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经营与话语建构：“无理型弱者”的诉苦与上访策略

——对鄂中L城中村的考察

摘  要：通过对鄂中L城中村失地老人上访的实证调查发现，上访中农民基于自身的利益、情感价值诉求来策略性的表达“悲惨”遭遇，片面的呈现真实，从而建构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支持、符合中央政策与意图、具有政治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话语，而一些以谋利、情感宣泄为目的的农民用维权话语将自身伪装成“弱者”，从而拿起“弱者的武器”，在苦难的叙述中利用基层政权的信访体制压力来实现自身诉求，不仅掩盖了真正的弱者合理的诉求，也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的治理压力。

关键词：诉苦；信访；失地老人；话语建构

一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是我们的命根子。毛泽东领导农民闹土改，分田地，亿万农民站了起来，并对他老人家感恩戴德；邓小平分田到户，落实承包责任制，亿万农民能吃饱肚子，并逐渐走上富路、时至今日，县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既不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又不开开听证会，就如此次大方地征用我们的土地，我们心里不平啊！

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到手的那点赔偿金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产生坐吃山空的感觉。要知道，我们之中，大多年老体弱，又无技术专长，五年、十年之后，我们靠什么活命？至此，我们感到被人欺骗，被人掠夺。这种欺骗就像成年人对三岁小孩般的；这种掠夺表面温和，实则手段残忍，叫人痛彻心扉！

省政府领导，我们万般无奈之下诉求你们，为我们做主，彻查：到底是谁截留了我们的土地赔偿款？还我们一个公道，解决我们的根本问题，我们将感激不尽。

我们引颈期盼着……

——T县L村《失地老农要饭吃的上访信》

土改诉苦是建国后农民的一段特殊记忆，通过对于苦难的诉说，底层农民将自身的悲惨命运与社会阶级结构勾连起来，从而在阶级话语中认识到自身贫困的根源，彼时的诉苦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结合下，广大穷苦农民成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坚实基础。然而，几十年过去后，当物质生活充足、温饱早已不再成为问题时，农民的诉苦活动却没有停止，虽然诉苦不再是对阶级敌人的控诉，此时的诉苦也有了更多新的意涵。

         某媒体在T县城中村调查采访时，一些老人找他们告状、诉苦，其中一户农民将记者带到一座破败不堪的房子前哭诉家庭的穷苦和艰辛、老年生活的悲惨与不幸，媒体将老人的事迹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但是问题来了，诉苦老人的家庭并不贫困，在村庄中建有两栋七层的楼房，并且媒体在后续调查时发现，所谓的联名信不过是出自几个农民的手笔，并没有代表性，而这几个农民又都是游手好闲、善于勒索的钉子户。记者感慨“我们又被骗了……”媒体并不是不愿意呈现真实报道，而是在社会舆论标签化以及泛道德化的影响下，农民的诉苦似乎显得更为真实，更具有道义力量。在农村调查中发现，农民的心态颇为复杂，在家庭经济收入以及生活发展越来越好时抱怨也越来越多，更愿意以诉苦的形式呈现自己的“悲惨”生活，这种事实与观念的割裂感撕裂着他们对于当下社会的认同，无论贫富，都有一肚子苦要诉，在不满中一些群体开始了诉苦与上访的道路。

学术界关于农民上访研究主要有两大范式：社会中心范式和国家中心范式。[[1]]社会中心范式主要以农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形成了“维权”的分析框架，李连江、欧博文以税费时期的农民负担和村庄选举为考察对象，在农民上访维权视角下提出了“依法抗争”这一概念，即农民援引中央制定的法律政策抵制地方政府各种与中央精神相违背的土政策和地方官员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抗争行为。[[2]]于建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民维权的“以法抗争”，即抗争者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他认为农民以国家法律抵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3]]于建嵘过于强调农民“以法抗争”政治性的分析框架受到了应星和吴毅的批判，应星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的方式选择上具有权宜性，组织上具有双重性，政治上具有模糊性。[[4]]吴毅则认为农民利益表达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从场域的角度看主要是乡村社会中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结构之网”的阻隔。[[5]]维权分析框架作为主流的农民上访研究，其理论普遍适用于税费时期强势的基层政权与弱势的农民权益之间相互博弈的事实经验。

