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消费竞争与农村老年人闲暇

——基于浙江金村实地调查*

魏程琳**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金村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迅速崛起并发生深刻的阶层分化。物质消费档次和闲暇圈子成为人们阶层、身份、品位和面子的表达符号，并进一步演化为“二次分化”的隐蔽机制。在青年家庭中，由消费期待与支付能力之间的张力引发的地位焦虑，经由代际关系分散转移到父代家庭。为了支持子代家庭的体面维持和地位改善，父代家庭自愿地进行自我闲暇剥削，金村从事卖菜、帮工、念经的中老年妇女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与中上层家庭构成的有闲阶层相对应，金村出现了一个无闲阶层。村落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分层经由消费竞争机制、代际支持机制和闲暇圈子机制生产出文化交往分层，进一步将同一村落的村民区隔开来。

关键词：阶层分化；消费竞争；代际支持；闲暇剥削

一、问题意识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主题

2013年10月笔者在浙江诸暨市金镇金村调研发现，每天早上四五点就有一批老年妇女到村篮球场摆摊卖菜，而在村委会每晚都有一群中老年妇女在跳广场舞，两个群体的妇女没有任何重合。金镇素有“五金之乡”的美称，2011年全镇人均收入在浙江省排名第四，农民经济生活水平较高。金村属于镇郊村，2011年人均年收入31120元，是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的富裕村。在中西部农村，无论家庭贫富，农村中老年妇女都可以享受季节性闲暇。然而，金村的中老年妇女群体却呈现出闲暇生活两极分化的状况，一些家庭妇女几乎天天处于闲暇状态，参加腰鼓队、健身球队、爬山、跳广场舞或者打麻将；而有些妇女则整天忙碌、几乎毫无闲暇，甚至还有一些老年妇女从事着“卖菜”、“帮工”、“念经”等辛苦、卑微、边缘性的工作。

闲暇（leisure）是人们劳动之余可以自由支配、利用、处置的时间，是人“成为人（becoming person）”（约翰·凯利，2000）的过程。王雅林（2000）将闲暇定义为“时间结构、活动结构和心理结构相统一的特殊社会现象。”美国学者杰弗瑞·戈比（2000：6）则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创造闲暇（休闲）概念，最初闲暇被视为让人们在紧张工作之后得到恢复的一个方法；后来闲暇成为人们追求快乐和地位的一种手段；当然，也许闲暇最终会成为人们追求生活意义的一种活动。”由此，从闲暇的功能可以区分出恢复性闲暇、娱乐性闲暇和意义性闲暇。

在农村家庭中，相比男人，妇女除了正式劳动之外往往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务、闲暇更少，从而，一个家庭妇女的闲暇更能体现出家庭经济状况。本文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村落社会中老年妇女闲暇的两极分化现象，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农民闲暇，具体地研究对象是农村45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闲暇群体和无闲群体，为了叙述方便下文统称为老年人群体。另外，闲暇是消费的必要条件，消费是闲暇生活的主要形态，因而本文将消费也纳入闲暇活动之中进行考查。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进路

闲暇研究有着深厚的传统，马克思、凡勃伦、布迪厄、约瑟夫·皮珀等人就是杰出代表。学界闲暇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范式：阶级（阶层）范式，文化范式和应用范式。

闲暇研究的阶级（阶层）范式主要关注于比较不同阶级之间闲暇的状况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经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布迪厄以及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等人都从阶级或阶层的视角对有（无）闲阶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1980：221）认为“自由时间”（闲暇）作为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是“非劳动时间”，它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闲暇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1980:218-219）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无产阶级才能获得闲暇和自由时间。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马克斯·韦伯（2007）则指出工场主（资本家）秉持新教伦理节约、勤劳工作的精神为成为上帝的“选民”而不断积累财富的现象，他们认为超过恢复体力之外的闲暇享受成为一种“罪恶”，因而工场主鄙视、排斥闲暇生活，他们同样也不愿意给工人以多余的闲暇。然而，凡伯伦（1964:28）在《有闲阶级论》里呈现的工场主的形象却与韦伯书中描述的情景相差甚远。工场主（资产阶级）取得财富和累积财富的动机在于企图在金钱地位上力争上游，从而猎取荣誉，赢得同侪的妒羡。有闲阶级逐渐发展出象征性的礼节，奴仆、主妇等成为其代理有闲者和代理消费者（凡勃伦，1964:55），他们（有闲阶级）通过炫耀性消费（凡勃伦，1964:67、72、76）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马克思、韦伯和凡勃伦所描述的社会是西方19、20世纪的工业社会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无论是抨击还是维护，他们都不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资本资料掌握的不平等所导致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闲暇、消费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格上的不平等。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1984：1）通过对中产阶级闲暇消费的研究指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它所预设的便是各种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las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西方学者的闲暇研究给我们的启发是现代社会阶级（阶层）关系是一种什么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对人们的闲暇消费有何影响？

