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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华中乡土派论经验研究方法

    修改稿发表于《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就谈不上对农村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成熟理论,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要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积累,准备以学术笔谈的形式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展示,主要包括乡村社会性质、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农民生活与意义世界、乡村治理机制、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经验研究方法等10多组笔谈。我们期待着与学界同仁就此展开热烈的、开放性的讨论,协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目录:

    第一篇:华中乡土派论经验研究方法

    饱和经验法

    谈谈经验质感

    如何做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

    以“村庄”为立身之本

    经验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立场


    第一篇:华中乡土派论经验研究方法

    本组关于经验研究方法的笔谈,试图阐述华中乡土派研究方法与学术训练模式。经过多年实践摸索,我们逐步形成了一些对经验研究的颇具特色的共识性认识。我们认为,从事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形成经验的质感,而形成经验质感的最好办法是进行饱和的经验训练。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成为饱和经验法。它既是从事经验研究的具体方法,又是训练研究能力的基本方法。笔谈的第一篇文章是对“饱和经验法”的总体性阐述,其他几篇则是角度各异的深入讨论。这组笔谈的撰写者多是毕业不久的青年博士,他们都已按饱和经验法完成基本的经验训练,开始进入专业研究阶段。从他们的体悟本身以及体悟的内容中也可管窥该方法的内涵与品格。我们愿意说,饱和经验法同这个年轻的研究群体一样,仍处于蓬勃的成长过程中。

    饱和经验法

    ——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

    贺雪峰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教授)

    华中从事村治研究的学者对经验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偏向。早在1980年代,华中村治研究的开创者张厚安教授即提出要“理论务农”,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三个面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转向;华中村治研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徐勇教授在1990年代提出村治研究要“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的研究风格;2002年华中村治学者在《浙江学刊》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1]一文,提出“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三大研究原则。

    2004年以后,华中村治学者内部发生分裂,以贺雪峰、吴毅为代表的部分学者移师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徐勇、项继权为代表的学者继续留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12年更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由此在武汉地区形成了有一定张力又良性竞争的村治研究学人群体。两派学者继续高举经验研究的旗帜,立志扎根中国乡土,做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相对来讲,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费充足,条件优越,研究人员众多,而在武汉地区村治研究中占据体制位置,是武汉村治研究的正规军。又因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要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华中师大学者更多活跃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系新创办,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体制资源支持,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又因为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要依托社会学一级学科,所以,近年来,华中科大学者更多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

    最近数年,华中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村治研究学者都致力于农村经验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两校村治学者都连年组织大规模农村调查。其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百村十年”调查为主要平台,每年动员数以百计的本科生、研究生到农村调研,每年投入调研经费超过百万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则自2007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大规模的“集体调研”,仅每年暑假集体调研规模即超过百人,一般同时在多省数十个村开展驻村调查。自2005年以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已近4万个工作日。农村调查既是搜集研究资料的过程,又是培养人的过程,近年来,两校村治研究在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上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值得一提的是,两校村治学者开展的大规模农村调查有细微却极其重要的差异,即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体制资源多,科研任务重,调查具有比较强的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每年寒暑假都要向社会招募调查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既无体制资源,也几乎没有课题任务,其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训练研究生,很少有搜集研究资料的目的。也是因此,武汉村治学者的经验研究目前已有比较大的差异。以下,笔者主要讨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对经验研究的认识和进行经验研究的方法。以中心为基地的村治研究学者群又被称为“华中乡土派”,因此,本文即试图对华中乡土派经验研究进行一定的总结提练。华中乡土派强调以大量深入的驻村调查来形成经验质感。以形成经验质感为目的的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我们称为“饱和经验法”。

    二、

    中心学者对经验的强调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公开发表文章中看出。吴毅称当前学界应该“再有一个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贺雪峰则自称其学术作品“带着强烈经验情绪”。中心要求博士生每年至少有100天驻村调查,且要求在博士论文开题前,要在全国8~10个省、每个省1~2个村,每个村至少进行15天的驻村调研,驻村调研期间,须对调查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宗教等各个方面作深入访谈。调查结束须写作反映调查村总体状况及其治理逻辑的调查报告。经过以上调查,中心博士生才能选定博士论文主题,再开展为期半年的博士论文调查,进行博士论文研究和写作。这样,在读博期间,中心几乎所有博士生都可以有350天左右的驻村调查经历。长时间段的多点驻村调查,是一种饱和式的调查,这样的饱和调查可以较好地训练博士生对经验的把握能力。

    中心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个人调查,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下来,以访谈为主开展调查。调查周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调查,时间一般为15~30天,一种是博士论文调查,一般是半年时间。个人调查,边访谈边整理资料边思考;二是集体调查,即若干人集中到一个地方调查,白天分开调查,晚上一起讨论,调查也就变成了现场研讨。这样的调查+研讨可以极大地开阔和深化个人经验。这两种调查方式都是驻村调查,一般住在农户家中,同吃同住,打成一片,既有助于调查深入,又节约调查成本。最重要的是,农民往往很愿意接受访谈,调研者容易获得全面完整的经验资料。

    个人调查和集体调查一般交错进行。经历10多次大约200天调研,调研者就可以具有较好的把握经验的能力,懂得经验、实践的一般机制,形成经验质感。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的、专业的研究,就可以有整体经验作支撑,就容易掌握专题研究的火候,把握专业研究的分寸,知道思考写作时下笔的轻重。也可以在专业研究中正确地提出问题,适当地展开问题,准确抓住问题的本质,获得研究灵感,及取得研究突破。

    正是因为华中乡土派对经验本身的强调,有人批评华中乡土派为朴素经验主义。这里面当然有误解。华中乡土派培养学生,在强调经验的同时也强调经典,因此自称培养学生是“两经”战略。“经典”即要求在进入博士生阶段之前的本科和硕士阶段大量阅读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主要是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所谓大量阅读,是要通过2~3年的全面系统专业阅读,对西方经典理论读懂读通,读经典的过程重在训练思维能力,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分析问题、逻辑推理的理性主义精髓,而不重具体知识。读经典是典型的“无用之大用”,是为专业研究准备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提供具体指南,更不是为了寻章摘句。

    有了大量经典阅读和形成的细致分析、严密推理、抽象概括能力,再进行经验训练,这样,在经验研究中,就不是仅仅就事论事进行讨论,而是要在大量调查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博士生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进行经验的训练,因此要大量地到农村去做田野。

    经典阅读的训练和经验调查的训练,两个训练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进行专业研究的基础能力。经典阅读和经验调查都只是为专业研究作准备而不等于专业研究。一旦有了“两经”作基础,就容易做好专业研究。

    以下重点讨论华中乡土派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方法。我们认为,形成经验质感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经验的饱和训练,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

    三、

    “饱和经验法”既是一种理论认识,又是一种调查操作技术。先谈理论认识。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经验世界中,这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世界,所有现存的都是合理的,是不用问为什么的。在这个自己的经验世界里,我们不自觉地习得了很多本能的已经内化为身体一部分的习惯,可以自然而然地理解自己生活世界的人和事,可以与这个经验世界保持正常交往,低成本地处理好各种关系。所有的事情都是合理的,有时有情绪、感到不公平、不满意,也是在日常经验世界中发生了与以往经验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变化速度比较快,以致超出了个人正常的衡平感受,从而本能地感觉到不适应、不正常和不正当。总是先感觉到了,再思考,再理解。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经验世界之中的,这个经验世界先于个人而存在,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自觉地融入到这个生活世界中,本能地习得这个先于个人的经验世界的规则,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规则来处理问题,进行交际。

    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生活于自己经验中的人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因此而有不适应,因此会有情绪。如果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经验世界习以为常,有人却试图对所有事情提出质问,这样的人就会被视为不正常的人。

    对生活于其中的经验世界不问为什么,这样才能形成社会基本的信任与合作,降低社会组织成本,社会才能低成本地延续下去。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也不能对生活中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提问。所有人都提问,则社会革命的时期也许就应该到了。

    但是,一个研究现实问题的学者必须要有对现实生活经验的完整理解,有对其内在机制,对自然而然原因的分析,并因此有能力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能力从杂乱无序中抓住关键性的要点。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现实问题研究者应该有对一个完整经验的深入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对非生活经验的完整经验的透彻理解,这种透彻理解,要通过切身体悟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形成对经验的质感。经验质感就好比骑自行车、学游泳、学语言一样,仅仅讲理论和方法是很难学会的,学会的一个基本办法是实践,是在不断试错中获得的身体内在衡平感,是思想与身体、心口手的协调,是“熟能生巧”。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但可以意会。这是一种一旦获得就终身难忘的基本能力。

    虽然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经验之中的,但生活在个人经验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却很少会对个人生活经验提出反问,而大多是且只能是持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态度。这种生活经验的质感是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习得这种近乎本能的能力。但这种本能的能力恰恰又使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对生活经验本身的警惕。

    一个从来没有对个人生活经验之外的完整经验进行过解剖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地进入专门研究领域,是很危险的,因为专门研究领域是从生活领域中切割出来,是不完整的,是生活中的片断,某种意义上,离开生活本身的片断就是死掉的片断,正如离开人体的大脑或手脚与作为人体一部分的大脑、手脚有着完全不同的特性一样。缺少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完整经验训练,研究者在研究中最容易比附或想象的空间就只能是个人生活经验。因为个人生活世界的经验大都是未加深究的理所当然的世界,在比附中就容易受到生活经验中的理所当然或经验情绪的误导。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科已经越来越细密,研究也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在研究的问题上越来越狭窄,而且专业化的训练将经验本身切割为无数碎片,这种训练使社会科学工作者丧失了对完整的具有“全息”特征的经验的感知能力,丧失了完整把握经验、从经验本身的复杂性来提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视野。

    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科学专业研究者的专业研究其实需要有对作为全息信息单元的、完整的、活的微观经验的感知与理解能力,且这种完整的微观经验不能来自生活经验,因为生活经验本身充满了太多的理所当然的层面。而当前社会科学专门研究者在学术训练中,往往不仅没有增加对完整经验的理解和把握,反而多是进一步切割了经验,形成了对经验片面的、片断的理解。这样,社会科学专门研究就容易出现因对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把握的不足而不得不比附生活经验,从而在专业研究中引入大量未加深究的生活经验的“意识形态”,这样就将每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专业研究变成了用专业术语包装起来的个人生活经验。

    尤其糟糕的是,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社会科学是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并专业化的,专业化之前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已经过去很久了,专业化的诸多预设前提在西方早已成为共识,但引进过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却并未真正对中国5000年历史和当下13亿中国人民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处境作基本的关照,没有经历一个对中国本身的宏大叙事,就直接进入到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话语下的专业研究、微观研究、具体研究,这样的专业研究无异于盲人摸象。这样的研究也当然无法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也就最终变成自说自话的个人成长经历的意识形态情绪了。

    因此,所有真正要有所作为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都应有一个对自己生活以外经验的深入全面调查,并因此能对经验完整丰富的各个面向进行反复、深入、批判性理解,以深刻、厚重把握经验。形成对经验的厚重把握或经验质感,将有助于专业社会科学研究。对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的深刻、厚重把握,是一种基础的学术能力训练。

    经验具有生活性、模糊性、自在性、自洽性和总体性,经验往往是全息的,是包括各方面信息的,是跨学科的。完整厚重把握经验的办法是饱和式调研,饱和调研要求调查者保持开放性,用足够长的时间、足够高的热情,不厌其烦地、反复地浸泡在经验中,旁观经验、体验经验、理解实践。厚重把握经验的能力就是经验的质感。经验质感使专业研究的问题可能还原到经验现场,从而可以准确地提出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启示,在灵动提问和严密推理之间找到平衡。

