自然遭遇他们的拒绝。一方面，政府交待的任务不能推脱掉，另一方面，王某找不到制度化解决办法，他就找本派性边缘人物去摆平。一些“赖皮”过来与阻工者撕扯，引起村民大规模聚集和反抗，D镇以维护社会治安名义，将肇事双方抓去审讯并处罚，企业再对被处罚者给予暗补，此事随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D镇现行村庄权力结构中，民众无论能力还是意识均是一盘散沙。以扳倒执政派性为目标的抗争即使发生，普通人的行动也是若即若离、聚散不定，确定自己身份和团体边界对普通村民来说并非易事。但当权力秩序通过特定事件绵延至村庄，它就会被结构中的普通村民模糊感知形成类意识，D镇因此出现村民联合起来阻止征地的现象。但是，民众以群体形式表达利益不意味着就有政治性，D镇后来出现的上访圈子被派性“收买”，及部分人利益得到满足后的陆续退出，本身说明了普通村民抗争的非政治性。
从秩序角度分析派性整合及与村庄沟通危机，我们会从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组织管理方面拟定解决方案，引导派性利益表达、规范派性权力监督，就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问题是，村民自治制度是治理与政治合一的制度，如果村民自治过程沦为“治理吸纳政治”，则统领治理的基本政治原则存在哪里呢？[28]D镇普通村民反应型抗争及动员型抗争出现，说明了精英政治将民众整合进既有体制的困难。如果执政派性只为自己利益负责，政绩丧失及政治正当性衰微，就会引发其他精英与民众的反抗。
当经济发展带来的精英-大众分化不可避免，当民众政治理性不足要求威权型村治存在，我们应警惕派性政治的政治社会区隔效应。要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使民主政治在村庄发芽，不仅需要以民主教育提升村民的政治素质，以社会建设增强村民政治信任和参政意识，更需要政府和村组织践行群众路线，保障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渠道畅通。如果说前者是长期目标，需要逐步地实践，打击派性贿选、强化权力监督，理应引起当权者重视，毕竟，它是村级民主政治开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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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发展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中心”项目：“国家能力视域下的农村征地治理问题研究”（SR16A01）
[②] “两推”就是指党内推荐支委候选人和党外推荐支委候选人，“一选”就是由党组织内全体有选举权的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支委人选。
修改稿发表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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