闲暇研究的文化范式主要关注闲暇的哲学、文化和生活意义等方面。德国哲学家约瑟夫·皮珀（2005:8）认为“闲暇是自由艺术产生的源泉，是哲学产生的基础”。皮珀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等人为例说明闲暇曾经是古代人最为珍贵的哲学概念，更是高贵文化的根源和基础。“唯有能够真正的处于闲暇状态，通往‘自由的大门’才会为我们敞开，我们也才能够脱离‘隐藏的焦虑’之束缚”（约瑟夫·皮珀，2005:47）。中国学者对于闲暇研究相对滞后，于光远先生（2005:43）在1983年最早提出闲暇研究理论，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是使人幸福，闲暇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而闲暇研究就是“研究玩的学术”。马惠娣（2005:66）指出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闲暇）是有意义的、非功利性的，给我们一种文化的底蕴支撑我们的精神。“休闲研究（leisure studies）的兴起，其实质是对人类前途命运的一种思考，是对现代人类精神和价值体系发生断裂的现状做某些补救工作的一种努力，是试图通过对休闲与人生价值的思索，重新厘清人的文化精神坐标，进而促进人类的自省。”（马惠娣：2003）陈鲁直（2005:3）则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民闲社会”，“劳和闲的重新统一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人的彻底解放”。闲暇文化范式功能论者一方面为闲暇研究进行了理论探讨，一方面又仅关注“有钱/有闲/有文化”的上层人的艺术式闲暇生活，与中国城市中底层人和广大农村农民的闲暇生活有一定距离，在研究视野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闲暇研究的应用范式主要关注人们的闲暇时间应用、闲暇生活方式、质量和效果等方面。王绍光（2007:508-530）通过对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城市居民闲暇生活状况的考察指出，中国人的闲暇生活经历了政治化-去政治化-商业化的历程。王雅林（1991）1980年开始便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上海、天津等市对城市居民做生活时间分配状况调查，他的《闲暇社会学》（1992）较为系统的介绍了闲暇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外，沈康荣（2000）和潘允康、袁国华（1987）等人也对城市居民闲暇时间安排和闲暇活动质量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田翠琴、齐心（2005）合著《农民闲暇》的出版则填补了农民闲暇生活方式研究的空缺。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研究的推进，农民闲暇也日益走进研究者的视野。郭星华、胡文嵩（2006）通过对进城农民工闲暇生活时间、活动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身份和工资水平导致闲暇生活匮乏。王会（2013）的博士论文《个体化闲暇》将闲暇区分为娱乐性、交往性和宗教性三类，并指出在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村庄闲暇生活正在经历去公共性并逐渐呈现出私人化的趋势。

马克思、韦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的闲暇阶级研究范式，关注了社会生活中的闲暇阶级分化，但都局限于个体组成的阶级，忽视了闲暇的家庭和阶级属性，即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的闲暇阶级关联性；而皮珀、于光远、马惠娣等人的闲暇文化范式则不但忽视了闲暇的阶级（阶层）属性和家庭属性，径直研究贵族式的哲思闲暇，而且掩盖了无闲阶层闲暇挤压、剥削的问题意识，陷于抽象的个人闲暇探讨之中。闲暇研究的应用范式除了过于关注闲暇活动技术、细节外，大量研究都集中于城市居民、忽略了农民的闲暇生活；而少量的农民闲暇研究鲜有从阶层分化的视角进行讨论的，中国农民闲暇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薄弱领域。在当下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建设下乡旨在提高农民闲暇生活质量的形势下，关注农民闲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既往研究成果，本文将从阶层和家庭的视角对中国农民闲暇状况作出微观经验分析，并着重回应两个问题：农村老年人闲暇生活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农民闲暇生活分化对农村社会整合意味着什么？本文的研究进路将通过描述三个机制完成，即消费竞争与地位焦虑机制、代际支持与闲暇剥削机制、闲暇圈子与社会整合机制。

二、金村经济分层概况

金村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浙江诸暨市金镇镇郊，距离杭州、诸暨市不到1小时的车程，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据2013年10月份浙江省第五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金村有注册公司29家，个体工商户51家（不包括在村外办厂、开店的70户人家）。金村2011年全村经济总产值为209453万元，其中工业产值195278万元，农业产值364万元，其他产值（包括门店销售、餐饮服务、集体土地/房屋的租金收入等）13811万元，村民年人均收入为31120元。金村现有500户1400口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260人，占全村人口的18.6%，按照国际老龄化标准金村早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彭希哲、胡湛，2011）。如今全村共有田地420亩，人均3分地，全村以老年农民为主仍有大约10%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收入在本区已经微不足道，在这个意义上金村实现了“农民的终结”，从一个“农业型村庄”变为一个“工业型村庄”，所有的农民家庭都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去。

1970年前后金村在公社书记的支持下就开办起了集体五金加工企业，改革开放之后，丧失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的乡村集体企业纷纷倒闭，村落中的政治（村组干部）、经济（供销员）、技术（技术员）和文化（教师、医生等）精英迅速转型参与市场竞争，他们凭着在集体化时代积攒的技术、文化或者跑供销的关系资本迅速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优势地位。以五金、水暖配件加工为主的金镇，如今有4000家企业，4家上市公司，吸引外来务工人员12万人（本地居民仅有6万人），全镇四家上市公司中有两家出自金村。目前金村的80家公司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仅吸纳了全村的劳动力，而且吸引了1000余名外地打工者长期在本村务工，成为金镇的一个先进典型村。由于处于镇郊，金村临近乡镇的近700亩田地在1990年到2000年间被征用完毕，每亩地征用价格是2.3万元。当时，一些大胆的农民通过买地、抵押贷款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成功地转型为今天诸暨市有名的公司企业老板，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是金村成为富裕村的秘密，也是诸暨民营企业发展成功的关键要素。

市场经济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器，卷入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浙中农民在经历30年的发展后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阶层分化：村落社会中形成了一批为数不少的以富人为代表的精英阶层，不同阶层的农民家庭之间存在明显的“区隔”（Pierre Bourdieu，1984）。根据金村的经济情况和各阶层村民的切身感受,村落社会的阶层分化及其地位焦虑（华红琴、翁定军，2013）程度等状况大致如下表。