    经验要训练,在今天的中国,最好的训练经验的场所也许就是村庄了。村庄是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社会,有历史,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各个方面,农民有自己的生活逻辑,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都要在村庄落地,因此,通过深入研究村庄中农民的生活逻辑和乡村治理的逻辑,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形成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完整经验的厚重理解。当前中国村庄中,进行经验训练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农民愿意接受研究者的访谈,研究者每天都可以与农民进行长时间的深入交流,可以就自己关心的几乎所有问题向农民请教,并在其中发现诸多之前根本就没有想到的意外。通过长时间的、反复的、饱和的村庄调研来形成经验的质感。一旦获得这一经验质感,再从农村经验向专业领域扩张,将更有历史感、现实感或在地感。村庄经验的训练只是起点,其终点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经过完整经验训练且形成经验质感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都是颇值得怀疑的纸上谈兵。

    正如人类学家到一个原始部落进行了为期1~2年的田野调查才成为所谓人类学家一样,只有经历了完整经验训练的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工作者才是合格的中国研究者。

    经验训练当然不是只能在村庄进行,也可以在城市社区和依靠历史资料进行。以历史资料来训练经验质感的坏处是,历史资料往往是死的且是片断零碎的,从历史资料中获得的信息远不如田野调查讲述者提供信息的全面、灵动、完整和相互印证,田野调查训练经验可以说是事半功倍,效果远比阅读历史资料要好。反过来,如果我们有了对现实的完整经验的理解,再来看历史资料,对历史资料的理解就往往会更敏感、更丰满和更深刻。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研究者来讲,之前进行一个完整的经验训练,对之后的专业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经验训练是专业研究的基础。

    小结一下,经验质感即对个人生活以外的总体性经验的把握领悟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正常的感觉能力,是闭着眼睛就可以自由行动的能力,是心中有数,是准确判断事务发展逻辑、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无序中看到有序、从混乱信息中抓住关键信息进行提炼概括的能力,是感觉到并能理解的能力,是悟性,是灵动的思考能力,是提出问题且把握问题的能力,是发散思维提出假设的能力,是一种已经身体化了的对复杂经验进行简化但不是简单处理的能力。这种能力一旦获得就几乎终身受用,有了这种能力,再进行专业研究就具有将专业问题还原到经验现场的能力。

    饱和的经验训练是获得厚重经验质感的基本方法。饱和经验训练是对个人生活经验以外的另外一个完整的经验领域总体、深度把握的训练。饱和经验训练不是要搜集资料,不是要按既有逻辑去处理资料,而是一个不断寻找经验意外、不断丰富和深化对经验认识的过程。饱和经验训练关注经验的自洽性、模糊性、总体性,强调经验的自在性和全息性,强调经验的未知性、联系性、变动性、灵动性。

    饱和经验训练的方法就是饱和经验法,是我们进行经验训练形成经验质感的技术手段。以下讨论“饱和经验法”这一技术手段,一是原则,二是我们近年的一些探索。

    四、

    饱和经验法的主要原则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是不预设问题,不预设目标;二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不注重资料而重体会,大进大出;三是不怕重复,要的就是重复,是饱和调查。

    1、不预设问题

    进入村庄一般只有大体的调研方向,有时也结合专题任务开展调查,但调查是开放性的,半结构化的,不预设问题也不预设目标。调研的大方向是理解农民生活和农村政策实践的机制。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都进行调查访谈。除非意识到其中存在可能具有的突破,一般不追求对现象和数据的精确搜集,也不特别注重对资料的搜集。调查时,承认自己是带着理论框架,有着既有对村庄认识与想象的前置预设知识,因此所关心问题就会有所选择,同时又特别警惕既有知识背景对调查视野的局限,而有打破自己思维限制的反省反思。调查时特别注意经验的意外,注意发现经验本身的悖论。所谓经验的悖论,并非实践经验的自相矛盾,实践总是自洽的,悖论来自我们头脑中对经验和实践认识的刻板印象。通过深入理解所谓经验的悖论,可以修正我们对经验的认识,深化和丰富我们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经验的意外是调查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到农村调查,之前一定会有大致的预设,会有对农村的想象,到了调查现场,首先关心的问题也一定是自己头脑中预设的问题。但在调查现场,经验的悖论不断出现,未知领域不断出现,经验的意外也就不断出现,本来是调查A,结果发现B也很重要,再去调查B,又发现C也很重要。由ABC,一步步地扩展,一步步地深入,认真对待每一个新发现的问题又沿着更新发现向前探索,一直延续到对Z的关注,最终再回到A,这个时候所认识的A就与之前没有联系的枯燥无味的A有了极大不同,这时的A就成了被深度拓展、在村庄中有着广泛联系、内涵丰富的A,成为有了具体的抽象,是经过分析而内涵丰富的A。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只是深化了对经验的理解而且很容易形成经验的质感。有此完整经验过程,所留给社会科学专门工作者进行专业研究时的感觉,就好象领导人有过多年基层工作经验更容易理解实践和作出正确决策一样。没有打过仗的将军,没有经过爱情的婚姻,总之是没有经过刻骨铭心身心训练,是很难真正深刻体会其中特别窍门的。这是难以言传的领域,是可以意会的领域。

    各种理论和方法只是调查时备用工具箱中的备用工具,在调查中要机会主义对待这些工具。

    2、大进大出,总体把握

    饱和经验法的第二个原则是“具体进入、总体把握、大进大出、重在体验”。具体地说,在调查中,我们注重的是经验的训练,经验训练目的是要训练人,是要让调查者真正具备对经验的把握能力,对经验的敏感性,从而形成经验的质感。调查总是具体进入的,具体进入就一定会涉及到对具体的人和事,对事件和数据的调查,但调查应不唯这些具体的细节,尤其不注重搜集死资料,而特别注意活的灵动的实践。

    在具体调查实践中,我们强调对村庄内在机制的描写,这种描写我们称作“村治模式”的写作,是对一个村庄人民生活及其治理逻辑各个主要侧面及其相互逻辑关系的刻画,一般要涉及到村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各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在调查中,特别注重“村庄内部提问题、现象之间找关联”,而不是动辄从村庄中跳出来。紧紧贴在地面,牢牢抓住经验,理解村庄内部各种现象之间的相关关系,找出村庄人民生活的内在逻辑和村庄治理的内在机制。在村庄内提出问题同时在村庄内回答问题。

    基于以上目的,就一定要以具有完整经验的个案为主要调查对象,以深度访谈和半结构化访谈为主要方法,强调感悟与主客体良性互动基础上的体验。在此过程中,调查者逐步形成对经验复杂性的认识,以获得经验质感,并因此培养从复杂现象中准确找出主要关联要素并建立主要关联要素之间逻辑联系的能力。这是一个由简到繁再删繁成简的过程,又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再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后面一个抽象是已经有了具体分析基础上的抽象,是在较第一个抽象深刻得多的有了更丰富内涵的抽象。

    总之,进入经验的过程,可以采取大进大出、大破大立的方式,进入细节但不拘泥于细节,关键在于总体把握,在于形成调查者对经验的敏感性、想象力和总体把握能力,在于训练调查者的经验质感。

    3、关键在于重复

    第三个原则是不怕重复,要形成厚重经验,形成经验质感要的就是重复。饱和的重复调查是形成经验质感的基础方法。

    在训练经验提升经验质感时,饱和经验法特别强调重复的重要性,认为重复才是力量。在调查实践中,调查者本能地对新情况新问题感兴趣,尤其是有了一定经验积累的调查者往往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以为访谈对象讲述内容了无新意,在调查中产生倦怠情绪,不能集中注意力去听去观察去思考。

    这当然是不行的。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必须始终全神贯注地与访谈对象交流,一方面要允许访谈对象按自己的方式讲述,一方面访谈者要善于引导问题。引导问题并非完全主导而是半开放式的,是允许被访谈者按自己逻辑和方式进行讲述的。被访谈者讲述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的部分正是产生新的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具有很大确定性的部分也并非简单重复,一方面,确定性有了对问题本身是或否的回答,另一方面,确定性的回答才能激发在语境中的访谈者的联想与思考,并因此形成对确定性认识的新理解。所有的确定性都只是当下的确定性,都不是终极的,都可能要被新的认识所颠覆,从而形成更加深刻认识基础上的新确定性。

    在调查实践中,大量重复正是形成经验质感的关键,反复聆听,用心思考,饱和介入。每次重复,其实语境是不同的,着重点、轻重缓急都是不同的,在各种语境中听到对同样事实的不同讲述者的重复讲述,这样调查者就可以形成强烈的内化到自己身体里面的感悟,并因此可以在其他语境中准确判断事情本质,再有类似语境,就可以地“八九不离十”地将其中细微差异区分出来。这其中的微妙正是经验质感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讲,调查是不可以偷懒的,没有足够时间的饱和访谈是无法真正建立起经验质感的。特别重要的是,建立经验质感必须是自己亲自去饱和式重复访谈,自己亲自用心去消磨访谈的时间,且在访谈过程中要高度紧张地思考体会理解,这其中绝无捷径可走。没有全神贯注地长时间地投入到具体访谈过程体会其中的微妙之处,不用心,所搜集得来的访谈信息是没有用处的。目前农村调查中一大误区是,很多人不关心不在乎访谈过程而只关心访谈结果,甚至以获得调查资料为最高目标,这样的农村调查就可以算作还没有入门。

    不怕重复,在访谈对象对似曾相识的事情时,调查者要全神贯注聆听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访谈对象讲述中,虽然99%的可能是重复,不重复的只有1%,这个1%却可能正是关键的1%,没有全神贯注,这1%很快就飘过,调查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1%的关键机会的出现。高度集中注意力才会有一棵“敏感”的心灵,才会在调查中把握住微妙的关键,才会心领神会,才会有正确时机的果断追问,才可能会有一轮又一轮的认识突破。响鼓不用重锤,访谈对象讲述的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锁碎的、杂乱无章的,访谈者自身素质及对调查的投入状态直接影响访谈效果。要持续投入关注,要有焦虑,才能在日常的看似锁碎的调查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蓦然回首,恍然大悟。

    总结一下即,饱和经验法强调,调查不能功利,调查时要用心去倾听,去思考。经验质感的形成不是从调查结果来总成而是在调查中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没有过程,没有全神贯注地聆听、思考,没有用心体会,也就不可能获得经验的质感。

    五、

    在多年农村调查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一些开展农村经验调查形成经验质感的具体方法,以下分别简单介绍说明之。

    1、多点调查、区域比较。

    人类学尤其强调对异文化的深入调查。异文化调查的好处是,调查者在本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各种文化现象,在异文化中却未必一样,这样引起的文化震惊不仅容易激发研究的兴趣和想象力,而且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完整的与自己所属文化系统不同的经验,这个经验表现为《民族志》,可以让研究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容易理解专业研究的局限性和条件性,从而可以为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来自异文化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从西方引进理论,就更加需要有对西方社会科学中国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警惕。保持警惕的一个好办法即是要形成对具有全息特征的中国经验的深度完整理解,其中最佳进入经验的场所是农村。

