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中国农村,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巨变,是社会结构、家计模式、村庄治理及乡村价值的全方位变革。描述这一巨变并不容易,需建立在扎实的经验调查基础上,呼唤宏大叙事。然而,作为这一巨变的结果——“小时代”的来临,恰恰是反实证精神,倡导小叙事的。于是,每个人都可以从个体体验去叙述他心目中的农村。有人看到了现代化的图景,有人见证了乡愁,有人感受了乡村之痛,还有人在这里寻求到了后现代的荒诞。在我看来,《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有关农村“小叙事”的最新文本,很值得分析。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它以实证主义及宏大叙事的伟大作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榜样,却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小叙事手法“固执”地渲染、描述农村的“残酷底层物语”,并将之与日新月异的城市现代化相对照,刻画了一个城乡割裂的“魔幻”时代。对于笔者这个有多年农村调研经验的研习者而言,此文给人带来的“魔幻感”远比文章揭示的农村“魔幻”现象来得真实。

    巨变

    巨变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但到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在短短十五年时间增加了20%,达到56%。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报告,2016年农民工总数达到2.7亿。这意味着,农村社会结构出现双重变化:第一、农村人口总量迅速减少,空心村现象明显;第二、农村人口结构也发生根本性转变,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使得农村只保留了老人、妇女和儿童。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并在农业治理政策中体现出来。从2001年开始,国家在部分省市进行农业税体制改革;2004年,国务院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6年,农业税废除。农业税得以废除说明,不仅国家治理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农民也不再依赖于农业生产剩余。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作为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的村落正在瓦解。

    首先,村落逐渐失去了组织农业生产的功能。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需依赖于“共同生产”来解决公共品供给问题,建立在村落共同体基础上的农民合作一直是小农生产得以维系的制度基础。而最近一些年来,随着“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时代的来临,农业技术及农业基础设施得以大幅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善,它一方面降低了小农生产对农民合作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如今,全国1/3的耕地完成了流转,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越来越依赖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即便是家庭经营,也不再依赖于农民合作。

    其次,村落共同体渐渐瓦解。“乡土中国”曾是标识中国最为贴切的关键词,其含义不仅仅指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国民主体是农民,还特指一整套根植于乡土的社会形态。如果要对乡土中国的社会形态做一普遍性解释,“共同体”是最贴切的关键词。村落共同体是一个有机体,人们彼此熟悉,遵循地方性规范,“亲密地、私人地和排他地生活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共同意义感。在共同体内部,人们讲究人情、面子,彼此互助又相互竞争;在共同体外部,人们一致对外,“内外有别”。当前,我国已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且,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由此,村落共同体已失去基本的人口学基础,以至于连“彼此熟悉”也变得不可能,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转变。全国大部分农村,村落共同体哪怕保持了形式上的存在,也很难再有活力。

    再次,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文明逐渐衰弱,成为城市文化的殖民地。农耕文明时代,乡村文化主导了城市生活,美好的城市生活是为着“荣归故里”、“光宗耀祖”,乃至于城市生活方式也模拟乡村社会,亲缘、地缘、师生等社会关系主导了城市社会。进入21世纪,“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并主导着农村生活样态。绝大多数农村家庭通过“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生计模式,城市生产方式在支配着农村家庭再生产的同时,也将城市文明带入了农村和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多数情况下,农村生活是“暂时”的,是农民家庭实现城市化的支持或“退路”。

    叙事

    过去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农村在短期内发生的“巨变”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其变革之剧烈、影响之深远,或许不亚于欧洲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欧洲的工业化进程指向了与城市为主要表征的新型社会形态——尽管不同学者对这一新社会形态持乐观或悲观的不同态度。

    笔者愿意对中国农村“巨变”持一种中和的态度:首先,中国农村巨变是人类现代化规律使然。无论我们愿意与否,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已非主流的社会形态。但并不意味着“乡土中国”在现今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乡愁”或许是每一个被迫卷入巨变洪流的中国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粮食。其次,中国农村巨变是城市化中国道路的具象。过去一些年,或许还要延续很多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以“半城市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突出地表现在,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变成纯粹意义上的市民。更多情况下,一个家庭内部,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城市,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个体农民的生命历程也很可能在城乡之间来回穿梭。这意味着,城市和乡村这两种生活形态,不仅具有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意义,更具有传统与现代共存、相互改造的融合意义,当前有关农村的“魔幻感”即根源于此。再次,中国农村巨变正在指向一个新兴社会形态的出现。总体上看,这个新社会形态,要将每一个个体从村庄、家庭、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人们正在拥抱国家、市场这些更为抽象、也更具可能性的体系。

