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学界对中国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尚存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流动的日益加速，农民内部分化远甚于之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益分化的农村社会提醒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不可脱离农村阶层分化的视角。农民上访研究同样如此。

当前，学界关于农民上访的研究大多在“抗争政治”的路径下展开。“抗争政治”路径预设农民之所以上访、抗争，乃在于其权利、利益遭受了他人尤其是地方基层干部的侵害，农民上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被侵害的权益。而事实上，上访农民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群体。将上访农民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极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片面化陷阱。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快速分化的背景下，对农民上访行为逻辑进行探讨时必须引入农民阶层分化的视角。“不同阶层的上访问题应该有不同阶层的特性或者是特殊的要求与逻辑，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对其要求和需要进行满足，而是分类分析和深入了解这些上访活动背后的推动因素与运行机制。”[1]只有在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状况及不同阶层农民的上访特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农民上访问题，也才可能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解决上访问题的政策措施。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中国农民上访问题的研究，不仅要有“抗争政治”的视角，而且应该具备“阶层政治”的视野。

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农民职业选择日益多元化，农民贫富差距也逐渐扩大。农村社会从一个高度均质化的社会演变为一个具有较高程度异质性的社会。在异质化的农村社会里，人们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社会整合难度大大增加。农村社会的分化不仅表现为人们收入水平、经济地位的分化，而且体现在人们的政治分层上面。一些经济上的“先富”阶层同时掌握着村庄的政治权力，控制着村庄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近年来，全国普遍出现了“富人治村”现象，即村干部职位越来越成为富人的“专利”，富人在村庄权力角逐中占据着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尽管不同地区的“富人治村”程度有差异，但这一趋势却正在变得不可阻挡。

当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步伐不一样，导致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分化的剧烈程度也存在差异。比如，在中西部地区农村，尤其是一般农业型村庄，人们之间的社会分化相对而言更小，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贫富差距较大，社会分化更为悬殊。

随着农村社会分化的加剧，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逐渐冲破甚至取代传统的村庄社会关系（比如血缘关系）。不同阶层农民的行为方式及逻辑也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异。村庄传统规范被稀释，村庄整合难度加大。就上访问题而言，当前农村社会的上访事件越来越表现为边缘群体的上访。边缘群体的上访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一般农业型村庄的边缘人上访，另一类是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内陆城郊地区）的边缘群体上访。

二

在一般农业型地区村庄，村庄资源较少，村内矛盾并不剧烈。在这类村庄里，边缘人的上访以个体访较多见。从年龄来看，上访者多在四五十岁以上。从上访诉求目标来看，这些上访多以追逐个人利益为目的，其中既有因为个人权益遭受他人侵害而发生的上访，也有积极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上访。从上访诉求对象来看，这些上访者较多为向村庄外部追求利益（比如向上级政府请求困难救助、低保指标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边缘人上访正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谋利化倾向。以笔者调研的桥镇大湾岭村为例，该村有一位在当地声名远扬的上访专业户杨云发。杨云发1953年出生，家有6口人（女儿已出嫁），包括他的父母亲、自己夫妻俩、儿子和儿媳妇。杨云发自己无业，用别人的话说就是靠上访谋生。妻子在镇上一小工厂上班。杨云发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和女儿都是大学毕业，均已结婚成家。从2006年开始，杨云发踏上了上访之路，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镇里、到区里或者市里上访。截至2009年4月，杨云发已经获得了共计5个低保指标，包括2个城镇低保和3个农村低保，这些都是他通过反复上访获得的。2009年6月，全国道德模范评比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杨云发还找到桥镇武装部长陈克强要求镇里帮他评选道德模范。在一次访谈中，杨云发跟笔者谈到：“（评道德模范）目的是要搞点钱用，没有其他意思。”金钱、利益构成他反复上访的根本和唯一动力，他甚至坦言：“只要给票子，我就喊共产党万岁。”“只要钱，不要面子。”

在2006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不到3年时间里，杨云发先后去过区民政局、市民政局、区信访局、区人大、区政府、军分区、区政协、区委组织部、市“12345热线”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和市委宣传部等十多个部门。他找过的各级领导干部已经不少于30人，上至市委常委、区委书记下至村支部书记无所不找。他自己也说：“我没得事，反正不是去区里，就是到民政局去。”如今，杨云发已因上访而扬名当地。桥镇政府许多领导干部都认识他，区里一些领导也对他极为熟悉。