根据当地农民家庭收入水平，年收入100万元以上属于上层家庭，该群体有30户在金村约占6%左右，其中年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有10户。上层家庭在村落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主导着村落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生活方式，地位焦虑感比较弱，但交往圈子门槛较高，是最具有排斥力的阶层。年收入在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属于中上层家庭，拥有中等水平公司企业的家庭可以达到这个收入水平，约占全村家庭的20%，这个阶层中有20%（约20户）的家庭在外地开店销售五金产品。中上层家庭以上层家庭为目标，追随上层家庭的生活方式，具有较强的地位焦虑感，他们与上层家庭组成一个消费生活文化圈子，对外具有较强的排斥力。

中层家庭年收入大约在10万到30万元之间，在村的家庭小作坊、超市、早点店铺等个体工商户以及在大公司负责技术、管理工作的白领阶层家庭和在外开店的家庭（约40-50户）共同组成了这个最大的群体，该群体在全村约占50%左右。地位焦虑（程度）来自于个人的实现能力和预期目标之间的张力（程度）。中层家庭经济收入上下浮动的空间很大，他们很难进入上层家庭，却很容易滑入中下层家境，因而具有最强的地位焦虑感。这个群体又最为活跃，在上层和下层群体之中行动自如，对外的排斥力很弱，在下文描述的文化活动中，中间阶层群体积极参与，表现出极强的交往能力。

中下层家庭就是年收入低于10万元，刚刚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的家庭，这些家庭要么是个人能力较差在工厂打工或在家种地的家庭，要么是家有病人无法全职参加工作的家庭或者就是那些依靠种菜种地生活的中老年人家庭。这个阶层以中层家庭为目标，只要儿女成人或者个人努力就比较可能实现预期目标，地位焦虑感比中层家庭要弱，中下层和下层家庭几乎没有任何对外的排斥力，也是最易遭到利益侵害的阶层。处于最下层的家庭一般是那些孤寡老人或者病患、残疾家庭，这些家庭仅能艰难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开支，稍有意外就会陷入生活困境，这个群体约占4%的比例。

由上表分层状况可知，浙中农村已形成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阶层结构，中上层（包括中上层、上层两个阶层，下同）富人阶层不只是村落中的一小部分而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与中下阶层（包括中层、中下层、下层三个阶层，下同）有区别的群体。家庭经济收入上下浮动的可能性和空间最大的中间阶层形成农村的最大群体。已经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的金村，任何一个农民家庭的利益都已不在农地种植上；再加上金村距离杭州、诸暨市近便，中上层家庭户户都有小汽车，金村的富人首先选择在农村建设豪华别墅而非住进城里；从而本地就形成了富人利益不在村，但居住、生活、消费、交往仍然在村的格局。因此，金村就形成了一个明显而紧张的社会竞争态势，并在村民日常的消费、闲暇、交往上形成区隔。

三、金村中老年人的闲暇分化

凡勃伦（1964:64）在《有闲阶级论》中称，“你会看到所有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任务都集中于主妇一身。”尽管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还难以称得上出现了妇女作为代理有闲者和代理消费者的现象，但是从家庭分工角度来看，一个妇女的闲暇要比一个男人的闲暇更能体现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和经济状况。在阶层分化不明显的中西部农村，农民除了种地之外便有季节性的、结构性的闲暇，农闲时农民可以通过逛街、串门、看戏等各地方喜闻乐见的休闲方式消费闲暇时间、加强社会交往、建构文化人情圈；这种现象在金村的历史上同样存在，大集体时代留下的文化舞台和公共场所在80年代曾一度繁荣，然而，随着人们融入市场的脚步加快和村庄经济快速的发展，村庄公共性闲暇娱乐活动日益减少，私人之间的闲暇和娱乐活动增加。如今，在阶层分化已经非常明显的金村，普通农民的闲暇却日益稀缺，而富裕家庭农民的闲暇却日益增多并逐渐出现一个绝对有闲的社会阶层。

（一）有闲阶层的出现

2013年4月份，经镇文化站号召，各村派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到镇里参加腰鼓技术培训，而后在各村发动群众成立腰鼓队，金村的村民代表竹月任金村腰鼓队队长。2013年9月，金村腰鼓队在诸暨市“舞动诸暨”比赛中获得第一名。那么这样一项具有公共性质的村民集体闲暇活动的人员构成具有什么特征？它的公共性体现在哪里？以下是17个腰鼓队员的基本情况。

由于打腰鼓活动灵活性和跳跃性强不适合老年人，因而17个队员以中年妇女为主。表2显示的家庭妇女年龄在50岁左右，她们的儿女已成人、家庭事务少、且家庭经济条件富裕。17位队员中，属于上层家庭的有2位，属于中上层家庭的有8位，属于中层家庭的有7位，而且家家都有私家车。中层家庭妇女积极参加文化娱乐活动与其阶层的位置匹配，在社会结构中，中间阶层往往最为活跃，也最具有上升或者下降的可能，他们的选择相对更多，焦虑适中，且规模巨大，因而在有闲和无闲群体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当然，统计的意义不在于阶层参与的比例高低，而在于参与群体的阶层性质，能够参与腰鼓队活动的中老年妇女显然来自于无经济压力的家庭。据腰鼓队长竹月讲，

16个（队员）全是老板娘，我经济上比别人差一点。腰鼓队自4月开始训练以来，一周至少有3个晚上练习腰鼓，腰鼓队为了迎接比赛在8月份几乎天天练习。

一个家庭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实在难以想象家庭妇女还可以有如此大量的闲暇时间参加腰鼓队。打腰鼓是一项需要时间、体力和金钱支撑的活动，例如腰鼓活动在金村五组、杨叶村、大山坞村的篮球场轮流转动，只有有私家车的人才能够参与进来，私家车在这里成为一个参与腰鼓队活动的隐形门槛。由于丈夫2006年患脑血栓，家庭经济条件从中上层逐步陷入中层地位的腰鼓队长竹月说，