    巨变的现实就摆在眼前,但如何体会,却因人而异。可以想见,很多人对共同体关系的消失感到恐惧,城市中片段化的、去人格化的关系让人无所适从;可以理解,不少人在这一巨变中找到了冒险的快感,城市使人更自由、更易发挥个人的潜能。当然,在更多情况下,这一巨变因时因地有所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体验或许并不愉快,却为其提升农村生活质量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第二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体验或许是充满刺激而富有想象力的,却无时不在感受着城市生活带来的苦闷压抑。

    也因此,农村巨变是一个夹杂着希望与失望、成功与失败、重构与建构的多重过程,任何一个个体体验都很难描述其真实过程。农村巨变呼唤宏大叙事,它至少包括几个历程:

    1.现代化历程。现代化历程的核心特征是理性化,一切社会关系都具有可计算性。且,借助于货币这一媒介,理性化还实现了即时即地的可计算性。随着“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的成型,以及农业资本化的进程,农村社会关系逐渐实现了可计算性。这一可计算性首先表现在传统互助生产领域,农忙时期的换工已渐渐减少,代之以雇工生产;日常生活中的互助(诸如红白喜事的举办),市场可以提供一条龙服务。其次,农村社会关系理性化也是可计算性的重要表现。比如,人情往来功能不再是表达性的、仪式性的和互助性的,而具有功利性诉求;近些年来彩礼的不断上涨,更像是性别比失衡背景下婚姻市场竞价机制的自然反映。再次,农村治理关系的理性化也进一步彰显,很多农村地区的村庄选举蜕化为各个金主之间的对决,而村民却对此坦然受之,甚至于将之当做获取私利的机会。

    2.市场的兴起。毋庸置疑,城市是市场关系再生产的主要空间。对于大多数农民工家庭而言,打工收入是其支持家庭再生产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生产关系已深深地嵌入了每一个农民家庭之中。很多城市打工者尽管心怀“赚钱”、“养家糊口”或完成人生任务的理想,并无明显的阶级意识,但是,城市工地、工厂无时不笼罩在市场关系网络之中,人们看到了灯红酒绿,却很难在城市支配自己的生活。由此带来的不公平感和压迫感,确属打工者的真实生活感。农村巨变的另一面是城市化的高速推进,是资本的高歌猛进。总体上,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惠及了绝大多数农民家庭,市场关系中剥削性的一面并未影响打工者的城市化梦想。其明显表现是,已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家庭成功地进城,未能进城的农民家庭也并未无产阶级化,反而得益于打工收入提升了农村生活水平。

    3.社会分工形式改变。传统社会的代际分工和性别分工在巨变时期具有了全新内涵。其核心是,代际分工成为家庭内部分工的主轴,并由此支起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一个农村三代家庭的理想模型是:年轻夫妇在城市务工,年老夫妇和未成年小孩在农村务农、上学、养老。因此,城市是农村家庭进行资本积累的场所,而农村则是维持农村家庭再生产的主要场所。与传统社会不同,代际分工本质上是第一产业和其它产业之间的分工,是城乡之间的分工,它通过独特的家庭结构实现了社会分工转型。假如说传统社会分工是同质性较强的分工,具有可替代性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分工则有鲜明的异质性,更强调分工合作。

    显然,对于个体、家庭而言,农村巨变难免意味着各种悲欢离合的体验,但对于社会转型而言,它却是各种历史定律的耦合。

    魔幻

    这些年,大众媒体热衷于传播有关农村的各种“魔幻”现象,这需置于宏大叙事中加以阐释。

    一些“魔幻”现象是社会事实。比如,“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制造了留守现象,并由此带来了系列社会问题;再如,共同体关系的丧失,使得农村社会关系发生异化,一种既不符合传统道德共同体规范,又不符合现代契约关系的“无功德的个人”现象泛滥;还有,乡村价值生产能力的缺失,使其聚合了诸多恶俗文化。之所以将之看作是社会事实,是因为它们是由“农村巨变”这一宏大历史进程所塑造的失范现象,并且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是,就此认定这个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则大可不必。因为,农村巨变本身是一个中和的过程,它既意味着对传统共同体关系的解构,却也意味着新型社会形态的建构,它所带来的活力与社会失范现象一样真实。

    很多“魔幻”现象并不是社会事实,只是个别的猎奇现象。《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中所提及的大多数“魔幻”现象,与“农村巨变”这一过程没有多大关系,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它最大的可能是媒介传播所制造出的“幻象”。只不过,这一“幻象”倒是真真切切地抓住了这个时代巨变的脉搏:这是一个“变化”本身就有政治正确性的时代,只要是新奇的,无论好坏,都可获得广泛认可。

    笔者觉得,对巨变时代“魔幻感”最贴切的解释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想想还在三十年前,我们才解决吃饱的问题;十年前,人们还未解决吃好的问题,都在担心“三农”危机。那个时候,谁会去关心农村的精神世界?而今,大家却在探讨“乡愁”,担心礼崩乐坏了。不客气地说,那是因为:吃饱了,撑的。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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