    从进入农村经验的办法来讲,华中村治研究团队近年来探索的一个方法是多点进入,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在全国不同地区选择多点(十个左右),每个点都进行为期20天左右的全方位深入访谈,并在访谈基础上撰写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关联的村治模式。中国学者进行中国村庄调查,仍然是在自己文化系统中进行调查,因此调查中很难出现文化震惊,产生不出问题意识,似乎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其实,只要深入到中国不同区域村庄就会发现,貌似相同的中国农村,因为历史、地理、种植结构等等差异而有极大差异,农民行动逻辑不同,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制度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与后果也不同,因此可以给调查者以强有力的文化震憾,并因此可以通过中国农村与农民生活逻辑的差异来理解中国农村内部的细微结构,可以形成对经验本身细微之处的把握。或者说,中国地域庞大,不同地区农村情况差异巨大,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极好的训练经验的场所。

    依我们的经验,有大约200天在10个不同地区村庄的驻村调查,就可以对中国农村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并由此可以获取在经验训练中形成的进行经验研究能力。

    2、集体调查、现场研讨。

    华中村治研究团队近年来还探索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进行集体调查的方法,其中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小团队集体调查,三、五个人集中到一个村庄开展调查,白天分头调查,晚上集中讨论,这样,有20天时间,就很容易形成对村庄各方面的深入认识并因此很好地训练调查者。另外一种是大团队集体调查,即在以上小团队基础上,再有若干小团队同时在相邻村庄开展调查,这样,除每天的小团队讨论以外,每隔三、四天,大团队还可以进行大组研讨。大组研讨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打破小组在调查中过快达成的共识,引入新的问题和视野,从而可以更加迅速地在调查现场将调研深化。集体调查的过程就是现场研讨的过程,调查过程紧凑而密集,思想火花四溅。这样的调查,可以很快给参与者以广泛深刻的经验训练。可以说,这种集体调查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训练研究者的独门秘籍。

    3、不分专题、全面调查。

    华中乡土派进行调查训练经验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全面调查,很少做专题调查。在进入到一个村庄,往往会对村庄各个方面都进行调研,调查没有特别任务,而是遇到什么特别值得调查的问题就深入调查之,遇到什么特别能讲述的访谈对象就深入访谈之。调查中,不特别要求访谈对象专讲自己有兴趣的问题,而是给访谈对象一定的讲述自由,访谈中访谈者少作预设,保持无知,对访谈对象所讲述经验充满真正的好奇与兴奋,对事事好奇,对什么都感兴趣,调查中,千万不可脱离村庄,脱离经验,过快上升到理论问题。要紧紧贴近地面。

    这样,在一个村庄范围,经过20天的密集访谈,就可以搜集到关于村庄各个各方面的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之间的各种之前根本就未曾预料的联系就会一一浮现出来,从而可以描绘出一个丰满精致的村庄形象,虽然其中某些细节仍然不清楚,某些特定方面的调研仍不够深入,但从总体上对村庄的把握和从本次调查正好容易获取的信息中所获得的专门知识,就为进一步的调研打下了最好的基础。

    从一个村庄来看,事事调查,全面调查,好象每个问题都难以调查深入,但因为调查中未预设立场和问题,而可以获得关于村庄最大信息量,什么重要即调查什么,什么方便调查就调查什么,事事关心,没有什么是不感兴趣的。这样调研的好处有两个,一是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搜集大量信息从而较好地刻画出完整总体的村庄形象,二是可以就一些专题获取丰富资源,虽然在一个村庄中因为偶然而做的专门调研资料似乎不一定用得着。

    接下来的村庄调查仍然事事关心,这样积累下来的专题资料就会十分丰富。之前有人到村庄调查,只搜集专题资料,虽然同样的时间可以在一个专题上搜集更细致完全的资料,但这样的专题调查有两大缺点,一是难以对村庄形成全面认识,二是除本专题以外的一切都不知道。全面调查,不仅对村庄有深度全面认识而且可以在各个专题上展开研究。这也是华中村治研究团队可以跨学科跨专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原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全面调查有助于提升调查者对经验的把握和理解能力,从而形成经验质感。

    六、

    饱和经验法是最近几年华中乡土派在经验研究进路上的探索,这项探索本身也充满经验性。相对于抽样基础上的问卷调查、人类学的民族志、扎根理论、拓展个案法等等,这种方法还不成熟,很多做法和总结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远没有到可以用严密逻辑来予表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种方法不是什么,比如不是拓展个案法,但很难精确定义这种方法是什么。经验质感本身的提法也会有歧义,透过现象看本质,有没有一个本质的内核存在在哲学上也有争议。凡是已经终结的对本质的认识都不是最后的真理而最多只是通向最后真理的桥梁,或其实就没有最后真理,而只有深刻与肤浅之分。

    我们近年来的经验调查实践证明,通过深度多点个案调查,配之以区域比较,可以深化对经验本身的认识,可以看出经验研究本身的深刻或肤浅。饱和经验法也许找不到关于实践的最后真理,但这种方法可以避免让我们去犯肤浅幼稚想当然的错误。既然这种方法不认为自己可以找到最后真理,这种方法就允许对话批评交流积累和认识的深化。最终,希望饱和经验法可以进一步完善并可以成为经验训练的一种基本方法。

    2012822下午于九宫山

    谈谈经验质感

    吕德文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副教授)

    在经验研究中,是否有良好的质感,直接影响研究的效果。有了经验质感,往往会有一个比较好的问题意识,发现经验的意外,较好地把握经验的内在机制。

    一、何谓经验的“质感”?

    一般而言,经验研究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对经验现象的体悟,二是对经验材料的分析。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后一个步骤,以为准确地获取材料,科学地分析材料,就可以做一个好的经验研究,经验化约为材料,研究简化为对调查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殊不知,缺乏了对经验现象的体悟,再科学的经验材料的分析也有可能是离题万里的,要么是不符合“常识”,要么就仅仅是一个“常识”:前者的意思是说经验研究严重脱离现实,不合逻辑;后者的意思是说经验研究没有发现,没有知识增量。

    我们说,经验本身是要训练的,主要不是指对调查方法和分析工具的掌握,而是指对经验现象的体悟能力的训练,即培养经验的质感。什么叫做质感?质感首先意味着整体感,能够恰当地将任何一个经验现象放置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体系中去。比如说,各类人群自杀率的不同,有不同的社会结构在支撑,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自杀率高的地区,往往发生在宗族性村庄中,因为这种类型的村庄结构,年轻妇女处于弱势地位;老年人自杀率高的地区,往往发生在原子化的村庄中,因为老年人在这种村庄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自杀统计往往不会涉及村庄结构,因此,调查方法再高明、分析工具再先进,也很难把握中国农民自杀的这一重要机制。

    其次,质感意味着敏感性,能够在一个具体的研究场域中发现经验的意外,即场域内经验现象之间的悖论——这个意外是因为研究者有了下意识的现象之间联系的假设,经验稍有不同,即可感觉到。“原子化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弱”是经验的“常识”,一旦有原子化村庄内农民合作很好的现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可以立马感觉出来,通过增加变量来解释现象之间的悖论:比如,村庄有无价值生产能力、行政能力是否强大等对集体行动大有影响。

    再次,质感还意味着经验现象的延伸能力。这种延伸能力是整体感和敏感性的综合,很多有过长时间民族志调查经历的研究者都有这个体会,到一定程度,发现对村庄的任何方面都很熟悉,被访谈对象“只要说一句话,就知道他下一句说什么”,这是有整体感的表现,也是敏感性不足的表现,经验质感超强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经验现象的延伸能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正常情况下,研究者在分析现象A时,可能与BC两个现象建立联系,ABC三者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并形成一个现象体系,换言之,对研究对象A的延伸,只进行了两层:由AB,再由BC。但如果能再进一层,到达D,且将ABCD四个现象建立了另一个更为复杂的现象体系,那就意味着经验质感更增强了一步。

    二、经验的理论提升

    经验质感是一种经验现象的处理能力,集中表现为对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能力,包括问题意识、概念化及中层理论三个方面。

    能否提一个好的问题,综合反映了经验质感。好的问题不能仅仅是一个经验的常识,也不能不符合常识,好比说,这几年媒体不断报道农民维权事件,然后就提出一个学术命题“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这个命题只是解释农民为何会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这是一个常识,因为这几乎只是在说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如果说这个命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农民有了公民政治诉求,那么,这不符合常识,因为绝大部分维权事件都仅仅是获得物质利益,并无政治要求;但是,如果说这个命题是要解释当前农民维权事件与上世纪90年代的不同,发现了一些新因素,比如,钉子户更容易在媒体的配合下进行抗争表演,则它是一个真命题,既符合常识,农民确实为了一己私利(而非政治诉求)敢于抗争,又超出了常识,看似普通的现象实际上有了新内涵。很显然,假使农民维权事件是现象A,农民趋利现象及政治诉求是现象C,媒体介入是B,那么,前两个假设之所以是假问题,是因为没有一个整体感,无法将A准确放置由ABC共同塑造的政治结构中,也没有敏感性,未能发现近些年A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的异常之处,更无现象的延伸能力,连关键变量B也没有延伸进来。

    概念化的过程是描述、解释现象的过程,前提是在现象之间建立正确的联系。没有经验质感的研究,尤其是没有问题意识的时候,很容易在经验现象之间强行建立联系。比如,现在的很多经验研究都是应景式的研究,其问题意识并不是从自己的经验质感中产生的,而是从宏大理论或媒体话语来的,研究村民自治的时候,自然地找到民主理论,研究农民维权的时候,自然找到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硬梆梆地虚拟出了现象C,以此来解释现象A,建立AC之间的联系。注意,建立现象间正确联系的第一步是切忌似是而非地引入一个现象:在一个有具体研究场域的经验研究中,任何一个现象都必须从这个场域中来,而不能从理论或其它的研究场域移植过来。

    即便现象C确确实实存在,还存在一个问题,AC两个现象相隔太远,但解释链条却很短,一定会抹平其它的可能更重要的变量B。因此,正确建立两个现象之间联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要在两个最相近的现象之间找联系,而非舍近求远。假如现象AC之间有联系,那么,应该先解释相邻的现象AB之间的联系,再解释另一对相邻的现象BC之间的联系。

    现象之间的正确联系建立之后,就需要描述和解释,描述和解释出一个结果出来,就有概念化的意思了。本质上,任何概念都是内含的多个现象的集合,比如“差序格局”这个概念,它至少是中国人群己界分、长幼有序这两个现象之间的集合由于中国人的行动单位是家庭、家族等群,而非个人的己,使得群的内部构造了一个等级秩序,这两个现象高度联系,就构成了与西方“团体格局”不一样的结构。

    如果说概念化是具体的多个现象间联系的描述和解释,那么,中层理论就是多个概念间联系的描述和解释,中层理论的形成一定会有概念化的过程,但概念化却不一定会形成中层理论。同样以“差序格局”为例,费老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只有概念化过程,只是对具体现象的描述,但是,此后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进行了多种概念化的努力,相互之间却都可以在差序格局中找到位置,比如,圈层结构、行动单位、关系等,很有可能,差距格局就变成中层理论了。而一旦成为中层理论,其解释力将大大拓展,可以解释更多的经验现象间的联系。

    三、理论的现象还原

    实际上,质感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能力上,还表现在理论的现象还原能力中,在经验研究中,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过程,也是理论的现象还原过程。

    一个真正有经验质感的研究者,所提的好的问题意识,不仅在经验上经得起推敲,还在理论上经得起考验。同样以“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这一命题为例,很多人用抗争政治理论去套,却不知道这一理论的原型:政府行为、集体行动、抗争三个现象之间的联系。以为农民有了集体行动,或者有了反抗行为,就是一种抗争政治,殊不知,抗争政治不仅需要集体行动,还需要政治性和专业化,缺一不可。如此,要用这一理论,就应有一个整体感,即由中国政府行为、农民集体行动与农民抗争构成的政治结构是怎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体性事件、农民集体上访等现象放置一个恰当的位置。同时,还需要敏感性,发现这些现象在抗争政治这一理论脉络中的悖论,与西方现象的不同之处。另外,也需要现象的延伸能力,将一些关键的变量如市场化媒体的作用引进来。似是而非地用任何一个理论去解释鲜活的经验现象,不仅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也无益于推进理论的发展。