我到汽车保险公司上班、与朋友一起逛街、打腰鼓总是觉得骑摩托车太“掉架子”、“拿不出手”。

尽管家庭条件不再优越，竹月仍然决定从所剩不多的积蓄中拿出12万元买一部东风悦达车，让自己“跟上潮流”。当然，私家车也是竹月有信心担任腰鼓队长的重要物质基础。

这个代表金村参与市腰鼓比赛的、具有公共闲暇活动性质的队伍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公共性呢？从表2可知，17个腰鼓队员仅有7名是金村人，另外10名都是住在附近村庄的、与腰鼓队员有朋友关系的中上层家庭主妇。竹月说，“都是朋友来打着玩的，村里的有些妇女根本叫不动，那些老板娘宁愿天天坐着打麻将。”金村腰鼓队代表金村比赛具有形式公共性，但实质上已经从公共活动转为“私人性闲暇”（王会，2013）俱乐部。腰鼓队队员之间都是朋友关系、所处阶层相似，她们不仅打腰鼓而且形成一个闲暇消费趣味圈子一起逛街消费、相互之间赶人情。公共腰鼓队活动成为村民跨村建构私人关系的一种方式。

上表是以中年妇女为主的活动，下表是金村2011年老年人健身球队队员概况，以此加深对村庄闲暇活动中的阶层分化的理解。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健身球队员全部是金村村民，第1-6号6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家庭收入处于中层及以上，这些老年人家庭或者是退休人员或者是早年办厂有丰厚积蓄的人员或者是如今仍有收入且无子女负担的人员。一对老人一年消费2万元足够维持不错的生活水准，消费4万元则是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如果子女家庭处于中层及其以上的地位，他们无需为子女的身份地位焦虑，便成为真正的有闲阶层。第7-13号7位中年妇女的家庭有3位属于中上层家庭，4位属于中层家庭，中层家庭基数大活动能力最强。

健身球队2012年解散，一部分人由竹月领着参加了腰鼓队，一部分人则由赵米领着跳广场舞。这支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老年人广场舞队伍，以退休工人赵米为中心，队伍有12人左右，大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她们每天早上爬山然后到市场买菜做饭，下午打牌，晚上跳广场舞、看电视，不再参加劳动。无论是老年人广场舞队还是中年妇女腰鼓队，参与者的一致特征就是无经济压力和地位焦虑，自己或者子女家庭完全能够支撑起她们的闲暇生活，于是一个真正有闲的阶层出现了。

（二）无闲阶层的社会事实

据表1阶层分化状况显示，中上层家庭的中老年人可以尽情享受闲暇属于有闲阶层，中下层家庭属于无闲阶层，中间阶层则处于中间状态依照各自家庭经济情况来决定个人的闲暇享受，由于中间阶层的基数庞大、活动能力强，在有闲和无闲阶层中所占数量都比较大。村落社会的无闲阶层与有闲阶层互不重合，二者日常也很少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两个阶层成为服务与被服务、雇主与雇工的关系，这种在文化交往领域出现的“对立性”阶层关系（杨华，2013）理应引起重视。下面以金村从事卖菜（15-20户）、帮工（15户左右）以及念经（7、8户）等职业的老年妇女为个案来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

卖菜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项极为辛苦的工作。夏秋季是蔬菜销售的高峰期，菜农通常要在早晨2点起床到地里摘菜，4点左右回家吃早点，5点30要把摊位摆好等待买菜的人前来选购，村民往往一边卖菜一边清洗蔬菜，11点30收摊。65岁的杨叶夫妇卖菜已有10年，她的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并在外开五金店，两个儿子家庭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左右，属于中产阶层。杨叶的儿子也曾经劝老人不要卖菜，由他们来给养老费，但是一年4000多元的医药费和5000多元的人情费以及日常生活开支10000元，却使得这对尚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不得不继续劳动为儿子们减轻负担。杨叶说，

儿子们虽然说了给钱养老，但是他们家有儿女，生活压力很大，一个小孩一年上学要几万元，还要学习音乐、绘画什么的。

杨叶夫妇卖菜一年大约能挣2、3万元，能够覆盖日常生活开支并略有结余。2013年7月，孙子考上了中国海洋大学，杨叶夫妇拿出2万元的教育“赞助费”。金村种菜卖菜的中老年家庭有15户到20户，尽管工作辛苦但不用看别人脸色做事，也算比较体面了。这些卖菜老人的子女家庭大都处于中层及其以下阶层地位，是村落社会中地位焦虑感最强的群体，对于这个群体来讲，父代家庭的支持相当重要。

“帮工者”是村民做酒席请来帮忙洗菜、刷碗、端盘子、挑水的人，如今全镇每村都有提供此类专门服务的帮工队，帮工队由55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组成，这些人大都来自中下层家庭。金村经常为人帮工的家庭有15户左右。帮工队的队长于燕今年71岁，她的独生女一家在绍兴市开店，年收入15万元左右属于中层家庭。于燕从事帮工行业已有10年，每场酒席需要工作2天，佣金为100-120元/天。于燕从事帮工工作一年收入1.5万元左右，大约工作130天接60场左右的酒席帮工工作。于燕说，