然而随着农业税费取消，国家开始向农村输入大量资源，维权话语在解释农民上访行为时出现了诸多困境，因此国家中心范式的农民上访研究兴起。申端锋通过对河南和平乡的考察发现，农民上访是乡村治权弱化的结果，导致乡村治权弱化的根本原因是治理资源在不同层级政府间配置的非均衡性，农民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是因为上级政府掌握着更多解决问题的资源。[[6]]贺雪峰认为后税费时期农民上访数量不减反增的原因在于农民上访甄别系统的瓦解，[[7]]陈柏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上访的分类治理思路，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上访者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对其问题进行性质区分，使无理上访消耗了大量的信访工作力量，底层诉求难以得到重视，要区别对待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和商谈型上访。[[8]]基于地缘和血缘的认同，农民达成一致行动的能力相对较强，农民在集体行动中依靠熟人社会网络进行迅速动员，从而将小事变大后迫使政府妥协的策略经常被运用。[[9]]田先红指出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干群关系互动模式和压力型信访治理机制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以谋求利益为主要动机的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10]]

信访治理难点在于区分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一些农民上访兼具维权和谋利双重特征，必须要对农民上访动机和逻辑进行更深层把握。本文认为上访分类治理的策略基础在于揭示农民上访的话语生成机制，就有必要了解信访中农民“说话”的真实性及其效度，从而在话语中理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本文从“说话”的视角来考察中部某城中村失地老人的话语表达与上访实践，通过二十余天对上访者、普通村民、村干部以及县乡干部的实证调查，系统的了解城中村失地农民上访的始末，文章着重分析了上访者的缘由背景、诉苦话语的建构以及真实诉求来透视农民在上访过程中的话语表达策略，从而揭示出在上访过程中，拿起“弱者的武器”并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弱者，有可能是在精心经营着苦难、片面呈现真实、别有用心的无理上访者，而真正的弱者声音却被淹没、利益被代表、苦难被利用。对待此类上访问题，政府不仅要坚持底线，绝不能与无理上访者妥协，同时要应该注重倾听真正弱者的声音，即使回应其合理诉求。

二 L城中村失地老人的诉苦与上访

（一）失地后老人的诉苦与上访

T县是鄂中一个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城，为了解决发展问、改善招商投资环境，位于城市核心区域及规划发展区的十多个城中村就成为了政府征地的重点对象，由于地方财力有限，征地补偿价格较低[①]，政府征地遇到了村民强大的阻力，在难以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情况下，不得已与村集体协商，允许村庄预留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宅基地分配，征地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农民得到多余宅基地后就开始建造小产权房，有的转手一卖就获得几十万的收益，仅卖地基也有近十万收益，村庄治理因为宅基地分配出现了新的问题，中年群体围绕此激烈博弈，老年人则更加关注社会保障，认为在失地以后自己的生活来源出现了问题，如果国家不照料他们的生活，就要“饿肚子了”——

我们老年人都是1949年以前出生的，自幼缺吃少穿，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途中，经过大跃进、学大寨、肩挑背扛修水利、建公社、平土地等等，辛辛苦苦大半辈子，也为国家、为集体贡献税、费、积累四五十年，在国家30余年来粮食紧张艰苦岁月里，我们省吃俭用，总为国家聚钱、积粮，而自己过着衣服不足的艰苦生活，无怨无悔，我们是流血流汗最多，贡献不小，而养老金最少的公民，难道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领导同志 ，就不考虑我们的生计问题吗？

村里老人这样的诉苦非常多，在他们看来，政府征地后需要解决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但是诉苦的程度方面却有所不同，大多数人都是口头上说说，没有实际行动，而村庄中的一些老人却为此积极上访，并且联合了周边七八个村庄的老人一起到县乡政府上访，提出了 “要吃饭，不要饿肚子”的口号。L村对此问题反映最激烈、多次去上访的是A和J老人。

A有65岁，2013年妻子因车祸去世，在专业上访户J的指导下与肇事方博弈中获得了很多好处，开始走向专业上访的道路。A有点游手好闲，平日里没事都会到村委晃一下，尽管不是村民代表，但是村民代表会议他都会去参加，村里任何风吹草动他都知道，甚至村里打扫卫生这样的小事他就能敏感的捕捉到什么样的大人物要来调研的信息。在J的指导下，A上访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征地补偿标准太低，二是失地老人的社保水平太低（当地政府针对60岁以上老人发80元/月的失地补助），在他看来政府征地就像“把（自己的）饭碗砸了，没有了生存的道路，饭向何处讨？”