    尤为关键的是在概念的使用上。概念不是用来简化现象解释的,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现象,在现象足够复杂,而概念无法统摄时,需要修正的是概念,而不是现象。同样举用抗争政治理论解释农民集体上访现象的例子,当研究者面临着这样一个困惑,即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表现得极为软弱、无奈,但却又经常表现得过于暴力时,那就需要仔细辨析“政府”这一概念,它至少有两个属性——管理机关和暴力垄断者,任何一个属性都不足以把握政府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些年来,在解释农民集体上访现象时,很多研究把地方政府描述成是一个冷血的暴力的独裁者,这要么是一个宣传策略,要么是没有一点概念(理论)的现象还原能力,结果都是简化了现象解释。

    把概念还原成现象及现象之间的联系,是考虑概念适用性的前提。一个从不考虑概念适用性的研究者,肯定是理论的教条主义者,谈不上经验质感;很多人在使用概念时,考虑其适用性并不是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出发,而是简单地借用别的研究成果(大多是理论的注释),这是一种偷懒行为,假的经验研究者。

    至于说中层理论,其现象还原能力主要表现在中国化/本土化的过程中。在社会学研究中,估计很少人怀疑西方理论本土化的必要性,这说明社会学确实是一个经验研究为基础的学科。但是,对本土化的路径却有不少争论,主要表现为到底是从理论到经验还是从经验到理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实际上,经验现象的理论提升和理论的现象还原本是一体两面的双向运动,人为地将两者割裂开来,只能说经验和理论的训练都还不够。

    四、经验质感的培养

    一个长时期做经验研究的学者,不一定有经验质感,其中的奥妙何在?这得从质感的三个方面谈起。

    如果经验研究化约为对材料的获取和分析,那几乎永远建立不起质感,因为它失去了对经验现象的体悟过程。同样是访谈,有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一是访谈仅仅是资料收集方式,尽量追求材料的完整性、客观性,似乎被访谈者只是材料的储藏器,生怕访谈者的某句话、某个动作影响了被访谈者的情绪,导致材料的失真;二是访谈过程本身是经验研究的一部分,材料本身不甚重要,重要的是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在获取、理解材料过程中的互动,尤为注重某一具体的材料在现象联系中的位置,材料的完整性并不来源于细节,而是来源于其在现象体系中的明确定位,材料的客观性也不来自于被访谈者是否真诚,而是来自于材料间的相互印证。很显然,前一种访谈方式是很难培养质感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调查方式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它是否认经验研究是有人文主义色彩的,而非纯粹的科学。

    质感的首要特征是整体感,因此,将经验现象化约为碎片化的材料,不是一个合理的做法。相反,应该尽量理解某一具体材料与前后左右的联系,注意,关键在联系,而非孤立的材料。对于培养质感而言,材料再详细、再客观,如果无法准确定位,那也是枉然。比如,你在调研中准确得计算出农民种田的投入是300/亩,产出是1000/亩,如果不计算其投入产出比,并与家庭结构等因素相联系,这些数字再准确也是没意义的。对于老人农业而言,这个数字或许是很可观的,但对于壮劳力经营的农业而言,这个数字却有可能是让人失望的。当“可观”、“失望”这些类似的主观评价出来时,就往质感迈进了一步。

    敏感性建立在差异、悖论上,因此,对质感的培养还意味着要不断、甚至是重复解释现象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联系。再举“原子化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弱”这个例子,研究者到任何一个村庄调研,都尝试去验证这一联系,最后发现,即便这个联系是成立的,实际上不同村庄有不同的逻辑,解释得越多,发现变量越多,内在的联系机制就越复杂,把行政因素、价值生产能力等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原子化的村庄结构与集体行动能力这两个现象之间,有N多种悖论,可以建立出N多种联系出来。由于对原子化村庄的集体行动能力问题极为熟悉,形成了下意识,一旦有现象的悖论发生,很容易就感觉出来。

    现象延伸能力的培养,通俗的话说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这样认为,经验本身是完整的,因此,理论上,任何两个现象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只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的差异。整体感意味着可以将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界分出几个部分,并大致确定各部分在现象体系中的位置,敏感性意味着发现两个现象之间的新联系,而现象延伸能力则意味着透过这个联系发现新现象,并最终确定这个现象在现象体系中的位置。比如,假如研究者在原子化村庄与集体行动能力弱两者之间建立了强联系,那么,研究者或许就容易依此发现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村庄灰色化问题等相关现象。一旦假设了这些现象会存在,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进行论证,这又回到了敏感性的建立过程中:对悖论、差异的解释。

    说到底,经验质感不是别的,是对现象之间联系的把握能力,经验研究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发现新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经验研究中,这种能力可以部分地为分析工具取代,但是,好的问题意识,经验的意外,从来都产生于对经验的体悟过程中,而无可能从分析工具中产生。

    如何做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

    桂华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博士后)

    一、什么是经验研究

    一般而言,社会科学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事物的特征、性质及其存在和变化的规律,二是通过对具体对象的研究,来进行理论提炼,提出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既要认识中国农村基本特征和性质,还可以通过具体的农村事物来进行一般社会理论研究。这二者并不是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目标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经验研究,以后者为基本目标的研究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

    持经验研究立场的学者,研究农村人口、文化、家庭、政治、经济等等纷繁复杂的社会事物,是为了建立关于中国农村相对全面立体完整准确的图景,即回答中国农村是什么和为什么是的问题。经验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最重要传统之一。在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三大学派中,综合学派偏重于一般社会理论研究,而社区学派则将认识中国农村的性质,当做学术研究的首要目标。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作序时,深刻地点透了经验研究的学术旨趣,“他还希望终有一日将自己的和同行的著作综合起来,为我们展示一幅描绘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体系的丰富多彩的画面[2]”。费孝通先生自己也曾明确表示,并用其毕生学术实践证明,他的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了解中国社会”,而不是如同某些西方人类学者“把它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者是更平易一些,是一种智力的操练或游戏,或竟是生活中的消遣[3]”。

    费孝通先生所批评的就是理论研究的路径。理论研究者在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农村”,仅仅是研究的场所,农村事物是表述理论的材料,研究成果是脱离农村的,是为了生产出抽象的概念和命题。这样的研究旨趣,目的不是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而是为了进行一般社会理论建构。持此研究旨趣者,算不上真正的农村研究者,甚至算不上真正的中国研究者。

    在对同样的农村现象进行研究时,由于旨趣不同,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是不同的。举个例子简单地说明之。林耀华和弗里德曼都研究了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非别写出了《义序的宗族》和《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林耀华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经验研究,因为他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向读者展示宗族组织的结构、形态,是为了认识宗族这种具体的社会事物;而弗里德曼的研究则是理论研究,因为在弗里德曼那里,“宗族范式只是他的切入点,而不是他研究的目的[4]”,弗里德曼本人并不是想“了解中国社会”,而希望借助研究中国“这个有国家的社会同样存在宗族”的现象,来反思和修正西方人类学在非洲部落研究中提出的“宗族”理论。为了进行理论对话,在弗里德曼的研究中,分析中国东南社会的宗族组织与全世界其它地区的宗族组织的材料,都是为了提炼作为亲属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的抽象“宗族”理论,这个“宗族”概念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林耀华的目的是透过具体的义序宗族组织,来认识中国南方农村的宗族的特征、性质和规律,林耀华笔下的“宗族”是具体的社会事物。国内很多学者不能区分二者的差异,造成了很多误解。

    上述哪一种研究取向更可取呢?这要看我们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的。有些学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国学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引入西方理论和方法,在中国进行应用性研究,而所谓的理论创新,也仅仅是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进行修补。持此立场者,多数走上了理论研究的道路上去了,因为他们认为学术的目的就是提炼出一般性的抽象理论。而持经验研究立场者,认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不是表述理论的载体,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性质和规律才是研究的首要目的。

    早期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处境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就有较强的实践性格。马克思主义学者、乡建学派和社区学派的学者们,研究学术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民族的出路,而不是进行“智力游戏”,他们的问题意识是从现实中来,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来的。这种经验研究传统,在当代社会科学重建以后,反而有走向衰落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当代社会科学者研究时的问题意识来源从改造社会转向了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们选题的目的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而是为了修正某个理论、提出某个概念。从学科上看,进行农村研究时,社会学和历史学比较偏重于经验研究,而人类学则比较注重理论研究。

    笔者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分关注中国农村建设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因此常被误解为是学术性不强的政策研究。我认为,说我们的研究不具有学术性,是失之偏颇的。这些批评者多数是站在理论研究的立场上的,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的经验研究路径。我们从事中国农村研究,首要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农村,但是我们是否反对在农村研究中提出理论呢?当然不是。那么,我们所主张的理论与理论研究者所理解的理论有何差异呢?下面就要讲讲这个问题了

    二、什么农村研究中的经验

    在研究中,我们非常重视经验的重要性,提出了经验本位的研究方法,强调经验的质感。那么,什么是农村研究中的经验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简单谈一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我认为对社会事物的认识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现象的认识,也可称为现象性认识;二是透过事物的表象,把握事物特性及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目的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可以称之为经验性认识;三是超越事物本身,抽象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和命题的认识,可以称之为理论性认识。在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的认识,无法把握事物的本质,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偶然、片面的知识;而第三个层面上的知识,超越了研究对象本身,获得的是抽象的社会理论。我们通常说所的社会调查(不是社会学调查)所获得的认识,一般是第一层面的知识,很多新闻报道也是这个层面的知识。而上文所言的理论研究,目标则是获得第三个层面的知识。

    上述三个层面的知识都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接触研究对象之后,首先获得的是现象性认识,我们在研究中收集资料就属于获取现象性认识的过程。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无论是经验研者还是持理论研究立场的学者,都必须以研究具体事物为起点(否则就是逻辑学和哲学研究),因此,获得现象性认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经验研究路径与理论研究路径的分歧始于二者处理现象性性认识的差异上。经验研究者获取材料之后,要继续围绕事物本身来分析材料,目的是抓住事物的特性和本质;而理论研究者获取资料之后,将问题意识转向了理论脉络中,尝试通过新的材料来验证或者修正某个理论命题,指向的是抽象社会理论。

    在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时,如果走理论研究的路径,最后的成果是提出某些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般理论。这样走下去,农村研究就服务于普通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相反,我们认为农村研究应该有独立的地位,即认识中国农村社会。要认识中国农村,就必须要通过接触、分析各类农村社会事物,透过现象看本质,获得关于中国农村自身的知识。这就是经验研究路径的中国农村研究。

    持经验研究立场进行中国农村研究时,固然要接触农村社会现实,分析纷繁复杂的现象,但这还不够。还必须要对各种现象进行分类、概括、提炼、分析、总结、归纳,把握各种现象中的一般规律,经过此阶段,我们获得就是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现象性认识是偶然、片段的知识,经验性认识就是关于事物规律的抽象知识,但其抽象性与脱离事物自身属性的理论性认识不同,经验性认识是具体的抽象。