做这行特别辛苦，天刚刚亮就要到主家帮忙洗菜、刷碗、摆桌子板凳，酒席过后要负责清理卫生，酒席大都在冬天举行，冬天水特别冷，手老是裂口子。大老板的妈妈肯定不会干这行，我们就像讨饭的一样。女儿蛮孝顺，不让我干了；他们的条件不好，小孩花费大，现在的钞票难挣；他们如果有钱，我也会休息。

于燕的女儿和杨叶的儿子一样，都说过不要老人再忙碌挣钱了，但他们从未真正给予足够的养老金让老人不再工作挣钱。为人帮工服务虽然佣金较高，却是一种依附型工作，往往要看主家的脸色行事，比卖菜显得更加卑微。在于燕家里摆放着一架价值1.5万元左右的钢琴，这是供外孙女学习音乐用的，女儿也有档次不低的私家车。

浙江农村素有红白喜事请人念经的习俗，金镇各村都有专业的念经者服务队。金村的7、8位念经妇女全部来自于中下层家庭，年龄在50岁到70岁之间，她们以念经为职业，每场红白喜事念经1-2天，1天佣金70元左右。金村的念经组织者秀英说，上半年1个月10天工作20天休息，下半年1个月10天休息20天工作，如此算来，她们每个人一年念经工作180天左右，年收入12600元左右。秀英今年45岁，丈夫早年去世，留有一儿一女，属于中下层家庭，女儿已出嫁，儿子未婚，她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努力挣钱给儿子建房子、娶媳妇。60岁的马琴也是念经者，她的大儿子在温州做医生，小儿子打工兼职开小卖铺属于中下层家庭，她希望通过念经工作为小儿子改善生活条件。

高度发达的村落市场为卖菜、帮工、念经的老人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兑现货币的机会。念经工作虽然轻松，但要有比较专业的技能和训练，且念经与传统迷信、生死阴阳有关系，属于一种边缘性的职业，在村落中人们对其往往是敬而远之。帮工者和念经者家庭都没有放弃田地种植，他们田地里种植的水稻、番薯、青菜等作物足以自给自足。在上层人以金融货币资本盈利获得消费休闲的时候，中下层家庭只能以体力劳动为资本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在金村，子女都愿意赡养老人，调研结果显示金村至今未发现不养老人的现象；此外，金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是相当强的，除非丧失劳动能力，只要早年有些积蓄、晚年略微有点收入，他们一般不会存在养老问题（当然，本文不排除该地区会发生以下现象，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前期积蓄又不足、子女又不孝的老人会面临养老困境）；如果仅仅为了自养，绝大部分仍在劳作的老年人完全不必如此艰辛，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有闲阶层安享晚年。为什么经济发达的浙江农村还有如此多的老年人从事艰辛、卑微、边缘性的工作呢？对此本文提出一个解释框架：消费竞争与代际支持。

四、消费竞争与代际支持：一个解释框架

阶层分化都有其物化表现机制，当下村落社会中的经济分层通过物质消费和建筑风格等表现出来，上层家庭的“炫耀性消费”直接带动了村落社会的消费竞争。以经济支付能力为基础的消费竞争使得在追赶消费中的中下阶层产生重重的地位焦虑感，进而影响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和老年人的闲暇生活。

（一）消费竞争与地位焦虑机制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从传统的功名门第、文化标准到大集体时期的政治出身标准，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力标准，经历了一个去门第（家族）化、去政治化的过程，在金村经济社会分层主导着村落社会的政治、文化、闲暇生活分层。鲍德里亚（2008:41）认为“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视为突出自己身份的符号，或让自身加入一个理想团体的标志，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集团来摆脱本团体。”因而，金村中上层家庭通过住房、酒席、人情和私家车等物质消费将自己的社会地位物化地表现出来，在村的富人阶层在村中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竞争。

金村的居住格局呈现出明显的阶层分化，以金河为界，河以北为全部是三层、四层别墅的富人区，河以南为以80年代以前修建的一层老房屋为主的贫民区。富人区的房屋修建样式讲究，庭院宽敞，室内装修动辄几十万元。金村村民认为，只有穷人才会在城镇买房居住，农村自然环境优美、水质优良、没有空气和噪音污染，比城镇居民享有更高的生活舒适度。相比优雅清洁的富人居住区，金河以南的贫民区几乎全部是破旧、低矮的老房子，道路狭窄、卫生环境差，私家车难以进出。伴随着政府建房指标的控制和农民建房成本的提高，中下阶层群体无力搬迁，只好同外来打工者同住一区，从而形成对比鲜明的“贫民区”。金村的富人阶层仍然在村生活，他们通过精致化的别墅（西美尔，2010:41）来立体、直观地将自己的财力、身份和地位在村庄中呈现出来。

在农民闲暇生活中，走人情（宋丽娜，2010）与吃酒席是村民交往和关系维持的重要活动形式，也是社会整合的主要机制。长期以来，金村农民遵循着血缘、地缘关系上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83:24-30），进行着人情往来，维持着正常的互助交往关系。2000年以来，伴随着物价的上涨、红白喜事中雇工现象的出现，办酒席越来越具有炫耀功能，人情费用也逐步提升。金村如今最为普通的村民之间走人情一般是500元，关系稍微亲近一点就要1000元，最高的人情是1万元。以马伟红家2009年乔迁新居办酒席为例，他共收207份礼金近20万元，马伟红家的回礼礼品是一条批发价为170元的羽绒被，再加上48桌酒席（每桌酒席2800元），粗略计算下来马伟红此次办酒席共花费17万元，送礼金的207户每户平均礼金要在800元以上才能让主家办酒席不赔钱。调研期间，许多村民反映，人情费用太高，经济压力太大，有的村民尤其是老年村民主动脱离人情圈子，在村落交往中自我边缘化。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中西部农村的酒席每桌200-300元即可，而浙江沿海农村的酒席则要3000元左右。高档次的酒席呈现出“夸富宴”（马塞尔·莫斯，2002:69-70）的外形却没有“夸富宴”的慷慨道义，高档次的回礼以及众多的人情往来成为主人通过炫耀性消费（凡勃伦，1964：62）获得面子、增进荣誉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公开声明与大众确认。村落社会竞争还表现在日常耐用品的消费档次上，金村青壮年家庭中75%以上都拥有私家车，中上层家庭通常有两辆以上私家车。而且，私家车的品牌就像人的衣服直接体现个人和家庭的阶层与品位，一部12万元的东风悦达车与一部180万元的奥迪车所象征的家庭身份地位是截然不同的。