J有75岁，是老上访户，在征地博弈中占了七处宅基地（其中四处宅基地是可以建七层楼房的，三处是可以建四层楼房的）。J有一个儿子，三个女儿。J个性高傲、自命不凡，逢人强调“我是1959年的老初中生，做过生产队长，官场上的事我也晓得”，对于没有占到便宜或者获利不如他多的人，总是充满不屑 “不要拿我和普通社员比，社员是下贱人，老实人没办法，要比就拿我和干部比”。L村历任村干部对J都感到无奈，如老书记W在任时有次过年家里备了些年货，J就到老书记家里去闹，“凭什么你们做干部的有年货，我就没有”，然后就直接把老书记家年货搬到了自己家；J家1.3亩土地被征走后建了行政服务中心，对征地补偿不满意，总是去闹事，还把中心大门锁上，影响了正常工作，派出所把J带走后，他就在派出所大闹，因为有脑梗塞，又上了年纪，派出所拿他没有办法，考虑到把他留在派出所不仅要管饭吃，万一出问题还要承担责任，只能放他回去，J回去后又到县里其他部门上访、大闹，不得已县里决定让城投公司出面给J每年5000元补偿，已经拿了四年；为了向村干部索要宅基地，他带着被褥住到了村书记办公室，大小便都在办公室，最后将村干部逼得没有办法只能妥协。J是一颗硬钉子，村干部、县乡干部拿他都没有办法，明知道他在无理取闹，却又做不了任何事情，对他只能一味的妥协和忍让，然而越是如此，J就越是过分提出无理诉求，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如今J一方面撺掇着A去上访，另一方面盘算着和村集体、政府算账，认为政府和村集体从税费时期至今给他带来损失有27万[②]。

（二）失地后老年人真的没饭吃吗？

A、J等人到处诉苦说没有饭吃，但实际情况是A本人不喜欢干活，村书记给他介绍每个月两千多元工资的清闲工作都不愿意去做，J家里总共有八套房子，儿子是工程队老板，自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逛，除了每月55元新农保和80元失地补助，还享受着从政府勒索来的每年5000元补助。到了村里开会或者想找村里算账时，就跑过去争吵，而这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反，村里一些条件比较差的老人虽然也诉苦，但是都没有提出那么多要求，条件最差的X认为“征地搞发展是国家决定的，我们不能忘记国家的恩情”。

X有69岁，有两儿一女，家里十多亩土地已经被征完，还有七八亩土地没有退出，就一直耕种。X从没有到外面打过工，一直在家里种地，除了种植棉花、玉米、油菜等作物，还种有三亩多蔬菜，蔬菜每年每亩地收入有一万元左右。2014年X妻子得了脑梗塞，花费了八九千元钱，X在田里劳动时被锄头打伤了腿，也花了七八元钱住院治疗。两个儿子比较懒散，不喜欢做事，家里分到宅基地，但因为没钱都没有建起新房，住在一百多平方的老宅里，原本X也住在老宅，但是他和老伴一做好饭，两个儿子的家庭就立刻把饭吃完，老人没有饭吃，不得已前些年X就在自己耕地上建了一栋砖瓦房和老伴住。他想申请低保，但考虑到“村干部答复你，不好，不答复你，也不好，会让村干部很为难，毕竟自己有儿有女，找村里没意思。”他觉得自己现在越来越做不动了，“养老指望儿子是不行的，儿子自己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儿子要是有能力就该他养，没能力只能指望国家养，国家比儿子有用。”

村里还有一部分老人认为征地是国家要发展、搞建设，虽然说补偿比较少，但是也不能趁机向政府勒索好处，他们也会诉苦、抱怨生活的艰辛，但是又对当前国家已经给予了60岁以上老人每个月55元新农保和80元的失地补助感到满足：

这么大国家给一点就不错了，中国哪一代皇帝这么做过，养老依靠国家可以提提，但是国家要是没有能力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能要的太过分，失地补助都是根据地方的财政收入，国家补贴多少，地方配套多少，地方上拿不出来钱，就是这个样子，不能埋怨政府不好，目前给农民补的钱是少了，但是达到大家都满意的程度是不可能的，不能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哪个皇帝都做不到！

