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们重新认识越来越陌生的乡村

长江商报消息 华科大师生连续四年撰写《回乡记》

□本报记者 卢欢

前阵子“返乡笔记”刷爆了朋友圈和社交媒体，引发不小争论和共鸣。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到“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的热议，展现出了农村的不同面相，也为心系农村的人们提供了发言的契机。

近日，有“华中乡土派”之称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们也发表了他们眼里的2016《回乡记》。这是他们第四年连续记录《回乡记》，也是《锐读周刊》连续关注的第四年。2013年，他们写的60多篇春节见闻《乡愁》系列记录了许多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心情之变、故乡之变，曾引发不小的讨论。2014年、2015年又连续推出，并且出版成书。这不，今年的100多篇《回乡记》又陆续出炉了。

虽然不像网上那些“返乡体”一样走红，但是他们的《回乡记》也不容小觑——七八十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一起参与，关注的主题范围更为广泛，且带有社会学视角的观察，更能引人深思。从目前公布的几十篇文章来看，内容涉及城乡教育问题、过渡期农村青年群体出路问题、乡村医生面临的困境、老人生活现状和养老问题、农民的婚姻故事和二胎生育故事、农民日常消费生活、农村娱乐生活观察等话题或案例，有对乡村现状和文化的反思，也有谈论回老家与过年的意义等。这些系列文章让更多人从中重新认识了越来越陌生的乡村，进而关注现实的中国。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三农”问题专家贺雪峰日前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专访时说，回乡过年是我们观察农村一个很好的窗口，大家之所以对农村如此关注，是因为当前的农村正处于“千年之变局”之中，种种情形足以给人强烈的震撼。

在他看来，总体来说，2016《回乡记》写得比过去几年都要好，更加细腻，师生们的观察能力逐年有所提升。“不少网上走红的‘返乡笔记’描写的家乡情况可能是个别的、极端的、道听途说的，而我们的文章尽量客观，不是那么情绪性的、以偏概全的，尽量把点上的事情和对面上的理解相结合；还比较注重建设性，不少人开始尝试组织公益活动，为家乡建设出力。”

对话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三农”问题专家）

很多农村出来的人对家乡的所写往往理想化、情绪化

长江商报：每年春节前后，返乡观察类的文章总会形成热点话题，所谓的故乡似乎成为了时代的“呕吐物”。这触碰到了人们心中的哪根神经，才成为焦点？

贺雪峰：写这类文章的人90%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他们以写作带动整个社会关注农村题材是好事。他们对家乡怀有很深的感情，往往带有理想成分，看到一些变化后，产生种种情绪；又不可能深入调研，甚至有道听途说。这类文章的确触动了很多人，但是否客观、深刻、全面地反映了农村现实，我觉得比较难，要谨慎看待。

这么多人关注农村，实际与现在农村处在巨大的变革时期有关。我认为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比如免收农业税、公共基础设施加强，以及低保、新农保等有力措施的推进等积极的变化，虽然返乡人觉得理所当然，但农民对此感受很深；第二是农村基础结构的变化，包括村庄里的家族组织，甚至农民的家庭结构都在变化，现在家庭无所谓大小，可能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第三是价值之变，比如原来农民的宗族意识强，对传宗接代的要求比较高，但现在生儿生女都没关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进入了现代化非常关键的转型期，其标志是城市化加快，大量农民进城，农村自然发生了衰落和萧条。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但代价是家庭的分离。

我们更多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观察故乡，要求客观、理性

长江商报：有人说“农村社会学研究者总是出现在别人故乡的他者”，与大多数离土离乡、在外拼搏的游子相比，作为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的你们会有怎样不同的视角？

贺雪峰：观察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普通人观察自己的生活，生活在其中，对很多东西难以觉察。但出外工作再回来的人却感受强烈，更多的是靠直觉。有的人很敏感，文笔也好，就用文学的笔调表述出来，可读性强，很能打动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比较深刻。社会学研究者则应当尽可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观察，把观察他者生活的视角，带到对自己家乡的观察中去，这跟自己观察自己的生活很不一样。把作为家乡人对家乡的观察、作为外出很长时间的人对家乡的观察和作为学者对家乡的观察这三重视角重叠在一起，就会获得某种与众不同的学术营养。我布置中心师生撰写《回乡记》，就是为了进行这种训练。