区隔鲜明的贫富居住区以及私家车的档次等都毫无保留地体现出了不同家庭的身份和地位，除了接受居住空间带来的挤压之外，中下阶层还要承受日常人情往来产生的内心焦虑。消费竞争成为阶层分化的利器，它一方面通过货币消费营造出一种“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祥和气氛，拖着中低收入家庭陷入不断通过货币消费确认自己身份地位的窘境，一方面又通过华丽的场面仪式提高消费档次将中下阶层群体远远地抛在社会边缘。保持消费水平的压力给中下阶层带来巨大的地位焦虑，他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挣取货币、消费货币从而证明自己“没有掉队”，并不断调适家庭代际分工模式。

    （二）代际支持与闲暇剥削机制

当下社会分层理论往往以职业或者家庭收入为标准，老年人家庭要么处于底层要么作为一个依附于中青年子女家庭的阶层而存在，从而研究者的分析往往局限于中青年核心家庭而忽视了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的内在高度关联性。费孝通（1983）将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称为“反馈模式”与西方的“接力模式”对应起来，并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西方社会不存在子女赡养父母这一种义务。古德（1986:100）1970年代的家庭研究间接地印证了费孝通的代际关系模式判断，他指出美国的青年人在结婚时往往自立门户，同时，老年人独居的比例甚高，在65岁的妇女中有40%的人独居（1975年的数据）。子女是否赡养老人的代际关系模式恰恰反映出中国家庭“父子一体”的独特特征。滋贺秀三（2003:171）指出，分家之前，父亲是家庭财产的集体人格代表，具有重大的财产处分权力。分家时，子家庭继承的与其说是财产权利不如说是财产的管理权力，因为“一个男人仅仅是家族血缘链上的一环，而不是血统本身；他仅仅是家系的代表，他个人并不是权利的主体，无论权利的标的是宗祧还是家产。”（高永平：2006）分家之后，父代家庭消亡，并融合在子代家庭之中，在年老体弱时由子女供养。麻国庆（1999）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实地调研指出，在文化上，中国的家是永远分不开（或不可分）的，祖先与子孙一体的文化观念是其重要意识基础。由此可知，与西方不同的是，儿子结婚成家之后，中国的父代家庭从心理和行动上都做好了子女赡养自己的准备，因而，他们在多次分家中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子代家庭，并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地以人力、物力和金钱支援子代家庭，从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父子一体的家庭文化理念，这在上文无闲群体的行为和言语中可见一斑。

中国农村以家庭为社会竞争单位，而家庭地位的改善首先来自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与代际支持。金村日益严重的住房、酒席、人情、私家车等物质消费竞赛所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地位焦虑经由代际关系向父代家庭分散、转移。相比中部京山（陈柏峰，2009）或者荆门等地（杨华、欧阳静，2013）农村老年人以自杀的方式摆脱子女无情的剥削，金村的老年人往往是主动自愿地通过对自我闲暇剥削来实现代际支持。作为代际关系的两种不同类型，代际支持与代际剥削（陈柏峰，2009；杨华、欧阳静，2013）的相同之处在于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的各种客观付出，不同之处在于代际关系的平衡性和父代家庭的感受，代际支持类型中的父代家庭往往是自愿的、有成就感的，代际关系较为平衡；而代际剥削类型中的父代家庭往往是被迫的、有挫败感和失望情绪，代际关系相当失衡。不同于中部农村地区的代际剥削（贺雪峰，2009），浙中金村年轻家庭将改善社会地位寄希望于个人努力，而父代家庭则采取尽力而为的方式支持子代家庭。由于浙中地区较为发达，人们获得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多，加之受地区的创业和独立精神影响，子女在成家立业之后，一般不会再主动向父母索取，由此形成温和平衡的代际关系。笔者在村里调查20余天访谈近40户人家（包括村干部、经济精英、普通村民等人），没有发现一例子女不养老、强行向老人要钱的情况，金村30年来几乎没有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老年人，就连卖菜、帮工、念经者老人都坚定地认为儿女会养老。因而可以初步判断，该地区的代际关系是传统的支持性关系而非“剥削性关系”。无论是传统的父权社会还是现代的平权社会，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相互之间都有着高度的连带性和依附性，在亲属结构中的成员都可以得到家庭的荫庇（许烺光，2001：221）。正是由于这种连带性和依附性关系，无论父代家庭在主观上是自愿（代际支持类型）还是被动（代际剥削类型），他们对子代的付出在客观上都是迫于子代家庭所处社会阶层结构的压力。