    有一种批评声音说我们是朴素的经验主义,即只会搞一大堆材料,讲一堆新奇的故事。的确,我们的研究不提倡、甚至是反对搞出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汇。但是,我们也并不是停留在现象性认识的层面。可以说,我们过去所做的农村社会性质、区域差异、家庭、文化、政治、宗教、治理等等方面研究,都提出很多全新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这些认识已经上升为经验性认识。这种经验性认识是否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认为这种经验性认识,属于莫顿所说的中层理论[5]。按照莫顿所区分的理论的三个层次,中层理论是介于“抽象的宏大统一性理论”与“对现象的纯粹经验性描述”之间的。“抽象的宏大统一性理论”就是本文所说的理论性认识,“对现象的纯粹经验性描述”就属于现象性认识。经验性认识是剔除掉现象的偶然性后,获得的关于事物性质的抽象认识,且又没有脱离事物自身属性的知识。中层理论与理论研究者所指的抽象社会理论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之所以持经验研究立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农村社会极其复杂,任何脱离事实的纯粹理论建构,都是无法获得准确认识的;第二,如果我们承认无论多么复杂的理论都是为了更好的认识事物的话,那么,中国农村研究的根本目的也是为了认识中国农村。如果持理论研究立场的学者要批评我们的话,那么,就要从我们是否可以有可能通过努力来实现这个目标的角度来进行建设性的批判。然而,如果非要从他们的立场来批评我们理论性不足的话,我们是不服气的,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要树着农村研究的旗号来搞一般社会学理论研究。

    站在我们的立场上看,理论研究路径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他们的研究是无法回答中国农村是什么的问题。持此研究立场者,进行农村研究时,仅仅是为了获取某些材料,去表述他们的理论。这种研究倾向在当前越发严重。很多具有很强理论情绪的学者,带着满脑子的概念和理论,去农村中收集资料,然后炮制出看似高深的论文。他们看不起经验研究,认为这没有学术性,岂不知他们作为一个农村研究者,对农村的认识只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儿时的记忆(有些也没有)+采风式的调研。这种研究直接从现象跳跃至理论抽象,很可能是空洞的抽象。且不评论这样的研究是否真正能够生产出有解释力的一般社会理论,我敢肯定的是,这样的研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农村研究。

    三、如何做经验研究

    围绕这认识中国农村这个目标,我们在长期的研究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相对成熟的研究套路。

    以具体问题为研究导向。经验研究的目标是认识事物,在研究中,只要是与农村有关的事物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从事农村研究时,我们的问题意识不是源自教科书,不是源自对理论脉络的梳理,而是源自“经验的意外”。所谓的“经验的意外”就是,只要是我们觉得有意思的、值得解释的农村社会现象,我们都抱着极大的兴趣去考察和理解。因此,我们发展出了1530天的“村治模式”调研模式,即对调查村进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全方位的调研,在调研过程中提出问题和研究假设。由于中国农村是纷繁复杂的,我们的研究就可能是发散的,能够不断地提出新的认识。

    以中层理论为目标的研究。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认识中国农村,那么,就必须不能奢望提出某种抽象的统一理论。将我们的认识保持在中层理论层次,可以实现知识的积累。首先,对某一农村具体现象的认识,是可以不断丰富的。我们已获得的经验性认识,在接触新的现象之后,可以不断被补充和修正,一直到达一定阶段,得到关于该现象的相对准、丰富且抽象的认识。当我们在农村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时,将这些经验性认识汇聚起来,就可以得到一幅不断被丰富的农村图景。当我们发展出一定数量的中层理论之后,中国农村社会学就不止“差序格局”这个孤零零的词汇了。

    实用主义的研究态度。经验研究不排斥理论,但也不迷信理论,而是对所有的理论持“拿来主义”的态度。当某个理论对于我们解释具体的事物有帮助时,我们就去运用之,反之就不去理会马克思是怎么讲的、韦伯是怎么样讲的,在写作时,我们尤其厌恶那种拉大旗作虎皮的风格。还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是,经验研究既可以用定量的方法,也可以用定性的方法,还可以用文献的方法。各种方法都是接触事物和获取资料的手段,并不决定研究的性质是经验研究还是理论研究。比如,运用间接材料的历史研究,比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的人类学研究的经验研究色彩更浓。实用主义态度还表现在,农村经验研究没有学科限制。由于任何农村社会事物并不专属某一规范学科的对象,同一事物可以进行不同学科分析,只要能够增进对具体事物和中国农村的认识,任何学科都是可以的。

    上述大概可以反映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我们相信做中国农村的经验研究大有可为,并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村庄”为立身之本

    袁松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讲师)

    华中村治研究的两经训练,尤其强调村庄经验,某种意义上,“村庄”揭示了华中村治研究群体得以立身的根本。为何如此判断?个人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递进式地展开。

    一、作为训练方式的村庄

    村庄是经验研究中最为可行的操作单位,以村庄为田野进行能力训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最小的、并且又相对完整的生活世界,超过这个单位的地域我们将难以通过直接经验加以整体把握,或者说,难以通过亲身经历与感性体验的方式加入到与不同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而且在村庄中,农民的生产地点与生活地点是同一的,大家彼此之间较为熟悉,信息充分,这使得我们能够较为方便迅速地融入当地情境之中,相比之下,城市社区或工矿企业中调查的入场就较为困难,最明显的表现便是寻找和约见访谈对象非常不易。

    常年在村庄中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要形成经验质感,或者说,是要以长年累月的经验训练去洞察“实践的逻辑”,即社会行动具有总体性、时间性、意义性与模糊性的“实践感”。这种质感训练过程本身是对思维的规训,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与问题思考过程中,调查者能够逐渐形成从本土经验实践出发,进而总结提升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中检验的思维品质。这与从理论前提/假设出发,然后收集材料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思考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重在归纳,而后者重在演绎。然而,对于社会科学而言,逻辑推演本身产生不了任何新的东西,概念的自我繁殖并不能有效增进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因此,对于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青年学人来说,培养经验质感而不是仅仅在书斋中做智力游戏的经历就显得弥足珍贵。

    当然,经验质感的习得不可能仅仅靠在村庄中停驻足够长的时间,它必须经过无数次的思考才能逐渐感悟,少数天才式的人物也许可以通过足够的日常生活体验便可获知,但一个学术群体却不可能期待顿悟。而在训练的过程中,所谓朴素经验主义、“义和团倾向”、“反西方”、“反理论”的问题,低水平重复的问题都会出现,甚至是无法避免,因为研究者自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无法在高强度的田野调查与思考中顾及和借鉴既有的庞大理论资源,使自己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学术脉络中进行准确定位。但是,这并不排斥一批年轻学人在思考中迸发出较为强烈而鲜明的问题意识,从大量纷繁复杂的经验现象中提炼出富有学术意涵和政策意义的话题,并且,在思维品质的训练上实现他们的成长。

     

    二、作为认知对象的村庄

    在最浅表的知识学层面上,“村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知对象而存在的,这个对象是有别于都市街区、有别于工厂企业、有别于现代生活场景的特殊地点,它承载着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庞杂现象和一系列问题,所以因之而进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划定与细分可以生产出更为专门的知识,以便适应人们认识愈加复杂的社会系统之需要。于是,农村社会学便成为一个不同于城市社会学、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消费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独立阵地,同理,农村经济学、农村政治学等等在具体社会科学门类前冠以“农村”二字的分支学科也因为认知对象所在的特殊地点而分立出来。

    社会科学是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论建构,具有反身性的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具有无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与人类有限的认知能力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对上述张力的一种调适与分工,尽管这种不甚“科学”的分工已在认识论上将浑然一体的研究客体肢解,除了少数“百科全书”式的大师之外,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产出都难以全面、综合地把握现实,而学科内部进一步的细分则将这种弊病继续推进,以至于具有动态性、多面性和多层次性的社会本质在无限细分的学科与规范清晰的概念中被固化和简单化了。

    不过,倘若以“村庄”为认知对象和共同研究地点的诸多分支学科与专门领域的学人能够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并经常性地深入交流,那么上述弊端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多维的视野与广泛联系的诸多变量有利于突破某一领域中既有理论范式与思维框架的限制,让描述、分析和讨论容纳现实的复杂性,从而让灵动的理论建构更为逼近现实。此时,群体性的学术生产机制让已然割裂的面向和层次重新融合,使得一群资质普通的研究者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三、作为研究方法的村庄

    村庄并不仅仅是有着时空界限的客体,还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立场与方法,我们形象地将其称之为“主位视角”,以区别于从上往下看的“官话”与从外往内看的“译语”。它强调从厚重的实证经验出发来看待中国自身的事物,避免在认识论与价值观上按照西方的理论、概念来构造中国,把中国经验当成一个有待改造的材料,使中国自身的经验丧失申诉的权利。

    具体而言,以村庄为研究方法意味着在实践场域中细致地解剖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在一个个具有差异性的村庄中通过比较、分析与综合将超越具体地点的中国问题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来,使其得以纵深、开掘和阐释。以村庄为方法的优越性即在于它能够将所研究的特定问题展现得更为丰满和准确,让文本化的“词”更接近真实的“物”。举例来说,一些学者通过大量访谈上访户和搜集上访事件的资料进行信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农民“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上访农民是“维权战士”、“民主斗士”,上访成为政治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向是要赋予农民个体以权利。我们不得不说,上述“维权范式”出现了对农村基层形势的误判,其对基层政权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信访制度的看法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与农民上访行为“弱政治性”与“非组织性”的现实明显不符。而其原因,则是研究方法的天然缺陷:一批特殊个案的材料脱离其生活世界而集中,案主所处的日常生活环境、舆论氛围与社会互动被屏蔽起来。相比之下,若以村庄为方法,将上访个案放在乡村内部整体考察,则得出的结论是“基层治权的弱化导致农民上访的增多”,农民上访并非源于争取权利,而是在国家权力退出农村后向“父爱主义”的政权寻求帮助。

    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对农田水利的研究,对农村纠纷的研究,对农地制度的研究,对农民自杀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以村庄内部实态为基础,将特定的中国问题置于整体语境之中,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理论化,并以能否有效解释和恰切理解中国现实为标准在中观层次上不断对话和积累,渐渐形成了华中农村研究的本土化特色。

    四、作为学术担当的村庄

    农村研究是中国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又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一份艰巨的使命感已在一批学人的心头扎下根来,成为凝聚精神和激发行动的不绝动力。群体性地走出书斋,浸淫于田野,不仅可以在共同的调查、讨论与生活中生发友谊、形成团队,也会育成对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怀。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式有着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感知,对民众焦虑的切身体验,对制度实践的近距离审视,这有助于研究者在提问时形成有意义的“真问题”。而当我们有意识地以村庄为方法(而非对象)来延伸和拓展研究之时,片段式的微观经验便在寻求整体关联及与宏观理论的穿梭往复中去除了狭隘性。此时,村庄研究就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细小的学科领域,它已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研究得以成长的突破口。

     回顾历史,每当一个民族陷入迷茫的时段,即是思潮涌动、大师辈出的年代。今天又到了新的历史时代,全世界都处在严峻的困惑中,中国也不例外,不知道改革向何处去。所有既成的模式和方案(西方的/东方的,左翼的/右翼的、资本主义的/社民主义的……)都无法照搬,因为这些模式本身也处于危机之中。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抽绎所形成的声称具有普适性的经验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华民族不可能继续这种模式,我们的人口、资源以及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这些起点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必须探索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我们要思考的是“往何处去,怎么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前提条件与西方经验有着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其经验可以参照,理论也可以利用,但只能作为参考。此时,身处村庄,站在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之处,从诸种现实因素的每一个细节处开始思考,逐步形成具有自我意识的本土社会科学体系,是生于这个伟大时代的当代知识分子之幸事!我们并不认为村庄能够代表中国,但村庄中的问题却是转型中国的最大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有自身的独立思考,而这种思考所立足的基础,正是村庄。