长江商报：正如2016《回乡记》的一位作者所说，“很多时候欺骗我们的不是现实，而是情绪”。您主张师生们在做乡村调查时持怎样的情感和态度？

贺雪峰：首先要客观，否则光说好话或坏话都没用；第二是理性，也就是要科学、理性地分析；第三要有建设性，这一点也很重要。现在有很多人情绪很大，写文章往往把看到的东西片面地放大，但实际上现实情况很复杂，任何一件事情有得就有失，就比如说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民进城，是大家都愿意的，但对原来传统、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观念的冲击非常大。变迁就会有阵痛。这时我们就应该对阵痛进行认真、细致的观察。一个正常人表达情绪是没问题的，但社会学研究者不能仅仅限于表达情绪，而要深刻地理解，建设性对待。

长江商报：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同一地区的不同村庄，文化内部状态都存在差异性，您觉得该如何去面对这种差异性，从而避免用统一简单的方式判断？

贺雪峰：目前网上流传的文章里的一些农村问题，其实都是区域性的。《回乡记》观察的也只能是各人家乡的一个点。实际上中国国土辽阔，区域差异明显。各种《回乡记》让我们增加对农村的关注是好的，但它也必然带来片面性。这个意义上说，《回乡记》既增加了读者对农村的理解，也增加了读者对农村的误解。

长江商报：这些作者有少数行动者，所谓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对于如今和未来的乡村而言，公益和改善活动是否是亟需的？最有能力的建设者和保护者又是谁？

贺雪峰：我想以我参与的乡村建设为例来说说这个问题。从2002年到现在，我们在洪湖和荆门建了四个老年人协会，每年各投入5000块钱。给的钱很少，但14年下来效果很好，对当地老年人生活起到重要作用，运转很顺畅。

今天的农村建设，指望乡贤、慈善力量都靠不住，真正有力量的是国家，是国家的资源。国家进入农村的资源数量庞大，怎么用好国家的资源才是问题的关键。

《回乡记》增加了读者对农村的理解，虽然其中也不乏误解

关心家乡发展的人可以为家乡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长江商报：假如大家还怀有“田园梦”，退休之后返回乡村居住的可行性如何，又如何像古代贤达回乡退隐那般造福一方？

贺雪峰：这样的个例是有的，但要成为普遍的现象不大可能。总体来讲，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大量农民进城，导致大部分农村衰落萧条。而传统社会没有城市化一说，相对封闭，所以官员贤达告老还乡的情况很正常。今天农村人能出去的都出去了，留下的大多都是老人、小孩，那么问题是我们怎么在这衰落的过程中保持对农村基本的关切，给仍然留守在农村的这一部分人必需的关怀和温暖，维持家乡基本的秩序。关心家乡发展的两部分人，一是社会贤达和有地位身份的人，一是进城打工、将来有可能返乡的青年人，他们都可以为家乡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长江商报：一些返乡笔记中往往谈到农村似乎又兴起了“读书无用论”，而中心博士生刘成良写了一篇《读书：农村阶层上升的动力与希望》。每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都有一个向上流动的梦想，而农民生活境遇因何而改善，这里头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起落规律？

贺雪峰：全国各地区的教育程度都不一样，总体上说，农民处在底层社会，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农民非常有活力，态度积极，目标明确，对生活抱有希望，期待很高。很多人都想方设法为未来、为子女积攒财富，而不是今日有酒今日醉，得过且过。他们觉得生了子女就要养好，然后为其娶妻生子，完成人生任务，再无遗憾。还有些地方的人很注重教育，不论花多大代价也要让孩子读书、上大学，认为这样未来才有保障。如今，大量农民子弟上得起学，并且很多人考上大学后从根本上改善了家庭状况。我们中心就很典型，80%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很多同学后来都读了博士，毕业后到大学教书，将来可以顺利晋升教授。今天这个社会最好的好处是，农家子弟只要自己努力，上升通道都是存在的。正是有了这样的上升通道，农民不会绝望。所有的人都想往上升，靠读书上升这条路从来没有堵死，还有非常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