城中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户后种地主力一直是老年人，农业收入占到家庭收入比例极小。在八九十年代几次征地中，村民没有提出要宅基地，老人也没有提出要社保，因为就业比较方便，即使老人也是如此。失地前，老人在农闲时会打零工，适当种植一些蔬菜等，除此之外的生活就是打麻将、拉家常，等到不能劳动时就由子女来负责养老。从经济视角看，失地对老年人影响比较小，除了不能种地，其他事情都可以做，城中村打零工机会很多，每个村都有组织老人打零工的联络人，老人都会在每个月出去做几天，每天120元，这样一个月的生活开支都有了。如M村一组有50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130多人，其中男性有50多人，60到70岁之间20人左右。组长联络老人出去做比较轻的活，常常跟着组长出去的有七八个老人，年龄基本在70岁以下。尽管没有出现养老危机，但失地对老人的精神生活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没有土地，老人想活动时找不到事情做，如果他能够种地的话，不仅日常生活丰富了，还可以给子女送一点菜，生活也会感到有价值、有满足感。

三 诉苦话语的建构策略

         城中村真正的贫困家庭很少去上访，反而那些家庭条件并不贫困的家庭更愿意去诉苦和上访。在L村除了极少数家庭，大部分都拥有两处以上房产，而常常去上访的老人家庭条件也都没有差的，如J家里共有八套房子，但是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不断的去诉苦，建构出一套上访的话语体系，博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进而要挟政府给予更好的待遇。虽然去上访的老人是少数，但是越来越多的老人学会了像J的方法，尤其是在媒体采访或者领导视察时，老人更加认识到自身的优势和时机。

（一）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 

对于弱者，人的本性在于同情与扶持，这不仅是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也是体现社会关怀与人道主义的准则。一个健康的社会无法抛弃弱者，需要对弱者给予关怀和帮助，以保障其生存，这是对于生命的尊重，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弱者之所以成为弱者，往往是因为其本身的禀赋差异以及在职业分工中的底层结构所决定的，如老人、残疾人因为身体原因往往是需要社会照顾的对象，而一些拾荒者、环卫工人等，因为职业差异成为弱者。在社会差异的对比中，弱者的形象也标签化和符号化，如农民在与白领等阶层的对比中成为弱者，老人也容易被贴上弱者的标签，人们形成了对于弱者的符号化认识，但却忽视了蕴藏在其中的“强势”力量，弱者本身具有非常巨大的社会力量和道德潜力。在讲究孝道传统的国家里，对于老人的伤害往往会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并且当老人的职业是农民，再加上失地的情境叙述时，很容易展现出一副画面感极强的失地老人危机：

由于土地征完，青壮年外出打工，50岁以上的卖零工，60岁以上的老头，生活就无着落，古人讲的好，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不是儿子不养老，而是儿子养儿子都很艰难，比如有个家庭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儿子快五十岁，孙子一个上大学，一个念高中，党的号召再苦不能苦孩子，两人的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要花三万多元，两人卖零工一年只挣3-4万元，只能养活他自己和儿子。

可想我们老人，从49年到改革开放，前赴后继呕心沥血修江河长城、筑高山平湖，是星罗棋布、没日没夜、无年无月的无私奉献，到老来生活苦似黄连，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死又死不了，靠政府的55元+80元的低保金，不谈生活，光医药费都顾不上，有的村官家的老人，这保那保好几百元，哪有什么公平公正公开？

         在这样的表述下，失地老人就更容易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和舆论同情，因此对于失地老人生活命运的关注成为了舆论的焦点，也是媒体彰显自身道义性与社会关怀的绝佳时机，但是“诉苦”主体话语的真实程度被忽略。殊不知诉苦的弱者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分化，那些沉默的弱者利益就这样被代表、声音被忽视，拿起“弱者的武器”则成了那些“抗争型弱者”。

（二）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政策中寻找正当性依据

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弱者具有天然的保护性，广大穷苦农民在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中翻了身，通过诉苦中来控诉剥削阶级的罪恶，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坚定基石，因此对弱者的同情伴随着国家的政权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权利也不断被强化和保护，“以人为本”、保护公民权益成为国家改革者顺应时代潮流的选择[[11]]；除此之外，中央和省级政策制定也在不断强调保护农民权益的重要性，广大农民在国家意识形态和高层政策中找到了共鸣和认同。然而对于地方发展来讲，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保护群众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理念，另一方面又是发展不能止步、不换思想就换人的基本原则，虽然说发展方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个体利益难免要和整体发展产生张力，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群众来讲，他们一方面对于高层政令感到满意和亲切，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基层政府在具体政令实施中对个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感到气愤，从而更容易产生对基层政府的怨恨、贪腐以及不信任的情绪，并且他们在上访表达不满时援引高层政策和法令，从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上访合法性和正当性，建构出一套话语体系，义正词严的诉说自己的苦难。