    经验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王德福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博士后)

    一、经验研究的两大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经验研究泛指应用经验材料进行的分析研究,经验材料包括一手资料和二手文献资料,获取和分析经验材料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从方法论层面划分,这些经验研究方法都可归为两大范式:实证性经验研究和阐释性经验研究。

    1、实证性经验研究秉持一种自然科学式的科学立场,社会事物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认识的,研究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运行的普遍科学规律。为此,研究者必须自觉地摒除自己的情感、直觉等一切可能影响客观、理性、严谨地认识社会事物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保持与研究对象的“区隔”。在实证主义认识论中,普遍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脱离时空条件存在的,时空条件只是客观规律的表象,而表象是不可靠的,是会随时变化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普适真理。这种认识论是与古希腊哲学一脉相承的,它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研究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研究过程坚决排斥主体对研究对象任何形式的主观介入。在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下,实证性经验研究发展出了非常缜密的方法体系,对研究过程进行严密的规则约束。研究者相信,只有严格遵循科学方法才可能得出真实、准确的认识,建立真正的理论。

    尽管一直面临各种质疑和挑战,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证性经验研究仍然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其方法体系也在因应各种质疑和挑战中发展得日益复杂,技术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吊诡的结果:在研究方法日益科学化技术化的同时,本来以发现客观真理为目的的实证研究反而陷入日益碎片化的境地,很难形成较宏观的理论体系。由于缺乏宏观认识,即使是“中层理论”也同样碎片化。纵观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除了对既有理论进行修补填充外,它既无法实现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把握,也无力建立创新性的理论体系。虽然有各种客观原因,但其自身因素无疑是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同样处于这种困境,加上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体系中的“边陲”位置,这种困境更加严重。实证研究变成用西方研究方法切割中国经验回应(验证、修补、填充)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他们相信社会科学形成的“真理”是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只在于社会事物的表象层面,而本质规律则是具有“普遍性”的),具体到农村研究领域,则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科学理论的热闹展演,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社会本身是什么,这些研究无法做出回答。

    米尔斯曾经批评过于依赖方法的实证研究陷入了“方法论的抑制”,即“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6]。而国内的实证性经验研究,除了同样陷于“方法论的抑制”之外,还被“理论的抑制”所束缚,“理论的抑制”的意思就是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决定了其进入生活经验的视野,只有那些有可能对理论建构有用的经验现象才能进入研究范围,经验现象被严重地割裂了。也就是说,理论与方法的双重抑制严重制约了国内实证性经验研究的发展。

    2、阐释性经验研究反对实证研究那种客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立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有本质区别,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有思想有意识的能动性的人,因此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把研究对象“物化”,换句话说,人类世界不像物质世界那样存在本质性的客观规律,社会科学能够认识和把握到的只能是人主观建构出来的意义系统,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就不是要解释客观世界的规律,而是阐释人类世界的意义。与实证研究认为客观真理可以脱离具体时空条件而普适存在的认识论不同,阐释性研究强调知识的地方性、情境性,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和生活赋予意义是受一定的时空条件约束的,对意义的阐释必须结合特定情境实现,因此,阐释性经验研究特别强调研究者亲自进入研究现场。同时,由于意义是行动者自己赋予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放弃实证研究的客位视角,而转换为主位视角,从行动者的角度理解其释义系统。阐释研究要求研究者保持对生活世界的足够敏感,每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参与到行动者的释义系统中,成为其编织的意义之网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研究者需要在于研究对象的互动中保持高度的自觉和敏锐,捕捉研究对象提供的所有细节,然后将这些细节整合进阐释逻辑中。从这个意义上讲,阐释性研究非但不反对实证研究中极力摒除的主观介入,反倒很依赖主体的感知能力,这就是为什么阐释性研究一般会比实证研究表现出更鲜明的“灵气”的原因吧。

    阐释性研究也难逃方法论的质疑,最主要的就是“主体间性”的问题,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与研究对象是不同的,那么研究者如何能真正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呢?即使暂且“悬置”这个可能动摇其合法性的诘问,阐释性研究也面临其他一些困境,赵鼎新曾经指出“以理论为指导的解读至少存在三个弊病:一是这种解读方式得出的结论往往是很肤浅的。二是这种解读方法框架下所做的研究很难进行纵向的学术积累。三是,因为这种解读传统先有一个框架和理论设置,所以就很可能导致出现削足适履的情形。”[7]阐释性研究还极易陷入自说自话“过度阐释”的泥潭,由于过分排斥实证研究的客观立场,缺乏实证研究那种对事物内在机制的理性分析,导致研究者容易被事物表象束缚,研究者主观建构的意义关联取代了事物本身实践逻辑上的关联,即本来可能是毫不相关的东西,却被研究者强大的建构能力关联在了一起,这样必然导致对现实生活的误读。

    国内从事阐释性经验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于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与实证性经验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过于薄弱相比,他们的理论建构能力很强,这既是其优势也是其弊端所在,正如赵鼎新批评的,由于过分看重从经验中提炼理论,进行理论对话,导致这些研究很难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性把握,而缺乏整体性关照的深度经验(即“深描”)同样会导致对现实的片面认识和误解。这也导致经验本身变成了工具,服务于研究者的理论旨趣,其本体性意义反而被忽视了,这在当前一些个案研究中表现非常明显。因此,同实证性经验研究一样,这种经验研究也无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认识,其理论抱负同样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经验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及差异

    经验研究两大范式背后是不同的方法论,而指导方法论的则是认识论。研究者在应用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时候,很少追问和反思其方法论,更不要说认识论问题了。我以为,西方学者可以不作此思考,但中国学者却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清醒。

    在知识生产体系中,社会科学是哲学的“下家”。尽管从事具体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极少思考哲学层面的问题,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直接受西方哲学新思想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思想“前进一小步”可能带动社会科学“前进一大步”。这其中一个可能被忽视的重要事实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因应社会现实变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哲学思想从来都是要回应历史社会变迁的,举一个最切近的例子,西方哲学家对现代性的普遍质疑与二战的爆发有直接关系,正是这场人类大灾难促使他们反思过度高扬人类理性的现代性的困境,这与哲学家自身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是密不可分的。指出这一事实是要表明,哲学家对现实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深刻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经验研究”)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并传递到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造成了后者研究范式的重构。

    相比之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下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却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局面,那就是我们接受的是经过自我重构后的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和方法,缺乏对其自我重构的切肤体验和切身参与,只能被动接受。同时,我们的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下家”,西方学术界中哲学和社会科学可以进行紧密的互动,但在中国学术界却不存在。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我们很难参与社会科学重大理论范式的重建,而只能成为应用者,并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是严重缺乏主体性的。

    因此,要真正实现深度参与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从哲学认识论层面进行深刻反思并汲取灵感是可能的路径之一。从本质上讲,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的认识论基础都来自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在这种认识论思维中,研究对象是外在于研究者主体的客观存在,无论采取主位视角还是客位视角,研究者都要刻意与对象保持距离,防止主观介入破坏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纯洁性[8]。当研究对象被客体化以后,它就被从完整的生活世界中抽离了。研究对象从生活意义上“死掉了”,但却在理论意义上“复活了”,问题是,研究者的“理论”也是外在的知识,是一个与研究对象生活世界迥异的学术世界的产物。这样,研究者与其所遭遇的一个个“生活世界”之间就被“理论”(包括“方法”)“区隔化”了。也就是说,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只会逐步拉大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也就是现实生活的距离,研究者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必须借助理论才能实现,理论之光闪耀不到的现实就无法被“看见”,离开了理论,现实生活对研究者来说就只能是无关紧要的死材料。秉持这种认识论思维从事经验研究,研究者其实很难把握经验本身的内在关联,从而经验本身是不可积累的(对他们来说,经验研究的“数量”是没有意义的),研究者的突破主要还是靠获取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就更不可能参与到社会科学的发展了。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的认识论思维却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中国哲学思维中也存在二元区分,如阴与阳,但二元之间却不是西方那种对立的、互斥的,而是相反相成互相转化的辩证性的。中国古代学者做学问拒绝将自己与现实生活“区隔”开,相反,他们认为只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活实践中,才可能获得真学问,这种实践甚至会表现为直接参与社会变革。汉语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世事洞明皆学问”等便是这种认识论思维的直白表述。尽管中国古代也出现过以逻辑思维见长的学术流派,但都没有成气候,中国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正是这种实践性的认识论,深受这一认识论影响的毛泽东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并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性格的实践论[9]

    实践性认识论预设了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与中国人的“关联性思维”有关[10]。它对经验研究的启示(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的经验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践性经验研究”)是要求研究者秉持整体观视野,不应将某个或若干经验现象从整体中抽离出来进行孤立的因果实证分析或阐释,而应该在透过局部观察整体,从整体中理解局部。实践性认识论的最重要启发更在于其对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关系的新定位,实践性认识论非但不拒斥研究主体介入到研究对象生活世界之中,反而要求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有两个意思:一是研究者应当放下理论预设(不是要清空知识储备),开放性地对经验进行整体性把握;二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主客位关系,研究者既不是像实证研究那样忽视研究对象的能动性,也不能像阐释研究那样夸大其能动性,二者之间应当同时发挥能动性,从某种意义上研究是二者“合作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作用只是为研究者提供材料,真正的“研究”(也就是理论建构)工作被认为是研究者自己的事情,研究对象不能直接参与到研究者的理论建构中来,但在实践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理论建构是延伸到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的,即研究对象可以参与研究者的理论建构,研究者允许和希望这种参与。另外,中国人讲究“将心比心”,这不只是说研究者应当对研究对象进行“移情”式的理解,反过来也是成立的,这是中国学者面对中国研究对象时的独特遭遇。“将心比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要进行生活世界意义上的互动,它有助于打破二者之间由理论造成的“区隔”。在每一次这样的互动式研究中,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也将因为不同研究对象生活世界的“闯入”而丰富。这样,研究者在生活世界意义上的经验将得到不断的充实,这将为研究者今后的研究提供巨大的学术想象空间和丰富的灵感来源。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的经验便是可积累的,而可积累的经验将为理论建构上的重大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真正的突破需要理论与厚重经验之间的穿梭碰撞)。

    费孝通先生晚年在思考如何拓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时曾指出,“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也不排除吸收借鉴一些其他的方法和思路。”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实践性认知方式“含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特殊的方法论的意义”,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将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可能[11]。黄宗智先生也认为“从实践历史出发的认识方法,与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和实用的传统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它体现的是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由形式主义(和其后的后现代主义)主宰的偏激认识观念,是一个可供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认识方法和理论所用的资源”[12]。这些年来,我们这个研究群体在从事经验研究时一直秉持这种实践性,一些学者对我们的经验研究方式的批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方法仍处于摸索之中,尚未成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经验研究是不同于实证性和阐释性研究的。选择这种经验研究进路,与其说是在对西方社会科学深刻反思基础上的理论突破,倒不如说是作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的自然作用,只是这种“自然作用”确实需要我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不迷信不盲从,而注重对中国经验本身的理解。我们这些年的研究经验表明,这条实践性的经验研究之路是有效的。

    必须要指出的是,我们说从中国文化的认识论思维中汲取灵感,并不意味着只能回到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中汲取资源,且不说“传统文化”本身是一个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清理的命题,而且这种教条化的应用方式恰恰是对实践性思维的背离。在实践意义上,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不是作为直接拿来用的资源,而是被置于实践中认识和反思的对象。