处于中下阶层的子代家庭通过代际关系微妙地将地位焦虑转移、分散给父代家庭，父代家庭主动地支持子代家庭，二者之间形成有期待但非剥削性的代际支持关系。中国家庭文化提倡“父慈子孝”的代际关系，在礼仪上以长辈为先；实践中，父母在财富、知识、地位等的积累和享受方面却处处以子孙为先（许烺光，2001：95、203），父母处处为子女考虑、寄希望于子女就是日常经验体现。金村的父代家庭对子代家庭的支持往往以子代家庭养育子女负担沉重为由，他们的艰辛积累与子代家庭目标一致地投资到第三代人身上。由于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在阶层地位上是一致的，因而金村中上层家庭的老年人根本无需劳动，一方面因为子女提供足够的养老资金，另一方面父母的闲暇往往是富裕阶层的荣誉，父母成为“代理有闲者”（凡勃伦：1964:48）。物质消费表现在具体的个体上和空间内，金村中下阶层的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正是通过劳动与消费的空间分离实现了代际支持和家庭体面维持。中下阶层（包括中层）家庭的时尚消费与有限闲暇正是建立在他们父代家庭的艰辛积累和闲暇剥削之上，在这个意义上，从事卖菜、帮工、念经的老年人家庭正是其子代家庭的“无闲/忙碌代理者”。

（三）闲暇圈子与社会整合机制

在经济分化之后，消费竞争与闲暇圈子充当了“二次分化”的角色，将村民从闲暇生活、消费情趣、人情交往上进一步区分出来并在心理和文化上形成阶层区隔。经济生活分层“生产”文化交往分层的演进过程如下图1。

图1：经济生活分层“生产”文化交往分层过程图

圈子即群体与他者的界限，它既是一个社会整合机制又是一个社会排斥机制，发挥着身份的确认、区分和排斥功能。圈子既有内容区别，又有范围大小、功能差异、文化品味高低的区别，因而圈子往往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声望的重要表现。通常说来一个底层人的圈子以血缘为中心、地缘为边界，圈子的范围较小、层级较低、功能更加综合和基础，是一个集生产生活娱乐活动为一体的圈子。而一个上层家庭的圈子则突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限制，他们的圈子更多、功能更专业、圈内人数更少、门槛更高、更重视品味等等，同时也更具有排斥力。闲暇交往圈子在一个阶层分化不明显的村庄往往表现为趣缘圈，在一个阶层分化明显的村庄往往在趣缘的基础上还有阶层的区分。据上文描述，我们可以将金村的闲暇圈子视为一个以娱乐消费为主导的阶层性圈子。闲暇圈子作为一个社会整合和排斥机制，它以独特的文化生活风格和消费品位对圈子内外人员进行筛选，进而形成阶层文化区隔。

腰鼓队长竹月的隔壁邻居阿福家属于中下层工薪家庭，两家虽近在咫尺，但是两个家庭主妇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与竹月常常参加公共娱乐活动不同，阿福从来不参加腰鼓、健身球、广场舞之类的闲暇活动，她每天除了到工厂上班就是做家务、照顾儿子。阿福说，

“我不喜欢、也没有时间参加那些娱乐活动，晚上去跳广场舞回来9点多，会影响儿子睡觉的”。

其实更根本的原因是阿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家庭经济条件太差，与那些富人日常就没有什么往来，与其在那个闲暇圈子里被别人“瞧不起”，倒不如自己明智地守在家里看电视、做家务并努力工作挣钱。从可支配闲暇时间来看，打工阶层早上8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午饭在厂里吃，晚上下班后吃饭、做家务、看会儿电视就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麻将馆、篮球场，要承担更多家务的妇女就更没有时间去参加腰鼓队、广场舞之类的闲暇活动。因而无论从闲暇时间上，还是从闲暇文化和闲暇情感体验上，闲暇圈子机制都将中下阶层排斥在边缘地带从而保持自身的阶层属性。

在描述完消费竞争机制、代际支持机制和闲暇圈子机制之后，我们根据图1所示可以勾勒出从经济分层到文化分层的村落分层演进过程：（1）在市场经济中，村民之间迅速实现了经济生活分层，通过物质消费体现出的阶层地位和面子荣誉直接带动了村落社会的消费竞争；消费竞争机制通过不断攀升的人情费用和物质消费档次给中下阶层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地位焦虑。（2）中下阶层经由父子一体的代际支持机制将地位焦虑转移分散到父代家庭中来，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闲暇空间和能力；老年人通过自我闲暇剥削来支持子代家庭的地位改善和体面维持，由此形成明显的闲暇分化和闲暇圈子。（3）中上层家庭老年人作为子代的代理有闲者形成一个闲暇圈子，并不断地发展出圈子文化、消费品位和排斥机制以整合中上层群体；通过闲暇活动和闲暇圈子机制，农民在经济分层之后实现了“二次分化”，一个新的文化阶层正在生成。

从经济生活分层到文化交往分层经由隐蔽的消费竞争机制和代际支持机制完成，而在每一个机制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隘口都有一个合理化阶层分化的理由即平等和自由。在消费竞争方面，村民普遍接受如下的观念：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经济为每个人提供了均等的机会，因而，一个人（家庭）的失败或者贫穷只能归咎于自己不努力或者运气不佳，而不能向富人或者向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抱怨、讨伐。此外，村中的成功人士为普通村民树立了发家致富的榜样，村民不仅在创业上模仿富人，而且在货币消费上追逐中上阶层。拥有人身自由的中下阶层正是信奉努力自有回报的理念，才不断地挤压个人的闲暇时间以改善家庭阶层地位。因而，老年人的自我闲暇剥削、中下阶层家庭主妇躲避闲暇圈子等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平等和自由理念中得到合理化解释，由经济生活分层“生产”的文化交往分层也被村民普遍接受。在这个分化的过程中，中上阶层不断得到圈子机制的整合，而中下阶层却面临着离散化的风险。看似轻松、愉快的闲暇活动圈子却充当着细微、隐蔽而又极致的社会分层、固化和表达机制。