         T县城中村土地在2013年基本已经征完，2014年省政府下发了一份《关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见》[③]，J、A等老人看到文件后如获尚方宝剑，有了上访的动力，他们认为原来自己“饿肚子”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按照省里的要求要做，并且打听到省会周边的失地老人每月都有上千元的养老保险，产生了极大地情绪和怨恨，就迅速的联络周边城中村的老上访户，组织了多次关于社保问题的上访活动。

四 苦难经营与话语建构的真实诉求

         农民建构起来的诉苦和上访话语背后有着复杂多元的诉求，不仅仅是维权视角下为了纯粹的寻找公平正义，还有的是在诉苦和上访中找回中央国家[④]，寻找与高层政府的共鸣，当然也有一些人趁机谋取利益或者发泄情绪。

（一）寻找国家道义

农民在诉苦与上访的过程中也是找回国家的过程，他们对于政府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对于基层政府充满着不信任，但还是会求助、利用甚至博弈，另一方面他们对省级和中央政府充满着亲切感和认同感，觉得他们制定出来的好政策都被基层政府搞坏了。在他们看来，“国家就是国家，县乡政府代表不了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必须听国家统一安排，国家统一搞建设、搞发展征地，我们要领国家的情”，因此在其情景预设中自然存在着中央国家和地方国家的区别，并且建构着中央国家的功能与角色，如“父爱的国家”，一旦农民遇到困难，找组织、找政府远远胜过找法律[[12]]。而当基层政府在落实政策时没有达到高层政府的原则性要求，农民就会普遍抱怨，认为“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他们追求一种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这种朴素的公正观念却难以弥合发展与稳定、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只要有发展，就觉得会有矛盾，也做不到绝对公平，但是这又往往成为一些人寻找正义、找回国家的充足理由，毕竟中央意图是要保护好个体的权益不受侵犯。

当农民执着的追寻着朴素的公正观要找回国家时，就会通过上访表现出来，他们不断向更高一层政府去诉苦，反映自身的悲惨命运，如果得不到回应，就再向上一级，希望在高层政府的共鸣中找到国家，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而基层政府此时又因为他们的上访而感到源源不断的治理压力，尤其是信访与维稳关联起来时，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考虑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甚至为了稳定，要满足上访者的不合理诉求。

（二）以诉苦和上访来谋利

有相当一部分群体诉苦和上访是为了谋利，通过展示苦难来获取同情，从而争取到改善生存条件的机遇，尤其是当前政府掌握着一些分配性资源，在发展中又非常顾忌社会稳定问题，专业上访户就抓到了政府的软肋，趁机勒索，索要低保、危房改造补贴等分配性资源。城中村农民为了获取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和政府不断谈判博弈，老人往往成为斗争的急先锋，由于他们本身的弱者优势，当冠以失地头衔时，在话语包装下，就显得极其悲惨，使得任何接触到诉苦主体的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代入式体验和普化经验，当这些老人作为一个群体站在政府门前时，政府就不得不重视他们的诉求。

然而，基层政府非常清楚诉苦和上访者的家庭生活情况和斗争策略，当老人的策略起不到效果时，就会求助于难以掌握真实情况的媒体和上级政府，客观上促使上访者必须把事件扩大化、剪裁事实来呈现出悲惨生活情景，否则很难引起重视。更进一步来讲，当这些老人在扩大事实、制造假象时，他们并不需担心是否要承担撒谎的恶果，他们将自身的弱势地位转化成了强势的武器，可以超越于法律和制度规则之外。也正是因此L村J老人可以不断向政府勒索到好处，可以大模大样的走进派出所，然后让派出所民警毕恭毕敬的将其放出来，他会非常强势的站在基层政府官员和村干部面前讲道理，又会摇身一变为病恹恹的老人在媒体和高层政府官员面前诉说自己的苦难。基层政府官员只能感叹“没地、没饭吃，都是在忽悠大领导，他们的家庭条件谁的不是在变好？”

真正能够在政府面前这样斗争的老人毕竟是少数，很多老人都会诉苦，但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愿意成为上访者，那些少数人就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沉默的弱者都被代表了。A把一封上访信交给中央某新闻媒体记者时，说这是村里老人的呼声，他们都签了字、按了手印，希望能够得到媒体重视，当时村书记正好在场，他知道A的手段，就说“你这个信可以交给记者，但是必须确保真实，可不能作假啊，如果查出来你上面的签字和手印有问题，要追究责任的。”A就感到害怕，不好意思的向记者笑了笑。后来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村民都不愿意签字、按手印，觉得不可靠，“要解决社保的话，上面自然会解决的，对于他们（J、A），合理的话相信，不合理的话就不相信。”