    三、实践性经验研究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及特点

    实践性经验研究与其他两种经验研究范式并非互相排斥和否定的关系,相反,它要求在研究中吸取后两者的优势。作为接受了西方社会科学训练的研究者,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清空其在我们头脑中建立的知识结构,秉持实践性研究立场的研究者,本着实用主义态度,开放性地主动吸收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营养,只是在吸收和应用时保持足够的自省,避免陷入“理论和方法论的抑制”之中。实践性经验研究者强调深度介入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开放性地定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研究者不刻意将理论建构与经验材料收集割裂开来,而是在反复多次的理论与经验之间穿梭碰撞(也就是“实践-理论-实践-”这样一种路径)中寻求理论生长空间,这个过程是实践性认识论的精髓所在。总之,实践性经验研究以实践性的态度对待研究对象,借鉴实证研究和阐释研究的方法,把握社会生活的深刻逻辑与运作机制,理解行动者的意义世界,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碰撞中寻求理论生长点,在深刻认识中国农村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方法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总结我们这些年的研究实践,可以将实践性经验研究的特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研究者亲身进入社会生活实践中从事经验调查。这是实践性经验研究的第一要义,只有主体深度介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才能在开放互动的研究过程中丰富研究者个体“生活世界”意义上的经验(也就是“阅历”),从而训练对经验本身的敏感性,获取“经验的意外”,拓展研究者的学术生长空间。

    第二,经验调查以理解社会生活实践本身的逻辑为第一要求。切忌将经验调查作为收集材料的过程,切忌陷入“理论与方法论的抑制”切割生活实践的完整性。生活实践本身是逻辑自洽的,研究者要做的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将这种逻辑完整地提炼出来,在整体性理解中认识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且问题意识应该首先来自于生活实践本身。

    第三,经验调查既要求足够的深度,又特别需要足够的广度。所谓深度就是上述第二点所讲,避免没有“进去”便急于“出来”。所谓广度则是基于对中国农村社会巨大的非均衡性的认识提出的要求,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开发历史、种植结构、居住方式、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造成了农村社会的非均衡性,这就要求经验研究者,特别是以认识中国农村为旨趣的研究者必须建立对这种非均衡性的深刻把握,我们近年来所提出的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13]就是深刻把握这种非均衡性的产物。如果说“深度”把握有助于研究者认识经验的复杂性,那么“广度”把握则有助于研究者获知经验的丰富性。

    第四、深度和广度要求要以足够的经验调查数量作保证。对那些浅尝辄止式的经验调查来说,调查数量其实意义不大,数量只是重复。但对实践性经验研究来说,只有足够数量的调查才能形成对中国经验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真切认识,同时,由于研究者的开放心态和经验的可积累性,保证了研究者可以在经过一定数量经验调查后形成“经验质感”,建立敏锐的经验感知能力和学术悟性。按照我们的经验,有了300天以上的实践性经验调查,研究者都可很好的完成上述学术能力的训练。

    第五、实践性经验研究有明确的理论抱负,但又不急于进行理论体系建构。我们以认识中国社会为研究的首要目的,同时也追求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构服务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解释,而非刻意追求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对话。在建构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既强调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反复穿梭,也注意吸收现有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但鉴于我们对中国体量庞大且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丰富经验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所以在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仍以认识经验为主,在此过程中会不断有较低抽象层次或中观层次的理论作为认识经验的“副产品”产生出来,它们都是不成熟的和粗糙的,我们不刻意也不急于对其进行体系化总结,我们希望有更多经验研究者参与进来,合力促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早日建成。

    第六、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实践性经验研究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平心而论,它对研究者起点上的学术素养的要求不如其他经验研究高,因为我们相信学术素养可以在研究实践中训练形塑而成。其实,只要能够保持足够开放的心态,秉持这种实践性的认识论,即使不亲身进入生活实践之中也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黄宗智先生借助历史资料进行的经验研究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只是,那样对研究者学术素养的要求可能比较高。我们实践的这条路径,其实是非常适合青年学者进入的,因为研究过程与学术成长过程是合二为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种路径的经验研究是开放性的,可以容纳足够多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参与进来。

    总结上述讨论,我们所从事的经验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它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开放性的互动,强调研究者深度参与到社会生活实践之中,深刻地整体性地认识社会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从实践经验的灵动性中拓展学术生长空间,形成经验质感,培养学术悟性,在理论和经验的反复穿梭碰撞中,认识中国社会,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方法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

    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立场

    杨华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讲师)

    一、

    华中村治研究在本世纪之初转向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也就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该研究试图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进行深入调研,来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区域差异,从而理解法律、政策和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并力图透过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差异来理解乡村社会本身,进而去探讨法律、政策和制度制定的问题。这样,其研究就进入到了专题研究和区域比较的操作化阶段。2005年以后,华中村治研将学术精力更多地倾注于动态的整体社会变迁。这样,传统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诸如代际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私人生活、夫妻关系、情感、纠纷、人情、公共空间、自杀等也就进入了研究视域,新话题如上访、土地制度、乡镇运作、阶层分化、征地拆迁、农业经济、群众路线等不断涌现。

    在华中村治研究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生产出来;每次研究转型都在继承一些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要突破原有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从而推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华中村治研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创造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范式,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华中乡土派具有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就华中乡土派的基本经验立场做一个初步总结。

    二、

    “朴素经验主义”是外界对华中村治研究及其学派的一个基本印象,他们认为这样一群人深入农村调查,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掌握了农村第一手材料,其勇气和学术干劲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且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必要的,这是走向真学问的第一步。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群人空着脑袋下乡,不带预设进村,甚至从骨子里鄙视理论、痛恨框架,带回来的除了一堆死材料外,别无他物。所以这群人的经验是朴素的,是唯经验论的,甚或是反智主义的。这是外界对华中乡土派的最大批评,也是最大的误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该学派还处在初创阶段,还主要处在培养人才的阶段,向外界展示的学术成果还不太多,也不够体系化,更不用说对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觉呈现。另外,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清”的前提是他要去“观局”,不仅要洞若观火,而且要心领神会。有的人对华中村治研究既不“听其言”也不“观其行”便做评判,所以才有片段化的、裁剪式的乃至情绪化、刻板化的印象和断言。

    “经验研究”是华中乡土派的基本立场,即华中村治研究是以经验为本位,而非以其他任何主体、任何对象为本位的研究。对“经验”的重视确实是华中村治研究及其学派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其立派之基、强派之本、传派之魂。“经验”在其研究中被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华中乡土派所理解的“经验”与“经验研究”,与外界所解读的该学派的“经验”和“经验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外界认为该学派的“经验”是现象、是材料、是政策,该派的研究是现象描述,是材料整理,是对策分析,唯独不是理论研究,说到底该学派所做的“经验研究”就不是学术研究。所以面对这些误读、误判,要理顺,要澄清。理顺澄清既要有否定性的“破”的一面,即对误读误判的破,更重要的是要有肯定性的“立”的方面,即将基本的立场和盘托出,堂而皇之地摆出来。

    三、

    首先在“破”的方面澄清“经验不是什么”,才能知晓“经验研究不是什么”,进而才能正面地回答“经验是什么”和“经验研究是什么”。

    1、经验不是现象,经验研究不是现象描述。现象是指人或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农村中的现象则是农村社会中的人员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方面的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形态,以及农村事物在人的作用下所形成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的农村现象主要是指农村政治社会现象,而不是指自然现象,包括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现象,也包括社会成员与农村其他事物的交互作用产生的现象。农村社会现象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甚至可以是过程本身。农村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也表现出某种的联系性。

    农村社会现象是经验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经验不只是现象。首先,现象是一种客观形式,从哲学上讲,是事物或关系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正常表现。表现本身既可以是歪曲事实的,也可以是事实的真正体现,因而有假象和真相之分。但社会经验是研究主体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本身的把握,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也就是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经验就是事物或关系的本质,它不是像现象那样是客观的存在物,它需要主体通过主观努力,基于现象又透过表层现象,抓住事物或关系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如果没有主观与客观的交融,经验是不会自然呈现的。一句话,经验是需要研究者去感受、去体悟的。

    经验也不是现象之间的表层联系,或表层相关性。在哲学层面,事物或现象之间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对照而存在的。但现象之间的这种存在方式,并不就构成经验。现象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因而也是杂乱无章的,几乎所有的现象之间都能牵扯出联系,譬如ABC两两之间都有联系,是相互交错式的联系,但并不自然地构成A-B-C之间有规律可循的链式联系。经验是链式的联系,是现象背后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之间的链式联系。即,一个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现象之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且还可以往下推导。经验就是对这个推导过程的概括和呈现。

    归结起来,现象是事物或关系之间客观的形式及其杂乱无章的联系,而经验是主体对现象背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链式联系的感知。因而,经验研究不是对现象做客观的描述,而是对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做归纳、提炼和概括。

    2、经验不是材料,经验研究不是材料整理。现象作为一种客观形式及其联系,是一个框框,需要有素材对其进行填充和刻画,材料是其最基本的素材。不对现象进行材料的填充,现象就不会丰满、立体起来,就无法给予表述。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有两种,一种是量化材料,一种是质性材料。前者主要是通过数据、表格、模型等对客观的现象及其联系进行表述和说明,它要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静态的、尽量祛除主观因素的效应。后者主要是通过故事展演、事件过程、特征素描等形式对现象及其里联系进行描述和刻画,以展示其全貌及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材料比现象更加丰富多彩、杂乱无章,作为研究的素材它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搜集材料之后,对之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可能被搜集上来,也并不是所有搜集到的材料都会被用到研究当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材料是客观的,但运用材料不是客观的,材料的运用服从于研究。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研究,它先有理论框架,再去现象中搜集材料,通过材料的裁剪来论证既有理论框架。在这种研究中,材料是婢女,任由研究者的需要而打扮、折腾,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研究与事实的脱节,理论与经验的脱节。在这种研究中,材料是死的,没有自身的生命,因为材料不是构成真实现象、尤其是真实经验的部分。材料只有在经验当中才有其活力。

    材料不是经验,经验不是材料。材料组成现象,经验是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那么,经验与材料的联系也就是骨架与肉身的联系。链式联系是纯粹的推理,是干瘪的、骨瘦如柴的,只有加上肉身,才能展现其旺盛的生命力。即是说,经验只有通过材料、现象去加以说明、描述和论证,才会更加充分、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如其所是。没有材料、现象的证明,经验的呈现就不会那么强而有力,那么自然而然,更可能是似是而非。而当材料没有其所依附、所附着经验,就会像上述研究那样任人摆布,任人裁剪。所以,真正的研究应该是在掌握经验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这样经验才真实,材料才可靠。也如此,经验研究不仅仅是材料整理,材料整理是论证经验的一个步骤。只有材料整理的研究不是经验研究。

    3、经验不是政策,经验研究不是对策分析。政策是指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及其产生的政治社会后果。对策分析就是对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对策,一般的行文由表现、问题、后果和对策等几部分构成。对策分析还有种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存在的“我注六经”的研究模式,即对党和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进行合理性论证。对策分析性的研究一般被认为学术性不强,没有智识的挑战性,缺少深刻性,对理论也没有贡献。这种研究是党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做的事,若学者亦倾注于此,则会为人不齿。有人认为华中乡土派对农村政策关注过多,便蔑视为政策研究而不齿。