五、结论与讨论

   （一）闲暇的阶层再生产功能

由上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生活分层通过消费竞争、代际支持和闲暇圈子机制生产出文化交往分层。中老年人作为子代家庭的“闲暇代理者”或“忙碌代理者”，侧面表达了子代家庭的阶层地位，如果考察青年人的闲暇分化状况同样可以得出本文的结论。因而，伴随经济分化而生的闲暇分化能够表征、强化和再生产社会分层。

正如凡勃伦（1964：64）所言，“你会看到所有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任务都集中于主妇一身。”相较于男人，妇女的闲暇更具有可见性和代表性，她们偏爱休闲、购物、美容并积极参加各种户外集体活动；此外，妇女往往承担比男人更多的家务、更少有闲暇时间，因而，妇女的闲暇往往更能够表征一个家庭的阶层地位。同样，父母作为中上阶层（中上层和上层）家庭的代理有闲者成为一种阶层地位象征。而辛苦忙碌工作的老年人则成为中下阶层子代家庭忙碌的代理者。可见的闲暇群体、闲暇活动和物化的闲暇文化带有强烈的阶层属性并表征着阶层分化状态。如果将闲暇视为一种消费品，那么大多数中下阶层群体将因为时间、金钱和精力等方面的因素而消费不起闲暇；更不用说，一个中下阶层人士面临着被边缘、被排挤的尴尬身份而去参加由中上阶层组成的闲暇圈子活动。无闲阶层对闲暇（圈子）的回避与有闲阶层圈子的聚合、排斥力度成正相关关系，闲暇圈子正是通过显形和隐形的障碍如消费门槛、圈子文化等来识别不同阶层群体，强化这种阶层区隔感。

由图1所示，闲暇分化通过闲暇圈子正在再生产一个有区别的文化阶层。日常的经济生活、文化交往、人情互动产生一致的文化认同，由中上阶层组成的闲暇圈子恰恰为新的文化阶层生产提供了实践场域。闲暇阶层拥有着共同的消费档次、休闲品位，经过闲暇活动互动相互之间增进了情感和认同度，进一步成为一个人情互助、文化交往单位，逐步从社区中独立出来并形成一个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文化阶层。深感焦虑的中下阶层边缘群体逐步从人情互动、闲暇活动、消费竞争等活动中退出，主动驶离由中上阶层构筑的文化交往共同体。在经济分层之后，正在形成的文化分层再次将社区居民区隔开来，与此同时，中下阶层在拼搏、追赶中上阶层中不断深化对个体家庭的阶层地位认知并逐渐形成与之匹配的阶层意识，不同的阶层在相互碰撞、排斥、比较中产生。

    （二）闲暇的家庭阶级属性

自16、17世纪近代宗教革命以来，西方宗教团体认为面对唯一至上的耶稣基督每个人都可以单独与之交流并获得救赎。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生活深刻影响了西方公民社会的形成，同样影响了西方学者的闲暇研究。马克思、韦伯、布迪厄等学者的闲暇生活研究关注的是独立的个体而非家庭，是由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阶级结构而非由代际支持的父子家庭构成的阶级阶层结构，这与西方的社会经验和家庭观念密不可分，然而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人闲暇的时候同样忽视了闲暇的家庭阶级属性。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观念形塑了独特的家庭代际关系，在一个阶层分化严重的村落社会，家庭积累的向下传递性和寄希望于后人的观念使得老年人主动、自愿地进行自我闲暇剥削以支持子代家庭的地位改善和体面维持。这正是中国经验的独特之处，也是当前中西闲暇研究所忽视的重要方面。

当下中国的经济分层以及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分层已经日趋明显而深刻，面对中上阶层的闲暇消费优势和阶层排斥机制，中下阶层的地位焦虑感和离散化趋势也愈来愈强，他们不断地挤压自己的闲暇和劳动力追赶中上阶层的消费品位，反而陷入消费竞争制造的漩涡：为了达到某个闲暇和消费水准而不断地挤压自己的闲暇时间和消费空间。因而，重返闲暇研究的阶级分析范式（仇立平，2006；冯仕政，2008）并直面中国的特殊现实经验也许会有更大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发现。

在金村，我们看到与有闲阶层相对，中下层家庭形成一个庞大的无闲阶层，两个阶层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阶层之间看似毫无关系，却都在暗中较劲、竞争，甚至产生排斥、对立情绪。“有闲社会”（陈鲁直，2005）也许已经来临，但距离“普遍有闲”（于光远，2005）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刊于黄宗智主编：《Rural China》,vol.no.2-2015,pp.264-288.

《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二辑，14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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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英文翻译

Stratification, Consumption Competition and the Rural Elderly Leisure

--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vestigation in Village Jin Province Zhejiang 

WEI Cheng-lin

(Reseach Center For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era, peasantry of village Jin got rapid rise in market economy and 

undergone a deeply stratification. Different consumption grade and leisure group become the 

expressive symbol of different stratification and it has evoluted into a secret “second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Status anxiety results of consumption expect and the payment ability in partial young 

families is scattered to parent-family b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o support the decent preserve and status improvement of son-family, the older voluntary to exploit their leisure such as the old women who are engaging into 

selling vegetables, waiter, and reciting scriptures and so on. Corresponds with the leisure class 

composed by upper layer family , there appeared a non-leisure class in village Jin. Economic stratification among the peasantries in village Jin produced 

the distinction and stratification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by the mechanism of leisure consumption group.

Keywords: Stratification; Consumption Competi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Leisure Exploi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