（三）情感宣泄的手段

农民诉苦和上访的动机还有一部分就是为了情感宣泄，因为对于一些事情积累了太多不满的情绪，当情绪得不到舒展时，郁结于心的愤怒就需要一个窗口进行表达，而表达的一般形式就是诉苦，通过控诉祸端制造者的种种不是，得到倾听者的认同和声讨，更进一步的做法就是上访，希望祸端制造者得到应有的惩罚，以此来抚平心中的不满，寻求一种复仇的快感。就像土改诉苦时，穷苦农民在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时，往往会由最初的声讨演变成为打杀，被控诉者就成为了群体宣泄不满的出气筒。

农民因为征地产生的不满是一种多元复杂的情绪，不满的对象可能是政府征地行为，也可能是村两委工作及资金问题，还可能是少数用非常手段得利益较多者，普通农民在此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控诉的对象一时指向政府不为民做主，一时指向村集体腐败，一时又指向既得利益者的贪婪，甚至还要从城乡二元结构来重新反思自身的命运：

我们老农想不通的是工农差别太大，工人干部退休是越老越值钱，而农民是越老越不值钱，甚至没人管，我们要求县政府领导切实解决我们实地老农问题、落实好各项政策……

村民强烈要求清理本村账目，因为有很多问题只有通过账目才能得出真相……失地农民对此一点关注，如不查账目，就找不出干部的腐败依据，也找不出什么是地老虎，什么是苍蝇，广大村民强烈要求、坚决找出村里的腐败分子，是好干部就留下来连任，继续引导村民奔小康，实现中国梦……

老人的不满不能通过肢体的暴力来解决，就只能以诉苦和上访的形式进行表达，然而在此过程中又夹杂着太多的个人恩怨，使得诉苦和上访形式变得异常复杂。在争取社保问题上，很多村民认同J去上访的做法，但是绝大多数老人又不信任J，诉苦中还对J 进行各种声讨，因为他占的利益实在太多，对于个体的不满又会延续的对村干部的不满，他们觉得正是村干部的软弱才造成了一些人贪得无厌的后果，而J 在上访中将村干部也列为了声讨的对象，因为他本人以及暗中支持他上访的一个老书记与现任村干部之间又有很多恩怨纠葛，他们希望通过上访将现任村干部搬下台。

五 结语

诉苦本应是在物质贫乏时期、阶级斗争年代，穷苦农民翻身当家时对于阶级敌人的控诉，如今却成为了农民发泄怨气的一种手段，在两个差异巨大的时代中，诉苦非但没有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善而退出历史，相反去呈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诉苦的一般形态在于抱怨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更深一层则是将苦难呈现给社会和政府，以达到博取同情获得其他收效的一种手段。因此，农民的维权上访就不再是仅仅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简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自己的诉求嵌入进在维权话语，拿起“弱者的武器”，通过剪裁事实来呈现自己的苦难，而真正弱者的声音却被忽略其中，成为了被代表的对象。

从信访治理的视角来看，访务困境在于信访生态的困境，社会舆论如果不能冷静理性的对待弱者及其建构的话语策略，那么就容易陷入谋利型上访者精心设计的舆论陷阱，从而使舆论绑架了理性，而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和传播者如果一味呈现片面的深刻而缺乏对真实世界的全面把握，则更容易在为弱者呼吁的同时伤害了真正的弱者，良好的社会舆论生态有助于上访甄别机制的形成，从而使得理性战胜偏见，公正还之于民。

无理型上访者能够得逞的原因在于政府为了地方稳定不得不做出妥协，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能够诉苦，只要能够把事情闹大，那么一定就会得到政府的重视，问题也就一定会解决，对于自身的“苦难”，他们相信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反正不会因为诉苦而受到惩罚。因此，对于政府来讲，要转变以往的危机处理方式，认识到冲突和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能一味采取妥协治理的手段和方法，要转变以往用各种资源来摆平冲突的兜底思维，坚持原则和底线；要建立动态的维稳机制，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及时转变危机中的应对策略，注重冲突中的信息反馈，避免小事变大，大事扩散蔓延；与此同时，还应该充分重视真正弱者的声音，及时回应其合理诉求，避免其苦难被别有用心者利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