    事实上,经验不是政策。政策的制定、实施、后果及政策本身,是由一系列现象和材料构成的。若只看政策的现象,诸如怎么制定的、怎么实施的,这两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或一项政策是由哪些要素构成,其优点和缺憾是什么,等等,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现象描述,是材料搜集,而不是经验研究。如果是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链式联系进行研究,那么这是经验研究,即政策经验研究。华中村治研究对中国政策经验做了大量研究,被人批评为对策分析而非学术研究。这类批评没有正确理解对策分析与政策经验研究的区别与联系,未能把握经验研究的精髓和本质。

    4、经验不是理论,经验研究不是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是通过一定的概念组织起来的具有逻辑性的推论性总结。按照理论接近现象的程度,可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反思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时认为,哲学层面的、抽象宏大的元理论太空泛,无法经验、无法证实,缺乏精确性和操作性,对社会现象没有解释力,只能在哲学层面进行自我推演、自我繁殖。而微观理论则太具体、太琐碎,容易陷入站牛角尖的危险,缺乏普遍性和实用性。只有建构那种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中观理论,才能既接地气又超越特殊性,对社会现象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宏观理论和中观理论;中国学者的目的是在较为完善的西方理论体系之内找填空,或者运用西方理论来理解中国的现象,或者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理论。所以,所谓理论研究,在中国学者那里无非是这几种:一是引介和再研究西方纯理论(宏观和中观),引介即理论移植,再研究是在理论体系内部进行演绎推理,使其逻辑完善,这种研究被认为是最高深,最具学术性的;二是运用西方理论,这种研究认为西方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既可以解释西方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是“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三是修补西方理论,这种研究认为西方理论总体是有解释力的,但中国有些现象是西方理论还不能解释的,于是就要通过对中国现象的差异性解释,提炼出修补西方理论误差、填补其空白的理论细节;四是论证西方理论,这种研究用中国现象为西方理论做注解,是“我注六经”式的研究。总之,这四种研究都需要对西方理论较为熟稔,都是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是典型的理论研究。

    从上述意义上说,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显然不是“理论”,它是农村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而这里的“理论”则是西方理论脉络内部的链式联系。都是“链式联系”,但其内核完全不同。在华中村治研究中,既不是对纯粹西方理论进行再研究,也不对西方理论进行查漏补缺,甚至不是一般地直接运用西方理论,更不是去论证西方理论。因此,其工作也不是“理论研究”。学界批评华中乡土派不是做“理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另学者批评华中村治研究是“微观研究”,是对现象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研究,是“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其理论总结不具备普遍性因为没有解释力。这种批评将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理解为现象的细节,并且假设不同村庄的现象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现象细节是得不出普遍性的结论的。显然该批评也误解了“经验”,因为现象可以是特殊的、孤立的,但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却可能是普遍性的。即不同村庄的不同现象,其背后的链式联系是可以完全相同的,否则就不能理解所谓的“农民”、“农民行为”。另外,“经验”在乎的是总体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恰恰不在乎现象的细枝末节。

    四、

    通过上面对“经验不是什么”的阐述,可以大概描绘经验是什么的轮廓。经验是研究主体在与研究客体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感知到的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定义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第一点是经验不是纯粹的客体或客观事物,它既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也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经验是客观存在,但它又不像“现象”那样可以自发地呈现,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它需要在主客体交融中,通过主体的感知而存在,因此它又有极强的主观意识性。若非主体通过作用于客体,若非它在作用当中去感知客体,经验就不会自动呈现出来。更进一步地说,经验是主体对客体的再建构,是建构性的客体。这就涉及到第二点,经验是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是现象的表层的、偶然性的、杂乱无章的联系,而是内在的、本质的、链式的联系,也即上面说的现象背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联系。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是可以看得到触摸得到的,它们客观地存在于那里,无需主客交融,也无需受专业训练,一般人都能获得。在农村,对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最清楚的,是身处其中、并参与了产生现象及现象之间联系的农民,他们是知情者。但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则是用肉眼不到、用手触摸不到的,它不仅仅是客观地存在,农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即便对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了如指掌,也参不透其内在的联系。

    逻辑关系是现象本质的链式联系,它需要主体去感知、去建构,否则即便有联系也不会自发呈现。首先要感知现象之间具有某种本质的联系,然后在多样化的、交互作用的、繁复驳杂的现象联系中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使联系更清晰、更干脆和更精炼。本质联系可以是因果联系,也可以是并列联系,还可以是相互强化的联系,总之必须是一个或多个现象能够推导出另一个或一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是通过主体搭建起来的。如果这种搭建不仅是在两个现象之间,而且能在第三个、第四个现象之间成立,那么我们就说这种联系是逻辑链条。从第一个现象一步一步推导,一直推导出第三、第四个现象,如A—》B—》C—》D,或者并列的ABC推出D,这四个现象通过桥梁链接起来,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所谓经验,就是具备逻辑关系的多个现象组合起来的链条。一个现象是孤立的,不构成经验,两个现象具有逻辑相关性,接近经验,但还不是经验,只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才可称得上是经验。

    再看看经验与现象、材料、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1、经验与现象。经验作为现象之间的本质、逻辑和链式的联系,必然与现象紧密相连。“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首先要充分地、总体地把握现象,这就要求研究主体要切身接触现象,感知现象,摸清现象的基本要素、特征。然后才能透过驳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方式。在感知和建构经验的过程中,表面的真象与假象的区分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它们的背后可能隐含着共同的本质,共同的逻辑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的细节在总体把握现象的过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体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2、经验与材料。材料是现象的细节,是丰满现象、论证经验的素材。在经验感知过程中,材料较之现象更不需要过于丰富和过于细碎,有时候琳琅满目的材料很可能堙没经验,使研究主体忙于应对材料而缺乏对经验的敏感度。材料的重要性只体现在论证经验过程或表述中。所以,对材料的搜集,是在感知经验、建构现象的逻辑关系之后,材料的搜集与处理服务和服从于经验论证。当前许多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缺憾是,对材料的重视多于经验的感知,以至于材料丰富有余而经验冲击力不足。而有的质性研究则是经验丰满,逻辑性强且相对完美,给人很大的智识上的冲击,但对材料的条分缕析与驾驭不够。华中村治研究的做法是,先在总体现象中感受和建构经验的逻辑关系,然后根据逻辑链条的需要,去搜集材料,再根据表述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处理。这样得出的经验,既骨感(完美的逻辑链条)有丰满(充分的材料论证)。具体的操作是,在调查阶段的前期感知和建构经验,后期则是完善经验和搜集材料,写作过程运用材料论证经验、表述逻辑。

    3、经验与政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及其影响由一系列现象和材料构成,其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经验,不仅是经验研究的重要主题,而且很值得研究者倾注于此。政策涉及到政府施政的方略,国家政策影响广泛,需要很好的研究。但是如果就某个政策本身的缘起、过程和问题展开研究,则只是在断裂、片面、孤立的现象层面提问题,无法把握政策制定、实施及其后果的真正规律和逻辑,因此也就无法给予较好的政策咨询。只有在政策的经验层面提问题,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结果等现象背后的本质内涵有深刻的透视,对一系列的政策现象有链式的把握和逻辑建构,才能建立对政策本身的真正、真实的理解,才能做好政策咨询,推进政策更好的制定与实施。华中乡土派立足于对政策的经验研究,通过同一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实施及其不同后果的把握,既能观察和剖析不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反过来又揭示这一政策本身的内在规律,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策。这一点,在贺雪峰教授对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4、经验与理论。经验与理论有以下联系,一是都具有逻辑建构性特点,经验展示的是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是逻辑性归纳与总结。二者都是研究主体对客观存在的逻辑建构,经验是人类具体生活现象之间被搭建起来的链式联系,理论则是抽象的知识、概念或认知之间被搭建起来的链式联系。从逻辑严密程度,也即抽象程度上来说,理论的逻辑性要完整得多,它完全可以在抽象层面进行无缝隙的逻辑推演而无需生活具象的支撑。经验则无法脱离具体的生活现象,它只能在中观层次上进行抽象,其抽象程度要比理论低得多,逻辑关系也要受具象的限制,而无法达到尽善尽美。因此,经验的逻辑关系或链式联系必然较为粗糙,甚至在某些地方存在断裂,当然这并不影响经验整体的贯通。二是经验逻辑的提炼需要以理论思维为基础。在现象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是研究的最基本的能力,即逻辑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一般是在理论学习中锻造出来的,即通过大量理论原著的阅读训练提升研究者抽象看问题、提问题的能力、建立链式联系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三是经验研究乃建立崭新理论体系的前提,而建立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则是经验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本土化的社会科学,以解释中国的现象和问题。要达到该目标,除了引介、学习和消化西方理论之外,不可绕过的是要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研究的阶段(即“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要首先建立一系列的中观层次的经验解释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宏大理论。经验研究是建中国本体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研究是实实在在的、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批评其没有理论、不会做理论研究,恰恰说明批评者不懂得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路,不清楚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理论研究道路。

    五、

    经验研究是华中乡土派恪守的基本研究立场。当然,经验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问题,中国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于西方的经验,都需要经验研究的视角、方法和立场的切入。但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整体氛围中,要长期恪守基本的经验立场不动摇并不容易: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并不是经验研究,而是纯理论哲学思辨,这些研究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评价体系,他们鄙视经验研究,不把经验研究当做理论研究。在这些研究看来,相比于“高深”、“玄乎”的纯理论思辨,经验研究不过是下三烂的玩意。这种错误的思维使不少优秀的学者停止了进入经验研究的脚步。而恪守经验研究的学者则必须在与这种思想作斗争中求得生存、拓展空间。

    其次,经验研究必须下到经验的现场去感知经验,去领悟经验,去建构经验,去参透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经验的质感,才能很好地把握经验的本质与精髓,才能够去“做经验”。这就是说,经验研究需要门槛,经验质感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得当的训练,也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置身于经验现场。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这也导致诸多书斋学者无法“下乡”;即便“下乡”了,如果方法不得当,也无法获得真正的经验,做不出真正的、高质量的经验研究。

    最后,在华中乡土派看来,经验研究是建立本土社会科学的中间环节,由此达致宏观理论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个体所能完成的,必须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团队,在数代人的努力之下方可能成功。学术团队是经验研究的天然载体。天才个体的经验质感可能源于时代之偶然性,而更多人的经验质感应在团队中练就,通过集体调研、集体讨论、“传帮带”等方式来完成。经验要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呈现也需要团队的合力。事实上,学术团队是个稀罕物,当前学界更多的人是将学术当做个体苦思冥想的东西,而排斥团队。这也是经验研究的一个障碍。

    综上所述,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来源于农村经验,又扎根于农村经验。他们恪守基本的经验立场,以团队合作为载体,不断地在经验当中摸爬滚打,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立足经验又超越经验,在总结和提升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行之路。



    [1] 徐勇、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2]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页。

    [3] 费孝通:《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

    [4]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5] 莫顿:《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6] [] 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张永强、陈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1页。

    [7] 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社会观察》2004年第6期。

    [8] 后现代主义质疑这种可能性,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形成的微观权力场域中,研究对象不可能不受到研究者的影响,从而采取各种策略迎合研究者。研究者也难免不受各种外在权力的约束,并以自己的研究参与到了各种话语权力的再生产之中。我以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二元思维产生的逻辑困境,虽然这种反思对研究者提醒自己保持反思和自觉不无裨益,但执拗于这种反思,反倒可能降低我们在研究中对经验的敏感性。

    [9] 李维武:“毛泽东‘实践论’的中国性格“,《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10] []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彭国翔编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94页。

    [11]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2] 黄宗智:“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13] 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经验调查,并作出了初步的学理提炼,调查成果方面可以参看2009年由贺雪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学理化研究方面近年来有宋丽娜、刘燕舞、郭俊霞等人的博士论文和若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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