据笔者在大湾岭村的调查，无论是从经济地位还是社会地位来看，杨云发在村庄社会中都属于典型的边缘人。起初，村民对杨云发的处境抱有同情，但后来随着杨云发的上访行为一发不可收拾，并演变为逐利的上访专业户，村民们包括他的一些亲戚都渐渐疏远了他。杨云发自己也“破罐子破摔”，为了上访谋利而不顾脸面。他渐渐远离了村庄主流社会，生活于自我之中。村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整合。

据我们调查，诸如杨云发这类的边缘人上访在全国不少地区都存在。这固然跟当前的信访体制尤其是考核机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社会剧烈分化，一些居于村庄底层社会的村民被甩出了村庄主流社会。他们无法融入村庄。同时，随着传统社会规范的瓦解，村庄也无法对这部分边缘人进行强有力地整合。边缘人的行为越来越按照自我的、强力的规则展开。尤其是在中部农村地区，村庄社会呈“原子化”态势，村内价值生产能力更弱，这为边缘人的滋生提供了更为丰厚的土壤。在这类村庄里面，边缘人与村庄主流社会脱离关系。边缘人的上访呈蔓延之势。

三

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资源较为丰富，由于资源密集而带来利益密集。[2]在这类利益密集型地区农村，村庄权力往往被富人阶层占据，先富阶层控制着村庄大部分的权力、资源，呈现为典型的富人治村状态。同时，也因为这类村庄资源密集，利益纠葛较多，村内社会矛盾较为剧烈。尤其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村庄内部贫富差距更大，分化更为剧烈。大量普通民众不仅在经济上居于社会底层，而且在政治上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因此，在这些村庄里面，上访的主体往往是居于村庄政治、社会底层的边缘村民，上访形式多为集体访，上访目标往往是状告富人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要求上级政府进行查处，甚至不把村干部告倒誓不罢休。在外显特征上，这类边缘人的上访明显地体现为村庄内部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以我们团队研究人员陈锋、袁松在东部Z省F县E村的调研为例，该村村民多以种植花木为生，村内贫富分化差距极大。村两委干部的经济收入水平均为村内中、上层，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千万富翁。2004年，E村开始启动“小康住宅”（别墅区）建设规划，建成后以成本价售卖给村民。由于购买一栋别墅需要26万元资金，许多村民无法或者不愿意负担如此高昂的费用。村里随后决定建设一片较为廉价的安置区，供经济较为贫困的村民购买。然而，村里人为制造“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村民的不满。自2008年开始，一些村民联名上访状告村里违法占地建设的行为。参与上访村民的经济地位多居于村庄下层。这些村民之所以组织和参与上访，乃在于他们在村庄生活和治理中与富人村干部交往时长期积聚而成的怨气。他们上访也大多是抱着出一口“气”的目的，而并非真正要上级政府拆毁已建房屋。

可见，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上访更多地表现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冲突。诱发农民上访的根本原因，在于村庄内部剧烈的阶层分化。在这类村庄里面，富人不仅在经济地位上居于上层，而且垄断了村庄的政治权力，掌握着话语权。在村两委干部竞选过程中，贿选、拉票现象普遍。竞选往往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它成为富人们的政治游戏。而广大底层穷人不仅无法参与竞选角逐，而且在村庄政治中丧失了话语权。他们变得消极、沉默，表现出强烈的犬儒主义色彩。于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隔阂、裂痕加深，甚至充满了敌视和仇恨。村庄社会结构呈断裂之势。那些被村庄社会和政治竞争甩出的底层群体，自然对掌权的上层富人不满。发泄不满的重要方式，就是瞅准机会上访状告村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上访成为底层民众发泄社会怨恨的通道。这些农民的上访、抗争并不纯粹是维权，甚至根本就不是维权，而是为了“出气”。[3]这种出气式、泄愤型的上访，实质上是边缘群体或者底层民众对村庄权力和资源主导者的抗争。这种“气”，就是阶层之间的怨恨。在这个意义上，这类边缘群体上访是由村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分层所塑造的。

四